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機構表外業務的量佔比

❶ 如何認識金融資本與gdp之間的相互關系

資本結構是指企業各種資本的構成及其比例關系。在理論上，資本結構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資本結構指全部資本的構成，即自有資本和負債資本的對比關系；狹義的資本結構是指自有資本與長期負債資本的對比關系，而將短期債務資本作為營業資本管理。

現代企業獨資的情況很少。每個企業有可能也有必要從不同來源、採取多種方式籌集所需資本。各種資本的資金成本、約束條件、融資效益、相關風險、權利要求等會有所不同。目前，企業的資本結構問題備受關注，因為資本結構作為企業的價值構成，包含著企業的一系列結構問題，是企業在財務決策和規劃中對以下各種結構的綜合反映：

（1）籌資效益結構。籌資活動本身並不創造收益，但是通過籌資活動，可以改變和影響企業最終經營成果。不同的籌資方式對企業未來收益的影響不同，籌資效益結構主要是指確立和改變企業資本結構應該有利於企業最終效益（如自有資本利潤率、每股收益、企業價值）的最大化。

（2）籌資風險結構。籌資風險主要是負債籌資所致。企業負債比率越高，籌資成本越高，籌資風險也就越大。降低企業風險是資本結構問題的基本要點。

（3）籌資產權結構。不同的籌資渠道形成企業的不同產權結構。資本結構是企業產權結構的基本載體，資本結構的變化實質是企業產權關系的變更。

（4）籌資成本結構。籌資成本是籌資必須付出的代價，不同籌資方式與渠道下的籌資成本的差異，要求企業實現加權資本成本的合理化。

（5）籌資時間結構。長期資金與短期資金的數量關系的不同使企業面臨的風險大小、籌資成本高低、籌資彈性強弱有很大差別。資本結構必須考慮各種不同籌資的期限結構。

（6）籌資空間結構。籌資的空間結構展示國際籌資、國內籌資、企業內部籌資的數量比例關系。

所以，資本結構是對企業預期收益、資金成本、籌資風險以及產權分布等加以系統的、綜合的概括的結果。資本結構設計是企業籌資過程中在財務杠桿利益、籌資成本與籌資風險等各要素之間尋求一種合理的均衡。資本結構合理與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企業的償債和再籌資能力及未來盈利能力。

❷ 股票常識中社會融資總量的內涵主要體現在哪三個方面

社會融資總量是指一定時期內(每月、每季或每年)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獲得的全部資金總額。這里的金融體系為整體金融的概念，從機構看，包括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從市場看，包括信貸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保險市場以及中間業務市場等。即，社會融資總量=人民幣各項貸款+外幣各項貸款+委託貸款+信託貸款+銀行承兌匯票+企業債券+非金融企業股票+保險公司賠償+保險公司投資性房地產+其他。社會融資總量的內涵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金融機構通過資金運用對實體經濟提供的全部資金支持，即金融機構資產的綜合運用，主要包括人民幣各項貸款、外幣各項貸款、信託貸款、委託貸款、金融機構持有的企業債券、非金融企業股票、保險公司的賠償和投資性房地產等。二是實體經濟利用規范的金融工具、在正規金融市場、通過金融機構服務所獲得的直接融資，主要包括銀行承兌匯票、非金融企業股票籌資及企業債的凈發行等。三是其他融資，主要包括小額貸款公司貸款、貸款公司貸款、產業基金投資等。

