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機構工作人員犯罪案例分析

Ⅰ 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違反規定，為他人出具信用證或保函等 ，會被處以什麼刑罰

銀行或者其他抄金融機構的工作襲人員違反規定，為他人出具信用證或保函等造成較大損失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重大損失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違反規定，為他人出具信用證或者其他保函、票據、存單、資信證明，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1)金融機構工作人員犯罪案例分析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票據承兌、信用證、保函等，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特別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Ⅱ 求「金融工作人員常見犯罪及防範策略「

淺談金融領域工作人員職務犯罪的特點、原因及預防對策
2011-04-08

乾縣人民檢察院 李保華

發生在金融領域的職務犯罪案件，不僅對金融事業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而且誘發和加劇了金融風險，危害了社會的穩定與發展。銀行是金融管理貨幣資金的機構，責任重大。銀行幹部員工整天與現金、票據打交道，其工作人員既有各崗位各職級相關職責及權利，同時又存在各崗位各職級人員利用職務進行非法活動的土壤。因此，預防銀行工作人員高科技、高智能職務犯罪不能忽視。筆者結合典型案例，淺談銀行工作人員職務犯罪的特點、原因及防範對策。
一、 金融領域工作人員職務犯罪的特點
2006年，我縣某郵政貯蓄部王某在為縣人壽保險公司代理國壽養老年金險和國壽永泰年金險當保險到期兌付時，利用職務之便私自將5281.81元的養老金險利息和33883.59元的永泰年金險紅利予以隱匿並保存在葛某處，並於2007年底予以私分。通過對此案的調查分析，筆者發現銀行工作人員職務犯罪具有一下特點：
（一）具備現金來源和接受現金的便利，打「現金」的主意。發案一般在金融基層一線要害部門的工作人員中間。銀行一線工作人員直接經手掌握公共資金，具備隱蔽作案的便利條件。他們每天從早到晚都和現金打交道，工作中手裡整點的錢和班後自己兜里消費的錢反差特別大，環境的熏染和金錢的誘惑，往往會使個別從業人員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嚴重錯位，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治思想上的免疫功能。於是，個別人在「錢來錢去」中尋機作案。如某支行出納負責人辛某利用職務之便做陰陽帳，盜用密碼，互劃帳款等手法，使帳款相符、帳面假平，掩蓋庫存余額實存數。6年中辛在其崗位，累計竊取庫房現金256萬元，已被法院判處無期徒刑。
（二）具備資金劃撥和業務運作的便利，打「票據」的主意。由於職務犯罪的專業性強，犯罪嫌疑人，特別是領導幹部，對業務較為熟悉，對於辦理業務手續、操作程序及審查要件等都了如指掌。銀行業務運作流程更新換代較快，特別是綜合處理系統和儲蓄（3、0版）處理系統上線後，「5031轄內往來」科目的核算和管理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個別人在系統升級後鑽「5031轄內往來」報單當日未達到空子，在「報單往來」中尋機作案。如某銀行上半年通報的6起案件中，多數是利用職務及綜合櫃員運作之便，通過儲蓄與對公「5031轄內往來」票據挪用資金，累計涉案總金額1518、3萬元。
（三）具備「貸款發放權」和參與（三查）的便利，打「回扣」的主意。由於金融是管理和經管貨幣資金的特殊行業，金融職務犯罪及金額造成的損失往往是巨大的，給國家造成的經濟損失也是十分嚴重的。隨著世行項目的開發運用，銀行的信貸業務進一步趨於完善，貸款運作的安全系數明顯提高。但由於貸款生效後，貸款資產質量在帳面反映存在滯後性，潛在風險形成的最終損失，要在貸款發放若干年後才能顯現出來。這樣，給心存僥幸見錢眼開、「胳膊肘往外扭」尋求既得利益的個別從業人員，提供了利用其職務幫助企業對付銀行，套取銀行信用。如某支行信貸員張某負責貸前調查，為企業貸款二百萬元，放款後的第三天便收受該企業20萬元。事隔一年半後，張某的腐敗行為才暴露，現已被法院以公司、企業人員賄罪，判處有期徒刑8年。
二、金融領域工作人員職務犯罪的原因
（一）用人失察、失教、失管。從銀行的各項業務來看，在選人、用人上雖然要經過「要害崗位各級審查」的把關，但人員上崗定位以後，其失察、失教、失管的現象比較嚴重。如前述辛某自入行以來，表面上勤勤懇懇、任勞任怨，是行的歷年的先進個人，曾被推薦為總行先進個人。給人的印象，他是一個十分可靠和值得信任的好同志，工作中對其根本沒有絲毫介意。在出納崗位幹了12年，支行領導已換了4 任。當領導找其談話要給予調換工作時，曾被本人拒絕，並主動提出不調動崗位，「願為出納作貢獻」。這種「積極、向上、進步的假象，給領導用人造成錯覺，對「紅人」、「能人」、「名人」的問題姑息遷就，結果陷入「失查於禍起之時，震驚於案發之後」的被動局面，辛作案長達6年，之所以長期不被人察覺，一再矇混過關，其重要原因是，監督用人、管人的制度措施沒有得到落實。
（二）「金錢」的誘惑，喪失職業道德。法律觀念淡漠、個人貪欲膨脹、以權謀私、鋌而走險是金融機構工作人員，特別是信貸、營業部門工作人員發生職務犯罪的思想根源。他們大都手中掌握一定的資金分配權，很容易成為某些不法分子覬覦的目標。如銀行個別信貸員不能正確認識和處理工作關系，把銀企關系混同人情關系，將手中的權力同人際交往混淆在一起，最終感情超越原則，抵擋不住「金錢」的誘惑，以至成了企業的「內線」。更有甚者「同企業穿一條褲子」，幫助企業對付銀行，惡意套取銀行資金，並從中撈取好處。其表現：一是個別信貸員把正當的銀企關系逐步演變成夥伴關系；二是由夥伴關系逐步蛻化成利害關系。在利益的驅動下，步入腐敗的泥潭。
