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債務風險指標

1. 企業進行債務風險分析與評判主要通過哪些財務指標

（一）短期償債能力分析
短期償債能力是指企業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及時足額償還的保證程度，是衡量企業當前財務能力，特別是流動資產變現能力的重要標志。
企業短期償債能力分析主要採用比率分析法，衡量指標主要有流動比率、速動比率和現金流動負債率。
1、流動比率
流動比率是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的比率，表示企業每元流動負債有多少流動資產作為償還的保證，反映了企業的流動資產償還流動負債的能力。其計算公式為：
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一般情況下，流動比率越高，反映企業短期償債能力越強，因為該比率越高，不僅反映企業擁有較多的營運資金抵償短期債務，而且表明企業可以變現的資產數額較大，債權人的風險越小。但是，過高的流動比率並不均是好現象。
從理論上講，流動比率維持在2：1是比較合理的。但是，由於行業性質不同，流動比率的實際標准也不同。所以，在分析流動比率時，應將其與同行業平均流動比率，本企業歷史的流動比率進行比較，才能得出合理的結論。
2、速動比率
速動比率，又稱酸性測試比率，是企業速動資產與流動負債的比率。其計算公式為：
速動比率=速動資產÷流動負債
其中：速動資產=流動資產-存貨
或：速動資產=流動資產-存貨-預付賬款-待攤費用
計算速動比率時，流動資產中扣除存貨，是因為存貨在流動資產中變現速度較慢，有些存貨可能滯銷，無法變現。至於預付賬款和待攤費用根本不具有變現能力，只是減少企業未來的現金流出量，所以理論上也應加以剔除，但實務中，由於它們在流動資產中所佔的比重較小，計算速動資產時也可以不扣除。
傳統經驗認為，速動比率維持在1：1較為正常，它表明企業的每1元流動負債就有1元易於變現的流動資產來抵償，短期償債能力有可靠的保證。
速動比率過低，企業的短期償債風險較大，速動比率過高，企業在速動資產上佔用資金過多，會增加企業投資的機會成本。但以上評判標准並不是絕對的。
3、現金流動負債比率
現金流動負債比率是企業一定時期的經營現金凈流量與流動負債的比率，它可以從現金流量角度來反映企業當期償付短期負債的能力。其計算公式為：
現金流動負債比率=年經營現金凈流量÷年末流動負債
式中年經營現金凈流量指一定時期內，由企業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流入量與流出量的差額。
該指標是從現金流入和流出的動態角度對企業實際償債能力進行考察。用該指標評價企業償債能力更為謹慎。該指標較大，表明企業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凈流量較多，能夠保障企業按時償還到期債務。但也不是越大越好，太大則表示企業流動資金利用不充分，收益能力不強。

（二）長期償債能力分析
長期償債能力是指企業償還長期負債的能力。它的大小是反映企業財務狀況穩定與否及安全程度高低的重要標志。其分析指標主要有四項。
1、資產負債率
資產負債率又稱負債比率，是企業的負債總額與資產總額的比率。它表示企業資產總額中，債權人提供資金所佔的比重，以及企業資產對債權人權益的保障程度。其計算公式為：資產負債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100%資產負債率高低對企業的債權人和所有者具有不同的意義。
債權人希望負債比率越低越好，此時，其債權的保障程度就越高。
對所有者而言，最關心的是投入資本的收益率。只要企業的總資產收益率高於借款的利息率，舉債越多，即負債比率越大，所有者的投資收益越大。
一般情況下，企業負債經營規模應控制在一個合理的水平，負債比重應掌握在一定的標准內。
2、產權比率
產權比率是指負債總額與所有者權益總額的比率，是企業財務結構穩健與否的重要標志，也稱資本負債率。其計算公式為：負債與所有者權益比率=（負債總額÷所有者權益總額）×100%該比率反映了所有者權益對債權人權益的保障程度，即在企業清算時債權人權益的保障程度。該指標越低，表明企業的長期償債能力越強，債權人權益的保障程度越高，承擔的風險越小，但企業不能充分地發揮負債的財務杠桿效應
3、負債與有形凈資產比率
負債與有形凈資產比率是負債總額與有形凈資產的比例關系，表示企業有形凈資產對債權人權益的保障程度，其計算公式為：負債與有形凈資產比率=（負債總額÷有形凈資產）×100%有形凈資產=所有者權益-無形資產-遞延資產企業的無形資產、遞延資產等一般難以作為償債的保證，從凈資產中將其剔除，可以更合理地衡量企業清算時對債權人權益的保障程度。該比率越低，表明企業長期償債能力越強。
4、利息保障倍數利息保障倍數又稱為已獲利息倍數，是企業息稅前利潤與利息費用的比率，是衡量企業償付負債利息能力的指標。其計算公式為：利息保障倍數=稅息前利潤÷利息費用上式中，利息費用是指本期發生的全部應付利息，包括流動負債的利息費用，長期負債中進入損益的利息費用以及進入固定資產原價中的資本化利息。
利息保障倍數越高，說明企業支付利息費用的能力越強，該比率越低，說明企業難以保證用經營所得來及時足額地支付負債利息。因此，它是企業是否舉債經營，衡量其償債能力強弱的主要指標。
若要合理地確定企業的利息保障倍數，需將該指標與其它企業，特別是同行業平均水平進行比較。根據穩健原則，應以指標最低年份的數據作為參照物。但是，一般情況下，利息保障倍數不能低於1。

