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金融機構改革

① 中國人民銀行的各階段發展史

中國人民銀行是1948年12月1日在華北銀行、北海銀行、西北農民銀行的基礎上合並組成的。1983年9月，國務院決定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國家中央銀行職能。1995年3月18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至此，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以法律形式被確定下來。
人民銀行的歷史，可以追溯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開的「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通過決議成立「中共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簡稱蘇維埃國家銀行），並發行貨幣。從土地革命到抗日戰爭時期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前夕，人民政權被分割成彼此不能連接的區域。各根據地建立了相對獨立、分散管理的根據地銀行，並各自發行在本根據地內流通的貨幣。1948年12月1日，以華北銀行為基礎，合並北海銀行、西北農民銀行，在河北省石家莊市組建了中國人民銀行，並發行人民幣，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中央銀行和法定本位幣。
中國人民銀行成立至今的五十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體制、職能、地位、作用等方面，都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革。
一、中國人民銀行的創建與國家銀行體系的建立（1948--1952年）
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在河北省石家莊市宣布成立。華北人民政府當天發出布告，由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人民幣在華北、華東、西北三區的統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項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人民幣為本位貨幣。1949年2月，中國人民銀行由石家莊市遷入北平。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把中國人民銀行納入政務院的直屬單位系列，接受財政經濟委員會指導，與財政部保持密切聯系，賦予其國家銀行職能，承擔發行國家貨幣、經理國家金庫、管理國家金融、穩定金融市場、支持經濟恢復和國家重建的任務。
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中國人民銀行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統一領導下，著手建立統一的國家銀行體系：一是建立獨立統一的貨幣體系，使人民幣成為境內流通的本位幣，與各經濟部門協同治理通貨膨脹；二是迅速普建分支機構，形成國家銀行體系，接管官僚資本銀行，整頓私營金融業；三是實行金融管理，疏導游資，打擊金銀外幣黑市，取消在華外商銀行的特權，禁止外國貨幣流通，統一管理外匯；四是開展存款、放款、匯兌和外匯業務，促進城鄉物資交流，為迎接經濟建設做准備。到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終結時，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銀行，建立了全國垂直領導的組織機構體系；統一了人民幣發行，逐步收兌了解放區發行的貨幣，全部清楚並限期兌換了國民黨政府發行的貨幣，很快使人民幣成為全國統一的貨幣；對各類金融機構實行了統一管理。中國人民銀行充分運用貨幣發行和貨幣政策，實行現金管理，開展「收存款、建金庫、靈活調撥」，運用折實儲蓄和存放款利率等手段調控市場貨幣供求，扭轉了新中國成立初期金融市場混亂的狀況，終於制止了國民黨政府遺留下來的長達二十年之久的惡性通貨膨脹。同時，按照「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配合工商業的調整，靈活調度資金，支持了國營經濟的快速成長，適度地增加了對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的貸款；便利了城鄉物資交流，為人民幣幣值的穩定和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二、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國家銀行（1953--1978年）
在統一的計劃體制中，自上而下的人民銀行體制，成為國家吸收、動員、集中和分配信貸資金的基本手段。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加快，私營金融業納入了公私合營銀行軌道，形成了集中統一的金融體制，中國人民銀行作為國家金融管理和貨幣發行的機構，既是管理金融的國家機關又是全面經營銀行業務的國家銀行。
與高度集中的銀行體制相適應，從1953年開始建立了集中統一的綜合信貸計劃管理體制，即全國的信貸資金，不論是資金來源還是資金運用，都由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統一掌握，實行「統存統貸」的管理辦法銀行信貸計劃納入國家經濟計劃，成為國家管理經濟的重要手段。高度集中的國家銀行體制，為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進行全面的金融監督和服務。
中國人民銀行擔負著組織和調節貨幣流通的職能，統一經營各項信貸業務，在國家計劃實施中具有綜合反映和貨幣監督功能。銀行對國有企業提供超定額流動資金貸款、季節性貸款和少量的大修理貸款，對城鄉集體經濟、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提供部分生產流動資金貸款，對農村中的貧困農民提供生產貸款、口糧貸款和其他生活貸款。這種長期資金歸財政、短期資金歸銀行，無償資金歸財政、有償資金歸銀行，定額資金歸財政、超定額資金歸銀行的體制，一直延續到1978年，期間雖有幾次變動，基本格局變化不大。
三、從國家銀行過渡到中央銀行體制（1979--1992年）
1979年1月，為了加強對農村經濟的扶植，恢復了中國農業銀行。同年3月，適應對外開放和國際金融業務發展的新形勢，改革了中國銀行的體制，中國銀行成為國家指定的外匯專業銀行；同時設立了國家外匯管理局。以後，又恢復了國內保險業務，重新建立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各地還相繼組建了信託投資公司和城市信用合作社，出現了金融機構多元化和金融業務多樣化的局面。
日益發展的經濟和金融機構的增加，迫切需要加強金融業的統一管理和綜合協調，由中國人民銀行來專門承擔中央銀行職責，成為完善金融體制、更好發展金融業的緊迫議題。1982年7月，國務院批轉中國人民銀行的報告，進一步強調「中國人民銀行是我國的中央銀行，是國務院領導下統一管理全國金融的國家機關」，以此為起點開始了組建專門的中央銀行體制的准備工作。
1983年9月17日，國務院作出決定，由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並具體規定了人民銀行的10項職責。從1984年1月1日起，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專門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集中力量研究和實施全國金融的宏觀決策，加強信貸總量的控制和金融機構的資金調節，以保持貨幣穩定；同時新設中國工商銀行，人民銀行過去承擔的工商信貸和儲蓄業務由中國工商銀行專業經營；人民銀行分支行的業務實行垂直領導；設立中國人民銀行理事會，作為協調決策機構；建立存款准備金制度和中央銀行對專業銀行的貸款制度，初步確定了中央銀行制度的基本框架。
人民銀行在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的初期，隨著全國經濟體制改革深化和經濟高速發展，為適應多種金融機構，多種融資渠道和多種信用工具不斷涌現的需要，中國人民銀行不斷改革機制，搞活金融，發展金融市場，促進金融制度創新。中國人民銀行努力探索和改進宏觀調控的手段和方式，在改進計劃調控手段的基礎上，逐步運用利率、存款准備金率、中央銀行貸款等手段來控制信貸和貨幣的供給，以求達到「宏觀管住、微觀搞活、穩中求活」的效果，在制止「信貸膨脹」、「經濟過熱」、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初步培育了運用貨幣政策調節經濟的能力。
四、逐步強化和完善現代中央銀行制度（1993年至今）
1993年，按照國務院《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國人民銀行進一步強化金融調控、金融監管和金融服務職責，劃轉政策性業務和商業銀行業務。
1995年3月1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首次以國家立法形式確立了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的地位，標志著中央銀行體制走向了法制化、規范化的軌道，是中央銀行制度建設的重要里程碑。
1998年，按照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的部署，改革人民銀行管理體制，撤銷省級分行，設立跨省區分行，同時，成立人民銀行系統黨委，對黨的關系實行垂直領導，幹部垂直管理。
2003年，按照黨的十六屆二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關於深化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的意見》和十屆人大一次會議批準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將中國人民銀行對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信託投資公司及其他存款類金融機構的監管職能分離出來，並和中央金融工委的相關職能進行整合，成立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同年9月，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正式批准人民銀行的「三定」調整意見。12月27日，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修正案）》。
有關金融監管職責調整後，人民銀行新的職能正式表述為「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維護金融穩定、提供金融服務。」同時，明確界定：「中國人民銀行為國務院組成部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銀行，是在國務院領導下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維護金融穩定、提供金融服務的宏觀調控部門。」這種職能的變化集中表現為「一個強化、一個轉換和兩個增加」。
「一個強化」，即強化與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有關的職能。人民銀行要大力提高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的水平，靈活運用利率、匯率等各種貨幣政策工具實施宏觀調控；加強對貨幣市場規則的研究和制定，加強對貨幣市場、外匯市場、黃金市場等金融市場的監督與監測，密切關注貨幣市場與房地產市場、證券市場、保險市場之間的關聯渠道、有關政策和風險控制措施，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一個轉換」，即轉換實施對金融業宏觀調控和防範與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方式。由過去主要是通過對金融機構的設立審批、業務審批、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審查和監管指導等直接調控方式，轉變為對金融業的整體風險、金融控股公司以及交叉性金融工具的風險進行監測和評估，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轉變為綜合研究制定金融業的有關改革發展規劃和對外開放戰略，按照我國加入WTO的承諾，促進銀行、證券、保險三大行業的協調發展和開放，提高我國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維護國家利益；轉變為加強與外匯管理相配套的政策的研究與制訂工作，防範國際資本流動的沖擊。
「兩個增加」，即增加反洗錢和管理信貸徵信業兩項職能。今後將由人民銀行組織協調全國的反洗錢工作，指導、部署金融業反洗錢工作，承擔反洗錢的資金監測職責，並參與有關的國際反洗錢合作。由人民銀行管理信貸徵信業，推動社會信用體系建設。
這些新的變化，進一步強化了人民銀行作為我國的中央銀行在實施金融宏觀調控、保持幣值穩定、促進經濟可持續增長和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中的重要作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在宏觀調控體系中的作用將更加突出。面對更加艱巨的任務和更加重大的責任，中央銀行在履行新的職責過程中，視野要更廣，思路要更寬，立足點要更高。特別是要大力強化與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有關的職能，不僅要加強對貨幣市場、外匯市場、黃金市場等金融市場的規范、監督與監測，還要從金融市場體系有機關聯的角度，密切關注其他各類金融市場的運行情況和風險狀況，綜合、靈活運用利率、匯率等各種貨幣政策工具實施金融宏觀調控。要從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實現和維護國家利益的高度，研究、規劃關繫到我國整個金融業改革、發展、穩定方面的重大戰略問題。目前，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貨幣政策決策面臨的環境日趨復雜，金融業長期積累的金融風險仍然較重、改革與重組任務十分艱巨。在此情況下，中央銀行要更善於擅於准確把握影響經濟金融發展全局的因素，注意研究新情況、開發新工具、探索新方法、解決新問題，並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努力做到識大局、講宏觀、懂技術、膽識兼備，充分發揮中央銀行在宏觀調控中的突出作用。
根據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規定，將中國人民銀行對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信託投資公司及其他存款類金融機構的監管職能分離出來，並和中央金融工委的相關職能進行整合，成立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在宏觀調控體系中的作用將更加突出。根據2003年12月27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修正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規定，中國人民銀行的主要職責為：
（一）起草有關法律和行政法規；完善有關金融機構運行規則；發布與履行職責有關的命令和規章。
（二）依法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
（三）監督管理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和銀行間債券市場、外匯市場、黃金市場。
（四）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國家金融穩定。
（五）確定人民幣匯率政策；維護合理的人民幣匯率水平；實施外匯管理；持有、管理和經營國家外匯儲備和黃金儲備。
（六）發行人民幣，管理人民幣流通。
（七）經理國庫。
（八）會同有關部門制定支付結算規則，維護支付、清算系統的正常運行。
（九）制定和組織實施金融業綜合統計制度，負責數據匯總和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
（十）組織協調國家反洗錢工作，指導、部署金融業反洗錢工作，承擔反洗錢的資金監測職責。
（十一）管理信貸徵信業，推動建立社會信用體系。
（十二）作為國家的中央銀行，從事有關國際金融活動。
（十三）按照有關規定從事金融業務活動。
（十四）承辦國務院交辦的其他事項。