（三）監督制約機制形同虛設，業務檢查不到位，流於形式。規章制度落實不力、有章不循、違章操作給金融職務犯罪以可乘之機。不少案件表現為作案時間的持續性和作案次數的連續性，有的長時間不能被發現，反映出事後監督不細，崗位制約不嚴，自查、互查，檢查有的流於形式，不能及時發現問題，或發現疑點後也沒有深究，或責任追究失之以軟、失之以寬，未達到警示教育的目的進而導致案件的發生。在銀行各項業務中，特別是「敏感」部門的崗位，在內控和防範上，對業務中每個環節、每個步驟、每道關卡都制定了相應的制度和措施，規定的又細又全，手續嚴密，責任分明。然而，在落實這些監管措施時不到位，有斷檔和錯位現象，而來自上級有關部門的監督檢查也存在走過場的形式主義，致使作案人在上級監督不到位、同級監督不了、下級監督無效的情況下，在職務犯罪「自由王國」里，任意作為。這是對銀行崗位監管失控而誘發職務犯罪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
三、金融領域工作人員職務犯罪的預防對策
近幾年來，銀行系統職務犯罪案件不斷增多，涉案金額越來越大，擾亂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影響了社會的穩定，給國家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如何減少和預防銀行系統職務犯罪的發生，是一個亟待解決的課題。銀行系統職務犯罪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復雜的，要遏制職務犯罪就必須從防範入手，實現管理人、管規章、管監督三管齊下的預防工作格局，防患於未然。
（一）預防目標之一，管人。培育一支高素質的銀行幹部員工隊伍是預防職務犯罪的關鍵。銀行所有的經營活動都必須靠人來運作，每一個崗位的人員都負有重要的職責。崗位職責的重要性決定了銀行必須建設一支具有較高道德、職業素質和法律意識的幹部員工隊伍。要圍繞金融幹部職工的思想政治素質加強教育，夯實拒腐防變的思想基礎。抓政治理論教育，用科學的理論武裝頭腦，使之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抓職業道德教育，以職業道德力量抵禦腐敗侵蝕；抓警示教育，用法律和紀律約束廣大幹部職工的言行。一是嚴把進人用人關。要堅持德才兼備、用人唯賢的原則，聘用綜合素質高的員工，把道德規范、作風正派、既懂業務、又會管理的幹部提拔到領導崗位上來。同時，合理調配人員，對重要崗位人員實行月度風險津貼和風險考核，實行強制休假和崗位交流。二是加強崗前培訓。崗前培訓不僅是提高幹部員工工作技能和管理水平，更重要的是強化幹部員工按規章制度操作、按業務流程辦事的意識和依法經營理念。三是開展經常性的法制教育和規章制度學習。不斷地讓幹部員工了解法律、制度的具體內容，使幹部員工對每一項業務、每一個工作環節和每一個流程的規定、要求、風險提示、處罰力度都明明白白，消除因不知法而犯法、不知規章而違規的盲區，逐步提高員工職業素質。同時採取以案示教、案例分析，在內部信息網上通報違紀違規人員等靈活多樣的形式，教育員工把鐵規章、鐵算盤、鐵帳本視為銀行的生命，把遵紀守法視為基本的職業道德，幫助員工逐步樹立自律意識，自覺遵紀守法。
（二）預防目標之二，管規章。建立一套以防為主的內部控制機制，這是預防職務犯罪的根本。一是找准一線業務中存在薄弱環節和風險點，建章立制，有針對性地防範。通過建章立制，從內部堵塞管理細節上、工作作為上存在的漏洞，搭起縱向橫向環環相扣防範犯罪的籬笆牆，從客觀上減少犯罪的可能性。對發生違規問題多的單位，重點進行整頓，在規定的時限內，按照規定的程序實地整改，加強預防措施，達到舉一反三的整改效果。二是強化員工遵守法律、遵守銀行規章制度的意識。經過多年的法制建設，規章制度的不斷完善，銀行已經不缺少成文的法律和規章制度。從對銀行職務犯罪內部原因來看，缺乏的是嚴格按法律和規章制度辦事的意識和態度，使職務犯罪有機可乘。銀行的各級管理人員要樹立依法經營、按章辦事的意識，既要對規章制度的內涵、重要性及其與經營效益的關系有清醒的認識，又要在經營中自覺維護規章制度和金融法規的嚴肅性。
（三）預防目標之三，管監督。加強對銀行經營秩序的監控，在依法制行上狠下功夫，這是預防職務犯罪的保障。在新舊體制交替過程中，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是難免的，只有加強監督才能減少和預防職務犯罪的問題。當前應著重解決好三個問題：一是加大監管的力度，制止違法經營和不正當競爭。要把銀行的經營活動統統納入法制化軌道，依法經營，依法管理，依法治行。要對規章制度執行情況進行認真檢查，特別對管理混亂、案件頻發的單位更要進行重點整頓，發現問題限期整改。必須將各項經營活動嚴格限制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二是發揮內控機制的作用，強化內部管理和監督。銀行內部控制制度是商業銀行為實現業務經營的安全性、流動性、效益性而形成的一種自我調整、自我制約、自我控制的制衡機制，隨著銀行內部專業化分工越來越細，銀行內部的控制顯得更為重要，特別是現代化科技手段在銀行業的廣泛應用，內控制度也應與時俱進，與之相適應。三是及時正確的處理違法犯罪行為。要主動與檢察機關聯系，對銀行內部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早發現，早解決，依法加大查辦銀行職務犯罪的力度，充分發揮法律的震懾作用。對違法犯罪人員，要准確有力地給予打擊，該移交司法機關處理的要移交司法機關處理，該移交紀檢監察部門處理的要移交紀檢監察部門處理，該除名的一定要除名，決不能姑息遷就，保持銀行幹部員工隊伍的純潔性。

