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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舊中國曾經蒙受的恥辱和今日祖國的強大

一、屈辱史

1、第一次鴉片戰爭

1840年，英國政府以林則徐虎門銷煙等為借口，決定派出遠征軍侵華。6月，英軍艦船47艘、陸軍4000人在海軍少將懿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率領下，封鎖海口，鴉片戰爭開始。

鴉片戰爭以中國的失敗和彌償而告終。中英雙方簽署了「南京條約」，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不平等條約。中國開始掠奪土地，對外關稅進行賠償和談判，嚴重危害中國主權，開始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失去獨立地位，推動自然經濟解體。

2、八國聯軍侵華戰爭

1900年5月28日，的武裝侵略戰爭包括八大國，包括大英帝國，美利堅合眾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德意志帝國，俄羅斯帝國，日本帝國，義大利王國和奧匈帝國。

入侵中國的聯合國部隊總數約為5萬人。設備齊全，功率非常大。 1900年8月14日，北京市被徹底摧毀。八國聯軍的任何地方，謀殺，縱火和搶劫！紫禁城，中南海和頤和園有無數珍寶被盜和搶劫！

八國聯軍的總指揮韋德韋斯特後來承認，中國所遭受的所有損失和搶劫的細節將永遠無法被發現，但這一數字將極為重要。 1901年9月7日，由於簽署了「辛丑條約」，中國從此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給當時的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痛苦。

3、璦琿條約

《璦琿條約》，又稱《璦琿城和約》，是俄羅斯帝國東西伯利亞總督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穆拉維約夫和清朝黑龍江將軍奕山於1858年5月28日在璦琿（今黑龍江省黑河市愛輝區）簽定的不平等條約。

該條約令中國失去了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約60萬平方千米的領土。把烏蘇里江以東的中國領土劃為中俄共管；黑龍江、烏蘇里江只准中、俄兩國船隻航行；當時清政府拒絕批准該條約。1860年訂立中俄《北京條約》時清政府始予認可。

4、火燒圓明園

咸豐十年英法聯軍攻佔北京後，占據圓明園。中國守軍寡不敵眾，圓明園總管大臣文豐投福海自盡，住在園內的常嬪受驚身亡。英國軍隊首領額爾金在英國首相帕麥斯頓的支持下，下令燒毀圓明園。

3500名英法聯軍沖入圓明園，縱火焚燒圓明園，大火三日不滅，圓明園及附近的清漪園、靜明園、靜宜園、暢春園及海淀鎮均被燒成一片廢墟，安佑宮中，近300名太監、宮女、工匠葬身火海。使這座世界名園化為一片廢墟。大火連燒3天3夜，成為世界文明史上罕見的暴行。

5、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是中國清朝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於1895年4月17日在日本馬關（今山口縣下關市）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原名《馬關新約》，日本稱為《下關條約》或《日清講和條約》。《馬關條約》的簽署標志著甲午中日戰爭的結束。

《馬關條約》使日本獲得巨大利益，刺激其侵略野心；使中國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該條約適應了帝國主義列強對華資本輸出的需要，隨後列強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

二、成就

1、文學作品極豐富，創作更自由

新中國文學所發生的變化、獲得的成就、取得的經驗異常豐富、極其重大。文學在反映時代生活上，方法更多樣，手段更豐富；黨和政府在領導文藝事業方面也獲得了寶貴經驗，使"二為""雙百"成為基本方針與方法並且堅持不變，文學越來越走向一種良性互動。

2、港珠澳大橋落成通車 成為一項革命性創舉

據拉美社報道，2018年中國一項革命性創舉就是港珠澳大橋落成，這項秉持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工程項目把香港、澳門和珠海緊密聯系在一起，大大縮短了往返三地的路程時間。

一橋連三地，天塹變通途。港珠澳大橋全長55公里，從設計到建設完工歷時14年，它集橋、島、隧於一體，是世界上最長的跨海大橋。

3、從「死亡之海」到「希望之地」 中國「綠色奇跡」驚艷世界

庫布其沙漠位於內蒙古鄂爾多斯高原脊線以北，黃河「幾」字彎里南岸。南非新聞網站「獨立在線」曾這樣描述治理前的庫布其沙漠：「中國的第七大沙漠庫布其，曾因其惡劣的環境條件以及當地居民一貧如洗的經濟狀況而被稱為『死亡之海』。」

而如今，經過幾十年科學治理，這片「死亡之海」已然變成了一處「希望之地」。庫布其成為全球防治沙漠化的典範，也成為世界觀察「美麗中國」的窗口。

4、復興號

英文代號為CR，列車水平高於CRH系列。三個級別為CR400/300/200，數字表示最高時速，而持續時速分別對應350、250和160。早期的兩個型號是紅神龍CR400AF和金鳳凰CR400BF。復興號CR400系列是上檔時速400公里、標准時速350公里。

在350公里時速下復興號與和諧號CRH380相比，總能耗下降了10%。復興號從300公里提高到350公里時速，能耗大概增加20%－30%。

2018年7月1日起，全國鐵路將實行新的列車運行圖，16輛長編組「復興號」動車組首次投入運營。8月1日，京津城際鐵路上運行的動車組列車已全部更換為「復興號」。

2018年12月9日，「復興號」中國標准動車組項目獲第五屆中國工業大獎。2018年12月24日，時速350公里17輛長編組、時速250公里8輛編組、時速160公里動力集中等多款「復興號」新型動車組首次公開亮相。