②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領域指導思想的轉變過程及內容

樓主的問題提的非常好，體現了歷史的縱深發展和市場經濟的演進過程，其道路相當曲折，但總體呈上升趨勢，體現了小平同志的「摸著石頭過河」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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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確切來說，是以1978年那個特別的會議為起點逐步開展起來的。最初的中國經濟，絕對主體還是計劃經濟，市場的成分不能說沒有，但是絕對是非常次要的，是不成體制的，隨時可以被計劃手段所扼殺。所以在這樣一個計劃經濟的全國經濟基礎上，不可能一下子就全盤改造，達到充分的市場經濟程度，從1978年到2008年，造成我國市場經濟的基本繁榮，我們走過了整整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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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市場化的演進過程，具體來碩，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啟動了農村改革的新進程，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和成功，增添了改革的決心和信心；1979年中央設立了4個經濟特區：深圳，珠海，廈門，汕頭，為大規模市場經濟改革積累經驗和進行必要的鋪墊。

2.80年代初制定的「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總原則。
十2大報告指出：「我國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有計劃的生產和流通，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體。同時，允 許對於部分產品的生產和流通不作計劃，由市場來調節，也就是說，根據不同時期的具體情況，由國家統一計劃劃出一定的范圍，由價值規律自發地起調節作用。這一部分是有計劃生產和流通的補充，是從屬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有益的。國家通過經濟計劃的綜合平衡和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保證國民經濟按比例地協調發展。」

3.1992年的十4大正式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和整個改革開放指明了新的方向。D小平的「南方談話」和D的十四大，把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是對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變革，它已不再是傳統的計劃經濟，而是市場經濟了，具有市場經濟的基本屬性。
這個決斷明確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
這個指導思想的基本要求:
(1)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
(2)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3)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統一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不能把這兩者對立起來。
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長期共同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社會主義的一條根本原則；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4.十五大提出的了新的經濟改革指導思想：
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

5.十六大仍然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但更加強調對國有企業的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時繼續放寬民營資本的市場准入，同時出台法律保護私人資本和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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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看來，這個演進過程也就是市場化的過程。從最開始只把市場經濟當作輔助手段，到後來要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以市場為基本手段輔以必要的宏觀調控，再到國有企業改革，抓大放小，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勵和放寬民營資本參與多個領域，同時保障私人財產安全。。。。。。
這個過程，一個很清晰的脈絡，就是在保障國有企業的控制力的前提下，引導和鼓勵民營資本創造財富，繁榮市場經濟。

③ 中國今後金融業改革方向

我國金融業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將從股份制改革轉為公司內部治理，增強核心競爭力，使我國金融業能夠順利渡過難關，穩定快速地發展。
目前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金融的沖擊有限，中國的金融業目前的資本充足率處在歷史的高點，為應對這場危機，做了最好的准備。
中國金融業的改革要經受經濟周期、人民幣逐步可兌換，和逐步推進利率市場化三大考驗。現在經濟周期的考驗已經開始了，如果金融業成功地經受住了經濟周期的考驗、人民幣逐步可兌換的考驗和利率市場化的考驗，金融業的改革就成功了！雖然美國的金融危機造成了政府注資、政府控股和國有化，使一些人對市場經濟產生了懷疑，但是中國的改革，還要堅定不移地走市場經濟的道路。
中國金融業的改革發展，必須始終堅持以下四點：一是必須始終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遵循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從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和我國具體國情出發，思考、研究和解決金融領域的重大問題，堅定不移地走有中國特色的金融改革開放發展道路；二是必須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的科學理念，統籌兼顧好各項宏觀調控目標之間的關系，在努力維護人民幣幣值穩定的同時，促進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三是必須始終注重提高金融工作特別是金融調控的預見性、科學性和有效性，正確處理金融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凝聚各方對金融宏觀調控和推進改革開放的高度共識；四是必須始終堅持與時俱進、開拓創新，不斷研究我國金融業改革開放發展中的新情況、新問題，探索新手段，以改革創新的辦法解決制約我國金融業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性問題，推動金融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④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6次政府機構改革的情況

一、1982年——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實行幹部年輕化

1982年的政府機構改革，主要是為了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實現幹部年輕化，其歷史性進步可用三句話來概括：

一是開始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

二是精簡了各級領導班子

三是加快了幹部隊伍年輕化建設步伐

第一次改革之後，國務院各部委正副職是一正二副或者一正四副，部委的領導班子成員的平均年齡從64歲減到60歲，局級幹部的平均年齡從58歲降到50歲。本次改革沒有觸動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政府職能沒有轉變。

二、1988年——「轉變政府職能是機構改革的關鍵」

1988年的政府機構改革是在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出現的，其歷史性的貢獻是首次提出了「轉變政府職能是機構改革的關鍵」這一命題。由於後來一系列復雜的政治經濟原因，這一命題在實踐中沒有及時「破題」，原定於1989年開展的地方機構改革暫緩進行。