Ⅲ 金融機構犯罪的主要特點有哪些

金融機構犯罪的主要特點：一是高利率高回收，二是開始有禮品，三是錢少時利潤很快到手，四是最後失蹤了！

Ⅳ 求近年金融職務犯罪案例+分析

內外勾結貪污銀行巨款案
「案情」

被告人：薛根和，男，32歲，海南省瓊山縣人，原系中國工商銀行海口市分行東風辦事處會計。1992年12月6日被逮捕。

被告人：陳貽全，男，52歲，海南省文昌縣人，原系海南益通實業貿易公司總經理。1993年2月23日被逮捕。

被告人：熊道先，男，50歲，四川省成都市人，原系海南省遠洋貿易公司副總經理兼業務總經理。1977年因犯詐騙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年，1992年12月6日因本案被逮捕。

被告人：趙東方，男，42歲，河北省唐山市人，原系貴州金龍企業經貿總公司籌備組成員。1984年因犯詐騙罪被人民檢察院免予起訴，1993年2月25日因本案被逮捕。

被告人：楊紹瓊，女，50歲，四川省成都市人，原系貴州金龍企業經貿總公司籌備組成員。1993年2月25日被逮捕。

被告人：張德全，男，41歲，海南省瓊山縣人，原系海南益通實業貿易公司房地產部聘用經理。1993年2月23日被逮捕。

被告人：熊元龍，男，25歲，四川省成都市人，原系海南省遠洋貿易公司財務部聘用經理，系同案被告人熊道先之子。1993年1月14日被逮捕。

被告人：戴開業，男，28歲，海南省海口市人，無職業。1992年12月14日投案自首，1993年5月22日取保候審。

1992 年1月至4月間，被告人薛根和與被告人陳貽全經過共謀，以做生意為名，由薛根和盜用銀行空白匯票四張，以海南益通實業貿易公司（以下簡稱益通公司）的名義，分別匯往甘肅省物資交易中心10萬元，陝西省咸陽市旅遊公司產銷部5萬元，山東濰坊經濟開發投資公司10萬元，陳貽全自帶匯票到陝西省咸陽市解付10 萬元，總金額35萬元。此款被陳貽全佔有使用。

1992年6月5日，被告人熊道先代表海南省遠洋貿易公司（以下簡稱遠洋公司），陳貽全代表益通公司，雙方達成「合並聯合辦公，共同辦理出口山羊絨業務」的協議。熊道先提出急需解決100萬元資金。經薛根和、陳貽全、熊道先等人共謀後，由薛根和盜用銀行空白匯票一張，填上100萬元金額，以益通公司的名義匯往中國工商銀行廣州市分行第一營業所，由熊道先指使其子、被告人熊元龍自帶匯票前往解付。解付後，熊道先將其中的50萬元轉到海南明莊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用於歸還個人欠款，將337500元歸還海南百威裝潢公司欠款，提取16萬元交給被告人趙東方、楊紹瓊用於修改美元信用證條款的手續費，餘款2500元由熊元龍作為解付匯票的費用。

1992年6月間，被告人趙東方、楊紹瓊與熊道先、陳貽全、薛根和等人商定，由益通公司、遠洋公司和貴州金龍企業經貿總公司籌備組（以下簡稱金龍公司籌備組）聯合成立華南金龍企業集團公司。趙東方以辦公司需要注冊資金和調劑美元為名，由薛根和盜用銀行空白匯票兩張，以益通公司的名義，先後匯給金龍公司籌備組人民幣共500萬元，由楊紹瓊指使其子趙衛（在逃）解付。其中，楊紹瓊用100萬元償還貴州省貴陽電視機廠的欠款；趙東方用 12萬元在唐山市購買私房，用110萬元作為貴州金龍企業經貿總公司的注冊資金。同時，還匯到遠洋公司的海口帳戶9萬元，分三次匯到益通公司的海口帳戶共計140萬元（其中陳貽全償還廣東省徐聞縣糧油飼料公司的個人欠款561100元）。餘款129萬元被陳貽全、趙東方、楊紹瓊佔用揮霍。

1992 年6月中旬，薛根和、陳貽全、熊道先等人共謀，為支付香港國華銀行開出的600萬美元信用證的開證費，由楊紹瓊與香港恆基公司蔡德基簽訂了所謂的山羊絨包裝袋合同。同年6月17日和29日，由薛根和盜用銀行空白匯票兩張，以益通公司的名義，匯往廣東省東莞市霄邊商行人民幣400萬元，並由陳貽全將匯票帶到廣東省南海縣交給趙東方、楊紹瓊，再由趙、楊將兩張匯票交蔡德基帶到東莞市霄邊商行解付。然後由霄邊商行將人民幣400萬元兌換4494949元港幣匯到香港寶生銀行蔡德基妻子羅沛雄私人存摺上。其中，蔡德基用於600萬元美元信用證的開證費及中間人手續費2614000元港幣，餘款1880949元港幣由港商鄧××提取佔用。

1992年6月18日，熊道先、陳貽全與薛根和密謀，以定購山羊絨需要資金為名，由薛根和將一張銀行空白匯票帶到熊道先的辦公室，當著熊道先、陳貽全的面，按照熊道先提供的收款單位和帳號，以益通公司的名義，填寫匯票金額200萬元，並將匯票交給熊道先。熊指使遠洋公司的業務員林曉彬到中國工商銀行包頭市分行環城路辦事處解付。林曉彬按照熊道先的指使，匯回中國工商銀行海口市分行大英山辦事處45萬元並提取現金，交給海南昌華房地產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詩錦為熊道先、熊元龍、黃康仁、田靜辦理出國護照費用；匯105萬元到包頭市商檢勞動服務公司，其中又轉50 萬元償還熊道先在湖南株州對外經濟貿易總公司的個人欠款，轉呼和浩特市土畜產進出口公司40萬元作為定購山羊絨的定金，10萬元由馬長春用於歸還個人欠款；其餘50萬元由林曉彬提取現金後與熊道先、熊元龍等人共同使用。

1992年6月29日，熊道先、薛根和密謀策劃購買房屋。薛根和將一張銀行空白匯票帶到熊道先的辦公室，按照熊所提供的收款單位及帳戶，以益通公司的名義，填寫金額人民幣400萬元，並將匯票交給熊道先。熊指使黃康仁（在逃）自帶匯票到廣東省電白縣解付，黃康仁將395萬元轉回遠洋公司帳上。同年7月2日，又轉到海南華秀開發承包公司3906757元用於購買海口市濱海花園小區三號樓二單元和七號樓。除廣東省電白縣石化公司佔用5萬元外，餘款43243元被熊道先佔用。

