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有關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案例分析
1，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是維護全體公民消費權益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是為了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穩定，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而制定的一部法律。
2，案例：王某是普通的公司職員，經常收到莫名其妙的簡訊或者電話，內容包括房產廣告、發票、保險等垃圾信息和詐騙信息。和王某一樣，相當一部分消費者也會遭遇這樣的情形，垃圾簡訊和騷擾電話無孔不入，甚至影響到正常作息生活，消費者普遍認為隱私很難得到保護。
分析：
（1），超市、商場或其他服務機構，多數都會要求消費者辦理會員卡，一部分消費者在辦理會員卡的同時，無形中泄露了消費者的個人信息。
（2），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九條規定，經營者未經消費者同意或者請求，或者消費者明確表示拒絕的，不得向其發送商業性信息。在消費者明確表示拒絕接收商業性信息或其他垃圾信息後，經營者依然發送的，消費者可以依據法律規定通過法律途徑解決。
❷ 保險公司侵害消費者利益怎樣維權
您好：
一、法律制度層面上存在的問題
消費者維權要靠法律。目前，我們消費維權工作主要依據的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該法是1993年頒布實施的，隨著市場經濟日益繁榮，許多新興行業和新生事物不斷出現，《消法》在為消費維權工作提供法律依據時，已經越來越不能滿足時代要求，存在的問題日益明顯。
1、適用范圍是目前《消法》執行中遇到的一個突出問題。《消法》起草時，醫療、教育、住房等領域不屬於經營性質，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這些領域很大程度上開始收費提供服務，具備了經營的特徵，特別是這些領域內的消費糾紛日益增多，處理起來缺乏明確足夠的法律依據。
2、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特別是網路經濟的出現，消費者受到損害的權利已超出《消法》中規定的9項權利的范圍，特別突出的是為謀利擅自泄露消費者個人隱私的現象屢見不鮮。
3、維權途徑是保護消費者權益的關鍵問題。雖然《消法》為消費者提供的5種維權途徑，但在實踐中，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不能有效發揮作用。
與經營者協商，如果有一方不願意協商或者協商不成的話，這條路就走不通。消協的調解要雙方自願，一方不自願的話也協調不成。向行政部門申訴，交織著工商局、質監局、衛生局、食品葯品監督局等眾多的責任部門，由於分工不明確、責任不清楚、管理不明晰，給消費者維權造成了很大的困難。提請仲裁機構仲裁，具有收費高、程序簡單、裁定書具有法律強制性的特點，但仲裁渠道需要事先有約定，日常生活消費的買賣合同很難有事先約定，因此仲裁的比較少。到法院起訴，訴訟成本相對比較高，舉證困難，司法程序繁瑣，加上有時投訴標的本身價值小，消費者一般不願意進行耗時、費力、花錢、結果不確定的訴訟。
4、《消法》中對於發生消費糾紛時的舉證責任沒有做專門規定。天津男生育險報銷流程。消費糾紛需要商品檢測時，經營者借口「誰主張，誰舉證」，讓消費者承擔檢測費，但高額的檢測費往往超過糾紛商品本身的價格，使消費者望而卻步;即使通過商品檢測鑒定查明了問題，經營者也可能以種種原因不承認檢驗結論，造成責任歸屬難、檢測維修難。這是目前消費糾紛解決難的一個重要原因。
如現在消費者對手機的投訴增幅居高不下，手機出現故障修理時究竟是人為損害還是性能故障，很容易產生異議，鑒定一般都是廠方出具的，消費者在此問題上是絕對的弱者，而要到權威部門去檢測，其檢測程序之復雜、費用之高又使消費者望而卻步。
又如，近年來，有關汽車的糾紛不斷涌現，投訴日益增多。汽車質量檢測難一直是汽車消費維權的最大困擾，由於目前我國汽車產品檢驗機構尚未完全獨立於汽車生產企業之外，且有的技術標准或設備缺乏，不能承擔事故車輛或進口產品的檢測。因檢測手段不足，一些質量問題根本檢測不出來，加之現有水平能做的檢測收費也非常高，普通消費者根本承受不了，從而加大了爭議解決的難度。
5、《消法》中對若干經營者的重要義務都沒有設定違反義務的行政處罰條款，致使這些義務形同虛設，經營者即使違犯了，也不會受到任何處罰，很容易加劇對消費者權益的侵害。
此外，國家某些規定、標准滯後也帶來維權難。隨著消費領域的日益拓展，新的商品和服務不斷涌現，但有關規定、標準的出台卻明顯滯後，成為消費者維權的一大瓶頸。如現在液晶電視、等離子電視已經進入百姓家庭，但彩電「三包」方案主要針對傳統的顯像管電視，而對於液晶電視等高端彩電售後服務的規定仍是真空狀態。現行的《部分商品修理更換、退貨責任規定》，明確規定了顯像管電視機的保修范圍和期限，等離子、背投、液晶等高端彩電的主要部件不在列舉范圍之內，造成目前的大部分高端彩電難以直接套用「三包」規定進行處理。且現在各廠家的平板電視保修方案較為混亂，大多數經營者在銷售高端彩電時只是充分強調其相對於傳統顯像管彩電的優點，而對其整機和主要部件的保修期限與傳統顯像管彩電的區別避而不談，未盡告知義務，這是造成高端彩電投訴上升快的一個重要原因。
同時，一些現行的規定也不利於維權。如現行「三包」規定手機日折舊率為0.5%，而手機的整機「三包」有效期是一年，意味著200天後，在保的手機卻一文不值。且手機「三包」有效期內的折舊率遠高於《部分商品修理更換退貨責任規定》。在手機市場迅猛發展的今天，這樣的規定顯然不利於企業提高產品質量。
二、維權機構層面上存在的問題
消費者協會做為依法成立的對商品和服務進行社會監督的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社會團體，承擔著大量的消費者維權工作。但由於體制、編制、人員、經費等方面的原因，消協在維權方面存在「心有餘力而不足」的情況。
1、消協處理投訴的法律效力問題。消協雖然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賦予了相應職能的法定社團，但其調解消費糾紛純屬民事行為，一是如經營者拒絕調解或配合，消協組織無能為力;二是調解協議並無法律效力，對雙方並無約束力，如一方不履約，調解工作無疑是失敗的。
2、基層消費者協會組織人員少，基礎設施嚴重不足,缺乏照相機、電腦、交通工具等取證工具,取證困難，使各項工作陷於困境。特別是在農村市場，存在地域遼闊，村民居住相對分散的特點，基層監管職能部門的監管力量不充足。雖然我市農村「一會兩站」建設取得一定成效，目前已建立185個消費者協會分會，在5507個村建立了消費者投訴站和聯絡站，聘請社會監督員名。但農村維權站(點)工作人員的維權業務水平還亟待提高，對法律法規和商品維權等方面的基礎知識還有一個學習提高的過程;一些工作的開展因經費等原因，尚未全面開展，與地方政府和質監、衛生、葯監等職能部門的溝通還不夠。由於農村維權監督員基本是由村幹部兼任的，這些幹部往往身兼多職，日常工作繁忙，放在維權監督上的時間和精力較少，一部分村還處於一種架子搭好，人員配好，牌子掛好，實際工作根本沒有開展好的狀態，致使工作局面很難打開，其社會效果還不夠明顯。
3、消協的七項職能，許多都沒有制度化、規范化工作程序，隨意性大，缺乏可操作性，影響到職能的發揮。
三、生產經營者層面上的問題
1、部分企業破產、兼並帶來的售後服務無人管。按照《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三包」的規定，如果企業發生變更，應當由承擔其權利義務的企業承擔相應義務，但在實際操作中很難做到。有的企業在並購前，售後服務處於癱瘓狀態，電話無人接聽，維修網點撤銷，維修人員不知去向，而並購後又難以解決全部的售後服務問題。有的企業在沒有聲明破產或被兼並的情況下，其維修和售後服務就無人問津了，更不用說停產後保證配件供應的問題，消費者權益難以保障。如我市紅太陽超市的購物卡風波。
2、市場經營者利用信息的不對稱性，使消費者的知情權保障難，侵犯消費者的權益。現在手機簡訊服務鋪天蓋地，但沒有多少簡訊參與活動能明明白白告訴消費者發送簡訊需要多少費用，定製後怎樣取消。消費者在定製後費用會被迅速扣除，如果要取消則非常困難。我市就有不少消費者反映參加了電視台的某些活動，便莫名其妙地成為信息內容提供商的包月用戶，話費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就被劃走了。
3、許多自然壟斷行業、行政壟斷部門牟取壟斷利益的觀念根深蒂固，無視相關法律規定，侵犯消費者權益的現象嚴重。公用事業作為特殊行業在國民經濟生活中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也一直存在著服務質量差、產品單一等問題，消費者對此怨聲載道，有些行業甚至被消費者冠以「老大、老虎」的稱謂。壟斷經營所帶來的侵害消費者權益的問題日益顯現。近幾年，商品房面積縮水的投訴呈上升趨勢，原因不乏房產測繪工作的高度壟斷、公攤面積計算方式不透明和測繪標准使用混亂等。當消費者發現房屋面積誤差時，想得到本行政區域以外的權威第三方的復核十分困難。目前消費者在買房時，其房屋產權證上的實際面積一般都是當地房產局下屬的房屋測繪大隊測量的，即使其他測繪單位有權進入房產測繪市場，因怕得罪同行也不願承擔復測。這種嚴重的行業壟斷和行政區域阻斷的格局如不打破，問題將長期得不到公正、圓滿地解決。
