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進金融機構

❶ 引進民間資本會給銀行業帶來什麼影響

民間資本通過不同渠道進入銀行體系,都將給銀行體系帶來新鮮血液。
影響：
①這有利於中小微企業融資，解決銀行業信貸資源配置的不公和失衡。
②有利於銀行業打破壟斷，激活市場競爭，促使國有商業銀行提高服務水平。
③有利於非公有制經濟和公有制經濟平等參與市場競爭，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❷ 我國有哪些銀行引進了戰略投資者

中國銀監會副主席唐雙寧日前表示，中國銀行業引進的戰略投資者應該是注重長期利益、與所入股銀行結成利益共同體的投資者。引進戰略投資者只有堅持五項原則、符合五個標准，才是合格的戰略投資者，才能達到我國銀行業改革開放的預期目的，才能提高中資銀行的國際競爭力，才能實現中外資銀行"雙贏"。
唐雙寧在11月2日召開的2005中國論壇上演講時具體闡述了這五項原則和五個標准，五項原則為：一是從國家利益看，要保持國家對大型銀行的絕對控股；二是從市場行為看，中外雙方應按市場原則在自願、互利的基礎上進行合作；三是從中方看，引進戰略投資者主要不是為了引進資金，而是為了引進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技術手段，促進中資銀行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提高管理水平，因此，引進戰略投資者應與自身特點相結合，以提升中資銀行自主創新能力和管理水平為目的；四是從外方看，投資入股中資銀行一般應當是大型金融機構，在銀行經營管理方面有豐富經驗；五是從監管看，要堅持嚴格的資格審查，並跟蹤和評估實際效果。
五個標准為：一是投資所佔股份比例不低於5％，二是股權持有期在三年以上，三是派駐董事，四是入股中資同質銀行不超過兩家，五是技術和網路支持。
唐雙寧介紹說，到目前為止，18家境外金融機構入股了16家中資銀行，投資總額近130億美元。具體情況是：對國有銀行，美國銀行和淡馬錫公司投資建行54．66億美元，蘇格蘭皇家銀行、瑞士銀行集團和亞洲開發銀行投資中行36．75億美元；對股份制銀行，亞行、花旗和匯豐銀行等投資了交通、光大、民生、興業、浦發、深發以及籌建中的渤海銀行，投資額為26億美元；對城市商業銀行，加拿大豐業銀行、澳大利亞聯邦銀行、荷蘭國際集團、德國投資與開發公司、國際金融公司等投資了北京銀行、上海銀行以及西安市、濟南市、杭州市和南充市商業銀行，投資額為12億美元。

❸ 銀行業金融機構市場准入監管內容主要包括哪些

金融監管的抄主要內容主要包括：對金融機構設立的監管；對金融機構資產負債業務的監管；對金融市場的監管，如市場准入、市場融資、市場利率、市場規則等等；

對會計結算的監管；對外匯外債的監管；對黃金生產、進口、加工、銷售活動的監管；對證券業的監管；對保險業的監管；對信託業的監管；對投資黃金、典當、融資租賃等活動的監管。

金融機構的業務監管：

一個就是對資產端的資質進行審核，也就是借貸人的徵信信息進行甄別；

第二個是規避國家法律禁止的事項；

第三個是對不同人群進行發放不同額度。還有就是，結合公司情況，建立一套公司特有的保障制度。

(3)引進金融機構擴展閱讀：

監管目的

（1）維持金融業健康運行的秩序，最大限度地減少銀行業的風險，保障存款人和投資者的利益，促進銀行業和經濟的健康發展。

（2）確保公平而有效地發放貸款的需要，由此避免資金的亂撥亂劃，防止欺詐活動或者不恰當的風險轉嫁。

（3）金融監管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貸款發放過度集中於某一行業。

（4）銀行倒閉不僅需要付出巨大代價，而且會波及國民經濟的其它領域。金融監管可以確保金融服務達到一定水平從而提高社會福利。

❹ 為什麼金融機構要為實體經濟服務

金融機構要為實體經濟服務原因如下：

1、是加快產業結構升級，完善產業鏈條，推進產業集群發展。從資本的逐利性角度來講,只有產業鏈完善了,產業集群形成了,對資本才有吸引力，建議對清遠傳統優勢支柱企業，如陶瓷、水泥、有色再生金屬等，採取聚集優勢企業，完善產業鏈，做大產業規模的方式，提升競爭力，以不斷增強產業對資本的吸引力。

