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新常態下國企改革的亮點和難點有哪些
深化國資國企改革面臨六大問題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曾指出，國資國企改革是我國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點領域之一，也是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難點領域之一。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軍擴在論壇上提出，現階段深化國資國企改革，關鍵是要解決好以下六個重要問題。
一是要通過完善頂層的國有資本管理體制，強化國家所有權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促進國有資本更好服務於國家戰略目標。
二是要通過構建有效的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平台，實現從管資產向管資本的轉變。
三是要通過優化股權結構，進一步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張軍擴說，大量的經驗證明，即使不能實現國有資本與其他社會資本的混合所有制的多元化持股，只要能夠實現多元國有股東持股，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對改善公司治理發揮積極作用。
四是要通過深化國資國企的用人管理制度改革，構建與市場經濟相兼容的激勵制度。張軍擴認為，按照改革後的國資管理體制，兩類公司之下，基本上是按照《公司法》運行，實行完全的市場化用人管理制度。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以及個別的特殊類公司，可能比較合理的方式是實行雙軌制的選人用人和管理機制。
五是要通過進一步解決國有企業的歷史包袱問題，為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公平參與市場競爭、與市場經濟更好融合創造基本條件。
六是各地方要因地制宜開展國資國企改革。在堅持國有資本更好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堅持以管資本為主提升企業活力，堅持多種所有制資本公平競爭、共同發展這些原則的前提下，鼓勵地方因地制宜探索國資管理新模式，盡早釋放改革紅利。
建立以管資本為主的宏觀管理體制
針對國資管理體制改革，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劉尚希在會上表示，要全面深化國資國企改革，應當將國資改革作為國企改革的前提條件，若沒有這個前提條件，國企改革可能成為空談。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劉尚希認為，從傳統的管資產為主，轉向以管資本為主，雖只有一字之差，但實際上有極大的分別。傳統的管資產，並不能真正地讓國有企業成為一個合格的市場主體。這種管理體制下的國有企業不僅很難同其他的市場主體平等競爭，還會有各種各樣的束縛和制約，無法真正實現混合所有制。
對於如何建立一個基於管資本的宏觀管理體制，劉尚希認為，可以採取「橫向三分開、縱向三分離」。
「橫向三分開」就是將國有資本所有權管理的三種基本職能分開行使，即將國有資本的宏觀管理職能、國有資本的投資運營職能、國有資本的監督評價職能分開。雖然這三個職能在實際上構成了國有資本的所有權管理體系，但是這三個職能必須分開，不能混為一談。
要達到「橫向三分開」，就需要通過宏觀管理來體現、落實。劉尚希表示，宏觀管理應當做出相應決策，對國有資本的具體投資運營制定一套相應的規則和政策，但也不需要具體干預國有資本的投資運營。國有資本一旦進入市場，應完全依照市場規則運營。與此同時，還要進行監督評價與反饋，通過監督評價看投資運營是否符合國有資本的使命和戰略目標、戰略要求。
「縱向三分離」就是將國家的所有權、出資人的產權、企業的經營權分離。所有權、產權和經營權實際上是對應著三個不同的主體：一個是國家，由政府代表；一個是產權主體，即投資運營公司；還有一個是企業，按照公司法設置的企業市場主體。
過去的兩權分離為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劉尚希認為，還應加上產權分離，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才能真正實現，如此實現「縱向三分離」，才可能真正做到構建符合以管資本為主的宏觀管理體制。