4、一些經營者利用格式合同侵犯消費者權益的情況仍較嚴重。現行保險合同中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或霸氣十足的條款十分普遍，有的保險公司利用格式合同條款任意剝奪消費者權利、規避經營者義務。一些條款與我國現行的《保險法》、《合同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有關規定相悖，侵害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而且現有保險合同格式條款還存在條款表述和文字晦澀難懂，保險專業術語太多的問題，大部分消費者不具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一旦與保險公司產生合同爭議，自身的合法權益很難得到維護。
5、一些市場經營者法律法規知識缺乏，學習不配合消協等機構工作。如我市有消費者投訴大紅房的地板磚有質量問題,消協同志打了三次電話請經營者到消協接受調解都不來,最後經過上門送達書面通知才來。
6、一些市場經營者採取「拖」的方式解決維權糾紛。消費者在遇到消費糾紛時，往往先找經營者，以求自行了結。協商不成，才到消費者協會投訴。經營者往往推三拖四，拖延時間，超出了商品的「三包」期，有的錯過了商品質量檢驗的最佳時期，致使投訴無法受理、調解。
四、消費者層面上的的問題
1、消費者自身消費習慣、消費意識落後，帶來一些不應有的麻煩。很多消費者沒有索要發票的習慣，有的是因購買金額較小，有的是因為是鄉鄰、熟人，不索要發票，以至於索賠無據。很多商品(特別是農資)，消費者在購買時根本不知其質量如何,等知道商品質量有問題時已過了相當長一段時間,商家不承認商品是他們出售的。因無發票，此類消費糾紛消協無法受理，消費者只能不了了之。
2、一些消費者貪圖便宜，知假買假，使自身的權益得不到法律的保護。如購置「水貨」手機、假冒名牌服裝等。
3、一些消費者的維權意識較差，權益受損後往往忍氣吞聲，不採取維權行為，助長了假冒偽劣生產者以及誠信缺失廠商的不良行為。
4、一些消費者存在非理性維權現象，如消費欺詐、惡意退貨，以及以威脅、恐嚇為手段，以索取巨額賠償或發泄私憤為目的的要挾式投訴等。如我市有消費者投訴鄉謠袋裝奶有質量問題,要求5000元的賠償。
針對以上我市消費者維權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我們認為，新形勢下的消費者維權工作需要社會各界和人民群眾的積極配合和參與，要通過構建社會化的維權網路，將維權工作拓展到社會各個領域、各個層面和各個角落，實現維權網路互聯，維權信息互通，維權工作互動，維權效能優化。
第一，繼續加強消費維權宣傳工作，及時發布「消費警示」。各級消費者維權部門要採取多種形式，利用各種宣傳工具進行系列報道，開辟專欄、加強對消費維權工作的宣傳，使消費維權工作深入人心，深入社會，喚起人民群眾的消保意識，引導人們正確消費。
第二，建立部門協作聯動維權機制。消費者維權工作涉及到許多政府部門，是一個綜合的政府行為，因此要作為各級政府的一項工作來抓。建立由當地政府牽頭，工商、公安、質監、文化、衛生、食品葯品監督管理、司法等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和司法機關組成的消費者維權協作聯動網路，整合部門執法力度，將和消協受理的消費者投訴、舉報、咨詢及時分流到相關部門處理，形成政府部門維權合力。
第三，繼續深入開展打假維權工作。消費維權工作必須把打假作為重點，採取有力措施，結合日常巡查與集中整治繼續深入打擊假冒劣偽行為。要不斷總結以往工作的經驗，在已取得工作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打假的領域，最大限度地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第四，積極鍛造高素質消保隊伍。從人員編制、經費保障、硬體設施等方面不斷加強消協的機構建設，完善調解機制，提高調解能力。重點完善季度投訴信息發布制度、重大違法案件披露制度。
第五，充分發揮「一會兩站」便民維權作用。認真貫徹省政府辦公廳轉發省工商局的《「一會兩站」規范化建設工作意見》，積極爭取各級黨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強化督導檢查，加大宣傳培訓力度，認真規范「一會兩站」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真正形成「政府領導、協調聯動，鄉村共建、群眾參與」的工作格局。
第六，進一步完善申訴舉報網路的建設。建立以為中心，受理申訴舉報、行政執法、市場監督三位一體的消費維權工作的行政執法體系和市、縣(區)工商局、基層工商分局聯動的縱向消費維權網路。在此基礎上，以各級省級工商局為紐帶，以各地市級工商局指揮中心為接點，組成省與省之間的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橫向執法維權網路，並逐步形成互聯互通、平等協商、互相協調、合作互認、信息共享的消費者權益保護異地救濟機制。
第七，大力發揮行業協會、商會的自律作用。通過建立由各行業協會、公用服務單位、大中型商貿企業等組成的行業自律服務網路，加強企業守法經營和誠信經營的宣傳教育，引導經營者樹立「走正道，售正貨，樹正牌」的經營意識，讓行業協會內部自律服務於消費者維權工作，讓行業協會主動化解企業與消費者的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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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理賠案例舉例
2019年315期間，各地保險行業「十大典型理賠案例」陸續揭曉。憑借在保險理賠、客戶服務及消費者權益保護等方面的優異表現，富德生命人壽多家分支機構理賠案例入選當地「十大典型理賠案例」。
遼寧分公司：快賠自駕車意外保險百萬理賠金
2017年7月29日，曾投保了「富德生命安行無憂兩全保險」的遼寧分公司客戶王先生因車禍不幸身故。遼寧分公司得知消息後，立即啟動「重大事故理賠處理」應急機制，開通理賠綠色通道。在核定案件責任、收齊理賠資料後，遼寧分公司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了流程審批和賠款支付工作，依約賠付被保險人自駕車意外保險理賠金100萬元及身故利息335.34元，向王先生的親屬受益人送去最及時的慰問和保障。百萬理賠金為不幸身故的客戶延續了守護妻女的責任，入選遼寧保險業產壽險十大典型理賠案例。
杭州中支：海外特定醫療保險金理賠暖人心
2018年4月，年僅6個月大的小客戶因肝母細胞瘤接受肝移植手術，此前該小客戶的父母在富德生命人壽杭州中支為其投保「富德富貴金生年金保險（分紅型）」、「附加康悅人生費用補償醫療保險（A款）」、「富德生命附加金色一號海外特定疾病醫療保險（標准版）」等多款保險產品。接到報案後，杭州中支立即啟動理賠流程，密切跟蹤客戶的病情發展狀況，為客戶提供及時的保障和服務。因其病情復雜，杭州中支主動聯系客戶父母，積極對接海外醫院為其提供治療方案。客戶父母綜合考慮治療方案以及自身情況，前往上海、北京等地做進一步治療，多次提出理賠申請。截至2019年3月，杭州中支在此案中已累計賠付金額20萬余元。
此外，在2018年10月，杭州中支於2日內快速支付海外特定醫療保險金68000元，這是該產品在杭州中支推出以來的首例賠付。該案件入選2018年度浙江保險業十大理賠案例。
長沙中支： 防癌險3天快賠30萬元
2018年6月，年僅30歲的客戶李女士被確診為「乳腺癌」。此前，她在富德生命人壽長沙中支購買了「康愛星防癌疾病保險」。得知客戶出險的消息後，長沙中支第一時間前往慰問，積極協助客戶准備理賠所需資料。短短三天時間內，李女士就收到了長沙中支的30萬元理賠款。李女士對富德生命人壽的理賠服務表示高度認可，「富德生命人壽在我最需要的時刻給予了最快賠付，解了燃眉之急，讓人感動」。該案例入選2018年度湖南保險行業十大典型理賠案例。
荊門中支：網上投保重疾險，出險也無憂
2016年12月，客戶徐女士在富德生命人壽官網在線投保了「富德生命愛健康A款重大疾病保險」。2018年11月10日，徐女士被確診為「顱內動脈瘤破裂伴蛛網膜下隙出血」，隨後在當地醫院進行手術治療。待病情穩定以後，徐女士便回家休養。此時她想起了在網上投保的那份重疾險，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徐女士委託家人代其遞交了相關理賠資料。富德生命人壽荊門中支審核確認徐女士已達重疾賠付標准，依照條款約定向其支付30萬元理賠款。該案例入選荊門保險業2018年度典型賠付案例。
荊州中支：速賠防癌險 生命顯真情
2018年2月1日，在富德生命人壽荊州中支投保了「富德生命康愛星防癌疾病保險」的吳女士被確診為「角化型鱗癌」，經治療後康復出院。2018年5月中旬，吳女士向荊州中支提出了理賠申請。接到吳女士的理賠申請後，荊州中支第一時間前往探望，並積極協助吳女士辦理理賠事宜。不到5個工作日，吳女士便收到了60萬元理賠款。該案例入選2018年度荊州保險業典型賠付案例。
據悉，每年各地保險業「十大典型理賠案例」，需經過公司初選、協會復選、專家評審，從社會影響力、查勘理賠水平、特色服務、保險賠款金額和時效、消費者滿意度等多個指標綜合評選。上述「十大典型理賠案例」是富德生命人壽理賠服務的縮影。數據顯示，2018年富德生命人壽累計賠付15.12億元，較2017年同比增長58.99%，充分印證了公司踐行「保險姓保」、堅持「客戶利益至上」的決心和行動。
❹ 2010年3.15消費者權益日的典型事例
2010年3.15消費者權益日主題：消費與服務