5、嫦娥四號探測器

它由著陸器與巡視器組成，巡視器命名為「玉兔二號」。作為世界首個在月球背面軟著陸和巡視探測的航天器，其主要任務是著陸月球表面，繼續更深層次更加全面地科學探測月球地質、資源等方面的信息，完善月球的檔案資料。

2018年5月21日，嫦娥四號中繼星「鵲橋」號成功發射，為嫦娥四號的著陸器和月球車提供地月中繼通信支持。 2018年12月8日，嫦娥四號探測器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由長征三號乙運載火箭成功發射。

2019年1月3日，嫦娥四號成功著陸在月球背面南極-艾特肯盆地馮·卡門撞擊坑的預選著陸區，月球車「玉兔二號」到達月面開始巡視探測。2019年1月11日，嫦娥四號著陸器與玉兔二號巡視器完成兩器互拍，達到工程既定目標，標志著嫦娥四號任務圓滿成功。

2019年2月11日，嫦娥四號著陸器、玉兔二號月球車進入第二個月夜休眠模式。

2. 圓明園的毀滅 不忘國恥，振興中華 香港回歸的資料

親愛的老師，同學們：

你們好！

中國人民永遠也不會忘記，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以士兵失蹤為借口，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從此，中國人民走上了艱難的抗戰征程；中國人民永遠也不會忘記一個又一個不平等的條約，使中國從一個泱泱大國變成了一隻任人宰割的肥羊。中國人民不會忘記，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讓這座世界上最輝煌壯麗的建築頃刻間變成一片焦土和瓦礫。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有多少志士任人，多少革命先輩拋頭顱，撒熱血，以鋼鐵般的意志和無所畏懼的氣概，以頑強不屈的精神和眾志成城的力量戰勝了帝國主義。

滄海桑田，風雨坎坷，偉大的祖國歷盡磨難。我們肩負著跨世紀的歷史使命，我們不甘心落後於前人，我們要繼承和發揚先行者留給我們不怕困難，開括前進的大無畏精神。

少年興則國興，少年強則國強。我們要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正確認識祖國的歷史與未來，熱愛祖國的大好河山。祖國的領土不能丟，不能被分裂侵佔。

歷史的書面仍在不倦地翻動，復興中華民族的歷史呼籲在古老版圖上回盪不息，那雄渾的聲音使每顆灼熱的心為之震撼。用我們的智慧和勇氣揚起理想的風帆！用我們的青春和熱血譜寫出前不負於古人，後無愧於千秋萬代的歷史新篇章！

魯迅先生曾經說過：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乾的人，就有拚命硬乾的人，就有捨身求法的人，就有為民請命的人------他們是中國的脊樑。一切探索救國救民的先輩們是中國的脊樑，偉大的抗戰英雄是中國的脊樑，而我們，必將成為新世紀復興中華民族的脊樑，就是因為有這么多的脊樑，中國才會有振興的一日！

3. 香港回歸十年有什麼變化

新機場開幕
香港居留權
禽流感
8萬5政策
金融風暴
基本法23條立法
沙士
董建華下台
曾任權上場
迪士尼開幕

4. 香�回歸10年的成功與失敗

1841年，英國強佔香港島後，清政府曾試圖用武力予以收復，道光帝為此下了幾十道諭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政府沒有能力捍衛國家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
北京政府時期，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和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上，中國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問題。但終因英國的頑拒和當時軍閥混戰、政局不穩和缺乏實力作外交的後盾而嚴重受挫。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宣言中，明確提出了廢除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的奮斗目標，其中將取消列強在華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從來沒有向英國正式提出過歸還九龍租借地。從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到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本來有兩次機會收回香港和九龍租借地。可是，蔣介石政府執行錯誤政策，又兩次坐失收復良機。
香港回歸是「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和港人治港方針的成功實踐。收復香港的百餘年歷史，再一次向我們證明了落後必挨打、弱國無外交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幾代人為之奮斗的夙願。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從1841年英國武力侵佔香港島開始至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的一個半世紀，中國經歷了晚清時期、民國（包括北京政府和國民政府）時期和新中國時期。無論是清政府還是民國時期的北京政府和國民政府，都曾為收復香港進行過努力。但是，所有這些努力都失敗了。歷史表明，只有新中國才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幾代人為之奮斗的夙願。在香港回歸已在眼前的今天，全面地回顧一下百餘年來我國收復香港的艱苦歷程，將有助於真正理解香港回歸祖國的深刻含義，並從中得到應有啟示。