劉尚希說，只有實現「橫向三分開、縱向三分離」，以管資本為主的宏觀管理體制的框架才能真正形成，才能真正從過去基於管資產、管企業的管理體制轉變為管資本的新型管理體制。唯如此，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才有更大空間。
⑵ 山西五家銀行合並重組 抗風險能力增強 但仍存這些難點
本報記者 郝亞娟 張榮旺 上海、北京報道
近日，《中國經營報》記者了解到，山西多家城商行合並事項有了新進展。一位接近監管部門人士告訴記者：「收到山西銀行籌備組發來的相關文件，要求我們配合做好山西銀行成立的相關事項。」
「5家銀行將以新設合並的形式。」參與此次合並的山西某城商行人士透露。
在監管部門鼓勵中小銀行兼並與重組的背景下，城商行、農商行的合並重組也在加速，如四川銀行獲批籌建、盤錦農商行正式掛牌等。業內人士認為，未來銀行在合並重組過程需考慮股權關系、人員安排以及資源配置問題。
深化山西金融改革
山西銀行進入緊張籌備中。
「我們收到了山西銀行籌備組發來的函，要我們協助對接相關系統的情況，比如清算系統、賬戶管理系統、投訴處理系統。」上述接近監管部門人士告訴記者。
8月上旬，晉城銀行、晉中銀行、陽泉市商業銀行和長治銀行四家山西省城商行相繼公告表示於8月下旬召開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關於參與「合並重組」或「新設合並」的議案。
盡管截至目前，大同銀行並未像其他銀行一樣發布相關議案，但實際上大同銀行是參與合並重組的五家銀行之一。記者從多個渠道印證這一消息，上述山西某城商行人士亦表示，大同銀行也在此次合並范圍中。
上述山西某城商行人士向記者透露，籌備組人員組成以晉商銀行為主；五家銀行是新設合並，不同銀行的部門協調方案目前還沒定下來。「以金融市場部為例，合並後的金融市場部肯定是總行層級設一個部門了。」
談及合並的進度及時間安排，上述山西某城商行人士分析，此次合並是山西省2020年度國企改革和金融機構改革兩大任務之一，國企的改革已見成效（如煤礦集團整合、太鋼整合等），年底金融機構改革應該也會落地。
今年6月，山西省委召開金融改革工作會議，省委書記樓陽生在會上強調，要深化金融領域改革，著力防範化解風險，打造一流農商行城商行，為在轉型發展上率先蹚出一條新路來提供有力金融支持。
「在部分地方省市中，不同城商行之間發展差異並不大，且業務、產品結構同質化發展程度高。而地方城市客戶量有限，銀行之間為了爭奪市場，往往陷入不正常的競爭中，比如容易出現推高實際存款成本等現象。如果各方面條件適當，小銀行之間合並重組，可以統籌規劃市場資源、更加有序地開展業務，提高該銀行的地區競爭力。」某城商行管理人士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未來山西銀行涉及到的資產評估、人員安排問題亦受到關注。
此前，山西省招標投標公共服務平台在掛出山西城商行改革化險工作籌備組選聘中介機構服務項目招標公告，項目概況為對大同銀行、長治銀行、晉城銀行、晉中銀行、陽泉市商業銀行五家城商行截至2020年6月30日資產、負債、權益進行全面清產核資、資產評估、法律服務。
中小銀行「抱團取暖」
支持中小銀行合並重組是今年監管部門重點工作之一。4月，銀保監會副主席曹宇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由於中小銀行自身管理能力和經營實力有限，特別是客戶群體有一定的特殊性，在疫情影響下，中小銀行受到的沖擊比較明顯。今年會陸續看到中小銀行的改革重組工作力度會比較大，特別是進行市場化重組這方面的力度和措施會比較多。
7月，銀保監會城市銀行部副主任劉榮在媒體通氣會上也提到，支持城商行按照市場化、法治化原則，實施兼並、重組和股權投資，完善治理結構，建立健全持續 健康 發展的長效機制。
在監管層的大力支持下，城商行合並重組邁上加速度。今年6月下旬，攀枝花銀行和涼山州銀行曾發布公告稱，雙方擬通過新設合並方式共同組建一家商業銀行；時隔不足3個月，9月11日，銀保監會公告稱正式批准四川銀行籌建申請，四川銀行以攀枝花市商業銀行和涼山州商業銀行兩家銀行為基礎，通過資產重組、充實資本、改善治理等系列措施，以新設合並的形式成立。
「在經濟下行壓力和疫情的影響下，中小銀行生存與發展面臨一定挑戰，部分規模小的銀行經營較為困難，抱團取暖成為比較現實的選擇。通過合並重組這種市場化手段來推進改革和增強風險抵禦能力，可能會成為較普遍的一種模式。」招聯金融首席研究員董希淼指出。