2. 關於地方政府債務法規法規有哪些

2014年10月，中國國務院辦公廳發布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這是國務院首次發文全面規范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也標志著中國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完整制度框架基本建成。
該意見提出，要修明渠、堵暗道，賦予地方政府依法適度舉債融資許可權，加快建立規范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同時，堅決制止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舉債，政府債務不得通過企業舉借，剝離融資平台公司政府融資職能，融資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債務。
意見提到，允許地方政府發行政府債券規范舉債，地方政府債務規模實行限額管理。分地區限額由財政部在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批準的地方政府債務規模內根據各地區債務風險、財力狀況等因素測算並報國務院批准。地方政府舉借的債務，只能用於公益性資本支出和適度歸還存量債務，不得用於經常性支出。
財政部將根據各地區一般債務、專項債務、或有債務等情況，測算債務率、新增債務率、償債率、逾期債務率等指標，評估各地區債務風險狀況，對債務高風險地區進行風險預警。列入風險預警范圍的債務高風險地區，要積極採取措施，逐步降低風險。債務風險相對較低的地區，要合理控制債務余額的規模和增長速度。
意見稱，要硬化預算約束，防範道德風險，地方政府對其舉借的債務負有償還責任，中央政府實行不救助原則。各級政府要制定應急處置預案，建立責任追究機制。地方政府出現償債困難時，要通過控制項目規模、壓縮公用經費、處置存量資產等方式，多渠道籌集資金償還債務。
意見還指出，鼓勵社會資本通過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城市基礎設施等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業投資和運營。政府通過特許經營權、合理定價、財政補貼等事先公開的收益約定規則，使投資者有長期穩定收益。投資者按約定規則獨自或與政府共同成立特別目的公司建設和運營合作項目。投資者或特別目的公司可以通過銀行貸款、企業債、項目收益債券、資產證券化等市場化方式舉債並承擔償債責任。
意見強調，政府對投資者或特別目的公司按約定規則依法承擔特許經營權、合理定價、財政補貼等相關責任，不承擔投資者或特別目的公司的償債責任。
即將於實施的新預演算法，允許省級政府可以發行地方政府債券，但也明確規定地方政府不得通過政府債券以外方式舉債。
2014年10月28日，財政部發布《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納入預算管理清理甄別辦法》，地方各級財政部門匯總本地區清理甄別結果，由同級審計部門出具審計意見並經同級政府批准後逐級上報，省級財政部門應於2015年1月5日前上報財政部。

3. 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成因

造成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地方政府舉借超過了地方經濟和財政承受能力
地方政府舉債與個人、企業的借債一樣，借債規模必須控制在其經濟承受范圍之內，即政府債務規模必須與當時經濟發展水平、財政支出和財政收入水平相匹配，也就是說債務依存度(當年債務收入/當年財政支出)、償債率(當年還本付息額/當年財政收入)、債務負擔率(當年債務余額/當年GDP)這三個指標要適度。否則，就會加劇財政困境，從而導致政府債務風險。
(二)舉債項目各環節管理不到位，增加了財政支出負擔
一方面地方政府在項目立項前往往關注的是項目要不要上，沒有做到全面的投資估算，實際支付時超概算情況嚴重，特別是一些項目要求地方配套，這樣就加重了地方財政負擔；另一方面建設單位在建設過程中任意擴大投資規模，提高建設標准，變更、增加計劃外工程，導致整個工程超規模、超概算、超標准，同樣也加重了財政負擔。另外，還有一部分項目沒有引入競爭機制，部分設備未實行政府采購，由上面直接提供，不僅實際造價高，而且還有一些設備根本無法使用，無形中增加了建設成本。
(三)舉債項目沒達到預期經濟效益，導致政府債務拖欠
地方政府舉債除一部分用於公益性項目外，還有一部分用於競爭性項目。用於競爭性項目的部分必須由使用單位來歸還。如果使用單位所建的項目達不到預期的經濟效益，就會導致債務被拖欠，最終由政府財政兜底還款，使用單位的債務風險就轉化為財政風險。

4. 解決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措施有哪些

解決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措施如下：

1、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債務的界限。貫徹執行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轉型的要求，嚴格區分地方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債務的界限，適度允許地方國有企業發生違約，以便加強對投資者的教育；

2、財政部一直監測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情況。當前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存在的問題包括：地方政府償債能力總體有所下降，局部地區債務風險有所上升；地方政府違法或變相舉債擔保仍有發生；不規范的PPP模式等。對這些問題，有關部門正在督促地方和相關金融機構採取措施加以解決；

3、引入長期資金提供者。地方政府債券及地方基礎設施項目可引入成熟的、風險偏好穩定的機構投資者和個人投資者，尤其是要引入長期資金提供者；

4、設立政府性融資擔保基金。中央可鼓勵地方政府出資設立政府性融資擔保機構，或政府性融資擔保基金，或地方產業發展基金，充分利用資本市場為地方政府基礎設施項目建設提供充足的資金，更好地支撐地區經濟可持續發展；

5、適度加大國債和地方政府債券發行規模，是政府依法規范加杠桿的重要舉措，可以避免全社會債務收縮對經濟造成負面影響。隨著全社會的杠桿水平逐步下降，政府的杠桿也可以逐步釋放。

(4)地方債務風險指標擴展閱讀：

建立健全債務風險預警和應急處置機制，將風險評估和預警結果通報有關部門和各省級政府，督促高風險地區多渠道籌集資金化解債務風險。

將地方政府債務納入預算管理。財政部印發一般債券和專項債券預算管理辦法，調整政府收支分類科目，在2016年全國預算草案中全面反映地方政府債務情況，指導地方分別在2016年預算草案和預算調整方案中反映政府債務情況，主動接受各級人大監督；

我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總體可控。以國際通用的債務率(債務余額/綜合財力)指標衡量，2015年地方政府債務率為89.2%，低於國際通行警戒值。

需要注意的是，與發生債務危機的國家不同，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形成了大量與債務相對應的優質資產作為償債保障，加上未來一段時期內我國經濟將保持中高速增長，也為債務償還提供了根本保障。