國務院在調整和減少工業專業經濟管理部門方面取得了進展。如，撤消國家計委和國家經委，組建新的國家計委。撤消煤炭工業部、石油工業部、核工業部，組建能源部。撤消國家機械工業委員會和電子工業部，成立機械電子工業部。撤消勞動人事部，建立國家人事部，組建勞動部。撤消國家物資局，組建物資部。撤消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組建建設部。撤消航空工業部、航天工業部，組建航空航天工業部。撤消水利電力部，組建水利部。撤消隸屬於原國家經委的國家計量局和國家標准局以及原國家經委質量局，設立國家技術監督局。 三、1993年——適應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

首次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作為我國經濟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後，1993年我國進行了第三次政府機構改革。

其歷史性的貢獻在於:首次提出政府機構改革的目的是適應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但從學術觀察的角度，1993年的政府機構改革「目的清楚、目標不明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重要改革任務就是要減少、壓縮甚至撤銷工業專業經濟部門，但從1993年機構設置來看，這類部門合並、撤銷的少，保留、增加的多。如機械電子部合並本來是1988年改革的一個階段性成果，1993年改革時又被拆成兩個部——機械部和電子部；能源部本來是在1988年撤消了三個專業經濟部門的基礎上建立的，1993年改革又撤消能源部，設立了電力部和煤炭部。給人的印象是，目的與目標背道而馳。

1993年改革的一個重大舉措是，實行了中紀委機關和監察部合署辦公，進一步理順了紀檢檢查與行政監察的關系。1993年實行中紀委機關和監察部合署辦公的這種做法，是統籌黨政機構設置的重要方式之一。

四、1998年——消除政企不分的組織基礎

鑒於當時機構設置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的現實，1998年中央人民政府實施了2008年之前涉及面最廣、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政府機構改革。1998年改革的目的與目標高度協調。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是目的，盡快結束專業經濟部門直接管理企業的體制是目標。1998年改革歷史性的進步是，政府職能轉變有了重大進展，其突出體現是撤銷了幾乎所有的工業專業經濟部門，共10個：電力工業部、煤炭工業部、冶金工業部、機械工業部、電子工業部、化學工業部、地質礦產部、林業部、中國輕工業總會、中國紡織總會。這樣，政企不分的組織基礎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消除。到目前為止我們都還在享受這個成果。

為什麼說撤銷工業專業經濟部門就是消除政企不分的組織基礎呢？眾多的工業專業經濟部門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些工業專業經濟部門可以說是資源配置的載體，是落實經濟計劃的依託。但是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這類部門的存在不利於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不利於充分發揮企業的微觀經濟主體地位。在一定意義上說，撤銷工業專業經濟部門就是取消了國家與企業之間的「二道販子」，消除了政企不分的組織堡壘。 五、2003年——目標：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

2003年的政府機構改革，是在加入世貿組織的大背景之下進行的。

改革的目的是，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改進管理方式，推進電子政務，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改革目標是，逐步形成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點是，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健全金融監管體制，繼續推進流通體制改革，加強食品安全和安全生產監管體制建設。這次改革重大的歷史進步，在於抓住當時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突出問題，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比如，建立國資委，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建立銀監會，建立監管體制；組建商務部，推進流通體制改革；組建國家食品葯品監督管理局，調整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為國家直屬機構，加強食品葯品安全與安全生產監管。

⑤ 改革開放以來，人民幣改革歷史進程詳情！

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成立，並發行了統一的貨幣——人民幣。1949年1月18日，中國人民銀行在天津首次正式公布人民幣匯率。四十多年來，在不同的時期，人民幣匯率安排（exchange rate arrangement）有著不同的特點。

一、改革開放前的人民幣匯率安排
建國以來至改革開放前，我國人民幣匯率安排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1．第一階段（1950～1952）。由於人民幣沒有規定含金量，因此，對西方國家貨幣的匯率，最初不是按兩國貨幣的黃金平價來確定，而是以「物價對比法」作為基礎來計算的。也就是說，建國初期人民幣匯率制定的依據是物價水平，這是一種比較市場化的匯率安排。
建國初期，由於國民黨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惡性通貨膨脹和其他因素的影響，我國物價節節上漲。如上海批發物價指數以1949年6月為100，到1950年3月則上漲至2242.93。由於國內物價上漲、國外物價趨跌的價格對比關系，根據前述政策要求，我國人民幣對美元匯價由1949年1月18日1美元＝80元舊人民幣，調低至1950年3月13日的1美元＝42000 元舊人民幣，在一年零一個月的時間內，人民幣匯價下調49次。至於和其他外匯的匯價，則是根據它們對美元的匯價進行間接套算的結果。
從1950年3月至1952年底，隨著國內物價由上漲轉變為下降， 同時，由於美國對朝鮮發動了侵略戰爭，大量搶購戰備物資，美國及其盟國接連宣布一系列對我「封鎖禁運」的措施，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必須降低外匯匯價，以利於推動本國進口。因此，根據當時形勢發展的需要，我國匯率政策的重點也由「推動出口」改變為「進出口兼顧」，並逐步調高人民幣匯價。1952年12月，人民幣匯價調高至1美元＝26170元舊人民幣。
這一時期，我國對外貿易對象主要是美國，對外貿易主要由私營進出口商經營。人民幣匯率的及時調整，可以調節進出口貿易，保證出口的增長。
2．第二階段（1953～1972）。從1953年起，國內物價趨於全面穩定，對外貿易開始由國營公司統一經營，而且主要產品的價格也納入國家計劃。計劃經濟本身要求對人民幣的匯價採取基本穩定的政策，以利於企業內部的核算和各種計劃的編制和執行。同時，由於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制度的確立，各國之間的匯價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持了相對穩定。再加上我國同西方工業國家的直接貿易關系和借貸關系很少，因此，西方各貨幣匯率變動對我國人民幣匯率幾乎沒有什麼影響。
在國內物價水平趨於穩定的情況下，我國進行建國以來的首次幣制改革。1955年 3月1日，開始發行新人民幣，新舊人民幣摺合比率為1:10000。自採用新人民幣後，1955年至1971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一直是1美元摺合2.4618元新人民幣。
1971年12月18日， 美元兌黃金官價宣布貶值7.89％，人民幣匯率相應上調為1美元合2.2673元人民幣。
這一時期人民幣匯率政策採取了穩定的方針，即在原定的匯率基礎上，參照各國政府公布的匯率制定，逐漸同物價脫離。但這時國內外物價差距擴大，進口與出口的成本懸殊，於是外貿系統採取了進出口統負盈虧、實行以進口盈利彌補出口虧損的辦法，人民幣匯率對進出口的調節作用減弱。
3．第三階段（1973～1978）。1973年3月以後，布雷頓森林體系徹底解體，西方國家普遍實行了浮動匯率制。為了避免西方國家通貨膨脹及匯率變動對我國經濟的沖擊，我國從1973年開始頻繁地調整人民幣對外幣的匯率（僅1978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就調整了61次），而且在計算人民幣匯價時，採用了釘住加權的「一籃子」貨幣的辦法，所選用的「籃」中貨幣都是在我國對外貿易的計價貨幣中佔比重較大的外幣，並以這些貨幣加權平均匯價的變動情況，作為人民幣匯價相應調整的依據。
這一時期人民幣匯價政策的直接目標仍是維持人民幣的基本穩定，針對美元危機不斷發生且匯率持續下浮的狀況，人民幣匯率變動較為頻繁，並呈逐漸升值之勢。1972年為1 美元＝2.24元人民幣；1973年1美元＝2.005元人民幣；1977年為1美元＝1.755元人民幣。
自50年代中期以來，由於我國一直實行的是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對外自我封閉，對內高度集權，直至80年代初，國家外匯基本上處於零儲備狀態，外貿進出口主要局限於社會主義國家，且大體收支平衡，國內物價水平也被指令性計劃所凍結，盡管人民幣匯率嚴重高估，但它並未帶來明顯的消極影響。

