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戰疫服務

A. 解放戰爭中的金融之戰。

從中國歷史上看，每一個新興王朝在實現統一後的首要經濟措施就是貨幣統一。從現代政府來看，貨幣統一更是其獨立統一的前提和調控經濟的首要條件。新中國建立前後，黨和人民政府是在什麼條件下、怎樣實現貨幣統一的，應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

一、 舊中國貨幣混亂狀況

鴉片戰爭以後，由於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勢力阻礙，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十分坎坷，從衡量國家獨立統一程度的貨幣發行和流通來看，在1949年以前，中國尚出於分裂、落後、政治經濟發展極為不平衡的混亂狀態。

清末以來，隨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政治的解體，我國的幣制即開始陷入混亂狀態。1935年國民黨政府幣制改革以前，市場上除了銀兩、銀元混用外』不少地方銀行（主要為省行）、外國銀行、私營行庄也都發行過在市場上流通的紙幣（尚不包括各革命根據地和偽滿蒙政權發行的貨幣）。僅就銀元來說，就有鷹洋（因上有鷹的圖案而得名，又稱「墨西哥洋」）、龍洋（因上面有龍的圖案而得名，清政府鑄造）、大頭銀洋（又稱「袁大頭」，上有袁世凱頭像，北洋政府鑄造）、船洋（因上面有帆船圖案而得名，南京國民黨政府鑄造），此外還有英國、法國、日本過去發行的銀元；如果再算上地方政府鑄造的成色低的各種銀元，其種類達幾十種之多。

1935年國民黨政府的幣制改革，試圖結束混亂，實現貨幣統一，使我國的貨幣走上現代制度。但是不久爆發的日本全面侵華戰爭，不僅使國民黨的貨幣統一落空，而且法幣（紙幣）的發行，反而為國民黨政府實行通貨膨脹政策提供可能。從1936年6月到1949年5月，國民黨政府的貨幣發行額增加了1445億餘倍。劇烈的通貨膨脹必然導致物價飛漲。打個比方，1937年6月，全國法幣發行量為14．1億元，此時如果一個人有12億元法幣（按兌換比價摺合銀元 元），這筆錢幾乎等於國民黨政府的貨幣發行總量；但是到1942年，則變成中儲券（汪偽政權發行的紙幣，強迫人民按與法幣1：2的比價兌換）6億元，1945年10月又變成法幣300萬元（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在淪陷區按中儲券與法幣200：1的比價收兌中儲券）。而到1948年8月國民黨政府實行第二次幣制改革時（用金元券取代法幣，按1：300萬比價收兌），只變成1元金元券了，按當時物價可買5升米；從1948年8月到1949年5月，物價又上漲了6441326倍，1元金元券的購買力只相當於9個月前的0．000000155元，這時連一粒米也買不到了，一粒米的價格以變成130金元券了。[2]

如此劇烈的通貨膨脹，必然導致拋棄這種紙幣。抗戰勝利以後，在國民黨統治區，盡管國民黨政府實行幣制改革和禁止金銀、外幣流通，強迫人民將其兌換成國民黨政府發行的紙幣，但是並不能阻止金銀、外幣的廣泛流通。在城市，金銀、外幣實際上已經取代了金元券成為市場流通中的等價物；在鄉村，由於銀元、銅幣等硬通貨不足，以物易物在市場流通中的比重越來越大，糧食、布匹在許多地方成為市場交換的等價物。

劇烈的通貨膨脹也為外國貨幣佔領我國市場打開了大門。除了美鈔、港幣廣為流通外，在市場上還流通著英鎊、法郎、叨幣（新加坡幣）、越幣、葡幣、印度盧比、緬幣等各式各樣的外幣，除蘇聯及東北亞國家外，幾乎周邊國家和華僑較多國家的貨幣在中國市場流通中都被派上用場。據估計，在 1949年全國解放前夕，在中國流通的美鈔約有3億美元，港幣約有5．8億港元。港幣發行量的半數流入了華南。

二、人民幣的誕生和關內解放區貨幣的逐步統一

1、人民幣產生的背景。

1947年7月，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反攻，這是中國革命的歷史性轉折，全國性勝利已經為期不遠。隨著中國革命轉入戰略進攻，晉綏、晉察冀、晉冀魯豫和山東解放區逐漸連成一片。為了適應革命形勢的發展需要，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籌劃組建「中央銀行，發行統一的貨幣」的工作遂提上議事日程。194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在批復華北財經辦事處的報告中指出：「目前建立統一的銀行有點過早，進行准備工作是必要的，至於銀行名稱，可以用中國人民銀行。」1947年11月，華北財經辦事處確定有南漢宸負責組織中國人民銀行籌備處。經過一年的調研、協商、准備，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在河北省石家莊市宣告成立（由原華北銀行、北海銀行、西北農民銀行合並而成），並從即日起發行中國人民銀行鈔票「人民幣」。當時確定發行人民幣的任務是統一各解放區的貨幣，同時作為新中國的本位幣。人民幣的發行方針是「適當穩定」。即要根據各地區生產和商品流通情況以及市場貨幣松緊的程度，有計劃地慎重地將人民幣投入市場。

2、關內解放區貨幣的逐步統一。

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和人民幣發行以後，立即開展了關內解放區的貨幣統一工作。1948年12月1日華北人民政府關於建立中國人民銀行和發行人民幣的布告即指出：「於本年十二月一日起，發行中國人民銀行鈔票（下稱新幣），定為華北、華東、西北三區的本位貨幣，統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項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新幣違本位貨幣。新幣發行後，冀幣（包括魯西幣）、邊幣（晉察冀）、北海幣、西農幣（下稱舊幣）逐漸收回。」[3]

為了在貨幣統一過程中不使人民群眾的利益遭受損失，人民政府採取了「固定比價，混合流通，逐步收回，負責到底」的方針，有計劃按步驟地將各解放區發行的貨幣逐步收回。統一的辦法主要有以下兩種：

