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son交易成本理論

① 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經濟學的主要觀點

交易成本經濟學概述 交易成本經濟學（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TCE） 交易成本經濟學（TCE），是新制度經濟學當中惟一在實證檢驗方面成功的領域。 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在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交易成本經濟學是融法學、經濟學和組織學為一體的、新穎的邊緣學科。 以威廉姆森為代表的交易成本經濟學。他們認為，市場運行及資源配置有效與否，關鍵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交易的自由度大小，二是交易成本的高低。他們認為交易成本有廣義和狹義之分。 按照威廉姆森的觀點，科斯定理的核心是交易成本。由此，科斯定理可被定義為：只要交易成本為零，那麼，初始的合法的權利配置對於資源配置的有效性是無關的。這就是說，只要交易界區是清晰的，資源配置就能有效。根據這種定義來解釋上述科斯所舉的案例，他們認為，糾紛解決的結果如何取決於火車主和農場主的交易成本比較，如果火車主是一個人，而鐵路沿線的農場主有很多個，那麼農場主之間達成協議的交易成本便會遠遠高於火車主進行談判的交易成本，這樣糾紛就難以得到合理的解決，外在性無解。相反只有在農場主個數減少，使得雙方的交易成本相當時，才可能有效地解決糾紛，克服外在性。在這里，產權界區的明確，法律的制定和實施，體制的完善與政策的推行等等，都是以降低成本為目標的。換言之，產權界區的明確等措施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基礎，也是減少交易摩擦的潤滑劑。基於這種認識，交易成本經濟學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轉向了企業組織理論。G．斯蒂格勒、張五常等產權理論研究者對科斯定理的解釋與威廉姆森一致，都屬於交易成本經濟學的解釋。[編輯本段]什麼是交易成本 新制度經濟學的顯著特徵是堅持交易是有成本的。這一特徵使新制度經濟學比其他經濟學更為現實，因為人們在進行經濟活動時，總是面臨著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這就使人們不可能象新古典理論所設想的那樣在無交易成本的情況下進行決策。 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概念，也是近十幾年來西方經濟學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幾個概念之一。一.什麼是交易（概念） 威廉姆森是這樣定義交易的： A transaction occurs when a good or service is transferred across a technologically separable interface (技術上不同的界面). One stage of activity terminates and another begins.(1985.1) 根據這種理解，交易限於這樣一些情形：資源在「交付」（delivery）這一物理意義被轉讓。這種交割可以發生在企業內，也可以發生在不同的市場之間。因此我們可以稱為企業內部交易和外部交易，以及市場交易。這種交易主要是由分工造成的。 企業內部交易可以用亞當·斯密（1776）的制針例子來說明。在那裡，制針需要許多步驟的工藝，每個工人只從事一部分工藝，他們相互合作。這種合作就是一種交易。 舊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康芒斯（1934，58）提出了另一個交易概念：他認為交易「are the alienation（讓出） and acquisition（獲取） between indivials of the rights of future ownership of physical things」. 可以看出，康芒斯的交易也涉及到資源的轉讓，但他的轉讓卻是法律意義上的，是法定產權的轉讓。 法律意義上的和物理意義上的交易實際上是相互聯系的。但在分析交易成本時，我們發現，把這兩種意義上的交易看成是反映了資源轉讓或經濟交易的兩種不同的類型。 在關於制度的經濟分析中，關注的目標不只是經濟交易，還包括一些其他的社會行動。因為這種社會行動是建立、維持或改變社會關系所必需的，因而很重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經濟交易是一種特殊的社會交易。這就是說，社會行動是形成和維持制度框架所必需的，而經濟活動就發生在這樣的制度框架內。這里涉及到正式和非正式規則以及實施機制。政治交易看起來特別重要，因為必須說明政客、官僚和利益集團之間的交易，並考慮這些集團對於行使公共權威而進行的討價還價和計劃。