2、是加大對引進金融機構的政策引導，健全激勵約束機制。對於近年來新進金融機構，建議政府相關部門加大政策引導，引導其將資金投入到促進清遠經濟轉型升級，產業結構調整的領域，加大對中小微企業支持力度。同時，政府相關部門要健全激勵約束機制，除鼓勵外來金融機構來清遠設立機構外，還要建立對應的約束機制，例如設定存貸比、小微企業貸款增速等年度考核指標，促進其加大對清遠經濟的支持力度，對於年度考核不達標的機構，限制其在清遠地區的後續設點。

3、是在「引進來」的同時，要積極鼓勵本土金融機構「走出去」，加大區域金融輻射，拓展資金。更多資訊來源炎黃財經。

❺ 政府怎麼協調金融機構之間的關系

首先、要減少政府採取干預政策時獲得的收益。在中央政府層面：建議完善地方政府財權和事權相匹配的制度減少政府因財力不足而干預金融的情況，通過立法進一步明確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劃清中央與地方以及地方各級政府間的事權財權，做到財權與事權，權利與義務的對等；建議國家應允許條件較為成熟的地區，放行地方政府債券，為地方政府開辟合法的融資渠道，滿足基礎設施建設的龐大資金需求；建議解決我國司法獨立方面存在的問題，防止地方政府權力過大，責任不足造成的過度干預司法的行為，同時提高金融機構通過法律程序追回不良貸款的效率。金融機構方面：強化自身造血功能，完善內部控制及糾錯機制，提高抗干擾能力，確保系統規范、順暢和高效運轉。地方政府方面：改變官員政績考核機制，由原先的單一的以GDP增長為基礎的晉升激勵轉向對社會公正、民眾福利、環境保護等綜合指標考核的激勵機制，如將創造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作為政府工作重點之一，列入政績考核指標。

其次、要減少不良貸款損失。在中央政府層面：應建設和完善以政府誠信為核心，面向企業、個人、覆蓋社會經濟生活各方面的社會誠信體系；應完善以投資擔保公司為主體的信用擔保體系。地方政府方面：要憑借天然公權力，藉助當地的公檢法體系，支持金融機構依法維護金融債權工作，加大對金融機構在債權保全、資產接收、資產處置等環節的政策支持，敦促有關部門簡化手續，減免稅率，積極支持金融機構盤活不良貸款，減輕其在追債過程中耗費的時間和人力成本；要加強對融資平台公司管理，杜絕地方政府自身違規或變相提供擔保、幫助企業逃廢債務等行為。金融機構方面：應積極引入社會信用體系及定期維護，引入信息挖掘技術，擴大信貸徵信系統信用信息范圍和含量，進一步提升系統的信用預警作用，為銀行防範信貸風險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應積極探索小額貸款管理辦法；行業協會應定期組織信貸風險評價經驗交流，通過相互交流信貸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和趨勢，從信貸全過程監控角度探討降低不良貸款率的方法。

再次、要減少政府在改善金融環境上的投資並提高通過金融生態環境給金融機構帶來的收益。值得注意的是，此處的減少並非指純粹的投資額度上的減少，而是「同時」，即改善金融環境應注重效率，由麥金農提出的金融抑制理論，緩解金融抑制的基礎是政府首先需要有穩定的財政能力，由於政府本身資金並不充裕，因此改善金融環境的資金並非越多越好，而應注重效率，因此地方政府需要：加強政府與金融機構間的溝通走訪，促進信息交換，改善信息不對稱的情況，從而提高投資效率；政府應多引進金融咨詢服務業，了解如何有效率的改善金融生態環境，滿足金融機構的長期經營發展需求；改善金融環境，吸引轄區外金融資源進入轄區投資，促進金融集聚區的形成。金融機構方面：加大對地方政府中心工作和經濟工作的研究的投入，創新金融產品，提高金融服務效率；加強行業分類管理，防止同質化惡性競爭。

