美國復興金融公司目的

Ⅰ 論美國第58界總統的經濟政策與我國的區別和影響

論胡佛反危機措施的作用【作者簡介】王義全，黔南民族師范學院歷史與社會文化系，副教授。【關鍵詞】美國經濟危機/胡佛/措施/作用/羅斯福新政雖然胡佛反危機措施在1929年以後爆發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因危機慣性而未能挽救美國經濟頹勢，但它卻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美國經濟危機的激化，並為羅斯福新政奠定了基礎。否則，羅斯福新政不會很快奏效。羅斯福新政本身也存在著不足之處，它並非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起飛的楷模」。世界現代史研究今年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1929年至1933年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原因，這一點史學界均無有非議。但在美國反危機措施中，倒霉的胡佛被看成是「面對危機一籌莫展」的保守無能的總統，這有失公平。筆者無心為胡佛翻案，但從史實出發，釐清胡佛措施流產的原因，重新認識胡佛反危機措施的作用，剖析其對羅斯福新政的聯系。此外，本文還力圖尋找出羅斯福新政的不足，說明任何「措施」、「新政」都不可能是盡善盡美的。一、胡佛反危機措施未能扭轉局面的主因在於經濟危機的慣性，英國和法國由於危機慣性不大，跟胡佛措施一樣，仍使用傳統的手段應付危機，卻沒有發生危機激化同政治危機、民族危機一樣，經濟危機具有其自身故有的慣性。胡佛的措施誠然有投入不夠、反對政府幹預、恪守自由放任政策等弊端，但其未能扭轉經濟危機局面的主因在於從1929年開始的美國經濟危機的巨大慣性，並且，這場危機是世界性的，在世界性經濟危機的洪流中，要想令行禍止，立即就阻止這場禍水是不可能的。1929至1933年這場遍及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同以往任何一次危機相比，無論從影響之大、時間之長、范圍之廣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它的慣性也是空前的。首先，生產下降幅度大，失業人數多。以往歷次經濟危機生產下降如果達到10％—15％，即被認為是嚴重的。而這次危機中資本主義國家生產減少了44％，貿易額縮減將近2/3。1932年的工業產值與1929年相比較，美國下降了46.2％，德國下降40.6％，法國下降28.4％，英國下降16.5％，日本下降8.4％。各國工業產量倒退到20世紀初甚至19世紀末的水平。主要工業部門的生產設備有1/2—2/3陷於停頓。美、英、法、德有29萬家企業破產，出現了大片機器「墓地」，長達幾十公里的工廠區死氣沉沉，廠用鐵路上野草叢生。隨著生產的停頓和企業大量破產，資本主義世界失業工人超過了3000萬。其次，這次危機持續時間長、范圍廣。危機時間過去一般是幾個月，最長1年，而這次危機卻長達4年之久。第三，這次危機，使工業、農業、外貿、金融等部門發生全面綜合危機。第四，危機結束後，不見復甦。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從開始到結束，一般經過「危機——蕭條——復甦——繁榮」四個階段，但這次危機終止後，世界經濟並未出現通常的蕭條、復甦和繁榮階段，而進入「特種蕭條」，這就是這次經濟危機的巨大慣性。直到1936年，各國經濟才有少許的活躍和回升，但還沒有進入繁榮階段，1937年便又爆發了新的危機。由上可以看出，在這場空前的世界經濟危機中，經濟危機的迅猛帶來巨大的慣性，在這種慣性的沖擊下，危機久久不能消失，其中又以美國為最重，它首先從美國爆發，對美國的打擊最歷害，但美國在胡佛措施的鋪墊下，經過羅斯福新政，反而比其它國家恢復要早。1934年美國工業產量比1933年增加了4％；1935年美國農業總收入比1932年增加了22億美元，恢復到1929年的水平。[1]（p200—202）英國和法國雖然比美國經濟危機晚1年，打擊也較小，但法國經濟危機到1936年還未結束，英國雖然1933年有所恢復，但1937年又爆發了新的危機。[2]（p206）這表明：在經濟危機爆發後，胡佛反經濟危機措施未能擺脫經濟困境、扭轉經濟頹勢，其根本原因是這次迅猛而來的危機的巨大慣性。