二、改革後的人民幣匯率安排
改革開放以後，我國人民幣匯率安排大致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
1．第一階段（1979～1984）。1979年我國的外貿管理體制開始進行改革，對外貿易由國營外貿部門一家經營改為多家經營。由於我國的物價一直由國家計劃規定，長期沒有變動，許多商品價格偏低且比價失調，形成了國內外市場價格相差懸殊且出口虧損的狀況，這就使人民幣匯價不能同時照顧到貿易和非貿易兩個方面。為了加強經濟核算並適應外貿體制改革的需要，國務院決定從1981年起實行兩種匯價制度，即另外製定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並繼續保留官方牌價用作非貿易外匯結算價。這就是所謂的「雙重匯率制」或「匯率雙軌制」。
1980年人民幣官方牌價為1美元＝1.5元人民幣。從1981年1月到1984年12月期間， 我國實行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貿易外匯1美元＝2.80元人民幣；官方牌價即非貿易外匯1美元＝1.50元人民幣。前者主要適用於進出口貿易及貿易從屬費用的結算；後者主要適用於非貿易外匯的兌換和結算，且仍沿用原來的一籃子貨幣加權平均的計算方法。
隨著美元在80年代初期的逐步升值，我國相應調低了公布的人民幣外匯牌價，使之同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相接近。1984年底公布的人民幣外匯牌價已調至1美元＝2.7963元人民幣，與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持平。
2．第二階段（1985～1990）。在人民幣雙重匯率制下，外貿企業政策性虧損，加重了財政補貼的負擔，而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外國生產廠商對雙重匯率提出異議。1985年1月1日，我國又取消了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重新恢復單一匯率制，1美元＝2.80元人民幣。
事實上，1986年隨著全國性外匯調劑業務的全面展開，又形成了統一的官方牌價與千差萬別的市場調劑匯價並存的新雙軌制。而且當時全國各地的外匯調劑市場，在每一時點上，市場匯率水平不盡相同。這種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並存的多重匯率制一直延續到1993年底。其間，外匯調劑市場的匯率形成機制，經歷了從開始試辦時的人為定價到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的過程。
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我國物價上漲速度加快，而西方國家控制通貨膨脹取得一定成效。在此情況下，我國政府有意識地運用匯率政策調節經濟與外貿，對人民幣匯率作了相應持續下調。1995年8月21日，人民幣匯率調低至1美元＝2.90元人民幣；同年10月3 日再次調低至1美元＝3.00元人民幣；同年10月30日又調至1美元＝3.20元人民幣。
從1986年1月1日起，人民幣放棄釘住一籃子貨幣的做法，改為管理浮動。其目的是要使人民幣匯率適應國際價值的要求，且能在一段時間內保持相對穩定。
1986年7月5日，人民幣匯率再度大幅調低至1美元＝3.7036元人民幣。1989年12月16日，人民幣匯率又一次的大幅下調，由此前的1美元＝3.7221元人民幣調至當日的4.7221 元人民幣。1990年11月17日，人民幣匯率再次大幅下調，並由此前的4.7221調至當日的5.2221元人民幣。
從改革開放以後至1991年4月9日的十餘年間，人民幣匯率政策的特點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分別實施過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與公布牌價並存的雙重匯率體制，以及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並存的多重匯率體制；二是公布的人民幣官方匯率按市場情況調整，且呈大幅貶值趨勢，這與同期人民幣對內實際價值大幅貶值以及我國的國際收支狀況是基本上相適應的；三是在人民幣官方匯率的調整機制上，做過多種有益的嘗試，如釘住一籃子貨幣的小幅逐步調整方式以及一次性大幅調整的方式，這些為以後實施人民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奠定了基礎；四是市場匯率的機制逐步完善；五是市場匯率的調節作用在我國顯得越來越大。
3．第三階段（1991～1993）。自1991年4月9日起，我國開始對人民幣官方匯率實施有管理的浮動運行機制。國家對人民幣官方匯率進行適時適度、機動靈活、有升有降的浮動調整，改變了以往階段性大幅度調整匯率的做法。實際上，人民幣匯率實行公布的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即外匯調劑價格）並存的多重匯率制度。
我國人民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主要指人民幣官方匯率的有管理的浮動，其基本特點是，我國的外匯管理機關即國家外匯管理局根據我國改革開放與發展的狀況，特別是對外經濟活動的要求，參照國際金融市場主要貨幣匯率的變動情況，對公布的人民幣官方匯率進行適時適度、機動靈活、有升有降的浮動調整。在兩年多的時間里，官方匯率數十次小幅調低，但仍趕不上水漲船高的出口換匯成本和外匯調劑價。
4．第四階段（1994～2005）。從1994年1月1日起，我國實行人民幣匯率並軌。1993年12月31日，官方匯率1美元兌換人民幣5.8元；調劑市場匯率為1美元兌換人民幣8.7元左右。從1994年1月1日起，將這兩種匯率合並，實行單一匯率，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定為1 美元兌換8.70元人民幣。同時，取消外匯收支的指令性計劃，取消外匯留成和上繳，實行銀行結匯、售匯制度，禁止外幣在境內計價、結算和流通，建立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改革匯率形成機制。這次匯率並軌後，我國建立的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到目前為止，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趨穩，並一直保持在1美元＝8.3元左右。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外匯管理體制相繼進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尤其是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後，我國政府承諾：在2000年之前，將實現經常項目下人民幣可兌換。
事實上，1994年我國已開始實行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有條件」的可兌換，並已削除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規定中的絕大多數限制，如歧視性貨幣措施或多重匯率安排已完全廢除，而絕大多數經常項目交易的用匯和資金轉移也不再受到限制。
1996年4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消除了若干在1994年後仍保留的經常帳戶下非貿易非經營性交易的匯兌限制；1996年7月， 又消除了因私用匯的匯兌限制，擴大了供匯范圍，提高了供匯標准，超過標準的購匯在經國家外匯管理局審核起初後即可購匯；1996年7月1日，我國將外商投資企業也全面納入全國統一的銀行結售匯體系，從而取消了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後尚存的經常項目匯兌限制。
1996年11月27日，中國人民銀行正式致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將不再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第14條第2款所規定的過渡性安排，並正式宣布：自1996年12月1日起， 我國將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第8條第2款、第3款和第4款的義務，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從此不再限制不以資本轉移為目的的經常性國際交易支付和轉移，不再實行歧視性貨幣安排和多重匯率制度。
2001年11月17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郭樹清指出，根據中美1998年簽訂的有關協議，中國承諾將擴大人民幣彈性。因此，如果現在中國選擇釘住其它幣種或採取一攬子貨幣聯系匯率制度，不但會違背承諾，還是一種後退。增加匯率彈性是現實的選擇。中國現階段仍將以穩定匯率為主，同時用足每日3‰的匯率浮動區間，使市場逐漸適應匯率波動。今後將採取措施，提高人民幣匯率生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如有效利用銀行間市場匯率浮動區間；調整銀行結售匯周轉頭寸管理政策；進一步完善結匯制度。

三、人民幣匯率安排的新階段
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2005〕第 16 號文——關於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相關事宜公告。其主要內容如下：
（1）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形成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
（2）中國人民銀行於每個工作日閉市後公布當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等交易貨幣對人民幣匯率的收盤價，作為下一個工作日該貨幣對人民幣交易的中間價格。
（3）2005年7月21日19∶00時，美元對人民幣交易價格調整為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作為次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上外匯指定銀行之間交易的中間價，外匯指定銀行可自此時起調整對客戶的掛牌匯價。
（4）現階段，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對人民幣的交易價仍在人民銀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間價上下千分之三的幅度內浮動，非美元貨幣對人民幣的交易價在人民銀行公布的該貨幣交易中間價上下一定幅度內浮動。
（5）中國人民銀行將根據市場發育狀況和經濟金融形勢，適時調整匯率浮動區間。同時，中國人民銀行負責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籃子貨幣匯率變動，對人民幣匯率進行管理和調節，維護人民幣匯率的正常浮動，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維護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的穩定。」
這一次的人民幣匯率安排改革的核心是放棄單盯美元，改盯一籃子貨幣，以建立調節自如、管理自主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更富有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從此次人民幣短期升值來看，這將有利於緩解國際收支失衡的巨大壓力，同時，釋放人民幣潛在的升值壓力，並能淡化人民幣兌美元的國際矛盾。從長遠戰略來看，人民幣匯率新機制的建立，將有利於推進人民幣匯率安排的市場化改革進程，最終為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實現可兌換創造漸近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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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金融一體化改革是怎麼回事