1992年6月至7月間，薛根和與潘正東（在逃）多次策劃盜取銀行資金。薛盜用銀行空白匯票五張，分別以海南昌華房地產開發公司、遠洋公司的名義，先後匯往湛江市、長春市、南海縣九匯鎮等地，由潘正東等人解付，總金額為人民幣559萬元。潘正東用其中180萬元購買7輛轎車（組裝件），爾後將其中5輛車轉給熊道先的遠洋公司使用。薛根和用其中228萬元為遠洋公司購買海口市濱海花園小區三號樓二單元和七號樓提供購房手續費，辦理房產證費、裝修費、電話安裝費，辦理美元信用證等費用；用30萬元購買海口市嶺下村70號三層樓私人住宅一棟；用36萬元購買海口市沿江西路433號三層樓私人住宅一棟；用162000元歸還挪用海口市橡膠三廠經營部等企業款；以許雪梅、麥惠芳的名義存入銀行（定期）40萬元；餘款29萬元被薛根和揮霍。

1992 年8月25日，薛根和察覺事情將要敗露，找熊道先、張德全、潘正東策劃攜款外逃。薛根和盜用銀行空白匯票一張，以遠洋公司的名義，填寫金額人民幣400萬元，交給熊道先、張德全帶到湛江市通過陳丹（在逃）解付。熊道先交給趙東方60萬元，先後兩次又轉回遠洋公司100萬元；陳丹交給薛根和和現金40萬元；薛根和外逃時在陳丹處取走現金13萬元。案發前陳丹轉回遠洋公司191萬元。

1992年10月9日，薛根和與熊道先、陳丹等人共謀，以購買海口市濱海花園小區的兩棟樓房需要裝修費的名義，由薛根和盜用銀行空白匯票一張，填寫金額人民幣150萬元，以遠洋公司的名義匯往昆明市（收款人李可文），由陳丹在昆明解付後匯回遠洋公司帳戶。案發後由於發現及時，中國工商銀行海口市分行將該款分錄沖銷，故未造成損失。

1992 年10月9日，趙東方打電話給薛根和、熊道先，謊稱已經搞到6000萬元港幣匯票，但需要手續費人民幣600萬元，並將收款單位、解付銀行傳真到遠洋公司熊道先處。薛根和與熊道先密謀後，由薛盜用銀行空白匯票一張，以遠洋公司的名義，按趙東方提供的帳號，將人民幣600萬元匯到廣東省深圳市羅湖區建築公司怡新商店。由於薛根和在填寫匯票時沒有打蓋密押，此款被及時發現扣押，未造成損失。

此外，薛根和利用本人掌管同城票據交換、綜合的職務之便，分別於1991年12月5日、12月10日先後兩次偽造兩張進帳單夾進原兩張同城票據憑證的進帳單中，與二三五暫收款項對轉入帳，以假充真，將4710元分兩次轉入益通公司陳貽全處。陳貽全提出現金4650元交給薛根和，供薛揮霍使用。

薛根和還利用職務之便，採取塗改同城票據（代付）憑證的收款單位，編造假進帳單的手段，分別挪用海口市化工三廠、海口市大海服務部、海口市橡膠三廠、海口市輪胎廠等企業單位結算資金共6筆，計人民幣162458.03元，用於他人做生意及歸還陳貽全的欠款。

1992 年10月15日，薛根和在中國工商銀行海口市分行東風辦事處接到外地查詢匯票電話後，覺察到自己和同夥的犯罪事實即將敗露，便與熊道先、張德全、熊元龍以及被告人戴開業策劃潛逃。熊元龍、戴開業即連夜開車將薛根和、熊道先、張德全送往廣東省港江市。10月16日薛根和等人從湛江市郊勞務糧油公司購銷部經理陳丹處提取現金後，由熊元龍開車把他們送到廣西邊境，當晚由戴開業找人帶路，薛根和、熊道先、張德全偷越國境，逃往越南，案發後戴開業於1992年12月 14日到海口市人民檢察院投案自首。

「審判」

海南省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經過公開審理認為，被告人薛根和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夥同被告人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張德全等人，採取內外勾結，盜取銀行匯票，擅自打蓋密押，隱匿和銷毀底聯的手段，共開出銀行空頭匯票19張在外地銀行進行解付，共同貪污公款3344萬余元（其中600萬元貪污未逐）。此外被告人薛根和採取偽造銀行進帳單的手段，貪污銀行代收手續費4710元。被告人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張德全與被告人薛根和相勾結，由薛根和採取盜取銀行空白匯票，開空頭匯票不上帳的手段，共同貪污銀行公款。被告人薛根和的行為構成貪污罪，被告人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張德全夥同貪污，均構成貪污罪的共犯。其中，被告人薛根和、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本案主犯，被告人張德全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本案從犯。被告人薛根和還採取塗改同城票據（代付）憑證的收款單位，編造假進帳單的手段，挪用海口市橡膠三廠經營部等企業資金共6筆共計人民幣162458.03元，已構成挪用公款罪。被告人薛根和、熊道先、張德全為逃避法律制裁而偷越國境，情節嚴重，均構成偷越國境罪。被告人熊元龍、戴開業明知薛根和、熊道先、張德全有重大犯罪嫌疑而協助他們逃避法律制裁，將他們轉移、窩藏，均構成窩藏罪。

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確認本案各被告人的具體罪責如下：

被告人薛根和利用職務之便，夥同被告人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張德全共同貪污人民幣33444710元（其中600萬元貪污未遂）。薛根和本人實際佔用人民幣6124650元。案發後追回贓款和贓物折款共計人民幣2573912.34元，給國家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犯罪情節特別嚴重，應依法從重處罰。

被告人陳貽全勾結薛根和並夥同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參與共同貪污人民幣12354710元。陳貽全本人實際佔用人民幣175萬元。案發後追回贓款人民幣65941.7元，給國家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犯罪情節特別嚴重，應依法從重處罰。

被告人熊道先勾結薛根和並夥同陳貽全、趙東方、楊紹瓊等人，參與共同貪污人民幣2050萬元（其中600萬元貪污未遂）。熊道先本人實際佔用人民幣749 萬元。案發後追回贓款和贓物折款共計人民幣4685775元，給國家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犯罪情節特別嚴重，應依法從重處罰。

被告人趙東方勾結薛根和並夥同陳貽全、熊道先、楊紹瓊等人，參與共同貪污人民幣900萬元。趙東方與楊紹瓊等人實際共同佔用人民幣311萬元。案發後追回贓款12萬元，給國家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犯罪情節特別嚴重，應依法嚴懲。

