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結合實際談談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國取得了哪些成就
總體來看，歷經40年的漸進式改革開放，促使中國經濟社會實現了以下四個偉大轉變，取得了歷史性成就：
一是從經濟發展看，實現了從封閉型經濟弱國向開放型全球經濟大國的轉變。改革開放以來，依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理念，我們漸進式推動農村土地制度、戶籍制度、鄉鎮企業發展、城市國有企業、外商投資、金融服務、科技管理體制、經濟特區等相關制度的改革，逐漸明晰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政府與市場、國家與民眾之間的關系，全面調動了生產者積極性，激發了經濟活力，完成了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共同創造了經濟發展的中國奇跡。國民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3645億元迅速躍升到2017年的82.7萬億元，增長了226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GDP佔世界經濟比重從1978年不足2%，增長到2016年的15%左右，穩居世界第二位。可以說，當今中國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全球性經濟大國。
二是從治國理政看，實現了從單極化傳統管理向現代公共服務型治理的轉變。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必然對國家的政府管理體制、傳統管理理念、社會管理能力等帶來巨大的挑戰。因此，不斷適應經濟體制改革釋放的活力、社會流動性增加、科技互聯網技術崛起、多元社會組織蓬勃發展等趨勢，協調推進黨的自身建設、重塑中央與地方關系、調整政府組織結構、轉變政府職能，加強城鄉基層政權建設等方面的改革，成為中國漸進式改革開放的政府邏輯與基本內容。中國治國理政模式實現了「權威—民主—法治」的動態平衡，基本形成了以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保護環境為核心職能，以「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為框架和以大數據互聯網技術為支撐的共建共治共享、公共服務型現代治理新模式。截至2017年底，國務院部門取消下放行政審批事項1/3以上，工商登記前置審批精簡85%。資質資格認定事項壓減44%，多數省份行政審批事項減少50%－70%；中共黨員總數達到8779.3萬，黨的組織達到436萬個；全國社會組織數量突破80萬個；基層群眾自治組織達到66.2萬個；經過微博平台認證的政務微博達到173569個。
三是從城鄉結構看，實現了從落後的鄉村型社會向富足的城鄉融合型社會轉變。1978年，我國是一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80%的典型農業型國家。此後，經過採取加大戶籍制度、土地制度、城市單位體制、設立經濟特區、增設開放城市等改革創新，把農民從原有的土地束縛中解放出來，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開始流向大中型城市，整個社會呈現出高度的流動性，中國社會走上了現代城市化發展之路，城市活力進一步釋放。截至目前，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達到58%的水平，一半以上的人口成為城市市民，並且產生了一大批人口超過500萬以上的特大城市以及人口高度密集、經濟一體化的超大城市區域，創造了新的財富、新的產品、新的文明、新的生活方式。對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而言，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轉變成一個以城市居民為主的國家，同時以高鐵、互聯網為主的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不得不說是巨大的成績。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這是「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在鄉村領域的具體落實。未來中國社會，將是一個城鄉互動共融、協調發展的城鄉融合型新社會。
四是從社會民生看，實現了從溫飽向小康的整體性轉變。通過經濟、政治、社會、生態的全方位改革，為廣大民眾開辟新的就業渠道和發展機會，不斷改善民生，不斷增加收入，讓廣大人民群眾過上富裕、幸福、文明的美好新生活，這是改革開放的初心，也是40年改革開放最大的成就之一。最典型的就是中國的減貧事業，使得7億多人口脫離了極端貧窮，為世界的減貧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我國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的變化更證明了這一點，1978年時，城鎮居民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為311元，恩格爾系數為57.5%，到2017年時，分別變為了24445元（增長了78倍）和28.6%；1978年農村居民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為116元，恩格爾系數為67.7%，到2017年時，分別變為10955元（增長了94倍）和31.2%，城鄉居民享受到了改革的紅利，開始走向更加富裕、多元化消費的生活。新時代，隨著交通、教育、醫療、住房、就業創業、文化、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的進一步建設，人民對生活的追求從「有沒有」變成了「好不好」，高品質生活開始成為新的追求目標。
⑵ 外匯兌換券發行40周年怎樣
這套紀念卷是在2019年發行的，紀念券分單枚，雙連體，四連體，整版四個品類。
外匯卷作為特定時期的特殊票證，一定程度上為中國的經濟交流起到了促進作用，這套紀念卷旨在紀念中國經濟外貿發展的青蔥歲月。
⑶ 外匯的發展前景
中國的外匯還是很有發展前景的
2016年「十三五」規劃綱要在「構建全方位開放新格回局」的答篇章里還提到，擴大金融業雙向開放。有序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提高可兌換、可自由使用程度，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推進人民幣資本走出去。逐步建立外匯管理負面清單制度。放寬境外投資匯兌限制，改進企業和個人外匯管理。
⑷ 中國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面臨怎樣的挑戰為此中國採取了哪些具體對策
(一)中國正在逐步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
過去20多年間，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經濟從封閉走向開放，並逐步擴大開放的廣度和深度，融入國際分工體系，成為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主動參與者。世界銀行認為中國是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少數幾個最大的贏家之一。中國的國際貿易規模在過去22年裡擴大了約22倍，世界排名從開放之初的第32位上升到目前的第9位，年均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從80年代初的不