（1）固定比價，混合流通。1948年12月發行人民幣時，華北人民政府根據各解放區的物價水平，規定了人民幣與冀難幣、晉察冀邊幣、北海幣、陝甘寧商業流通券的合理比價，並停止了上述各地區貨幣的發行，要求各地銀行按照規定比價逐步收回上述貨幣。天津解放前後，華北人民政府再次公布人民幣對各解放區貨幣的固定兌換比價（有的是重申，有的是新規定）。例如：對中州幣是1：3；對冀南幣、北海幣、華中幣是1：100；對長城銀行券是1 200；對晉察冀邊幣、熱河省銀行券是1：1000；對西農幣、陝甘寧商業流通券是1：2000；對冀熱遼邊幣是1：5000。這些比價，與當時市場流通中形成的自然比價基本上是一致的。

採取固定比價、混合流通的過渡辦法，可使各地區之間原來被割斷的經濟關系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既方便了群眾兌換和流通，也不致引起市場震動。但是，這種辦法又是靈活的。在平津戰役期間，為了適應站著的需要，中國人民解放軍曾規定暫准東北銀行券、冀南幣作為人民幣的輔幣在平、津地區流通，其他解放區的貨幣則不準進城流通使用。平津戰役勝利結束後，華北人民政府於1949年4月15日宣布：停止東北銀行券和冀南幣在平、津地區流通，並限期進行收兌。與此同時，華北人民政府與東北人民政府在山海關建立了聯合辦事處，掛牌兌換華北、東北兩地的貨幣，實行通匯，以便利兩個地區之間的往來。

（2）按規定比價全部收回各解放區行的貨幣。為了消除一些人擔心各解放區發行的貨幣過了兌換期限會停兌作廢的疑慮，，中國人民銀行總經理南漢宸於1949年1月10日發表談話保證：「人民政府不但對人民銀行新幣負責，而且對一切解放區銀行過去發行的地方貨幣負責。將來我們收回地方貨幣的時候，一定按照現在所規定的比價收兌，兌到最後一張為止。」[4] 隨後，中國人民銀行對收兌各解放區貨幣的工作作了多次布置，並規定凡持有解放區貨幣者，在兌換期限以後仍可到人民銀行按規定原比價兌換。以後，人民政府不但對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解放區所發行的貨幣負責收回，而且對土地革命時期根據地銀行發行的貨幣、期票、公債也按合理的比價收回。

到新中國成立前夕，人民政府通過銀行業務、財政徵收、貿易回籠等方式，陸續收回了關內各解放區發行的貨幣，華北、西北、華東和中南大部分地區的貨幣已經統一為人民幣，為新中國的貨幣統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收兌和肅清國民黨政權發行的貨幣

早在人民幣發行之前，各解放區即與國民黨政府發行的紙幣開展過有效的貨幣斗爭。在1947年夏秋轉入戰略反攻至1948年11月沈陽解放前這段時間，解放區的對敵貨幣斗爭主要表現為排擠蔣幣，即限期禁止蔣幣流通，同時組織力量將蔣幣推向國民黨統治區換回物資。

1949年1月平、津解放以後，對蔣幣則以兌換為主，排擠為輔。1949年1月1日天津解放後，市軍管會立於16日頒布通告，規定自即日起，金元券可以流通10天，在此期間按人民幣對金元券1：6的比價予以兌換。2月2日，北平軍管會也發布通告，規定自即日起金元券可以流通20天，在此限期內，人民群眾有拒用金元券及議定比價的自由。政府的收兌比價為1：10，但是勞動人民可以按1：3的優待比價每人兌換金元券500元。為了做好收兌工作，北平市人民銀行在市內設立了247處兌換點，組織了5000多人做收兌工作，結果僅用18天即順利完成了收兌工作，共收兌金元券8億多元。在兌換期內，人民政府准備了大批糧食、食油、煤炭等物資，源源不斷地運進天津、北平，使廣大人民可以用兌換到的人民幣購買生活必需品，不僅樹立了人民幣的信譽，也安定了人民的生活。在限期收兌金元券的同時，人民政府還採取了把金元券排擠出解放區的辦法。天津市人民政府規定，凡持有金元券10萬元以下者，可向人民銀行申請登記，開給金元券攜帶證，憑證可攜帶金元券到國統區；同時 放寬對進入解放區物資的限制，以鼓勵人民群眾把金元券運到國統區換回物資。

隨著金元券的迅速貶值，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區也將兌換比價不斷調低，收兌期限也越來越短，一般不超過10天。4月23日南京解放後，兌換比價為1：2500，期限為10天；5月27日上海解放時，鑒於國民黨政府已土崩瓦解，人民政府遂採取了無限制無差別的收兌方針，規定人民幣與金元券的比價為1：10000，並在市內設立了369個兌換點，僅用7天即完成收兌工作，共收兌金元券36萬億元，占國民黨政府金元券發行總量的53%。

1949年7月，潰逃中的國民黨政府又在廣州、重慶發行「銀元券」，企圖最後一次利用紙幣劫掠大陸人民的財富。對此，中共中央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名義宣告，今後在新解放區，銀元券一律作廢，不再收兌；並號召國統區人民團結一致，拒用銀元券，從而加速了銀元券的崩潰。但是，在華南和西南解放以後，為了減輕人民的損失，人民政府還是限期收兌了銀元券。如重慶解放以後，軍管會宣布按人民幣100元兌換銀元券1元的比價收兌，僅10天即收兌完畢。共收兌銀元券1017萬元，摺合人民幣101700萬元。[5]

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勝利渡江後，解放戰爭改變了過去先解放鄉村後佔領城市的辦法，而是隨著人民解放軍的迅速推進，首先佔領處於統治地位的城市。而此時的江南廣大農村，由於對國民黨政府的惡性通貨膨脹深惡痛絕，金元券、銀元券等紙幣基本被排斥，代之以銀元、銅元甚至以物易物。因此，江南解放以後，對農村來說，只是人民幣如何去佔領的問題。

四、禁止金銀計價流通和私相買賣

1、金銀計價流通情況及原因。

建國以前，由於國民黨政府實行了惡性通貨膨脹政策，其發行的法幣、金元券等紙幣在解放戰爭後期信譽一落千丈，金、銀等硬通貨重新回到流通領域，尤其是銀元，由於過去曾廣泛流通、民間貯藏較多，遂重新成為市場上計價流通的主要貨幣，其需要量也越來越大。由於銀元自1948年以後逐漸成為主要流通手段，其價格也不斷上漲，速度往往超過一般商品。以上海為例：1949年1—5月批發物價上漲78307倍，而銀元則上漲了112971倍，黃金60682倍，美鈔80553倍。就全國看，銀元的價格是其本身價值的2至3倍，這在舊中國的歷史上是空前的。抗戰前一兩黃金可換110枚銀元，而1949年5月只換30至40枚銀元了。

