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匯和跨境人民幣論文

1. 人民幣如何走向國際化5000字論文

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不斷深入，人民幣國際化已成為一個日益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它不僅僅關繫到我國金融創新能否像實體經濟一樣崛起，形成經濟和金融雙輪驅動，而且關繫到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我國地位提升能否得到主權貨幣強有力的支持，獲得更多的投票權和話語權。21年在韓國召開的G2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改革達成「歷史性協議」，中國持有IMF份額從第6位升至第3位，這對人民幣國際化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
一、人民幣國際化現狀
目前，人民幣國際化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在跨境貿易結算、本幣互換、境外發行人民幣債券和基金、建立境外人民幣迴流渠道等方面都有所推進。人民幣最優貨幣區開始在兩岸四地、華人經濟圈、東亞經合組織、上合組織及周邊國家和地區中逐漸形成和擴大。
1.跨境貿易結算。自28年12月廣東和長三角地區與港澳地區、廣西和雲南與東盟貨物貿易進行人民幣結算試點以來，國內試點的省市已經擴大至2個，跨境貿易結算境外地域已擴展至所有國家。據統計，截止到2011年4月底，我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金額已突破1萬億。[1]可以說，跨境貿易結算既是人民幣國際化帶有標志性的第一步，初步體現了國際貨幣的支付和結算功能。與之同時，跨境貿易結算又是人民幣國際化必經階段，其順利拓展將為今後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2.本幣互換。自28年12月我國與韓國簽訂18億人民幣雙邊本幣互換協議之後，29年2月，我國與馬來西來簽署了8億人民幣互換協議；29年3月，我國又與白俄羅斯、印度尼西亞簽署了2億和1億人民幣雙邊本幣互換協議；29年4月，我國與阿根廷簽訂了7億人民幣互換協議。21年6月和7月，我國分別與冰島、新加坡簽署了35億和15億人民幣的雙邊本幣互換協議。2011年4月，我國又與紐西蘭簽訂了25億人民幣的雙邊本幣互換協議。截止到目前，我國已與8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共8285億人民幣的雙邊貨幣互換協議。
3.境外發行人民幣債券和基金。27年6月，國家開發銀行獲准在香港發行第一隻人民幣債券，金額為5億人民幣；到21年8月，共有財政部、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建設銀行、匯豐銀行及東亞銀行等8個金融機構在港發行了近4億元的人民幣債券；[2]截止到2011年4月底，在香港發行的人民幣債券金額已達84億元人民幣。[3]境外人民幣基金也於21年8月開閘，海通證券在香港發行了首隻人民幣基金，金額為5億人民幣；之後，恆生銀行、工銀亞洲和建銀國際都在香港發行了人民幣基金。境外人民幣債券和基金的發行，為境外人民幣提供了投資和迴流內地的渠道，進一步刺激了人民幣在境外的支付、結算和流通。
4.有條件開放銀行間債券市場。21年8月17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關於境外人民幣清算行等三類機構運用人民幣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試點有關事宜的通知》，允許香港、澳門人民幣業務清算行、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境外參加銀行和境外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在核準的額度內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據統計，截止到2011年3月，包括中國銀行香港分行、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兩家港澳人民幣結算行在內，獲准進入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境外機構已接近2家。[4]這個舉措為境外合法獲得的人民幣資金進一步提供了投資和保值增值渠道，增強了境外機構持有人民幣的信心。
5.一些國家開始接受人民幣作為匯率指數貨幣、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25年4月，歐洲央行在歐元指導匯率體系中增加了人民幣等7種貨幣；25年11月，印度央行在調整匯率指數時將人民幣納入匯率指數的一籃子貨幣；在蒙古，目前人民幣已經占據了貨幣支付、結算和儲備6%的份額。這體現出一些與中國貿易較多的國家開始認可和接受人民幣。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國際影響力的不斷增大，一些周邊國家開始將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26年12月，菲律賓對外宣布將人民幣作為央行儲備貨幣，這是人民幣第一次被其它國家列為儲備貨幣；21年9月，馬來西亞央行也開始買入人民幣計價債券作為其外匯儲備。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人民幣充當國際支付手段的流通量，包括邊境貿易、旅遊貿易、人民幣結算貿易與國際周轉及境外留存大約已近萬億。可以說，人民幣正在逐步被其它國家接受和認可，人民幣國際化的外部條件越來越成熟。
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重要機遇
3年來，我國堅定不移地執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方針，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經濟和金融的快速發展為人民幣國際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與之同時，國際經濟金融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國際貨幣體系正處於變革當中，這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遇。
1.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必然要求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眾所周知，包括「金磚四國」———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巴西在內的新興經濟體近1年來迅速崛起，佔世界經濟的比重不斷增加，已成為一支重要的經濟力量。從具體數據來看，199年，全球的新興經濟體佔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為39%，到26年，這一比重增加到48%。29年，按照購買力來平價測算，新興經濟體佔全球GDP的份額已升至51.87%。[5]從對世界經濟貢獻率來講，28年新興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就已超過5%。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1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為2.7%，其中發達經濟體增長率為1.3%，新興經濟體增長率則高達5.1%。然而，建立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基礎上的牙買加體系已不能適應21世紀世界經濟發展的需要。該體系設置的原則和框架更多體現的是歐美發達國家的利益，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和投票權沒有充分體現出來，與其不斷上升的經濟地位不相匹配。隨著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呼聲越來越高。