❸ 社會融資總量能成為可靠的「錨」嗎

經過幾個月的輿論預熱和實際准備，央行不久前首度正式公布了今年一季度的社會融資總量數據。今年一季度社會融資規模增加4.19萬億元。數據公布後，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表示，今年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約為14萬億元左右。他還透露，條件成熟後，央行將會按月公布融資總量統計，他還強調，社會融資規模目前還只能說是貨幣政策的監測指標，成為中間目標需要一個過程。 這一系列動作和言論顯示，央行對將「社會融資總量」打造成新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充滿期待。可以預料，今後不論是央行，還是市場，都會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到社會融資總量數據上來。如果各方對這一指標認可度高，甚至不排除未來會在年初公布一個社會融資總量調控目標（今年14萬億的提法帶有很強的非正式色彩），將其正式升格為貨幣政策之錨。 客觀地說，社會融資總量這個概念是在匆忙之中提出來的。此前以貨幣供應量和信貸作中介目標並不十分理想，但央行為其尋找新的替代物的意願也不強烈。是去年形勢的變化促成了這一轉折。2010年，在銀行信貸受到較好控制的情況下，金融機構表外業務大量增加，銀行承兌匯票、委託貸款、信託貸款等融資額激增。單從數據上看，2010年更像是全社會融資結構的一個「拐點」。盡管2002年到2010年人民幣貸款佔比早已出現逐步下降之勢，但下降過程一直比較平穩，2010年佔比由68.1%下降到55.6%，出現突降現象，同時，銀行承兌匯票佔比由3.3%突增到16.3%。在人民幣貸款受到有效控制的情況下，全社會貨幣信用卻出現了較大的膨脹，並直接推高了物價上漲的壓力。 但是，以社會融資總量替代人民幣貸款而成為貨幣政策新的「錨」，其科學性和可行性如何呢？ 標准理論認為，衡量一個指標是否適合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有三個標准：可測性、可控性和相關性。從可測性來看，央行給出了社會融資總量的明確范圍，統計數據主要來自一行三會，數據的及時性和准確性應該沒問題。至於可控性，在社會融資總量的十大分項中，最易控制的是人民幣貸款和外幣貸款。最難控制的是保險公司賠償和保險公司投資性房地產，它們基本於獨立於央行政策。其餘各項的可控性居中。 不過，最大問題可能還是相關性。理論上，一個指標與GDP產出、物價之間的相關性越強，穩定性越好，就越適合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如果該指標與產出與物價之間有著固定不變的數量關系，就是中介目標的當然之選，央行只需在它身上下「錨」，即可輕而易舉得到一個合意的產出和物價水平。 當然這是理想的狀態，現實中不可能存在。根據央行的研究，與主要宏觀經濟指標（GDP、消費、投資、工業、CPI）之間的相關系數，社會融資總量全部高於人民幣貸款。社會融資總量相對於人民幣貸款的優越性不容懷疑。不過，社會融資總量與GDP之間的穩定性並沒有想像的那麼理想。0.85的相關系數不算高，而且相關系數可能是一個誤導性的概念。歷史數據顯示，融資總量/GDP比率不僅存在趨勢性上升，而且波動性也相當大。該比率從2002年的不到20%上升到2009年的超過40%，並且在短短8年時間內出現過兩次突發性上升。從分項數據看，委託貸款、銀行承兌匯票和企業債券的佔比波動性最大，趨勢性也不明顯，幾乎不存在什麼規律。 如果考慮到經濟結構的快速變化、金融深化路徑的非線性這一大背景，融資總量與產出與物價之間的關系在過去8年裡呈現出這種不穩定性毫不意外，令人擔心的是，這種不穩定性未來並不必然降低，存在出現更大波動的可能。因此，選擇在這種相關性存在重大欠缺的指標身上下「錨」，很難達到穩定產出和物價的目的。 社會融資總量的這一缺陷與貨幣量、信貸量一樣，是與生俱來的。後兩者作為貨幣政策之錨的歷史表現足以說明。 弗里德曼之所以建議採納固定貨幣量增長目標，乃在於他論證了貨幣乘數（連結基礎貨幣與貨幣總量）和貨幣流通速度（連接貨幣量與GDP）都是相對穩定的，這是其《美國貨幣史》的核心結論。但是，貨幣量固定增長規則在實踐中沒多久就出了問題。隨著金融創新的出現，貨幣的內生性越來越強，貨幣的定義越來越模糊，流通速度也越來越不穩定。「錨」所要求的可測性、可控性、相關性很快就全部不復存在。不多久，貨幣數量目標就被西方國家拋棄，現在美聯儲和美國金融市場已不再重視貨幣量，很多貨幣政策觀察人士甚至將其從監測名單中剔除掉了。 信貸量作「錨」的歷史同樣如此。1980年代，美聯儲一度實行私人債務總量目標，這背後也是由理論所推動。當時，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本傑明·弗里德曼通過計量研究發現，與貨幣和GDP之間的關系相比，債務量與GDP之間的聯系更緊密。但出人意料的是，債務量/GDP比率，即債務周轉率新目標後被採納後很快地變得不穩定，在十幾年內急速地由0.7下降到0.5，最後，美聯儲也不得不放棄這一指標。 除了相關性方面的先天缺陷，中國央行公布的社會融資總量外延也存在不足。按照央行的公式，社會融資總量=人民幣各項貸款+外幣各項貸款+委託貸款+信託貸款+銀行承兌匯票+企業債券+非金融企業股票+保險公司賠償+保險公司投資性房地產+其他。事實上，這十項只是金融機構融資總量，並非真正的社會融資總量。理想的社會融資總量，應該將政府債務融資（盡管央行對其可控性為零，但其會對產出和物價影響巨大）和居民、企業間的民間融資、地下融資納入統計之中。在某些特殊的時期，民間融資、地下融資媒介的總需求不可小視，忽略所造成的精確度下降有時是不能接受的。 從更深一層意思上講，貨幣量、債務量在全球范圍內紛紛失去貨幣政策之「錨」的地位，乃是歷史的必然。在金融創新速度越來越快、形式越來復雜的時代背景下，任何將數量型指標作為貨幣政策之「錨」都是力不從心的。由於數量關系最終通過貨幣供求、融資供求的交互作用體現在價格（利率）上，所以，重點關注利率這一價格信號，放棄或降低數量指標在央行監測中的重要性，是一種必然趨勢。這也是為什麼實行以更多運用利率作操作工具、將最終目標和中介目標合二為一為特色的通脹目標制的國家越來越多的原因。對於中國而言，與其花大力氣尋找僅僅是次優的替代性中介目標，不如著眼於未來，加緊配套制度建設，為盡快轉向通脹目標制創造條件而努力。

❹ 專家如何回應M2增速環比回落

4月13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一季度金融統計數據顯示，3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173.99萬億元，同比增長8.2%。初步統計，2018年一季度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累計為5.58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少1.33萬億元。一季度人民幣貸款增加4.86萬億元，同比多增6339億元。

年初以來，貨幣政策保持穩健中性。根據流動性形勢和市場預期變化，中國人民銀行加強預調微調和預期管理，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高質量發展營造中性適度的貨幣金融環境。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司長阮健弘表示，總體看，當前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市場利率穩定，人民幣匯率平穩運行。