英國強佔香港島及清政府武力收復香港島計劃的破滅

自1841年1月英國武力強佔香港島起，清政府即開展了收復該島的斗爭。為了說明這一斗爭的情況，首先必須弄清英國佔領該島的經過。
迄至目前為止，一些著述和傳媒是這樣描述鴉片戰爭期間英國如何佔領香港島的：1840年8月英軍在佔領定海之後，北上到達天津白河口，驚慌失措的清政府急派直隸總督琦善去大沽與英國全權使臣懿律和義律談判。1841年1月25日，琦善與英國簽訂了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約》，條約第一款就是將香港島割與英國。第二天，英國軍隊就佔領了香港島。這種說法似乎認為英國佔領香港島有確實的「條約根據」。其實英國是在毫無條約根據的情況下強占該島的，道光帝事先既未曾聞知，更未予允准。因此才有亟謀收復之舉。
依據中英兩國的檔案記載，1840年8月30日，義律去天津大沽曾向清政府遞交《巴麥尊子爵給中國皇帝欽命宰相書》，提出割讓東南沿海一島或數島給英國等侵略要求。琦善根據道光帝的旨意拒絕了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勸說英軍退回廣東再繼續談判。幾個月之後，琦善抵達廣州繼續與英方交涉。道光帝明確指示琦善，如果英方堅持其侵略要求，即採取果斷措施，堅決用武力抗擊侵略者。但是琦善懾於英軍船堅炮利，力求妥協。由於道光帝的態度非常強硬，因此琦善在與義律談判時只同意賠償煙價，拒絕割讓香港島。1841年1月7日，英軍野蠻地攻佔了虎門口的大角、沙角，隨即又提出霸佔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軍武力脅迫下，萬般無奈，復照英方，英軍若退還定海、沙角等處，可奏請道光帝於珠江口外給予「寄寓一所」。1月14日，義律提出割佔九龍尖沙咀、香港兩地。琦善答以只能選擇一處「寄寓泊船」，俟英方選定後，再由他上奏請旨。1月20日，義律突然宣布，他已經與琦善達成共有四項內容的「初步協定」，其中第一項就是將香港島及港口割讓與英王。1月26日，英軍在沒有任何條約依據的情況下，悍然侵佔了香港島。1月27—28日，義律為了迫使中方承認其侵佔香港島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與琦善在蓮花山進行會談。兩人在英方提出的重要條款，即割讓香港島和通商等問題上發生了爭執，琦善表示對義律所擬定的協定草案再行籌思後方能具復。由此可見，1月20日義律宣布的「初步協定」實屬無稽之談。1月30日，英方又故伎重演，英國遠征軍海軍司令伯麥照會中方大鵬協副將賴恩爵，再次謊稱義律已與琦善「說定諸事，議將香港全島地方讓給英國主掌，已有文據在案，」並要求撤走島上各處的中國官兵。兩天之後，英軍又在香港島張貼告示，妄稱「現經與欽差大臣爵閣部堂議定諸事，將香港等處全島讓給英國寄居主掌，已有文據在案。是以香港等處居民，現系歸屬大英國主之子民」。歷史事實是，琦善在英軍炮口下，確有允許代為奏懇皇帝，准許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但是，當時香港一詞，並非指香港全島，而僅僅指該島西南今香港仔一隅之地。英方卻故意將一隅變成了全島，將「寄寓泊船」變為割占，將「代為奏懇」說成是「議定諸事」、「已有文據在案」。這充分說明英國這個老牌殖民帝國在外交上是如何不擇手段的。
英國武力侵佔香港島以後，清政府極為震驚，立即為武力收回香港島進行了部署。1841年2月26日，道光帝收到廣東巡撫怡良關於琦善將該島擅與英人、英軍侵佔香港島並擅出偽示的奏摺，即認定英軍侵佔香港島是琦善越權私與造成的，諭稱：「朕君臨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國家所有，琦善擅與香港，擅准通商，膽敢乞朕恩施格外，」並下令將琦善革職鎖拿解京，查抄所有家產。道光帝嚴懲琦善絕非偶然，他對琦善在廣東一味向英人妥協的行徑早就不滿。1月27日道光帝得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即刻下令將琦善交部議處。三天後，他又命御前侍衛內大臣奕山為靖逆將軍，戶部尚書隆文、湖南提督楊芳為參贊大臣，南下征討英國侵略者。英軍侵佔香港島後，武力收復香港島就成了奕山等人南下征戰的一個重要目標。是時奕山等人還在南下途中，道光帝降旨稱：「即使香港並非險要，亦必設法趕緊收回，斷不準給予該夷，致滋後患。」之後他又接二連三地下達收復香港島的諭旨：「至該逆所佔香港，務須設法克復，使該逆永絕窺伺，方為不負委任。」豈知道光帝下令調集的奕山軍隊人數雖然數倍於英軍，但全部是陸軍，只能由陸上防守廣州，根本無力進攻港島。1841年5月18日，英軍幾乎傾巢出動，前往進攻廣州。奕山倉促應戰，清軍大敗，廣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奕山被迫訂立「城下之盟」，在一星期內交付了600萬元賠款，並把軍隊撤出了廣州城。事後奕山謊報軍情，諱敗為勝，致使道光帝誤認為，英軍於條件得到滿足後從廣州退回港島，是天朝征討「英夷」的勝利。至於香港島，道光帝接受新任兩廣總督祁�的建議，同意暫緩圖之。此間恰好港島遭到兩次颶風，很多英船沉沒、被毀。道光帝得知這一消息，立即頒發大藏香二十柱，讓奕山等去各廟宇答謝神靈，並誤以為以後「夷膽震懾，不敢再有覬覦」。
1841年8月21日，英國派來接替義律擴大侵華戰爭的璞鼎查，留下少數陸軍及5艘軍艦在香港，親自率主力北上。道光帝以為英軍主力北上，港島勢必空虛，這是收復香港的良機。他告誡奕山：「如能設法收復香港，則從前辦理不善尚可少贖罪戾。」之後，他又多次令奕山等訓練鄉勇，乘機收復香港。奕山經過廣州之戰的大敗，已深知英軍實力，陸上攻剿一敗塗地，遑論渡海收復港島。加以虎門內外炮台早被鏟為平地，無險可扼，水師無船無炮，他認為當今之計，只有嚴守陸路，以防焚掠而已。盡管道光帝一再諭令收復香港，斷不準遲延觀望，但是廣東方面依舊我行我素，隱忍苟安，不圖攻剿。1841年10月，英軍相繼攻佔浙江定海、鎮海和寧波，中英雙方開始在陸上交戰。道光帝認為陸戰是清軍長處，他任命奕經為揚威將軍，從全國各地調集軍隊，准備一舉擊敗英軍，收復失地，並再次諭令奕山等，乘廣東海面英船無幾、香港空虛之際，即行剿洗，並收復香港。誰知清軍陸戰再次失利，揚威將軍遁逃杭州。鐵的事實證明了清軍不僅海上不能打，陸上同樣不可恃。但是英軍盤踞香港依然是道光帝的一塊心病。1842年3月27日清政府以耆英署杭州將軍，並於4月11日頒給他欽差大臣關防。5月18日英軍攻陷乍浦，在此危急之時，5月25日道光帝卻出乎意料地下令耆英帶欽差大臣關防馳赴廣州將軍之任，諭令他稱：「至香港地方豈容被逆夷久據，現在廣東炮台等工事如已妥為預備，正可乘機進取，明攻暗襲，收復香港，以伸國威。」這是我們所能見到的最後一道收復香港的諭旨。但是，10天之後道光帝不得不改變主意，命令耆英暫緩赴粵，在浙確查英人動向，專辦對英羈縻事宜。此時的羈縻實際上已經成了乞降的代名詞。當英軍攻陷吳淞、上海、直抵鎮江時，道光帝更授權耆英便宜行事，決意投降。其後英軍攻陷鎮江，8月4日直逼南京城下，耆英、伊裡布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議和條款，並在8月29日簽訂了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條約》，終於將香港島割讓與英國。
上述事實說明，英國強佔香港島之後，清政府試圖用武力予以收復，道光帝為此下了幾十道諭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並咨會奕山，要求武力收復香港島。但是，清政府最終不僅沒有收復香港島，反而以條約形式割讓了香港島，表明了清政府已經沒有能力捍衛國家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國家的落後，統治階級的腐敗，從根本上決定了這一結局。1860年，英國又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簽訂中英《北京條約》，割佔了九龍半島南端及昂船洲。1898年，在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英國又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簽訂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攫取了我國新安縣大片陸地及周圍235個島嶼連同廣闊水域的「租借權」，為期99年，並將其改稱「新界」，並入英國的香港直轄殖民地。