被告人楊紹瓊通過趙東方勾結薛根和並夥同陳貽全、熊道先等人，參與共同貪污人民幣900萬元。楊紹瓊個人揮霍並與趙東方共同佔用人民幣339萬元。案發後追回贓款和贓物折款共計人民幣1264576元，給國家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犯罪情節特別嚴重，應依法嚴懲。

被告人張德全受薛根和的指派，與熊道先一起參與解付400萬元匯票的犯罪活動，是本案從犯。張德全歸案後能積極協助檢察機關抓獲薛根和、熊道先等主要案犯，對偵破此案起了一定的作用，可以酌情從輕處罰。

被告人熊元龍明知薛根和、熊道先、張德全屬重大犯罪嫌疑對象，為了使他們逃避法律制裁而積極幫助他們偷越國境，窩藏犯罪分子，情節嚴重，應依法懲處。

被告人戴開業明知薛根和、熊道先、張德全屬重大犯罪嫌疑對象，為了使他們逃避法律制裁而積極幫助他們偷越國境。案發後尚能主動到檢察機關投案自首，並向檢察機關提供線索，對偵破此案起了積極作用，可以從輕處罰。

本案共追回贓款人民幣4974255.18元（不包括貪污未遂的600萬元和工商銀行沖銷的150萬元），追回贓物折款人民幣6271570元，兩項共計人民幣11245825.18元，尚有14698884.82元沒有追回，國家遭受重大經濟損失。

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根據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實和情節，經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百七十六條、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二款、第二十二條第一款、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條、第五十一條第一款、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一款、第六十條、第六十三條、第六十四條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第一條、第二條第一款第（1）項、第三條第一款、第十二條的規定，於1993年8月13日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薛根和犯貪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犯挪用公款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犯偷越國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二、被告人陳貽全犯貪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三、被告人熊道先犯貪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犯偷越國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四、被告人趙東方犯貪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五、被告人楊紹瓊犯貪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六、被告人張德全犯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犯偷越國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七、被告人熊元龍犯窩藏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

八、被告人戴開業犯窩藏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

九、以下追繳的贓款贓物，依法退回中國工商銀行海口市分行，對依法不應退回的，上繳國庫。（贓款贓物清單略）

十、本案中尚未追回的贓款贓物及與本案有關的查封、凍結的財產依法繼續追繳處理。

宣判後，薛根和服判不上訴。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以他們的行為不構成貪污罪為理由提出上訴，熊元龍、戴開業以原判量刑過重為理由提出上訴。

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經過二審審理認為，原審判決認定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准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採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六條第（1）項的規定，於1993年8月28日作出刑事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並依法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依照死刑復核程序對本案進行了復核，確認一、二審人民法院認定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准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於1993年9月9日依法作出刑事截定如下：核准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維持一審對被告人薛根和以貪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挪用公款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偷越國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被告人陳貽全以貪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被告人熊道先以貪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偷越國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被告人趙東方以貪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被告人楊紹瓊以貪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的刑事裁定。
「評析」

本案是建國以來全國最大的貪污案。在審理過程中，對薛根和騙取銀行巨款的行為定貪污罪沒有異議，但對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的行為能否定貪污罪，有兩種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在主觀上缺乏貪污的故意，客觀上他們的行為是分別代表海南益通實業貿易公司、海南省遠洋貿易公司和貴州金龍企業經貿總公司實施的，是法人行為而非個人行為，法律上沒有法人犯貪污罪的規定。所有款項均用於公司費用，他們並未非法佔有，中飽私囊。而且他們四人均不具備貪污罪的主體資格，不存在利用職務便利的問題。因此，他們的行為均不構成貪污罪。

另一種意見認為，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的行為均已構成貪污罪，理由如下：

（1）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多次勾結薛根和，由薛利用職務之便盜取銀行空白匯票，他們向薛提供收款單位及帳號，並參與填寫匯票。匯票填好後，又由他們親自攜帶匯票或指使他人去外地解付，進行佔用。楊紹瓊明知匯票是薛根和從銀行盜取的，卻指使他人解付並共同佔用。這表明他們主觀上非法佔有公款的目的是十分明確的。

（2）陳貽全所在的益通公司和熊道先所在的遠洋公司經查均沒有國有資產，注冊資金來源是詐騙所得的贓款，在經營過程中沒有按全民所有制企業有關制度進行管理，分配方式也不是按全民所有制企業分配方式進行的。上述兩公司是名為全民所有制實為個體的企業。且益通公司法定代表人變更為陳貽全的時間是1992年8月24日，在這以前陳貽全沒有任何法人授權委託書。熊道先雖然有遠洋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授權委託書，但其實施的行為已超過了授權委託范圍。因此，陳貽全、熊道先的行為是個人行為而非法人行為，應由他們個人負責。趙東方、楊紹瓊所在的貴州金龍公司的注冊資金是趙、楊勾結薛根和等人夥同貪污銀行的公款，且該公司是在1992年10月12日注冊登記的，而本案案發時間是在1992年10月15日，在此以前趙、楊使用貪污款所進行的經濟往來是個人行為，並且是非法的。再者，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參與貪污所得的贓款，絕大部分用來購買私房、金銀首飾、豪華小汽車和其他個人揮霍。因此，他們的行為完全符合貪污罪的客觀構成要件。

（3）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雖然不具備貪污罪的主體資格，無職務之便可以利用，但他們與薛根和相互勾結，夥同貪污。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第一條第二款的規定：「與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濟組織工作人員或者其他經手管理公共財物的人員勾結，夥同貪污的，以共犯論處。」

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採納了上述第二種意見，認定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的行為構成貪污罪，是正確的。

Ⅳ 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違反處理的刑罰

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違反規定，為他人出具信用證或者其他保函、票據、存單、資信證明，涉嫌下列情形之一，應予追訴：
一、個人違反規定為他人出具金融票證，造成直接經濟損失數額在十萬元以上；
二、單位違反規定為他人出具金融票證，造成直接經濟損失數額在三十萬元以上。

「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違反規定，為他人出具信用證或者其他保函、票據、存單、資信證明，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Ⅵ 金融機構工作人員犯罪和金融機構犯罪是不是犯罪主體不同