2.美國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進一步推動了國際貨幣體系改革。27年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迅速波及全球，引起了全球金融動盪。隨著金融危機的逐步深入，特別是雷曼兄弟的破產倒閉，美國金融帝國的基石———投行模式受到了質疑和否定，五大投行破產和倒閉了三家，高盛和摩根斯坦利也轉向了商業銀行模式，華爾街一度陷入迷茫。奧巴馬上台執政後，對美國金融體制的改革進一步加劇了政府與華爾街的矛盾。金融危機的影響、忙於自救和內部改革以及內耗的結果必然削弱美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和控制力。無獨有偶，29年12月始於希臘的歐洲債務危機讓歐洲陷入了同樣尷尬的境地。忙於對深受債務危機困擾的歐元區國家進行援助以及如何幫助它們削減債務、擺脫危機，已成為歐元區主要國家的頭等大事。此消彼長的作用下，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出現衰退及實力受損，改變了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力量對比，原有的格局和平衡被徹底打破，這進一步推動了國際貨幣體系改革。
3.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呈現出美元地位下降，儲備貨幣多元化的格局，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良好機遇。21年2月底，韓國央行公布的報告《美元地位下降，貨幣秩序料進入多貨幣體系》稱，截至29年9月，全球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的比重已經從1977年的逾8%下降至61.6%，而歐元資產的比重則從1999年的17.9%上升至27.7%。未來5-1年美元仍可能是全球最重要的儲備貨幣，但在更長時期內美元的地位將下降，全球貨幣秩序預計將進入多種貨幣體系。可以看出，國際貨幣體系格局將因美元地位的下降而出現變化，呈現出美元地位下降，歐元地位上升，儲備貨幣多元化的格局。全球外匯儲備中美元下降的比重必將由其它貨幣代替，這對人民幣國際化而言，是一個難得的機遇。
三、人民幣國際化面臨的障礙和風險
分析美元和日元的國際化過程，人民幣國際化將會經歷以下幾個階段和過程：一是人民幣成為重要的國際貿易結算貨幣和在周邊國家廣泛受歡迎的支付、結算和流通貨幣；二是人民幣成為國際金融市場交易的結算貨幣和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具有一定地位的初級硬通貨；三是人民幣成為世界各國普遍看好的國際儲備貨幣；四是人民幣成為像美元一樣的超主權貨幣。然而，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並非一蹴而就，它需要克服各種各樣的障礙和風險。
1.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和文化傳統方面的障礙。國際社會中，絕大多數國家認同的是西方文明和資本主義制度，盡管我國在經濟建設上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但許多國家並沒有認同我國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更多地是將我國的崛起視為潛在的競爭對手，而不是一個合作夥伴。同樣地，我國歷史悠久、具有東方特色的文化傳統與西方文明有著明顯差異，語言、觀念和思維方式的不同無形中會導致溝通的障礙，加劇尋找認同感的差距。因而，人民幣國際化相比較美元、歐元和日元而言，其過程將會更加曲折和漫長。
2.一些既得利益大國的阻撓。在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中，盡管美元的地位在下降，但作為世界頭號經濟強國，美國是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霸權地位的，必然會想方設法維持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享受鑄幣稅收益，阻撓其它貨幣的崛起。歐元區國家同樣也會如此。而在亞洲，已成為國際硬通貨的日元為維護其在亞洲的貨幣地位，更會將人民幣視為主要競爭對手，千方百計進行打壓和阻撓。因此，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任重而道遠。
3.技術層面的障礙。目前最主要的障礙是資本項目下人民幣未實現自由兌換。盡管我國近年來適當放寬和擴大了外國投資者在中國金融市場上的直接投資規模，在資本流出方面也在逐步放鬆境內居民以及金融機構對海外投資的限制，但這距離人民幣國際化的要求而言還遠遠不夠。當然，考慮到我國的現實情況，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人民幣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也不會輕易放開，在這種情況下，人民幣國際化必將給國際資本和金融運作帶來較大的風險考量。此外，人民幣國際化存在的技術障礙還包括與此相關的法律法規和制度建設、思維方式的轉變、金融體系的健全以及金融人才的匱乏等。
4.人民幣國際化面臨的最大風險是一些西方國家和國際金融機構善於運用的「金融戰」或「貨幣陷阱」。令人記憶猶新的是1997—1998年的香港金融保衛戰，以美國索羅斯旗下對沖基金為首的國際炒家大肆作空港元，雖然最後香港政府在中央政府支持下成功地擊退了國際炒家，但也付出了慘重代價。隨著境外結算、流通和儲備人民幣的規模大幅提升，國際資本或熱錢炒作人民幣或人民幣資產的風險也隨之上升。因此，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必須防範國際資本利用我國可能存在的金融缺陷或漏洞來作空或作多人民幣，以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同時，也要防範美元、歐元等主要國際貨幣貶值所帶來的陷阱和風險。
四、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相關策略
1.制定人民幣國際化的時間表。這是進一步推動和落實人民幣國際化總體戰略和目標的具體體現，這個時間表既可以是粗放型的，也可以是具體細化的。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向松祚的「人民幣國際化三步走戰略」就提出了一個時間表：21年至22年人民幣由國內結算貨幣成為重要的貿易結算貨幣，22年至23年人民幣由貿易結算貨幣成為國際金融結算貨幣，23年至24年人民幣由國際金融結算貨幣變成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筆者認為，人民幣國際化的時間表不應簡單地劃分，其進程應與我國制定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相吻合，時間表的制定應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相結合，也就是說，人民幣國際化的內容應體現在今後若干個「五年規劃」中。這樣，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才能與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相適應、相匹配，既不超前，也不落後。