央行也監測到，一季度，金融機構內部嵌套融資進一步收縮的同時，銀行業債券投資等業務有所恢復，同業行為更加規范，貨幣市場利率保持平穩，目前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

「為體現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宜逐步淡化數量型指標。」阮健弘表示，隨著市場深化和金融創新，M2的可測性、可控性以及與經濟的相關性有所下降。本世紀以來雖已對M2進行過多次修訂，但難以解決數量型指標有效性下降的問題。

總體看，當前貨幣供應量和市場流動性供給均合理適度，有利於宏觀上穩杠桿，助力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央行將繼續堅持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既防止流動性偏松，也把握好金融調控的節奏和力度，防止流動性過緊。

❺ 社會融資規模有哪些原則，社會融資規模有什麼實踐意義

一、社會融資規模的原則
社會融資規模的統計主要有四項原則：即居民原則、金融原則、合並原則和增量統計與計值原則。
一是居民原則。社會融資規模的持有部門和發行部門均為居民部門。按照居民原則，外商直接投資、外債和外匯占款均不計入社會融資規模。
二是金融原則。按照金融原則，國債發行不計入社會融資規模。因為國債發行的主體是政府，國債的發行與兌付屬於財政政策的范疇。
三是合並原則。社會融資規模包括各種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通過直接或間接方式向實體經濟提供的資金支持。因此，在統計社會融資規模時，要將金融機構相互間的債權和債務關系合並處理。在數據匯總方面，金融機構之間的債權和所有權關系相互軋差，不重復計算。例如，金融機構之間相互持有的股權、相互持有的債券等等，都不計入社會融資規模。
四是增量統計與計值原則。社會融資規模是增量概念，為期末、期初余額的差額，也可以是當期發行或發生額扣除當期兌付或償還額的差額。
二、社會融資規模的實踐意義
1.全面反映社會融資規模的總量
隨著我國金融市場快速發展，金融與經濟關系發生較大變化，理論研究與政策操作都需要能全面、准確反映金融與經濟關系的全口徑統計指標。傳統的金融與經濟關系，一般是指銀行體系通過其資產負債活動，促進經濟發展和保持物價水平基本穩定，在金融機構資產方主要體現為新增貸款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負債方主要體現為貨幣創造和流動性增加。目前人民幣貸款是指銀行業金融機構向實體經濟發放的一般貸款及票據貼現，它反映了銀行業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近年來，我國金融總量快速擴張，金融結構多元發展，金融產品和融資工具不斷創新，證券、保險類機構對實體經濟資金支持加大，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對貸款表現出明顯替代效應。新增人民幣貸款已不能完整反映金融與經濟關系，也不能全面反映實體經濟的融資總量。
據初步統計，2002年新增人民幣貸款以外融資1614億元，為同期新增人民幣貸款的8.7%。2010年新增人民幣貸款以外融資 6.33萬億元，為同期新增人民幣貸款的79.7%。人民幣貸款以外融資快速增長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直接融資快速發展。2010年企業債和非金融企業股票籌資分別達1.2萬億元和5787億元，分別是2002年的36.8倍和9.5倍。二是非銀行金融機構作用明顯增強。2010年證券、保險類金融機構對實體經濟的資金運用合計約1.68萬億元，是2002年的8倍。2010年小額貸款公司新增貸款1022億元，比上年增長33.4%，相當於一家中小型股份制商業銀行一年的新增貸款規模。三是金融機構表外業務大量增加。2010年實體經濟通過銀行承兌匯票、委託貸款、信託貸款從金融體系融資分別達 2.33萬億元、1.13萬億元和3865億元，而在2002年這些金融工具的融資量還非常小。
社會融資總量是全面反映金融與經濟關系，以及金融對實體經濟資金支持的總量指標。社會融資總量是指一定時期內(每月、每季或每年)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獲得的全部資金總額。這里的金融體系為整體金融的概念，從機構看，包括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從市場看，包括信貸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保險市場以及中間業務市場等。社會融資總量的內涵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金融機構通過資金運用對實體經濟提供的全部資金支持，即金融機構資產的綜合運用，主要包括人民幣各項貸款、外幣各項貸款、信託貸款、委託貸款、金融機構持有的企業債券、非金融企業股票、保險公司的賠償和投資性房地產等。二是實體經濟利用規范的金融工具、在正規金融市場、通過金融機構服務所獲得的直接融資，主要包括銀行承兌匯票、非金融企業股票籌資及企業債的凈發行等。三是其他融資，主要包括小額貸款公司貸款、貸款公司貸款、產業基金投資等。
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發展和金融創新深化，實體經濟還會增加新的融資渠道，如私募股權基金、對沖基金等。未來條件成熟，可將其計入社會融資總量。綜上所述，社會融資總量=人民幣各項貸款+外幣各項貸款+委託貸款+信託貸款+銀行承兌匯票+企業債券+非金融企業股票+保險公司賠償+保險公司投資性房地產+其他。[社會融資總量為一定時期(每月、每季或每年)的新增量，具體統計方法詳見本文第三部分]