聯儲資管投資研究部總經理袁東陽分析，銀行合並有以下潛在好處：第一，迅速增大規模，而「規模」是評級和很多業務准入的重要參考指標；第二，促進資源共享、優勢互補，還可避免某些設施的重復建設，也為機構和人員精簡提供了空間；第三，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惡性競爭，提高銀行議價能力；第四，拓寬各銀行業務范圍，如業務種類、經營范圍；第五，對監管而言，更有助於對銀行加強管理，畢竟管理一家銀行比管理多家要更有效。
在東方金誠首席金融分析師徐承遠看來，城商行在合並重組過程中不免存在一些難點：在股權關系方面，不同於全國性銀行，城商行股權相對比較分散，涉及各方利益關系，如何釐清中小銀行股權關系以及兼顧各方關系往往存在較大難度；在人員安排方面，在城商行合並過程中如何妥善安置高管、員工等人員需要各方協調；在資源配置方面，合並之後城商行信貸資源在區域內如何傾斜可能涉及各地方政府之間博弈。
徐承遠強調，在城商行合並過程中，各地要因地制宜，盡量做到「一行一策」，達到最優化資源配置作用，同時做好城商行合並過程中信息披露工作，避免在並購重組中違規操作，損害中小股東合法權益等行為。另外，徐承遠認為，在城商行合並過程中進一步提升中小銀行對區域內中小微企業的信貸支持能力，避免通過合並重組後偏離原本的定位和發展方向等等。
⑶ 金融行業的國企改革做得怎麼樣
銀行、保險、證券等金融行業發展態勢良好，順應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形勢，各大型金融公司進一步落實國企改革，建議咨詢第三方公司，中大咨詢官網有更多相關的資料，可能對題主有一定的啟發或幫助。
⑷ 怎樣解決國有企業面臨的困難和難點
國有企業改革深化面臨的主要難點：
一、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基本情況
二、關於企業經營業績考核
三、關於公開選聘中央企業高級經營管理者
四、關於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的戰略性調整
五、關於加快和規范國有企業改制和產權轉讓
六、關於國有獨資公司建立和完善董事會
國有企業，在國際慣例中僅指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或聯邦政府投資或參與控制的企業。在中國，國有企業還包括由地方政府投資參與控制的企業。政府的意志和利益決定了國有企業的行為。國有企業作為一種生產經營組織形式同時具有營利法人和公益法人的特點。其營利性體現為追求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其公益性體現為國有企業的設立通常是為了實現國家調節經濟的目標，起著調和國民經濟各個方面發展的作用。
⑸ 國企改革面臨的困難和挑戰是什麼國企改革的意義何在
國家過往計劃經濟
與
現行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的
矛盾
掌握全部國家經濟命脈和戰略主渠道的央企和國企，雖然，就業人數，只佔到零頭。
但是，壟斷的GDP產值和市場份額，超越了大數。
那麼，國企的興旺發達、生存狀態，直接決定了全部國家的命運的連鎖。有如多米諾骨牌，牽一發動全軍。所以，進步與否的意義如此巨大，大到不能倒。如果倒了，國家就傾覆了。
⑹ 國企改革存在哪些問題
1、改革的目的不明確
著眼於解決眼前的困難而改革，上面想丟包袱，下面想開條件，沒有在發展問題上求得共識。真正的改革，是為尋求發展而改革，而不是為立足生存而改革；
著眼於眼前利益的博弈而改革，上面要權力，下面要利益，員工要好處，社會要穩定，媒體問流失……誰來關心發展。真正的改革，是為謀求增量而改革，而不是為分配存量而糾結；
著眼於完成任務吸引眼球而改革，當下的改革，存在一種現象，核心是出了多少個文件，內容是開了多少次會議，成果要看你會不會總結。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一個行動勝過一打綱領，中央言之切切然而形式主義依舊泛濫成災。真正的改革，是為實現理想而改革，而不是為完成任務改革。改革是機遇而不是任務，改革體現的是企業家精神而不是長官意志。
2、改革內在動力不足
當下誰有改革的積極性？上級單位批准改革要擔責顧慮重重，改革單位想改革又擔心自己的想法不能實現弄出一個「四不像」顧慮重重，職工想改革又擔心自身權益得不到保護顧慮重重，投資人想借改革的大船出海但大量失敗的案例在前投資人權益保障困難在後顧慮重重，社會上希望改革但又擔心國企流失貧富差距拉大顧慮重重……
所以，要把「責-權-利」，改為「利-權-責」，要讓參與改革的各方主體在發展中獲益，不搞任何一方的獨得獨攬。既要防止國資流失，又要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更要保障投資者利益。非利勿動，不能帶來利益的改革註定會失敗，所以，不是每一家企業都適合改革。
