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2013年，我國直接融資在社會融資總額的比例是多少請提供答案來源
佔11.7%。
直接融資主要由兩大部分組成，即非金融企業境內債券和股票融資。
2013年這兩項合計2.02萬億元，比上一年少4819億元；占同期社會融資規模的11.7%，比上一年低4.2個百分點。其中，企業債券凈融資1.80萬億元，為年度歷史次高水平，最高是2012年，2012年債券融資達到了2.2萬億元以上，所以2013年比2012年少4530億元；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2219億元，比上一年略少289億元。
來源：中國行業研究網 www.chinairn.com
② 我國非銀行金融機構發展的重要意義
在我國經濟迅猛發展和金融體制不斷變革的過程中，我國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資產總量在低起點的基礎上迅速增加，但是其在整個金融機構中的比重並沒有相應的順利提升，加之其內部結構不合理，這些均嚴重製約了金融體系效率額的提高和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將使我國金融業在未來的國際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面臨更大的金融風險。
首先，完善非銀行金融機構發展的制度安排，規範金融市場秩序。盡管我國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發展已有近30年的歷史，但很長時間內缺乏一個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安排，信託公司出現風險控制弱化、資本金不足、違規經營及虧損嚴重等問題；財務公司出現行政干預過多、貸款集中度過高等問題。這些都導致非銀行金融機構發展緩慢甚至出現停滯不前的局面。因而，要發展非銀行金融機構，政府必須進一步完善相應的制度安排，推動金融機構創新，促進非銀行金融機構健康有序發展。當前，可以考慮大力發展小額貸款公司，改造某些准金融機構為信貸機構，加快步伐構築中小企業融資平台。
其次，適時推出非銀行金融機構發展的各項優惠政策，促進非銀行金融機構快速發展。非銀行金融機構作為貨幣緊縮環境下的金融創新，政府有必要適時通過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手段給非銀行金融機構創造快速發展的機會。比如在完善制度的基礎上，通過財政補助等手段補充非銀行金融機構資本金，對這些企業實行有區別的稅收政策，促進其較快發展，更好地實現高效的資金配置。
再次，政府應積極引導非銀行金融機構金融服務向中小企業傾斜。與銀行體系一樣，非銀行金融機構可能也會偏好大企業、大項目。為此，政府需要進一步創新金融工具，通過財政資金實行擔保建立非銀行金融機構與中小企業的資金融通關系，完善各種類型的貸款擔保機構，組建多種類型的擔保公司，以適應小企業抵押貸款的靈活性需要。此外，為促進非銀行金融機構向中小企業提供資金支持的良性循環，政府應積極搭建非銀行金融機構與銀行等其他機構的融資平台，對非銀行金融機構實行財政資金支持，實現非金融機構資金來源多元化和穩定化，促進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快速發展，切實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
③ （簡答題）簡述我國企業融資結構及存在的問題。
摘 要：中小企業日益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中小企業融資難是制約其發展的「瓶頸」問題，本文在對我國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研究和原因分析的基礎上，借鑒中小企業比較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較為成功做法，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體系的建議，並對建立中小企業融資體系的模式、內容和意義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中小企業；融資體系；建議
統計表明，到目前為止，我國在工商注冊的中小企業已超過800萬家，佔全國企業總數的99%，成為拉動國民經濟的重要增長點。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經濟快速增長中，工業新增產值的76%以上是由中小企業創造的。工業總產值、銷售收入、實現利稅、出口總額分別佔全國的60%、57%、40%和60%。由其所提供的就業崗位約佔全國城鎮就業崗位總數的75%，在全國整體經濟中占據大半壁江山.
但由於我國市場機制尚不成熟，中小企業在經營過程中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困擾，從對我國中小企業比較發達的浙江省部分中小企業管理者所做的調查可看出融資難已經成為經營中的首要難題，成為中小企業發展的「瓶頸」。拓寬中小企業融資渠道，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適合中小企業的融資體系，已成為推動中小企業發展的當務之急。
一、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體系現狀與原因分析
中小企業自身的特點和我國現行資本市場的游戲規則決定了它很難得到股市融資，加之我國產業、風險投資基金發展緩慢，因此，中小企業資金籌措基本上依賴於銀行的間接融資完成的。自1998年以來，人民銀行採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強和改進對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的政策措施，如對金融機構連續下發了兩個《指導意見》，同時進一步擴大了金融機構貸款利率浮動范圍。然而，中小企業融資環境並未因此而明顯改善，不少中小企業甚至抱怨，他們得到銀行貸款似乎更難了。那麼，這種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