到20億美元，上升到現在的400億美元左右，從1993年以來一直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資東道國，如今累計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已達3500億美元。中國經濟的國際化程度大大提高。中國通過積極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吸收外國投資與擴大國際貿易，有力地促進了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創造了大量新的就業機會，推動了國內經濟體制改革，提高了國民經濟運行效率，增強了綜合國力，使中國在國際經濟與政治事務中能夠發揮更大作用。
中國之所以在經濟全球化中贏得主動，是因為中國政府從本國的比較優勢出發，制定了正確的對外開放戰略，並一以貫之地加以實施。總體而言，中國的比較優勢主要是其低廉的勞動力與土地，成體系的製造業基礎和潛在的巨大市場規模；比較劣勢則主要是一些重要技術開發能力弱、某些自然資源相對匱乏和經濟體制中存在的缺陷。中國並行地在汽車、石化等「制高點」領域實行：進口替代」戰略和在勞動密集型部門實行「出口導向」戰略。這兩種戰略的同時實施，使中國避免了其他單純實行「進口替代」戰略的發展中國家所出現的國際收支嚴重失衡惡果。為了克服體制上與國際規則不接軌的劣勢，中國在經濟特區、開發區等局部地區率先實行與國際接軌的體制和優惠政策，這種局部突破的策略有效地促進了吸引外資與國際貿易的擴大。
上述開放戰略雖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成本也相當高。例如，汽車、石化等「制高點」產業由於長期受到過度保護，其國際競爭力一直較低；出口導向部門具有「大進大出」的特點，與國內經濟聯系少，對國內經濟的帶動作用有限；國內市場的部門分割與地方保護現象普遍存在，大國經濟的優勢難以發揮；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在稅收、市場准入、投融資等諸多方面存在著普遍的差別待遇，嚴重影響了市場的公平競爭，等等。
中國加入WTO以後，在新的國際環境下，以往實行的「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並行的戰略將有必要調整，逐步轉向在更加開放的條件下謀求競爭優勢的戰略。競爭優勢的基礎是比較優勢，這個問題已經有了較多的研究。人們通常強調的是中國勞動力供給充裕、價格相對較低的優勢，國家幅員遼闊，某些資源供給充足的優勢等。除此之外，還有兩個值得重視的優勢。
一個優勢是大國市場的規模經濟。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且處在經濟和居民收入快速增長階段，人均收入正接近1000美元。隨著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中國已經和正在進入對具有顯著規模經濟效應的家電、汽車、電子通信等產品的需求迅速擴張期。這一市場條件有可能使某些相關產業形成世界上特有的規模經濟效應，其中既包括企業內部的規模經濟，也包括由於產業聚集而形成的外部規模經濟。由此而產生的低成本不僅會使國內消費者受惠，也有助於提高這些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另一個優勢是具備了重點發展加工組裝製造業的有利條件。一些年來，中國經歷了以輕紡工業、重化工業為重心的發展階段，目前正在進入一個以加工組裝製造業為特徵的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國可以提供加工組裝製造業所需要的資本、勞動力(特別是技術人員和熟練勞動力)，利用有較高水平且相對成熟的技術，生產出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逐步提升的產品。從全球產業結構調整的走勢看，一批有較高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的加工組裝產業也會向中國轉移。近年來，頗具規模的計算機組裝加工基地在中國的珠江三角州地區快速形成，已經顯示了這一趨勢。一般認為，汽車產業是中國加入WTO後受沖擊較大的領域之一；但據我們的研究，在經過必要的調整後，在今後10年左右，中國極有可能成長起全球最大的汽車生產基地之一。
如果上述比較優勢能夠成功地轉化為競爭優勢，在加入WTO和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的新形勢下，中國完全有可能在國際分工格局中處於較為有利的地位。
(二)中國政府的職能轉變：已經取得的進展
中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有力地推動了國內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為了避免國內經濟體制與國際通行的市場規則的不一致，中國在經濟特區等局部地區率先引入市場機制，實行符合國際慣例的經貿規則。特區不僅是中國對外開放的窗口，而且是市場化改革的實驗田。中國政府將特區的成功經驗向更大范圍推廣，形成了開放與改革良性互動的局面。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政府職能的轉變方向和界定依據逐步得到明確。1993年《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轉變政府職能，改革政府機構，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迫切要求。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主要是制定和執行宏觀調控政策，搞好基礎設施建設，創造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同時，要培育市場體系、監督市場運行和維護平等競爭，調節社會分配和組織社會保障，控制人口增長，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管理國有資產和監督國有資產經營，實現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政府運用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國民經濟，不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這段論述概括了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在政府經濟職能上的認識進展，同時也指出了政府職能轉變的基本方向。按照這一基本方向，一些年來政府職能發生了多方面的積極變化。