還要考慮的是官員們以司法行政形式行使的日常政治權力。 根據威廉姆森（1979，239）的看法，經濟和政治交易都具有下列三個關鍵特徵：一是不確定性；二是交易發生的頻率；三是進行特定交易投資（transaction-specific investments）的程度。新古典經濟學家早就認識到不確定性對交換的影響，但它沒有注意到交易頻率和特定交易投資的重要性。在新制度經濟學中，交易的這三個方面都被看成是對經濟行為有重要影響。二．交易成本的定義 狹義交易成本是為履行契約所付出的時間和努力。在某種條件下，這種交易成本可以非常高，以至阻礙市場交易的實現。 廣義交易成本是為談判、履行合同和獲得信息所需要運用的全部資源。威廉姆森在1985年出版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一書中對交易成本作了更明確的規定，並將其區分為「事先的」和「事後的」兩類。事先的交易成本是指「起草、談判、保證落實某種協議的成本」。在簽訂契約關系時，交易關系的當事人都會對未來的不確定性產生困擾，因此需要事先規定雙方的權利、義務和責任，而在明確這些權利、義務和責任的過程中是要花費代價的，這種代價的大小與某種產權結構的事先清晰度有關。事後的交易成本是交易已經發生之後，它可以有許多形式： (1)當事人想退出某種契約關系所必須付出的費用。 (2)交易者發現事先確定的價格有誤而需要改變原價格所必須付出的費用。 (3)交易當事人為政府解決他們之間的沖突所付出的費用。 (4)為確保交易關系的長期化和連續性所必須付出的費用。 交易成本涉及到實際資源的消耗，也就是說進行上述社會交易（包括經濟交易）都需要資源。因此，阿羅把交易成本定義為「經濟體系運行的成本」（1969， 48）。但除了這種日常成本以外，交易成本還包括建立、維持或改變一個體系的基本制度框架的成本。因此，相對於正式制度來說，我們可以說，交易成本來自建立、維持和改變下列方面的成本： （1）法律意義上的制度（憲法和民法）； （2）權利意義上的制度（如根據自願協商的勞動合同而產生的具體索取權）。 此外，由於存在與基本的正規制度運行相聯系的非正式活動，也會出現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的典型例子是使用市場的成本和在企業內行使發號施令的權利的成本。其中前一種成本可稱為市場交易成本（market transaction costs），而後一種成本可稱為經理交易成本（managerial transaction costs）。此外，還要考慮的是運行和維持一個政府的制度框架而產生的成本，這種交易成本可稱為政治交易成本（political transaction costs）. 這三種交易成本又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說明：一是「固定」交易成本，即建立制度安排所進行的特定投資；二是「可變」交易成本，即與交易數量有關的成本。下面我們將進一步分析這三種類型的交易成本。三．市場交易成本 關於市場交易成本，科斯在1960年的《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說得很清楚： In order to carry out a market transa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discover who it is that one wishes to deal with, to inform people that one wishes to deal with and to what terms, to conct negotiations leading up to a bargain, to draw up the contract, to undertake the inspection need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terms of the contract are being observed, and so on.(1960,15) 市場交易成本主要由信息成本和討價還價成本構成。信息成本顯然是重要的，但討價還價成本也不能低估。在現實生活中，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場存在不確定性，沒有一個決策者能夠立即知道或自動地知道誰會買賣一種產品或以什麼條件買賣。 一般來說，在完全競爭市場上也不會發生匿名交易。典型的情況是，潛在的交易對象必須相互搜尋對方。一旦這種有興趣的交易者相互接觸，他們就要了解更多東西。具體來說，包括交易對象是誰，他願意且能夠達成什麼協議。因此，要通過協商來找到有效率的交易，並確立具體的交換條件。交易也可能需要法律保障。由於可能會出錯，因而必須監督合約的實現。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需要通過法律行動來執行合約。使用市場的代價可以更具體地分為以下三類：一是准備合約的成本（狹義定義的搜尋和信息成本）；二是確定合同的成本（討價還價和決策的成本）；三是監督和執行合同責任的成本。