2.在路徑選擇上，我們可以採用政府和民間共同推動的方式，多層次、全方位地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一方面，通過政府制定和完善相關政策，如鼓勵和放寬境內機構和個人進行境外投資；建立境外人民幣迴流的多種渠道，進一步完善境外人民幣迴流機制；適當放寬資本項目下的人民幣兌換等，在政策層面為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創造條件。另一方面，通過龐大的民間經貿和金融往來渠道，藉助跨境貿易、承接海外工程、跨國公司境外投資和經營、國際代理、國際租賃、國際保險和直接對外投資，在現實國際經濟往來中推動人民幣在全球范圍內的拓展，逐步侵蝕、擠壓和占據美元、歐元等主要國際貨幣原有的份額和空間。
3.堅持「走出去」戰略與人民幣國際化相結合。「走出去」戰略是我國制定的一項長期國家戰略，它不僅僅關繫到我國經濟健康穩定持續發展，而且也關繫到我國龐大外匯儲備的保值增值問題。「走出去」戰略與人民幣國際化兩者的關系是相伴相生，相輔相成，我們不應簡單地割裂開來。因此，我們在具體執行「走出去」戰略時，既要注意防範可能遇到的各種風險和陷阱，也要藉此機會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充分發揮中投等「主權基金」平台的作用，在對外投資和金融結算中提高人民幣的佔比。如在購買境外資源能源和資產時增加使用人民幣支付，或以貨幣組合方式（即將人民幣與美元、歐元等主要國際貨幣按一定比例組成貨幣組合）支付，鼓勵在國際金融結算時使用人民幣結算等。
4.抓緊建立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離岸金融中心（OffshoreFinancialCenter），又稱作離岸金融市場（OffshoreFinancialMarket）或境外金融市場（ExternalFinancialMarket），它是任何一個國家貨幣國際化、全球化必備的基本條件。從歷史上看，無論是美元、日元還是歐元，其國際化進程都離不開離岸金融中心的支持，因此，建立離岸金融中心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必然過程。從條件來看，目前建立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的首選地是香港，無論是語言、文化背景，還是金融基礎、區位優勢，香港都當之無愧，而且，香港與大陸已經建立了較為緊密的金融合作，這為建立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此外，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的不斷加深，還應在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如紐約、倫敦以及我國拓展經貿關系的主要地區非洲、拉美等地建立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為人民幣真正實現國際化提供必要的金融基礎設施。
5.大力發展人民幣金融衍生品。發展金融衍生品是避免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產生劇烈波動、分散匯率管理風險的一種較佳方式。但目前人民幣金融衍生品的現狀是境內品種少、規模小，只有人民幣外匯掉期、人民幣利率互換等少量產品；相比之下，境外的人民幣衍生品品種多、規模大、交易活躍，如人民幣無本金交割遠期(NDF)、人民幣無本金交割期權(NDO)、人民幣無本金交割互換(NDS)和人民幣結構性票據(StructuredNotes)等。根據英國《金融時報》的估計，人民幣無本金交割遠期(NDF)日均交易量在3至5億美元之間。[6]在這種情況下，人民幣遠期交易的定價權似乎有旁落之嫌。因此，伴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我國應大力發展基於人民幣匯率的金融衍生品，如人民幣指數期貨等，掌握人民幣定價權，促進人民幣國際化平穩、健康、有序地進行。
6.組建大型國際零售貿易商，占據國際經貿制高點，掌控國際商品定價權和人民幣結算主動權。在我國日益成為世界製造工廠和世界商品供應商的情況下，不應過度依賴沃爾瑪、家樂福等國際零售貿易商，這容易受制於其渠道。與之相反，我們應組建大型的國際零售貿易商，建立龐大的國際營銷網路和渠道，直接佔領國際市場。這是國際經貿的制高點，通過控制國際營銷網路，可以進一步控制國際品牌市場和國際商品定價權，甚至影響和控制上下游產業及產業鏈的整合。實踐證明，發達國家的商業定價權和市場壟斷網路是其貿易結算、產品與品牌控制的源泉和依據。因此，為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我們應組建類似於沃爾瑪、家樂福的國際零售貿易商，通過其渠道增加人民幣貿易結算量，為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國際市場規模、增強人民幣國際貿易結算的實現機制奠定更好的基礎。

2. 金融學論文

貨幣與經濟
美國次貸問題引爆的國際金融危機如水銀瀉地般蔓延開來，西方金融大廈將傾，各國紛紛出台措施拯救本國岌岌可危的銀行、保險、證券業，流動性緊缺成為世界並發症。掌握世界印鈔機的美國開足馬力超額發行美元，引發的信用危機直接導致中國的美元資產貶值縮水。中國如何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更好地維護本國利益，成為業界專家學者關注的焦點。
分析梳理我國應對美元信用危機一系列動作（從貨幣互換協議到超主權貨幣動議再到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不難發現在對外貨幣金融領域的政策主線就是：以擴大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培育人民幣債券海外發行市場，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為方向；以調整對外資產結構，優化外匯儲備配置，增加貨幣互換協議為途徑；以拓展SDR職能，建設多元化國際儲備體系，創建超主權貨幣為手段，分散外匯儲備風險，確保美元資產的安全。
一、概念的釐清
貨幣互換、貨幣國際化、超主權貨幣這三個貨幣金融學領域的重要概念，彼此相互聯系，呈逐級遞進關系。通常兩國之間為規避匯率風險而簽署貨幣互換協議，隨著一國經濟實力的增強，貨幣互換協議的增加又為該國貨幣走向世界，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鋪平了道路。而在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內部，各大主權貨幣博弈的結果必將催生出超主權貨幣。
1.貨幣互換貨幣互換是指交易雙方按固定匯率，在期初交換等值的不同貨幣本金，在期末再換回各自本金並支付相應利息的市場交易行為。兩國央行間達成貨幣互換協議後，在緊急情況下一方可將約定數量的本國貨幣抵押給對方，以獲得對方借出的其本國貨幣或其他國際儲備貨幣，從而使本國短期外匯儲備大幅增加，以增強抵禦金融動盪的實力。貨幣互換是一項常用的保值工具，主要用來規避中長期匯率風險，控制進出口貿易成本。在雙邊貿易中，一國央行通過貨幣互換得到他國貨幣並注入本國金融體系，從而使得本國企業可以借到他國貨幣，用於支付從他國進口的商品，而對方出口企業收到本幣計值的貨款，可有效規避匯