最後、提高地方政府以及金融機構均採取合作策略時獲得的超額收益。中央政府方面：應放寬地方金融准入控制權，調動地方政府發展金融的積極性，更好地滿足中小企業以及地方性金融機構的發展要求，從而形成良性互動。地方政府方面：提高政府行政運作透明度，完善市場公平競爭制度建設；強化政府的服務功能，通過調查了解當地優勢產業發展情況以及發展需求，有針對地推出相關政策，加強產業、研究所、高校、金融機構間的聯系，培育市場為主體的金融資本配置制度，從而提高信息披露程度和降低信息搜集成本；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共同培育符合我國經濟轉型產業結構調整的多元化金融市場，擴寬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的渠道，減少地方政府改革壓力和成本，同時也讓民間資本有償承擔金融風險，從而建立起多元化的經濟結構相適應的金融組織結構。金融機構方面：積極主動支持地方經濟建設，創新重大項目的信貸方式和管理方法，實行跟蹤管理，根據項目進展情況及時提供有效服務；提高金融企業經營狀況信息透明度，善於引用研究所、高校對當地產業和全國各地經濟發展研究成果，更好的契合當地產業、企業的需求，服務於當地實體經濟發展。

❻ 中國銀行業的IPO為什麼要引入外資

中國其實並不缺錢，為什麼還要加緊引進外資？在引進外資問題上，中國政府與學者們普遍認為，吸引外資是為了彌補國內投資資金的不足和引進國際先進技術。中國缺少國內建設資金嗎？好像並非如此。目前，中國的居民儲蓄總量十分龐大，金融機構的存貸差（存款余額大於貸款余額之差）不斷擴大：截至2003年7月末，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已達10.61萬億元，全部金融機構(含外資機構)本外幣並表的各項存款余額為20.79萬億元，而各項貸款余額僅為16萬億元，存貸差高達4.79萬億元。[1]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半數的存貸差說明，金融機構有數萬億的巨額資金未能貸放出去，中國目前並不存在資金短缺問題。同時，連年外貿贏余和巨額外匯儲備亦表明中國的國際收支狀況良好，不存在引進外資平衡國際收支的強烈需求，況且外商直接投資也遠未帶動中國產業的技術進步並明顯改善工業結構[2]，那麼中國千方百計地引進外資的動機究竟為何？

一、國內投資需求乏力的幾大因素

1.資金投向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

從1995年開始，國有企業進入了破產、倒閉的高潮。由於國內工業技術落後，大量小規模的重復投資，使得主要工業品生產能力的利用率相當低，同業之間陷入過度競爭的長期消耗戰。1995年全國工業普查發現，主要工業品有三分之二生產能力閑置，其中的37.2％利用率不到50％[3]，工業企業的盈利率迅速下滑。在此情況下，國內企業為了提高自己的市場地位而努力尋求與外商合資，甚至不惜讓渡大量的股權，外商趁機大批進入中國。跨國公司在資金、技術、品牌和企業管理方面處於全面競爭優勢，因此中國的國有企業面臨更大的生存壓力，大批國有企業被擠垮，特別是跨國公司在華的資本技術密集型投資項目大量增加，對中國的石化、機械、電子、鋼鐵等國有重化工業構成了重大打擊。隨著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陷入經營困境，大批工人下崗失業，就業安全感的普遍消失使人們的收入預期下降，社會購買力明顯萎縮。

直接面對就業壓力的地方政府為了發展本地經濟、確保財稅收入，一方面採用一切手段招商引資，吸引外資的數量成了考核各級政府官員政績的重要指標；另一方面又施加各種壓力，迫使國有銀行大量放貸給與當地政府存在各種利益關系的國有企業，75%的貸款依然流向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但這些國有企業的產品並沒有充分的市場需求，形成嚴重的產品積壓，不但加大了通貨緊縮壓力[4]，也令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隨之上升。1998年國有銀行不良貸款實際上升4,900多億元，1999年實際上升5,800多億元，2000年實際上升3,700多億元。[5]國有銀行為了在每年的不良貸款指標考核中過關，不得不「惜貸」，對求貸企業提出過苛的要求，以規避壞帳風險和相應的政治責任。這就出現上述巨額「存貸差」。在目前的經濟體制下，中國出現了存貸差過高與「資金飢渴症」同時並存的情況。

2.國債投資效應遞減

1997年以後，中國出現了在社會購買力不足基礎上的商品過剩，通貨緊縮接踵而至，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導致出口嚴重受阻，國內生產和就業壓力驟然增大。鑒於國內外泡沫經濟的教訓以及90年代以來國內兩極分化的加劇，中國政府認識到通貨膨脹對經濟和社會的破壞性後果，於是在1998年採用積極財政政策，通過赤字財政和國債投資來刺激內需。截至2002年12月末，國債余額已達1.93萬億元，比上一年增長23.7%，約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9%；政策性銀行金融債余額為10,054億元，比上年末增長17.8%，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9.9%，兩項合計已接近國內生產總值的30%[6]。再加上目前靠財政支撐的養老金支付有3萬至7萬億元左右的資金缺口[7]，國家債務的實際規模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遠遠超出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所以，依靠發行國債刺激內需這一政策已經達到極限，無法再進一步製造需求了。