一、搜尋和信息成本 想在特定市場進行交易的個人必須搜尋適合的交易對象，搜尋過程不可避免地導致成本。這種成本之產生，是因為個人進行搜尋，直接需要支出，如廣告費、訪問潛在交易對象的費用等等。間接支出包括創設有組織的市場（如建立股票交易所、集市或周末市場等）等。此外還包括潛在交易對象之間交流信息的費用（如電話費、郵寄費等）、收集不同供應商關於同種商品價格的信息的費用，以及因檢驗和質量控制而產生的成本等。從理論上說，關於搜尋和信息成本的討論屬於信息經濟學的范疇，但在這里，它也表現為一種交易成本。二、監督和執行成本 由監督按商定的時間交貨，度量產品的質量和數量等引起的成本。在這里，信息也起了重要作用。三、討價還價和決策成本 這類成本主要與起草合約及交易雙方對交易條件進行協商有關。這一過程不僅需要花費時間，還可能需要昂貴的法律工具。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這可能會導致無效率的結果。隨著情況的不同，合約的繁簡程度及協商的難度不同。決策成本包括收集信息的成本，支付顧問費和在集團內形成一致意見的成本等。四．經理交易成本 經理交易成本涉及到在企業和雇員之間執行勞動合同的問題。為了簡便起見，我們假定僱傭合同已經存在，因而現在是如何實施的問題。經理成本交易包括： 1、設立、維持或改變組織設計的成本。這種成本的范圍相當廣泛，如人事管理成本，信息技術投資成本，防止接管和公共關系，以及院外活動成本。這些是典型的固定交易成本。 2、運營一個組織的成本，主要是信息成本（如決策成本、監督命令的執行成本、度量工人的勞動業績成本、代理成本和信息管理成本等），與產品和服務在不同界面物質轉讓有關的成本（如企業內部的運輸成本等）。這一項是可變交易成本。 經理交易成本有一些進入了會計帳戶，這些成本是近年來研究的一個重點領域。五．政治交易成本 市場交易和經理交易都發生在一定的政治背景下。這種政治背景的形成和公共物品的供給，都是有成本的。從一般意義上來說，政治交易成本就是通過集體行動來供給公共物品的成本。它類似於一個企業內的經理交易成本。政治交易成本的具體內容如下： 1、設立、維持和改變一個體系的正式與非正式政治組織的成本，包括與建立法律制度、行政框架、軍隊、教育體制和司法等等有關的成本。此外，還包括與政黨和壓力集團有關的成本。實際上，所有這些成本都不是微不足道的。 2、營運一個國家的成本。這就是為了維護主權而發生的日常開支，如立法、國防、司法行政、運輸和教育等支出。就象在私人部門一樣，這些政府活動也有搜尋和信息成本，決策成本，發布命令成本和監督與執行官員遵守原則的成本。 從一定意義上來說，經理交易成本和政治交易成本都可以看成是代理成本。[編輯本段]交易成本的性質和來源概述 交易成本是用來描述達成和履行合同協議的阻礙的術語。這一成本被認為是「經濟系統運作的成本」（阿羅，1969：60），與討價還價、簽訂契約和監督契約履行等等活動有關，這些活動都不是直接的生產性活動，而是在交易者之間協調活動的時候產生的行為。 交易成本的存在源於人類兩大天性（威廉姆森，1975，1985）：第一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指的是盡管個體期望以理性的方式行動，但是他們的知識、預見、技能和時間等都是有限的，這一切都阻礙了個體完全理性的行動（赫伯特·西蒙（Herbent Simon），1957，1961）。由於有限理性的存在，個體不能瞬間解決復雜問題，也無法預知未來所有可能發生的事；對於他們所預見到的突發事件（contingency），他們也不能總是計劃周詳並有效的做出恰當的反應。此外，因為每個人都有這一局限性，所以不存在能夠為交易者提供上訴幫助的、准確而且廉價的解決協議糾紛的全知全能的第三方。第二方面 第二個方面，因為至少部分個體存在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威廉姆森，1975，1979），交易的潛在收益有可能無法實現。盡管合作提高了從交易中得到的價值，所有交易都蘊藏潛在的沖突：每一交易者都希望從交易中攫取盡可能大的利益份額。機會主義（Opportunism）指交易者背信棄義、合同欺詐、逃避責任、規避法律、鑽空子的意願，或者其他各種為了盡可能榨取更大份額的交易產生的租金而利用交易對手弱點的意願和行為。（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不道德，但是有限理性決定了很難區分誠實可靠的和厚顏無恥的行為，這使得對機會主義行為保持警惕成為謹慎的做法。 機會主義行為可以分為兩大類：（1）對聯合剩餘最大化行為的偏離，這將導致現有合同條款下交易收益的事實上的再分配。（2）從一開始就指望榨取更有利的合同條款或者強迫重新談判以便合乎法律地修改以前商定的條款（克萊因，1992和馬斯騰，1988）。第一種 第一種機會主義是一種對合同包含的價格信號的反應，經濟學家通常稱之為道德風險。卸責、偷工減料、以某種不易發覺或不易訴訟的方式降低質量或者在合同中事先沒有指定或者沒有界定清楚的地方做手腳等等，都是此類行為的例子。