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當代農村老齡化存在哪些問題
農村人生活壓力大啊
這里主要是想說中年人
人口老齡化的終端問題是老年人的養老問題
而老年的衣食起居大部分需要中年人照顧
那麼中年人在忙什麼?
為孩子買房子娶媳婦做准備啊！？辛辛苦苦的掙錢，
還有的為了孩子的事情操勞
80 90 後年輕人大部分都願意呆在城裡 自己買不起房子 自己買不起高檔化妝品
只有鄉下的父母幫忙嘍！
所以啊
中年人的問題是人口老齡化的尖銳問題。
Ⅱ 如何應對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
思想高度重視，切實加強領導。黨委、政府要高度重視老齡工作，納入重要議事日程，隨時聽取老齡工作情況匯報，幫助解決實際困難和問題。發揮縣級老齡工作機構作用，明確職責任務，配強工作人員，積極開展調查研究、綜合協調、督促檢查等工作。鄉鎮配備老齡工作專職幹部，村、社區設老年協會，確保老齡工作任務落實到基層。把農村老齡事業列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在解決老齡人口、貧困老齡人口問題時，應適當給予財力傾斜支持。
健全養老保障體系，提升養老服務水平。全面落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把農村貧困老人全部納入城鄉最低生活保障范圍，確保其基本生活。推行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完善「家庭、集體、社會、國家」四位一體的養老機制，使養老保障覆蓋全社會，實現老有所養。全面落實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健全農村醫療衛生服務和醫療救助制度，適當提高老年人醫療費用報銷比例，實現病有所醫。
加大資金投入力度，加強硬體設施建設。制定出台更多的優惠政策，加大對老齡事業的資金投入，堅持「政府搭台、社會參與、市場運作」的原則，與農村、社區服務中心建設相結合，大力建設農村養老服務機構，逐步實施老年服務項目，完善配套設施和服務功能，著力創造溫馨和諧的養老環境。
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提升養老服務水平。以居家養老為主，社會養老為輔，機構養老為補充，調動全社會的積極性，採取國家、集體、企業、個人等多渠道籌資，多種所有制形式，共同投資開發老年服務設施和老年服務業。大力發展家政照料、老年人互助、醫療保健、護理康復、精神慰藉等服務項目，實行有償、低償或無償服務。加強老年生活產品的組織生產，建立老年生活產品專供市場，不斷滿足不同層次老年人的服務需求。
發展老年文化事業，豐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積極探索發展農村老年人文化事業的新思路、新方法，把老年文化事業納入全民教育和文化事業發展規劃，在政策上加強引導和鼓勵，建立健全適應老年人多元化需求的教育體系。切實加強老年人的思想教育工作，倡導科學、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把開展老年人文體活動與農民生產、生活相結合，與增收致富相結合，與新農村建設相結合，全面豐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Ⅲ 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研究論文結語怎麼寫
可以幫你做個框架。論文應能表明作者確已在本門學科上掌握了堅實寬廣的基礎理論和系統深入的專門知識，並具有獨立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學或專門技術上做出了創造性的成果。
Ⅳ 農村人口老齡化研究方法有哪些
關鍵是你具體的問題吧..
如果是老齡化狀況，那可以從國家人口統計數據等大資料庫中進行數據挖掘，分析老年人比例、年齡分布、工作情況、文化狀況等基本信息
如果是更具體一些的老年人特有的問題——諸如求醫看病、進行隔輩教育或什麼的可能需要質的研究方法
如果是老年人對...的看法，可以考慮抽樣進行問卷調查...