全球金融一體化對我國的影響及對策提要：經濟全球化已經構成當代世界經濟發展最主要的趨勢性特徵，作為推動這一趨勢的兩股主要力量，跨國公司的全球投資以及全球資本的跨國流動也引起了普遍關注。人們常常把前者稱之為生產一體化(或全球化)，把後者稱之為金融一體化，其中又以金融一體化的發展尤為引人注目。概括地說，．當前的金融一體化趨勢有幾個比較明顯的特徵：一是金融市場的一體化程度加深。各個地區之間的以及全球不同類型的金融市場相互貫通，聯系密切，金融風險的「傳染」效應增大。二是私人資本流動成為國際資本流動的主力，大約佔全球資本流動的3／4，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流向了新興經濟地區。三是跨國銀行呈現出「全能化」發展趨勢，業務趨於綜合化。四是大規模的銀行兼並風起雲涌，僅1999年就發生了七起大規模的金融機構兼並案(王雪冰，2000)。我國當前正在通過不斷的改革與發展謀求融入世界經濟、貿易和金融體系。全球金融的一體化在給我國的金融業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將帶來挑戰，因而有必要結合我國金融開放的進程，認真分析，提早應對。一、全球金融一體化進程中的中國金融業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注入了持久的活力，使其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並且最具增長潛力的經濟體。1978年～1999年我國的實際GDP增長速度創下了世界之最，20年間經濟規模增長了6倍，而同期世界經濟僅增長了2．2倍。按購買力平價計算，1998年我國GDP相當於發展中國家的30．1％，全世界的12％。按匯率折算，佔世界的3．2％。商品與服務出口總額佔到了發展中國家的17．5％，全世界的3．1％(見表1)。由於改革與開放並行不悖，成功的對外開放政策大大提高了我國經濟的外向化程度，使其越來越深地融人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之中。1979年～1998年問，全世界出口額增長了3．3倍，而我國的出口增長了13．5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999；《1999／2000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1998年中國出口總額為1838億美元，佔世界出口總額的3．4％，成為世界第9大出口國。1999年我國出口總額進一步增加到1949億美元，較上年增長了6．1％。得益於勞動力成本優勢及巨大的市場潛力，中國成為對外國直接投資最具吸引力的國家。1997年中國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為452．6億美元，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1998年增加到了454．6億美元，1999年為404億美元。1999年中國的進口、出口和FDl分別占當年GDP的16．73％、19．67％和4．08％(見表2)。與此同時，我國的境外直接投資也在穩步增長。我國經濟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國際化趨勢。在貿易和投資的帶動下，我國的金融業也開始逐步融人世界金融體系。1980年4月中國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成員資格，同年5月恢復了在世界銀行的地位，隨後又成為國際清算銀行的成員。這標志著我國已經是現存國際金融體系的重要參與者。但由於市場開放程度不高，在1996年我國實行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自由可兌換以前，全球金融一體化對我國的影響尚不明顯。1996年以後，國際金融體系對中國國內金融和經濟的影響開始加深。通過不斷引進外資金融機構、開放B股股票市場以及越來越多的海外借款和債券發行，國內金融市場間接地將自己與國際金融市場聯系起來。從目前與WTO各締約方談判的進展情況看，我國有望於年內加人WTO，金融市場的開放也會隨之加快。預計到2020年，中國有可能全方位地融入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屆時，中國與國際金融體系的聯系將會更加直接和密切。(一)銀行業近二十年來，遵循穩妥、有序的原則，我國逐步擴大了銀行業的對外開放。從1981年引進第一家外資銀行以來，外資銀行在華業務一直處於健康發展狀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我國金融的對外開放並沒有因此而放慢。1999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又取消了對外資銀行的地域限制，允許其在中國境內所有中心城市設立分支機構。7月，又進一步擴大了上海、深圳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的范圍。我國銀行業的對外開放政策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統計表明，截至1999年4月末，我國境內共設立外國銀行分行154家，當地注冊銀行13家(含合資銀行7家，獨資銀行6家)，外資財務公司7家，外國銀行代表處257家，幾乎匯集了世界上所有最有實力的大銀行。這些在華外資銀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其中上海、深圳分別佔47％和14％。截至1999年10月底，外資銀行資產總額為313．36億美元，其中貸款總額為222．49億美元；負債總額為286．11億美元，其中聯行及附屬機構來賬206．69億美元，佔72．24％，存款為49．97億美元，佔17．74％，資本(或營運資金)為26．93億美元。外資銀行已經成為中國金融市場上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促進中國經濟、金融發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二)保險業與快速開放的銀行業相比，中國保險業的開放相對謹慎一些。從外資保險機構的設立情況看，自1992年美國國際集團成為首家獲取在華營業資格的外資保險公司以來，外資保險公司一般以每年1?2家的速度進入中國市場。截至1998年底，7年來總共批准了12家外資保險公司的營業性機構，但開放區域僅限於上海、廣州兩個城市。1999年4月5日，中國一次批准了美國丘博保險集團、美國恆康相互人壽保險公司、英國保誠保險公司和加拿大永明人壽保險公司等4家外資保險公司進入中國市場，在華外資保險機構達到了16家。從保險業務來看，1998年，國內保費收入1247億元人民幣，其中外資份額為1％。(三)證券市場由於過分強調籌資功能，我國證券市場的一個主要特點即發行市場發展迅速，而交易市場發育緩慢。相應地，這一特徵也反映在證券市場的對外開放上。統計表明，截至1999年12月底，我國共有43家H股公司在香港聯交所發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紐約股票交易所發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新加坡交易所發行股票和上市。上述發行累計籌資119．76億美元，其中H股市值佔到了香港股市總值的1．26％(1998年底)(王雪冰，2000)。除此以外，我國還有49家紅籌股公司在香港聯交所上市(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課題組，1999)。在國內股票市場，另有108家公司發行外資股B股股票(其中有27家只發行B股股票)，累計籌資47．45億美元(王雪冰，2000)。但與此同時，股票的流通市場卻發育緩慢。受證券市場自身發展階段、監管水平以及人民幣資本項目下不可自由兌換的影響，外國證券投資者及證券中介機構在進入我國證券市場時要受到嚴格的限制，外國證券投資者只能將外匯資金投資於B股市場。證券市場的不平衡開放態勢仍將持續一個較長的時期。二、全球金融一體化對我國金融業的影響金融開放已經使我國在吸引外資及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獲得了巨大收益。從長期看，逐步擴大金融開放，並最終融人全球金融體系不僅可以使我國繼續獲得這些收益，也有助於加快國內金融業的改革與發展，增強國際競爭力。不過同時也應看到，由於一體化是以全方位的高度開放為前提的，這一過程必然會使我國的銀行、保險及證券等相關行業在國內金融市場面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從業務、人才、管理等方面給我國金融產業的各個領域帶來直接沖擊，並將進一步對我國的宏觀金融調控和金融監管提出新的挑戰。因此，對我國的金融業而言，全球金融一體化既是機遇，也是挑戰。