逃避責任的人的這種做法是一種對聯合剩餘最大化的偏離，在此過程中，他們不是尋求改變現有合同上的明確無誤的條款，而是設法利用現有合同具體條款的漏洞以及執行中的失誤。犯規者的理想境界是他的機會主義行為不被法庭和交易夥伴發現。第二種 第二種機會主義包括各類敲竹杠（hold up）的行為，涉及旨在訂立新條款而不是依照現存協議行事的各種做法。第二類的機會主義行為不限於直接使交易者受益的行為，還包括為單方面行動提供更多資源的可能性，機會主義者的單方面行動會增加交易夥伴成本而有機會得到對方的讓步。在契約醞釀形成階段，機會主義行為的例子有殺價（haggling）和罷工（strkes）。在契約執行過程中，機會主義者可能會採取種種行為，如因為微不足道的偏差而控訴對方，虛偽地聲稱自己不滿意，「合法的消極怠工」（working to rule），或者隱瞞相關信息以讓對方違規等等[5]。因為這些伎倆通常既會給被施加者帶來損失，也同樣會給施加者帶來損失，所以只會在以下場合應用才有利可圖，即這些行為能夠使現狀如此之差以至於交易夥伴認為在重新談判中讓步並不比堅持原有條款更加煩瑣。 機會主義行為的代價是高昂的，其原因有2個，一方面，敲交易對手的竹杠――加上對手反擊的努力――是直接消耗資源的，另一方面，交易者沒有達成協議或者沒有採取應有的行動，會使有利可圖的交易機會不能實現。問題是限制機會主義的努力，無論是事前精心設計更縝密的合同條款以保護自身利益，還是事後輔以更多的監督和檢查，都不可避免的對有限理性提出了額外的苛求。結果，在選擇和設計組織安排的時候，交易者面臨「有限理性困境」和「機會主義威脅」兩者之間的持久沖突（威廉姆森，1985）。[編輯本段]交易成本存在的原因 上面的分析實際上已提到了交易成本存在的原因，這里根據威廉姆森的概括，再集中進行一下討論。威廉姆森的概括雖然是針對狹義交易成本的，但也可以推廣到廣義交易成本。至於為什麼會存在交易成本，威廉姆森概括了兩個方面的因素，一個是與交易有關的人的因素，另一個是與特定交易有關的因素。1．關於人的因素 進行交易的個人都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ly rational）和機會主義的（opportunistic）。有限理性是指個人在交易過程中不可能考慮到所有的意外因素（contigencies），這將增加事前起草合約的成本，同時也將增加事後解決意外情況的成本。所謂機會主義是指個人可能違反一切合約，謀取自己的最大利益。中國俗語有一句話，說有些人就象牆頭草，遇風兩邊倒,這是形容政治上的機會主義。還有「食言而肥」是詛咒那些背信棄義的人。「坐上觀虎鬥」，誰贏了投靠誰，都比較形象地概括了機會主義的特徵。這些機會主義的行為使交易成本增加，因為人們在進行交易時不得不考慮如何防止對方的機會主義行為，由此需要一些資源的支出。如保險和公證就是這樣的一些預防行為。值得注意的是，機會主義行為與簡單的自利是不同的，一個完全誠實的人可能從來不會違約，也不會投機取巧，但他仍然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比如，一個人出售一輛舊車，誠實的人也想賣一個好價錢，但他絕對不會向買主隱瞞有汽車質量方面的信息，但機會主義者卻會隱瞞這種信息。以前有句話叫「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就說明誠實的人如何自利，但卻不是機會主義的。人的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行為結合起來，導致了交易成本的增加。2．關於與特定交易有關的因素 除了人的因素以外，還有三個因素與特定交易有關，也導致了交易成本。一是資產的專用性（asset specificity）；二是不確定性的程度(extent of uncertainty)；三是交易的頻率(frequency)。所謂資產的專用性是指一種資產一旦形成，就只有一種用途，而不能轉作他用。比如，一個企業生產汽車發動機，一個企業組裝汽車。生產發動機的企業將發動機賣給組裝汽車的企業。在競爭條件下，這兩個企業在投產之前處於完全平等的地位。但如果生產發動機的企業除了將發動機賣給組裝汽車的企業以外，沒有其他市場，則一旦生產發動機的企業投產，他的資產就具有了一種專用性。如果組裝汽車的企業還有其他的發動機供應來源，則生產發動機的企業就嚴重依賴於組裝汽車的企業。結果，生產發動機的企業在交易中就處於不利地位。但生產發動機的企業可能會估計到這種情況，所以事先採取一些預防措施。這種預防措施就成為一種交易成本。假如這種交易成本足夠大，生產發動機的企業就不會投資生產發動機。如此一來，在沒有其他供貨來源的情況下，組裝廠就只有自己生產發動機了。於是，兩個企業由於交易成本的存在而成為一個企業。這一理論解釋了為什麼在有些條件下上下游企業會一體化。 所謂不確定性的程度是與有限理性聯系在一起的。不確定性的范圍是廣泛的，既包括可以預期到的意外事件，但進行預期並在合約中提出解決辦法是有成本的；也包括一方具有信息，另一方缺乏的信息的那種不確定性。 所謂交易的頻率是指交易發生的次數。如果交易雙方經常進行交易，那麼，雙方就會想辦法建立一個治理結構，降低交易成本；但若交易是很少發生的，那麼，就不容易建立這樣的治理結構，其交易的成本就要高得多。如房地產的交易成本就比日常用品的交易成本要高得多。