所以關鍵是問題。
Ⅳ 關於人口老齡化問題的研究的參考文獻有什麼求具體書名
賺個金幣，逛逛~~
Ⅵ 關於中國社會老齡化問題研究論文的提綱
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綜述（此論文資料，可以參考）
一、引言
人們最初關心中國人口問題主要是關心它的數量問題，因為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快速增長的人口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壓力，影響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妨礙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人口政策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偏重人口數量的控制。這種偏重是無可非議的，因為即使在今天中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經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況下，由於人口基數龐大，加之人口發展的慣性，使中國仍面臨著巨大的人口數量壓力。然而，正當人們討論如何控制中國的人口數量，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萬人口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而擔憂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國又面臨另一個挑戰：人口老化問題。
中國不僅是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也是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1998年底，中國的總人口已經達到12.48億，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經占總人口的9.7％左右。與其他已經成為老年型國家的人口老化歷程相比，中國的人口老化具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絕對數增長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於經濟發展水平而提前出現。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為基礎按中位方案所進行的中國人口預測的結果表明，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齡結構正在由成年型轉變為老年型，但各個時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異。中國的人口老化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90～2000年，中國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轉變；第二階段為2000～2020年，這時中國將變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國家；第三階段為2020～2050年，這一階段將是中國人口老化的嚴重階段。令人擔憂的是，在中國人口總體老化的同時，老年人口內部也在不斷老化。據人口學家預測，下世紀上半葉高齡老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是51‰，而65歲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9‰，總人口在達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可能只有7‰。毫無疑問，高齡老人是增長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齡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在高齡老人，因為大多數60～70歲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歲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帶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龐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無疑會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
如果分地區考察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這一問題則更為迫切。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總的格局是農村地區快於城市地區，漢族地區快於少數民族地區，東部地區快於中部和西部地區。到1998年底，已經有近一半的省區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區總人口的比例已經超過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為中國首批老年型省區。從中國人口老化的地區差異上看，中國人口目前已經自東向西開始老化，而且速度將越來越快，在不久的將來，這一「灰色浪潮」就將席捲全國。從這一點上看，中國的人口並非到2000年前後才突然地成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問題也並非到下個世紀的某一天才突然嚴重起來。人口老化本身是個動態的過程，它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也是動態的。就中國的整體情況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會經濟影響還沒有顯性化，但就局部地區的情況而言，形勢已經相當嚴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開始負增長，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問題並非生育水平問題，人們更關心的是人口結構問題，尤其是人口的老化問題。
正如人們關心人口數量一樣，人們之所以關心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出自對人口與發展之間關系的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人們考慮的主要是人口總量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而對人口結構特別是年齡結構的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沒有予以充分的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現，人們逐漸認識到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比人口總量變動對發展的影響更大，因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同人口數量的增長一樣，會給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影響，而且這種變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遠比人口數量的增長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影響要復雜得多。如果我們只考察人口總量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將所有不同年齡的人都視為具有相同特徵的「同質」的人，這樣的考察方法會抹煞不同年齡的人不同的社會經濟含義。事實上，不同年齡的人具有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徵，是「異質」的人。中國目前約有1.2億老年人口和3.2億未成年人口，從數量上看，同作為消費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負擔孰輕孰重，一目瞭然。但如果我們考慮到這兩個不同年齡組的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徵，我們就會發現，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並不是簡單的1:3的關系，中國贍養其目前的1億老年人口也並不一定比撫養其3億未成年人口簡單。因此，考察年齡-
結構的變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研究，它會使我們能更准確地把握人口變動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 世界及中國人口年齡結構正在老化的事實，要求人口學界、經濟學界和社會學界對人口老化的原因、過程、特徵、社會經濟後果進行分析研究，並在扎實的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尋求解決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後果問題的對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後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後，由於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有關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 同國外關於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口學研究的復興是從70年代末期才開始，當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才剛剛進入成年型，人們關注的重點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問題不是人口學領域優先考慮的課題。只是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觀事實才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
近幾年來，中國很多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然而，當我們仔細回顧這些數據和文獻後，我們會發現，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目前多偏重於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學效應和社會學效應，也就是說對中國人口老化的現狀、特徵、原因、過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學和社會學的後果的論述較多。但弱點是，對現實情況的描述多，而理論上的創新少。
隨著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這一不可避免的客觀現實的到來，對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的研究已經迫在眉睫，搞清這種關系對於制定中國下一世紀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正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階段的中國來說，正確認識中國人口老化發生的原因、運動的過程、發展的趨勢以及將會產生的社會經濟後果至關重要。中國在制定下一世紀的產業政策、分配政策、交換政策、消費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時，必須考慮到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客觀事實。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全面、穩定、協調、健康地發展。