3.經濟信用缺失導致投資短期化

影響企業投資擴大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國內信用的嚴重缺失。合同失效和大量的假冒偽劣產品造成國內商業信用極其低下，各種經濟欺詐行為泛濫，嚴重沖擊了市場競爭秩序，使得投機取巧、惡意鑽營成為企業行為的「典範」，從而大大惡化了企業經營的外部環境，抑制了企業正常的投資需求，加劇了個人和企業投資行為的短期化。個人投資者寧可選擇投資風險較大、但交易體系電子化的股票債券，也不願意投資實業。不少國內企業根本無意於改進技術和管理，以提高企業的競爭力，而是競相鑽政策和法律的空子，投機鑽營獲取短期利益，甚至一些正當經營的企業為了維持生存也不得不從事部份非法經營。在這種情況下，國內企業即使想尋找新的長期投資項目，也越來越艱難，本國企業的長期投資沒有空間，意味著中國企業的成長前景日益暗淡，破產倒閉的數量會越來越多。

4.出口市場不穩定

中國出口的比較優勢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質量、檔次偏低，主要依靠價格和數量競爭，因此容易遭致貿易保護主義的抵制。中國在入世談判中對美國歧視性貿易壁壘的妥協，進一步加劇了出口市場的不穩定。目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特別是今年以來美國、日本與歐盟一再要求人民幣升值，反映出各國保護本國產品和市場、禁止中國商品低價傾銷的意願。中國的出口越來越明顯地受到國際市場風險的影響和制約[8]，粗放型的出口必然要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

5.中央財政面臨巨大壓力

近幾年，中國宣稱實現了8%的經濟增長，但銀行的經營狀況卻未根本好轉。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於1999年至2000年間向國有資產管理公司轉移了1.4萬億元的不良資產，使當年的不良貸款率下降了約10個百分點。盡管如此，按照國際5級分類標准，2002年末4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仍高達26.1%，不僅遠遠高於4％至6％的國際同業水平，而且也大大超出了10％的國際警戒線。

國有商業銀行的壞帳轉移給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實質上只是將債務從銀行的帳面上轉移到中央財政的帳外記錄里而已。國有資產管理公司「收購」這1.4萬億不良貸款的資金大部份是通過由中央財政擔保發行的特別債券來籌集的[9]。這些由政府開辦的資產管理公司處置一小部份不良資產、回收一些現金後，剩餘的無法解決的不良資產就在資產管理公司的帳面上表現為巨額資產損失，這筆損失構成了事實上的中央財政赤字。按照比較樂觀的估計，不良資產的30％可能回收為現金，那麼4大資產管理公司的資產損失將高達9,800億元[10]。其結果不外是兩種，或者是國有商業銀行為成立國有資產管理公司認購的債券在銀行帳面上表現為「垃圾債券」或資產損失，這實際上等於銀行轉移出去的壞帳又回來了，如果不加以改變將導致銀行系統的金融危機；或者是中央財政承認國有商業銀行的這筆巨額資產損失，用財政撥款逐年彌補，這將表現為中央財政的債務負擔一次性增加1萬億左右，構成對已經不勝負荷的中央財政的沉重壓力。在潛在的金融危機和巨大的財政赤字的壓力之下，中國政府更需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以應付不測。

正因為上述幾大不利因素的存在，中國政府遂不遺餘力引進外資以維持經濟的增長。隨著國債投資效應的遞減和本國企業可選擇投資項目告罄，吸引外資變得更加緊迫，許多地方紛紛加大招商引資的力度，對下級政府和直屬的政府機構層層分解、下達招商引資的責任指標，甚至對招商引資有功的單位和個人實行重金獎勵政策。近年來中國國內的穩定依賴於經濟的增長，而經濟增長則在相當大程度上得益於大量流入的外資。如果外資流入量下降，中國經濟可能會發生嚴重困難。