一、「消費與服務」年主題的涵義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消費」是經濟增長的恆久動力。擴大內需，特別是增加居民消費需求是調整經濟結構、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重點，是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前提和保障，是改善民生、發展社會事業的重要內容。確定「消費與服務」年主題，就是強調消費維權工作要緊密圍繞拉動消費、擴大內需，做好服務工作。其中的「服務」，主要包含三方面涵義：一是服務廣大消費者；二是服務經濟發展；三是服務社會和諧。
二、「消費與服務」年主題的確定依據
確定「消費與服務」年主題的主要依據有：
一是關注民生，服務廣大消費者的需要。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們發展經濟的最終目的。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就是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這種需要，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消費者的消費需要。消費需要不斷滿足的過程，也是經濟社會不斷發展、不斷進步的過程。服務廣大消費者，首先要求我們採取各種措施，擴大消費，滿足消費者的消費需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消費領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消費品種極大豐富，消費領域日益擴大，消費結構不斷升級，人們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生活質量明顯改善。但是，與此同時，消費領域還存在著一些制約消費增長的因素，如：假冒偽劣行為和不平等格式合同依然大量存在，直接影響著居民的消費信心；有些行業產業政策和消費政策不銜接，抑制了居民的消費慾望；有關消費者權益保護的法律、法規、標准還不健全，保護力度尚顯不足；居民住房、教育、醫療等負擔過重，影響了其他消費的支出等。這些問題的存在，不利於拉動內需，促進消費需求較快增長。這就要求我們要從政策制訂、法制健全、價格調控、結構調整、行業規范、監督管理、宣傳引導、糾紛處理等各個方面為消費者著想，為消費者解憂，為消費者服務。服務廣大消費者，還要求我們不僅要關注消費者的現實利益，更要關注消費者的長遠利益。要注意節能、環保，在生產和消費的同時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保證人類的永續發展。
二是落實科學發展觀，服務經濟發展的需要。首先，做好消費維權工作，就是在為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居民生活消費服務。擴大消費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消費導向是市場經濟必須遵循的原則。市場經濟越發達，消費的主導作用越明顯。就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狀況而言，消費的作用日益突出，已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要擴大內需，就要擴大有效的消費需求，特別是增加居民的生活消費需求，而其核心則是保證消費者的消費信心，使其敢於消費、樂於消費。就此而言，加強對消費者合法權益的保護，就是在為拉動消費、擴大內需、促進經濟發展服務。
其次，做好消費維權工作，加大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有助於更好地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黨和國家推出了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多項措施。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指出，必須堅持擴大內需和穩定外需協調發展，要更加自覺、更加主動地堅持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要擴大居民消費需求，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其三，做好消費維權工作，保障居民消費增長，是調整經濟結構、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重點。2008年我國人均GDP已經達到了3315美元。國內外普遍認為，人均GDP3000美元作為經濟發展的一個節點，有可能帶來消費的活躍。超過3000美元之後，居民消費類型將發生較大變化，呈現出消費升級特徵。就我國目前的情況看，提高生活質量和滿足精神需求的消費品不斷升溫，家政、培訓、餐飲、健身、電信、旅遊、保險等服務性消費需求旺盛。規范和發展第三產業——服務業，不僅可以滿足人們的各種消費需求，還可以增進就業、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縮小城鄉差距、加快經濟結構調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適應群眾生活多樣化、個性化的需要，引導消費結構升級。這就要求我們更多地關注服務行業、服務領域，採取各種措施，擴大服務性消費，使之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三是強化消費維權理念，服務和諧社會建設的需要。市場經濟是消費者主權的經濟。只有尊重和保護消費者，才能充分釋放消費需求，拉動經濟持續增長。伴隨消費水平的升級，當前的消費糾紛呈現出新的特點。一是消費糾紛數量大、種類多。從全國的總體情況看，目前每年全國消協組織受理消費者的投訴仍然保持在70萬件左右，涉及人民群眾衣食住行各個方面。二是群體性投訴增多。在食品、商品房、汽車、公共服務等與民生密切相關的領域，群體性糾紛案件較多，影響也較大。三是新型消費糾紛不斷出現。隨著消費領域的不斷拓寬，消費方式的日新月異，新的消費問題和消費糾紛不斷涌現。如網路購物、電視購物、分時度假等。消費糾紛涉及廣大消費者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其妥善處理事關國家穩定、社會和諧。只有全社會共同努力，樹立消費者權益至上的理念，切實加強對消費者的保護，打擊和制止各種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行為，才能營造和諧的消費環境，維護改革發展和穩定大局。
三、「消費與服務」年主題的目標
中消協開展「消費與服務」年主題活動的基本目標是：通過對年主題的廣泛宣傳，促使全社會共同關注擴大消費與服務廣大消費者、服務經濟發展和服務社會和諧的關系，努力營造良好的消費環境，改善消費者的消費預期；切實加強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增強消費者的消費信心；倡導科學、合理、健康、文明的消費模式，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實現「消費與服務」年主題，需要社會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首先，經營者應當誠實守信，依法經營，切實保證商品和服務質量，自覺履行社會責任，為消費者創造良好的消費環境；主動研究市場動態，積極研發低碳、環保產品，節能減排清潔生產；加強對服務領域的關注和投入，適應農民、殘疾人、兒童、老年人等消費弱勢群體的需要，提供個性化、多樣化服務；特別是在家電、汽車、摩托車下鄉，家電和汽車以舊換新等活動的實施過程中，要切實保證消費安全和服務跟進，真正造福廣大消費者，使城鄉孕育的消費潛力充分釋放出來。
其次，行業組織應加強行業自律，督促企業提高產品質量與服務水準；積極推動服務產業發展，加強人員培訓，提高服務理念和水平；倡導節能環保生產，扶植優秀企業發展；抵制不良經營手法，自覺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加強與消費者組織的磋商，完善行業規范與相關標准；引導業內相關企業，妥善處理消費糾紛。
第三，吁請各級政府有關部門，協調產業政策和消費政策，針對不同的消費需求，制定配套措施；廣泛聽取消費者意見，完善相關法律、政策、標准；大力整頓市場經濟秩序，強化市場監督管理；嚴厲打擊假冒偽劣商品和違法經營行為，凈化市場環境；規范、扶持第三產業發展，推動、擴大服務領域消費；鼓勵節能、環保產品的生產，倡導低碳、綠色消費；保證物價平穩，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增強居民消費能力與信心。
第四，希望廣大消費者轉變消費觀念，增強消費信心，學習消費知識，科學合理可持續消費，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共同營造良好消費環境。
第五，希望社會各界積極參與年主題活動，研究機構和有關專家廣泛開展理論探討，新聞媒體不斷加強宣傳和引導，使擴大消費與三個服務的觀念深入人心，並落實到自身行動中去。
第六，各級消協組織要提高服務意識，創新服務機制，充分發揮職能作用，努力提高服務水平，切實維護廣大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一要認真受理消費者投訴，切實解決消費糾紛；二要加強社會監督，敦促經營者守法經營，承擔社會責任，避免消費者權益受到損害；三要積極開展消費教育，引導消費者科學、合理、可持續消費；四是動員社會力量，共同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