3、改革的主體不明
改革的主體應該是企業，而不是上級機關，現在是決策主體、執行主體、監督主體之間的錯位缺位、協同困難。上面有時心裡不想真改但嘴上偏說改，下面有時心裡想改但嘴上不能說改。讓別人改革的自己往往不改革，決定別人改革的自己時常不盡責，延誤別人改革的自己從來不擔責。遇到阻力難以突破面對考核選擇走形式，改革常常變成無奈之舉。
4、改革的風險難控
不創新的改革註定會失敗，鼓勵大膽創新才能真正落實「一企一策」，但如何處理依法依規與一企一策的關系？如何建立容錯機制（錯與罪、罪與罰）解決事後追責問題？即便是建立了容錯機制，也不能理解為對改革者的恩賜。容錯容錯，終究還是一個「錯」字，如此悲情，哪來激情，足見這里不僅是政策問題，也不只是制度設計問題，還是一個文化問題。沒有文化引領，就難以形成良好的改革氛圍，就不能激發基層的積極性，李雲龍式幹部也難成氣候，最終影響微觀主體的活力。
5、改革的政策滯後
改革的文件偏宏觀卻又在檢查時抓細節，改革的文件不配套按圖索驥常常出現斷片。比如改為非國有控股時經濟補償金到底要不要支付？481號文件廢止後，在《勞動合同法》生效前的這段時間如何支付？什麼情況下參照859號序列的文件支付？國有控股企業的職工持股按照133號文件，那麼國有獨資或全資企業改制只是參照嗎……由此思考一個問題，完全依賴頂層設計循規蹈矩式的改革能不能真正成功？真正的改革，應該是明確一個方向，守住幾條底線，堅持陽光操作，實現多方共贏。
6、改革的邏輯費解
改革本該是一個過程，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只有起點，沒有終點。但是，當下的改革，平時動不得，往往要等到問題成堆，普通辦法難以奏效時才能改，好似一個人手臂擦了一塊皮，本可以碘酒消毒便可，非等得發炎、化膿、腐爛、截肢，請出扁鵲一樣的名醫，如此才能轟轟烈烈。所以多輪次的國企改革，大都是運動式的。因為，不如此，難以達成改革共識，下定決心做改革；不如此，上級單位不知情，也不能批准呀！
當下的國企，領導們大都知道自身的問題所在，說起來可以說針針見血，但就是不能自己改，非得找一個外部投資者，最好是非國有企業。外來的和尚好念經，體制外的股東好說話，不是說混改不好，而是說把國企改革的大業完全寄望於外人是不是太單調了。真似皇帝的新衣，何以如此？你懂的！
當下的改革，文件出的不可謂不多，試點批次不可謂不多，既往的經驗和教訓總結的不可謂不多，但就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改（而不是該不該改）。假如改革變成一項高高在上的權力，而不是蘊藏在基層生機勃勃的力量，這是改革的悲哀！也是國企的悲哀！
⑺ 在深化國企改革，創新發展中，存在哪些不足
著力體制機制創新，要進一步提高認識，簡政放權，破除體制機制障礙。要認識到，國有企業首先是企業，不是行政單位，必須要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和企業發展規律，堅持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促使國有企業真正成為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獨立市場主體。增強國企活力的前提是簡政放權，把屬於市場主體的權力真正落實到位。國資監管機構要加快向管資本轉變，有關部門也要進一步減少行政審批，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
著力體制機制創新，要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現在還有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不是公司制，而以企業法注冊。要加大股權多元化，推動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積極引入合格的各類投資主體，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著力混改促進國有企業機制創新，推動形成制衡有效的法人治理結構；規范董事會建設，深化企業內部三項制度改革，使經營自主靈活、內部管理人員能上能下、員工能進能出、收入能增能減的市場化機制更加完善。