1949年各大城市解放後，由於解放戰爭正在進行，人民政府的支出大於收入，人民幣也不得不實行逐漸膨脹的辦法，1949年4月底人民幣發行總量為607億元，7月底達到2800億元，11月達到20000億元，1950年2月底達到41000億元，3月份則達到49100億元，。雖然人民幣的流通范圍不斷擴大，但通貨膨脹仍然不可避免，從1949年1月到1950年2月（3月統一財經後物價即下降），全國13個大城市批發物價指數上漲91．11倍；天津1949年2月至1950年2月，麵粉、小米、小麥、20支紗、白細布五種商品價格綜合上漲103．7倍。由於人民幣幣值不穩，加上舊中國造成的人民不信任紙幣的心理，人們仍然願意使用和保存金銀等硬通貨。同時，國民黨政府的長期惡性通貨膨脹還造成了一個龐大的金融投機勢力，即當時所謂的「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據估計，1948年僅上海一地參與金融投機活動的人數就達50餘萬（主要為買賣金銀，即俗稱「黃牛」和銀元販子），北平市的街頭，也到處都是銀元販子。各大城市解放之初，眾所周知，這些金融投機勢力仍很活躍。因此，人民幣的主要對手不是國民黨發行的貨幣，而是金銀美鈔，尤其是銀元。

2、禁止金銀計價流通，嚴厲打擊銀元投機活動。

為了有效制止金融投機，使人民幣盡快驅逐金銀，佔領市場，同時又不至引起人民幣過量發行，人民政府採取了禁止金銀流通和低價兌換的凍結政策。

為了制止金融投機，穩定物價，各地人民政府在頒布禁止金銀計價流通私相買賣的法令後，即組織行政力量和人民群眾嚴厲查緝金銀投機活動。 1949年3月4日，北平市軍管會查輯銀元黑市，在3天內拘捕銀元販子380人。而人民幣與銀元的最大較量則發生在江南解放以後的華東地區。早在人民解放軍渡江以前，以南京、上海、杭州為重心的華東地區已經成為銀元的天下，金元券事實上成為銀元的輔幣。江南解放以後，金元券「不打自倒」，而盤踞市場已久的銀元則成為人民幣的主要敵人。

1949年6月初，江蘇、浙江城市以上海為為中心，金融投機分子掀起銀元漲風。上海的投機分子以證券大樓為大本營，利用電話網與全市各個據點進行聯絡，報喊行情，哄抬價格，從6月1日至10日的10天內將銀元價格抬高了兩倍，從而帶動了物價的上漲。在這種情況下，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打擊銀元使人民幣佔領市場陣地的指示」，上海市人民政府經過周密調查和部署，於6月10日頒布《華東區金銀管理暫行辦法》，同時立即行動，在投機分子集中活動的高峰時刻，一舉查封了證券大樓，緝獲現行投機分子1000餘人，拘捕其中情節嚴重的200餘人，對其他的投機據點也一並取締。在此前後，人民政府還廣泛開展宣傳教育，發動人民群眾聲討銀元投機，堅決拒用銀元，取締了街頭巷尾的銀元黑市交易。終於使人民幣完全佔領了市場。隨後，南京、武漢、杭州等其他大城市也開展了打擊銀元的斗爭，並取得勝利。同年12月5日，廣州市人民政府組織了2000餘人，對地下錢庄和炒賣金銀、外幣攤檔（當地稱其為「剃刀門楣」）集中的地段進行了大清查，查獲地下錢庄170家、「剃刀門楣」498個，對1016個投機分子分別給予懲處或教育釋放。

在解決取締銀元買賣和嚴禁金銀計價流通的同時，各地人民政府還採取了由人民銀行掛牌收兌金銀的辦法。由於社會上金銀較多，為了不致因兌換而大量增加市場上的人民幣，加劇通貨膨脹，人民政府實行了低價凍結政策（西南地區解放以後，由於該區銀子較多而人民政府掌握的物資不夠多，為避免沖擊市場，索性暫時不予收兌金銀），即人民銀行的兌換牌價較大幅度低於黑市價格，從而使富人不願將手中的金銀去兌換人民幣而願意保存起來。但是這種低價也不是低到不合理的程度，同時也考慮到兌換者的利益，隨著物價上漲，幾次調高兌換牌價。到1949年底，上海收兌銀元108萬多枚，北京收兌22萬多枚。1950年3月物價趨於穩定以後，國家適當提高了金銀兌換比價，加上人民幣幣值穩定，國家收兌的金銀數量大增。以廣東省為例，1950年一年共收兌黃金745．5萬兩（其中下半年收兌的佔71．1%），銀元101．2萬枚（其中下半年收兌的佔73．7%），純銀5323．6萬兩（其中下半年收兌的佔98．2%）。[6]