四、消費者協會將開展的主要工作
圍繞「消費與服務」年主題，2010年，各級消費者協會將重點開展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是採取多種形式，廣泛宣傳年主題的依據、內容和重要意義，提高社會各界對消費與服務關系的認識，動員全社會積極參與年主題活動；
二是結合「3·15」消費者權益日宣傳紀念活動，大力開展以年主題為主要內容的各項活動。中消協將設計印製年主題宣傳畫和宣傳材料，組織各地消協廣泛張貼，擴大宣傳效果。
三是組織開展服務業熱線服務狀況等方面的調查，針對有線電視服務、電視購物、汽車維修、物業服務、快遞服務、停車收費服務開展消費者評議；逐步開展家用轎車、商業零售業、銀行、保險、電信、郵政、公用事業等方面的消費者滿意度測評，為規范服務行業、改善消費環境提供參考。
四是針對環保、節能降耗、科技含量高的新產品開展比較試驗，引導消費者選購環保、節能、低碳產品；開展有關服務行業的消費體驗活動，推動改進相關服務質量和水平；組織編寫消費教育工作大綱和系列消費教育手冊，積極引導消費者科學合理可持續消費。
五是認真受理投訴，搭建消費者與經營者的協商和解平台，積極促進和解，提高投訴調解率；有重點地加強對公共服務業和商品售後服務投訴熱點、難點問題的調查研究，切實幫助消費者解決實際問題。
六是加強法律與理論研究工作，組織開展消費政策研討會，推動產業政策和消費政策相互銜接；針對預付式消費服務、汽車銷售與服務、金融保險服務等方面的熱點問題，組織有關專家和部分地方消協開展課題研究，提出制度和政策建議。
❺ 分析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於金融消費者的發展與現狀，有關案例分析，以及建議
最主要的要提高人民的金融保護意識，讓人民意識到通貨膨脹等對財產的掠奪
❻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案例分析題（15）
吳某等一行6人消費者，有權向店主賠償醫療及其他費用，店主再向廠家追討這個賠償和其他產生的損失。
❼ 消費者權益保護案例
江西省南昌市東湖區法院近期受理一起原告毛源宏訴被告北京陽光山谷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因網上購物而引發的糾紛。二OO四年十月，家住江西省南昌市賢士湖住宅區54棟3單元601室的毛源宏在新浪「一拍網」注冊，並在網上拍下商品編號為5596482的二手筆記本電腦一台，價格為3350元，賣家為湖南省長沙市建設北路華天商城楓祥科技，聯系人是李鳳。十一月一日，毛源宏按照網上資料向楓祥科技的個人（財務人員楊永花）帳戶匯款3400元，但沒有收到電腦。此後，聯系人李鳳手機關機。經向湖南省長沙市工商管理局查詢，發現長沙市並無建設北路，也沒有華天商城，設在華天商城的楓祥科技更屬子虛烏有。
二00五年三月十六日毛源宏向南昌市東湖區法院提起訴訟，狀告新浪「一拍網」的所有人和經營者北京陽光山谷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要求其賠償經濟損失3400元並承擔全部訴訟費用（含旅差費）。經東湖區法院審理後認為：新浪「一拍網」提供雙方買賣這一平台，負有對賣家起碼的審查義務。但「一拍網」向網民提供完全虛假的交易信息，而原告完全是基於對「一拍網」此知名網站的信任，與虛假的楓祥科技進行交易，造成的損失「一拍網」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經調解，被告表示願意賠償原告的損失，但要求原告協助配合公安機關偵破此案。網上購物引發的糾紛案件，目前在我院尚屬首例，隨著市場化程度不斷拓展，開展網上購物、網路經營活動大勢所趨。應如何維護廣大網民的合法權益，規范網路經營者的行為，是擺在我們執法者面前的一項新課題，應引起全社會的關注。
當今互聯網迅猛發展，傳統的交易方式也正在受到互聯網的沖擊，網上交費、網上證券買賣、網上購物等形式多樣的網上交易也正逐步走向我們的日常生活。網上交易是一種以互聯網為操作平台和數據傳輸媒介的交易方式。與傳統交易方式相比，網上交易具有速度快、信息豐富、操作便捷等優勢。中國的網上交易還處於「初級階段」， 網上交易的基礎還相當薄弱，在此背景下，這一新生事物在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暴露了諸多問題：首先，中國網民存在網路購物恐懼症。阿里巴巴旗下中國第二大在線拍賣網站淘寶網(www.taobao.com)的總經理孫彤宇說：「中國人的確很想在網上購物，但很多人都害怕邁出第一步，他們有很多擔憂：在線支付安全嗎？我買的產品會不會有瑕疵甚至是假貨呢？」 現今，中國約9000萬的上網者中，僅10%的人通過互聯網購物，而相比之下，在美國該比例達到38%。分析師也曾指出，因為中國仍然以現金為主要支付手段，所以大約有四分之一的網上交易還是交易者們當面結清的，而僅有30%是通過網路來支付的。數據也顯示，中國有13億的人口，但信用卡發卡量卻不足200萬張。究其原因，中國人缺乏在網上購物的足夠信任。其次，郵遞系統難以信賴，配送方面存在諸多問題。
網上交易的出現與發展是時代的需要，它必將促使傳統相關業務的轉型，並對未來社會產生深遠影響。雖然 目前我國已相繼頒布了《商用密碼管理條例》、《計算機信息系統國際互聯網保密管理規定》、《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和《網上銀行業務管理暫行辦法》等法規規章，這些也為我國網上交易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和支持。但同時，隨著我國信息基礎建設的規范和完善，實施網上交易的條件已經逐漸成熟且發展潛力巨大，而相關法律支持與其發展規模的差距還很大。我國目前有關電子商務的立法也基本呈空白狀態，行業間的監管對於網上交易毫無力度且法律上對行規以難以認同，相關的法律規范和有效的市場信用體系極不完善，嚴重影響網上交易業務的發展，也為不法之徒提供了可乘之機，其中有相當多的法律問題是不容迴避且又亟需解決的。
第一，要約的撤銷問題。我國現行《合同法》規定：要約可以撤銷，除法律規定不可撤銷的情形外，但撤銷通知須在受要約人發出承諾通知之前到達。在網上交易中，因網路數據的傳輸速度極快，要約的發出與到達幾乎是同時的，並且接受方的計算機往往具有自動審單的判斷功能，可以及時作出承諾，所以要約方能夠撤銷要約的機會微乎其微。我認為，網路本身的特點就是快捷、短程，風險與利益並存，網上交易是抓住商機的最佳選擇，如果不願承擔風險，可以選擇傳統的交易方式。另外，發出要約時，網路一般會讓使用者再次確認要約內容是否正確，如果加以確認，可以視為放棄要約的撤銷權。
第二，電子簽章的問題。網路交易合同（或稱電子合同）是指在專用的或公開的網路環境里通過數據電文達成的非紙質的數字化的合同。電子合同可以通過電子商務網站達成，也可以通過電子郵件或電子數據交換來達成。從各國現有的實踐來看，傳統的合同仍主要依賴於當事人的簽字或蓋章，有關法律往往要求有當事人的親筆手簽或機構的蓋章。網上業務作為一項電子交易，具有無紙化的特點，這使其有別於傳統的合同交易形式，此時，作為合同成立標志的簽章問題則遇到了挑戰。倘若合同的成立還需簽章，則使電子交易的優勢無法體現。
第三，交易證據的收集問題。我國法律尚未明確規定數據電文證據的法律地位及其認定的具體要求。電子交易的無紙化使得糾紛發生時，證據的收集甚為困難。目前，學術界針對數據電文到底歸入何類證據有兩種觀點：一為視聽資料；一為書證。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66條規定，視聽資料應與其它證據結合方能確定其證據力。所以，如果將電子證據歸入視聽資料一類，其證明效力就將大打折扣。而《合同法》第11條規定：「書面形式是指合同書、信件及數據電文（包括電報、電傳、傳真、電子數據交換、電子郵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現所載內容的形式。」這表明，《合同法》已經把數據電文視為書面資料，筆者贊成將數據電文歸入書證類證據中。
第四，事故、故障造成損失時當事者的責任承擔問題。網上交易業務的正常開展對服務系統的依賴性極強，網路系統的事故和障礙所引發的民法律責任是銀行和客戶極為關注的問題。我國法律對此問題尚未規范，筆者認為：病毒入侵、「黑客」襲擊網路系統等網路犯罪不應納入不可抗力事件，因為網上交易的安全系統是保障網上服務安全性、可靠性的重要技術系統，如果該系統出現故障或被破譯，以致給客戶造成經濟損害，該安全系統的提供者將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第五，網路服務系統所有者、經營者是否為當事者承擔法律責任的問題。筆者認為網路服務系統在提供在線平台服務中，負有謹慎注意之義務，對買賣雙方負有審查職責，買賣雙方也是基於對網路服務系統的充分信任才促成了交易行為。一旦網路服務系統提供虛假的交易信息必然會給當事者造成不必要的損失，應依照民法通則的規定由網路服務系統的所有者、經營者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同時作為當事者也有義務協助網路服務系統所有者、經營者行使追償權，這樣也減少了不法分子的可乘之機。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誠信體系的建立，網上交易將有著廣闊前景。目前中國正逐步開放快遞市場，中國郵政很快將面臨來自諸如敦豪速遞公司(DHL)，聯合包裹服務(UPS)及其聯邦快遞(FedEx)的競爭，市場環境將逐步改善。中國的某些網站也在嘗試新的配送機制，比如，組建由年輕人構成的自行車配送隊伍，這些配送員會負責收取用戶的付款，充分利用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的特點，為網上交易展示光明前途。