1.歷史背景 中小企業成分復雜，存在較大的制度性風險。目前我國中小企業主要來源於5種渠道：一是計劃經濟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國有小企業和集體企業，這部分企業產權不清，機制僵化，經營狀況不佳，大部分有長期的銀行負債，信用記錄不良。二是鄉鎮企業。這部分企業技術檔次低，管理水平低，產品研發能力弱。其資金來源主要是銀行借款、內部積累和集資，一般都有較高的資產負債率。三是一些機關和企業開辦的「三產企業」，因其難以獨立承擔民事責任，所以達不到銀行貸款的條件。四是私營和個體企業，我國近期內這類企業如雨後春筍大批涌現。這些企業缺乏嚴格的管理制度，大多是家族企業，財務管理形同虛設，銀行難以掌握其真實的經營狀況。五是近年發展起來的民營高科技企業。這類企業項目風險較大，啟動資金需求大，自身積累難以滿足，銀行又因擔心其項目風險而不敢對其融資。
2.企業自身情況 中小企業自身積累少，經營管理不規范，經營效益低下，銀行由於對其融資面臨較大的市場風險，存在著「惜貸」、「懼貸」心理。究其原因：一是中小企業自身積累明顯不足，對外融資需求大。據《上海統計年鑒2002》顯示，2001年，全市中小型企業戶平均年末資產只有1914.29萬元，僅為大型企業的1／55，中小企業平均年產值1741萬元，約為同期大企業的1／34。全市大型工業企業平均資產負債率為42.67%，中型企業為 55.42%，小企業為56.09%。其二，企業資信等級不夠，根據對江蘇省1100家規模以下工業企業(年銷售收入500萬以下企業)進行的抽樣調查顯示，截至2002年底，江蘇省規模以下工業企業中3.8%的企業已獲得AA級資信等級，10%的企業獲得A級資信，但尚有股82%的企業未參與評級，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這部分企業事實上產品缺乏市場潛力，技術含量低，或由於其他原因未參與評級，另一方面則是企業不動產及規模指標難以達到信貸准人等級，未能參評。其三，大部分中小企業內部管理制度不健全，這些企業普遍都是家族式經營，少數或個別人控制現象嚴重，法人資產與自然人資產沒有嚴格區分，當企業經營發生困難時，抽逃資產的現象時有發生。部分民營企業財務數據不真實，一個企業往往有幾套賬表甚至幾十上百個賬戶，造成銀行與企業間信息嚴重不對稱，難以掌握企業的真實經營情況。而且部分企業在「轉制」過程中逃避銀行債務的現象較普遍。
3.首要原因 在對浙江部分中小企業管理者的調查中，他們把難以提供合格的擔保、抵押品，難找擔保單位作為嚴重製約金融機構對其融資的首要原因。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在於：第一，中小企業自身規模小，資金實力不強，難以提供符合要求的抵押品和找到有實力的擔保單位；第二，抵押擔保手續復雜，費用較高，耗時耗力，企業不堪重負；第三，抵押物流通市場窄小，變現能力弱，進一步加大了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擔保的難度。
4.國家政策對中小企業缺乏必要的引導和扶持 首先，國有銀行不願意給中小企業貸款的原因之一是沒錢可賺。國有商業銀行機構龐大，冗員甚多，本身運行成本就高，再加上審貸程序復雜，使得他們幾乎沒有辦法來經辦小額貸款，一辦就虧。對於國有商業銀行來說，無論貸款額大小，其運作成本基本相同。舉例來說，國有商業銀行貸出一筆1億元一年期的貸款，利息收入600萬左右。而貸出一筆10萬元的貸款，利息收入只有6000元。這點利息收入還不足以支付銀行運作成本，難怪國有商業銀行總把眼睛盯在那些大客戶身上。其次，近年來，一些地方把「抓大放小」政策片面理解為放棄中小企業，在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上，沒有充分考慮中小企業的特點，使得銀行對中小企業改革與發展認識不清，信貸支持力度不夠。
二、完善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體系的建議
(一)政策性融資渠道的建立
在我國現行的企業制度改革和金融體制改革中，政府的角色已經獨立出來，不再以銀行和企業的所有者身份對它們的經營活動進行決策和控制，而是以協調者的身份對市場經濟中諸主體的行為進行調控和引導。目前，政府在「抓大放小」之後對國有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已制定和實施了不少扶持政策，它們的融資問題已得到了較好的解決。然而對於眾多的中小企業，政府亟需推出相應措施，建立中小企業的政策性融資渠道。具體來說，可考慮進行以下操作：
1.建立、完善與中小企業相關的法律、政策體系 相關法律體系的建立應該先於融資體系的建立，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只有建立並在實施過程中不斷完善相關法律體系，健康、有序的融資體系才能蓬勃發展。中小企業發達的國家地區的實踐也證明了這點。
日本早在1953年頒布了《信用保證協會法》，為中小企業從民間機構融資實行擔保。為促進信用擔保體系的發展，日本政府於1950年頒布了《小企業信用保險法》，奠定了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的法律基礎。1958年，日本對《小企業信用保險法》進行了修改，把信用擔保體系和信用保險體系理順，避免對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的重復。1963年制定的《中小企業基本法》，是日本中小企業發展的綱領性法規，被稱為日本的中小企業憲法。此外還有《中小企業現代化資金助成法》，為中小企業現代化提供資金保證；《中小企業信用保險公庫法》等等，形成了相對獨立的較為完善的中小企業法律體系。日本政府還進行了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制度建設，其中涉及融資的制度就有新技術企業保險制度，這是一種針對開發一種新技術需要大量資金，但技術產業化存在風險，籌措資金又缺乏抵押品和必要的能力的中小企業，進行資助。當企業在技術開發中出現了事故，產生了損失，這一保險制度就可為其提供補助金額。
我國到目前關於中小企業的法律有《小型企業租賃暫行條例》，《鄉鎮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規定》，《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鄉村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出售國有小型企業暫行條例》，《鄉鎮企業法》，《城鎮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私營企業條例》，《個人獨資企業法》等等。以上這些法律在計劃經濟體制時代和經濟轉軌前期對中小企業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情況的變化，這些法律法規已經變得與實際情況不相適應了。主要表現在：(1)按照所有制劃分，已經不再適應現實。(2)側重於對企業的生產經營管理，帶有明顯的計劃經濟色彩。(3)許多法規為國務院或國務院各直屬部委制定，法律效力低且不系統。於2003年1月1日實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企業促進法》作為我國中小企業法律的「母法」，初步界定了法律的調整范圍。重新確定了中小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在我國經濟生活中的地位。該法的第二章(資金支持)對中小企業融資作出了明確的指導。