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社會融資總量快速擴張，金融對經濟的支持力度明顯加大。從2002年到2010年，我國社會融資總量由2萬億元擴大到14.27萬億元，年均增長27.8%，比同期人民幣各項貸款年均增速高9.4個百分點。2010年社會融資總量與GDP之比為35.9%，比2002 年提高19.2個百分點。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明顯加大(見圖)。社會融資總量快速增長的同時，金融結構也多元化發展，金融對資源配置的積極作用不斷提高。一是2010年企業債融資、非金融企業股票融資和保險公司賠償分別占同期社會融資總量的8.4%、4.1%和1.3%，其中企業債融資比2002年上升6.8個百分點。二是商業銀行表外業務融資功能顯著增強。2010 年銀行承兌匯票、委託貸款和信託貸款分別占同期社會融資總量16.3%、7.9%和2.7%，分別比2002年高19.8、7和2.7個百分點。
2.統計監測和宏觀調控
隨著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金融業發生巨大變化，金融市場和產品不斷創新，直接融資比例逐步加大，非銀行金融機構作用明顯增強，金融調控面臨新的環境和要求，迫切需要確定更為合適的統計監測指標和宏觀調控中間目標。
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是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保持物價穩定和維持國際收支平衡。為了實現這一最終目標，一般都要根據一個國家的實際情況，確定合適的中間目標。較長時期以來，我國貨幣政策重點監測、分析的指標和調控中間目標是M2 和新增人民幣貸款。在某些年份，新增人民幣貸款甚至比M2受到更多關注。然而由於新增人民幣貸款已不能准確反映實體經濟的融資總量，因此只有將商業銀行表外業務、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的資金和直接融資都納入統計范疇，才能完整、全面監測和分析整體社會融資狀況，也才能從根本上避免因過度關注貸款規模而形成的 「按下葫蘆浮起瓢」的現象，即商業銀行通過表外業務繞開貸款規模。這些表外業務主要有銀行承兌匯票、委託貸款、信託貸款等。以2010年為例，全年新增人民幣貸款7.95萬億元，同比少增1.65萬億元，但是實體經濟通過銀行承兌匯票和委託貸款從金融體系新增融資達3.47萬億元，占社會融資總量的 24.2%，同比多增2.33萬億元(見表1)。
衡量一個指標能否作為調控的中間目標，有兩個重要標准，一是它與最終目標的關聯性，二是它的可調控性。實證分析表明，與新增人民幣貸款相比，社會融資總量與主要經濟指標相互關系更緊密。衡量兩個變數之間的關系，在統計上一般採用相關性分析，測算得到的相關系數絕對值一般在0與1之間。相關系數越高，說明兩個變數之間的關系越緊密。我們採用基於2002-2010年的月度和季度數據，對社會融資總量、新增人民幣貸款與主要經濟指標分別進行統計分析(見表2)，結果表明：與新增人民幣貸款相比，我國社會融資總量與GDP、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工業增加值、CPI的關系更緊密，相關性顯著優於新增人民幣貸款。
同時，我們採用統計檢驗進行相互作用的分析，結果表明，社會融資總量與經濟增長存在明顯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關系。因此，可以對這兩個變數建立長期均衡關系模型，以分析變數之間相互作用的長期均衡關系，並根據均衡關系進行預測。我們基於2002-2010 年的年度數據，對社會融資總量與GDP建立長期均衡關系模型。測算結果表明，社會融資總量與GDP存在穩定的長期均衡關系。這說明，社會融資總量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是有規律的，可以根據GDP和CPI等指標推算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相應的社會融資總量。通過完善金融統計制度，加強中央銀行與各金融監管部門和有關方面協調配合，可形成社會融資總量的有效調控體系。
3.統計需科學准確及時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貨幣與金融統計框架推薦成員國編制信用和債務總量指標，主要包括各類貸款、銀行承兌匯票、債券、股票等金融資產，成員國可以根據自身實際情況進行編制。由於國情不同，我國社會融資總量指標名稱和口徑與其他國家有所差異。在充分考慮社會融資總量指標的可得性、可測性、可用性及其與宏觀調控最終目標相關性的基礎上，我國基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貨幣與金融統計框架及資金流量核算原則，開始編制社會融資總量指標。
社會融資總量統計數據完整可得，採集及時准確。社會融資總量是增量概念，為期末、期初余額的差額，或當期發行或發生額扣除當期兌付或償還額的差額，統計上表現為每月、每季或每年新增量。社會融資總量各項指標統計，均採用發行價或賬面價值進行計值，以避免股票、債券及保險公司投資性房地產等金融資產的市場價格波動扭曲實體經濟的真實籌資。社會融資總量中以外幣標值的資產折算成人民幣單位，折算的匯率為所有權轉移日的匯率買賣中間價。在數據匯總方面，金融機構之間的債權和所有權關系相互軋差，不存在重復計算問題。例如，金融機構之間相互持有的股權、金融機構之間相互持有的債券等等，都不計入社會融資總量，以真實反映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社會融資總量中的銀行承兌匯票是指金融機構表內表外並表後的銀行承兌匯票，即銀行為企業簽發的全部承兌匯票扣減已在銀行表內貼現部分。並表的目的是為了保證不重復統計。