(一)對銀行業的影響從長期看，我國銀行業將從逐漸融入全球金融一體化進程中獲得多種收益，諸如有助於減少我國銀行業在國際市場准人方面受到的限制，有利於國內銀行拓展海外業務，實現跨國經營等。除此以外，最大的收益還體現在制度改革與制度創新方面。融人全球一體化一方面意味著我國的銀行業將要面對資金實力充足、管理先進、服務高效的國際大銀行的有力競爭，有助於從外部增強我國銀行業改革與發展的壓力和動力，加快我國銀行業的改革和現代化進程；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我國的銀行業，包括中央銀行的監管方式，必須與國際標准接軌，有利於推進我國銀行業改革的規范化。但是從短期看，甚至從中短期看，這種融入並不是沒有成本的。我國銀行業的現狀是，雖然在經歷了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已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銀行體制改革與發展的最終目標還遠未實現，許多深層次的制度性問題，如商業化程度較低，激勵機制扭曲，創新能力不強，不良資產比例高等，仍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許多方面遠遠落後於國際先進水平。差距懸殊下的市場競爭必然會給國有銀行帶來負面影響。可以預見，一旦現有的各類保護性措施取消後，國內銀行業將出於非常不利的競爭地位：首先，向外資銀行開放中資企業的人民幣業務不可避免。由於外資銀行的資金成本低、貸款開發能力強、貸款質量高，有可能導致大量效益好、講信用的優質客戶向外資銀行轉移，而效益和信用評級較差的客戶，以及一些政策性業務繼續留在國內銀行，出現「逆向選擇」的現象。這可視為對中資銀行的最大威脅。其次，外匯業務方面的限制也將逐步取消。依託通過國際市場籌集低成本資金的優勢，外資銀行就能以較低利率對國內客戶提供外匯貸款，從而凸現其外匯業務的優勢，對國內銀行的外匯業務產生較大沖擊。第三，人民幣業務的地域限制也將最終解除。目前，在華外資銀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僅上海、深圳、北京三地就集中了在華外資銀行總數的70％。隨著人民幣地域限制的放鬆，外資銀行將會向更多的沿海城市擴展，加強對優質客戶的爭奪。第四，在開放其他金融服務方面，外資銀行將居於壟斷地位。外資銀行在金融數據處理和咨詢服務以及混業經營方面具有絕對優勢，它們熟悉國際金融領域，長期分析國際金融形勢，注重市場開發，有豐富的市場競爭經驗，具備很強的技術和金融產品開發能力，尤其是在個人資信系統方面，能夠提供優良的服務。因此，在提供其他金融服務方面，外資銀行將處於壟斷地位。最後，外資銀行出於開拓國內市場方面的考慮，將吸引走大批國內銀行界優秀的管理和專業人才，給國內銀行的經營管理形成一定的沖擊。以上競爭格局必將對國內銀行業產生重大影響：一是市場份額出現流失。我們可以比照加人世貿組織作一個簡單的估計。根據預測，中國加入WTO五年之後，外資銀行的外幣存款市場份額將上升到15％。人民幣存款的市場份額將上升到5％至10％(宮占奎，2000；王雪冰，2000)；其外幣貸款市場份額可超過1／3，人民幣貸款市場份額將達到15％左右；中間業務的市場份額很有可能超過50％；外資銀行將獲得絕大部分金融衍生產品交易業務以及投資銀行業務的市場份額。十年之後，外資銀行將佔有整個銀行業市場1／3的份額(王雪冰，2000)。二是盈利能力下降。伴隨著中資銀行市場份額的縮小和優質客戶的減少，其盈利能力必然隨之降低，最終將影響到中資銀行的收益。如果考慮到中資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同時還肩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這種狀況將使中資銀行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三是影響中資銀行的流動性。資金來源逐漸從中資銀行分流到外資銀行，必將對中資銀行的流動性產生不利影響。鑒於中資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比例已經很高，流動性損失不僅會惡化國內銀行的風險狀況。甚至有可能對中資銀行的生存構成威脅。(二)對保險業的影響盡管我國保險業在改革開放後獲得了迅猛的發展，但與具有幾百年發展歷史的外國 保險業相比仍顯得十分稚嫩。1998年底，我國的保險深度(即人均保費)為12美元，列世界第60位；保險密度(保費佔GDP的比重)為1．57％，居世界第55位(胡穎,2000)。此外，我國的保險業缺乏一個完整的包括代理人、經紀人、公估行在內的中介體系以及以「鬆散監管」為特徵的現代保險監管體系。國內各保險公司在經營機制、風險處理技術、科技運用水平、資金運用能力、產品創新以及售後服務等方面也遠遠落後於國際知名的保險公司。這種差距固然意味著國內保險公司可以通過融人國際保險市場，通過與國際大型保險公司展開競爭與合作而不斷增強競爭力，但同時也意味著非常不利的競爭地位。與銀行業的狀況類似，從短期看，這種競爭劣勢也將導致國內保險公司業務流失，市場份額下降。由於我國保險業尚處於初級階段，市場份額的縮減將給民族保險業的長期發展帶來巨大壓力。同時，外資公司還將憑借其靈活的管理機制和優厚薪酬待遇吸引國內保險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造成國內保險公司人才流失。除此以外，保險業的開放必將進一步促進市場主體以及保險業務的多元化，對中國現行的保險管理體制和監管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三)對中國證券業的影響與國際上比較成熟的證券市場相比，我國證券市場存在的差距是相當明顯的。這種差距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市場規模較小，資本市場的深度不夠。截至1998年底，中國股市市場價值佔GDP的比重還不足25％。而1996年美國的這一數字為115．6％，英國為151．9％，日本為67．2％。一些發展中國家，如韓國、泰國、墨西哥和印度也分別達到了28．6％、53．9％、31．8％及34．4％(周道許等，2000)。資本化比率低不僅說明了我國的證券市場仍處於初級階段，也反映了其較低的抗風險能力。二是市場結構不合理。在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這兩大構成中，我國的證券市場過度偏重於股票市場，而債券市場又主要集中於國債市場。截至1999年11月，國內上市的企業債券僅有11支。這與發達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1970年～1985年間，在美國，債券融資額約為股票融資額的10倍(深交所，1999)。三是市場分割嚴重。比如A股、B股的割裂；國家股、法人股、個人股的割裂；產權交易市場與證券市場的割裂等。市場割裂嚴重破壞了證券市場的完整性和統一性。四是市場流通性不夠。目前，國家股、公有法人股的流通問題仍然沒有解決，A股中60％一70％的股票是不能流通的。五是各市場主體行為的高投機性。國有企業傾向於上市「圈錢」；券商負盈不負虧，違規操作，過度承擔風險。個人投資者追漲殺跌，盲目跟風。整個證券市場呈現出高風險的特徵。六是中外證券中介機構在競爭實力上差距懸殊。國內證券中介機構在經營管理機制、服務水平、創新能力、資金實力等方面遠遠落後於國際知名的證券中介機構。單從資產規模來看，目前我國最大的證券公司??國泰君安的總資產大約300億元。而1998年末，美林證券公司總資產達2998．04億美元，摩根斯坦利的總資產更高達3175．90億美元。它們任何一家券商的資產規模，比我國全部的90家券商的資產總和還大出許多(周道許等，2000)。競爭力之懸殊顯而易見。 上述問題決定了我國證券市場還遠遠不能適應對外開放的要求。在條件不成熟時過快開放資本市場，將會導致一系列消極後果。發展中國家在金融自由化過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金融危機，特別是1994年發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機以及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這種後果的集中體現。但差距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無限期地推遲證券市場的開放進程。這不僅不符合金融一體化的總體趨勢，也不利於我國證券市場自身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金融全球化實際上意味著對我國證券業發展與規范的更高要求。(四)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影響全球金融一體化將促使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更多地依賴於市場手段，加快實現宏觀調控方式從直接向間接的轉變。