2.建立政府系統中小企業金融機構 日本在這方面的經驗可供借鑒。日本政府為了發揮中小企業的活力來支撐日本經濟，綜合實施了各種相應政策，其中在資金支持方面設立了完善的政府系統中小企業金融機構，包括中小企業金融公庫、國民金融公庫和工商公會中央金庫，利用財政資金對中小企業進行資金融通。這3家機構分工明確，其中中小企業金融公庫為中小企業振興事業及穩定經營所需的長期資金提供融資，國民金融公庫為小型企業的小額事業所需的資金提供融資，工商公會中央金庫則是具有存貸款、債券、外匯等綜合金融機能的金融機構，進行推行中小企業組織化的金融業務。這些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的貸款一般利率較低、期限較長、擔保要求較松，其中中小企業金融公庫還依據促進中小企業現代化、調整產業結構、節能、防止公害等特定政策目標提供特別貸款，具有更優惠的利率、期限條件。
針對我國具體情況，建立相應的政府金融支持機構勢在必行。在具體操作上提出以下建議：(1)在形式上，可以設立相應的政策性銀行，也可以委託現有的商業銀行開設此類業務，但要保證貸款專項使用，真正體現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目的。同時，也可考慮設立專項基金，用於中小企業的技術改造、產業結構升級等特定用途。(2)在資金來源上，可以由中央財政撥款，也可以與地方財政共同出資。隨著機構改革的推行和企業效益的好轉，我們的財政收入應能保證這項開支的來源。(3)在融資方式上，要以長期的信貸資金融通為主，也應考慮設立投資性機構。日本的中小企業投資扶持株式會社就是通過承兌中小企業股票、可轉換債券等方式向中小企業進行投資的政策機構，以充實這些企業的自有資本。這樣，資金支持與資金投入相結合，可以更好地增強中小企業的活力。
3.建立、完善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實施相應的中小企業融資擔保制度 中小企業融資困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信用風險較大，銀行不願對它們提供貸款。從根本上解決貸款難、銀行「惜貸」的出路在於建立全國范圍內的信用體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企業促進法》第二部分的第十八條明確指出國家將會推進信用制度建設，「建立信用信息徵集與評價體系，實現中小企業信用信息查詢、交流和共享的社會化。」比如日本就在全國務都道府縣設有信用保證協會，在缺乏信用和擔保能力的中小企業從民間金融機構借貸經營資本時對債務予以保證，並且對信用保證協會保證的債務由政府出資的中小企業信用保險金庫進行保險。美國的小企業管理局(SBA)也為中小企業的貸款提供擔保，擔保金額一般在75萬美元以下，擔保部分不超過90%。
目前，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存在的主要問題：分散出資，規模過小，許多地方政府按縣區設立擔保基金，有些基金只有幾百萬，大部分企業互助基金規模小，很難得到銀行的信任；資金來源單一，缺乏資金補償機制；缺乏專業隊伍，由於過去專業擔保機構少，近兩年擔保機構擴張迅速，擔保專業人才短缺。
此外還存在著如何合理運用擔保基金，如何減少政府幹預等問題。雖然我國1995年頒布了擔保法，但是該法是規范擔保行為而不是規范擔保機構的，缺少對擔保機構的法律規范。1998年開展中小企業信用擔保試點以來，國家經貿委和財政部分別發布了有關中小企業信用擔保的管理辦法，但是主要針對政策性擔保機構，適用范圍比較窄，不夠完善。目前，國內已經有多種形式的擔保機構，因此，迫切需要規范擔保機構的相關法律規定。
4.制定相關的中小企業扶植政策 我國中小企業數量眾多，與人民日常生活聯系密切，是職工就業的主要場所和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在國民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因此，政府必須推行相應的扶植政策，優化中小企業面臨的金融環境，真正搞活中小企業。(1)成立統籌全局的政府管理機構，如美國的SBA、日本的中小企業廳等組織，對束縛中小企業發展的各種因素統一協調解決。在此基礎上，融資困難的狀況自然會得到化解。(2)鼓勵中小企業通過改制和重組優化資產結構，降低其經營風險和信用風險。(3)在稅收上除對新改制的中小企業給以優惠外，也應對中小企業用於開發、改造的投資減免所得稅。(4)鼓勵居民儲蓄部分投向中小企業。
④ 最近5年我國國債的規模
指標名稱 中國
國內非金融機構部門融資情況(季)
國內非金融機構部門:國債融資額:累計值
頻率 季
單位 億元
指標ID M0010210
時間區間 2000-07:2010-12
來源 中國人民銀行
更新時間 2011-01-31
2000-09 1,225.00
2000-12 2,478.00
2001-09 1,903.00
2001-12 2,598.00
2002-03 -100.00
2002-06 1,575.00
2002-09 2,112.00
2002-12 3,461.00
2003-03 225.00
2003-06 1,824.00
2003-09 2,239.70
2003-12 3,525.00
2004-03 348.00
2004-06 2,320.00
2004-09 3,492.00
2004-12 3,126.00
2005-03 17.00
2005-06 996.00
2005-09 1,896.00
2005-12 2,997.00
2006-03 349.00
2006-06 361.00
2006-09 1,883.00
2006-12 2,675.00
2007-03 -19.00
2007-06 1,594.00
2007-09 2,450.00
2007-12 1,790.00
2008-03 -247.00
2008-06 246.00
2008-09 642.00
2008-12 1,027.00
2009-03 63.00
2009-06 4,902.00
2009-09 7,566.00
2009-12 8,182.00
2010-03 280.00
2010-06 3,275.00
2010-09 7,288.00
2010-12 9,735.00