是的，金融機構工作人員犯罪，犯罪主體是機構的工作人員，屬於職務犯罪。而金融機構犯罪其主體是金融機構，是單位而非其中的某些或所有人員，屬於單位犯罪。

Ⅶ 金融憑證詐騙罪的案例分析

金融憑證詐騙罪的案例分析
案情
被告人胡某，中國光大銀行南京分行白下支行客戶經理部原客戶經理。胡某因自己經手的人民幣200萬元貸款到期未能收回，且多次向借款人南京康富達實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軍(已判刑)催要未果，遂與王軍合謀騙取錢財用於歸還所欠貸款及個人使用。胡某以光大銀行客戶部經理的身份上門吸儲，取得被害單位存款後交給王軍，王軍則提供虛假單位定期存款開戶證實書和銀行進賬單，再由胡某轉交存款單位的手段，多次共騙取人民幣近3000萬元，案發前歸還人民幣近1000萬元，其中：
2001年9月，胡某通過他人介紹，騙取蘇富特公司的信任，同意將人民幣1000萬元存入光大銀行白下支行。胡某以銀行工作人員的身份取得該公司人民幣1000萬元本票一份交給王軍，並向蘇富特公司提供虛假的單位定期存款開戶證實書和銀行進賬單。後王軍將該錢款以蘇富特公司的名義在廣東發展銀行南京城東支行開設通知存款，並偽造該公司的印鑒章，將錢款轉移。
2002年3月，胡某再次騙取蘇富特公司的信任，同意將人民幣1000萬元存入光大銀行白下支行。胡某以銀行工作人員的身份取得該公司人民幣1000萬元本票一份交給王軍，並向蘇富特公司提供虛假的單位定期存款開戶證實書和銀行進賬單。後王軍將該錢款以蘇富特公司的名義在廣東發展銀行南京城東支行開設通知存款，並偽造該公司的印鑒章，將錢款轉移。為掩蓋騙取存款的事實，胡某三次支付給蘇富特公司「利息」合計人民幣97萬余元。
2003年4月1日，胡某主動向公安機關投案。
裁判
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胡某夥同他人以非法佔有為目的，使用虛假的銀行結算憑證，騙取公共財物，其行為已構成金融憑證詐騙罪，且數額特別巨大，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南京市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胡某犯罪的基本事實清楚，證據充分。被告人胡某案發前已經以支付利息名義給付蘇富特公司人民幣97萬余元，不應計入犯罪數額，故其金融憑證詐騙犯罪數額應認定為人民幣1900餘萬元。被告人胡某犯罪後自首，依法對其從輕處罰。
被告人胡某與王軍共謀，由王軍通過他人聯系存款單位並騙取其信任，胡某以銀行工作人員身份上門吸儲，取得被害單位開出的金融票證，並將票證交王軍，由王軍利用偽造的存款單位印章將款取出，同時，胡某將王軍偽造的光大銀行白下支行單位存款開戶證實書、銀行進賬單交存款單位，使存款單位誤認為存款已經存入本單位在光大銀行開設的賬戶。在整個詐騙過程中，雖然被告人胡某系光大銀行工作人員，但其沒有向被害單位出具任何單位委託證明，被害單位僅憑中間人及其本人的介紹，誤認為其是代表銀行進行吸儲工作;亦未在其銀行的辦公地點接待過被害單位，或辦理過任何手續;犯罪所得錢款均未進入本單位，其給被害單位出具的相關銀行憑證也均系偽造。被告人胡某在實施犯罪中，除了其本人身份是銀行工作人員外，其所有的行為及後果均與光大銀行無關，光大銀行不應對其犯罪後果承擔責任，故被告人胡某的犯罪行為與其職務無必然聯系。
金融憑證詐騙罪，是指以非法佔有為目的，採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使用偽造、變造的委託收款憑證、匯款憑證、銀行存單等其他銀行結算憑證進行詐騙活動的行為。票據和銀行結算憑證是辦理支付結算的工具，是銀行、單位和個人憑以記載賬務的會計憑證，是記載經濟業務和明確經濟責任的一種書面證明。據中國人民銀行文件規定，單位定期存款開戶證實書是接受存款的金融機構向存款單位開具的人民幣定期存款權利憑證，其性質上是一種金融憑證，它與存單同樣起到存款證明作用。中國工商銀行乙類轉賬支票、電匯憑證、進賬單和出口結匯憑證均屬銀行結算憑證。進賬單的第一聯收賬通知，是銀行為收款人收妥款項後，出具給收款人的證明款項已收入其賬戶的憑證，應屬其他銀行結算憑證。
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之有關規定，以被告人胡某犯金融憑證詐騙罪，判處其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犯罪所得予以追繳，發還被害單位。
一審宣判後，被告人胡某不服，提出上訴。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認為，一審判決定性錯誤，胡某在共同犯罪中屬從犯;並提出胡某的親屬在二審期間主動為胡某退繳贓款12萬元，結合自首情節，希望二審對胡某減輕處罰。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的終審判決認為，上訴人胡某夥同他人以非法佔有為目的，使用虛假的其他銀行結算憑證，騙取公共財物1900餘萬元，並且造成實際損失1700餘萬元，其行為已構成金融憑證詐騙罪，且屬數額特別巨大，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依法應予嚴懲。在共同犯罪中，上訴人胡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胡某犯罪後自首。原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性准確，審判程序合法。針對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經查，原審判決根據胡某的上述犯罪事實及中國人民銀行「銀行進賬單」屬其他銀行結算憑證，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條，認定胡某的行為構成金融憑證詐騙罪是正確的。在金融憑證詐騙犯罪中，胡某主觀上對王軍利用偽造的銀行開戶證實書及銀行進賬單實施詐騙行為明知且態度積極、主動，客觀上利用其銀行工作人員的特殊身份上門吸儲並以高息作誘餌，致使多次詐騙得逞，最終造成被害單位的巨額損失，其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應屬主犯。原審判決根據胡某犯罪事實及自首情節，對其量刑適當。鑒於胡某親屬在二審期間主動為其退繳了所得贓款12萬元，依法可對其減輕處罰，對其辯護人提出的部分辯護意見予以採納;上訴人胡某提出的其他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不能成立，不予採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之有關規定，認定上訴人胡某犯金融憑證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並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公安機關已追繳的贓款人民幣144萬元，美元7488.49元和胡某親屬為其退繳的贓款人民幣12萬元發還被害人單位蘇富特軟體股份有限公司;本案贓款繼續予以追繳，發還被害單位。