5. 分析與評判物業服務企業債務風險的財務指標主要有

摘要 你好，很高興為你解答。

6. 為什麼要重視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

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是指地方政府承擔債務但無能力按期還本付息的可能性以及相應產生的後果，如導致政府財政不能正常運轉，拖欠幹部教師工資和職工養老金，以及無力進行公用事業投入等。
一是爆發區域性財政風險。
很多人認為地方各級政府掌握大量國有資產、資源，在目前財政體制下，地方政府又不能破產清算，中央財政不可避免成為「最後支付人」。這未免有點盲目樂觀。考慮到舉債地區的普遍性、部分地方債務負擔的嚴峻性，以及償債來源對土地財政的高度依賴性，地方政府負債的償付風險以及由此誘發的金融風險和政府信用風險仍不可小覷。受宏觀經濟增速放緩、地方財政增速回落以及房地產市場調整等因素影響，一旦累積的債務風險超過地方財政承受能力，信用鏈條就有可能斷裂，爆發區域性財政風險。
二是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地方債主要來源於銀行等金融機構的間接融資，地方債與銀行等金融體系風險直接關聯程度較高。債務違約和兌付危機最終都會形成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區域性財政風險與系統性金融風險互為因果、交織關聯、循環影響、疊加蔓延。當地方債規模和「借新還舊」展期超過一定極限後，金融危機的「多米諾骨牌」就會倒塌。巨大債務不僅使地方政府陷入財政困局和債務風險當中，還不可避免轉化為區域性、系統性金融風險。
三是誘發經濟和社會政治風險。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目前，地方債風險已經成為威脅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社會穩定和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如果嚴格金融規則，不少地方債已經無法依靠「借新還舊」展期。如果按市場化要求，一些地方政府實際上已經破產。過高的地方債直接推高土地和樓市價格，難以償付的地方債也給銀行等金融機構帶來不良資產等風險敞口。巨額地方債的背後，實際上是政府信用的隱性擔保，地方舉債融資普遍不考慮償付責任以及所造成的後果，「只管借，不管還」。企業和事業單位把最終償付責任轉嫁給政府，下級政府把最終償付責任轉移給上級政府，地方政府把最終償付責任轉推給中央政府，上屆政府又把最終償付責任延遲給下屆政府，「擊鼓傳花」。一旦地方債風險爆發，只能廉價變賣國有資產、或者由上級政府乃至中央政府兜底，最後只能通過債務重組、貨幣貶值轉嫁債務負擔，由全國人民集體買單。因此，地方債風險集聚、積累到一定程度，地區性風險就有可能演變為區域性、全局性、系統性風險，就有可能損害政府公信力，惡化社會信用環境，誘發經濟危機和社會信任危機，最終拖累經濟可持續發展、影響社會穩定、威脅政治安全。