著力體制機制創新，要調動國有企業各類人才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激發各類要素活力。要加快完善既有激勵又有約束、既講效率又講公平的用工用人和薪酬分配的市場化機制；進一步加強國有企業領導班子建設和人才隊伍建設；更好地發揮企業家作用，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備、善於經營、充滿活力的優秀企業家，推行職業經理人制度，實行內部培養和外部引進相結合，暢通現有經營管理者與職業經理人身份轉換通道，董事會按市場化方法選聘和管理職業經理人，合理增加市場化選聘比例，加快建立退出機制。此外，還要加大正向激勵作用，抓緊研究建立容錯糾錯機制，為領導人員放手改革、大膽管理提供製度保證。
著力體制機制創新，要始終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強化監督，防止國有資產流失。要進一步明確黨組織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地位，把黨建工作總體要求納入公司章程。要加強和改進對國有企業的監督，進一步提高監督的針對性、科學性和有效性。
⑻ 國企改革存在哪些問題
國企改革核心仍然是產權改革、建立治理結構、加快股改步伐、保護股東利益、減輕政策性負擔。 工業革命以來近代經濟的發展，從一定意義上說就是我們所稱的「市場經濟」的發育和發展過程。當今西方的發達國家，在早期工業革命的推動下，由中世紀的封建經濟制度逐步過渡到近現代的市場經濟制度。在這個過程中，盡管不同的國家由於歷史背景不同呈現出過渡的差異，例如，由於國家介入程度的差別而有所謂的「美國式道路」和「德國式道路」的區分，但在總體上，自由企業制度和主張自由競爭、抵制國家過多干預的意識形態佔主流地位，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具有「自然發育」的特點。十月革命以後特別是二戰以後相繼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一批國家，在其初期則採取了計劃經濟體制。其中的一些國家，如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此前資本主義經濟曾經獲得過一定程度的發展，另一些國家如中國，整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只是在局部地區有所發展，更大范圍內則處在萌芽狀態。在實行計劃經濟的初期和中期，這些國家曾有過工業和經濟的高度增長，但體制內部不可克服的矛盾，最終促使這些國家以不同的方式開始了向市場經濟的「轉型」。 在「自然發育」的國家，市場的擴展顯示了從商品市場到資本市場的軌跡。 為生產服務的金融制度雖然也在發展，但證券市場的興起和大規模發展則直接受到大量融資和企業間購並需求的刺激。而我們屬於「轉型」國家，已經基本建立了現代工業基礎，建立在有些領域已達到很高的、可與西方發達國家相競爭的水平，工廠制度不僅確立，而且具有較為系統的管理制度。與「自然發育」不同的是，這些工廠不是在市場擴張的刺激下成長起來的，而主要依賴於政府的計劃安排。所以，它們是「工廠」而不是「企業」。在這樣一個起點上，如何實現這些工廠的市場化「轉型」，「轉型」中依據何種順序和邏輯，就成為我們面對的問題。 不論理論和政策上採取了何種「說法」，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從開始實際上就是「市場導向」的。改革之初，企業對生產什麼、生產多少、按什麼價格出售無法自主決定，國家計劃「管得過多，統得過死」，被當成是企業體制上的一大弊端而需要改變，因而要求企業「面對市場組織生產」。企業首先進入的是商品市場，在商品市場中則首先進入的是消費品市場。決非偶然的是，價格改革構成了80年代經濟改革的重點，首先得以放開的是大多數消費品價格，爾後通過「雙軌制」的調放結合，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放開了大多數投資品價格。中國國有企業首先經受了商品市場的競爭洗禮，產生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1、明確並初步學會按照市場需求組織生產。 2、刺激了供給增加和買方市場的形成。 3、產品和企業的分化加快，一批有競爭力的優勢企業脫穎而出。 4、在劇烈的市場競爭中涌現出一批企業家。 總之，商品市場的一個時期的發展，使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所有企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發生了某些實質性變化，那種完全指靠國家吃飯過日子的企業已少見了（盡管不能說完全沒有）。