但從近期看，鑒於我國的經濟轉軌仍要持續一個較長的時期，金融一體化將對我國既有體制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產生不利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貨幣政策控制力減弱。相對於國內銀行，貨幣政策對外資銀行的控制能力要弱些。外資銀行的資金來源主要來自國外金融市場，它們受利率管制、窗口指導信貸政策等貨幣政策的約束很小。當國內貨幣政策的意圖發生變動時，它們會通過轉向國外市場加以規避。這必然會縮小貨幣政策的直接覆蓋面，使貨幣政策的作用發生「泄漏」，弱化其政策效果。二是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有效性減弱。目前，我國貨幣政策是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但是我國現在的貨幣供應量統計遺漏了兩項內容：一是國內金融機構外匯存款；二是外資金融機構存款。這兩項內容所涉及的金融業務量(以資產度量)占國內全部金融業務量的14％，對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的實現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並且隨著外資銀行業務量的擴大，這種偏差也會隨之放大。另外，隨著金融機構多元化及其業務多元化的發展，微觀的貨幣需求模式也會隨之發生變化。而金融創新的發展，利率市場化壓力的增大也都會削弱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有效性。三是部分貨幣政策工具的效率有所減弱。我國現行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有公開市場操作、利率管理、准備金制度、再貸款、再貼現等。金融開放除了有助於增強第一項工具的效果外，對其他政策工具都有抵消作用：首先是利率管理的有效性減弱。外資銀行外匯貸款利率基本不受中央銀行管制，外資銀行業務量佔比的增加實際上意味著不受利率管制的金融業務量越來越大。結果必然會減弱央行利率管理的有效性。其次是存款准備金調整的效率弱化。外資銀行在中國境內的貸款通常不受其存款來源的制約，它們可以從國際金融市場獲得資金，因此，就總體來言，外資銀行的發展傾向於削弱准備金制度的有效性。最後是再貸款、再貼現機製作用下降。這些政策工具對國內銀行業的資金支持具有積極作用，但對外資銀行的調控作用不大。四是貨幣政策的外在約束增強。國際金融機構的介入，將使貨幣政策的對外依賴程度有所增加。這樣，中央銀行在決定貨幣政策時，需要密切關注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情況，尤其是主要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貨幣政策的取向，採取相應對策，以便將外資銀行對貨幣政策的不利影響減少到最低程度。(五)對金融監管的影響在全球金融一體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市場以及金融機構的發展會更加迅速，金融創新也更加活躍，對我國的金融監管是一個嚴峻挑戰：(1)多元化的金融機構不斷對其金融產品進行分拆組合，創造出新的金融工具。歷史的經驗表明，金融創新常常是作為金融監管的對立面而出現的，並且是推動金融監管發展變化的主導力量。(2)混業經營的程度越來越深，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相互交叉的情況越來越普遍，彼此之間的界限更加模糊。如何對金融機構的整體風險進行全面監管至今仍然是個世界性的課題。(3)巨型金融集團應運而生，它們的業務范圍更廣，金融品種更多，機構設置遍及全球。如何對這些金融集團進行有效監管需要更高層次的國際合作。(4)一些傳統的注重隔離風險的「防火牆」措施已逐漸失去作用，國際金融市場風險不僅可以在世界范圍內迅速轉移和傳播，同時還具有倍數放大作用，破壞力更大。作為這些挑戰的一個集中展示，對沖基金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所表現出的高舉債、極度投機和不受監管就是一個生動事例。考慮到我國的市場化進程還不夠深入，金融監管仍然出於從計劃到市場、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過程之中，高效的監管體制尚未形成，監管當局的監管能力還相當有限，挑戰不言而喻。三、面對全球金融一體化的對策針對全球金融一體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我們應該未雨綢繆，積極准備，以趨利避害，加快我國的經濟發展和金融現代化進程。這要求我們除了要積極審慎地擴大對外資金融機構的開放外，更重要地是要採取切實措施加快我國金融業的健康發展，改善貨幣政策的調控機制，提高金融監管水平。(一)加快實現國有銀行的商業化進程，增強國際競爭力首要任務是理清產權關系，建立有效的銀行法人治理結構，加快國有商業銀行的商業化改革。與此同時加快進行不良資產重組。實現銀行的資產重組可以通過成立資產管理公司的方法，剝離和處置不良資產。需要強調的是，存量不良資產的處理固然是一個方面，但更關鍵的問題是防止邊清理邊產生，甚至新增速度超過化解速度。這意味著銀行自身的改革無論如何都是最根本的。其次是加快形成有效的競爭機制。工、農、中、建4大國有商業銀行無論從資產數量、人員數量、營業網點還是從業務份額上都在我國銀行業佔有絕對比例。這樣的壟斷機制既不利於通過競爭提高商業銀行的經營效率，也不利於中央銀行的間接調控。因此，可以考慮通過適當放鬆市場准人的方法，引進外資銀行，發展區域性銀行以及面向中小企業的中小銀行，以培育新的競爭主體，加強市場競爭。第三是對國有銀行現有的組織機構進行調整，撤並無效機構，清理包袱，提高競爭力。國有商業銀行改革進展緩慢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就是機構臃腫，冗員太多。截至1998年底，工、農、中、建4家國有商業銀行累計擁有機構14．4萬個，金融從業人員近167萬人(見表3)。以機構和人員論，堪稱世界之最。其中中國工商銀行更是以其員工數量之巨堪稱世界銀行之最。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冗員，非業務部門人員的比例超過1／3，而在華外資銀行的這一比例只有1／10，差距顯而易見。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嚴重影響經營效率。根據1999年第7期英國《銀行家》雜志的統計，盡管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一級資本與世界上幾家最大的商業銀行差距並不很大，但是資產回報率卻相差懸殊。第四是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勵機制。金融全球一體化的到來，將使國有商業銀行出現嚴重的人才流失，因而有必要改革國有商業銀行舊有的激勵機制。目前人才競爭的格局已經出現。外資銀行錢多人少，為網羅人才，不惜工本。初步估計，目前在北京和上海，外資銀行的高級管理人員中大約有1／3來自中資銀行，他們都是各個部門的業務骨幹。另有1／3來自外方，1／3來自海外歸國人員。這種格局已經為國有銀行的激勵機制敲響了警鍾。如何才能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勵機制?不外乎以下五個方面：產權機制 市場經濟中拿什麼來承擔責任，拿什麼來承擔風險?靠的就是產權。用自己的財產來承擔投資風險的人，最有積極性關心投資收益。玩自己的錢和玩別人(公家)的錢不僅風險偏好不一樣，投資效果也截然不同。經理市場在市場經濟中做老闆的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是打工族。為什麼這些沒有物質資本或物質資本不多的人也在玩兒命工作?靠的就是經理市場。經理市場說穿了就是人材市場，是給人材定價的一種機制。通過經理市場，優秀的專業人材就可以建立起自己的聲譽，衡量、顯示並且變現自己的人力資本。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說，經理、醫生、律師、會計師、大學教授等職業的繁榮都是建立在經理市場的基礎上的。正因為有了經理市場，才會不斷涌現出類似李?亞科卡(曾任福特公司及克萊斯勒公司總裁)、傑克?威爾治(任通用電氣總裁)這樣的經營巨擘。獎勵機制小到獎金、補貼，大到股票期權都可以視作獎勵機制。獎勵機制更加富於技術性，應用范圍最廣，方式更為靈活。烏紗帽機制也就是官僚科層體制，這可以視為與經理市場平行的一種激勵機制。現階段國有銀行對高級經營管理人員的激勵和約束就主要靠這種機制。這種機制的好處是有助於避免在轉軌時期出現治理真空，缺點是對人材的定價信息不公開，不利於人力資本積累。思想政治工作這一條可以視為當代中國對現代管理的一條貢獻。它不僅被歷史證明是我黨行之有效的重要法寶，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大體上說，建立國有銀行人才激勵機制可以從這五個方面著手，最終逐漸過渡到主要依靠前三種機制。