二、幾個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齡界線
「老年人」是指達到或超過老年年齡界線的人，這里的關鍵在於老年年齡界線，因為確定這一界線是統計老年人口的前提條件。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老年年齡界線的定義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齡分類和死亡率研究》一書中將人口按年齡劃分成不同的類型，實際上，他是將50歲作為老年年齡的下線；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後果》中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的下線；而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又將老年年齡界線定義為60歲。國際上之所以將老年年齡界線從1956年的65歲增改為60歲，這是因為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報告主要是針對發達國家出現的人口老化問題，而當時發展中國家還談不上人口老化問題，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界線是根據當時發達國家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而設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經不僅是發達國家的問題，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人口老化問題，而發展中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低得多。因此，考慮到全世界的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將老年年齡的界線定義為60歲。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老年年齡的標准應是不斷變化的。一般說來，發達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應高於發展中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中國屬於發展中國家，盡管人均預期壽命高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還是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將60歲作為中國老年年齡的界線是合理的選擇。
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也是不同的，界線范圍在15～20歲不等。一般說來，發達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高於發展中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國際上一般將15歲定義為未成年人界線，即0～14歲的人口均為未成年人口。
在給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後，我們就很容易確定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了，即成年人的年齡界線是15～59歲。 （二）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齡界線的定義一樣，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也是因時期和地區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聯合國發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後果》中，將人口年齡結構的類型劃分如下：
年輕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5歲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 4％以下 4%～7％ 7％以上
而後，隨著世界人口特別是發達國家人口的進一步老化，國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劃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國人口咨詢局的劃分方法如下：
年齡結構類型 年輕型 成年型 老年型0～14歲人口 40％以上 30%～40％ 30％以下 65歲及以上人口 5％ 以下 5%～10％ 10％以上
老少比 15％以下 15%～30％ 30％以上
年齡中位數 20歲以下 20～30歲 30歲以上
而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將老年年齡界線定義為60歲後，各國又採用了如下的劃分方法：
年輕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0歲及60歲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5％以下 5-10％ 10％以上
對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是主觀的，而不是客觀的。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特別是隨著老年年齡標準的不斷變化，對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也是要相應改變的。一般說來，對老年型人口的定義通常以60及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稱為老年型人口。 （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問題
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來說，由於人口的出生、死亡和遷移等多種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齡結構是在不斷變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構成是不斷變化的。在總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年輕化。對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人口可能出現老化，也可能出現年輕化，人口的老化與年輕化是可逆的；而對個人來說，從他或她一出生就開始進入了老化的過程，這是不可逆的。 人口老化問題是指在總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的動態過程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由於在人口老化的過程中，各個年齡組的人口都在發生變動，所以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有老年人口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老年人口問題是指老年人口這一特殊的群體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問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不論是老齡化還是年輕化，都會存在老年人口問題，即存在老年人口問題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問題，而存在人口老化問題則一定存在老年人口問題。 三、關於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觀點綜述
國外早期對於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多數是對老年人口特徵的探討，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臨的實際問題。然而，對實際問題的研究離不開一些基本的理論假設。不同的學者在特定的條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論假設，而這些理論假設又為後人所演變發展，進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論。 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後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後，由於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1969年，在二十四屆聯大上，馬爾他率先提出了老齡問題，呼籲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關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長的趨勢及隨之出現的一些問題。
國外關於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和老年事業的經驗為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提供了借鑒的成果。但中國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背景既有別於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更與發達國家的情況不同。因此，國外的經驗雖然可以借鑒，但終究難以適應中國的國情。我們的問題要靠我們自己去解決，中國人口老化的科學研究要靠我們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老齡問題世界大會揭開了中國的老年事業的序幕。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觀事實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近些年來，中國相關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學人口所張純元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中國老年人口經濟》、《中國老年人口社會》、吉林大學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研究》、武漢大學人口所徐雲鵬等主編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熊必俊主編的《老年學與老齡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杜鵬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於學軍的《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復旦大學王愛珠的《老年經濟學》，天津學者的《1988年中國九大城市老年人狀況抽樣調查》和上海學者的《上海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等。這些著作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關調查數據為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提供了准確的依據，如中國社會科學人口所組織的「中國1987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抽樣調查資料」、1992年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組織的「中國老年人供養體系調查數據」等。所有這些文獻和數據都為進一步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一）關於下世紀上半葉中國人口老化趨勢的預測