Ⅷ 金融機構涉及犯罪問題的現象主要有哪些

客體要件。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的金融管理制度。所謂金融，即貨幣資金的融通，是貨幣流通和信用活動以及與之相關的經濟活動的總稱。客觀要件。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擅自設立商業銀行、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證券公司、期貨經紀公司、保險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行為。根據《商業銀行法》和有關銀行法規的規定，設立商業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必須符合一定的條件，按照規定的程序提出申請，經審核批准，由中國人民銀行或者有關分行發給《經營金融業務許可證》，始得營業。凡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擅自開業或者經營金融業務，構成犯罪的，以本罪論處。主體要件。本罪的主體，既可以是達到刑事責任年齡並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也可以是單位。單位犯本罪的，實行兩罰制，即對單位判處罰金，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判處相應刑罰。主觀要件。本罪在主觀方面必須出於直接故意，間接故意或過失都不能構成本罪。這就是說，行為人明知設立金融機構應當經過批准，擅自設立屬於違法的行為，亦明知自己是在私自設立金融機構而仍決意設立之，並希望發生金融機構擅自設立成功的危害結果。至於設立的目的，則是為了牟取非法利潤。如果設立後又從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進行集資詐騙等犯罪活動的，則又牽連觸犯其他罪名，如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集資詐騙罪等，這時，應按牽連犯的處罰原則擇一重罪處罰。

Ⅸ 犯罪案例分析

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
構成要件
（一）客體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工廠、礦山、林場、建築企業或者其他企業、事業單位的勞動安全，即勞動者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財產的安全。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勞動者作為生產力中的決定性因素，對經濟、社會的發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須注重對勞動者安全和健康的保護。我國政府歷來堅持安全第一的生產方針，重視生產安全和安全生產。早在1956年，國務院就公布了《工廠安全衛生規程》，規定了工廠的安全技術和勞動衛生方面的基本要求。1963年就企業的安全生產責任制發布了《關於加強企業生產中安全工作的幾項規定》。以後，還針對某些特殊問題、特殊行業公布了一系列具體規定，主要有《鍋爐壓力容器安全監察暫行條例》、《氣瓶安全監察規程》、《關於防止瀝青中毒的辦法》、《工業企業雜訊衛生標准》、《工業企業工人照明標准》、《工業企業設計衛生標准》、《關於加強防塵防毒工作的決定》、《建築安裝工程安全技術規程》、《礦山安全條例》和《礦山安全法》等。盡管國家三令五申要求廠礦等企業、事業單位嚴把安全關，把安全施工、安全生產、安全作業作為勞動中的頭等大事來抓，但是，目前仍有不少用人單位，只顧埋頭掙錢，置勞動者的健康、安全於不顧，對事故隱患不及時排除，在勞動安全設施不符合國家規定的情況下，強行生產作業，以致頻頻發生勞動安全事故，嚴重侵犯勞動者的人身權利，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特別是近年來一些新興行業的興起，高空、高壓、易燃易爆、高速公路等事故的發生率一直居高不下。因此，針對這些情況，必須運用刑法武器與侵犯勞動安全的行為作堅決的斗爭，以保護勞動者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財產的安全。
（二）客觀要件
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廠礦等企業、事業單位的勞動安全設施不符合國家規定，經有關部門或單位職工提出後，仍不採取措施，因而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後果的行為。構成本罪，在客觀方面必須具備以下三個相互關聯的要件： （1）廠礦等企業、事業單位的勞動安全設施不符合國家規定，存在事故隱患。所謂勞動安全設施，是指為了防止和消除在產過程中的傷亡事故，防止生產設備遭到破壞，用以保障勞動者安全的技術設備、設施和各種用品。主要有：一是防護裝置，即用屏護方法使人體與生產中危險部分相隔離的裝置；二是保險裝置，即能自動消除生產中由於設備事故和部件損害而引起的人身事故危害的裝置，如安全閥、自動跳閘、卷揚限制器等；三是信號裝置，即應用信號警告、預防危險的裝置，如信號燈、電器指示燈等；四是危險牌示和識別標志，即危險告示標志和藉助醒目顏色或圖形判斷是否安全的標志。勞動安全設施必須符合國家規定，即符合國家立法機關、生產主管部門制定、頒布的一系列保障安全生產、保護勞動者人身安全和合法權益的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中規定的標准。事故隱患是指由於勞動安全設施不符合國家規定而潛藏著的發生事故的苗頭、禍患，僅限於勞動安全設施方面的事故隱患。如未給在有危害健康的氣體、蒸氣或者粉塵的場所操作的工人發口罩、防護眼鏡和防毒面具的；未給在有噪音、強光輻射熱和飛濺火花碎片、刨屑的場所操作的工人發護耳器、防護眼鏡、面具或帽盔的；未給從事電器操作的人發絕緣革化、絕緣手套的；未給在高空作業的工人配備安全帶的；機器設備的危險部分未安裝防護裝置的；壓力機械的施壓部分未安裝安全裝置的；電氣設備和線路的絕緣性能不佳，電器設備未設必要的可熔保險器或自動開關的；車間或者工作地點所含游離二氧化硅10%以上的粉塵高於每立方米2毫克，對散發有害健康的蒸氣、氣體的設備未嚴加緊閉的等。廠礦企事業單位的勞動安全設施不符合國家規定，存在事故隱患是發生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的直接原因，也是構成本罪的前提條件；如果重大事故的發生並不是由於勞動安全設施不符合國家規定，而是由於其他原因如有人故意破壞、放火等引起的，則不構成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 （2）經有關部門或者單位職工提出後，對事故隱患仍不採取措施。這里的有關部門是指上級主管部門或者對勞動安全具有行政管理責任的其他部門。本罪的構成必須以經有關部門或者單位職工提出為條件。如果有關部門或單位職工沒有提出事故隱患，行為人因而沒有採取措施的，不成立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這里的對事故隱患不採取措施，既包括對事故隱患視而不見，不採取任何排除隱患的措施；也包括對生產安全不重視，敷衍塞責，雖然對事故隱患採取了一些措施，但這些措施並沒有真正落實或者雖然落實，但由於採取的措施不得力或不正確，而並不足以消除事故隱患，事故隱患仍然存在。對事故隱患不採取措施的行為是一種不作為。行為人作為廠礦等企業、事業單位負責勞動安全的人員，負有保證安全生產的職責，行為人卻不履行職責，對嚴重威脅生產安全的事故隱患不採取措施，以致發生重大事故，從而使其行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構成不作為犯罪。 （3）發生了重大傷亡事故或者造成了其他嚴重後果。所謂重大傷亡事故，根據司法解釋，是指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傷3人以上的事故。其他嚴重後果，是指造成了重大經濟損失；或者造成了重大政治影響；或者引起單位職工強烈不滿，導致罷工、停產的等。
（三）主體要件
本罪的主體為特殊主體，即單位中對排除事故隱患，防止事故發生負有職責義務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這里的單位，根據《勞動法》第2條的規定，其范圍非常廣泛，既包括一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設立的企業和個體經濟組織，也包括其他與勞動者建立了勞動合同關系的國家機關、事業組織和社會團體。在司法實踐中，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主要發生在從事生產、經營的企業和個體經濟組織中。對排除事故隱患，防止事故發生負有職責義務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通常是指用人單位的法定代表人、廠長、經理、主管勞動安全和勞動衛生的副廠長、副經理，以及直接負責有關勞動安全和勞動衛生工作的安全員、電工等等。由於國家工作人員失職造成重大事故的，可以直接依照本法的規定，以他罪追究處罰，所以，本罪的主體中不包括國家工作人員。
（四）主觀要件
本罪在主觀方面表現為過失，有關直接責任人員在主觀心態上只能表現為過失。所謂過失，是指有關直接責任人員在主觀意志上並不希望發生事故。對於單位存在事故隱患，有關直接責任人則是明知或者應該知道的，有的甚至是經勞動行政部門或者其他有關部門多次責令改正而未改正。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的是片面追求經濟效益，不肯在勞動安全和勞動衛生方面進行投入；有的是工作不負責任，疏忽怠惰；有的是心存僥幸心理；無論屬於哪各種情況，都不影響構成本罪，但在具體量刑時可以作為酌定情節予以考慮。