二、用引進外資抵消資本外逃

各地地方政府官員和國有企業經理熱衷於引進外資，並不完全是出於急國家建設之需，還有他們希望與國外掛鉤、以便安排在國外的後路的個人考慮。從這層意義上看，中國特色的引進外資有一個副產品，即資本外逃。這自然使中國政府深為苦惱。

當外商被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的幻象所吸引時，中國的資本外逃也同時擴大，日益嚴重。中國外逃的貪官到底有多少？這恐怕永遠是個無法確知的謎。

據一份未經證實、網上流傳的資料，截至2003年6月30日，在黨政部門、機關、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的中共黨員及黨員幹部失蹤、外逃最多的前5個省份依次為：

廣東省：失蹤790名、外逃1,240名

河南省：失蹤512名、外逃854名

福建省：失蹤414名、外逃586名

遼寧省：失蹤318名、外逃403名

江蘇省：失蹤316名、外逃227名

3個直轄市的數量為：

北京：失蹤112名、外逃442名

上海：失蹤187名、外逃354名

天津：失蹤60名、外逃182名

流傳說，僅僅是今年8月3日至8月5日這3天當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瀋陽、深圳、珠海、蛇口、昆明等口岸與航空港，就查獲了60多名持護照或通行證、企圖外逃的官員，其中有7名是來自北京、沈陽、武漢、鄭州和南京等地的副廳級官員。最引人注目的是，這些企圖外逃的官員多持有中國金融機構與海關核准攜帶大量外匯出境的合法證明；攜帶外匯最少的一名經貿幹部即持有60萬歐元（相當於50萬美元左右）。被查扣後這些官員們竟一致聲稱，攜巨款出國是為了「考察」招商引資環境。這些官員在海關被截住是中央的一次全國性突擊檢查的結果。中共中央於2003年8月初頒發了「關於黨政機關、司法公安部門人員出境、出國通行證、護照管理措施」，並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派出9個組分赴9省、市召開緊急會議，突擊收繳高官的出境通行證和出國護照。據傳上述3天中外逃被扣的官員們由於未及時得到「通風報信」，在突擊檢查中被逮個正著。[11]

中國的貪官歷年來到底攜帶了多少資金外逃，恐怕同樣是一個無法確知的謎。據中國財政部辦公廳「積極財政政策」課題組的專題研究資料顯示，1997年和1998年資本外逃額分別為364.74億美元和386.37億美元；1999年這一局面雖然得到一定的控制，但資本外逃額仍高達238.3億美元。2000年資本外逃又急劇增加，總額大約在480億美元左右，當年比外商對中國實際投資的407億美元還要多。無疑，資本外逃對於急需投資資金以維持經濟增長的中國來說不啻雪上加霜。可以說，如果不是成功地吸引了大量外資，讓引進外資與外逃資本進行了大置換，中國定會陷入嚴重的資金飢渴症。

三、外資大量進入中國的利與弊

毫無疑問，在短期內，外資規模的擴大可以維持中國的經濟增長。加入世貿組織後，外資進入中國的市場准入程度也將大大提高。但受現行體制束縛的本國企業能否在巨大的競爭壓力下「置之死地而後生」，卻是個不得不考慮的問題。事實上，從各地政府全力以赴「招商引資」就足以看出，中國已承認並接受了外資在中國經濟中的優勢地位。

隨著今後外資在華競爭優勢的進一步加強，究竟是會加重政治買辦意識和民族失敗主義情緒，還是會激起部份民眾的民族主義型經濟抵抗心理，仍待觀察。在國際經濟交往中，經濟技術實力的差距往往構成有關各方利益分配上的差異，由此進一步拉大國家總體實力和國際地位上的差距，造成國家間談判地位的不對稱，使談判結果更可能有利於實力強大的一方。也就是說，當雙方經濟實力相當時，相互大規模開放市場往往會帶來真正的「雙贏」，形成經濟上的相互依存關系；而當雙方經濟實力懸殊時，弱者就容易形成對強者的經濟乃至政治依賴，使得「雙贏」成為掩蓋自身經濟弱勢和依賴地位的托辭。

中國現在已經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國家，但一個必須正視的基本事實是：在過去的20多年裡，盡管中國的經濟開放是逐步的、有限度的，國產品牌的產品被外資打敗並逐出市場的例子比比皆是，不僅在中方處於劣勢的高科技領域如此，甚至在中方佔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不少國產品牌的產品也喪師失地。這使人對中國產業入世後「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能力表示懷疑。