7. 地方性政府債務的風險及影響

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作為財政風險的重要構成，對金融和經濟具有較大威脅，在國民經濟運行中的地位日漸凸顯，並成為中央及地方政府長期關注的核心問題。但到目前為止，國內外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並無明確統一的概念，大部分研究都強調地方政府債務增長，甚至將地方政府債務增長直接當成債務風險。可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是一個看似簡單，但較為復雜的問題，現有的相關研究也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有待進一步深入探索。
關於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概念的梳理
1.基於一般風險概念的認識
明確一般意義上的風險(Risk)概念，是理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前提。Willett(1901)將風險定義為，不願發生的事件發生的不確定性之客觀體現。Knight(1922)又指出，風險是一個可測度的不確定性，並且是從事後來看不確定性因素所造成的損失。隨後，理論界對風險的認識開始不斷深入。溫濤(2005)在總結前人研究基礎上將其歸納為，風險是一種不確定性，可以是導致某種損失的不確定性，也可以是帶來某種收益的不確定性，同時還與預期相關。
就地方政府債務而言，只有當其對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危害的時候才可能去關注其風險，因此，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屬於未來發生損失的不確定性。
2.基於政府債務風險的借鑒
國外關於政府債務風險的研究較多，如Horton Jr.(1972)認為，一旦在經濟繁榮時期發生政府違約事件，經濟蕭條趨勢將隨即而來，這種違約一般表現為政府債務增長超過了居民收入增長。Alberto and Tabellini(1992)認為政府債務風險是債務規模膨脹所導致，可以劃分為兩類，一是政府債務規模增加所導致的貨幣貶值風險，二是政府債務增加還將會導致債務違約，從而將影響政府信用。與此同時，部分學者還將債務風險與財政可持續性相互聯系，即將債務風險當成是財政不可持續性。Buiter(1985)認為財政可持續是指作為經濟實體的財政存續狀態或能力，當政府有能力償還債務時，財政就是可持續，否則將導致破產風險。Blanchard et al.(1990)認為在確定財政收支水平時，如果能夠使所考慮時期內的凈債務佔GDP的比重保持不變，此種條件下確立的財政收支就是可持續，反之就存在風險。Frenkel and Razin(1996)認為政府債務不可持續將會導致財政政策發生「急劇性」變化，從而導致預算發生失衡，以及不能償還債務而損害儲蓄人的利益。
無論是從直接定義，還是從可持續概念來看，關於政府債務風險的研究，重點還是強調政府債務所帶來損失，涵蓋了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一般內涵。但相比之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更具個性特徵，比如從風險的危害上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可以演變為中央財政風險，以及金融體系和經濟運行風險，只有當這些風險發生後，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才可能爆發，因而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更具傳導性、隱蔽性和危害性。
3.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理解
2000年以來，伴隨著我國地方政府債務規模的快速膨脹，國內學者開始關注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問題。郭琳和樊麗明(2001)認為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表現為地方政府債務的不確定性或其自身的缺陷以及由此引發的問題，包括總量支付、債務結構、利率匯率等內在風險，以及增加稅負、向上級政府轉嫁、影響宏觀經濟等外在風險。馬海濤和呂強(2004)認為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是指地方政府無法清償到期債務的償債風險，以及引發的其它風險。呼顯崗(2004)將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定位於向中央財政的轉嫁，並嚴重威脅到國家的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賀忠厚等(2006)認為只要有地方政府債務就有風險，表現為對經濟運行、社會發展、預算執行、信用環境等產生影響。於海峰和崔迪(2010)提出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就是指地方政府債務在各種不確定因素影響下，對社會經濟造成損失的可能性。韓增華(2011)認為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表現為資不抵債，即當期財政收入不足以維持當期財政支出。黃國橋和徐永勝(2011)將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歸結為地方政府過度負債行為，從而導致預算軟約束、政治腐敗。繆小林和伏潤民(2012)認為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表現為債務相對於經濟、政府和居民負擔的超常規增長，並將其分為承債壓力風險和償債能力風險。李茂媛(2012)認為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是債務規模的急劇擴張，從而影響財政和金融運行，並對地方經濟發展產生負面效應。
從國內相關研究來看，基本都認為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是債務增長帶來危害和損失的不確定性預期，與本文對風險及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理解相吻合。然而，已有研究更多的還是強調債務快速增長的表象，缺乏對地方政府債務如何影響財政、金融和經濟系統運行的深入分析，從而難以形成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內涵的深刻認識。
適合國情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內涵
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一旦爆發，導致的不僅僅是某個縣、市或省級財政運行困難，而將會通過向中央財政傳導形成整個公共財政風險，甚至會通過向金融系統蔓延，引發全國性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這將作為本文理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內涵的關鍵。
1.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會向中央財政傳導，引發全國性系統財政風險
與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俄羅斯等聯邦制主義國家不同，我國是典型的單一制大國，在單一制體制下，多級政府及相應的多級財政間具有相互依賴和影響關系，在財政運行責任上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具有無限的連帶性。因此，就地方政府債務而言，如果數量積累到一定程度並引發財政風險，同時地方政府又無力化解，承擔地方政府債務的責任自然會向中央政府轉移，則具有局部性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可能演化為全國系統性的財政風險。黃國橋和徐永勝(2011)已經證明，如果地方政府財力不足，難以按時還款，上級政府必然會從大局出發，通過加大轉移支付或採取豁免地方政府部分債務等方式，為下級政府的債務風險買單，最終形成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倒逼」中央政府，並演化為中央財政風險。
2.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會通過向金融機構蔓延，引發金融或經濟危機
我國當前正處於市場經濟的轉軌初期，財政與信貸的密切聯系決定了財政風險與金融風險共存。2010年底，全國地方政府債務通過銀行信貸方式融資規模為84679.99億元，佔地方政府債務總額的79.01%，與此同時，同期金融機構人民幣年底貸款余額中，地方政府債務銀行貸款佔17.67%。可見，如果我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發生，即未來各年度財政收入不能補缺歷史欠債的話，勢必導致銀行無法按時足額收回貸款，在銀行體系內部加劇呆賬、壞賬的持續惡化，從而導致資金鏈斷裂使銀行運行資本呆滯而被迫破產，金融危機隨即出現。胡援成和張文君(2012)也證實了該觀點，即地方政府債務的迅速擴張會加劇銀行信貸風險，為金融體系不穩定埋下隱患。更進一步看，金融機構各項存款中，企業存款大約佔34.04%，且絕大部分屬於短期存款，另外，在地方政府債務余額中也有9.75%是來源於單位和個人借款。如果地方債務風險發生、銀行資金鏈斷裂，將直接影響企業生產資金的正常循環，根據經濟運行傳導機制，生產下降、企業倒閉和失業增加等經濟危機也將接踵而來。
由此可見，如果地方政府債務常規增長不具有危害，也構不成債務風險，因而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除了涵蓋債務增長外，還包括債務增長形成的危害或損失預期。據此，我們可以將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理解為，債務形成危害預期的超常規增長，而這種危害除了體現對自身財政運行影響外，還表現為通過風險傳導機制，對中央財政、金融系統和經濟運行的破壞。 根據上述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內涵的理解，判斷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生成的原因，其實質就是揭示地方政府債務超常規增長的動力。針對該問題，已有研究從經濟發展、財政體制、管理制度和政府行為等方面進行探討，但多數僅僅是闡述了地方政府債務增長的原因，並沒有揭示出地方政府債務超常規增長的動力。
基於經濟發展視角的認識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恢復和發展經濟的各種經濟社會項目建設，是促進地方政府債務增長的主要原因。Ratchford(1947)指出美國1930—1940年間的聯邦債務達到325億美元，除了30億美元用於退伍軍人的津貼外，其餘全部用於和平年代的經濟社會項目支出，主要目標是實現經濟復甦。Hildrethand Miller(2002)通過實證得出，地方政府債務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一方面，地方政府債務舉借越多，對未來地方經濟發展越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地方經濟總量積累越大，為舉借債務奠定了較強的承載能力基礎。Islam and Hasan(2007)以美國戰後時期為例，實證得出公共債務雖然伴隨一定的通貨膨脹，但能帶來資本積累和實際產出增長，這也就成為各地舉借債務發展經濟的重要依據。在國內，郭琳和樊麗明(2001)馬海濤和呂強(2004)等認為我國正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這種「放權讓利」的改革促使地方政府成為擁有自我發展目標的經濟實體，從而導致財政支出擴張，地方政府債務負擔不斷加重。呼顯崗(2004)指出政府對經濟和社會微觀領域事務干預過多，從而導致很多市場風險直接轉嫁為債務風險。曹信邦等(2005)以經濟發達地區為例，指出政府債務規模與經濟發展水平呈現高度相關，而這些政府借款和貸款主要用於經濟建設。安春明(2009)指出政府為拯救經濟，安排了4萬億投資計劃，這很大程度上迫使地方政府舉借債務。於海峰和崔迪(2010)指出，強烈的利益動機將導致地方政府追求本地區經濟快速增長，而這樣一個以「政府代替市場」的投資行為必然導致政府投資過寬，不得不通過舉借債務來實現。中國人民銀行靖安縣支行課題組(2011)通過實證指出，地方工業發展、城市功能完善等均要求增加地方政府債務，同時也能取得較好效益。