率風險。
2.貨幣國際化在信用紙幣制度下，超越發行國的國界被世界各國普遍接受，在國際間發揮一般貨幣職能的國別貨幣就是國際貨幣。貨幣國際化就是一國貨幣走向國際貨幣的過程。據此定義，時下熱議的人民幣國際化就是人民幣充分發揮計價單位、交換媒介和價值儲藏等國際貨幣功能，並獲得國際市場的廣泛認可和接受的過程。一國貨幣的國際地位與該國的經濟實力密切相關，其貨幣國際化進程是該國經濟實力增強的必然結果。
3.超主權貨幣超主權貨幣是「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並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它不僅能克服主權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降低金融危機發生的幾率，更能增強國際社會應變能力，使全球流動性的創造和調控成為可能，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理想目標。盡管超主權貨幣目前仍是一個頗具爭議性的話題（爭論的焦點不在於這個概念在理論上存在問題，而在於在實踐中阻力有多大。由於它牽扯到諸多利益糾葛，該主張雖由來以久，至今仍無實質進展），但它為我們指明了一個前進的方向。
二、國際金融危機下中國的對外貨幣攻防戰略
金融危機下，面臨世紀大考的中國政府權衡各項舉措的利弊得失，果斷地出台了系列對外貨幣政策，打出了一套金融組合拳，這一戰略部署分三步走。
（一）近期目標：優化對外資產結構，增加貨幣互換協議，確保美元資產安全。
中國創紀錄的23991.s2{Z美元的外匯儲備所面臨的風險已是有目共睹。優化對外資產結構，建設多元化國際儲備體系，N／~I]貨幣互換協議，降低美元匯率波動風險已經成為共識。目前我們應關注的重點是如何平穩地完成這種轉變，讓副作用最小。
1.優化國際儲備結構配置，分散美元匯率風險。
金融危機的蔓延迫使美國聯邦政府使用巨額財政赤字來拯救美國經濟，美元泛濫導致中國外匯儲備價值大幅「縮水」 （中國大陸的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居
多）。分散美元匯率風險，確保對外資產安全成為政界、學界關注的焦點話題。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的國際儲備包括：外匯儲備、黃金儲備、SDR（特別提款權頭寸）和在IMF中的儲備頭寸等四大類。其中的外匯儲備是一個國家貨幣當局以銀行存款、財政部庫存、長短期政府債券的形式所持有的，在國際收支逆差時隨時可用的債權。外匯儲備的最主要的表現形式為：現匯和對外證券投資。由於外匯儲備承擔著調節國際收支，保證對外支付；干預外匯市場，穩定本幣匯率；維護國際信譽，提高融資能力；增強綜合國力，抵抗金融風險等重任，所以在使用上我們應慎之又慎。從發達國家外匯儲備使用情況來看，發達的經濟大國一般都將外匯儲備轉換為黃金存儲。I MF統計數據表明截至2009年1月，官方黃金儲備占各國外匯儲備的比例分別是：美國為77.4％，法國為7O.6‰ 德國為69.2‰ 中國大陸僅為1.97o。雖然我國黃金儲備已達到1054噸，在全球排名第五，但其占外匯儲備的I：U~J卻遠遠低於其他國家的水平。鑒於此，我們應積極調整對外資產結構，繼續增加黃金儲備等國際硬通貨。在這個問題上，俄羅斯的經驗尤可借鑒：一是大量購買黃金，提高黃金在儲備中的比重（已增至10％） ；二是大幅度提高非美元在儲備中的比例；三是提前償還外債；四是用於投資高科技行業。歐美發達國家的實踐也表明，用外匯儲備進行多元化投資是一個趨勢，因此優化外匯儲備配置，增加對外直接投資比重，鼓勵和支持有實力的企業向外匯管理部門購匯用於海外資產並購，同時提高對外證券投資的效益，建設安全化、多元化的國際儲備體系。
2.增加貨幣互換協議夥伴，建設人民幣結算的外部網路。貨幣互換盡管是雙邊的，但雙邊數量的增加，就會漸漸形成多邊網路。通過貨幣互換，逐步搭建起亞洲以至全球的人民幣外部網路不失為一種戰略選擇 縱觀歷年來簽署的貨幣互換協議，我們不難發現，其經歷了一個謹慎試水，從被動到主動，從小額到大單，由近及遠，從急到緩的過程。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過後，亞洲國家加快了在金融領域的合作步伐。2000年5月東盟1 0國和中日韓3國通過了「清邁倡議」，決定建立區域性貨幣互換網路， 以維護亞洲金融市場的穩定。迄今為止，中國央行先後與泰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白俄羅斯、印度尼西亞、阿根廷7國央行以及香港金管局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並繼續積極回應其他國家需求，就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與其進行磋商。作為向外部輸出流動性的一個方式，
貨幣互換其實有著非常豐富的利益考量和手段變化。表面上看它是一種央行間對等的貨幣拆借，但事買上多為外國央行借入人民幣用於與中方的貿易結算、儲備之用，而中國央行持有的外幣更多的是一種質押性質，因而事實上是擴大了人民幣的流通范圍。這對將人民幣打造為全球強勢貨幣，減少對美元的依賴具有重要意義。大力推進雙邊貨幣互換不但是增強地區流動性互助能力的「法寶」 ，更是分散中國外匯儲備的風險的「利器」 。這些金額不等，用途不一的貨幣互換協議共同構成中國對外貨幣戰略的「防護網」 。
（二）中期目標： 擴大人民幣境外結算試點業務，培育人民幣國債海外發行市場，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
為確保美元資產安全，中國政府除了從內部著手，增強自身經濟實力之外，還需從外部著眼，推動人民幣成為強勢貨幣。1.擴大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推動人民幣成為強勢貨幣。人民幣要成為強勢貨幣必經過結算貨幣、投資貨幣，最後到儲備貨幣這三個階段，其進程也遵循著先周邊化，後區域化，再國際化的順序。隨著中國國力的快速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亦水漲船高，成為搶手的香餑餑。對於周邊國家和地區來說，繁榮穩定的中國是值得信賴的夥伴， 「跟著強者走」
的現實主義傳統讓這些國家傾向人民幣。與美元結算相比，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有利於企業規避匯率風險，降低交易成本，准確估算預期收益。基於周邊國家普遍缺乏硬通貨的現實和人民幣的良好市場信譽，人民幣在邊境地區已成為事實上的結算貨幣和支付手段。在國際金融危機形勢下，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對於推動我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經貿關系發展，保持對外貿易穩定增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國務院決定在上海、廣州、深圳、珠海、東莞五城市正式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業務。人民幣境外試點結算表明中國的貿易夥伴逐漸認可了人民幣的地位和穩定性，是人民幣在國際化道路上邁出的又一步。
2.逐步建立人民幣債券海外發行市場，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在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的條件下，離岸金融業務是人民幣走向國際的重要通道，離岸金融中心則是人民幣轉換為國際貨幣的重要載體。人民幣要想成為國際強勢貨幣，培育人民幣債券海外發行市場十分關鍵，由此先香港再海外的策略應運而生。中國首次在香港面向海外投資者發行人民幣國債，為海外投資機構提供了一個頗具吸引