在這次危機中，美國遭受的打擊最嚴重，但它即比法國、英國結束得早，不能不說羅斯福新政起了重大作用，而羅斯福新政之所以能在短期內湊效（1932年3月通過70個緊急法令到1934年美國工業產量比1933年增加4％），沒有胡佛3年多的反危機措施的鋪墊、經驗教訓和維護社會安定政策是不可能的。二、胡佛措施雖未能扭轉經濟頹勢，但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經濟危機的激化，並為後來的羅斯福新政奠定了基礎我們看問題要從事物發展的趨勢去看，而不能單純地從表現出來的問題看。如果只從1929年10月至1932年7月美國經濟危機惡化的情況看，的確是加深了，但從美國經濟危機惡化的趨勢看，美國經濟危機加深的步伐在減慢，因為美國經濟危機「到1932年7月到達最低點」，[2]（p485）在這之後經濟危機總體已經卻步並有所回升，這時正是胡佛總統在位時期，也是胡佛反危機措施實行三年後取得的成效。那麼，胡佛總統究竟採取了哪些措施減緩了美國經濟危機的激化、使美國經濟危機卻步呢？這一點，常常被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們忽視。第一、從總體上看，胡佛有一顆把美國經濟搞好的雄心。1929年3月就任美國總統的赫伯特·胡佛，是以維持美國的「永久繁榮」為己任的。[2]（p485）「胡佛政府的對外政策也是以維護美國利益為目的的」。[2]（p496）第二，胡佛的措施很大程度上保護了壟斷資本家和大農場主的利益，從而減輕了許多大企業和大農場由經濟危機帶來的沖擊。胡佛認為：「只要大公司大企業得到繁榮，千百萬失業勞動群眾最終也會得到好處。」所以，危機期間，胡佛政府的反危機措施都是以扶助大企業為目標。從1929年11月起，胡佛政府通過擴大信貸和減低公司所得稅的方法，給資本家以財政援助。胡佛成立了一個擁有38億美元（相關於現在260億美元）的「復興金融公司」，把35億美元（相當於現在240億美元）借貸給銀行、工業和鐵路企業，幫助資本家度過難關。1930年6月，國會通過了「史幕特——霍利關稅法」。在1125種美國進口的商品中，有890種商品提高了進口稅率31％—34％。新關稅法是為了保護美國的農產品市場，實際上，它保護了美國壟斷資本家和大農場主利益，使他們免受外國進口產品的競爭。在農業方面，胡佛政府還用5億美元（相當於現在35億美元）收購農產品，以提高農產品市場價格，減少「過剩」農產品，緩和農業危機。胡佛政府救濟農業的政策，再有一項就是通過復興金融公司向農場主貸款3億美元（相當於現在20億美元）。第三，在對外經濟政策方面，胡佛政府採取保證美國投資安全，並穩定歐洲資本主義經濟，使美國的商品和投資獲得出路。最明顯的例子就是1932年的「延付債務一年」。當經濟危機的打擊使德國經濟處於崩潰邊緣時，1931年6月20日，德國總統興登堡致函胡佛請求援助，胡佛便發表了緩付債款一年的宣言。8月，美、英、德、法、比、日、意七國簽訂草約，從1932年7月起延付債務一年。「美國政府建議，在一年期內延付一切各政府間債務、賠款和救濟借款的本利，但是私人方面對各政府的債務當然除外。在能得到國會通過的條件下，美政府從7月份財政年度起，將展緩外國政府對美一切債務的償付一年。」[3]（p75）對於延債的原因，胡佛總統說，因為歐洲國家（在經濟危機中）的困難，「對於美國輸出品的購買力低減。」[3]（p76）「對於延債的目的，「在於給來年以世界經濟恢復的機會，並有助於使美國已經運轉起來的恢復力量免受國外阻礙的影響。」[3]（p6）對於胡佛的對外經濟政策，這里要補充一點，那就是胡佛站在美國利益的立場上，在危機中實行的對外經濟政策，對抑制美國經濟危機的加深，或多或少還是起了一些作用的，這一點，就連後來羅斯福總統在「新政」中都效仿，實行「睦鄰」政策。我們不能因為胡佛敵視蘇聯就否定胡佛所有的外交政策；不能因為羅斯福與蘇聯建立外交關系就肯定羅斯福所有的外交政策。第四，胡佛反危機措施特別注重社會穩定。胡佛倡導地方和民間團體推行「自願聯合政策」，通過鄰里之間的互相幫助擴大就業，維護社會安定。另一方面，由於胡佛政府和美國人民的堅決反對，美國法西斯勢力從胡佛到羅斯福總統期間都始終未能得逞，這為美國經濟的復興創造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治局面。由於胡佛以上反危機措施，使美國在巨大慣性下的經濟危機得到一定程度的減緩，並在1932年7月羅斯福總統上台前開始回落。法西斯勢力也未能如願。