❻ 社會融資總量的實踐意義

全面反映社會融資規模的總量
隨著我國金融市場快速發展，金融與經濟關系發生較大變化，理論研究與政策操作都需要能全面、准確反映金融與經濟關系的全口徑統計指標。傳統的金融與經濟關系，一般是指銀行體系通過其資產負債活動，促進經濟發展和保持物價水平基本穩定，在金融機構資產方主要體現為新增貸款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負債方主要體現為貨幣創造和流動性增加。目前人民幣貸款是指銀行業金融機構向實體經濟發放的一般貸款及票據貼現，它反映了銀行業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近年來，我國金融總量快速擴張，金融結構多元發展，金融產品和融資工具不斷創新，證券、保險類機構對實體經濟資金支持加大，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對貸款表現出明顯替代效應。新增人民幣貸款已不能完整反映金融與經濟關系，也不能全面反映實體經濟的融資總量。
據初步統計，2002年新增人民幣貸款以外融資1614億元，為同期新增人民幣貸款的8.7%。2010年新增人民幣貸款以外融資 6.33萬億元，為同期新增人民幣貸款的79.7%。人民幣貸款以外融資快速增長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直接融資快速發展。2010年企業債和非金融企業股票籌資分別達1.2萬億元和5787億元，分別是2002年的36.8倍和9.5倍。二是非銀行金融機構作用明顯增強。2010年證券、保險類金融機構對實體經濟的資金運用合計約1.68萬億元，是2002年的8倍。2010年小額貸款公司新增貸款1022億元，比上年增長33.4%，相當於一家中小型股份制商業銀行一年的新增貸款規模。三是金融機構表外業務大量增加。2010年實體經濟通過銀行承兌匯票、委託貸款、信託貸款從金融體系融資分別達 2.33萬億元、1.13萬億元和3865億元，而在2002年這些金融工具的融資量還非常小。
社會融資總量是全面反映金融與經濟關系，以及金融對實體經濟資金支持的總量指標。社會融資總量是指一定時期內(每月、每季或每年)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獲得的全部資金總額。這里的金融體系為整體金融的概念，從機構看，包括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從市場看，包括信貸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保險市場以及中間業務市場等。社會融資總量的內涵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金融機構通過資金運用對實體經濟提供的全部資金支持，即金融機構資產的綜合運用，主要包括人民幣各項貸款、外幣各項貸款、信託貸款、委託貸款、金融機構持有的企業債券、非金融企業股票、保險公司的賠償和投資性房地產等。二是實體經濟利用規范的金融工具、在正規金融市場、通過金融機構服務所獲得的直接融資，主要包括銀行承兌匯票、非金融企業股票籌資及企業債的凈發行等。三是其他融資，主要包括小額貸款公司貸款、貸款公司貸款、產業基金投資等。
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發展和金融創新深化，實體經濟還會增加新的融資渠道，如私募股權基金、對沖基金等。未來條件成熟，可將其計入社會融資總量。
綜上所述，社會融資總量=人民幣各項貸款+外幣各項貸款+委託貸款+信託貸款+銀行承兌匯票+企業債券+非金融企業股票+保險公司賠償+保險公司投資性房地產+其他。[社會融資總量為一定時期(每月、每季或每年)的新增量，具體統計方法詳見本文第三部分]
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社會融資總量快速擴張，金融對經濟的支持力度明顯加大。從2002年到2010年，我國社會融資總量由2萬億元擴大到14.27萬億元，年均增長27.8%，比同期人民幣各項貸款年均增速高9.4個百分點。2010年社會融資總量與GDP之比為35.9%，比2002 年提高19.2個百分點。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明顯加大(見圖)。社會融資總量快速增長的同時，金融結構也多元化發展，金融對資源配置的積極作用不斷提高。一是2010年企業債融資、非金融企業股票融資和保險公司賠償分別占同期社會融資總量的8.4%、4.1%和1.3%，其中企業債融資比2002年上升6.8個百分點。二是商業銀行表外業務融資功能顯著增強。2010 年銀行承兌匯票、委託貸款和信託貸款分別占同期社會融資總量16.3%、7.9%和2.7%，分別比2002年高19.8、7和2.7個百分點。
統計監測和宏觀調控
隨著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金融業發生巨大變化，金融市場和產品不斷創新，直接融資比例逐步加大，非銀行金融機構作用明顯增強，金融調控面臨新的環境和要求，迫切需要確定更為合適的統計監測指標和宏觀調控中間目標。
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是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保持物價穩定和維持國際收支平衡。為了實現這一最終目標，一般都要根據一個國家的實際情況，確定合適的中間目標。較長時期以來，我國貨幣政策重點監測、分析的指標和調控中間目標是M2 和新增人民幣貸款。在某些年份，新增人民幣貸款甚至比M2受到更多關注。然而由於新增人民幣貸款已不能准確反映實體經濟的融資總量，因此只有將商業銀行表外業務、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的資金和直接融資都納入統計范疇，才能完整、全面監測和分析整體社會融資狀況，也才能從根本上避免因過度關注貸款規模而形成的 「按下葫蘆浮起瓢」的現象，即商業銀行通過表外業務繞開貸款規模。這些表外業務主要有銀行承兌匯票、委託貸款、信託貸款等。以2010年為例，全年新增人民幣貸款7.95萬億元，同比少增1.65萬億元，但是實體經濟通過銀行承兌匯票和委託貸款從金融體系新增融資達3.47萬億元，占社會融資總量的 24.2%，同比多增2.33萬億元(見表1)。
衡量一個指標能否作為調控的中間目標，有兩個重要標准，一是它與最終目標的關聯性，二是它的可調控性。實證分析表明，與新增人民幣貸款相比，社會融資總量與主要經濟指標相互關系更緊密。衡量兩個變數之間的關系，在統計上一般採用相關性分析，測算得到的相關系數絕對值一般在0與1之間。相關系數越高，說明兩個變數之間的關系越緊密。我們採用基於2002-2010年的月度和季度數據，對社會融資總量、新增人民幣貸款與主要經濟指標分別進行統計分析(見表2)，結果表明：與新增人民幣貸款相比，我國社會融資總量與GDP、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工業增加值、CPI的關系更緊密，相關性顯著優於新增人民幣貸款。
同時，我們採用統計檢驗進行相互作用的分析，結果表明，社會融資總量與經濟增長存在明顯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關系。因此，可以對這兩個變數建立長期均衡關系模型，以分析變數之間相互作用的長期均衡關系，並根據均衡關系進行預測。我們基於2002-2010 年的年度數據，對社會融資總量與GDP建立長期均衡關系模型。測算結果表明，社會融資總量與GDP存在穩定的長期均衡關系。這說明，社會融資總量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是有規律的，可以根據GDP和CPI等指標推算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相應的社會融資總量。通過完善金融統計制度，加強中央銀行與各金融監管部門和有關方面協調配合，可形成社會融資總量的有效調控體系。
統計需科學准確及時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貨幣與金融統計框架推薦成員國編制信用和債務總量指標，主要包括各類貸款、銀行承兌匯票、債券、股票等金融資產，成員國可以根據自身實際情況進行編制。由於國情不同，我國社會融資總量指標名稱和口徑與其他國家有所差異。在充分考慮社會融資總量指標的可得性、可測性、可用性及其與宏觀調控最終目標相關性的基礎上，我國基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貨幣與金融統計框架及資金流量核算原則，開始編制社會融資總量指標。
社會融資總量統計數據完整可得，採集及時准確。社會融資總量是增量概念，為期末、期初余額的差額，或當期發行或發生額扣除當期兌付或償還額的差額，統計上表現為每月、每季或每年新增量。社會融資總量各項指標統計，均採用發行價或賬面價值進行計值，以避免股票、債券及保險公司投資性房地產等金融資產的市場價格波動扭曲實體經濟的真實籌資。社會融資總量中以外幣標值的資產折算成人民幣單位，折算的匯率為所有權轉移日的匯率買賣中間價。在數據匯總方面，金融機構之間的債權和所有權關系相互軋差，不存在重復計算問題。例如，金融機構之間相互持有的股權、金融機構之間相互持有的債券等等，都不計入社會融資總量，以真實反映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社會融資總量中的銀行承兌匯票是指金融機構表內表外並表後的銀行承兌匯票，即銀行為企業簽發的全部承兌匯票扣減已在銀行表內貼現部分。並表的目的是為了保證不重復統計。