——以間接手段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框架初步建立。計劃、財稅、金融體制改革逐步深化，基本形成了計劃、金融、財政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調控機制。國家計劃突出了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大幅度消減了指令性計劃指標，強調計劃指標要少而精，總體上是預測性和指導性的。財稅體制正在由計劃經濟下的生產建設經營性財政向現代市場經濟下的公共財政轉變，以分稅制為核心的新財稅體制初步形成。金融體制擺脫了計劃經濟時期「財政的出納」的窠臼，正在按照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構建現代化的金融機構體系、金融市場體系和金融調控監管體系。政府通過綜合運用財政稅收政策、貨幣信貸政策等經濟手段以及法律手段調節經濟運行，有效地治理了先後出現的嚴重通貨膨脹和一定程度上的通貨緊縮趨勢，逐步積累了在經濟轉軌過程中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的有益經驗。
——培育、規范、監管市場體系取得一定進展。中國政府在不斷發展商品市場的基礎上，逐步培育生產要素市場，努力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日益明顯。2000年，在社會商品零售額中，按市場價銷售的比重已高達95%，比1995年提高6個百分點。上海、深圳兩個證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超過1000家，股票總市值48000多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7%，成交金額60800億元。外匯市場、勞動力市場和技術市場獲得長足發展。90年代以來，相繼頒布實施了產品質量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公司法、商業銀行法和證券法等法律法規；對風險較大的期貨市場和證券市場，通過健全上市規則、交易規則和信息披露制度，加強了風險防範和監管機制。政府在規范、監管市場主體、市場組織形式和市場交易行為等方面，正在走向制度化軌道。
——政府以往直接管理國有企業的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變。政企分開邁出較大步伐。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軍隊、武警部隊和政法機關經商辦企業的做法，已經改變。政府各部門解除了與所辦經濟實體和直屬企業的行政隸屬關系，不再直接管理企業。電信、電力、鐵路、民航等壟斷性行業的改革已經有了良好的開端。在加強所有者監督職能方面，政府採取了向重點國有企業和金融機構派駐監事會，以及向資產經營機構和大企業授權經營國有資產等措施，以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國家提出「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正在對國有經濟實行戰略性調整。多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迅速。各種所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發生了重要變化，國內生產總值中非公有制經濟所佔份額接近1／4。中國政府已經承諾，加入世貿組織後，政府不對國有企業施加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以保證各類企業之間的平等競爭。
——在管理涉外經濟方面逐步向國際慣例靠攏。外貿、外匯管理體制改革逐步深化，通過降低關稅、減少配額、取消出口補貼，及實行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可兌換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等，初步形成了符合國際通行規則的外貿、外匯運行機制。引進外資的地域和行業限制逐步放鬆，各級政府在健全有關法律法規、依法管理外商投資、簡化辦事程序、改善投資環境等方面作出積極努力。
——政府促進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的職能有所加強。隨著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日益提高，入口、資源、環境和社會保障對現代化建設的壓力日益增大。適應這種形勢，中國政府制定和實施了可持續發展戰略和科教興國戰略，並積極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目前，中國人口出生率已經降到一個較低水平。政府實行了嚴格的資源管理制度，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取得一定成效。政府加強了對基礎科學研究的支持，將應用型科研機構推向市場。普及義務教育、掃除青壯年文盲和改革高等教育體製取得明顯進展。與新體制相適應的包括養老、醫療、失業保險等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正在有序推進。
——政府自身改革取得一定進展。首先，確立了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基本方賂，提出建立廉潔、勤政、務實、高效政府的目標，並努力付諸實施。按照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要求，政府依照國家法律規定的許可權和程序，重視和加強了行政立法、行政執法和行政監察工作，建立並逐步完善公務員制度和廉政建設制度。其次，政府機構改革逐步深入。1998年以來，從國務院到地方政府，相繼開始了力度較大的新一輪政府機構改革。這次改革強調轉變政府職能，實行政企分開；按照精簡高效、權責一致的原則，較大幅度地調整和精簡機構和人員編制；重點加強綜合經濟部門和執法監管部門，精簡撤並專業經濟部門，適當調整社會管理部門。機構改革後，國務院組成部門從40個減少到29個，部門內設機構精簡了1／4。移交給企業、社會中介機構和地方的職能200多項，人員編制減少一半。機關工作作風和效率有了一定改進。各級地方政府也進行了相應精簡，職責許可權進一步明確。再次，政治民主化向前推進。更多地聽取專家、公眾意見和接受媒體監督，促進了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通過直接選舉區、縣人民代表和農村基層政權領導，以及推行政務公開和村務公開等，基層民主政治得到發展。公益組織和行業協會等非政府的自主治理機制也逐漸發育，在爭取公共利益、協調經濟社會矛盾以及補充、替代和監督政府職能等方面，開始發揮積極作用。
(三)政府職能轉變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中國各級政府的職能轉變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進展，同時仍然存在諸多問題。從總體上看，政府自身改革仍然落後於經濟體制轉軌的進程，政府職能轉變力度也小於機構改革的力度。政府職能轉變和自身改革在有些情況下是主動推進的結果，在另一些情況下則是迫於形勢壓力，缺乏遠見、深度和系統性，治標不治本。在政府與企業、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自主治理的關繫上，一系列深層次的矛盾尚待解決。