從經濟發展來認識地方政府債務增長，其實質是說明了地方政府債務與地方經濟發展相互伴隨。早在19世紀70年代，瓦格納就提出隨著社會進步及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發展，對公共投資的需求會增大，而這類需求支出一般都屬於資本性支出，按照時間配比原則，資本性支出除了一部分應在當期得到補償外，大部分應該分攤到各個時期，由此需要舉借債務。可見，經濟發展對債務的需求不能說明是債務風險產生的原因。
基於財政體制視角的認識
從財政體制的角度來看，政府間財政分權及預算制度導致的財力減少、支出擴張，是地方政府舉借債務的直接原因。Green(1993)從稅收國家和債務國家的關系出發，指出向居民征稅與舉借債務具有替代性，在稅收減少的情況下地方政府不得不舉借債務。Temple (1994)指出，在公共基礎設施投資中，是應該採用當前稅收收入還是應該利用市政債券，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居民收入水平，一般情況看，稅收比重過低是導致地方政府盲目舉債的直接原因。Teresa and Craig(1997)將地方政府債務膨脹歸因於一國政府間不合理的財政關系，包括橫向和縱向的財政非均衡缺口，以及政府間缺乏透明的轉移支付標准等。Krol(1997)認為預算條例將決定政府收入和支出大小，從而也就決定地方政府是否會舉借債務，因此預算軟約束導致的支出膨脹是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形成的根源。Mikesell(2002)認為政府債務形成的原因主要包括彌補財政赤字，以及在某一財政年度彌補短期資金不足。在國內，郭琳和樊麗明(2001)也指出財政體制缺陷會引發我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包括政府間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不清形成的償債意識缺乏和財政收不抵支。呼顯崗(2004)認為國家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導致地方支出壓力過大，以及分稅制改革不徹底導致地方政府事權與財權不匹配，以此導致債務增加和償債能力弱化。張遠(2005)認為我國非正式預算體制的軟約束，會遲滯正式預算制度的完善過程，使地方政府收支進一步弱化，從而衍生出舉債籌資慾望的制度化。安春明(2009)指出伴隨著分稅制改革，地方在經濟分權和趕超戰略的驅動下開始自主地發揮資源配置功能，在預算財力無法滿足的情況下，開始運用債務工具彌補建設資金的缺口。賈康等(2010)指出分稅制改革雖然規范了收入分配，但是並沒有解決財力與事權匹配的問題，任何一項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都會增加地方政府支出壓力，從而被迫舉借債務。蔡玉(2011)指出在我國事權和支出責任不明晰背景下，中央出台的各項民生政策，地方政府只能依靠舉借債務落實。
從財政體制來解釋地方政府債務增長，重點闡述了在政府間財政關系框架中，各種財政政策或制度導致地方政府財力與支出責任的不匹配，從而需要通過舉借債務來完成上級政府指定的支出責任。在國內，絕大多數學者都將其歸結為分稅制的不徹底，由於分稅制下的事權和支出責任不明確，無論中央的民生政策還是擴大內需，均會增加地方政府的支出壓力，從而被迫舉債。但這並不是債務超常規增長的充分條件，而關鍵問題是，在這種存在財力缺口的條件下，會為地方政府非理性舉債提供機會和空間，導致地方政府債務的超常規增長，從而導致風險的產生。
基於管理制度視角的認識
從管理制度的視角來看，缺乏嚴格的地方政府債務舉借審批、使用監管和償還管理等制度，從而無法控制債務規模的盲目擴張。Hackbart and Leigland(1990)指出，由於缺乏嚴格的地方政府債務發行和償還方面的管理制度和政策，從而導致1977—1987年間美國州級債務余額從870億美元快速增長到2640億美元。Trautman(1995)指出當前許多州將所有的債務活動集中在一個機構，對此他提出地方政府債務的定量管理辦法應該逐漸被發展起來，並要應用於債務活動的分析，這有利於對債務規模的控制和管理。Dafflon and Beer-Tóth(2009)研究指出，關於地方公共債務不僅需要有舉借方面的制度約束，比如預算平衡制度、舉債管理框架、債務行政控制等，而且還需要有對超規模債務產生影響的處罰機制，比如強制性的行政規范等。Levine(2011)基於積極政策理論和稅收收入准則，提出州政府通過採用較優的管理制度，就會通過管理將債務信號傳導到信用評級、投資主體和納稅人，從而約束州政府及時履行自身的債務責任，從而降低債務的違約成本。在國內，郭琳和樊麗明(2001)從債務管理方面指出，債務管理制度嚴重滯後，缺少相應的償還機制和決策失誤的責任機制；債務管理體制條塊分割、各自為政，難以進行有效的債務風險量化；地方政府缺乏直接融資渠道等均會導致我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發生。李光輝(2003)認為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產生的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缺乏舉借債務的總體規劃和科學論證。王曉光和高淑東(2005)提出，地方政府債務大量產生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缺乏有效的債務資金監管系統，以及靈敏有效的反映和控制債務風險的約束機制。裴育和歐陽華生(2007)提出如果缺乏債務風險預警機制，將難以預先知道債務風險狀態，從而不利於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控制。安春明(2009)指出影響地方政府舉債行為的因素主要包括債務管理技術、債務決策技術和債務預算技術等。李燕(2009)分別列出我國地方政府融資負債的主要問題，包括融資決策主體多元化，債務監管主體不明確；對資金應用的監管不到位，導致投資大、效率低；資金使用和償還缺乏中長期規劃。於海峰和崔迪(2010)認為政府績效評價和監督體系的不完善，是導致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關鍵。
從管理制度視角看地方政府債務的增長，實質上是從具有外生性的管理方面來約束地方政府債務行為，換句話說，如果存在合理的債務規模約束機制，地方政府就不可能盲目舉借債務；如果存在合理的債務使用監管機制，低效的地方政府債務就會減少；如果存在合理的償還管理機制，地方政府債務違約就難以發生。可見，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抑制地方政府債務盲目增長中發揮了較大的作用，但這並不是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產生的內生根源。
基於政府行為視角的認識
從政府行為的角度看，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地方政府作為「經濟人」將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導致債務規模膨脹。Rodden(2002)指出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擁有自由支出許可權的地方政府積累了大量不可持續的赤字，並要求中央政府通過增加轉移支付或提供特別的救助等方式承擔起部分或全部債務。Bienvenido Oplas(2008)認為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債務出現，主要表現為政府在財政上的不負責任，而且這種不負責任已經成為一種規則，即地方政府在職期間因為需要支付他們前輩欠下的債務從而導致自身財政壓力，所以，這些政府官員不僅借款支付債務，同時也採用債務來提供新的福利工程，由此導致債務越積越多。Akai and Sato(2009)指出如果地方政府舉債事前激勵一旦與中央政府實施救助或者成本分擔行為相結合，那麼就可能導致地方政府過度舉債行為。在國內，劉尚希和趙全厚(2002)將政府假定為雙重主體，即既是一個普通的經濟體，又是一個特定的公共主體，因此，地方政府債務產生也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的劃分。馮靜和石才良(2006)在解釋地方政府違約博弈模型理論基礎上，得出地方政府成為獨立預算主體，就會產生轉移債務成本的動機；資本市場不完善或銀行體系不成熟，分散或抗拒風險能力不強，就會增強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救援的預期。唐雲鋒(2006)認為在地方政府與上級政府及本地公民的雙重委託代理關系中，作為最終委託人的地方公眾沒有得到選擇代理人和代理合約的權利，正是這種對標准委託代理關系的偏離導致作為代理人的地方政府按照其自身利益最大化，從而不能實現公眾利益最大化，進而導致債務的擴張。姜文彬和尚長風(2006)認為在中央政府為委託人和地方政府為代理人的委託代理關系中，地方政府債務產生的直接原因是代理人付出的行動成本大於從委託人得到的經濟報酬，而根本原因是委託人激勵和監督制度的不完善。安春明(2009)指出，如果地方政府作為「經濟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麼就會將個人或所述組織的利益凌駕於公共利益之上，這種「經濟人」行為將導致地方政府不顧國家利益而相互攀比舉債。類承曜(2011)從治理結構來看，公民是委託人，而政府作為一種組織和制度安排是公民的代理機構，而我國地方政府業績主要通過經濟指標來考核，因此，地方政府不惜舉借債務來追求經濟增長。李茂媛(2012)認為，政府或政府官員自身利益包括公共利益、個人利益和小集團利益，在現行行政體制下，地方政府官員為了政治利益需要會凸顯其政績，從而不惜舉借債務極力擴大支出，另外，地方政府官員還會極力擴大支出以創造設租和尋租的機會，也會大力舉債新辦各種工程。崔治文等(2012)指出，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地方政府迫於「GDP錦標賽」壓力及政治升遷考慮，可能出現非理性舉債的機會主義行為，另外，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行為目標的不一致也會導致地方政府盲目舉債。黃國橋和徐永勝(2011)認為在現行行政管理體制下，地方政府官員將個人的政治前途放在首位，為了應付上級考核和凸顯工作業績，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在任期內會超越現有財力和經濟實力，不惜債務融資發展經濟。
從政府行為方面看地方政府債務增長，國外學者側重強調理性預期對地方政府舉債行為的誘導，即地方政府通過過去的各種表象可以預期到債務責任可以轉移到上級政府或者下任政府，而自身就可以大量舉債，同時還存在違約動機，最終導致預期破滅，但這里還缺乏利益誘導的條件。少數國內學者也將地方政府個人利益當成非理性行為的舉債動力，但如果僅此而已，所舉借債務需要自己去償還的話，地方政府即使存在個人利益也不可能盲目舉債。可見，從政府行為方面分析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產生的原因，既要考慮非理性的利益動機，又要考慮債務責任轉移預期，還要考慮債務責任預期破滅，這為本文在權責時空分離下思考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提供依據。