並不是現在史學界普遍認為的「一籌莫展」。但是，胡佛由於未能採取政府大規模干預經濟、拒絕救濟工人等政策，使反危機措施不能明顯湊效。但這恰恰給羅斯福新政提供了經驗。三、「羅斯福新政」並不是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葯，也有它自身的缺陷。如果處於經濟危機慣性的頭兩年，「羅斯福新政」未必湊效「羅斯福新政」的不同評價及筆者的觀點：羅斯福新政的主要內容，拿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可以用「三R」來概括，即救濟（Relief）、復興（Recovery）和改革（Reform）。具體點講，就是整頓金融法案、調節工業生產、限制農業生產、興公共工程，對外政策上，對拉美實行「睦鄰政策」，同蘇聯建立外交關系。對羅斯福新政的評價，是一件嚴肅認真的事情，由於時代和政治環境的不同，我國的史學前輩可能受到研究條件的限制（包括歷史的、政治的、經濟學的、社會的角度）來評價它，甚至今天，筆者也不能百分之百地准確評價羅斯福新政的作用。但我們有必要回復到過去評價當中，再來談我們今天的看法，因為前人的研究或多或少有它合理的地方。第一、關於新政的指導思想。在上世紀50—60年代的不少著作中都稱凱恩斯理論是羅斯福新政的指導思想。雖然有人認為新政具體採用美國芝加哥學派的理論，但也以為該學派的觀點與凱恩斯主義相吻合。20世紀80年代初，鄧蜀生對此說提出異議，指出新政不是凱恩斯學說在美國的實驗，最多隻能說帶有凱恩斯主義的痕跡，或者說受到某些影響。[4]（p86）第二，關於新政的結束時間。羅斯福新政開始於1933年羅斯福就任美國總統之時，對此，迄今沒有爭議，但何時結束？爭議較大。上世紀70年代時，通常稱新政鼎盛時期只有兩年，1935年以後開始走下坡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又才告結束。[5]（p43）20世紀80年代至2000年初，則普遍認為新政並非從1935年開始低落，此後又曾掀起新的高潮，但對結束的具體時間又有不同看法：A、1938年；[6]（p72）B、1941年；[4]（p86）C、至今還構成美國社會制度的特色和根基。[7]（p81）到了現在，百花齊放，幾乎所有觀點都有。但有兩點值得注意：一點是上世紀80年代前採取否定態度都較多，1980年至今幾乎都採取肯定態度，特別是對「羅斯福新政」作用的評價。其二是沒有一個與胡佛措施進行比較的觀點。那麼，究竟應該怎樣評價羅斯福新政才比較接近於科學呢？筆者認為：關於第一點，迄今許多史學家都堅持認為羅斯福新政採納了「芝加哥學派」的思想和「凱恩斯主義」，即「國家干預經濟」的理論。並認為「國家干預經濟」成了以後資本主義世界醫治經濟危機的靈丹妙葯。但有兩點應注意：A、羅斯福政府實行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會不會遭到壟斷資本家的反對；B、雖然羅斯福上台後同蘇聯建立了外交關系，但美國國內反社會主義的意識還很強，羅斯福新政開始不久，就遭到國內很多人的反對。1934年，反對工業復興法和農業調整法的斗爭便公開化了。激進派和自由派認為產業復興是欺騙群眾，而保守派則認為它促進了工人運動，而限制生產量和價格，是「社會主義」異端。[2]（p496）要求限制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因此，我認為，胡佛之所以失敗，就是不敢進行國家干預，羅斯福之所以通過國家干預獲得成效，是在實驗中探索出來的，最多是與「芝加哥學派」理論和「凱恩斯主義」相互影響，互相促進。即或是這樣，「國家干預政策」仍然給美國迅速擺脫危機帶來了負面影響，除前面提到的激進派和保守派的反對外，它還促進了工人運動，1933年參加罷工者為90萬人，1934年增到146萬多人。所以羅斯福的國家干預政策並不是完美無缺。關於第二點，羅斯福新政的時限問題，本人主張從1933年開始至1937年止。中間經過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33年羅斯福上台至1935年為鼎盛時期，1935年開始走下坡路。在1935年失業者舉行數百次集會和遊行示威，美國共產黨人領導了這個時期的工農運動；1935年6月最高法院宣布「全國產業復興法」違憲。第二階段為1935年至1937年秋天。