❼ 聚益科解讀銀行理財年報，高凈值投資者該怎樣配置資產增強收益

投資者類型方面：截至2016年底，一般個人類產品存續余額為13.46萬億元，佔全部理財產品存續余額的46.33%，較2015年初下降3.2個百分點；機構專屬類產品存續余額為7.52萬億元，佔全部理財產品存續余額的25.88%，較2015年初下降4.76個百分點；私人銀行類產品存續余額為2.08萬億元，佔全部理財產品存續余額的7.18%，較2015年初上升0.12個百分點；銀行同業類產品存續余額為5.99萬億元，佔全部理財產品存續余額的20.61%，較2015年初上升7.84個百分點。
產品收益類型方面：截至2016年底，非保本產品的存續余額為23.11萬億元，佔全部理財產品存續余額的 79.56%，較2015年初上升5.39個百分點；保本產品的存續余額為5.94萬億元，佔全部理財產品存續余額的20.44%。
產品風險等級方面：2016年，風險等級為「二級（中低）」及以下的理財產品募集資金總量為137.63萬億元，佔全市場募集資金總量的81.96%，較2015年下降4.39個百分點。風險等級為「四級（中高）」和「五級（高）」的理財產品募集資金量為0.5萬億元，佔比為0.29%，較2015年下降0.26個百分點。
聚益科認為，今年以來，隨著「去杠桿、去資金池、去通道、促轉型」的推進，銀行理財負債結構和委外調整成為主題，局部糾結在所難免。本次年報著重提出「只有非保本理財產品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理財產品」這一概念應引起關注，這與此前《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中資產管理業務是金融機構表外業務的思路不謀而合。
目前，銀行發行的理財產品主要有保本和非保本兩大類。保本理財產品實為國際通行的結構性存款，其在法律關系、業務實質、管理模式、會計處理、風險隔離等方面與非保本理財產品「代客理財」的資產管理屬性存在本質差異，已納入銀行表內核算，視同存款管理，相應納入存款准備金和存款保險基金的繳納范圍，相關資產已按銀監會規定計提了資本和撥備。近期對於高凈值客戶而言，可以將閑置資金短期放入流動性較好的貨幣基金和銀行理財固收產品，於此同時將計劃投資類固收的資金配置於例如並購基金的優先順序、夾層等類固收產品中增強收益。