⑤ 常見的非銀行金融機構信貸融資主要有小額貸款公司、科技小額貸款公司和典當融資嗎（判斷題）
非銀行金融機構貸款融資小額貸款，這都是屬於銀行的一種金融產品的延伸。
⑥ 我國國內非金融機構部門的融資方式有哪些
首先大家最熟悉的一類渠道是銀行貸款，全國有7百多家銀行，國有五大行和大部分內全國性股份制容銀行在廣西都有分支機構，本土城商行有北部灣銀行、桂林銀行、柳州銀行，另外還有農信社、農合行、國民村鎮銀行等一百多家獨立法人的銀行類金融機構；
銀行以外信託公司、保險公司、證券公司、金融租賃公司、資產管理公司等十多類持牌金融機構可分為一個大類；
第三類是民間融資渠道，包括小貸公司、擔保公司、典當行、金融服務公司、P2P/眾籌網站等公開渠道，還有更多方式靈活多變完全不持任何牌照的民間資金渠道。
第四類是股權融資渠道，高大上企業到上交所、深交所主版上市公募融資，私募融資可以在北部灣股權交易所等場外市場掛牌融資、向各類股權投資基金、專業投資公司、專業投資者尋求股權私募融資。
⑦ 中央銀行的貨幣工具在我國貨幣政策工具運用中存在哪些問題
中國貨幣政策工具有效性分析
盧慶傑
摘 要： 從應用方面看，基礎貨幣由流通中的現金、商業銀行的庫存現金和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准備金構成，這些都是中央銀行負債的構成要素。中央銀行運用貨幣政策工具控制自身的資產負債表，也就控制了基礎貨幣，從而影響貨幣供應量。與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相比，我國的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仍存在以下問題：信貸政策仍具有行政性色彩；准備金率影響了貨幣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公開市場業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匯率制度影響了外匯操作工具的運用；非市場化利率影響利率調整工具效果。
關鍵詞： 貨幣政策，資產負債表，信貸政策，准備金，公開市場業務，匯率制度，利率市場化
一、貨幣政策工具與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
從應用方面看，基礎貨幣由流通中的現金、商業銀行的庫存現金和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准備金構成，這些都是中央銀行負債的構成要素。中央銀行運用貨幣政策工具控制自身的資產負債表，也就控制了基礎貨幣，從而影響貨幣供應量。表1是中央銀行簡化的資產負債表，基礎貨幣數額通過資產方表示為：
B=NPA+NPG+L+OIN （1）
基礎貨幣數額通過負債方表示為：
B=C+R （2）
根據式（2），基礎貨幣等於流通中的現金及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准備金。根據式（1），從基礎貨幣的來源方面看，外匯市場的干預、對政府的借款以及對國內商業銀行的借款影響中央銀行對基礎貨幣的控制。首先，如果中央銀行從國內信貸機構購買外幣，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開立的賬戶本幣值相應增加，中央銀行的凈國外資產（NFA）就會上升。當中央銀行購買外幣以支持本幣幣值時，這種外匯市場干預就會發生。如果為避免本幣貶值而在外匯市場出售外幣時，中央銀行的凈國外頭寸就會下降。其次，中央銀行對政府貸款的增加會使其對政府的凈頭寸（NPC）上升。不過，只要相應貸款仍存在其在中央銀行的賬戶上，凈頭寸還是保持不變的；一旦政府用這些貸款向在商業銀行開立賬戶的私人部門經濟代理人進行支付時，基礎貨幣就會增加。如果中央銀行在進行公開市場操作中購買政府債券，基礎貨幣也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增加。第三，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貸款的增加可以通過信貸工具（Credit Facility）或執行拍賣程序（如證券回購協議）進行。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央銀行控制基礎貨幣的主要工具有：再融資工具，包括再貸款和再貼現；公開市場操作，包括二級市場上的一次性交易或回購協議；公開市場類操作，即中央銀行在一級市場出售政府或中央銀行證券，類似於公開市場操作；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上的一次性非沖銷操作、外匯互換以及儲備要求。表2概括了貨幣政策工具如何影響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
表1：簡化的中央銀行資產債務表
（一）再融資工具
通過再融資工具中央銀行以向商業銀行提供信貸（再貸款、再貼現）的方式向銀行體系注入資金，提高中央銀行對存款貨幣銀行的債權（表1中L項），同時增加了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流動資金賬戶余額。如果商業銀行以現金的形式接受中央銀行的部分信貸，商業銀行持有的庫存現金也會增加，使凈國內資產、銀行儲備和基礎貨幣擴張。相反，償還現有貸款以減少商業銀行的儲備，同時減少中央銀行對它們的債權，收縮基礎貨幣。
（二）公開市場操作及公開市場類操作
公開市場買入（一次性買斷交易或回購）提高了銀行儲備、凈國內資產和基礎貨幣；公開市場賣出（一次性賣出交易或逆回購）則減少銀行儲備、凈國內資產和基礎貨幣。公開市場類操作與公開市場操作的區別是前者發生在一級市場，而後者在二級市場上進行。公開市場類操作可通過政府或中央銀行的證券發行進行。票據正的凈發行（即新發行的票據的價值高於到期票據價值）提取商業銀行的流動性，負的凈發行向商業銀行注入流動性。出售中央銀行票據時，中央銀行的負債增加；出售政府票據時，政府在中央銀行的存款增加。兩種操作均導致商業銀行流動資金賬戶余額的減少，使凈國內資產和基礎貨幣下降。
（三）法定準備金比率
調整准備金比率並不是流動性管理的有效手段。在商業銀行並不持有大規模的超額儲備的條件下，提高法定準備金比率會使商業銀行資金的流動性減小，結果造成利率的提高，而對基礎貨幣的影響是不確定的。短期內，盡管有高的儲備率，基礎貨幣有可能擴張，但對銀行而言，不可能將資產負債表迅速調整。為了能夠履行更高的儲備要求，中央銀行將不得不向銀行體系提供必要的流動性資金，在短期內增加了基礎貨幣。
（四）外匯操作