力的人民幣投資渠道。盡管初始數額不大，但此舉對人民幣國際化來說是一個重大進展。作為國際化的眾多舉措之一，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國債顯示出中國政府准備進一步採取行動，推動建立人民幣海外債券市場，逐步擺脫對美元的過度依賴。雖然目前以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的企業屈指可數，在香港發行的國債規模也相當有限，但作為人民幣實現國際化的兩個車輪一一人民幣貿易結算試點的推行和人民幣國債市場的建立必將繼續進行下去。
（三）遠期目標：推動IMF的改革，拓展SDR的作用，創建超主權貨幣。
我們既要腳踏實地，又要著眼未來。國際金融危機，不但促使我們對現行的國際金融體系進行深刻反思，更為我們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提供了契機。
1.現實選擇：擴大SDR的作用，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現實條件下國際社會應考慮充分拓展特別提款權（SDR）的作用。早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缺陷暴露之初，IMF就於1969年創設了SDR，以緩解主權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風險。遺憾的是由於分配機制和使用范圍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沒有能夠得到充分發揮。由於SDR具備超主權儲備貨幣的特徵和潛力，因此它的存在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提供了可能。現階段應著力推動SDR的分配改革，盡快落實1997年I MF第四次章程修訂及相應的SDR分配決議，使1981年後加入的成員國也能享受到SDR的好處，在此基礎上考慮進一步擴大SDR的發行。由於IME大失血，急需注資以擴大其「新借款安排」機制，而中國則利用手中流動性充裕的王牌，以購買I MF債券為籌碼成功地贏得SDR第二次增發配股90{L美元。雖然該數額對於中國巨額外匯儲備而言是九牛之一毛，但中國顯然不會就此停步。為了能恰當地反映中國在世界財經和經濟領域的地位和實力，中國需要在I ME有足夠發言權和代表權。在其它國家缺少硬通貨的形勢下，中國購買其他國家手中的SDR，進一步提升在I ME的話語權都在情理之中。鐵板一塊的既得利益集團迫於嚴峻的金融形勢，在2o國峰會上承諾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份額提高到至少5％以上。正如I MF總裁卡恩所言：現在正是調整I MF成員國投票權比例的時機。中國能夠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並已經准備好承擔更多的責任。
2.因地制宜：加強亞洲貨幣合作，完善亞洲外匯儲備基金庫。當金融危機影響一國幣值穩定之時，區域性的貨幣組織往往比全球性的貨幣機構的反應更迅捷有效。受歐元鼓舞，亞洲國家的專家學者們紛紛借鑒其實踐經驗，不斷探索創建
「亞元」的可行性。
但現實操作中，建立亞洲超主權貨幣面臨著巨大「阻力」 。無論在經濟上如何可行， 「亞元」或「亞洲貨幣基金組織」都無法迴避國內外政治因素的影響。區域一體化的一個重要啟示就是政府間主義，基於討價還價基礎上的利益交換。且不說亞洲國家社會制度不同，文化傳統迥異，單就其錯綜復雜的地區政治形勢而言，就是一道難以逾越的屏障。曰元雖身為老牌強勢貨幣，但日本政治難以服眾；韓元盡管後來居上，但總體實力太弱；人民幣升勢強勁，卻孤掌難鳴。擁有全球印鈔機的美國顯然不願意亞洲也出現個印鈔機，對創建「亞元」的動議時刻保持高壓態勢。受制於復雜的國際政治形勢和參差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多年來亞洲版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遲遲不能建立。面對金融危機，為確保成員國央行擁有足夠資金以抵禦其本幣可能遭遇的投機性攻擊，在中日韓的鼎立支持下，亞洲終於成立了外匯儲備基金庫。新成立的基金實際運行之後，動用資金為發生貨幣危機的成員國進行貸款援助將水到渠成。雖然該基金數額並不巨大，但為中國巨額外匯儲備提供了一個泄洪渠。中國應加強與日韓合作，逐步完善亞洲外匯儲備基金庫。
3.終極目的：為創建全球性超主權貨幣而努力。
國際儲備貨幣持有國的貨幣政策受儲備貨幣發行國的貨幣政策影響，而儲備貨幣發行國往往首要考慮的是其國內的經濟需要而非國際經濟形勢，創建超主權貨幣無疑是克服這一難題的最佳解決方案。它既能擺脫國內經濟束縛，又能有效調控國際流動性。盡管如此，創建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仍困難重重。首當其沖的就是以英美為首的既得利益集團的激烈反對與阻撓，不管是SDR拓展方案還是另起爐灶創造，用來替代美元帝國、歐元帝國都是絕對不可接受的。拜金融危機所賜，改革呼聲日漸高漲。中國作為重大利益攸關國，責無旁貸地成為變革的旗手。為確保美元資產安全，中國一反低調內斂的傳統，不斷通過政府高層釋放強烈信號，並聯合俄、印、巴三國，高調提出創建超主權貨幣動議。在與美國就美元信用危機問題對話協商效果不盡如人意的時候，超主權貨幣動議是一著「 敲山震虎」的好棋。要想保住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美國就必須拿出負責任的精神和有效措施阻止美元地位滑落，而這也正是中國的美元資產安全的保證。中國所彰顯的努力和決心必將有力地觸動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平衡和兼顧貨幣政策對
國內經濟和國際經濟的影響，切實維護國際金融市場穩定。
中國貨幣攻防戰略之前瞻
盡管戴相龍直言，loK後將形成美元、歐元、人民幣及其他貨幣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歐元之父蒙代爾也大膽建言：讓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將英鎊從中剔除。但考慮到中國現行金融體系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仍不夠健全，監管機制也不夠完善，人民幣國際化面臨著巨大的金融風險，其國際化進程也將不可避免地面對「特里芬難題」 。我們不會重蹈美元覆轍，人民幣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替代美元。人民幣的國際化不是最終目的，而是發展方向，服務於促進國際儲備貨幣的多元化直至超主權化這個總體目標。
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美元難以受到國際社會的有效監管，黃金無法為世界提供足夠流動性等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缺陷。國際社會應致力於健全國際儲備貨幣發行調控機制，保持主要儲備貨幣匯率相對穩定，促進國際貨幣體系朝多元化、合理化方向發展。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的對外貨幣攻防戰的成敗既取決於自身經濟實力的強弱，又取決於與其他國家利益博弈的結果。如果說，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危機四伏的此岸，未來的「一超多強」乃至「超主權」的貨幣金融體系是一次偉大變革的「彼岸」 ，那麼中國的對外貨幣政策將是這一制度性變革的橋梁。由「此岸」到「彼岸」的變革，將會改變當前的世界經濟秩序，改變我們對國際貨幣體系的全部認識。貨幣與經濟