8. 如何控制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債務風險

發揮市場機制約束地方政府之手
報告建議，將地方政府為發展經濟所必須舉借的短期債務，通過發債的辦法轉換為長期債務，從而與地方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收益的長期性相匹配，化解借新債還舊債或依賴土地收益還債的風險。
具體而言，市場約束與行政監管要互為補充。控制地方債務規模不合理擴張，中央政府可以對地方政府的借款實行必要控制，包括按年度或月份進行借款總額控制、禁止地方政府的不合理借款、對地方政府的借款進行審查和監督、禁止違規擔保等。除了直接控制，中央政府還可以通過法律法規對地方債務操作進行合理的規則管理。主要管理指標包括地方財政赤字上限、地方政府償債能力指數、地方債務累積上限、地方公共支出水平等。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方政府可通過信託貸款、融資租賃、售後回租、發行理財產品、BT（建設—移交）、墊資施工等很多隱蔽辦法規避中央政府債務約束，單純的直接管制效果並不顯著。
這就決定了僅僅依靠中央政府的管制不是萬全之法。何況，在自由的市場經濟環境下，資金的貸出者會通過借貸利率和借貸數量來對借款人進行約束，沒有持久收入支持的負債不會系統性存在。有效利用市場約束是控制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重要方面。這要求國內金融市場相對地方政府必須是獨立、自由、開放的，地方政府無法通過對金融機構的管制或者干預把自己置於借款人的優先地位，中央政府不會為地方政府債務提供現實或隱性的擔保。地方政府在出資范圍內對融資平台公司承擔有限責任，實現融資平台公司債務風險內部化。

9. 如何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今年5月，經國務院批准，上海等十個地區試點地方政府債券自發自還。在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此次試點的推進迫使《預演算法》修訂工作提速，有利於強化市場約束，明晰償債主體，從而控制和化解地方債務風險。
除了政策上的不斷完善，近年來，國內外學者也對中國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給予了廣泛關注，甚至有國際機構預測這一風險將引發中國版的次貸危機。如何防範和化解地方債風險，顯然需要深入研究。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成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部巡視員魏加寧長期關注地方債問題，並進行了十餘年的調查研究。近期，他負責的CF40內部課題「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綜合化解方案研究」完成了中期成果，CF40就此舉辦了內部課題評審會。本次會議由CF40秘書長王海明主持。與會專家認為，雖然目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總體可控，但存在的問題不容忽視。在短期，應針對不同類型的風險加以區別對待，加強債務信息披露。在中期，應從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兩個方面來化解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在長期，應建立有效的地方政府債務多方約束體系，並為地方政府推進城市化建設提供規范的融資渠道。

經作者審核和主辦方同意，《21世紀經濟報道》本期就本次會議成果做專題報道，刊登會議紀要和CF40學術顧問、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的評審發言，以及部分與會嘉賓的現場討論內容，以饗讀者。參與討論的嘉賓還包括：CF40成員、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非銀部主任李伏安、浦發銀行戰略發展部總經理李麟，CF40特邀嘉賓、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副巡視員紀敏，CF40理事單位代表、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毛軍華等。