3、促使人民幣下鄉，佔領農村市場。

由於國民黨政府實行劇烈通貨膨脹政策，紙幣迅速貶值，農村的抵制辦法就是拒用紙幣，在市場交換中使用銀元等硬通貨或者實行以物易物，糧食和布匹在許多地區成為交換的一般等價物。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渡江以前，解放戰爭是先解放鄉村並包圍城市，然後再解放城市。因此，在金融和貿易方面，人民幣就先在鄉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人民幣佔領市場、恢復城鄉交流，都是比較容易的。渡江以後，情況則不同了，由於我們是先佔城市，後占鄉村，而城鄉均是銀元市場，鄉村非但不能幫助城市推行人民幣，而且本身人民幣的推行也十分困難。即使在北方的老解放區，由於人民幣也在貶值，鄉村中的實物交換所佔比重也較大。如果說在城市解放後，人民政府是用行政手段快速有效地禁止了金銀流通，使人民幣迅速佔領了市場；那麼對於幅員廣大的新區農村來說，以經濟手段為主使人民幣佔領並擴大市場則是最佳選擇，因為行政命令為主不僅實施成本過高，而且會導致實物交換比重的增加。經濟手段的有效實施是以人民幣幣值基本穩定為前提條件的，因此，人民政府採取的促使人民幣下鄉措施和人民幣真正深入廣大農村、佔領農村市場，則是在1950年3月統一財經之後。政府促使人民幣下鄉的經濟措施主要有以下三種：一是稅收，即政府在鄉村徵收的各種稅費，除公糧外，一律徵收人民幣，以促使人民幣的流通；二是通過農貸和押匯（埠際押匯和進出口押匯），使人民幣深入農村；三是通過大力開展城鄉物資交流，即鼓勵工業品下鄉和大量收購農副產品，使人民幣取代銀元和實物交換，佔領農村市場。經過1950至1951年的上述財政、金融、貿易三大經濟手段的促進，銀元基本退出市場，以物易物的比重也大為縮 小，人民幣終於深入到農村。據個別調查，1950年3月統一財經以前，人民幣尚未佔領新解放區農村，老解放區農村的流通量也很有限；而到1952年底據人民銀行總行估算，農民持有的人民幣已達11萬億元，占當時人民幣流通總量的40．4%。[7]

4、對少數民族地區實行耐心等待、穩步前進的政策。對於少數民族地區，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則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充分照顧到少數民族的利益和習慣。

1950年，西北、西南都曾決定在少數民族地區，應照顧少數民族群眾長期形成的心理和習慣，暫准行使銀元，待條件具備後再逐步用人民幣收兌。例如同年8月西北軍政委員會制定的「管理銀元辦法」（經中財委批准）即規定：（1）甘肅大部、寧夏、青海部分地區仍應繼續堅決貫徹禁絕銀元流通的既定政策，僅甘肅拉卜楞區、寧夏阿拉善區、青海西南部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暫准銀元與人民幣同時流通，然後再逐漸以經濟為主輔助人民幣市場的擴大，俟條件成熟時（可能需要數年）再行禁止銀元。（2）在暫准銀元流通的地區，為了加強政府對銀元的統一掌握與管理，可考慮有人民銀行領導成立（吸收當地有威望人士參加）「貨幣交易所」按照當地銀元與人民幣的市價進行集中的自由交易，以解決持有人民幣或銀元者相互需要之困難。如該地區銀元缺乏，只准人民銀行有計劃以匯兌方式向該區調劑，其他公私單位都不準自由攜往。（3）暫准銀元自由流通地區的國營貿易公司及其他國營企業（郵政、交通等）和稅務機關一律禁止收受銀元，以支持人民幣流通范圍的穩步擴大；但是國營貿易公司收購土產時，視具體情況，可用銀元。（4）為了推行人民幣下鄉、組織經濟力量、削弱銀元流通的市場基礎，國營貿易公司和人民銀行必須盡力擴大業務。（5）在銀元暫准流通區與禁止區的交界地帶，應加強銀元的緝私工作。[8]

1953年初，西南暫准銀元流通的少數民族地區（不包括西藏）銀元價格下跌、幣直不穩，人民幣流通范圍開始擴大，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政府可以選擇的辦法有以下兩種：一是沿用所採取的辦法，繼續壓迫銀元價格下降，然後一次收兌或只收進不放出，肅清銀也流通；二是在目前基礎上，通過穩定人民幣與銀元的比價來穩定貨幣市場，以開展物資交流，從而使少數民族逐漸轉變喜愛硬幣心理，建立人民幣威信，在將來條件完全成熟、少數民族完全同意的情況下，才水到渠成地統一貨幣。1953年2月25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建議中央採取後一種辦法，3月7日中央批復同意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報告，提出：對少數民族地區的金融、貿易政策應採取穩步前進而對少數民族（包括本地商人及上層分子）有利的方針。切忌躁進，尤不可將內地辦法搬進少數民族地區實行，並要求其他混合使用銀元和人民幣的少數民族地區，亦照此報告合理調整人民幣與銀元的比價。

五、嚴禁外幣在市場上流通，加強外匯管理

如前所述，舊中國貨幣混亂、外國貨幣廣泛流通，特別是解放戰爭後期，由於國民黨政府的貨幣信用崩潰，美鈔、港幣等外幣更是成為流通領域的主要計價手段之一。美鈔主要流通於北平、天津、上海、武漢等大中城市，尤以上海為最多；港幣則主要流通於華南地區，廣東、福建等地，幾乎是港幣的天下。

針對上述情況，各地解放後，人民政府立即加強了外匯管理，制定了外匯管理辦法，禁止一切外國貨幣在中國市場上流通。同時還規定：無論中國人還是外國僑民，凡持有外國貨幣者，必須在限期內，按規定牌價到中國人民銀行或其指定機構兌成人民幣，或者作為外幣存款換取外匯存單；因公務或旅行進入中國國境者所持有的外幣和票據，必須在中國人民銀行設在邊境的兌換機構兌成人民幣或作為外幣存款；一切外匯業務，包括國際貿易結算、國際匯兌、外匯買賣，都必須由中國銀行辦理或在其監督下由指定的銀行經營。

收兌外幣的工作，大致分為兩個階段。1949年初平、津解放到建國前為第一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工作是收兌華北、華東、中南等大中城市中的外幣，以美鈔為主；1949年10月廣州解放到1950年底為第二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工作是收兌廣泛流通於華南城鄉和西南邊疆地區的外幣。

在第一階段，人民政府一方面嚴厲取締外幣黑市買賣，另一方面則採取折實存款的辦法，吸收外幣存款，由於行政手段和經濟杠桿雙管齊下，效果較好。到1949年底，天津兌入103萬美元、97萬港元、其他外幣摺合120萬美元；上海則兌入758萬美元、149萬港元，吸收各種外匯、外幣存款共計1242萬美元、572港元、65萬英鎊。[9]