人口老化的理論和實際證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決於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階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對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佔主導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後期，死亡水平佔主導作用。無論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預測的兩個最重要的參數。基於中國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趨勢，當初人們在進行人口預測時，普遍傾向於中國人口生育水平會急速下降的樂觀估計，估計到200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會下降到1.8，甚至於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種預測方案的參數假定是：總和生育率從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隨後不變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從1981年的67.88歲上升到2050年的80.20歲。事實上，近年來， 中國的生育率並未沿70年代末的趨勢繼續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現了波動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較低水平，而後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後至今，總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較快。對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進行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國內外爭議較大，大多數人認為此結果偏低，極少數人則認為實際的結果可能會更低。人們對目前總和生育率的水平眾說紛紜，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際工作部門對此莫衷一是，無所適從，給人口規劃和社會經濟發展計劃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也造成了學術界的混亂。
綜合考察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作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和1993年國家計生委對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結果（見「當前計劃生育工作中的喜與憂：由幾則信息引發的思考」，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辦公廳，《計劃生育情況》增刊（9）期）以及國家統計局1990～1998年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數據的結果，我們認為，目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計。就中國的全國平均水平而言，中國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並長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現在這樣低的生育率水平。因為即使像美國這樣發達的國家，其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仍然為2.1，而且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總和生育率長期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同樣會帶來許多問題。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中得到一定的啟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過高，勞動力短缺，社會保障負擔過重等問題。因此，2020年倘若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則應採取干預政策，抑制總和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國人口三年腫瘤死亡回顧調查」資料表明：當時中國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3.6歲，女性為66.3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 1993）。1982年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時，中國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4歲，女性為69.4歲，男女合計為67.9歲（姚新武，尹華 1994）。1985年，國家統計局人口抽樣調查資料則表明，當時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為68.9歲，其中男性為67.0歲，女性為71．0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 1993）。1998年，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上升到71歲，其中男性為69歲，女性為73歲。目前，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已經遠遠超過了世界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歲，其中男性為64歲，女性為68歲。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1歲，其中男性為59歲，女性為62歲；而發達國家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75歲，其中男性為71歲，女性為79歲（PRB 1994）。
從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近3歲，平均每年提高近0.5歲。從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1歲，平均每年提高0.33歲左右。而從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2歲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歲。毫無疑問，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特別是衛生和營養保健狀況的不斷改善，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還會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速度是「邊際遞減」的，即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低時，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的改善會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較大幅度的提高。而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高時，相似的社會經濟條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相對較小幅度的提高，在達到一定階段後，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甚至可能出現停滯不前的狀態。中國人口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歷程證明了這一點：從每年提高0.5歲下降到每年提高0.33歲，進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歲。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中國人口的人均出生預期壽命會逐漸提高，但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會逐漸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絕對數會逐漸增多。目前，中國每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數為550萬左右，而到2030年，這一數字將上升為1130萬左右（世界銀行 1993）。
Ⅶ 人口老齡化問題的研究背景
1、我國人口平均壽命延長(超過73歲)、現有出生率下降，客觀加速了我國步入老齡化社會的進程;隨著城市進程加快和龐大的流動人口遷出，我國農村老齡化問題突出，加速了發展的不平衡。
2、「未富先老」是中國老齡化的最大特點。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使勞動力年齡結構、人口贍養比結構等發生重大變化，極大影響了社會消費結構、產業結構的調整;社會負擔日益加重，老齡化進程與家庭小型化、空巢化相伴隨，社會保障資源面臨巨大壓力，對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和財政提出新的要求。
Ⅷ 人口老齡化與養老問題研究
隨著社會人口中老年人比例的上升，用於社會保障的支出負擔將會加重，不僅需要支付更多的養老金，而且需要更多的醫療費用支出。據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有關國家統計，65歲以後每人用於醫療保健方面的費用將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成倍增加(見表1)。因此，社會保障收入難以承受老齡化必然帶來的不斷增高的支出需求，許多國家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出現了支付危機。 老齡化造成了養老保險繳費與支出之間的不平衡。據有關專家對OECD20個主要發達國家的分析和預測，除英國和愛爾蘭以外，其他18個國家的養老保險的繳費和支出之間將長期存在較大的差額，特別是在2005—2035年期間，差額將有不斷擴大的趨勢。其中有15個國家預計在2035年養老保險支出佔GDP比例將比養老保險繳費佔GDP比例高出5個百分點以上。對於亞歐很多發達國家來說，在其強大的經濟實力支持和福利主義政策指導下，已經實行了較高水平的社會保障，而老齡化的到來大大加重了社會保障的負擔，政府不得不以高赤字來支撐這樣一個成本高昂的體系。以德國為例，為了支付養老金，德國政府每年要拿出700多億歐元來補貼。1965年，德國社會生產總值的9.8%用於福利支出，而今是17%。德國政府開支的相當大一部分用於福利和補貼。在2001年，德國政府的全部開支中，福利支出佔51%，其中給老年人的福利補貼佔全部開支的32.9%。高額的社會保障支出是德國赤字和國債不斷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1970年德國國債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8.6%，2002年超過61%。僅支付利息一項就成為政府的沉重負擔，2002年此項開支佔德國政府全部開支的11%，致使對教育和基礎建設的投資不斷縮減，1970年時德國這方面開支的比例還佔16%，而如今聯邦、州和市鎮三級的投資卻僅為6.2%。在美國，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支出也是影響美長期預算赤字的結構性因素。美國社會保險和醫療福利支出在2002年佔美國GDP的7%左右，預計到2030年將提高到12%，這些開支將在今後10年使聯邦政府赤字達到1.5萬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