摘自豆丁網。
❽ 請列舉侵害消費者權益的典型案例
中國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與懲罰性賠償
王衛國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一、前言
自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費者保護法」）於1993年10月頒布以來，有關消費者保護的訴訟和非訴案件急劇增加。據報道，1996年，全國各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受理的消費者投訴案件總計達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這些投訴涉及到質量、價格、虛假廣告、假冒商品、計量和欺詐騙銷等問題。其中，欺詐騙銷案件上升幅度最大，為上一年的137.9%。[2] 在這類案件中經常適用的就是消費者保護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條款——第49條，其條文如下：
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正是這一規定在近幾年裡大大地激勵了被稱作「打假運動」的反欺詐斗爭。適用這一規定的案件大量出現。在街頭巷尾、新聞媒體、法院、大學課堂和政府機關，這些案件成了人們議論紛紛甚至爭論不休的對象。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已經成為中國消費者保護領域的一個熱點。
當然，這僅僅是開始。要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得到更有效地運用並促進消費者保護立法進一步發展，有一些法律問題需要加以澄清。為此，與澳大利益的經驗尤其是與澳大利亞《商業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條進行比較，是值得嘗試的。[3] 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條文如下：
第52條 （1）企業不得在貿易或經營中實施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
（2）本節以下條文中的任何語句，均不得被推斷地視作對前款之一般性規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將首先介紹幾個與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有關的案例，然後提出若干法律問題，採用比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後在結語中提出一些評論意見。
二、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有關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東某廠的年輕業務員王海來北京出差，他偶然買到一本介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書。他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吸引。為了驗證這一規定的可行性，他來到隆福大廈，見到一種標明「日本製造」，單價85元的「索尼」耳機。他懷疑這是假貨，便買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駐京辦事處。經證實為假貨後，他返回隆福大廈，又買了10副相同的耳機，然後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予以加倍賠償。商場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機並賠償200元，但拒絕對後10副給與任何賠償，理由是，他是「知假買假」，「鑽法律的空子」。王還感到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賺錢而是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因而決心繼續戰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來到北京。他光顧了多家商店，購買了他認為是假貨的商品，經證實後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賠償。多數商店滿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數加以拒絕。
王海的舉動被新聞媒介披露後，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反響。他被多數普通百姓甚至被許多經營者當作英雄加以贊譽，同時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驚。1996年12月，中國消費者基金會向他頒發了獎金。
與此同時，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學界爭論的話題。有些官員和學者對此持批評意見。例如，國內貿易部的一位官員認為，以獲利為目的購買假貨再要求加倍賠償的人不是現行立法范圍內的真正「消費者」，因此「知假買假」的不能得到賠償。在他的心目中買了東西並加以使用才是消費者，買了東西不用則不是消費者。[4]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知假買假」的行為是不道德的，由此獲得的利益屬於不當得利。[5]
相反地，有許多法律工作者和學者支持王海的舉動。他們指出，「消費者」一詞是相對於「經營者」而言，任何與經營者進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經營者的外，都應當被看作是消費者。他們認為，「知假買假」然後索取加倍賠償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為它有助於打擊假冒產品，因而有利於民眾和社會。還有人認為，不能把索賠者的所得說成是不當得利，因為這種索賠是以法律的規定為根據的，況且，索取賠償還要耗費大量時間、勞務和費用。[6]
1996年初，王海轉戰中國南方，在許多大商場買假索賠。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處之，使他不得不無功而返。其中的教訓，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總結的，在於沒有運用法律訴訟的武器；僅僅藉助於新聞媒體和輿論的壓力是不夠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勝利者。他緊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詳見下文）之後，狀告伊勢丹有限公司銷售電話有欺詐行為。結果，他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獲得了加倍賠償。[7]
2．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
1996年春天，當王海在南京屢屢受挫的時候，一位姓耿的消費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經歷了相同的命運。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場買了三套被標明為「羊絨衫」的「聖柏」牌保暖襯衫。在商場出具的發票上，寫明了貨品為「羊絨襯衫」，而事實上該貨品的羊絨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襯衫不是羊絨，商場有欺詐行為為由，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支付雙倍賠償。遭到拒絕後，他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駁回了他的訴訟請求。法院認為，原告於1月4日在被告處購買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場購買了同樣的襯衫並獲得了賠償，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識。法院這樣判決的另一個理由是，把含有2%羊絨的襯衫標作「羊絨襯衫」並無不當，被告並未構成欺詐行為。
一位青年學者，南京大學法學院講師李友根，寫了一篇論文對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進行了評析。[8] 他提出了據認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個問題：第一，知假買假者是否屬於消費者，是否有權獲得消費者保護法的補救？第二，被告推銷該商品的這種方式是否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第三，在原告得知實情的情況下，被告的這種方式是否仍然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因而能夠適用消費者保護法關於加倍賠償的規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買假者不為消費者」的判斷中存在著一個悖論。如果知假買假者不是消費者，他就沒有資格依據消費者保護法請求退貨，那麼他就只能使用它。而這樣一來，他又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消費者。