在第二階段，以驅逐和收兌港幣為主的禁止外幣流通工作更為艱巨。在1949年10月廣州解放至1950年2月，為了把港幣迅速逐出市場，人民政府對港幣採取了堅決肅清、排擠為主、兌換為輔的方針（因港幣數量巨大，如大量收兌將會引起物價暴漲），將港幣打入黑市，以促使其迴流香港和海外。 1949年11月18日，廣州市軍管會宣布：人民幣為合法貨幣，凡完糧納稅以及一切公私款項收付、物價計算、賬務票據契約，均須以人民幣為計算及清償本位，嚴禁外幣流通使用，但是由於港幣流通普遍、深入農村，兌換尚需時日，暫准按人民銀行的牌價使用。同時，人民政府還開展了拒用外幣的宣傳教育運動。為了打擊港幣黑市，穩定金融局面，人民政府於12月4日對地下錢庄、剃刀門楣進行了大掃盪，查獲地下錢庄170家、剃刀門楣498檔沉重打擊了港幣黑市，把港幣與人民幣的黑市比價由12月4日的1：3333元壓低到12月10日的1：1540元（同期人民銀行牌價為1：1500元）。斗爭的結果，確定了人民幣為市場流通中的唯一合法貨幣；鏟除了港幣黑市的據點——地下錢庄、剃刀門楣；並對人民群眾進行了拒用外幣的宣傳教育。

1950年2月以後，由於人民幣流通范圍擴大，同時交通的恢復也使政府掌握了較多的物資，基本具備了禁止港幣流通的條件。在這種情況下，1950年2月3日，廣州市軍管會宣布：禁止港幣流通使用。與此同時，人民銀行將兌換牌價提高，以利收兌；並頒布優待外幣存款辦法，准許外幣存款移作自備外匯或按優待僑匯的牌價支取人民幣。隨後，廣東也先後宣布禁止港幣流通。1950年3月統一財經以後，由於實行「三平」政策，物價幣值都趨於穩定，港幣黑市比價已為人民銀行的牌價所控制，人民幣已經完全佔領了城市市場。這個時期貨幣統一工作的主要任務是大量收兌港幣、組織人民幣下鄉。以廣州市為例，3月中旬以後每日的港幣收兌量比3月中旬以前每日最高量增加了100倍。僅1950年一年，廣東省就收兌港幣9211．3萬元、美鈔71．65萬元。據估計，到1950年9月底，停留在華南民間的港幣已不到原來的五分之一，人民幣已經完全佔領了城鄉流通市場。

六、中國大陸貨幣統一的實現

1949年至1950年的貨幣統一行動，並不是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的。它只是集中於關內的廣大地區，而對較早解放的東北、內蒙和剛解放的新疆並沒有實施貨幣統一，三個地區仍然行使其原有的地方貨幣，中央人民政府沒有急於實行全國貨幣的統一。這個決策是相當英明正確的。

B. 針對疫情發行的國債銀行有哪幾家

針對疫情發行的國債銀行有：農業銀行、工商銀行、中國銀行、興業銀行、南京銀行、上海農商行、交通銀行和寧波銀行作為承辦銀行。

根據國家開發銀行發布的信息，此次戰疫專題債券總共發行面額為135億元。

向社會公眾零售55億元，引導社會資金通過網路銀行渠道支持疫情防控工作。投資者可以通過以上八家銀行購買戰疫專題債券。需要注意的是，戰疫專題債券並不屬於國債，而屬於政策性銀行金融債。

(2)金融戰疫服務擴展閱讀：

戰疫專題債券發行信息：

1、戰疫專題債券的發行面額為100元/張，票面利率為1.65%，客戶按100元的整數倍進行認購。

2、國開行2020年戰疫專題債券為1年期固定利率附息債券，債券債券計息日為2月12日，上市日期為2月14日，首次付息日為2021年2月12日，到期兌付日為2021年2月21日。

3、各銀行承銷額度和認購時間有所不同，例如農業銀行額度為30億元，認購時間為2020年2月7日至2020年2月11日（10:00-16:00）。工商銀行額度為15億元，認購時間為2020年2月7日10:00-23:59,2月10日10:00-2月11日16:30。

4、購買戰疫專題債券的投資者還可領取專屬的認購紀念憑證。

C. 攜手戰疫WEY品牌減負經銷商 為消費者提供無憂用車服務

易車調查 當前，新型冠狀病毒的擴散讓所有企業的春節假期一延再延，抗擊疫情成為舉國上下的頭等大事，各個企業都在盡力馳援「戰疫」。 面對如此艱難處境，廣大車企積極參與馳騁疫情，並且針對企業選擇了自救，在產品、營銷、客戶及經銷商關懷等幾個維度上做文章。

日前，我們從WEY品牌了解到，因防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需要，企業宣布延期復工。為保障用戶在特殊時期的購車、售後提供無憂用車「五大保障、五心關愛行動「。同時，WEY品牌在疫情期間果斷採取一系列重大舉措，與經銷商夥伴站在一起，有信心，有決心共克時艱、共同打贏這場新型「戰疫」。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在如此嚴峻的時刻，WEY品牌是如何做的呢？

疫情伊始，長城汽車便迅速行動投入到對抗疫情的馳援中，旗下WEY、哈弗、歐拉、長城皮卡等四大品牌，向湖北省慈善總會捐贈人民幣500萬元，用於支援武漢、黃岡、潛江等十餘個城市購買急需的疫情防控物資，以及防控指揮部統一調配使用，為一線醫護人員和廣大用戶提供暖心服務。

2月3日，隨著確診病例救治任務的持續深入，重慶市面臨著防疫物資緊缺的危機。長城汽車決定將10輛總價值115萬元的長城炮皮卡捐贈給重慶市慈善總會，用於支援重慶地區的防疫應急工作，為防疫保障做好「愛心接力棒」。

為了疫情防控安排，長城汽車嚴格遵守國家和各省下達的按通知要求安排延期復工時間，注重保障員工的身體健康，並加大普及新型冠狀病毒的相關科普知識，加強員工的監督與管理，並提高上下游風險防範意識，從各方面向經銷商、供應商夥伴提供必要的支持，保證團隊、供應鏈和經銷商體系的穩定。

面對疫情帶來整體放緩的市場環境，WEY品牌快速發布多項經銷商全力支持政策，幫助經銷商度過難關。

一、考核減負：疫情期間，WEY品牌對各經銷商採取考核減負政策，實施「三不考核」，即不考核銷售、不考核進貨、不考核推廣，確保終端合理收益，保證經銷商在當前環境下健康發展；