對國有企業改革來說，商品市場所帶來的變化給資本市場的發展創造了不可缺少的前提。這里我們關注的是前面述及的市場發展的順序問題。理論上可以假設資本市場先於商品市場發展，或者二者同步推進，但資本市場上的經營者很快將會發現企業不會按照市場需求生產和銷售產品，不知道那些企業能在市場競爭中生存和獲利，並成為優勢企業，不知道企業重組中誰去兼並誰，也不知道哪些企業領導人是真正的而非冒牌的企業家。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市場能有什麼樣的發展是不言而喻的。 在商品市場取得重要進展、解決了一些問題的同時，它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則越來越顯而易見。這些問題有些是根源於傳統體制的老問題，在新的形勢下趨於明朗和尖銳，有些是隨著商品市場發展而引出的新問題。概括地說，它們集中表現為幾個重要矛盾。 第一個矛盾是國有企業「所有者虛置」與市場競爭對所有者作用要求提高之間的矛盾。所謂「所有者虛置」不是說沒有法律上和形式上的所有者，而是指這樣的「所有者」不能切實負起應有的責任。這是傳統體制遺留下來的老問題，但在市場競爭趨於激烈的新環境下，對所有者的要求提高了，所有者的「質量」不同，企業競爭的後果便會有大的差別。這一點經常被用來解釋國有企業經營不善、持續虧損等現象。分析近年來國有企業大面積虧損原因，人們甚至有理由對國有企業的領導人是否存在明確的盈利動機表示很深的懷疑。這是一方面的情況。 在另一方面，國有企業以及其他公有企業的治理結構、經營者的行為呈現出復雜狀態。在企業擴權的背景下，相當多的企業，特別是從差到好的老企業，改革以來「從無到有」的「新國企」，高層經營者實際上掌握了大部分剩餘控制權和部分剩餘索取權。這些人已不同於改革前的企業經理人員，也不同於西方國家老一代企業家打下江山後僱傭的支薪經理，他們不同程度上具有創業者的性質，對他們掌握的剩餘控制權和索取權，人們似乎多少持一種默認態度，認為「人家搞起來的企業，應該有一份合法權益」。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經營者已是某種程度上的「風險承擔者」。但現有的正式經濟關系和法律關系並不全部承認並保護他們這種事實上的權利。與此同時，市場化過程使企業經營者損害法律上的所有者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如職工）的利益，有了比計劃經濟時期大得多的空間，從在職消費到轉移資產都可能發生。於是，合理的不承認，非法的管不住，經營者行為陷入了矛盾、扭曲的狀態，確實有人完全是「吃」、「挖」公有制，也有人是「正路」不通而走「邪路」的。公有制的所有權可能落不到實處，經營者作為一種特殊的人力資本的所有權從來都是實實在在的，如果既有制度不承認、不保護它，它就會以與既有制度相沖突的方式表現出來。近年來一些知名企業家「出事」，以及普遍存在的「窮廟富和尚」現象，僅僅用個人品質顯然是無法解釋的。對具有中國特色的「內部人控制現象」，應有更切合實際的說明。無論如何，我們面臨著一個能否創造出有利於企業家穩定、長期發展的制度環境的問題。 第二個矛盾是國有資本事實上的部門、地區所有與生產社會化程度提高之間的矛盾。國有資本名義上或法律上歸國家所有，大多數實際上是部門、地區所有，已是不爭的事實。在非市場化的環境中，國有資本要有運營的實際可能性，「條塊分割」是無法避免的選擇。對「條塊分割」的弊端，已有諸多分析，如人為割斷生產經營內在聯系、重復建設和地區封鎖等。在企業規模擴大、分化加劇的新形勢下，「條塊所有」至少又帶來了兩方面的突出問題。一是「條條」和「塊塊」越來越難以對迅速擴張的優勢企業提供足夠的資金支持，特別是直接融資的支持，同時對在競爭中失敗的劣勢企業越來越難以在自己的行政勢力范圍內予以消化。二是「條條」和「塊塊」在自己的行政范圍內越來越難以提供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稱職的企業家人才。撇開其他問題不論，這意味著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張，原有的所有者在貨幣資本和人力資本上都出現了「短缺」。如果說西方國家曾存在私人、家族及合夥人資本佔有與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的話，我們的經濟中目前也出現了明顯的「條塊所有」與生產和資本經營日益社會化之間的矛盾。這兩種情況雖然在具體國情和所有制性質上有很大差別，但所有制形式的封閉性和狹隘性上卻有類似之處。在西方國家，矛盾一定程度上通過企業股權結構的「公開化」、「社會化」，即通過對外擴股包括企業上市加以緩解的。