作為世界頭號人口大國，勞動力的出路問題將長期困擾著中國。依賴外資的大量進入所形成的就業機會遠遠不能緩解龐大的就業壓力，中國需要重新開始發展製造業，也需要政府提出長期的產業政策引導。適度藉助外力倒逼國內改革的策略無可厚非，但必須基於一系列條件，如本國體制的靈活性、民族工業承受國際競爭的能力、國家產業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實現國家強盛的民族共識和堅強意志。這是區分是否掌握了改革的主動權和主導權的重要標志。世貿規則的全面實施將導致中國難以實施產業政策，在世貿規則的約束下，中國國內市場的競爭將完全國際化，置身於「全球公平競爭」（global level playing field）之下的中國民族工業，將要面對空前嚴峻的競爭形勢和異常強大的競爭對手。

❼ 外資金融機構進入中國的研究目的及意義

從積極的方面來看，擴大金融服務開放，引進競爭機制對提高市場效率、促進我國國內金融機構改進經營管理是十分必要的。缺乏充分競爭，作為市場主體的金融服務提供者就沒有足夠的壓力來提供最優質高效的服務。結果，使其可獲得最初壟斷利潤而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入世後將在一定時候取消設立外資銀行的地域限制，允許更多的外資銀行開辦人民幣業務。這一承諾打破了對金融服務市場維持數量限製造成的金融服務部門效率低下的局面，使未來的市場競爭更為激烈。外資金融機構進入的積極意義還在於能夠帶來先進的金融產品和更好的金融服務。
外資金融機構進入中國，沖擊的首先是風險小、成本低、利潤高的國際結算等中間業務。其次是對中資金融機構擁用的客戶群會沖擊。銀行出售的是服務，服務質量是銀行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因素。外國商業銀行十分注重服務理念，塑造服務形象。一旦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市場，他們將以成熟的金融工具、良好的服務手段、優質的品牌、獨特的營銷方式來推銷他們的產品，搶占居民和企業的「購買」服務，這樣將有可能使國有銀行的客戶群迅速減少，大量優質客戶可能會轉入外資金融機構。
從部門來看，由於外資金融機構與我國金融機構相比，擁有更為豐富的經營經驗和我國機構所無法比擬的靈活性，實力也更為強大，如果全面進入我國市場，將會在競爭中搶占市場。從人才競爭看，中資金融機構將面臨優秀金融人才的競爭。加入世貿組織後，外資銀行將突破地域和數量限制在中國設立分支機構，對國內管理專業人才的需求較旺盛。他們將以高薪、出國培訓、委以重任等優厚的條件來吸引我國金融機構的專業人才，而我們對一些高級管理人才在工資、福利、社會保障等方面缺乏吸引力。在未來的人才競爭中，如果不能很好地完善培育、激勵機制，將會造成金融機構優秀人才的大量流失。

❽ 什麼是六類非銀行金融機構

六類分別是：信託公司、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金融租賃公司、汽車金融公司、保險公司、保險資產管理公司。

非銀行金融機構 （non-bank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是以發行股票和債券、接受信用委託、提供保險等形式籌集資金，並將所籌資金運用於長期性投資的金融機構。非銀行金融機構與銀行的區別在於信用業務形式不同，其業務活動范圍的劃分取決於國家金融法規的規定。

非銀行金融機構在社會資金流動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是：從最終借款人那裡買進初級證券，並為最終貸款人持有資產而發行間接債券。

通過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這種中介活動，可以降低投資的單位成本；可以通過多樣化降低投資風險，調整期限結構以最大限度地縮小流動性危機的可能性；可以正常地預測償付要求的情況，即使流動性比較小的資產結構也可以應付自如。

(8)引進金融機構擴展閱讀：

非銀行金融機構整改建議：

完善非銀行金融機構發展的制度安排，規範金融市場秩序。盡管我國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發展已有近30年的歷史，但很長時間內缺乏一個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安排，信託公司出現風險控制弱化、資本金不足、違規經營及虧損嚴重等問題；財務公司出現行政干預過多、貸款集中度過高等問題。

這些都導致非銀行金融機構發展緩慢甚至出現停滯不前的局面。因而，要發展非銀行金融機構，政府必須進一步完善相應的制度安排，推動金融機構創新，促進非銀行金融機構健康有序發展。當前，可以考慮大力發展小額貸款公司，改造某些准金融機構為信貸機構，加快步伐構築中小企業融資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