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通過銀行體系的一次性操作，影響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資產方和負債方，改變銀行儲備和基礎貨幣水平。購買外匯會通過增加中央銀行對非居民的債權和銀行儲備，具有擴張性效果，基礎貨幣上升；出售外匯則通過減少中央銀行對非居民的債權和銀行儲備，具有收縮性效果，基礎貨幣下降。在兩種操作中凈國內資產均保持不變。若法律允許，中央銀行一般以證券形式持有大部分外匯儲備。
中央銀行根據貨幣政策目標控制基礎貨幣的能力取決於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及相應的制度安排：（1）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上的自主權。在固定匯率制下，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自主權受到限制。不過，如果中央銀行為維持固定匯率而在外匯市場上進行大規模的干預，只要中央銀行能夠通過對商業銀行貸款的減少來沖銷外匯市場上的擴張，使NPA=-L，中央銀行對基礎貨幣的有效控制仍然是有可能的。（2）中央銀行獨立於中央政府。中央銀行不必被迫通過發行貨幣為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提供最後的融資。（3）中央銀行必須能夠控制對商業銀行的借款。
表2：不同貨幣工具下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移動概括
二、中國貨幣政策工具有效性分析
與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相比，我國的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仍存在以下問題：信貸政策仍具有行政性色彩；准備金率影響了貨幣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公開市場業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匯率制度影響了外匯操作工具的運用；非市場化利率影響利率調整工具效果。
（一）信貸政策仍具有行政性色彩
1990年之前，我國的融資渠道為單一的間接融資渠道，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只通過銀行信貸渠道進行傳遞，但不是典型的信貸渠道傳導機制。中央銀行根據經濟發展和價格的控制指標來確定貸款規模計劃，根據貸款規模計劃執行貨幣政策。貸款規模計劃既是貨幣政策工具，又是操作目標，還是中介目標。這種傳導機制簡單、過程短。1991年以後證券市場的運作開辟了直接融資的渠道，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也因此發生了變化。但我國金融市場並不發達，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的統計，貸款仍是當前我國非金融機構主要的融資渠道。2005年和2006年上半年，國內非金融機構貸款融資分別占融資總量的86.8%和87.8%（見表3），因而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渠道仍以信貸渠道為主。不同的是，1998年貸款規模控製取消以後，原來非市場化的信貸傳導機制就變為市場化的信貸傳導機制了。
表3：2006年上半年國內非金融機構融資情況簡表
發達國家的中央銀行信貸政策一般只作為短期的窗口指導，不承擔結構調整、信貸創新等多重任務。而我國的信貸政策不僅要進行窗口指導，還要規范和引導商業銀行信貸創新。中國的信貸政策在對房地產行業的調控、對商業銀行的窗口指導、支持中小企業發展、調整經濟結構，以及支持農村信用社體制改革試點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而，信貸政策仍具有較濃的計劃性色彩，還不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化的貨幣政策工具。另外，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等問題影響了信貸政策的運用，商業銀行的產權制度改革仍是影響信貸政策工具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二）高准備金利率影響了准備金率及公開市場業務工具的有效運用
中國人民銀行對商業銀行的准備金支付較高的利息影響了貨幣政策的有效實施。市場化利率的運行需要一個合理的利率結構框架。中國中央銀行的超額准備金利率和准備金利率是中國非常特殊的兩個利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不對准備金付息，更不可能對超額准備金付息。中國中央銀行的支付系統不夠發達，同業拆借市場的交易規模一直較小，中國商業銀行的法定準備金由其總行在所在地人民銀行集中繳納，而商業銀行分 （支）行又需要保留部分超額准備金以保證在當地的大額支付，因而商業銀行一般保持了較高的超額准備金水平。為了減少商業銀行的財務負擔，中國人民銀行仍對超額准備金付息。較高的超額准備金利率使商業銀行缺乏減少超額准備金的動機，從而使同業拆借，特別是隔夜拆借的需求下降，使中央銀行不能有效調動商業銀行充分使用所持資金，阻礙了中央銀行對宏觀經濟由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轉變的過程。另外，對商業銀行的准備金支付較高的利息已經影響了央行的貨幣控制及貨幣政策的效率：首先是因為央行對商業銀行的准備金存款支付利息構成了央行基礎貨幣增加的渠道之一；其次是准備金利率降低了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傳導效率，尤其是在市場利率不斷下降的情況下，金融機構的套利行為使准備金利率構成了貨幣市場利率的下限，從而使央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來引導貨幣市場利率的作用受到了限制。對准備金存款支付較高的利息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實施信貸規模控制而對商業銀行的必要補償制度，但在取消了信貸規模控制及法定存款准備金率已經降到極低的水平之後，對商業銀行的法定存款准備金和超額准備金支付利息的制度基礎已不復存在。