李友根認為，認定欺詐行為的標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規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規定：「經營者應當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信息，不得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根據紡織部的有關規定，羊絨含量低於5%的不可稱為羊絨製品。而另一個標準是普通消費者（而不是專家）的認知水平。據此他得出結論，由於在一般消費者看來羊絨含量僅2%的襯衫不能被稱作「羊絨襯衫」，該商場構成了欺詐行為。
3．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 何山是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官員，參加過消費者保護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經營名人字畫的樂萬達商行購買了兩幅畫。這兩幅畫，一為獨馬，一為群馬，是作為已去世的國畫大師徐悲鴻先生的真跡出售的。一個月以後，何山以「懷疑有假，特訴請保護」為由在北京西城區法院提起訴訟。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決，認定這兩幅畫為臨摹仿製品，被告有欺詐行為，故責令被告按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向原告支付雙倍賠償。[9]
這個案件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也引發了許多討論。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詐行為、落實加倍賠償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在會上，如何正確理解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立法原意再次成為中心話題。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宿遲在會上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指出，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所說的「為生活消費需要」的含義不應作狹義的限制性解釋，「消費者」一語按其原意不過是指生產者、經營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張，凡是到商店購物的顧客，都應被視作是消費者；至於購買的動機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問題，但不屬於法律問題。[11]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庭長張家廣根據他所在法院的審判實踐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認為，只要商品經營者有欺詐行為，就應當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消費者的購物動機則在所不論。[12]
宿遲先生對「欺詐行為必須是故意行為」的觀點作出了回應。他指出，商家對其所經營的商品，在進貨時有認真審查的義務，未盡此義務者在主觀上至少屬於放任態度，應被認定為故意。[13]
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以後，許多以此為樣板的案件訴至法院。但是並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滿意的結果。下一個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誼商城購買了3尊秦始皇兵馬俑。幾天之後，她得知該兵馬俑為仿製品，遂與商城進行交涉，要求按售價的一倍賠償。遭到拒絕後，她以該商品沒有任何足以表明其為仿製品的標示為由，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商城提出反訴，稱原告在購買這些秦俑時已明知其為仿製品，其購買的目的是要獲取雙倍賠償，因而構成欺詐行為。法院認為，原告本應知道她購買的這批貨物不可能是真品，因為秦始皇兵馬俑是國家禁止市場交易的珍貴文物。也就是說，正常的消費者在賣主既沒有說明真相但也沒有稱其為真品的情況下，都應該意識到該貨物是仿製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認為，被告本應通過明示該秦俑為仿製品而對商品性質作出嚴謹、明確地表述，從而使任何人都不致發生誤解。最後，法院判決被告給予退貨，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訴訟費用雙方各負擔一半。[14]
三、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無定論。人們已經發表的許多各不相同的見解當然很有價值，但大多數局限於對法律條文的解釋。況且，我們應當意識到，我們所要作的並不僅僅是解釋法律，而且是改革和發展法律。
就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圍繞以上案件所進行的討論中，有一個重要的東西被忽略了，這就是該條文的性質，這本應成為論證推理的出發點。
1．性質和目的
在中國，人們已經公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在性質上屬於懲罰性賠償規定，而且，它是中國第一個適用懲罰性賠償的立法例。[15] 眾所周知，在大陸法系，懲罰性賠償從未被承認為民事責任的一種形式。我國的《民法通則》追隨了這一傳統，因而在該法中見不到懲罰性賠償的規定。據認為，原則上，「民事責任以恢復被侵害的民事權利為目的」，因此，「民事責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懲罰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學者堅持認為民事責任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通過制裁，遏制不法行為；另一方面，通過補償，對受損害的權利加以補救。[17] 這一觀點為承認懲罰性賠償留下了餘地。 這里要提到另一個因素是當今中國在「借鑒外國經驗」中對各大法系的兼收並蓄態度。我們毫不猶豫地採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因為它符合我們社會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與大陸法系的概念體系相一致。而且，我們是按照我國的社會條件來採用這一制度的，因此，我國現行法上的懲罰性賠償與普通法系的懲罰性賠償也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在普通法體系中，「懲罰性」賠償指的是為懲罰他方當事人而判給一方當事人的賠償金。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況下（例如欺詐）於補償性賠償金之外適用的。「它不僅宣示了法院對被告行為的不認許，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這種行為，並且有可能進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這種行為。」[18] 科處懲罰性賠償金的主要目的就在於「懲罰和制止」不法行為人。[19]