1935年，羅斯福新政雖然開始走下坡路，但並不意味著它已經結束，因為它的工、農業總產值還在增加，但到1937年秋天新的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到年底，美國工業總產量減少近1/3，羅斯福的新政措施面對這種形勢是無能為力的。[2]（p491）第三，我們還要看看羅斯福新政的作用。上世紀50—60年代，曾認為新政所起的作用只是暫時地、略微地緩和經濟危機在美國所造成的嚴重破壞局面，沒有也不可能克服危機。新政實行後美國工業生產指數逐年回升的現象，並不是新政的功效，而是資本主義周期自發規律作用的結果。[8]（p41—42）從上世紀80年代到現在，人們幾乎都認為羅斯福新政作為資產階級政府大規模干預經濟生活的首次實驗，無論是短期和長期影響都是相當深刻的。「民主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大規模試驗取得成功和凱恩斯理論的完善，為二次大戰以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和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起飛提供了重要的經驗」。[9]（p323）對於羅斯福新政的作用，筆者認為，上世紀80年代前的觀點有對的一面，但有它的保守性；80年代後的觀點又偏激進，肯定太過分。我不完全贊同於二元論的研究方法，但有的方面用二元論並不失實，羅斯福新政在實踐中與「芝加哥學派」和「凱恩斯主義」並行，採取國家干預政策，的確對扭轉美國經濟危機起到了一定效果，但這種效果是資本主義周期自發規律作用和政府幹預兩種因素下造就的，而非單一因素，並且是暫時的，至1937年後美國又出現了嚴重局面。綜上所述，羅斯福新政是與「芝加哥學派」和「凱恩斯主義」並行的，而不是後者為指導思想。它的斷限是1933年到1937年，1937年後，美國又陷入經濟危機，而且羅斯福政府「無能為力」。羅斯福新政後美國在1933年至1935年間扭轉了經濟頹勢，是由於「國家干預」和資本主義周期自發規律共同作用的結果。這里要特別強調的一點是：在胡佛時期的美國，無論對壟斷資本家來說還是對當時美國民眾對社會主義蘇聯的仇視態度（反對國家干預和計劃經濟）來看，要實行「國家干預」政策是不可能的，加之經濟危機頭幾年的慣性，更是不可能，何況，就在羅斯福執政時經濟危機慣性減退的情況下實行「國家干預」也遭到右派的反對和大規模工人運動。換句話說，胡佛倒霉之後，羅斯福佔了機會，這個機會就是資本主義周期自發規律，亦即經濟危機慣性已經減弱。四、胡佛反危機措施為羅斯福新政提供了經驗盡管羅斯福新政存在著許多缺陷，但從總體上看，能在短時間內對美國經濟危機起到一定的功效。這故然有經濟危機慣性過去；羅斯福在實驗中冒險實行政府幹預經濟政策等原因，但重要的是吸取了胡佛時期的經驗教訓：胡佛政府恪守自由放任的政策，鑒於當時的內外環境，不敢實行大規模干預經濟，是胡佛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羅斯福總統看到了這一點，因此上台後頒布了一系列緊急法令，整頓金融、調節工業生產、限制農業生產等，大刀闊斧地推行國家干預經濟政策，雖然遭到國內很多人反對，但政權穩固，經濟得到恢復，羅斯福也因此連任。胡佛政府拒絕救濟工人，遭到工人和農民的強烈反對，集會和遊行示威，胡佛也因此下台。羅斯福上台後興公共工程，實施失業救濟，建立養老金制度。這些措施雖然沒有阻止工人的集會和遊行示威，但確實給大批工人、農民和失業貧困者帶來了好處。在外交方面，胡佛政府對拉美的「睦鄰政策」具體措施不夠，過於注重歐洲，結果歐洲本身也身陷危機泥潭。羅斯福政府加強了對拉美的「睦鄰政策」，不惜放棄將古巴變為保護國的《普拉特修正案》，取消向墨西哥派駐軍隊的權利，從海地和多米尼加撤軍等，以換取與拉美各國簽訂互惠的貿易協定。在對蘇聯問題上，胡佛政府仇視蘇聯，不敢實行國家干預經濟（計劃調節）。羅斯福政府為與政府調節在意識形態方面配套，與蘇聯建交。總之，羅斯福新政是在吸取胡佛反經濟危機措施的教訓和經驗後取得成效的，沒有胡佛措施，羅斯福的新政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出台，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湊效。

Ⅱ 政策性金融機構的主要類型

按業務領域和服務對象劃分的類型，主要有如下幾種：
經濟開發政策性金融機構