辛亥革命到太平洋戰爭前中國爭取收回九龍租借地的努力

辛亥革命以後，中國政府和人民繼續為收回香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曾根據北京政府的指示，向和會提出收回租借地（包括九龍租借地）的問題。由於和會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兩個主要戰勝國英、法所把持，它們在中國都佔有租借地，根本不願意放棄其既得利益。和會主席、法國總理克里蒙梭借口中國的提案「不在和會許可權范圍之內」，推說這件事應由國際聯盟今後去加以考慮，輕易地予以否決了。眾所周知，這個標榜建立「國際公正」、以「締造世界永久和平」為宗旨的和會，以其極不公正地對待中國，通過將德國在山東的侵略權益讓與日本的決議而誘發了中國的五四運動，並促使中國代表拒絕在和會的對德和約上簽字。
1921年12月3日，中國代表顧維鈞在華盛頓會議上，又重新提出廢止各國在華租借地的議案。議案中歷數了列強在華租借地破壞中國領土及行政完整、危及中國國防、將中國牽入列強沖突的漩渦及被列強利用來建立自己的勢力范圍等事實，要求「將此等租借地取消或從速廢止之」。當時正值戰後世界民族解放運動高漲時期，中國在五四運動的推動下，人民大眾「外爭國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浪潮洶涌澎湃。與此同時，美、日在遠東互爭雄長，美國力圖箝制日本咄咄逼人的擴張勢頭，其他列強之間也矛盾重重。以上兩個因素促使英、日兩國不得不分別同意放棄威海衛和膠州彎租借地。但在廢除九龍（即香港新界）租借地和旅大租借地的問題上，中國代表卻遭到英、日代表的強烈反對。英國出席會議的代表、樞密院長、以「血腥人物」著稱的貝爾福，借口「沒有九龍租借地則香港不能自衛」，堅決拒絕歸還。12月7日，顧維鈞在會議的遠東委員會上據理駁斥了貝爾福的謬說。貝爾福對此置若罔聞，日本代表緘口不言，美國代表則無動於衷，作壁上觀。此後，華盛頓會議再沒有討論九龍租借地的問題。中國收回九龍租借地的正當要求，終因英國的頑拒和當時中國軍閥混戰、政局不穩和缺乏實力作外交的後盾而嚴重受挫。
華盛頓會議以後，中國人民對會議結果大失所望。廢除不平等條約，日益成為全國各黨派和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1924年1月，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和幫助下主持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同月23日通過的大會宣言中，明確提出了廢除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的奮斗目標，其中將取消列強在華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宣言寫道：「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權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這段話成了後來一個時期中國外交的指導方針。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後，雖然對帝國主義尤其是英、美有很大的依賴性，但是為了鞏固自身的地位，也不得不考慮廣大民眾的迫切願望和孫中山先生渴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的遺願，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條約」的外交方針，多次要求列強廢除租界和租借地。但這一修約外交，除了在關稅自主、收回幾處租界和按照英國先前的承諾於1930年收回了威海衛租借地外，其他收效甚微。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南京國民政府甚至從來沒有向英國正式提出過歸還九龍租借地。
和國民政府相反，英國政府及港英當局一直關切著九龍租借地的前途，神經過敏地注視著國民政府和中國輿論在這個問題上的動向。港督金文泰不僅堅決反對歸還這塊租借地，反而多次建議本國政府將它正式割占，辦法是以歸還威海衛作為交換條件，或是故意挑起與中國的沖突來製造兼並的機會。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另一位港督羅富國也企圖乘人之危，於1938年提出中國急需外國貸款來支持它的貨幣，不妨利用這個機會用貸款來換取它割讓九龍租借地或延長它的租期。但是以上兩位港督的建議沒有得到英國政府採納，它寧可對這件事採取拖延、沉默、迴避的方針。只要中國不提出，它決不主動涉及這個問題。
英國政府雖然在九龍租借地問題上對中國防範甚嚴，卻沒有注意到它的政策正在給它對香港的統治帶來致命的危險。多年以來，英國一直奉行對日本綏靖、討好、縱容的方針，幻想與日本達成妥協，以維護它在遠東和東南亞的殖民利益。孰知這一政策非但沒有奏效，反而鼓勵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南進，起到引狼入室的作用，終於導致太平洋戰爭爆發和日本對整個香港地區的佔領，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正如一位澳大利亞學者所說，「在這個時期，幾乎可以說，對香港……的較大威脅與其說是來自中國人，勿寧說是來自英國外交部。」