我們所面臨的「條塊所有」所帶來的矛盾，也需要而且只能通過股權結構的開放和流動得到解決。 股權結構的這種變化有著更深一層的意義，即為政企分開問題的解決提供必要條件。對此依然可以從比較的角度得到理解。西方國家的所有者職能與部分經營者職能的分離，雖然不排除股權依然封閉狀態下僱傭職業經理的情況，但多數是在股權「公開化」以後出現的。「公開化」一方面使企業的股權不再等同於（一般應大於）原有所有者的股權，另一方面由於有了多個所有者，使所有者（投資者）能夠相互競爭和流動，形成了資本市場，以及在資本市場上產生的便於所有者了解企業經營狀況的基本信息。這些變化都使所有者和經營者職能的分離成為可能。對我們所面對的政企分開問題而言，在堅持國有制的前提下，政府作為事實上的所有者具有邏輯上的必然性，在政府之外尋找其他國有所有者是徒勞的。但是，如果一個企業只有一個作為所有者的政府部門，而且這種隸屬關系有著很長的「歷史性」，要實現所有者與經營者職能分離意義上的政企分開將是很難的。積極的變化只有當引入了新的所有者，而且新老所有者具備了流動性，並且能夠以某種方式提供關於企業經營狀況信息時才能開始。 第三個矛盾是國有經濟戰線拉得過長與隨著市場競爭的擴展而出現的「市場失效」問題之間的矛盾。准確地說，在改革前和改革初期，這個矛盾不可能突出，甚至不足以成為問題，因為當國有經濟一統天下時，不存在其「戰線過長」的問題，當市場經濟未得到大的發展時，也不可能存在「市場失效」的問題。這個矛盾一旦突出起來，一個隱含的前提就是市場經濟已經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發展。近來強調國有經濟縮短戰線、調整結構，就是以市場經濟在我國的資源配置中開始發生基礎性作用，特別是競爭性行業的市場競爭加劇為背景的。在這一背景下，國有經濟在競爭性領域並無確定的優勢可言，雖然也可以找出具有競爭力、表現優秀的國有企業，但大多數企業卻陷入困境。在另一方面，僅靠市場力量管不了、管不好和不願管的事情大量增加，矛盾逐漸突出，如何把有限的國有經濟資源按照優先順序轉移到最需要從而也是最能發揮作用的領域去，就成為緊迫的問題。 國有經濟的這種戰略性調整所涉及的是國有經濟在新體制中的「定位」問題。近年來在國有經濟問題上存在著強調「產權改革」、強調經營者作用和強調建立競爭性環境等不同的觀察角度，彼此有一些爭論。在「產權改革」論那裡，或明或暗地遵循了「公家的東西不可能象私人的東西那樣受到關心和愛護」這樣一條簡單、朴實的邏輯，其結論的傾向性也是較為清楚的。強調經營者作用的論者則考慮到近現代企業中職業經理階層出現且重要性上升的趨向，近來又受到人力資本理論和中國實踐經驗的支持。重視競爭性環境的觀點則認為最重要的是創造平等的競爭環境，以獲得評價企業業績的充分信息。對同一問題從諸多角度開展討論，對問題本身的理解無疑是有益的，同時也表明了問題的復雜性。對強調產權改革者來說，需要對這樣一個事實提出解釋，即在最崇尚私人資本、最「自由放任」的國家，如美國，也都存在著一塊「國家資本」或「社會資本」。對強調經營者作用的論者來說，需要對國有企業經營者代理成本普遍高於非國有企業的現象作出解釋，而且將會發現重組後的國有經濟經營者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企業經營者。對強調競爭性環境者來說，也將會發現重組後的國有資本大部分並不處於競爭性領域。如果繼續用一般的產權和企業理論來分析國有經濟問題，將難以擺脫邏輯上的困境，因為其隱含的前提是把國有企業仍然當成一般意義上的企業。顯然，對立足於解決「市場失效」問題、大部分將處於非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來說，或者說實行戰略性重組的國有經濟來說，需要一組更切合實際的理論，其中包括國家理論、外部性理論、政府管制理論等，以對問題本身提出更好的說明。 上面述及的三個矛盾相互交織，不完全處於一個層次，但仍然可以由統一的邏輯加以解釋。不難理解，第三個矛盾是基本的，它需要通過國有經濟的職能轉換和戰略重心的大幅度調整才能解決，其結果很可能是多數或大多數國有資本將會轉入非競爭性領域。在理論上則要求擺脫把國有資本參與的企業看成一般企業的局限。對由於種種原因，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仍然處在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來說（盡管隨著時間推移這部分國有資本將呈現遞減趨勢），第一個和第二個矛盾是無法迴避而且必須解決的，其基本途徑是在引入資本市場的基礎上逐步實現企業產權結構和內部治理結構的「現代化」，其核心是在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形成有利於企業長期穩定發展的機制。 