——政府對微觀經濟特別是國有企業的直接干預依然過多，有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尚未形成。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經濟轉軌時期又有某種擴展的行政審批制依然廣泛存在，特別是企業設立、領導人任免、投資、外貿等領域的行政審批亟待清理、削減。值得注意的是，在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中，某些政策的實施又產生了強化行政審批和個案處理的副作用。在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股票發行以及兼並收購等資產重組活動中，一些部門和地方政府往往出於部門利益、地方利益甚至長官意志，對企業進行不適當的行政干預。例如，強行要求效益好的企業在投資、擔保貸款、資產重組等方面照顧劣勢企業，甚至向企業攤派政府的行政性支出。國有經濟布局不合理、戰線過長的問題依然突出，對其進行戰略性調整的力度不夠，進展遲緩。對非公有經濟的限制依然過多，公乎競爭環境尚未形成。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和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混淆不清的狀況沒有根本改變。如何構建新型的國有資產管理運營體系，已成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所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投融資管理體制改革滯後。在投融資領域，存在著政府以直接干預微觀投融資活動達到宏觀調控目標的傾向，其結果往往達不到宏觀調控的預期目的，同時又加強了政府對投融資活動的不正常的干預。不少部門和地方政府仍然過多地承擔著投融資主體的職能，花費大量精力爭資金、爭項目，投資決策依賴於行政機關的層層審批，不按科學嚴謹的、市場化的投資決策程序辦事，缺乏嚴格的投資風險責任機制，屢屢造成重大的投資失誤。
——規范、監管市場秩序的力度不夠。一是規范市場秩序的法律法規仍不健全。例如反壟斷法遲遲沒有出台，難以運用法律手段打破行政性壟斷；證券市場的退出機制至今沒有最終建立，難以保證上市公司質量。二是執法不嚴，管理鬆懈，紀律鬆弛，甚至有法不依，違法不究，致使已有的法律、規章和制度形同虛設。三是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分割不斷變換手法，阻礙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這些因素導致了市場秩序比較混亂，突出表現為假冒偽劣商品泛濫，偷稅、逃稅、騙稅、騙匯和走私活動猖獗，社會信用關系紊亂，逃廢債務現象相當普遍，建築領域弄虛作假、工程質量低劣的問題嚴重，等等。
——一些政府部門出現利益集團化和非公共機構化傾向，公共服務職能弱化，乃至體制性腐敗加劇。政府改革中專業經濟部門陸續撤銷以後，綜合經濟部門、執法監督部門和社會公共管理部門的公共服務職能需要加強。但是，目前一些政府部門在制定規劃、方案和法規時，或在處理部。門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矛盾時，往往受到本部門或所管轄的行業利益的局限，對國家利益、公眾利益考慮不夠，甚至作出違背這些利益和法定程序的行政決策。隨著市場化改革向壟斷性行業的逐步深入，相關領域的部門利益、行業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矛盾正在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現行行政管理體制中存在的同一部門兼有決策、執行和監督職能的狀況，容易強化部門的既得利益，使某些行政主管部門比地方政府更加留戀行政審批權。由於對微觀經濟活動設置了過多的行政審批事項，使體制性腐敗難以得到有效遏制，在一些地方和部門甚至愈演愈烈。
——中央和地方的責權利關系尚未理順。當前比較突出的問題有：(1)國家財權財力在中央和地方間的分配關系尚不合理。一方面，中央財政可支配的財力明顯低於國外平均水平。不少地方挪用工資和養老金搞建設，把欠帳留給中央和省級政府，不利於中央政府實施有效的宏觀經濟調控，也不利於通過轉移支付手段幫助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另一方面，國家稅收立法權過於集中於中央，稅權劃分缺乏穩定的法制基礎，難免導致地方政府變通國家稅法、越權減免稅和濫用收費權。(2)在分權過程中，一些應當下放給企業的權力沒有落實到企業。中央政府放給企業的一些自主權，往往被地方政府截留，不少地方政府遲遲不願向企業放權，在政企分開方面落後於中央政府。(3)行政性集權一分權一收權的框框還沒有根本突破，按市場經濟規律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經濟職能、責任和權利的框架還不清晰。人們習慣於按計劃經濟下「先集權、再分權」的思路考慮問題，還沒有確立市場經濟下「分權優先、集權居後」的觀念。經濟體制改革的方案以及國家制定的優惠政策，大多按行政層次、行政區劃進行試點再逐步推廣，或者限制在一定行政區劃的范圍內實施。這樣往往增加行政層次，例如計劃單列市的設置就使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更加復雜。中央政府對不同地區實行差別性優惠政策，不利於加強區域經濟聯系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不適當的分權容易導致宏觀經濟失控、地區差距擴大和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反過來又可能成為重新集權的誘因。
——依法行政的統一性和透明度不高。首先是經濟體制改革進程與立法進程不協調，影響執法效果。目前中國在制定有關市場主體、市場行為和宏觀調控的法律法規方面已經取得長足進展，但是由於經濟體制轉軌和政府職能轉變還不到位，執法效果往往不理想。例如，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實施經常遇到行政性壟斷的阻礙。其次是執法落後於立法。對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甚至違法不究的行為缺乏有力的監督制約，人治大於法治的現象在許多地方時有發生，嚴重損害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再次是部門、地方政府的法規甚至內部文件與國家法律存在矛盾。在行政執法實踐中，出現內部文件的權威大於部門法規，部門法規的權威大於國家法律的現象。一些部門和地方政府在處理矛盾和問題時，往往先依據本地內部文件和法規，然後才考慮中央政府的法規、部門規章和國家法律。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法院在審理案件時，不是以國家法律法規而是以內部文件甚或長官意志作為判決依據。此類問題較多地表現在企業改制和涉外經濟糾紛等方面。
(四)加入WTO對中國政府提出的新挑戰
應當說，在經濟轉軌的復雜環境中，中國政府的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能夠取得已有的進展是很不容易的。國際社會對此也作出了積極評價。改革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和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間內是難以避免的，只能通過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求得解決。中國加入WTO，對政府作用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和挑戰，甚至在某些方面規定了政府改革進展的時間表，這就大大增強了加快政府改革的緊迫性。