1942年中英關於歸還九龍租借地的談判和兩次收復香港良機的喪失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侵略軍進攻香港。是時英國忙於歐洲戰事及保衛本土，在香港抵抗不力，僅僅18天即棄甲曳兵而走。港督楊慕琦於同年聖誕日向日本投降，英國對香港的百年統治由日本取而代之。與此同時，英國王牌軍艦「威爾士親王號」和「卻敵號」在馬來海面為日本襲擊而檣櫓灰飛煙滅，英國在遠東和東南亞的殖民體系迅速土崩瓦解。到1942年6月，英軍已先後退出馬來亞、新加坡、緬甸等地，日本陳兵印緬邊境，形成直叩印度大門之勢。大英帝國往日的雄風，掃地殆盡。英國在香港和東南亞的大潰退標志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列強通過華盛頓會議建立起來的遠東國際均勢已徹底破壞。中、美、英此時已成為共同反對日本侵略的盟邦。這一形勢迫使英國不得不考慮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
當時，東西方反法西斯戰爭連成一片，中國的抗戰與各同盟國的作戰匯成一體。國際形勢的變化不僅有利於中國人民爭取抗戰勝利，也為收復香港提供了良機。以羅斯福為首的美國政府，深知中國戰場對日本的巨大牽製作用，為了使國民政府堅持對日作戰，為了戰後填補英國在遠東可能留下的真空，從自身利益出發，也開始攻擊英國在中國保留殖民特權、不將香港歸還中國等做法。美國的態度無疑對英國是一個壓力，對國民政府是一個鼓舞，並促使它採取行動。
1942年8月底，國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國與中國舉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談判，藉以促使英國與中國也舉行類似的談判。英國外交部聞知此事後，慌了手足，急忙指示其駐華大使薛穆「採取主動」。10月10日，美、英兩國分別發表聲明，准備與中國政府談判「立時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及解決有關問題」之條約。中美、中英關於廢除不平等條約、另訂新約的談判隨即開始。此次談判涉及放棄在華租界問題，國民政府認為租借地與租界屬於同一范疇，乘勢提出了歸還九龍租借地（即香港新界）的要求，這本是順理成章的事。
此後，美、英兩國分別提出關於新約的草案以供考慮。中英談判在重慶舉行，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和薛穆分別代表兩國。英方草案包括廢除在華治外法權，終止1901年辛丑條約、將一些租界交還中國等內容。但是，英方雖然明知中國至為關心收回香港（至少是新界），卻在其草案中故意不提這個問題。11月10日，英國戰時內閣首相丘吉爾更親自出馬，針對香港問題強硬地宣稱：「我當國王的首相不是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國」，又說他「決不會放棄大英帝國的任何一塊領地」，從而表明了英國堅持它對香港殖民統治的頑固立場。
11月13日，國民政府就英方草案提出一份《修訂草案》，其中加上了廢止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內容：「英方在九龍租借地之行政與管理權，連同其官有資產與官有債務，應移交中華民國政府。」應該說，這里僅提出歸還九龍租借地，未要求歸還整個香港地區，已屬妥協退讓。是時重慶輿論激昂，反對任何外國繼續佔領中國領土，美國公眾意見也同情和支持中國的正當要求。形勢於中國有利。
當英國收到中方《修訂草案》後，急忙研究對策。英國外交部遠東司司長格善理（克拉克）提出三個可供選擇的方案：（1）接受要求；（2）斷然拒絕；（3）盡量拖延。他認為第一個方案不行，因為新界在經濟和戰略上對香港至關重要；第二個方案也不行，會引起美國的不滿和非議（戰時英國對美國有很大的依賴性）。因此，他認為應該選擇第三個方案，能拖就拖。對於這位司長的主張，外交大臣艾登認為是既不堅決又不明朗，竭力表示反對。他傾向採取第二個方案，即斷然宣布九龍租借地不屬於本條約的討論范圍，拒絕歸還。艾登的主張得到丘吉爾的大力支持，並在11月30日英國戰時內閣會議上作出了相應的決議。英國對九龍租借地的政策，因以大定。
11月30日，薛穆按照英國政府的指示，向宋子文宣布英國不準備同中國談判九龍租借地問題。宋子文反復重申了中國收回該租借地的原則立場。雙方發生爭執，未有結果。蔣介石得知這一情況後表示，中英新約內如果不包括收回新界的內容，他就拒絕在條約上簽字。談判陷於僵局。
在此情況下，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發生了動搖。他為了打破談判僵局，准備拿原則做交易，在九龍租借地問題上對英讓步。但他不敢對蔣介石直陳他的主張，於是請求當時正回國述職的外交界元老、駐英大使顧維鈞去勸說蔣介石對英讓步。顧維鈞受託前往，對蔣介石說，他「明白委員長的意思，說送來的禮物應當一次送來，可是英國願意分兩次送」，「依我看還是先收下這第一份為宜，可以暗示我們正等待這第二份禮物的到來，這樣可以不致引起什麼誤解」；而且，戰時盟國間的「團結一致」「極為重要」。顧維鈞的勸說對蔣介石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在此後的談判中，英方繼續堅持殖民主義的頑固立場。宋子文為了使談判不致完全破裂，退而要求英方發表一項表示今後願歸還九龍租借地意向的聲明，為此中方在戰爭結束前決不催促英國歸還九龍租借地，同時著重宣布，如果英方連這樣的意向也不表示，中國將不在條約上簽字。對此，英國只同意「於取得戰爭勝利後討論該租借地的前途問題」，不願就戰後歸還該租借地作出任何承諾，甚至以英方也要「拒絕簽訂新約」相威脅。恰在此時，正對中國進行血腥野蠻侵略的日本，為了攪亂人心、挑撥盟國間關系，提出「盡速撤消」日本在華租界及治外法權等特權，以示「中日親善」，以圖搶在中美、中英之前與汪偽訂約。蔣介石在英國「拒簽新約」、日偽可能搶在中英之先訂約的雙重壓力下，向英國作了根本性的讓步，於1942年12月31日指示國民政府正式同意不將收回九龍租借地問題與取消治外法權等問題合並提出。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對英外交，頗費心神」，「九龍（租借地）交還問題英堅不願在新約內同時解決」，他只得「暫忍之」，同意在中英條約上簽字；「待我簽字之後，另用書面對彼說明，交還九龍問題暫作保留，以待將來繼續談判，為日後交涉之根據。」他還信誓旦旦地寫道，作為「最後手段」，他准備「一俟戰後，用軍事手段（將九龍租借地）由日軍手中取回。則彼雖狡猾，亦必無可如何。」