近期，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內部課題「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綜合化解方案研究」完成了中期成果，本課題由CF40成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部巡視員魏加寧負責。在CF40就此課題舉辦的評審會上，來自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人民銀行、銀監會、國家統計局、上海市金融辦等政府部門，財科所、北京大學等學術機構，國開行、浦發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專家學者與業界人士圍繞地方債相關問題展開深入討論。與會專家認為，雖然目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總體可控，但存在的問題不容忽視。課題組不僅提出及時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短期、中期和長期對策，還提出城鎮化融資的三種新渠道：地方政府自主發債、發揮政策性金融的作用和公私合作。

地方債問題凸顯

從債務規模、負債率和債務率來看，我國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總體可控。根據國家審計署的數據，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約為11萬億元，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以及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即政府或有債務）加總約為7萬億元。政府或有債務應由債務人以自身收入償還，正常情況下無需政府承擔償債責任。

根據審計署的測試，從全國來看，2012年全國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余額與當年GDP的比率（即負債率）約為37%；考慮到政府的或有債務，全國政府性債務的總負債率約為39%，低於國際通行的60%的標准。而從年末債務余額與當年政府綜合財力的比率（即債務率）來看，截至2012年底，即使考慮到政府的或有債務，我國政府的債務率約為113%，處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確定的債務率控制標准參考值范圍之內，在國際上處於中等水平。

雖然風險總體可控，但地方政府債務存在的問題已經逐漸顯現。首先，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增長較快，近三年來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年均增長接近20%。其次，道德風險巨大。我國為單一制國家，從法理上講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債務有兜底責任，由此引發的地方政府道德風險十分巨大。

再次，宏觀經濟下行導致的流動性風險增強。我國各級政府雖然擁有大量國有資產，但是資產變現往往需要時間，而地方政府債務多為中短期債務，從而形成期限錯配。一旦爆發財政金融危機，屆時再賣國有資產就會越賣越不值錢。此外，由於地方政府債務過度依賴土地出讓收入，房地產泡沫一旦破裂，就會使地方政府的償債資金大幅減少，從而誘發地方政府債務危機。據統計，截至2012年底，土地出讓收入償還的債務余額占省市縣三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余額的37%。

最後，地方政府債務資金的來源日趨「影子銀行化」，造成債務信息越來越不透明。近三年來，在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中，來自商業銀行貸款的比例從75%下降到50%，而通過有明顯影子銀行特徵的融資渠道形成的債務余額在明顯上升，債務隱形化特徵凸顯。一旦某地或某項目爆發償債危機，債務信息不透明不僅會提高化解成本，而且還會損害政府的公信力。

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之策。在近期，可以根據風險的程度，將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分為三類：第一類，債務指標已經超過警戒線，但尚未發生債務危機；第二類，已經爆發債務危機，但不具備系統性風險；第三類，債務危機已經十分嚴重，並有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課題組建議對於不同類別的風險應採取不同的應對措施，並且有必要建立一個跨部門的臨時性決策機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管理委員會」，以應付近期內可能出現的局部性突發風險。但對於管理委員會的設置與功能，與會專家並未達成共識。

在中期，首先，應加快財稅體制改革，增強地方政府的自主財源。為滿足城市化建設的龐大資金需求，當務之急是要規范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早日從法律上允許地方政府公開、透明、自主地從資本市場自主舉債融資，開正門、堵旁門。對存量債務，可以通過地方政府債務證券化和銀行資產證券化兩個方向來盤活存量，把現有的隱形債務「暗翻明」，增強流動性，防止資不抵債，防範銀行風險。此外，應增加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轉移支付，增強轉移支付的規范性、公式化和透明度，以增強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

其次，應當讓國開行回歸政策性，使之成為專門為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提供貸款的政策性金融機構。由於政策性銀行的資金來源與商業銀行不同，一般不會形成短存長貸或短借長投等期限錯配現象。同時，還要加快推進國有銀行的「去國有化」進程，以切斷地方政府的「關聯交易」。雙管齊下，盡快化解商業銀行因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貸款所帶來的潛在風險。

從長期看，應當建立起有效的約束機制。一是形成自上而下的監管體系。必須建立起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債務管理體系，包括風險監測指標、有效監管和預警體系。二是通過允許地方政府在資本市場上公開、自主舉債融資，形成來自信用評級機構、金融中介機構以及廣大投資者的市場約束機制。三是強化自下而上的民主監督體系。強化地方政府的自我約束機制，在各級政府之間打造「防火牆」，如強化地方人大對地方政府舉債融資的監督約束等。

城鎮化融資新渠道

多方研究表明，我國未來城鎮化的資金需求較大。從圖3來看，城鎮化也是地方政府頻頻舉債的重要原因。為了順利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課題組認為，當前亟須開拓城鎮化融資新渠道。首先，地方政府自主發債是可行的渠道之一，前不久國務院也批准了若干試點。地方自主發債符合公平、效率原則，也有利於改善宏觀調控體系，但還需要相應的配套措施。比如，加強對地方債務信息的披露，發揮好市場中介組織的作用，以形成良好的定價機制。

其次，在新型城鎮化當中，需要的資金量大、期限長、回報慢，並且很多項目帶有純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的性質，從而有可能導致市場失靈，因此需要發揮「開發性金融骨幹作用」。政策性金融一方面可以直接為基礎設施投資項目籌資和投資，並通過制度的安排帶動民間資本投資，另一方面可以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支持外部性強的准公共品生產。

最後是推動公私合作制。在這種模式下，政府部門與私營部門為了完成某個項目的投資、建設和運營而長期合作，並且運作模式靈活多樣。私營部門是公共設施和服務的提供者，而政府部門是監管者。公私合作模式具有很多優勢，比如：可以增加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公共服務的供給，更好地實現風險分擔，提高服務質量等。但其成功運作離不開法律法規、政策方面的保障，還需要公私雙方加強對模式的學習和相關人才的培養。