加入WTO是中國政府和人民自主的、主動的選擇。之所以作出這種選擇，是基於對國際經濟發展規律的理解，對中國參與全球經濟競爭潛力的認識和信心。對現階段的中國來說，WTO和經濟全球化都是一把雙刃劍，有利有弊。一方面，加入WTO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新機遇。例如，中國可以抓住當前國際產業轉移的時機，吸引更多的跨國公司來華投資，加速中國工業化進程，提升產業結構；可以更加深入地參與國際分工，發揮本國現實和潛在的比較優勢；可以抓住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機遇，發揮後發優勢，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實現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另一方面，加入WTO後中國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由於市場對外開放程度進一步提高，國內經濟勢必面臨國際市場的強大競爭壓力。中國傳統的優勢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會受到其他發展中國家越來越強的挑戰。在吸引外資方面，我們面臨周邊國家強有力的競爭。中國在加入WTO談判中承諾了開放市場的義務，「進口替代」與「出口導向」相結合的戰略將難以像過去那樣繼續實施。國際上有的研究報告指出，20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的經濟競爭力非但沒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加入WTO後能否有效提升自己的經濟競爭力，將對中國構成嚴峻考驗。加入WTO後，對中國現行經濟體制將會產生更為深刻的影響，其中最為直接和突出的是各級政府面臨的挑戰。
——對加快推進市場化改革提出新要求。加入WTO，實質上是按照統一的市場經濟規則參與國際經濟競爭，能否通過進一步開放市場和引人競爭來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關鍵在於國內市場機制能否充分發揮作用。中國經過2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初步確立了市場經濟的框架，但國企改革、建立國內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等方面還相對滯後。如果這些領域的改革不能加快並取得顯著成效，擴大開放市場就可能未得其利，先受其害。
——對合理把握市場開放進程，趨利避害，實現以開放促發展提出了較高要求。加入WTO後，中國政府要履行所承諾的開放市場時間表，所涉及的問題包括降低關稅、取消非關稅壁壘、放開貿易經營權、開放服務貿易市場、對外資實行國民待遇、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這些變化大部分將在2005年以前實現，時間緊迫。市場開放將會引入競爭壓力，有利於提高國內的資源配置效率；但開放過快，也可能使國內產業受到過大沖擊，引發一些經濟和社會問題，對開放與改革進程產生不利影響。這就要求政府在擴大開放前加快國內改革，提高國內企業和市場對外部沖擊的適應能力，同時合理把握市場開放進程，採用得力措施化解開放市場可能引起的矛盾，使負面效應盡可能降低。
——對政府在開放條件下保持宏觀經濟穩定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入WTO後，中國經濟更深地融入全球經濟之中，一方面可以更多地分享全球分工之利，另一方面，也更容易受到來自國外的沖擊。從理論上講，一國政府難以同時兼顧獨立的貨幣政策、固定匯率和資本自由流動三個目標，政府只有具備較強的在開放條件下穩定本國宏觀經濟的能力，才可能為本國企業創造一個較平穩的市場環境。同時，面對種種具有很大不確定性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要求政府在危機治理、維護國家經濟安全上表現出更強的能力。
——對政府管理機制提出了新要求。加入WTO後，要求政府機構更加精簡和人員更加精幹，決策更加科學，政策更具透明度，廉潔程度提高，效率進一步改進。只有如此，才能創造出有利於增強中國經濟競爭力的「軟環境」，使中國在國際經濟競爭與合作中居於有利地位。
⑸ 是什麼原因使得中國能夠一定程度上倖免此次金融危機
孫立堅:走為上計--中國應對次貸危機的明智策略
中國境內的學者和經濟學家近期針對以上問題討論熱烈，其中最被關注的是：高度外向、依賴進出口貿易的中國，在目前不景氣的大環境下，是否能「獨善其身」？
美國次貸危機徹底震碎了華爾街神話，貝爾斯登（Bear Stearns）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兩家投資銀先後倒下，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美國國際集團（AIG）等房地產和保險巨頭則需美國國會大手筆斥資拯救，在美國經濟被金融危機搞到奄奄一息的時刻，世界目光紛紛轉向經濟仍然茁壯增長的中國：金融危機會把中國拖下水嗎？
中國境內的學者和經濟學家近期針對以上問題討論熱烈，其中最被關注的是：高度外向、依賴進出口貿易的中國，在目前不景氣的大環境下，是否能「獨善其身」？
學者：刺激內需是關鍵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在近期發表的兩篇評論中強調，中國有條件爭取到「獨善其身」，「我們無須重復令全世界都羨慕的老生常談——中國擁有巨大的內需潛力。大算盤不難打：只要國內需求有較大的擴展，這些年來為外需服務的龐大製造業能力，只要有一部分轉向對內，中國經濟不但可能持續高速增長，而且也許對全球經濟『過冬』也不無小補。」
周其仁認為，到了最後，困難只有一個：究竟怎樣才能把中國的內需潛力釋放出來?
他說，中國目前所謂內需不足主要是因為國民收入分配問題。「收入分配問題涉及的不僅是人民與人民之間的關系，更主要的是國家與人民之間的關系。居民所得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不到一半，這個比例實在太低。」
獨立經濟學家、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謝國忠日前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訪問時也提出同樣的論點，他說，多年來，中國消費率持續走低，刺激消費的政策一直難以真正奏效，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政府佔有的收入比重過高。
中國的稅收已經達到歷史最高水平，今年預算收入可能達到6萬億人民幣(人民幣1元約兌0.2新元），佔GDP的21％，是20世紀90年代最低水平的兩倍。國有企業利潤也可能達到GDP的6％，還有大量預算外收入。總體而言，中國政府「收藏」了GDP三分之一的財富，或者是國民生產凈值（GDP減去資本貶值）的40％。
謝國忠說：「在過去十年，中國經濟明顯地轉向政府這邊。降低政府在經濟中的重要程度，可能解決中國目前面臨的經濟問題。」
讓居民所得占國民收入的更高比例、讓他們掌控更多財富就能刺激內需？中國網民對這個問題的討論熱烈，據記者的觀察，越來越多中國人擁有過去的「日本人思維」，給他們更多錢，他們會儲蓄大部分，對內需的影響不大。這主要是因為前景不明朗、對前途沒有信心，大家都有未雨綢繆的心理。
一名網民在滕訊網論壇中說：「如果一個國家不能保障一個公民的未來（教育、醫療、養老、就業），那這個國家不可能有內需，因為錢都要儲蓄起來，預防這些問題。中國的內需?你能先分析一下中國的教育、醫療、養老、就業么?」
周其仁在其評論中強調，通貨膨脹和景氣收縮固然受全球趨勢的影響，但並不意味每個國家只能被動跟隨、無所作為。