蔣介石的本意是趕在日偽之前於1943年元旦簽訂中美、中英新約。但由於英國拖延，直到1943年1月11日才簽訂這兩個條約（日偽條約已於1月9日簽字）。在當天於重慶簽字的《關於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中，隻字沒有涉及九龍租借地問題。同一天，宋子文照會薛穆，聲明中國政府對九龍租借地「保留日後提出討論之權。」戰時中國收回九龍租借地的交涉，至此又以中國的失敗而告終。
1942年是中國廢除列強在華特權和不平等條約的有利時機。不能諱言，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雖然對英美有嚴重的依賴性，但當時確想乘機收回盡可能多的外人在華利權。通過1943年1月的中英新約，中國廢除了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和1901年的辛丑條約，收回了北平使館租界及上海、廈門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權，收回了天津、廣州的英租界，如此等等。這件事發生在英國用炮艦打開中國大門、逼簽中英《南京條約》，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100周年之際，不能不說是歷史的巧合。這是中華民族廢除不平等條約斗爭史上的一件大事。這個成就的取得，從根本上說，應當歸功於正與日寇浴血奮戰的中國人民。
然而應該指出，此次交涉中未能收回九龍租借地，確是國民政府的無能。國民政府在中美、中英新約簽訂後的第二天發表的文告中，宣布中國自此已獲得與各國「並駕齊驅」的「完全獨立平等自由之地位」，未免言過其實。此次中國未能收回九龍租借地，固然是英國堅持殖民主義所致，但與國民政府爭取不力、態度軟弱也有直接關系。如上所述，當時收回九龍租借地，有絕好的國際國內條件。本應把握時機，據理力爭，堅持原則，以求成功。即使英國頑固不讓，也不妨拒簽新約，以待來日。即便如此，英國亦無法責難中國破壞盟國團結。相反，英國作為中國盟國，抓住在華租借地這種特權不放，倒是有害於盟國團結的。故條約不成，失理仍在英方。在當時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民族解放浪潮空前高漲，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的崩潰已經不可逆轉。即使新約暫時不訂，戰爭勝利以後，英國豈能長期保持在華特權和租借地不放？宋子文作為中方首席代表，不能洞察世界大勢，目光短淺，心理軟弱，企圖以妥協退讓來換取與英國的「團結」，結果中國愈退，英國愈進，終於造成中方有理而受挫，英方無理而制勝的局面。對此，宋子文是不能辭其咎的。至於蔣介石，他雖然想收回九龍租借地，並為此作了一些努力，但在英國死硬的立場面前，仍沒有堅持到底，最終還是對英國委曲求全，致使收回九龍租借地一事功虧一簣，坐失良機。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收復香港的良機再至。可是，由於蔣介石奉行矛頭對內、堅決反共的錯誤政策，急於搶奪抗戰勝利果實，他早已把自己關於戰後重新提出交涉和「用軍事力量從日軍手中取回」九龍租借地的誓言忘到九霄雲外；相反，倒是急急忙忙地向英國宣布他對香港「沒有野心」。結果是讓英國搶先重新佔領了香港。不僅如此，蔣介石作為同盟國中國戰區（香港屬於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本有權接受香港日軍的投降，可是最後連這個受降權事實上也被英國人奪去。這是國民政府在收復香港問題上的第二次坐失良機，是對「四強」之一中國的莫大諷刺，也是它的歷史悲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宣告了中國半殖民地時代的終結，第一次為香港地區的回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隨著我國國力的日趨強盛、香港新界租期的行將屆滿和國際形勢出現有利的變化，到80年代初，收回香港提上了議事日程。1984年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原則上最終解決了香港的回歸問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不久前產生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任命了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主要官員，香港的順利回歸和平穩過渡已在意料之中。這是「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和港人治港方針的成功實踐。百年屈辱，即將滌盪殆盡，國人無不為此而揚眉吐氣，並對回歸後香港的繁榮穩定充滿信心。
在歡慶香港即將回歸的同時，我們切不可忘記收復香港的漫長而艱苦的歷程，當思今日成就的取得來之不易。收復香港的百餘年歷史，再一次向我們證明了落後必挨打、弱國無外交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證明了一個閉關自守、不求革新、內部不穩、國力不振、腐敗落後的國家，是斷不能保持自身的獨立和領土完整的，要求它「重頭收拾舊山河」，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社會主義，才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幾代人為之奮斗的夙願，只有改革開放，保持穩定團結，自立自強，力爭先進，不斷增強國力，才是唯一的衛國興邦之道。
回歸十年 香港越來越繁榮