但是，在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除懲罰和制止外）鼓勵消費者同欺詐行為和假貨作斗爭。[20] 根據中外消費者保護運動的經驗，這種鼓勵對於懲罰和制止的目的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我們知道，在現代市場中，銷售假貨和實施欺詐行為的事件眾多而分散。首先，由於這種行為發生的高頻率，銷售假貨或者欺詐的提供服務的行為不僅是對個別消費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對全體消費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國，消費者權利實質上是一種社會權利，而不是單純的私人權利。所以，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是一種特殊侵權行為；對這種行為，法律應採取特殊手段來加以治理。 其次，由於這種行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個「責任機率」問題。也就是說，在實踐中，有大量的消費者基於種種原因而放棄了他們的請求權，這樣，行為人因其不法行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於他們由此獲得的利潤，實施這種侵權行為便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勾當。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可以提高行使請求權的案件數量和單個案件的賠償數額，使「責任機率」上升，從而使不法行為人感到無利可圖甚至反受其害。這樣，就可以減少這種行為的發生。 立法上採用懲罰性賠償所考慮的另一個因素就是請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實踐中，受害的消費者所獲得的補償性賠償金往往低於他們的實際損失。有一些成本，如為進行追索所付出的費用和時間、耗費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慮等等，也很難通過司法程序獲得補償。這就是許多消費者不願認真對待其權利的一個原因。懲罰性賠償可望為請求人提供較充分的補償。即使有人獲得高於其實際損失的賠償，這也不能說是不公平。這種收入可以被視作對他的打假行動的獎勵，因為這種行動不僅對他自己有利而且對公眾有利。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資助打假」的政策。 從表面上看，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並非旨在創建責任；更確切地說，它是要建立一種行為規范，凡不遵守此規范者將承擔本法的其他條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規定的後果。」[21] 但是，同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一樣，該條文在司法實踐中也成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與之有關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筆者看來，該條文在實踐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於它的兩個特點：第一，根據有關的解釋，第52條是受侵權行為法的一般規則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說：「公認的概念，例如關於欺詐和出售假貨的侵權行為的概念以及人們多年以來對它們作出的分析，可被證明是有助於依據第52條的案件的判決。」根據普通法，「在被告的行為是他為自己獲取利益而故意為之，而這種利益可能大大超過他可能付給原告的賠償的情況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懲罰性賠償的自由裁量權。[23] 第二，第52條中的行為規則具有廣泛的適用范圍。按照澳大利亞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見，「第52條沒有一定的界限。」[24] 「鑒於消費者保護構成第52條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絕對該條文的適用范圍劃出明確的邊界。」在這樣的體制下，人們可以充分運用這一法律武器，因而對欺詐行為的有效的懲罰和制止是能夠實現的。
2．適用范圍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范圍顯然不應當被限定為「購買並使用者」。購買者的動機並不是適用該條文時必須考慮的因素。無獨有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也採取了類似的立場。據說，該條所關心的是企業對人們實施的行為，而他對這種的行為的唯一要求就是該交易必須具有貿易或商業的性質。[25] 至於與企業交易的人，探究他們是否為消費者是毫無意義的；事實上，在該條文中根本沒有出現「消費者」的字樣。
的確，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學者所指出的，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不可被解釋為對第49條適用范圍的限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樣的意思。該款表明，商業法對於援引其他條文的語句對該條第1款進行隨意解釋的做法保持著戒備狀態。
在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識」為由駁回其訴訟請求。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勵人們同假貨作斗爭，它當然不會排斥那些具有進行這種斗爭所必要的商品知識的人。難道法律預期那些對商品一無所知的人有能力與售假者對簿公堂嗎？這使筆者想起了英國法官在侵權行為法歷史上有名的「蛋殼腦袋」案件中創立的一項規則：「加害人對受害人的認識，以其所見者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這意味著，不法行為人沒有資格對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顯然，一個欺詐行為不會因為它被識破而變成正當行為。
3．對行為的定義
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關鍵詞是「欺詐行為」。與此相類似，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以「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為核心，這一用語似乎經過了更為仔細和精確地推敲。現在讓我們來討論一下與「欺詐行為」的含義及其應用有關的一些問題，同時與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經驗作一些比較。在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發布的《欺詐消費者行為處罰辦法》（以下簡稱「處罰辦法」）第2條中，「欺詐消費者行為」被定義為「經營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稱商品包括服務）或者服務中，採取了虛假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欺騙、誤導消費者，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行為」。這一定義在司法實踐中常常被參照引用。這里有若干要點需要加以澄清。
（1）行為的檢驗方法
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和處罰辦法的規定，對「欺詐行為」應當以客觀的方法檢驗和認定，即根據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務時所採用的手段來加以判斷。處罰辦法第3條列舉了一些典型的欺詐行為，其中包括：（1）銷售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虛假的「清倉價」、「甩賣價」、「最低價」、「優惠價」或者其他欺騙性價格表示銷售商品的；（3）以虛假的商品說明、商品標准、實物樣品等方式銷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實名稱和標記銷售商品的；（5）採取僱傭他人等方式進行欺騙性的銷售誘導的；（6）利用廣播、電視、電影、報刊等大眾傳播媒介對商品作虛假宣傳的，等等。當然，還有銷售假冒商品和失效、變質商品的行為，這些規定在該辦法的第4條中。在實踐中，所有這些行為都可以根據客觀的事實（或者說，經營行為的外觀）加以確定。
可以發現，澳大利亞法院在適用商業法第52條是也採用了客觀檢驗法。法官們認為，「某一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需要根據關於該行為及其關聯事實與情況的證據來加以確定的事實問題。不論行為是否可能產生誤解，只要所有的這些情況表明它包含或傳達了錯誤的陳述，它就可以被歸入第52條所稱的誤導。」[27]
（2）行為的結果
按照中國民法，從理論上講，「欺詐行為」的概念有別於「因受欺詐而為的民事行為」。後者是指受害人的行為，而前者指不法行為人的行為；後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確定欺詐行為時，實際結果並不是必要條件。
雖然處罰辦法第2條含有「使消費者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字樣，這並不意味著要求有實際的損失或損害發生。只要商家的行為按其性質足以使消費者產生誤解並且足以給他們帶來某種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認定為欺詐行為。
在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規定更為直接地表達了這種觀點。「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沒有必要證明爭議中的行為實際地使人上當受騙或者發生誤解」。[28]
(3)主觀要素