❽ 眾多企業感融資"既貴又難" 銀行的錢去哪兒了

今年一季度全國新增貸款規模超過3萬億元，4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達116.88萬億元……看數字，流動性寬裕，實體經濟不應「缺錢」。然而，目前仍有很多企業感到融資「既貴又難」。這一矛盾現象的背後有什麼深層次原因？哪些因素阻塞了金融「血脈」？企業融資成本為何居高不下？
記者近日帶著這些問題前往江蘇、浙江、山西三省的5座城市，詳細調查、采訪了40家銀行機構和42家企業，傾聽了他們的看法和建議。
1.問總量——
信貸規模增，社會融資規模減，「表外轉表內」影響資金面
央行數據顯示，今年前4個月，人民幣貸款新增3.79萬億元，同比多增2413億元。對於這些數字，銀行和企業有著自己的看法。
新增貸款算不算多？
農行南通分行副行長徐小飛認為，雖然今年一季度新增貸款規模創出歷史次高，但這一數字不具備代表性。從銀行的角度講，往往會在上一年三四季度儲備一批項目，並在一季度抓緊放款，早投放、早收益。之後貸款規模會逐步回歸正常。
浙江嘉興禾城農商銀行副行長楊宗偉表示，隨著經濟總量的不斷增大，新增貸款規模也在相應提高，不斷創出新高或者次新高是常態。因此，一季度的信貸數據並不讓人意外。
從全國情況看，貸款在一季度集中釋放後，確實有歸於平穩的跡象。一季度，人民幣貸款新增3.01萬億元，但4月份新增貸款僅為7747億元，低於預期，也低於前三個月的平均水平。5月人民幣貸款則增加8708億元，略高於市場預期。
僅看貸款夠不夠？
在采訪中，多位銀行負責人表示，分析全社會的融資情況，不能僅僅看錶內貸款，更要關注表外資金。
社會融資規模包括表內融資，即新增人民幣貸款、新增外幣貸款；表外融資，即信託貸款、委託貸款、未貼現票據等。近年來，隨著表外融資規模不斷擴大，表內貸款占社會融資總量的比例有所下降，而表外融資佔比相應上升。央行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人民幣貸款占社會融資規模的比重為51.4%，為年度歷史最低水平。
對一些企業來說，也開始更多依賴於銀行貸款之外的融資渠道。嘉興城投集團財務部經理金雲芬介紹，他們公司目前通過中期票據、短期融資券、融資租賃、信託產品等渠道的融資余額達50多億元，已超過其銀行貸款規模。
社會融資規模為何下滑？
資金緊不緊，社會融資規模更有說服力。央行數據顯示，今年1至5月社會融資規模8.58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少5329億元。
據分析，社會融資規模之所以減少，與「表外轉表內」的結構變化有關：以信貸為代表的融資佔比上升，而表外融資則不斷萎縮。然而，表內融資增長卻一時彌補不了表外業務減少的缺口。
嘉興銀行副行長章張海說，近兩年來，各家銀行相繼開展了各類表外業務，且規模較大。今年企業普遍較謹慎，減少了大規模擴張，加之受監管因素影響，銀行逐步收縮表外、同業業務，從而減少了社會融資規模。嘉興銀行今年以來的表外融資就下降了12億元。
總體看，加強信託監管、嚴防影子銀行、規范同業業務的政策文件近來陸續出台，信託貸款、委託貸款等非銀行信貸融資受到遏制，規模大幅下降。數據顯示，今年1—3月，僅信託貸款、委託貸款和未貼現匯票三類融資，累計就比去年同期減少4638億元。
2.問結構——
面對經濟下行壓力，企業抱怨貸不到款，銀行感嘆有錢貸不出
在調研中，眾多銀行和企業集中反映，融資難融資貴更多體現的是結構問題。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說，當前信貸存在結構性緊張，不同企業間苦樂不均，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仍身處融資難且貴的困境。
據了解，當前，經濟增長面臨下行壓力，一方面企業的有效融資需求減少，另一方面銀行的風險偏好下降，更加「惜貸」「慎貸」，部分企業獲取信貸資金的難度在增加。
不缺錢的企業不貸款，缺錢的企業貸不到款——
在江蘇、浙江，不少銀行和企業坦言：現在企業普遍存在觀望、等待情緒，越是經營狀況好、不缺錢的企業越不敢投資，融資需求量少；而越是面臨轉型升級壓力、資金鏈緊張的企業越需要信貸資金，而銀行往往對這類企業避之不及。
南通富士通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章小平說：「現在企業投資意願不強，因此企業貸款需求下降，以我們為例，獲得的銀行總授信是30億元，但目前只使用了不到7億元。」
而在煤炭資源大省的山西，受到煤焦價格持續下跌的影響，經濟下行壓力更為明顯。工商銀行山西分行提供的數據顯示，受到市場因素和經濟不景氣影響，山西眾多洗煤廠、鋼貿公司等小企業，面臨虧損和倒閉。僅工行山西分行的煤炭上下游、鋼貿行業小企業客戶貸款就分別比高點時減少31億元、4.1億元。
「由於煤焦行業的不景氣，部分企業出現信貸風險，今年總行已經收緊了我們的審批許可權，信貸規模也縮減了。」建設銀行山西分行公司業務部副總經理安向明告訴記者。
缺錢的是哪些企業？中信銀行嘉興分行副行長吳永明說，現在缺錢的企業，一是正經受轉型陣痛困擾的中小企業，經營困難；二是在上一輪經濟周期中，盲目低水平擴張的企業，產能上來後，突遇市場環境惡化，收入難以維持正常貸款周轉；三是主業「空心化」的企業，前兩年以主業為平台融資投向房地產和礦產，遇到市場波動，資金鏈很緊。
銀行風險偏好下降，紛紛追逐眼中的「優質客戶」——
「前幾天去一家公司，到那兒發現已經有3家銀行在場了。」一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分行行長無奈地說，「銀行現在找客戶的壓力也很大。不放貸是坐以待斃，放貸有風險，但畢竟還有賺錢可能。」
銀行基層分支機構大多抱怨，對將貸款投向何處感到茫然。比如在南通，紡織類和化工類企業佔到企業總數的60%—70%，這些行業都是產能過剩行業，可以放心給貸款的企業就非常有限。
銀行之所以如此，也不難理解，其目前面臨的風險顯而易見。吳永明說，經濟下行使得銀行的信貸質量承壓，發生行業性、區域性風險的可能性增大。以嘉興為例，以往過度融資、擔保圈復雜、對外投資巨大的授信企業風險開始顯現。
政府融資平台和房地產成為吸收信貸資源的「海綿」——
企業抱怨貸不到款，銀行感嘆有錢貸不出。那麼，新增的信貸資金都去哪了？調研中發現，銀行資金又開始向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回歸。據江蘇銀監局調查，今年一季度江蘇轄內銀行業金融機構中長期貸款新增1839億元，同比多增300億元。其中房地產、基礎設施建設行業貸款分別新增867億元、691億元。
多家銀行負責人坦言：政府融資平台和房地產收益率高、風險小，對資金價格不敏感，依然是銀行眼中的「香餑餑」。如常熟市保障房開發建設公司去年成立，作為國有獨資公司主要從事城中村改造，已是銀行較為關注的客戶。目前已經獲得銀行8—10年的中長期授信26.5億元，利率在基準利率水平下浮10%。