回歸十年，風雨十年，東方之珠光芒依舊。香港，寄託著提出「一國兩制」構想的鄧小平的厚望，也留下了這位老人一個最大的遺憾：他沒能在回歸祖國的香港的土地上走一走。

香港回歸近十年的今天，經歷重重坎坷的香港更勝往昔。美國傳統基金會日前公布2007年「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香港連續第13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根據該報告，香港幾乎在全部反映經濟自由的指標中獲得極佳評分。在十項個別指標中，香港在貿易自由、投資自由、金融自由及產權保障等四個范疇的評分均居全

5. 香港回歸後的資料

香港回歸以來，各方面的狀況令人樂觀。
香港回歸七年以來，盡管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戰，但均度過了難關，香港「一國兩制」經受住了考驗，而且在實踐中不斷得到完善與發展。香港經濟在波動中發展，目前已出現強勁復甦勢頭。中央政府對香港支持不遺餘力，是香港經濟持續發展與政改循序漸進的重要保證。香港內部政改爭議雖然日益激烈，但這是民主發展中的問題，需要在發展中解決。

「一國兩制」經受住了考驗，並在實踐中完善與發展

香港回歸七年來，中央政府依據《基本法》處理香港事務，除了積極支持與配合香港政府及維護香港的自身利益外，未直接干預香港事務，保證了香港在「一國」下的「兩制」的有效落實。香港特區政府在施政中，始終貫徹「一國兩制」與「港人治港」的方針政策，維護了香港自由港地位與社會的相對穩定。

香港回歸後，民眾的抗議遊行活動，甚至大規模的抗議遊行，不論其動機如何，基本上均能依法行事，未引起嚴重的社會沖突，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並沒有干預，這是香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重要體現，避免了在民主政治改革過程中出現社會動亂。香港依然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地方，左中右各種聲音都有，種種批評特區政府的言論沒有受到限制。

特別是香港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得到維護與發展。到2004年，香港連續七年被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也是香港第10次獲得此一殊榮。香港自由經濟體制不僅沒有受到影響，而且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維持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信息中心與商務服務中心地位。回歸後，香港特區政府不斷改革，完善相關制度，提高效率，使得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與航運中心的地位更加鞏固，世界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集中香港；香港股市是亞洲第二大、世界第八大股市。香港的集裝箱裝卸量繼續維持世界第一寶座，香港新機場自1998年營運以來的航空貨運量一直高居世界第一。這一切充分顯示，香港回歸後依然具有活力與發展潛力。

香港經濟在困難與調整中發展

香港回歸七年來，內外經濟環境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特別是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禽流感、SARS以及政治紛爭等一次又一次的巨大沖擊，香港經濟發展出現了很大起伏。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1998年香港經濟出現50多年來少見的負增長。隨後，在國際經濟大環境及內地經濟發展帶動下，香港經濟在2000年實現10.5%的高增長。然而，由於國際經濟形勢的再次逆轉，東亞地區經濟出現普遍衰退，香港經濟也再次陷入低潮，2001年出現零增長。此後，香港經濟開始出現恢復性增長，2002年增長2.2%；2003年增長3.2%。1997-2003年,香港經濟平均增長為3.1%。今年以來，香港經濟復甦勢頭強勁，第一季度增長率達到6.8%，預計全年增長超過6%。