二、財務減負：調整財務政策，延長三方還款期限，對於2月份到賬的銀行承兌匯票統一免收貼息，三方承兌匯票到期需贖證車輛，WEY品牌將積極協調延長還款時間，為經銷商提供更大的資源空間；

三、金融減負：適當調整購車金融政策，為用戶提供更為靈活的還款形式，降低購車門檻，促進經銷商終端銷售；

四、賦能經銷商多維度服務：調整銷售模式，多維出擊，重點針對線上銷售業務進行遠程培訓，進一步強化經銷商線上營銷能力，鼓勵使用網上4S店VR看車、微信直播看車、視頻直播看車、保持24小時400熱線等方式開展營銷，滿足消費者疫情時期看車、購車需求；

五、賦能一線銷售團隊和人員：設立專項基金，激勵經銷商一線銷售團隊和人員，確保終端銷售人員的合理收入，共渡難關；

六、賦能湖北疫區經銷商：對於疫情最為嚴重、經營壓力最大的湖北經銷商，WEY品牌將給予特殊的、最大的政策支持。

七、快速返利兌現，緩解資金壓力，鼓勵經銷商面對疫情時信心上陣。

與此同時，WEY品牌積極做好嚴格遵守國家下達的疫情防控安排，按通知要求安排復工時間，注重保障員工的身體健康，並加大普及新型冠狀病毒的相關科普知識，加強員工的監督與管理，並提高上下游風險防範意識，從各方面向經銷商、供應商夥伴提供必要的支持，保證團隊、供應鏈和經銷商體系的穩定。

長城汽車與WE

D. 美國是怎麼金融洗劫前蘇聯放盡它最後一滴血的

太長了，找到原文，網址http://wap.kdnet.net/?boardid=1&id=11005617&t=topic-show。
整個蘇聯——俄羅斯金融戰役大致劃分為以下幾個戰役階段：

第一個戰役階段：蘇聯——俄羅斯金融戰役的戰略條件准備階段

智慧的里根總統班子首先在80年代大肆發行美元的同時又提高利率，表面上對外宣傳是用來增加『經濟陷入危機的蘇聯在西方世界的籌款成本』，這個說詞本身就是整個金融戰役的一個有趣的組成部分。他用美元高息造成的堅挺假象，吸來了不可計數的外國商品使之充滿了美國的市場和美國百姓的家庭……然後，又通過各種媒體和信息渠道把這種空前繁榮的信息傳到蘇聯。

這時整個蘇聯從上到下瞬時被這種透支了明天的空前繁榮和消費所震顫，喪失了信心和辨別道路的能力。

事實上，里根總統恰到好處地在與蘇聯領導人會談時提出了一種善意的恐嚇：「我能拿出比現在多得多的錢與你們進行軍備競賽，你們受不了的！」[注]

以後整個蘇聯上下都彌散著一種對『美國繁榮的崇拜』和對『美國繁榮的反思』。由於這種信心的喪失是從真實的美國市場、美國家庭真實的富有的生活和整個國際金融力量對比中體會而來的，所以是『真實的』、『理智的』和『經得起反思的』，這就煽動了蘇聯——俄羅斯選擇走美國模式道路的意願，從而為下一輪金融戰役的勝負打下基礎。

第二個戰役階段：蘇聯——俄羅斯金融戰役的全面開戰和兩個戰場的形成

美國作為金融戰役的發起者，一邊用友好和和解，來掩蓋自己發動金融戰役的戰略意圖，一邊用透支信用製造出來的美國空前繁榮的『事實』，讓蘇聯的領導人和人民相信了自由市場、金融開放、『自由』選舉、取消政府監管；這一出自斯密——哈耶克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說正是奠定美國繁榮的基石。

這時適逢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短期內通過開放內外市場和家庭承包農業，解決了食品不足的問題。

蘇聯領導人從戈爾巴喬夫上台開始，要走比中國更果斷的改開之路。於是，在3——5年內就放棄黨的領導，打開國門，甚至主動解散蘇聯。這個過程如果把責任完全推在『一小撮賣國者和變節者』[注]的身上是極其不公正的，恰恰是蘇聯人民集體意願相信自己正在走上一條能夠最終實現『美國模式的繁榮的金光大道』，因而自發自覺地做出這一切選擇的！只是歷史和他們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也給了偶們中國無比寶貴的經驗和教訓！

這里不談政治層面的問題，只是想引導各位聰明的網友思考以下一個問題：金鍋破了難道不還是金！？瘦死的駱駝也比馬大——為什麼蘇聯解體後卻瞬間破產到幾乎一無所有？

蘇聯——俄羅斯如何突然由與美國並駕齊驅的超級大國，一度變成了一個二流甚至三流的半乞討國家的呢？

單純以金融戰爭金融戰役學的主攻擊點來說，對前蘇聯帝國發動決定性的金融打擊是首先來自美國經濟學家薩克斯後來臭名昭著的「休克療法」——『哈佛500天改革計劃』[注]。

其輔助戰役或者說輔助戰場，是有計劃的控制本已小范圍存在的盧布黑市，把一個原先只用來購買『西方奢侈品』而存在的小規模黑市，變成了一個有能力操控蘇聯當時全部國有貨幣——盧布[舊盧布]價格的地下的灰色金融市場。

1）這個『500天計劃』決議把蘇聯國有企業分為有價債券——股份，分發給全體蘇聯國民們，徹底完成私有化，准備讓蘇聯一舉進入「公平的自由市場」階段（也就是一舉進入透支信用換來的『美國夢 』）！

2)這個『500天計劃的』的宗旨，據說是：『公平』、『合法』。所以全體蘇聯人們毫無疑問地、歡

E. 索羅斯四大戰役是哪些

「破壞者」索羅斯的四場經典戰役。

1、英鎊危機，凈賺10億

1992年，德國經濟的發展如火如荼，德國的官方貨幣馬克兌美元的匯率也因此不斷攀升。

德國春風得意，英國經濟卻一直處於不景氣的境地，它需要實行低利率政策，以刺激經濟的增長。但德國政府卻因為財政上出現了巨額赤字，擔憂引發通貨膨脹，於1992年7月把貼現率升為8.75%。