他說：「以通脹為例，全球通脹抬頭是事實，國際高油價高糧價的沖擊也是事實，但在同樣的全球環境里，各國通脹率從辛巴威的百分之幾百到日本的百分之二，大有差別。這說明各個國家還是可以通過主動的政策選擇，在全球趨勢的影響下有所作為、趨利避害的。」
另一方面，周其仁也認為，中國不是1988年的日本，中國的製造業產能龐大，面對國際市場升級空間廣闊，轉向為內需服務同樣潛力巨大。此外，中國服務業還在初級階段，國人收入增加，時間成本增加，對「方便」的需求方興未艾，這些都是服務業的機會。
他還說：「中國在能源方面也有潛力。油價高，最不應該被嚇倒的是中國，因為中國能源消費中的70%是煤。中國還有糧食生產的潛力與機會。中國還有很多土地沒有經營好，原因之一就是糧價不夠高。將國際上的高糧價適當傳導給中國農民，增產潛力不會小。」
財政政策對經濟應該「托一把」
《21世紀經濟報道》上星期在一次訪談中提到了一個讓人深思的問題：中國仍存在相當程度的金融管制，是否能因此而在這場金融危機之中獨善其身？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建接受該報訪問時說：「災難的傳導不會只通過金融層面，我們不能認為人民幣不國際化、資本市場沒有開放，中國就可以避過這場危機的影響。危機可以從貿易層面傳導進來。我們這些年的高增長很大程度是靠外貿和外需，外需增長快，帶動了一大批外向型產業的投資增長。」
中國金融協會副會長、中國光大銀行董事長唐雙寧日前在「新浪」舉辦的一個論壇上則說：「前一段由於我們國家的經濟形勢好，金融的國際參與度還不夠高，所以從目前時點來看影響還不算大，但不可大意。」
唐雙寧說：「現在經濟已經全球化，金融已經沒有國界，加入世貿以後中國經濟與世界融為一體。」他特別表示對於經濟危機的思考以及防範措施應該提前著手進行。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已經出台了《國家金融突發事件應急預案》，央行、證監會、保監會、銀監會聯合下發《關於金融支持服務業加快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各部委應加強金融風險監測和評估，提高金融風險預警能力，切實防範系統性風險，但這些只是通過協調機制同其他經濟部門進行合作。
中國人民銀行培訓學院院長王自力說：「事實上，要真正達到管控金融風險、維護金融和社會穩定、保障國家經濟主導權的目的，可能還需要改變金融分業監管的局面。統一把預防、阻擊熱錢進入作為一項長期工作，在充分掌握金融信息的前提下，對頻繁進出中國金融市場的熱錢保持高度的警惕，建立高效能的預警機制，密切監控熱錢流入，規范外匯資金流入和結匯管理，重點查處違法違規資金流入，並加強國際合作以防範國際短期資本對我國經濟金融安全可能帶來的沖擊。」
王自力也說：「當前，中國政府不僅要關注證券市場和樓價下跌對宏觀經濟面的影響，而且需要關注不斷變幻的國際經濟環境，及時進行調整。只要應對正確，國內市場就不會大亂，更不會真實衰退。」
謝國忠則認為，經濟發展不能單靠股市、樓市支撐，中國接下來的路一定是要提高經濟效率，改革是唯一出路。
謝國忠預測，美國經濟見底並恢復估計要四五年。中國不能希望靠美國經濟復甦把自己拉上來，而必須要另外殺出一條血路來，而「殺出血路」的利器，就是提升中國經濟效率。他認為，「改革是唯一出路」。
他表示，從短期來看，兩方面的政策很重要。從穩定需求來看，財政政策對經濟應該「托一把」。考慮到出口企業和地產開發商的資產流動性問題，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越來越明顯，一些財政刺激措施可以做「軟著陸」的保障，例如加快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鐵路網修建等，來緩沖下行風險，對經濟長期發展也有好處。同時，要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解決他們的償債能力問題。
「接下來（中長期）就應該找到經濟低效率的地方並加以改變。（中國）在財政收支、金融資本政策控制、價格體系政府控制中存在著相當多低效率的地方。提高效率，中國經濟就可以上一個新台階。」
擴大內需先刺激內需
美國次貸危機對中國所造成的最直接影響，其實就體現於大批中小企業的相繼倒閉。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教授接受本報專訪時說，中國的宏觀調控措施令中小企業承受很大的壓力，包括推高其融資成本，使它們紛紛轉向地下錢庄借錢，從而負債累累。另外，原材料價格的飆升也讓它們雪上加霜。
不過，次貸危機使美國人束緊腰帶，大大削減對中國產品的需求，這才是對中國中小企業所造成的「最關鍵的影響」。「不少中小企業都屬於出口型，美國是重要的出口市場，東西（產品）賣不到美國去了，就面對不得不轉型的問題。」
以出口為導向經濟模式行不通了
統計數字顯示，今年上半年，中國有6萬7000家中小企業倒閉、超過2000萬工人被解僱，說明了過去壓低產品價格、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模式已經行不通了。加上美國可能在增加出口量以調整貿易赤字的前提下，要求中國開放其市場，中國企業不但得擴大內需，還要提高競爭能力。提高技術、品牌管理力度和轉入服務業，也就成為中小企業繼續生存的先決條件。
然而，廣大的中國民眾重儲蓄，或寧可放手一搏，投資股票以「錢生錢」。在這樣的背景下，刺激內需、帶動人們消費談何容易？
對此，孫立堅說，首先必須認清人們不願消費的原因。「老百姓後顧之憂太多，不管是住房、醫療、孩子教育還是養老，未來要用到錢的機會太多了，就把錢儲蓄起來或進行投資。因此，當務之急是加快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
此外，要刺激內需還得確保產品質量，否則中國人都不買「中國製造」，「錢還是流入其他國家」。孫立堅強調：「政府要兩手抓，既確保企業能把東西賣出去，也要使老百姓願意買。」
開展離岸業務 以降低投資美市場風險
孫立堅認為，次貸危機對中國的另一個重大影響是對其外匯資產管理也帶來挑戰。他解釋，中國自1978年開放以來，出口勢頭猛，累積了大量外匯儲備，現在因美元貶值而蒙受損失。
「我們把產品價格壓低，出口到美國去，賺了美元又讓美國人去管理，可是他們卻管得很糟。那麼，我們是否能自己管理美元呢？」
孫立堅指出，中國擁有近1萬8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加上不少其他亞洲國家也有美元儲備，預計全世界的美元有三分之二在亞洲國家手裡。「大家都在問：美元可以投資到哪裡去呢？是否能把美元拿到亞洲進行管理呢？」
他因此建議開展離岸業務，使中國投資機構能投資在發美元債券、有潛能的亞洲企業，以降低直接到美國市場投資的「政治風險」。
事實上，由於諸如中投公司等中國投資機構仍是國有企業，走出去時經常受到投資國懷疑，並面對較高的壁壘阻擋，以致如孫立堅所說的「無法徹底實現海外投資的戰略和預期目標」。
他因此希望美國能在中國注資方面「解放思路」，不要對中國國有企業有戒心，以致經濟舉措蒙上濃濃的政治色彩。
由於中國的執政體系和政治制度是有本質區別的,所以,經濟危機雖然可以影響到中國的股市,但是,動搖不了中國經濟根基~~
⑹ 我國人民幣匯率機制形成改革論文
當前,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是我國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之一,這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本文就此問題進行探討,並提出改革的指導方針和有關步驟和措施。
一、現狀與存在的問題