美國次貸問題引爆的國際金融危機如水銀瀉地般蔓延開來，西方金融大廈將傾，各國紛紛出台措施拯救本國岌岌可危的銀行、保險、證券業，流動性緊缺成為世界並發症。掌握世界印鈔機的美國開足馬力超額發行美元，引發的信用危機直接導致中國的美元資產貶值縮水。中國如何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更好地維護本國利益，成為業界專家學者關注的焦點。
分析梳理我國應對美元信用危機一系列動作（從貨幣互換協議到超主權貨幣動議再到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不難發現在對外貨幣金融領域的政策主線就是：以擴大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培育人民幣債券海外發行市場，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為方向；以調整對外資產結構，優化外匯儲備配置，增加貨幣互換協議為途徑；以拓展SDR職能，建設多元化國際儲備體系，創建超主權貨幣為手段，分散外匯儲備風險，確保美元資產的安全。
一、概念的釐清
貨幣互換、貨幣國際化、超主權貨幣這三個貨幣金融學領域的重要概念，彼此相互聯系，呈逐級遞進關系。通常兩國之間為規避匯率風險而簽署貨幣互換協議，隨著一國經濟實力的增強，貨幣互換協議的增加又為該國貨幣走向世界，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鋪平了道路。而在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內部，各大主權貨幣博弈的結果必將催生出超主權貨幣。
1.貨幣互換貨幣互換是指交易雙方按固定匯率，在期初交換等值的不同貨幣本金，在期末再換回各自本金並支付相應利息的市場交易行為。兩國央行間達成貨幣互換協議後，在緊急情況下一方可將約定數量的本國貨幣抵押給對方，以獲得對方借出的其本國貨幣或其他國際儲備貨幣，從而使本國短期外匯儲備大幅增加，以增強抵禦金融動盪的實力。貨幣互換是一項常用的保值工具，主要用來規避中長期匯率風險，控制進出口貿易成本。在雙邊貿易中，一國央行通過貨幣互換得到他國貨幣並注入本國金融體系，從而使得本國企業可以借到他國貨幣，用於支付從他國進口的商品，而對方出口企業收到本幣計值的貨款，可有效規避匯
率風險。
2.貨幣國際化在信用紙幣制度下，超越發行國的國界被世界各國普遍接受，在國際間發揮一般貨幣職能的國別貨幣就是國際貨幣。貨幣國際化就是一國貨幣走向國際貨幣的過程。據此定義，時下熱議的人民幣國際化就是人民幣充分發揮計價單位、交換媒介和價值儲藏等國際貨幣功能，並獲得國際市場的廣泛認可和接受的過程。一國貨幣的國際地位與該國的經濟實力密切相關，其貨幣國際化進程是該國經濟實力增強的必然結果。
3.超主權貨幣超主權貨幣是「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並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它不僅能克服主權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降低金融危機發生的幾率，更能增強國際社會應變能力，使全球流動性的創造和調控成為可能，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理想目標。盡管超主權貨幣目前仍是一個頗具爭議性的話題（爭論的焦點不在於這個概念在理論上存在問題，而在於在實踐中阻力有多大。由於它牽扯到諸多利益糾葛，該主張雖由來以久，至今仍無實質進展），但它為我們指明了一個前進的方向。
二、國際金融危機下中國的對外貨幣攻防戰略
金融危機下，面臨世紀大考的中國政府權衡各項舉措的利弊得失，果斷地出台了系列對外貨幣政策，打出了一套金融組合拳，這一戰略部署分三步走。
（一）近期目標：優化對外資產結構，增加貨幣互換協議，確保美元資產安全。
中國創紀錄的23991.s2{Z美元的外匯儲備所面臨的風險已是有目共睹。優化對外資產結構，建設多元化國際儲備體系，N／~I]貨幣互換協議，降低美元匯率波動風險已經成為共識。目前我們應關注的重點是如何平穩地完成這種轉變，讓副作用最小。
1.優化國際儲備結構配置，分散美元匯率風險。
金融危機的蔓延迫使美國聯邦政府使用巨額財政赤字來拯救美國經濟，美元泛濫導致中國外匯儲備價值大幅「縮水」 （中國大陸的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居
多）。分散美元匯率風險，確保對外資產安全成為政界、學界關注的焦點話題。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的國際儲備包括：外匯儲備、黃金儲備、SDR（特別提款權頭寸）和在IMF中的儲備頭寸等四大類。其中的外匯儲備是一個國家貨幣當局以銀行存款、財政部庫存、長短期政府債券的形式所持有的，在國際收支逆差時隨時可用的債權。外匯儲備的最主要的表現形式為：現匯和對外證券投資。由於外匯儲備承擔著調節國際收支，保證對外支付；干預外匯市場，穩定本幣匯率；維護國際信譽，提高融資能力；增強綜合國力，抵抗金融風險等重任，所以在使用上我們應慎之又慎。從發達國家外匯儲備使用情況來看，發達的經濟大國一般都將外匯儲備轉換為黃金存儲。I MF統計數據表明截至2009年1月，官方黃金儲備占各國外匯儲備的比例分別是：美國為77.4％，法國為7O.6‰ 德國為69.2‰ 中國大陸僅為1.97o。雖然我國黃金儲備已達到1054噸，在全球排名第五，但其占外匯儲備的I：U~J卻遠遠低於其他國家的水平。鑒於此，我們應積極調整對外資產結構，繼續增加黃金儲備等國際硬通貨。在這個問題上，俄羅斯的經驗尤可借鑒：一是大量購買黃金，提高黃金在儲備中的比重（已增至10％） ；二是大幅度提高非美元在儲備中的比例；三是提前償還外債；四是用於投資高科技行業。歐美發達國家的實踐也表明，用外匯儲備進行多元化投資是一個趨勢，因此優化外匯儲備配置，增加對外直接投資比重，鼓勵和支持有實力的企業向外匯管理部門購匯用於海外資產並購，同時提高對外證券投資的效益，建設安全化、多元化的國際儲備體系。
2.增加貨幣互換協議夥伴，建設人民幣結算的外部網路。貨幣互換盡管是雙邊的，但雙邊數量的增加，就會漸漸形成多邊網路。通過貨幣互換，逐步搭建起亞洲以至全球的人民幣外部網路不失為一種戰略選擇 縱觀歷年來簽署的貨幣互換協議，我們不難發現，其經歷了一個謹慎試水，從被動到主動，從小額到大單，由近及遠，從急到緩的過程。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過後，亞洲國家加快了在金融領域的合作步伐。2000年5月東盟1 0國和中日韓3國通過了「清邁倡議」，決定建立區域性貨幣互換網路， 以維護亞洲金融市場的穩定。迄今為止，中國央行先後與泰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白俄羅斯、印度尼西亞、阿根廷7國央行以及香港金管局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並繼續積極回應其他國家需求，就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與其進行磋商。作為向外部輸出流動性的一個方式，
貨幣互換其實有著非常豐富的利益考量和手段變化。表面上看它是一種央行間對等的貨幣拆借，但事買上多為外國央行借入人民幣用於與中方的貿易結算、儲備之用，而中國央行持有的外幣更多的是一種質押性質，因而事實上是擴大了人民幣的流通范圍。這對將人民幣打造為全球強勢貨幣，減少對美元的依賴具有重要意義。大力推進雙邊貨幣互換不但是增強地區流動性互助能力的「法寶」 ，更是分散中國外匯儲備的風險的「利器」 。這些金額不等，用途不一的貨幣互換協議共同構成中國對外貨幣戰略的「防護網」 。

3. 我國人民幣匯率機制形成改革論文

當前,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是我國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之一,這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本文就此問題進行探討,並提出改革的指導方針和有關步驟和措施。