⑦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機構體系變化的原因及未來的發展趨勢

金融機構體系變化：大一統的金融百貨公司——分業經營——混業經營趨勢
原因：金融市場不成熟，監管不完善，機構內控制度有待改善、實力不強、抗風險能力弱。
有混業的趨勢是因為：國家趨勢的金融全球化，監管一體化，金融自由化，金融創新，等。

⑧ 我國改革開心以來共進行了6次政府機構改革,的有關文章那裡有.

我們30年的改革開放成就斐然，通過這個大改革、大開放，實現了三個偉大的轉折：一個偉大轉折就是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第二個偉大轉折是從封建半封建的社會向全方位開放的社會轉變；第三個偉大轉折是人民的生活從溫飽轉向基本小康的社會轉變。
處在這個時代的我們，周圍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的同時，也存在著一些問題，現在就把對中國改革開放中出現的一些問題的思考寫下來。
1.精神文明建設
在初中的政治課本上，我還記得有這樣的話：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要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可在今天的現實社會中，我看不出精神文明建設到底建設在哪裡？難道就建設在政治課本上，建設在口頭上？我爸爸時常給我講他們那個年代的事，尤其是那個時候普通老百姓的精神面貌，在那個物質資料極其匱乏的年代，中國基本沒有貪污，沒有搶劫，更別提有小偷，絕大部分中國人可以在路上撿到錢歸還給失主，應該就是傳說中的路不拾遺。而當今社會物質方面可以說比我父輩那個年代不知道發達多少，難道因此就可以有更多的劫匪和小偷，可以有更多的貪官？在廣州或者深圳生活的人你們有幾個在一個月之內都沒有遭遇搶劫的？
毛主席那個時代會把有限的致敬用來拍「雷鋒」「焦裕祿」這樣的榜樣的電影，每日宣揚好人好事，有「學習雷鋒好榜樣」這樣的歌曲，在思想上武裝所有的中國人，這些影視歌曲，在我小時還能經常接觸到，然而現在的只知道嘴皮子上說「精神文明建設」，實際行動上比以前的中共不知道要落後多少了。
2.物質文明建設
中國建設到現在，物質文明不能說是不豐富。走在北京.上海的大道上，滿眼都是高樓大廈。然而，這些高樓大廈這些廠房有幾個是屬於全國人民的，全國人民從這些物資資料中又享受到了什麼？倒是時常聽說某某大樓是新加坡人投資的，某某是老美投資建的廠房。如果這些廠房僅僅用來賺取中國人民財富的機器，那會讓我覺得今天的這些外資的廠房和解放前西方列強在中國建設的工廠無異。
下面是引用郎咸平《中國的八大危機之詳解》中的一段「各位都知道青島啤酒是我國的著名品牌，你們還認為青島啤酒還是中國企業嗎？告訴你一個數字，青島國資局控股30%，但是你們知不知道第二大股東是誰？來自美國的安海斯－布希公司控股27%，只要他再多買4%的H股，我們中國的青島啤酒就會在一夜之間變成外資企業。各位還記得徐工的故事嗎？美國的凱利基金要收購徐工，當時包括我在內很多的學者專家在媒體上對這件事情大家大法，由於大家的努力，成功制止了資產流失的現象。當時的地方政府以什麼理由賣給外國人呢？是以負的凈資產賣給外國人。負的凈資產就可以賣了嗎？你有沒有那麼一點點經濟常識啊。一個公司的價值不取決於凈資產，而是取決於有沒有持續經營的能力。對於徐工的價值取決於未來持續盈收的能力，還好沒賣，假如以100塊錢賣掉，按照我所理解的凱利基金或者類似的基金，一定會把徐工分拆上市或者賣掉，賺到一萬塊錢。所以從100塊價格到一萬塊他可以賺100倍以上。那麼各位了不了解，收購青島啤酒的安海斯－布希公司就是產業資本，收購徐工的就是金融資本，這兩個資本的危害性我們還沒有看出來，還在樂觀的招商引資，你知不知道招商引資使得這兩只禿鷹來席捲中國奄奄一息的製造業。那麼你們可能要問我了， 郎教授這樣是不是太悲觀了，中國製造業我們自己都做不下去了，給外國人能賺錢嗎？如果你們有類似的想法呢，你們就太不了解資本主義國家了！為什麼我說的話那麼像社會主義經濟學家，而我們社會主義經濟學家講的話更像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其實錯了，我是真正吃資本主義奶水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家，所以我對他的理解是非常透徹的，我所以講的這么社會主義是因為我理解了。」
有人說中國可以從在外資在華工廠中學到先進的技術，難道大家忘了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了：西方列強並不希望中國富強，他們不會讓中國掌握真正的先進技術，致使洋務派聘請的一些洋匠利用中國官員不懂技術，進行敲詐勒索，謀取暴利，使企業難以發展。
因此這些外資企業，他們會希望中國富強嗎？他們會讓中國掌握真正的先進技術嗎？我想這些答案每個人都應該是很清楚的吧！

盲目引進外資使資本輸入國本幣面臨升值壓力，有可能引起宏觀貨幣供給失控而導致通貨膨脹，不利於國家經濟安全導致非安全因素增加，中國政府無休止地引進投資，增加出口，中國現在的通貨膨脹的壓力巨大，恐怕普通老百姓的財富已經被洗劫了一層了。
3. 弱勢群體
同寢室的聊天，大家談到今天的中國社會中，誰是真正的弱勢群體，於是大家七嘴八舌列舉出一大串來，有農民，下崗工人等等。而他們的生存現狀究竟如何？又有哪些困難存在？
先說農民，中國的農民，我想人數不會少於6個億吧，這是中國規模最大的弱勢群體之一。就說我們的家鄉吧，雖然這幾年國家出台了許多惠農政策，但執行的力度始終不是很大，有的政策根本就無法執行。僅僅只是少數人得到了實惠，大多數村民依舊徘徊在貧困線上，在一些地區開展的「圈地」運動中，很多農民也失去了賴以生存的耕地，而得到的僅僅只有幾千元的一次性全額補償。另外，每年有大量的農民流向城市，形成了另一類弱勢群體即「農民工」。然而在城市人眼裡，他們仍然是文化素質低、缺乏教養的農民。雖然他們從事城市的很多工作，但大多是諸如建築、搬運等苦、臟、險、重，城裡人不願從事的累活。雖然也有少數具有一定文化素質和專業技能的農民工，通過自身的努力地入上層社會工作，但在少數世俗城裡人眼裡，他們依然是農民。農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狀況並不樂觀，大二下學期的時候，我參加了學校一個社團組織的義工接力計劃，當時那個活動是到咱們東大北面的和平區魯園工會，在那裡我們了解到這些進城的農民工，他們從事的工作大多超出體力勞動的極限，卻常被拖欠工資，有的一拖就是一年半載，有的連基本的生活都難以為續，甚至經常出現暴力事件，為追要工資跳樓的事件，那都是被逼的呀！太多這樣的事件，驚動了中央，驚動了國務院，甚至出現了總理為農民工追要工資的新聞報道。但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事實依然存在，而且還時有發生。
那麼我們要問，政府勞動監察部門都幹了些什麼？難道都要等這些農民工被迫以死相抵時才肯出手，平時他們都在幹些什麼事？為什麼在日常的工作中不能深入工礦企業等用工部門了解情況，防患未然。再者，國務院總理幫農民工追要工資，一方面體現了總理親民，另一方面也提示了中國體制中存在的弊端，難道國家總理的工作日程上竟要排上一條為民工追要工資的日程？還有，拖欠民工工資的普遍性是不爭的事實，而由此引發的後果也是有目共睹的，既然國家出台了相關政策，為什麼執行起來總是滯後，得不到徹底的落實。
當然，我的見識面有限，經歷不足，無法對現實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但我說的這些現象實實在在的就發生在我的身邊，我們要正視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存在的真實客觀，不要一味只是唱贊歌，粉飾太平而忽略了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勞動階級，讓中國的改革更健康、更理性、更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符合中國的實際國情。
總的來說，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改革開放中不斷變得更加自信和成熟的中國人民，必定能突破當前社會發展中的復雜矛盾，使中國 呵呵,我的回答不錯吧,如果採納j就請加分額..多謝多謝.2011-08-10 0:14:39

⑨ 如何改革金融監管體制

從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金融監管體系逐漸由單一全能制監管走向多重機構的分業監管，形成了以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為主體的分業監管體系。 金融監管過程經歷了下面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98年以前，由中國人民銀行統一實施金融監管。 第二階段，從1998年到2003年，對證券業和保險業的監管從中國人民銀行統一監管中分離出來，分別由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證監會」)和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保監會」)負責，形成了由中國人民銀行、證監會、保監會三家分業監符的格局。 第三階段，從2003年至今。2003年，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正式組建，接管了中國人民銀行的銀行監管職能，由此正式確立了分業經營、分業監管、三會分工的金融監管體系。

⑩ 中國金融業將迎來重大改革了嗎

據報道，11月12日，外媒稱，中國金融業將迎來重大改革，外國投資者投資證券、銀行、保險等領域的投資比例，最遲在五年後將取消所有限制。這意味著外資期待已久的金融領域市場准入問題將得到解決。

分析人士表示，經過這么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發展，中國經濟的質量、實力和抗風險能力等都有極大的改善和提升，所以我們現在更有信心應對更激烈的挑戰，不再懼怕外資的競爭！

希望中國金融行業的改革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