其次，上述三個矛盾的出現和解決具有顯著的階段性特徵，或者說只有當轉軌「轉」的一定程度後才會發生。如果沒有商品市場的發展，這些矛盾或者缺少發生的依據，或者雖然存在但不會尖銳。也就是說，商品市場在解決了一些問題以後又提出了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是商品市場本身無法解決的，必須依賴於資本市場的培育和發展。這樣我們對前面提出的問題就有了答案：國有企業的市場化取向改革同樣遵循了由商品市場到資本市場的順序，這一點完全是由市場化進程的內在邏輯決定的。 從國有經濟戰略性改組的角度看，國企改革期待資本市場解決的主要有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支持國有經濟收縮戰線，重點是從競爭性領域的退出。當國有經濟戰略性重組的目標確定以後，也就是國有資本在某些領域「要不要退出」的問題確定以後，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退出」。我們不排除某些國有資本直接以實物形態上改變用途的方式「退出」，但在大多數情況下，由於資產專用性存在，首先要解決國有資本變現即由實物形態轉化為價值形態的問題，否則仍然無法實現「退出」。例如，國有資本要從一個紡織廠退出，該廠的機器設備、廠房、存貨等顯然不適合國有資本新用途的需要，所以首先要適當的交易者，通過拍賣、股權轉讓等方式將國有資本變現，而且在變現的過程中應給出合理的價格，不能發生低估國有資本的問題，這就需要有一個資本市場，通過這個市場解決國有資本退出過程中的「尋找交易者」、「定價」、「變現」、「轉讓」等問題。 第二，推動企業組織結構的合理化，核心是大企業的成長和新分工協作體系的形成。近年來出現的產品和企業兩極分化，將導致兩個重要結果。一個結果是大企業的成長，特別是一批按照國際水準衡量的大企業的逐步形成。商品市場的競爭勝利，給企業「長大」在生產、技術、銷售、管理、品牌諸方面打下了一個初步基礎，但沒有資本市場的支持，企業擴展的速度將相對緩慢，有的企業可能就停滯於既有水準。國際上知名的大企業大都有良好的金融支持系統，比如幾乎都是上市公司。這一點也可解釋在發達國家上市公司通常只佔公司總數的很小比例（如千分之一、二），但大公司卻很少不是上市公司的。另一個結果是佔到企業總量多數的、在競爭中失敗或至少未佔到優勢的企業，將與大企業之間有一個分工協作關系重新組合的過程。新的分工協作關系包括橫向關聯（如成為大企業生產體系中的最終產品生產者）、縱向關聯（如原材料、另部件供應商，產品推銷商）以及混合關聯（如跨行業納入大企業多元化的經營結構）等。現在有一種值得注意的傾向，就是對中小企業持一種蔑視態度，認為這些企業，沒有規模優勢，因而沒有競爭力和發展前途。其實，在合理的經濟體系中，大中小企業有適宜的比例關系，大多數企業仍然是中小企業。至於「規模經濟」問題，按照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勒得到大量實證經驗支持的觀點，所有在競爭環境中能夠生存下來的企業，都有其規模上的合理性。我們過去的問題主要並不在於存在大量的中小企業，而在於中小企業與大企業之間缺少有效率的聯系，如一個行業中大中小企業都生產最終產品。在這種狀況下，出路只能是通過收購、兼並、破產、託管等方式重建大中小企業間的分工協作關系。在這個過程中，資本市場不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是最具優勢的。 第三，有助於企業產權制度和內部治理結構中一系列基本問題的解決。現代企業制度作為企業改革的目標已經明確，在實現這個目標的過程中，人們往往注重組織結構的變化，追求組織形態上與國際經驗的相似性，如形成股東大會、董事會、高級經理組成的企業治理結構，建立國有股本的持股機構等，而容易忽略作為其基礎的資本市場的作用。然而，離開了資本市場，產權邊界的確定、股東作用的發揮、對經理階層的監督、經營業績的評價等都根本性的解決辦法。以人們談論很多的產權問題為例，如果缺少資本市場上的「交易」，資產的價格將無從確定，產權的價值邊界也不可能清晰。其次，在存在市場交易的條件下，資產將向對其評價高的主體流動，進而產生資源配置效率改進的結果。如果不出現由於流動而產生的效率改進，所謂的「產權明晰」也不會有多大意義了。盡管我們無法斷言有了發育良好的資本市場，長期困擾我們的產權和企業組織結構方面的諸多難題一定能夠解決（可能需要其他條件的配合），但若沒有資本市場的作用，這些難題肯定是無法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