一、現狀與存在的問題
1994年人民幣匯率並軌,1996年12月1日人民幣實現了經常項目下可兌換,從此人民幣匯率機制的運行建立在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可兌換的基礎上,但匯率形成機制主要受兩個因素的影響:一是強制結售匯制度,即對企業除了規定的可保留的現匯收人外,其他外匯收入全部賣給外匯指定銀行。二是中央銀行對各外匯指定銀行的結匯周轉頭寸實行限額管理,也就是說,外匯指定銀行在辦理結售匯過程中,對於超過其規定的結售匯周轉頭寸時,必須在銀行間外匯市場拋出;對於不足其規定的結售匯周轉頭寸時,該外匯指定銀行必須在銀行間外匯市場補足。這樣頻繁進行的「拋」或「補」,便形成了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並以此為基礎形成次日交易貨幣(美元、港幣、日元、歐元)對人民幣交易的基礎匯率。
上述匯率機制的形成,雖然由市場供求來決定,但是從嚴格意義來說,它並未形成全面的外匯供求關系。這是因為:
1.強制結售匯制的缺陷。雖然中央銀行幾次調整了外匯指定銀行的結售匯周轉外匯頭寸,也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外匯供求關系,只能是中央銀行被動人市進行干預,充當外匯交易最後差額的承擔者,失去了外匯調控的主動權。
2. 匯率變化缺乏彈性。1994年以來,除1997年外,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都出現雙順差的局面。外匯市場上人民幣長期處於供大於求的狀況,中央銀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不可避免,為此,人民幣匯率水平不是純粹由市場供求決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制約。從1995年到2001年,人民幣對美元升值5％,近幾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只是在1美元兌8.27―8.30元人民幣之間波動,波動幅度和彈性區間極小,匯率基本上是釘住美元。
3.金融市場的不完善。由於利率尚未實現市場化,資金不能自由流動以及金融工具、外匯交易品種和方式的匱乏,都造成我國外匯市場仍是一個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場。因此,中央銀行的干預和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對外匯的供求起到很大的調節作用。
二、改革的指導方針
1.要處理把握好市場供求與國家宏觀調控的關系。正確認識和把握中央銀行和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對市場的調控的重要性,這關繫到我國經濟穩定安全地運行。因為,匯率機制的改革首先要確保經濟運行的穩定。
2.要考慮開放經濟的總體要求。在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中,要充分考慮我國經濟進一步融人世界經濟體系後可能出現的變化,根據開放經濟的總體特徵及我國經濟的自身特色,把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與經濟結構的變動聯系起來,增大人民幣匯率政策的影響范圍和作用力度。
3.保持和實現匯率的穩定和均衡。如何確定一國貨幣的匯率水平,保持一種「最佳」或「適當」的匯率水平,這涉及所謂均衡匯率問題,也就是說,使匯率的變動,與一個經濟內部和外部關系獲得一種協調、合理的關系,能促進和達到內外平衡和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充分發揮人民幣匯率作為調節整個國民經濟的杠桿作用。
4.要充分認識人民幣的國際地位。近年來,我國經濟地位和貿易總額有很大的提升和發展,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人民幣不貶值的堅定政策立場已經奠定了人民幣作為亞洲區域主導貨幣之一的地位。人民幣在我國周邊地區的影響力有所上升,但是,也要清醒地認識到,相對於美元、日元、歐元等國際貨幣,人民幣仍然屬於「邊緣」貨幣,匯率水平的確定及釘住目標的調整受到國際經濟環境變化的深刻影響。動盪不定的國際金融市場環境為人民幣匯率機制的調整及新的均衡水平的確定增加了很大的難度。因此,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必須充分考慮國際環境的影響,尤其是三種主要貨幣匯率波動的趨勢,因此,未來人民幣匯率機制的調整應以國內政策的目標為主,要兼顧人民幣國際化的未來前景,適當考慮人民幣作為區域主導貨幣所需要承擔的責任和義務。
5.要充分考慮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長期以來,我國匯率政策的制定和調整始終無法完全擺脫基於貿易平衡的傳統思路,貿易差額在人民幣匯率決定因素中居主導地位,匯率與外貿換匯成本的偏離程度一度成為衡量匯率水平是否合理的重要標志。
隨著我國外資流入的不斷增加,資本流動規模和結構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日漸顯著。從發展來看,在加人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資本流動的規模和結構已出現一定的調整。首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我國利用外資提供了新的增長動力,導致我國資本流入規模出現新的突破。在全球跨國投資總額中,服務業中的投資超過一半。加人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開放了部分服務領域,尤其是對於金融、保險、證券、商業、中介服務等領域的開放,等於增加了一倍的潛在投資者。其次,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實行更加開放的政策後,我國利用外資的方式將更為豐富,在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借款等形式以外,將更多地採用發行境外債券和股票等籌資形式。估計外商直接投資的相對比重將有所下降,其他投資相對比重上升,尤其是證券投資資金量將會增加。再次,加人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具體方式及結構可能出現調整,導致整體流動性的提高。
2001年以來,我國外資流人數額出現持續大幅度的上升,表明市場對於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樂觀預期開始發揮作用。此外,我國對外投資也將進入快速增長時期。
新的資本雙向跨境流動的形勢,要求我們在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中,適當增加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權重,匯率政策目標由貿易平衡擴大到國際收支總量及結構的平衡。
6.要適應國際化的原則。在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匯率機制改革將在金融市場全方位開放的框架下進行,因此要遵循世界貿易組織所倡導的自由競爭原則、自由貿易原則、非歧視原則和透明度原則。在這種原則下,我國經濟要全方位與國際接軌,適應和迎接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挑戰。為了實現經濟金融與國際接軌,就必須撤除資本國內外自由流動的障礙,這就要求做到國內外資金價格市場化,首先是利率的市場化,進而是匯率的市場化。也就是說,在逐步實現資本項目開放的條件下,實現人民幣的自由兌換,這是人民幣與外幣的價值比較和自由兌換形成的市場均衡匯率的基礎。只有這樣,才能把國內外市場價格信號更直接、更迅速、更准確地反映出來,才能使中國經濟與實行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原則的國際經濟融合,才能使國內價格體系逐步與國際市場價格體系真正接軌,才能使競爭機制在各個層面上反映出來。