（資料來源：網易財經）

10. 地方債務風險

地方債務可劃分為顯性債務、隱性債務兩種類型。中國的顯性債務一般包括外國政府與國際金融組織的貸款、國債轉貸資金、農業綜合開發借款、解決地方金融風險專項借款、拖欠工資、國有糧食企業虧損新老掛賬、拖欠企業離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等，除了明確的負債外常表現為未支付的應付支出。中國的隱性債務包括：地方政府擔保債務�包括擔保的外債�、地方金融機構的呆壞賬、社會保障資金缺口等等，在出現金融機構清算等情況時地方政府將承擔資產損失。這些隱性債務缺少有效、統一的監測、管理制度，隱蔽性強，已成為中國地方債務風險的主要出險區。

中國地方債務風險的形成及其危害

中國地方債務風險的形成是轉軌時期地方政府財權、事權分配不協調，舉債意願與舉債約束失衡的結果，具有獨特的生成邏輯和發展路徑。

首先，轉軌時期地方政府過於龐大的事權與有限的財權之間的矛盾是形成地方債務風險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其次，地方政府強烈的投資沖動與投資約束不足之間的矛盾導致借貸投資居高不下。

再次，公共投資體制不健全、民間資本准入門檻高，使得投資風險不斷向地方政府集中，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政策不到位也對地方債務風險的形成負有一定責任。財力匱乏的區縣一直是典型的「吃飯財政」、「討飯財政」，負債累累。

地方債務的累積影響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嚴重時甚至會導致社會動盪，發生大規模金融危機。具體分析，地方政府債務累積可能帶來的危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地方政府負債投資整體上降低了社會投資效率和經濟增長質量，擴大了經濟發展的結構性矛盾。許多地方政府大規模啟動的投資項目效率很低，尤其是機場、公路的重復建設項目有許多建成即虧損，給當地財政背上了沉重的負擔，也降低了經濟增長的素質和質量。

第二、債務約束軟化，惡化了社會信用環境。政府信用是社會信用的基石，地方債務的展期、拖欠會嚴重損害政府公信力，財政該支未支、該補未補還直接損害不少企業的利益。地方債務不能到期清償還會產生嚴重扭曲的市場信號，動搖投資與消費信心，使得後續的政府投資項目籌資、經營變得困難重重。

第三，高居不下的地方債務積累了龐大的金融風險。地方政府通過對控股或全資的地方金融機構的行政干預，借款墊付地方債務是轉軌時期各地普遍存在的現象，地方債務向金融機構轉移導致地方金融機構財務狀況惡化，金融風險累積。截至2003年6月末，全國112家城市商業銀行貸款余額6523.91億元，其中不良貸款余額1078.11億元，佔比達16.53%。全行業虧損為55.97億元，歷年累計虧損的有50多家，佔到112家城市商業銀行的45%，處於高風險狀態的有22家，其中13家已經資不抵債。城市商業銀行平時的經營普遍受到當地政府的強烈干預，一般地方政府都是城市商業銀行的最大股東，向大股東的關聯貸款龐大是引發其財務風險的重要原因。

最後，債務風險是社會穩定的隱患。一些感到財政收入不足、上級財政「補貼」不足、同時無力變相發債或借錢的地方政府或機構，往往情不自禁地利用手中職權向社會強行攤派或收費。個別地方政府及其部門由於無法按期歸還銀行債務本息或拖欠工程款，使他們疲於應付籌措資金還債，這不僅使政府的正常工作受到干擾，而且影響了政府在公眾中的形象。

地方債務風險管理的思路

1、將地方債務納入統一的國家債務監測體系

要強化對預算外收支的監管統計，尤其是強化對地方政府和地方國有資產公司擔保和隱性擔保、體制外支出和相關的借貸以及其它導致政府負債的財政與准財政活動，建立一套監測、預警體系以評估地方債務的總體風險。該體系可以對各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進行排名，從中長期來看，該體系的資料庫和分析指標可以為地方政府的信用評級提供基礎，從而為有條件地允許地方政府發債和發展地方債券市場創造條件。

2、盡快分離政府公共服務職能與資產經營職能

地方政府要著眼於提供對轄域內民眾福利和地方經濟運轉至關重要的基本公共服務，競爭性、贏利性強的領域政府最好不要插手，以防範或有債務的累積和債務風險的形成。當地政府全資公司發行債券所籌集的資金也要用於當地基礎設施建設，而不能用於純經營性和贏利性的基礎設施(如一般電信項目等)，也不能用於對當地高新技術企業的支持，更不能用於完全應由市場調節的加工工業項目。要通過改革政府主導型的投融資體制，使政府最大程度上退出一般競爭性領域，盡量擴大民間投資的比例。

3、有針對性地化解地方債務風險

首先要對政府債務進行歸口管理，克服目前政府債務多頭管理、各自為政、債務規模與債務資金使用及償債能力不清的現狀，由專門的部門統一管理政府債務，明確其職責、許可權，賦予相應的職能，發揮管理、監控、預警的作用。其次，要建立和完善償債准備金制度。通過多渠道籌集償債資金，每年有計劃地從預算財力和政府預算外資金收入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資金用於償債，化解償債壓力。再次，要調整財政支出結構，清理、界定財政支出范圍，對不應由財政承擔的支出項目應徹底「斷奶」，騰出部分資金用於償債。此外，要加大對財政周轉金的清理回收力度，用清理收回的周轉金歸還借入上級周轉金和其他債務。最後，若遇到償債高峰期，可適當考慮通過出售、轉讓部分國有資產來償債。

4、不斷完善地方債務管理的法律框架

多數國家沒有處理地方無力償付問題的法律框架，多以「就事論事」的方式處理地方債務問題，與這種法律上的模糊性同時出現的情況往往是財權和事權劃分的不明確以及政府間轉移支付中的討價還價。必須不斷修改和完善我國的法律規定，強化地方政府的舉債約束和債務管理，使其與我國經濟發展的現狀相適應，並盡可能與國際接軌。在創新地方收益債券等金融產品時，要謹慎論證，逐漸推進。為了使我國地方債務的發展與控制沿著規范化的方向前進，修改《預演算法》、《擔保法》等相關法律的工作應當盡早提到國家立法機關的議事日程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