Ⅹ 列舉一個犯罪案例 並進行犯罪分析

案例：
鎮長黃某負責某重點工程項目佔地前期的拆遷和評估工作。黃某和村民李某勾結，由李某出面向某村租賃可能被佔用的荒山20畝植樹，以騙取補償款。但村長不同意出租荒山。黃某打電話給村長施壓，並安排李某給村長送去1萬元現金後，村長才同意簽訂租賃合同。李某出資1萬元購買小樹苗5000棵，僱人種在荒山上。
副縣長趙某帶隊前來開展拆遷、評估工作的驗收。李某給趙某的父親（原縣民政局局長，已退休）送去1萬元現金，請其幫忙說話。趙某得知父親收錢後答應關照李某，令人將鄰近山坡的樹苗都算到李某名下。
後李某獲得補償款50萬元，分給黃某30萬元。黃某認為自己應分得40萬元，二人發生爭執，李某無奈又給黃某10萬元。
李某非常惱火，回家與妻子陳某訴說。陳某說：「這種人太貪心，咱可把錢偷回來。」李某深夜到黃家伺機作案，但未能發現機會，便將黃某的汽車玻璃（價值1萬元）砸壞。
黃某認定是李某作案，決意報復李某，深夜對其租賃的山坡放火（李某住在山坡上）。
樹苗剛起火時，被路過的村民邢某發現。邢某明知法律規定發現火情時，任何人都有報警的義務，但因與李某素有矛盾，便悄然離去。
大火燒毀山坡上的全部樹苗，燒傷了李某，並延燒至村民范某家。范某被火勢驚醒逃至屋外，想起卧室有5000元現金，即返身取錢，被燒斷的房梁砸死。

解析：
1．村長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黃某、李某構成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出租荒山是村民自治組織事務，不是接受鄉鎮政府從事公共管理活動，村長此時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不構成受賄罪。
2．趙某父親與趙某構成受賄罪共犯。趙某父親不成立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因為只有在離退休人員利用過去的職務便利收受財物，且與國家工作人員沒有共犯關系的場合，才有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餘地。
3．夥同他人貪污的，以共犯論。黃某、李某取得補償款的行為構成貪污罪，二人是貪污罪共犯。因為二人共同利用了黃某的職務便利騙取公共財物。二人要對共同貪污的犯罪數額負責，犯罪數額都是50萬元，而不能按照各自最終分得的贓物確定犯罪數額。
4．陳某構成盜竊罪的教唆犯，屬於教唆未遂。李某構成故意毀壞財物罪。李某雖然接受盜竊教唆，但並未按照陳某的教唆造成危害後果，對汽車玻璃被砸壞這一結果，屬於超過共同故意之外的行為，由李某自己負責。
5．邢某不構成不作為的放火罪。雖然法律明文規定發現火情時，任何人都有報警的義務，但是，報警義務不等於救助義務，同時，僅在行為人創設了危險或者具有保護、救助法益的義務時，其他法律、法規規定的義務，才能構成刑法上的不作為的義務來源。本案中火情是黃某造成的，邢某僅是偶然路過，其並未創設火災的危險，因此邢某並無刑法上的作為義務，不構成不作為的放火罪。
6．黃某放火與范某死亡之間，介入了被害人范某的行為。
肯定因果關系的大致理由：（1）根據條件說，可以認為放火行為和死亡之間具有「無A就無B」的條件關系；（2）被害人在當時情況下，來不及精確判斷返回住宅取財的危險性；（3）被害人在當時情況下，返回住宅取財符合常理。
否定因果關系的大致理由：（1）根據相當因果關系說，放火和被害人死亡之間不具有相當性；（2）被告人實施的放火行為並未燒死范某，范某為搶救數額有限的財物返回高度危險的場所，違反常理；（3）被害人是精神正常的成年人，對自己行為的後果非常清楚，因此要對自己的選擇負責；（4）被害人試圖保護的法益價值有限。只有甲對乙的住宅放火，如乙為了搶救嬰兒而進入住宅內被燒死的，才能肯定放火行為和死亡後果之間的因果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