三、改革的步驟與措施。
在本著人民幣匯率既要均衡、又要相對穩定,有利於穩定通貨和保持中長期國際收支平衡、有利於我國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原則基礎上,增大匯率形成的市場化和靈活性,使匯率保持在相對均衡和相對穩定的水平上,從而促進經濟健康、穩定地發展。
改革的核心是:(1)逐漸增加匯率彈性;(2)逐步使用匯率波動區間,放寬波動范圍;(3)在放寬匯率浮動區間的基礎上,改釘住美元為釘住一籃子貨幣。
總體而言,改革的進程應採取漸進的做法。可採取的步驟和措施是:
1.要認真總結以往匯率運行的正反經驗。1994年人民幣匯率並軌,1996年12月我國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可兌換,1998年人民幣匯率經歷了金融危機的考驗,2001年11月我國成功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當前,在新形勢下,人民幣匯率機制應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服務,更好地迎接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挑戰。為此,應該對新中國建立以來各個時期、各個階段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形成、特點、問題,結合當時的經濟政治背景以及對外經濟貿易等方面的交往情況,進行認真總結和反思。只有在深入總結過去的基礎上,才能在新形勢下更好地進行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
2.積極推動基礎理論和實證分析的研究。在確定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的指導原則下,應進一步鼓勵和推動人民幣匯率的基礎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研究。總的來說,有關各個時期人民幣匯率的研究,在黨中央國務院領導的重視下,各有關部門以及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實務工作者、科研工作者與教學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是有相當成績的。他們的研究成果對各個階段的人民幣忙率改革以及政策制定起到積極的參考作用。現應繼續進行深入地研究探討,比如,國際價值論、購買力平價論、出口換匯成本、理論比價模型、均衡匯率模型、匯率預警模型以及其他有關模型和相關方案,比如,釘住單一貨幣或者一籃子貨幣、爬行浮動、管理浮動、單獨浮動、中心匯率等都值得研究和探討。在研究探討和實證分析的基礎上,得出更適應我國人民幣匯率運行機制的有關方案,供決策參考。
3.改革的環境與時機選擇。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國內經濟學界加大了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討論,特別是2003年以來,日本有關方面挑起人民幣幣值低估的觀點,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但是這些討論,往往囿於匯率升值或貶值的爭論,淪為簡單的政策解釋和說明。在我國已加人世界貿易組織、更深地融人世界經濟體系的情況下,匯率的影響將突破傳統的涉外經濟范圍,在更大的范圍內發揮更強的影響力。因此,人民幣匯率改革必須考慮國內外這樣一個大環境,必須慎之又慎,一定要選擇一個有利時機,也就是說,在改革時機的選擇方面,我們既要根據國內的需要,又要考慮國際環境的變化。它不能過急,也不能不變,匯率機制的改革一定有利於我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穩定與發展。
4.回歸到真正的有管理浮動。在1994年進行的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中,人民幣匯率制度被重新定義為「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在前幾年的實際操作中,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波動幅度控制在很小的區間,保持基本不變。實際上屬於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最終選擇,取決於政策部門對於「獨立貨幣政策――資本自由流動――匯率穩定性」這一著名的「不可能三角」中不同解的偏好及目標權衡。筆者認為,對於日趨呈現內需導向特徵的大國經濟而言,獨立貨幣政策毫無疑問是我們的首要選擇,資本流動的自由程度在未來5年內將有顯著上升,那麼,其結果必然是人民幣匯率波動性的上升。上述變化最終落實到匯率制度調整上,但人民幣匯率走向自由浮動必須謹慎從事。可選擇的是一個具有充分彈性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可在當前匯率水平的基礎上,波動幅度擴大到上下1％。
建立內部匯率目標區,目標區上下可定為10―15％。改釘籃子貨幣應相機而行,從籃子的加權成分看,由於我國與美國以及香港地區的貿易額較大,而港幣又與美元掛鉤,美元在籃子中仍然佔主要比重,歐元與日元以及其他有關貨幣進入籃子後,將使人民幣匯率水平更趨合理。與此同時,應加強外匯市場交易品種和交易方式,進一步提高外匯市場資源配置的效率,完善市場做市商制度,為人民幣匯率機制的形成奠定基礎。
5.建立人民幣匯率的監測機制。在人民幣匯率機制市場化日益提高的同時,建立人民幣匯率的監測機制,目的是監測人民幣匯率水平是否合乎實際,符合國家中長期政策目標,以便為國家制定和調整匯率政策提供決策依據。
人民幣匯率的監測體系包括宏觀監測體系和微觀監測體系兩個層次。宏觀監測指標包括貨幣供應量、通貨膨脹率、財政收支狀況、進出口增長率、資本流動等數據。通過建立宏觀監測體系,了解一個時期匯率水平對宏觀經濟各項指標的影響,預測下一日期外匯供需情況和市場匯率的走向,用以研究調整匯率政策。微觀經濟指標包括出口換匯成本、進出口盈虧狀況、實際稅負、對外負債和還本付息情況、盈利匯出狀況等。觀察微觀狀況的變化,監測匯率水平的合理性,了解企業對匯率的預期並對外匯供需的可能變化進行預測。
通過匯率監測體系取得宏觀監測指標及微觀監測指標後,可用於編制季度及年度的人民幣的名義有效匯率指數(NEER)和實際有效匯率指數(REER)。觀察實際有效匯率指數的變化可以准確地了解人民幣匯率對我國涉外企業的影響,反映我國貿易部門實際競爭力的變化,對我國出口產業及進口替代產業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6.加強完善外匯監管體系的建設。在逐步有序放開資本項目管制的同時,特別要增強對短期流動資金的監管,必要時應採取相應的措施,防止國際流動資金對我國金融市場的沖擊。放鬆管制,加強監管,以監管取代管制,這是今後時期我國外匯管理當局工作的核心。即使在實現資本項目下可兌換的狀況下,也不能忽視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和中央銀行的干預調控作用。同時應時刻關注我國周邊金融市場的動向,動態測算人民幣對周邊地區貨幣相對水平的變化,保持我國出口及利用外資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