❾ 為何GDP未與社會融資總量同行

近年來，隨著直接融資快速發展，非銀行金融機構作用顯著增強，金融機構表外業務大量增加，社會融資總量逐漸替代新增人民幣貸款成為衡量金融與經濟關系的重要指標。一直以來，理論與實證研究均得出社會融資總量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社會融資總量的增加會對經濟產生一定的促進作用。然而，今年以來，在社會融資總量保持迅速增長的情況下，經濟增長卻依然乏力，社會融資總量數據與實體經濟表現出現矛盾，原因何在？我以為有以下幾點。
社會融資總量與實體經濟表現矛盾的原因
首先，社會融資總量的增長是相對GDP未來上漲的一個超前性因素。一方面，資金由金融體系流向實體經濟需要一定時間；另一方面，實體經濟的資金運用對經濟產生效果更需要相當時間才會顯現。如一些基建項目通常期限較長，投資效果需要長時間才會顯現。今年，受經濟發展周期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影響，GDP增速出現一定回落，但是從社會融資總量這個先前指標來看，預計下半年GDP增速會有所反彈。
其次，社會融資規模的快速增長，並沒有有效傳導到經濟發展之中，並沒有完全流入實體經濟轉化為投資。這又有三種情況：
第一，新增社會融資總量中信託、發債籌措的資金佔比不斷上升，而一些企業正是利用信託、企業債等間接融資形式獲得的資金償還銀行貸款，以新債替換舊債，較多融資用於展期。
第二，金融市場雙軌制使得跨市場套利機會增加，如銀行信貸、信託產品、企業債、民間信貸等收益率間存在較大套利空間，導致一些在融資上存在優勢的企業，將獲得的融資資金進一步放貸、投資金融產品等。這樣，部分融資資金投向了金融市場，而非用於生產性投資，社會融資總量提高，但實際經濟卻未見增長。
第三，經濟下行時期，一些企業對未來經濟缺乏信心，往往選擇「囤錢」觀望，而非增加投資。如房地產業，過去房地產業一直是經濟增長的拉動因素，而目前考慮到政府對房地產調控態度依然堅決，限購措施不斷出台等因素，盡管房地產業獲得大量社會融資，但這些融資實際上也並非增加了投資。
再次，在當前經濟發展放緩、內生動力不足的形勢下，中小企業作為一國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其發展成為關鍵。而目前，從社會融資流向來看，更多的社會融資流入了政府融資平台和大型國有企業，基建和地產融資多增的部分佔全部多增量的70%以上，中小企業融資仍然不足，即使獲得少量融資，也會選擇持有現金應對經濟下滑，經營困境依然未擺脫，導致整個經濟發展乏力。
最後，在經濟低迷的情況下，貨幣流通速度會下降，同樣的經濟增長往往需要更多的融資，這也成為GDP上升不明顯的一個原因所在。
應對「矛盾」的政策建議
對於社會融資總量快速增加而實體增速下行的矛盾表現，筆者有如下政策建議：首
先，解決社會融資總量快速增加，經濟卻依然下行的根本在於確保社會融資全然有效傳導到實體經濟。因此要根據不同融資渠道的資金使用效益，理順社會融資結構，加強資金投向管理，確保資金進入實體經濟，不要在金融體系內部「空轉」。
其次，游離於實體經濟之外的融資規模的增加可能蘊含著較大的金融風險，因此規范社會融資增長總量與結構有很強必要性。如果企業最終沒有將融資全部用於投資和經營，那麼不斷增長的社會融資規模，意味著實體經濟在不斷增加杠桿，而一旦融資渠道被切斷，企業的流動性風險就可能爆發。
再次，堅持不懈地推動深層次結構改革和制度改革。當前中國經濟運行面臨各種考驗，信貸政策異常寬松，企業運行疲軟，實體經濟復甦乏力，經濟持續下滑；通脹有所回落，房價卻節節攀升；需求凸顯低迷，產能過剩非常嚴重等等。種種矛盾與困局表明，中國經濟重新恢復活力面臨巨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