1994年人民幣匯率並軌,1996年12月1日人民幣實現了經常項目下可兌換,從此人民幣匯率機制的運行建立在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可兌換的基礎上,但匯率形成機制主要受兩個因素的影響:一是強制結售匯制度,即對企業除了規定的可保留的現匯收人外,其他外匯收入全部賣給外匯指定銀行。二是中央銀行對各外匯指定銀行的結匯周轉頭寸實行限額管理,也就是說,外匯指定銀行在辦理結售匯過程中,對於超過其規定的結售匯周轉頭寸時,必須在銀行間外匯市場拋出;對於不足其規定的結售匯周轉頭寸時,該外匯指定銀行必須在銀行間外匯市場補足。這樣頻繁進行的「拋」或「補」,便形成了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並以此為基礎形成次日交易貨幣(美元、港幣、日元、歐元)對人民幣交易的基礎匯率。
上述匯率機制的形成,雖然由市場供求來決定,但是從嚴格意義來說,它並未形成全面的外匯供求關系。這是因為:
1.強制結售匯制的缺陷。雖然中央銀行幾次調整了外匯指定銀行的結售匯周轉外匯頭寸,也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外匯供求關系,只能是中央銀行被動人市進行干預,充當外匯交易最後差額的承擔者,失去了外匯調控的主動權。
2. 匯率變化缺乏彈性。1994年以來,除1997年外,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都出現雙順差的局面。外匯市場上人民幣長期處於供大於求的狀況,中央銀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不可避免,為此,人民幣匯率水平不是純粹由市場供求決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制約。從1995年到2001年,人民幣對美元升值5％,近幾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只是在1美元兌8.27―8.30元人民幣之間波動,波動幅度和彈性區間極小,匯率基本上是釘住美元。
3.金融市場的不完善。由於利率尚未實現市場化,資金不能自由流動以及金融工具、外匯交易品種和方式的匱乏,都造成我國外匯市場仍是一個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場。因此,中央銀行的干預和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對外匯的供求起到很大的調節作用。
二、改革的指導方針
1.要處理把握好市場供求與國家宏觀調控的關系。正確認識和把握中央銀行和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對市場的調控的重要性,這關繫到我國經濟穩定安全地運行。因為,匯率機制的改革首先要確保經濟運行的穩定。
2.要考慮開放經濟的總體要求。在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中,要充分考慮我國經濟進一步融人世界經濟體系後可能出現的變化,根據開放經濟的總體特徵及我國經濟的自身特色,把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與經濟結構的變動聯系起來,增大人民幣匯率政策的影響范圍和作用力度。
3.保持和實現匯率的穩定和均衡。如何確定一國貨幣的匯率水平,保持一種「最佳」或「適當」的匯率水平,這涉及所謂均衡匯率問題,也就是說,使匯率的變動,與一個經濟內部和外部關系獲得一種協調、合理的關系,能促進和達到內外平衡和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充分發揮人民幣匯率作為調節整個國民經濟的杠桿作用。
4.要充分認識人民幣的國際地位。近年來,我國經濟地位和貿易總額有很大的提升和發展,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人民幣不貶值的堅定政策立場已經奠定了人民幣作為亞洲區域主導貨幣之一的地位。人民幣在我國周邊地區的影響力有所上升,但是,也要清醒地認識到,相對於美元、日元、歐元等國際貨幣,人民幣仍然屬於「邊緣」貨幣,匯率水平的確定及釘住目標的調整受到國際經濟環境變化的深刻影響。動盪不定的國際金融市場環境為人民幣匯率機制的調整及新的均衡水平的確定增加了很大的難度。因此,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必須充分考慮國際環境的影響,尤其是三種主要貨幣匯率波動的趨勢,因此,未來人民幣匯率機制的調整應以國內政策的目標為主,要兼顧人民幣國際化的未來前景,適當考慮人民幣作為區域主導貨幣所需要承擔的責任和義務。
5.要充分考慮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長期以來,我國匯率政策的制定和調整始終無法完全擺脫基於貿易平衡的傳統思路,貿易差額在人民幣匯率決定因素中居主導地位,匯率與外貿換匯成本的偏離程度一度成為衡量匯率水平是否合理的重要標志。
隨著我國外資流入的不斷增加,資本流動規模和結構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日漸顯著。從發展來看,在加人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資本流動的規模和結構已出現一定的調整。首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我國利用外資提供了新的增長動力,導致我國資本流入規模出現新的突破。在全球跨國投資總額中,服務業中的投資超過一半。加人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開放了部分服務領域,尤其是對於金融、保險、證券、商業、中介服務等領域的開放,等於增加了一倍的潛在投資者。其次,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實行更加開放的政策後,我國利用外資的方式將更為豐富,在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借款等形式以外,將更多地採用發行境外債券和股票等籌資形式。估計外商直接投資的相對比重將有所下降,其他投資相對比重上升,尤其是證券投資資金量將會增加。再次,加人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具體方式及結構可能出現調整,導致整體流動性的提高。
2001年以來,我國外資流人數額出現持續大幅度的上升,表明市場對於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樂觀預期開始發揮作用。此外,我國對外投資也將進入快速增長時期。
新的資本雙向跨境流動的形勢,要求我們在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中,適當增加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權重,匯率政策目標由貿易平衡擴大到國際收支總量及結構的平衡。
6.要適應國際化的原則。在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匯率機制改革將在金融市場全方位開放的框架下進行,因此要遵循世界貿易組織所倡導的自由競爭原則、自由貿易原則、非歧視原則和透明度原則。在這種原則下,我國經濟要全方位與國際接軌,適應和迎接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挑戰。為了實現經濟金融與國際接軌,就必須撤除資本國內外自由流動的障礙,這就要求做到國內外資金價格市場化,首先是利率的市場化,進而是匯率的市場化。也就是說,在逐步實現資本項目開放的條件下,實現人民幣的自由兌換,這是人民幣與外幣的價值比較和自由兌換形成的市場均衡匯率的基礎。只有這樣,才能把國內外市場價格信號更直接、更迅速、更准確地反映出來,才能使中國經濟與實行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原則的國際經濟融合,才能使國內價格體系逐步與國際市場價格體系真正接軌,才能使競爭機制在各個層面上反映出來。