下面分析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的存款（准備金及超額准備金）支付的利率與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間的關系，以及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的再貸款收取的利率與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間的關系，說明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層面的利率結構的合理性。理論上而言，中央銀行作為最後貸款人，商業銀行的准備金及超額准備金存款利率應低於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再貼現及再貸款利率應高於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為此，我們選取了1996年1月到2005年9月銀行間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的月度數據，以及相應期間的准備金利率、超額准備金利率、再貼現利率及20天再貸款利率進行分析（我們在此選取的數據均來自中國人民銀行網站（http：//www.pbc.gov.cn）及中國經濟統計資料庫（http：//db.cei.gov.cn）。從圖1可以看出，對於再貼現利率而言，合理的利率結構開始於2001年9月，銀行間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在再貼現利率和准備金（超額准備金）存款利率組成的通道內運行，即商業銀行為補足准備金，從銀行間市場進行高成本融資；同理，若從銀行間市場融資並將其上存央行則收益為負。而從1998年4月到2001年8月期間，銀行間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高於再貼現利率，即對商業銀行而言，若存在資金缺口，更有利的選擇是向中央銀行進行再貼現，而不是從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融資。這一扭曲的利率結構限制了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功能的有效發揮。同時，從圖1我們也可以看到，從2003年12月21日起，中國人民銀行改革准備金存款利率制度，對金融機構的法定準備金存款和超額准備金存款採取"一個賬戶、兩種利率"的方式分別計息，法定準備金存款利率維持1.89%不變，超額准備金存款利率由1.89%下調到1.62%，2005年3月17日再次調低到0.99%，銀行間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也應聲下降，2005年4月以來處於低於准備金存款利率的水平，但高於超額准備金存款利率水平。超額准備金存款利率構成了銀行間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的下限，也是中國利率的底線。所，以說，中國央行對准備金存款支付利息，縮小了公開市場業務的操作空間。
圖1：貨幣市場利率結構圖a
接下來分析圖2。對於再貸款利率而言，從1998年6月開始在合理的利率結構區間運行。在此之前，銀行間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高於20天再貸款利率，即若商業銀行存在資金缺口，首選是向中央銀行申請再貸款，而不是從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融資。同樣的道理，這一扭曲的利率結構限制了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的發展。另外，我們從圖1、圖2中還可以發現，由再貸款、再貼現利率與（超額）准備金存款利率組成的利率通道越來越寬，說明隨著利率市場化的推進，中央銀行管理利率結構的能力進一步增強，逐步形成了合理的利率結構。
圖2：貨幣市場利率結構圖b
由於中國人民銀行對商業銀行的超額准備金支付利息， 2005年3月之前超額准備金利率水平為1.62%，而商業銀行的活期存款利率僅為0.72%，商業銀行的吸儲成本低於資金上存的獲利，商業銀行有增加超額准備金的利益驅動，致使超額准備金率偏高。對准備金支付利息影響了中國貨幣政策的有效傳導。 2005年3月超額准備金利率調整為0.99%後，大量資金又調頭進入貨幣市場，導致銀行間市場利率不斷走低。大量資金脫離了銀行媒介，在銀行體外"空轉"。當前，我國商業銀行的超額存款准備金率仍高達4%以上（見表4），超額准備金起著貨幣政策調控緩沖器的功能。當中央銀行通過提高法定準備金率或公開市場業務實施緊縮的貨幣政策時，商業銀行可以通過降低超額准備金率來抵消政策沖擊。
表4：中國銀行業超額准備金率（%）
因此，對准備金支付利息不僅從利率結構的角度而言降低了公開市場業務的操作效果，而且導致商業銀行保持高的超額准備金比率的偏好，從而降低了准備金率和公開市場業務作為貨幣政策工具的有效性。
（三）公開市場業務工具的運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如果公開市場業務通過政府債券來完成，則公開市場業務連接國家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發達國家的中央銀行一般會干預政府債券的二級市場，將貨幣控制與債務管理間的干擾降到最低。而在金融市場不發達的條件下，中央銀行難以執行真正意義上的公開市場操作業務。通過圖3可以看出，近年來，在中國的中央銀行資產結構中，外匯占款是基礎貨幣的主要投放方式；中央銀行對政府的債權所佔比例仍然很低，2005年末，這一比率僅為3.13%。作為公開市場業務工具的政府債券的不足仍是制約中央銀行開展公開市場業務的瓶頸。與中國基礎貨幣供應方式相比，美國基礎貨幣的投放主要通過公開市場業務進行，對中央政府的債權是其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主要資產。
圖3：中國中央政府資產負債結構表
為避免運用政府債券開展的公開市場業務使貨幣和債務管理在同一市場上、運用同一種工具進行，中央銀行有時更願意用中央銀行票據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2005年，中國人民銀行主要通過中央銀行票據進行公開市場操作，共發行125期央行票據、27882億元（面值），年末央行票據余額為20662億元； 2004年共發行105期央行票據，發行總量為15072億元，年末央行票據余額為9742億元。票據的運用給了中央銀行控制貨幣供應量更大的自主權和自由度，但若大量發行，會給中央銀行形成支付成本的壓力，而且中央銀行票據佔用的貨幣資源會影響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上其他金融工具的發展。