② 交易成本理論的成本特性

而上述交易成本的發生原因，進一步追根究底可發現源自於交易本身的三項特徵。這三項特徵形成三個構面影響交易成本的高低。（Williamson, 1985）
交易商品或資產的專屬性（asset specificity）─交易所投資的資產本身不具市場流通性，或者契約一旦終止，投資於資產上的成本難以回收或轉換使用用途，稱之為資產的專屬性。
交易不確定性（uncertainty）指交易過程中各種風險的發生機率。由於人類有限理性的限制使得面對未來的情況時，人們無法完全事先預測，加上交易過程買賣雙方常發生交易信息不對稱的情形，交易雙方繼而透過契約來保障自身的利益。因此，交易不確定性的升高會伴隨著監督成本、議價成本的提升，使交易成本增加。
交易的頻率（frequency of transaction）交易的頻率越高，相對的管理成本與議價成本也升高。交易頻率的升高使得企業會將該交易的經濟活動內部化以節省企業的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理論又叫交易費用理論。

③ 威廉姆森是如何分析交易費用決定因素的

你是醫大的？網路選修課答案？我也沒找著

④ 交易成本理論的成本分類

由於交易成本泛指所有為促成交易發生而形成的成本，因此很難進行明確的界定與列舉，不同的交易往往就涉及不同種類的交易成本。總體而言，簡單的分類可將交易成本區分為以下幾項（Williamson, 1975）：
搜尋成本：商品信息與交易對象信息的搜集。
信息成本：取得交易對象信息與和交易對象進行信息交換所需的成本。
議價成本：針對契約、價格、品質討價還價的成本。
決策成本：進行相關決策與簽訂契約所需的內部成本。
監督成本：監督交易對象是否依照契約內容進行交易的成本，例如追蹤產品、監督、驗貨等。
違約成本：違約時所需付出的事後成本。
Williamson（1985）進一步將交易成本加以整理區分為事前與事後兩大類。
事前的交易成本：簽約、談判、保障契約等成本。
事後的交易成本：契約不能適應所導致的成本；討價還價的成本─指兩方調整適應不良的談判成本；建構及營運的成本；為解決雙方的糾紛與爭執而必須設置的相關成本； 約束成本─為取信於對方所需之成本。
Dahlman(1979)則將交易活動的內容加以類別化處理，認為交易成本包含：搜尋信息的成本、協商與決策成本、契約成本、監督成本、執行成本與轉換成本，說明了交易成本的型態及基本內涵。簡言之，所謂交易成本就是指當交易行為發生時，所隨同產生的信息搜尋、條件談判與交易實施等的各項成本。

⑤ 交易成本經濟學的介紹

交易成本經濟學（TCE），是新制度經濟學當中惟一在實證檢驗方面成功的領域。 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在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交易成本經濟學是融法學、經濟學和組織學為一體的、新穎的邊緣學科。

⑥ 成本交易理論的產生交易成本的原因

交易成本發生的原因，來自於人性因素與交易環境因素交互影響下所產生的市場失靈現象，造成交易困難所致（Williamson, 1975）。Williamson 指出六項交易成本了來源： （Bounded Rationality）
指交易進行參與的人，因為身心、智能、情緒等限制，在追求效益極大化時所產生的限制約束。 （Opportunism）
指參與交易進行的各方，為尋求自我利益而採取的欺詐手法，同時增加彼此不信任與懷疑，因而導致交易過程監督成本的增加而降低經濟效率。 （Atmosphere）：指交易雙方若互不信任，且又處於對立立場，無法贏造一個令人滿意的交易關系，將使得交易過程過於重視形式，徒增不必要的交易困難及成本。
而上述交易成本的發生原因，進一步追根究底可發現源自於交易本身的三項特徵。這三項特徵形成三個構面影響交易成本的高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