三、改革的步驟與措施。
在本著人民幣匯率既要均衡、又要相對穩定,有利於穩定通貨和保持中長期國際收支平衡、有利於我國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原則基礎上,增大匯率形成的市場化和靈活性,使匯率保持在相對均衡和相對穩定的水平上,從而促進經濟健康、穩定地發展。
改革的核心是:(1)逐漸增加匯率彈性;(2)逐步使用匯率波動區間,放寬波動范圍;(3)在放寬匯率浮動區間的基礎上,改釘住美元為釘住一籃子貨幣。
總體而言,改革的進程應採取漸進的做法。可採取的步驟和措施是:
1.要認真總結以往匯率運行的正反經驗。1994年人民幣匯率並軌,1996年12月我國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可兌換,1998年人民幣匯率經歷了金融危機的考驗,2001年11月我國成功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當前,在新形勢下,人民幣匯率機制應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服務,更好地迎接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挑戰。為此,應該對新中國建立以來各個時期、各個階段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形成、特點、問題,結合當時的經濟政治背景以及對外經濟貿易等方面的交往情況,進行認真總結和反思。只有在深入總結過去的基礎上,才能在新形勢下更好地進行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
2.積極推動基礎理論和實證分析的研究。在確定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的指導原則下,應進一步鼓勵和推動人民幣匯率的基礎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研究。總的來說,有關各個時期人民幣匯率的研究,在黨中央國務院領導的重視下,各有關部門以及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實務工作者、科研工作者與教學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是有相當成績的。他們的研究成果對各個階段的人民幣忙率改革以及政策制定起到積極的參考作用。現應繼續進行深入地研究探討,比如,國際價值論、購買力平價論、出口換匯成本、理論比價模型、均衡匯率模型、匯率預警模型以及其他有關模型和相關方案,比如,釘住單一貨幣或者一籃子貨幣、爬行浮動、管理浮動、單獨浮動、中心匯率等都值得研究和探討。在研究探討和實證分析的基礎上,得出更適應我國人民幣匯率運行機制的有關方案,供決策參考。
3.改革的環境與時機選擇。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國內經濟學界加大了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討論,特別是2003年以來,日本有關方面挑起人民幣幣值低估的觀點,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但是這些討論,往往囿於匯率升值或貶值的爭論,淪為簡單的政策解釋和說明。在我國已加人世界貿易組織、更深地融人世界經濟體系的情況下,匯率的影響將突破傳統的涉外經濟范圍,在更大的范圍內發揮更強的影響力。因此,人民幣匯率改革必須考慮國內外這樣一個大環境,必須慎之又慎,一定要選擇一個有利時機,也就是說,在改革時機的選擇方面,我們既要根據國內的需要,又要考慮國際環境的變化。它不能過急,也不能不變,匯率機制的改革一定有利於我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穩定與發展。
4.回歸到真正的有管理浮動。在1994年進行的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中,人民幣匯率制度被重新定義為「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在前幾年的實際操作中,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波動幅度控制在很小的區間,保持基本不變。實際上屬於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最終選擇,取決於政策部門對於「獨立貨幣政策――資本自由流動――匯率穩定性」這一著名的「不可能三角」中不同解的偏好及目標權衡。筆者認為,對於日趨呈現內需導向特徵的大國經濟而言,獨立貨幣政策毫無疑問是我們的首要選擇,資本流動的自由程度在未來5年內將有顯著上升,那麼,其結果必然是人民幣匯率波動性的上升。上述變化最終落實到匯率制度調整上,但人民幣匯率走向自由浮動必須謹慎從事。可選擇的是一個具有充分彈性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可在當前匯率水平的基礎上,波動幅度擴大到上下1％。
建立內部匯率目標區,目標區上下可定為10―15％。改釘籃子貨幣應相機而行,從籃子的加權成分看,由於我國與美國以及香港地區的貿易額較大,而港幣又與美元掛鉤,美元在籃子中仍然佔主要比重,歐元與日元以及其他有關貨幣進入籃子後,將使人民幣匯率水平更趨合理。與此同時,應加強外匯市場交易品種和交易方式,進一步提高外匯市場資源配置的效率,完善市場做市商制度,為人民幣匯率機制的形成奠定基礎。
5.建立人民幣匯率的監測機制。在人民幣匯率機制市場化日益提高的同時,建立人民幣匯率的監測機制,目的是監測人民幣匯率水平是否合乎實際,符合國家中長期政策目標,以便為國家制定和調整匯率政策提供決策依據。
人民幣匯率的監測體系包括宏觀監測體系和微觀監測體系兩個層次。宏觀監測指標包括貨幣供應量、通貨膨脹率、財政收支狀況、進出口增長率、資本流動等數據。通過建立宏觀監測體系,了解一個時期匯率水平對宏觀經濟各項指標的影響,預測下一日期外匯供需情況和市場匯率的走向,用以研究調整匯率政策。微觀經濟指標包括出口換匯成本、進出口盈虧狀況、實際稅負、對外負債和還本付息情況、盈利匯出狀況等。觀察微觀狀況的變化,監測匯率水平的合理性,了解企業對匯率的預期並對外匯供需的可能變化進行預測。
通過匯率監測體系取得宏觀監測指標及微觀監測指標後,可用於編制季度及年度的人民幣的名義有效匯率指數(NEER)和實際有效匯率指數(REER)。觀察實際有效匯率指數的變化可以准確地了解人民幣匯率對我國涉外企業的影響,反映我國貿易部門實際競爭力的變化,對我國出口產業及進口替代產業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6.加強完善外匯監管體系的建設。在逐步有序放開資本項目管制的同時,特別要增強對短期流動資金的監管,必要時應採取相應的措施,防止國際流動資金對我國金融市場的沖擊。放鬆管制,加強監管,以監管取代管制,這是今後時期我國外匯管理當局工作的核心。即使在實現資本項目下可兌換的狀況下,也不能忽視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和中央銀行的干預調控作用。同時應時刻關注我國周邊金融市場的動向,動態測算人民幣對周邊地區貨幣相對水平的變化,保持我國出口及利用外資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