按照中國民法的概念，欺詐行為包括兩個要素，一個是客觀要素，另一個是主觀要素。客觀要素是指某種作為或不作為，如虛假陳述，或者隱瞞實情。主觀要素是指實施這種作為或不作為時的故意。如果一個人知道他的陳述或隱瞞將會損及他人而立意為之，就構成故意。
就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而論，主觀要素是否為必要的問題是值得研究的。法學界有些人士認為，商家進貨的疏忽大意應當被認定為故意。這種說法既不確切也無必要。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的立法政策，第49條規定的欺詐行為的民事責任應當被理解為一種無過錯責任（或者說嚴格責任）。這種責任可以由特別法規定，而消費者保護法就具有特別法的性質。[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觀狀態是無需考慮的。
澳大利亞法學家在解釋商業法第52條時持有同樣的觀點。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條，被告的內在意志是無關緊要的。需要關注的僅僅在於該行為是否有誤導性或欺騙性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如果一家企業被控在陳述過去或現在的事實中違反了第52條，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沒有意義的，除非該陳述包含了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否違反第52條取決於該陳述是否在事實上包含或傳達了虛假的含意，而不取決於該企業的意圖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這種侵權行為更為客觀，但是，在這里適用假設的理智之人的概念並非十分正確。一個人看著觀眾，或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問他們該行為是否具有誤導或欺騙性，但要提出的問題並不單單是他們（或者他）已被誤導。該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由法院決定的問題。」[31]
4．請求人的主觀狀態
從某種意義上說，消費者保護案件可以被看作是個別經營者與全體消費者之間的案件。可以恰當地說，特定請求人的主觀狀態並不影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影響其適用的不過是經營者行為的客觀狀態。也就是這樣一個問題：該行為是否已使一般消費者產生誤解？這一點是在經營者能夠控制的范圍之內。如果經營者的行為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構成欺詐；即使特定請求人為「知假買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不構成欺詐，即使該請求人確實發生了誤解也是如此。
這一觀點已經為我國司法實踐所採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一案就是一例。從這一案件中可以歸納出來的處理方案是，如果經營者的行為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但是可能使個別人發生誤解，就不能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這時，可以適用《民法通則》第59條的規定。[32] 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民法通則》第61條的規定，其法律後果之一就是各方當事人應當將其由該行為所取得的財產返還給對方。至於因該行為所致損失的承擔，則取決於當事人的過錯和因果關系的狀況。如果經營者有過錯並且他的行為是損失發生的必要條件，即使它不是請求人發生誤解的充分條件，他也應當支付補償性賠償；反之，則應由請求人承擔自己的損失。如果雙方都有過錯，他們就應按照其責任比例分擔損失。 澳大利亞的經驗可以為上述觀點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礎上總結說：「一個陳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聽了之後都不會當真，而某個愚蠢之人竟受其誤導，對此應如何處理？一方面，對違反第52條的檢驗方法是客觀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檢驗法顯然並不適合。另一方面，雖然請求人事實上受誤導，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聽到同樣的陳述時卻不會受誤導，這樣的情況也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不存在對第52條的違反。」[33]
5．因果關系
一個經營者，如果他的行為足以誤導那些具備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費者，則他不得以請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為抗辯。另一方面，如果經營者盡管有言辭不實或者據實未報的情節，但其行為還不足以誤導具備正常的注意的消費者，那麼，他就不能被認定為構成欺詐。在這種情況下，因過分疏忽大意而陷於誤解的人不應受到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保護。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經營者的風險應當被限定在他們應該和能夠預見並防止一般消費者發生誤解的范圍之內。
在澳大利亞，「在許多案例中，法院曾考慮應如何處理引起未盡合理注意而陷於誤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個涉及名稱相同的餐館的案件中，弗蘭克(franki)法官表達了「過分愚蠢之人」不應受保護的觀點。[35] 還有一個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級律師被認為是信賴了一份買賣合同所附的誤導性的規劃證書。在該案中，法院指出：「或許可以設想，在一個案件中，請求人是如此地疏於保護自己的權益，以致可以發現這樣的事實，即被控陳述在當時情況下並不是他訂立合同的真正誘因。在這樣的案件中，虛假陳述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要素已經因請求人過失的介入而被切斷。」[36]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在商業法第52條中沒有關於懲罰性賠償的規定，證明被控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負擔是由原告承擔的。正如澳大利亞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賠償，請求人必須證明被主張已蒙受的損失或損害是『基於』違反該法的行為。」[37]
與此相比較，在中國，依照消費者保護法提出請求的人通常不承擔這種負擔；他只須證明自己在經營者實施欺詐行為的情況下已經為獲得商品或者服務支付了價金。關於實際損失或者損害的證據通常是不必要的，因為雙倍賠償可能已經足夠。當然，請求人可以獲得超過雙倍價金的賠償，只要他能夠證明自己確實蒙受了數額超過雙倍價金的損失或損害。根據民法的原則，受害人有權就實際損失或損害請求充分賠償。不過，在這種情況下應當適用關於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定，盡管這種途徑不如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提供的途徑來得便捷。
四、結語
毫無疑問，消費者保護法作為特別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來說，民事責任制度中有關規則的協同是不可或缺的。這也許是困難的，因為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間的歧異要通過法律解釋甚至通過法律改革來彌合。另一個問題是，許多法官習慣於將民法的一般概念適用於當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適用的特別法規的規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應當更加經常地運用案例研究，並改進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於大陸法系傳統的思維方法一般是演繹法，在解釋甚至創造法律規則方面，中國的法官不象他們的澳大利亞同行那樣的活躍。由此不難理解，在澳大利亞，對商業法第52條的解釋總是來自司法實踐，而相反地，在中國，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解釋大多出自學術研究。
（原載《法學》1998年第3期，P. 22～28。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民商法學》1998年第6期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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