回歸以來，香港經濟發展仍面臨一些困難。一是經濟結構調整緩慢。製造業持續下跌，近十年平均每年凈產值實質下降9%以上。特別是高科技發展進展不大，沒有出現新的亮點行業,經濟結構轉型任務依然艱巨。二是政府財政赤字增加，到2002年已達到700億港元，去年則降至不到500億港元，已經影響到香港的聯系匯率制度穩定與經濟的健康發展，特區政府已採取多種措施，改善財政赤字，並在前不久發行政府債券，以改善財政情況。三是失業問題在回歸後變得較為嚴峻。1998年以來，香港的失業率接連突破4%、6%、7%，2003年接近8%（7.9%）。不過，隨著特區政府的不斷努力與總體經濟情況的逐步改善，今年以來失業情況有所改善，2004年5-7月失業率降至7%，創26個月以來的新低，預計全年有望跌破7%。但香港經濟處於轉型期，結構性失業不易改變，失業問題仍將是香港面臨的一個重要經濟與社會問題。四是通貨緊縮問題。1999年以來，香港已連續五年物價指數呈現負增長，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衰退平均幅度近3%。今年以來，隨著國際經濟開始景氣及國際油價格的上漲，香港通貨緊縮情況有所改善，但今年1-5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跌幅較上年同期仍下降1.6%。另外，目前香港經濟強勁復甦，仍存在一些不確定因素，未來發展尚待觀察。

制度建設與政改紛爭問題更加突出

香港回歸後，盡管特區政府依「基本法」行事，逐步推行政改，但因涉及面廣，議題敏感，使得制度建設與政改紛爭不斷，已嚴重影響到香港的社會穩定。

香港特區政府為了提高執政效率，對香港官僚體制進行了適度改革，實施了「主要官員問責制」，即港府的施政成效責任由問責高官完全負責與承受。這一制度實施以來，盡管也有爭議，但推動較為順利，特區政府基本能夠落實。

在落實《基本法》關於制訂「國家安全條例」即「23條立法」問題上，中產階級疑慮較多，社會爭議較大，加上民主派將問題擴大化，引發了群眾大規模抗議遊行，最後特區政府在考慮維持香港社會安定的考慮下，不得不暫時延緩該條例的制訂，可以說這是香港製度建設的一大挫折。

在香港行政長官與立法會選舉問題上，香港內部爭議更大。民主派不顧香港社會現實，急於提前進行全面直選，已涉及到對《基本法》相關條文的理解與解釋問題，最後不得不通過人大常委會「釋法」來解決爭議。可以說，全國人大的「釋法」，對香港的改制指明了一個循序漸進的大方向，避免急進的改革與不成熟的普選對香港帶來的負面影響。香港民眾與各政治團體應該珍惜這一機會，在協商中解決政改爭議，在完善制度建設中推進民主發展。

今年以來，中央政府開始了與民主派的接觸與溝通，這是一個良好的開始，有助於通過對話、協商解決爭議，逐步推進香港政治制度的建立與民主發展。但應充分體認到香港復雜的政改矛盾不是一下子所能解決的，未來可能還會在某些問題上爭議得更激烈，但只要遵循《基本法》、本著為香港的利益著想，終能找到一條解決之道。

在對待香港政制建設與民主發展問題上，關鍵是要培養熟悉民主運作的政治人才，完善相關的法律制度，逐步推進。無論如何改革，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是「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香港與內地合作不斷深入

香港回歸後，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使香港戰勝了一次又一次的困難，維護了香港的社會相對穩定與經濟發展。在香港回歸六周年之際，中央政府回應特區政府的提議，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極大地穩定了香港企業界對香港經濟的信心，而且也起到了促進香港經濟迅速回升的作用。CEPA簽署後，香港經濟開始明顯復甦，並在今年出現強勁增長；股市從此前的8000多點上漲到目前的12000多點；通貨緊縮有所改善，失業率開始回落。

CEPA本身也取得實質性進展，到今年5月底，共有354家港澳公司向內地部門提出享受CEPA待遇申請，其中298家獲得批准。港澳原產地貨物以零關稅進入內地市場的價值達3.3億港元。CEPA還促進了港台經貿往來，2003年台灣對香港投資增長283%。特別是台灣銀行加快進入香港，目前在港分行達13家，辦事處6個，並開始以並購香港銀行方式，希望通過CEPA機制進入內地市場，香港在兩岸三地的中介地位進一步增強。

在香港回歸七周年前夕，中央政府批准廣東省政府提出的建議，建立「9+2泛珠江三角區域合作機制」，目前已建立了正式的合作框架,確立了八大合作領域,這對加強香港與內地經濟合作又提供了一個新的平台，對維持香港在亞太地區經濟樞紐地位與國際商貿服務中心地位具有重要意義。

為了改善香港經濟，中央政府還採取了許多具體可行的政策。一是擴大開放內地居民赴港旅遊特別是推動「香港自由行」，赴港旅遊的內地居民持續增加，大大刺激了香港的消費與旅遊市場,成為帶動香港經濟回升的重要支持力量。二是內地與香港的金融合作不斷取得重大進展,尤其是中央政府批准內地信用卡於今年初可在香港使用，及時性批准香港銀行可以經營人民幣存款、兌換與匯款等業務，為香港銀行業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業務。目前，經營人民幣業務的香港銀行達39家，人民幣存款額達60億元（到4月底）。三是為了支持香港政府發行政府債券及改善財政赤字狀況，中央政府明確表示可動用外匯儲備購買香港的債券，是對香港經濟的又一有力支持。

6. 香港回歸時，中英雙方對新機場的角力點在何處

中國增加了一大塊負擔，那幾年不知道給香港投資了多少錢，才保住那些香港的外資企業，本來他們都打算在香港剛一回歸就撤資離開香港的。

英國就是少了一塊負擔了。

7. 香港回歸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其實香港現在只是國外資流入內地的一個合法平台，其實振錢的是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