但英國政府卻受到歐洲匯率體系的限制，必須勉力維持英鎊對馬克的匯價。而一場英鎊的曠世危機的導火索也由此被點燃：過高的德國利息率引起了外匯市場出現拋售英鎊而搶購馬克的風潮。在過去的200年間，英鎊一直是世界的主要貨幣。然而到了1992年9月，投機者開始進攻歐洲匯率體系中那些疲軟的貨幣，英鎊首當其沖。

1992年9月15日，索羅斯出場了。他開始大舉放空英鎊，英鎊對馬克的比價一路狂跌，英國政府也因此亂了陣腳。到了16日清晨，英國政府無奈宣布提高銀行利率2個百分點，幾小時後又宣布提高3個百分點，將當時的基準利率由10%提高到15%，並同時大量購進英鎊，希望可以吸引國外短期資本的流入，以增加對英鎊的需求以穩定英鎊的匯率。然而，就在英國央行布局的同時，索羅斯早已開始對英鎊的空襲。大量英鎊被拋出，大量德國馬克被買進。

盡管英國央行購入了約30億英鎊以力挽狂瀾，但未能阻擋英鎊如雪崩般的跌勢。16日收市，英鎊對馬克的比價在一天之內大幅下挫約5%，英鎊與美元的比價也跌到1英鎊等於1.738美元的低位。此後的一個月內，又再度下挫約20%。

英國政府不得不宣告這場貨幣保衛戰以失敗告終，並同時宣布英鎊將退出歐洲匯率體系，開始自由浮動。索羅斯和他的量子基金則在此次英鎊危機中獲取了逾十億美元的暴利。

2、泰銖淪陷，百億入賬

在英鎊危機爆發的5年後，索羅斯將他的目標鎖定在了東南亞。1997年的東南亞，大部分國家都沉浸在一場資產的盛宴中，對自身經濟體制的漏洞並無察覺。索羅斯再次抓住了機會。

由於泰銖具有在東南亞各國流通性良好、風險較小、資產泡沫巨大等特點，這種貨幣很快就成為索羅斯中意的突破目標。

1997年3月，泰國央行宣布國內數家財務公司及住房貸款公司存在資產質量不高以及流動性不足等問題。索羅斯將其視為採取行動的信號，下令拋售泰國銀行和財務公司的股票，導致泰國銀行儲戶在泰國所有財務及證券公司發生擠兌。

就在大家因為突如其來的崩盤不知所措陷入慌亂時，以索羅斯為代表的空頭們開始大量拋售泰銖。5月，泰國政府動用了3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和150億美元的國際貸款試圖挽救這場危機，但這筆數字相對數量龐大的游資而言，無異於杯水車薪。

1997年6月，索羅斯再度出兵，下令旗下基金組織出售美國國債以籌集資金，擴大「空襲戰」資金規模，並於當月下旬再度向泰銖發起了猛烈進攻。

然而，在擊破泰銖城池之後，索羅斯並不以此為滿足，他斷定，如果泰銖大貶，其他貨幣也會隨之崩潰，因此下令繼續擴大戰果，全軍席捲整個東南亞。這股颶風瞬間席捲了印尼、菲律賓、緬甸、馬來西亞等國家。然而，與泰國類似的是，這些地區央行的救援再度陷入「彈盡糧絕」的境地。

此後的局勢發展開始變得有些無法控制：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機制，實行浮動匯率機制，當日，泰銖兌美元匯率暴挫逾17%，外匯及其他金融市場陷入混亂。在泰銖波動的影響下，菲律賓比索、印度尼西亞盾、馬來西亞林吉特相繼成為國際炒家的攻擊對象。

1998年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將實行印尼盾與美元保持固定匯率的聯系匯率制，以穩定印尼盾。此舉遭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西歐的一致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揚言將撤回對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經濟大危機。受其影響，東南亞匯市再起波瀾，新元、馬幣、泰銖、菲律賓比索等紛紛下跌。

3、閃襲香港，遭遇慘敗

1997年7月中旬，港幣遭到大量投機性的拋售，港幣匯率受到沖擊，一路下滑，已跌至1美元兌7.7500港幣的心理關口附近；香港金融市場一片混亂，各大銀行門前擠滿了擠兌的人群，港幣對始多年來的首度告急。香港金融管理當局立即入市，強行干預市場，大量買入港幣以使港幣兌美元匯率維持在7.7500港元的心退關口之上。

剛開始的一周時間里，確實起到了預期的效果。但不久，港廳兌美元匯率就跌破了7.7500港元的關口。香港金融管理局動用外匯儲備，全面干預市場，將港幣匯率重又拉升至7.7500措元之上，顯示了強大的金融實力。索羅斯第一次試探性的進攻在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有力防守中就這樣失敗了。

這時候的索羅斯剛剛打完一場漂亮的「掃盪戰」，掃盪了整個東南亞金融市場，這次出手甚至波及到了整個世界的金融市場，但是索羅斯絕不是那種肯輕易罷休的人，他開始對港幣進行大量的遠期買盤，准備再重視英格蘭和東南亞戰役的輝煌。

1997年7月21日，索羅斯開始發動新一輪的進攻。當日，美元兌港幣3個月遠期升水250點，港幣3個月同業拆借利率從5.575％升至7.06％。香港金融管理局立即於次日精心策劃了一場反擊戰。香港政府通過發行大筆政府債券，抬高港幣利率，進而推動港幣兌美元匯率大幅上揚。同時，香港金融管理局對兩家涉嫌投機港幣的銀行提出了口頭警告，使一些港幣投機商戰戰兢兢，最後選擇退出港幣投機隊伍，這無疑將削弱索羅斯的投機力量。當港幣又開始出現投機性拋售時，香港金融管理局又大幅提高短期利率，使銀行間的隔夜貸款利率暴漲。一連串的反擊，使索羅斯的香港征戰未能討到任何便宜，據說此舉使索羅斯損失慘重。這次出手也是索羅斯為數不多的「敗仗」之一。