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由直接轉向間接使中央銀行與財政部門的相關性更強。兩個部門協調不足會破壞中央銀行的操作機制，影響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有效性。因而，在選擇用於執行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減少貨幣與債務管理的干擾及促進金融市場發展方面，兩個部門的協調尤其重要。
（四）匯率制度影響了外匯操作工具的效果
1994年我國進行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人民幣匯率雖然名義上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實際上卻是一種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伴隨著金融全球化、一體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國內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程度逐漸加強，合法和違規的資本大量湧入。外匯儲備佔中央銀行資產的比例不斷上升，影響了中央銀行控制貨幣供應量的能力。截至2006年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為 9411.15億美元，外匯儲備規模位居世界第一。
外匯儲備的激增使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受到影響。外匯儲備的增加會導致貨幣供給的增加，加大通貨膨脹壓力。為了緩解外匯儲備增長而帶來的通貨膨脹壓力，央行不得不加大力度進行沖銷操作來阻止貨幣供給的增加，但這又會造成信貸收縮，進而增大人民幣利率上升的壓力，反過來又迫使央行買入外匯儲備，最終增加貨幣供給，導致央行試圖改變貨幣供給的努力大打折扣。2005年，我國出現了"寬貨幣、緊信貸"的局面，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面臨嚴峻挑戰。其次，外匯儲備的大規模增加加大了央行運用貨幣政策工具進行調控的難度；最後，大量"熱錢"進入房地產市場，直接影響了我國政府對房地產行業調控的效果，即影響了信貸政策的效果。
目前，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邁出了歷史性步伐。2005年7月 21日晚，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從即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同時，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參考一籃子貨幣可以使投機資本對人民幣匯率的沖擊失去依照，從而使我國在匯率管理中獲得主動權。人民幣匯率不再釘住單一美元，形成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2006年1月3日，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又向前邁出了一大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自 1月4日起，在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上引入詢價交易方式（即 OTC方式）和做市商制度。詢價方式即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於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開盤前向所有銀行間外匯市場做市商詢價，並將全部做市商報價作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的計算樣本，去掉最高和最低報價後，將剩餘做市商報價加權平均，得到當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權重由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根據報價方在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交易量及報價情況等指標綜合確定。
匯率制度改革使得人民幣匯率更具靈活性，增強了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第一，匯率制度改革使我國的匯率波動區間變寬，意味著我國在資本自由流動程度逐漸提高的背景下，通過放棄匯率穩定的目標而增加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第二，匯率制度改革以後，人民幣匯率中間價是根據市場價加權平均形成的，是一種浮動的匯率制度；同時，權重由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確定，並規定浮動范圍，是一種有管理的匯率制度，使中央銀行的外匯干預有一定的調控空間，擺脫了為穩定匯率而在外匯市場上買入（賣出）外匯，從而被動地增加 （減少）基礎貨幣投放的困境，提高了我國貨幣政策的主動性。第三，浮動匯率制下，調節利率對國際收支產生的影響，可以通過匯率波動來進行反向平衡，從而增加利率政策的有效性。
（五）利率市場化進程影響了利率調整工具的效果
利率市場化是一項系統工程，是指在政府的指導下，利率水平由市場主體行為及市場資金的供求決定。2004年10月29日，中央銀行宣布徹底放開金融機構（不含城鄉信用社）貸款利率的上限；允許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利率在不超過各檔次存款基準利率的范圍內下浮，標志著我國利率市場化實現了"貸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階段性目標。美國從1982年到 1986年用5年左右的時間完成了利率市場化改革，美國的利率市場化過程實際上就是關於存款利率上限"Q條例"逐步取消的過程。我國目前的存款利率仍有上限限制，同時貸款利率有下限限制，非市場化的利率機制制約了利率調整工具的效果。要實現完全意義上的利率市場化，仍需要商業銀行定價能力的提高、金融市場的完善及利率衍生品市場的發展。