是指那些專門為經濟開發提供長期投資或貸款的金融機構。這種金融機構多以「開發銀行」「復興銀行」「開發金融公司」「開發投資公司」等稱謂，如：日本開發銀行、德國復興信貸銀行、美國復興金融公司、加拿大聯邦實業開發銀行、義大利工業復興公司、新加坡開發銀行、印度工業開發銀行、巴基斯坦工業開發銀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中國國家開發銀行，等等。這些金融機構多以促進工業化，配合國家經濟發展振興計劃或產業振興戰略為目的而設立，其貸款和投資多以基礎設施、基礎產業、支柱產業的大中型基本建設項目和重點企業為對象。中國國家開發銀行成立於1994年3月，注冊資本500億元人民幣，總部設在北京，在國內若干城市設有分行或代表處。
農業政策性金融機構
農業政策性金融機構是指專門為農業提供中長期低利貸款，以貫徹和配合國家農業扶持和保護政策的政策性金融機構。如：美國農民家計局、英國農業信貸公司、法國農業信貸銀行、德國農業抵押銀行、日本農林漁業金融公庫、印度國家農業及農村開發銀行、巴基斯坦農業開發銀行、國際農業發展基金、國際農業信貸聯合會、亞洲太平洋地區農業信貸協會、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等等。這些金融機構多以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貫徹和配合國家振興農業計劃和農業保護政策為目的而設立，其資金多來源於政府撥款、發行以政府為擔保的債券、吸收特定存款和向國內外市場借款，貸款和投資多用於支持農業生產經營者的資金需要、改善農業結構、興建農業基礎設施、支持農產品價格、穩定和提高農民收入等。中國農業發展銀行成立於1994年11月，總部設在北京，在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廣泛設立分支機構。
進出口政策性金融機構
是一國為促進進出口貿易，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尤其是支持和推動出口的政策性金融機構。如：美國進出口銀行、加拿大出口發展公司、英國出口信貸擔保局、法國對外貿易銀行、德國出口信貸銀行、日本進出口銀行、印度進出口銀行、新加坡出口信貸保險公司、非洲進出口銀行、拉丁美洲出口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等等。這些金融機構，有的為單純的信貸機構，有的為單純的擔保和保險機構，有的則為既提供信貸，又提供貸款擔保和保險的綜合性機構，其宗旨都是為貫徹和配合政府的進出口政策，支持和推動本國出口。這些機構在經營過程中，以國家財力為後盾，由政府提供必要的營運資金和補貼，承擔經營風險。中國進出口銀行成立於1994年5月，注冊資本33.8億元人民幣，總部設在北京，在國內若干城市和個別國家設有代表處；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成立月2001年12月，是我國惟一承辦出口信用保險業務的政策性保險公司，總部設在北京，現有15個職能部門，營業機構包括總公司營業部、18個分公司和6個營業管理部，已形成覆蓋全國的服務網路，並在英國倫敦設有代表處。
住房政策性金融機構
是指專門扶持住房消費，尤其是扶持低收入者進入住房消費市場，以貫徹和配合政府的住房發展政策和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的政策性金融機構。如：美國聯邦住房貸款銀行、美國聯邦住房抵押貸款公司、美國聯邦全國抵押協會、美國政府全國抵押協會、加拿大抵押貸款和住房公司、法國房地產信貸銀行、挪威國家住房銀行、德國住房儲蓄銀行、日本住宅金融公庫、印度住房開發金融公司、泰國政府住房銀行、紐西蘭住房貸款公司、韓國住房銀行，等等。這些機構一般都通過政府出資、發行債券、吸收儲蓄存款或強制性儲蓄等方式集中資金，再以住房消費貸款和相關貸款、投資和保險等形式將資金用以支持住房消費和房地產開發資金的流動，以達到刺激房地產業發展，改善低收入者住房消費水平，貫徹實施國家住房政策的目的。一些城市已成立了經政府批準的商品住宅基金會或住房合作基金會，以滿足住房基地開發、建設和流通周轉性資金的需要，推動住房商品化和房產市場的建立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