中國政府也一再強調，將會全力支持香港政府捍衛港幣穩定。必要時，中國銀行將會與香港金融管理局合作，聯手打擊索羅斯的投機活動。這對香港無疑是一種強心劑，但對索羅斯來說卻絕對是一個壞消息。「索羅斯所聽到的」壞「消息還遠不止這些。1997年7月25日，在上海舉行的包括中國、澳大利亞、香港特別行政區、日本和東盟國家在內的亞太11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央銀行會議發表聲明：亞太地區經濟發展良好，彼此要加強合作共同打擊貨幣投機力量。這使索羅斯感到投機港幣賺大錢的希望落空，只得悻悻而歸。

4、做空日元，狂賺10億美金

與之前做空英鎊和泰銖不同，做空日元的手法似乎更加狡猾和老到。

近幾年全球經濟的不景氣，讓索羅斯瞄準了日本這個動盪的肥肉。一位業內投資人士認為日元遭到對沖基金做空的根本原因，還在於其經濟體制內部的病因。

過去的十年間，日本政府大力推銷國債，日本財政收入對於舉債的依賴已經使得日本國債如滾雪球般地越滾越大，幾乎達到收不抵支的情況。

有數據顯示，與歐債危機中心地帶各國債務/GDP接近150%的比值相比，日本的這一數字竟高達200%，但仍能靠著借新錢還舊賬的「龐氏騙局」維持。

於是，「做空日元」成為當時華爾街最熱門的投機交易。據了解，從2012年11月到2013年2月，日元兌美元匯價已經下跌近20%，2013年2月更是創下33個月新低，為1985年來同期表現最差。

索羅斯當然不會錯過這樣的掘金機會，不過，主導那次做空的是跟隨他20多年的得意門生斯科特-貝森特。

2012年夏，貝森特正式接掌索羅斯基金。當遭遇9級地震的日本開始大量進口原油時，他便預測日元會貶值並積極尋找機會做空。直到2012年10月，貝森特前往日本調研，在得知「渴望」日元進一步量化寬松的安倍晉三當選首相幾率最大同時他發現大量日本資金從澳元高息資產撤回國內後，他感覺時機已經來臨。

為了籌集巨額建倉資金，索羅斯大量拋售股票。根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文件顯示，索羅斯賣出通用汽車與通用電氣的股份。並且其基金在上一季度售出了110萬股LinkedIn、26萬股亞馬遜以及250萬股Groupon的股票。

若大手筆做空日元，必定會引發日本金融監管部門「注意」，貝森特的主要策略是通過日元利差交易放大杠桿融資，大量買進押注日元貶值與日股上漲的衍生品投資組合。一位接近索羅斯基金的人士透露，貝森特主要做空的日元頭寸，集中在執行價格為90-95區間的日元看跌期權，並以杠桿融資買漲日股作為「掩護」。

這也是索羅斯慣用的手法——做空外匯市場，做多股票和指數。所以，索羅斯除了增加日元空倉外，還買漲日股，日本股票占該公司內部投資組合的10%。因為索羅斯認為日本解決經濟困局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貨幣貶值，而貨幣貶值會引發另一個現象，就是短暫的股指繁榮，註定這是一筆穩賺不賠的生意。

的確，日經225指數從2012年11月份8619的低點上漲幅度達到33%，這又讓索羅斯大撈一筆。

F. 國投行的戰役專題債券為什麼打入鵬華基金公司的賬號

國投行的戰役專題債券打入鵬華基金公司帳號是因因為聯合行動金融投資。

G. 漢朝金融戰役是什麼

鑒於幣制混亂和鑄幣失控後引起的吳楚叛亂等嚴重後果，漢武帝在統治期間先後進行了六次幣制改革，才使漢初以來一直未能解決的貨幣問題得到了比較徹底的解決。

H. 「戰疫」下的賓士經銷商：有序推進復工，共待春暖花開

原本喧囂的街道人煙稀少，行人臉上的笑容也被各種各樣的防護口罩所代替，往日的閑適已經不復存在，行人想的更多的則是早點在外面把事情辦完，然後躲進家裡面用消毒液洗手···?···這正是新型冠狀病毒肆虐下的人群眾生相。

隨著春暖花開，國內疫情的好轉，在堅持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時，有序復工復產成為經濟社會秩序恢復的關鍵。在汽車市場領域，據工信部3月4日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3月3日24時，16家重點整車集團主要生產基地開工率已達84.1%，員工復崗率達到66.5%。

經銷商能夠順利復工，得益於其與廠家的默契協作。防疫期間，賓士廠家為經銷商提供了詳細的復工指導手冊，配合直觀細致的視頻文件，並開展相關線上培訓，與經銷商夥伴一起致力於復工之後防疫措施的落實和執行。

除此以外，業務支持也是關鍵。據了解，廠家為經銷商提供了財務支持，提前支付了部分新車和配件銷售獎金；延長到期車輛還款時間、庫存和批發車輛融資免息和補貼等政策；同時延長了上半年試駕車配備期限。

有效的業務支持舉措輔以培訓和相關指導，體現了在特殊時期，賓士攜手經銷商夥伴共克時艱的決心。而對工作人員和客戶安全的種種考量、全面的線上服務和一系列客戶關懷服務的推出也體現了一個品牌強大的綜合能力和體系力，穩定了市場信心。

「展望全年，我對整個行業的恢復還是持比較積極的態度。尤其對賓士品牌而言，我們有品牌的豐富積累、有優秀的產品以及人性化的服務，我們會一如既往地以實干篤定前行，讓賓士品牌更加深入人心。」北京鵬龍大道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總經理李秋陽表示道。

通過三家的經銷商走訪，其就像一枚鏡子，折射出整個汽車市場開始陸續走向正軌。最是一年春好處，車市將和樹木一樣，都開始發新芽。

本文來源於汽車之家車家號作者，不代表汽車之家的觀點立場。

I. 金融如何影響戰爭,金融在戰爭中的作用

金融與戰爭
有人認為就是金融就是金融，戰爭就是戰爭沒有必然的聯系，可是戰爭的目的是什麼呢？就是為了利益呀！沒有一場戰爭的背後沒有經濟利益，無論是古代戰爭還是當代的二次世界大戰，亦或是朝鮮戰爭，伊拉克戰爭背後無不應藏著經濟利益。可見金融與戰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大家眾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1929年的金融危機，發達國家為了
保險1001 張劍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