首先，利率市場化將使商業銀行獲得更大的存款利率和貸款利率自主定價權，商業銀行的自主定價能力是利率市場化的前提條件。在利率由官方制定的條件下，商業銀行只能被動接受央行統一確定的貸款利率及其浮動范圍，沒有利率定價權，利率管理比較簡單；而在利率市場化以後，商業銀行必須根據資金市場的供求狀況、自身的成本以及信貸客戶的信用情況來制定適合的利率，利率定價能力將成為商業銀行經營與發展的關鍵。利率市場化的趨勢將是貸款利率下降而存款利率提高，也就是說，銀行的存貸款利息差將縮小。我國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結構比較單一，存貸款業務占絕大比重，利息差是目前我國商業銀行主要的盈利模式。利率市場化後，存貸款利率將由資金市場供求關系決定，變動頻繁且可預見性差，必將引起銀行的成本、收益不確定性增加，加大銀行經營風險。市場化的利率會使商業銀行面臨重新定價風險、基本點風險、收益曲線風險和內含選擇權風險。根據不同的利率風險，商業銀行可以選擇表內管理方法和表外管理方法以及資產證券化技術等利率風險管理技術。正確的利率定價管理是利率風險管理的基礎，是立足於數據處理基礎上的分析技術與決策藝術的結合。因而，商業銀行的定價能力就成為利率市場化的微觀基礎，對利率市場化後商業銀行的穩健運行起著關鍵的作用。在以間接融資為主的我國，利率市場化的推進需要商業銀行定價能力的進一步提高。
其次，市場化的金融市場是利率市場化的基礎條件。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操作首先引起官方利率的變化，貨幣市場短期利率隨之變動，然後貨幣政策的傳導主要以發達的金融市場為依託，貨幣市場利率通過各個市場之間高度的相關性和利率期限結構的調整，影響長期利率，然後通過各種傳導途徑最終影響總需求。在我國的利率體系中，目前實際被管制的主要是銀行存款利率。從各國經驗看，所謂利率管制，主要就是指存款利率管制。穩定的存款利率有助於穩定存款，進而穩定貨幣供應，同時，穩定存款事實上還是穩定支付清算的基礎。在發達國家，存款利率市場化一般是通過"脫媒"過程來推動的，也就是說，利率市場化以資本市場、貨幣市場的充分發展為前提條件。我國同樣需要在金融市場上創造更多的工具和服務來逐步替代銀行存款，逐步推動整個利率市場化。在我國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市場中，銀行貸款是企業主要的融資渠道，股權融資只佔很小部分。只有資金在市場中的份額足夠大、市場化機制佔主導地位的時候，利率市場化改革才能最終完成。
最後，利率衍生品市場的發展是利率市場化的輔助條件。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利率市場化加快時期，也是利率風險增大時期，各種利率風險管理工具也就應運而生。我國金融市場中的利率，除企業債外絕大部分都已經市場化。銀行體系的利率是半市場化的，存款利率還有上限管制。我國目前的國債現貨市場利率已經完全實行了市場化，國債招標發行利率的下限也已取消，這使債券市場利率，特別是長期利率波動十分頻繁。利率波動使商業銀行等持有大量債券的金融機構承受著巨大的利率風險，為債券期貨的套期保值交易提供了強烈的內在需求與前提條件。同時，對於投機者而言，價格的波動性提供了賺取價差的機會，利率市場化會吸引投機者參與國債期貨交易。利率衍生產品的推出為利率的變動提供了避險工具，反過來促進了市場化利率的形成，有助於利率市場化的推進。
作 者：盧慶傑
出 處：金融與保險
經濟類別：財經政策
庫 別：國內論文子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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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為什麼中國金融機構融資比比的國家困哪
一直以來中國金融最難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融資貴融資難」，但是最近看了微金所發布的《中國民間利率市場化報告》，發現中國民間借貸市場平均利率水平居然在27%左右，還是讓我很震驚。要知道中國企業平均利潤率只有5%，是無法維持這么高的融資成本的，這說明中國經濟整體上已成了名副其實的龐氏融資的紅海。
這也就是為什麼那麼多人擔心美聯儲加息會成為壓斷中國債務鏈條的最後一根稻草的原因。若無意外，美聯儲在今夏就會加息，說的寬裕一點，那就是市場普遍預期今年美聯儲鐵定是要加息的。美聯儲一旦加息，資金就會逃離中國，迴流美國，中國的融資成本會進一步飆升，樓市，股市崩塌等等，諸如此類的話相信大家已看過無數次。
一直以來大家都對資金在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和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流動規律頗感興趣，解釋的理論也層出不窮。倫敦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金刻羽的論文《instrial structure and capital flows》對此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國際資本流動由兩股力量主導，一股是傳統力量(standard force)，其使資金流向那些比較稀缺的地方;而另一股是新興力量(novel force)，其使資金流向生產並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富有國家。當前一種力量佔主導，資金就從發達國家流向新興市場；當後一種力量佔主導時，資金就從新興市場流向發達國家。如此說來，當初海量資金涌進中國是因為傳統力量；現在新常態了，資金大量逃離中國就是因為新興力量佔主導。這解釋感覺四平八穩，但實際上毫無意義。
中國的「融資貴融資難」問題是否因為中國是資金比較稀缺的國家？資金大量逃離中國真的是因為新興力量佔主導嗎？用數據如何衡量和預測新興力量是否佔主導呢？如何解釋德國和日本這兩個生產並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富有國家，不論新興力量還是傳統力量力量主導，都長期向外輸出資本呢？金教授的理論很適用於美國這樣的以金融為代表的服務業掛帥的發達國家，而不是很適用於像德國日本這樣以製造業驅動貿易的外向型發達國家。
中國真的資金稀缺嗎？截至2014年底，政府財政存款余額3.6萬億元、機關團體存款余額18.7萬億元，合計22.3萬億；非金融企業存款余額40萬億元，其中國有事企業存款超過20萬億元。我國儲蓄佔世界的比重分別從2005年和2009年開始超過全球一成和兩成，2013年會首次超過四分之一，表明近年來中國儲蓄全球佔比比我國GDP全球佔比高出一倍多。中國巨額儲蓄表明其資金充足，「融資貴融資難」本不應該出現。
打開中國資金困局的不解之謎的鑰匙其實就是超級去杠桿化：中國是分三步走到今天這個金融僵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