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克療法外匯自由兌換

1. 不少產糧大國在沒有天災的情況下，為啥也可能發生飢荒

最近，世界上因為新冠疫情爆發而導致的危機愈演愈烈，從最初的醫療衛生，發展到了餐飲娛樂再到現在已經演變成了全球性的經濟危機，甚至糧食領域也有許多國家開始限制糧食出口。

比如世界上著名的產糧大國越南和哈薩克都開始限制出口（但目前越南改口了，有可能改變限制糧食出口這一政策）。這倆國家雖然看上去發展的很一般，但是卻是名副其實的產糧大國，其中越南是世界第9糧食大國，哈薩克則是名列第14位。

說實話，這些國家看上去似乎並不需要限制什麼糧食出口。其中越南的人均糧食佔有量達到了世界的第33位，哈薩克更是高達第12位，比很多歐美發達國家還高。

外加上巨大的耕地面積和糧食產出能力，這些國家看上去即便不限制出口也不可能發生糧食危機。

但是事實上，這些國家幾乎都有過慘痛的飢荒經歷，而且有的飢荒堪稱“毀滅級”，那麼為何產糧大國在沒什麼天災的情況下也可能發生飢荒呢？

其實這還真的有些門道。

上圖_ 農業舊照

目前各糧食大國減少出口的舉措，實際上不僅有歷史依據，更有現實考量，畢竟真正決定他們手裡糧食的往往不是國際上有多少張嘴要吃飯，而是國際上的“金主”們，又瞄準了哪塊肥肉准備下手。2011年，世界第三大棕櫚油生產國泰國遭遇了棕櫚油短缺，其核心就是國際炒家狙擊棕櫚油，導致泰國政府對棕櫚油限價，結果其它食用油廠商也趁機囤貨，逼迫政府對食用油漲價，導致棕櫚油出現了極大短缺。

所以說，食品安全表面上是食品問題，其實是金融問題，更是一個國家的命脈所在。

2. 分析二戰後波蘭經濟的發展及經濟周期

波蘭是前蘇聯、東歐國家「劇變」中的帶頭羊，也是劇變後迄今為止經濟發展狀況最好的一個國家，同時，也是劇變後政局最為「波動」的一國。1989—1999年十年間波蘭先後換了8屆政府，街頭遊行與罷工猶如家常便飯。許多轉軌國家只是在劇變前後公眾政治熱情高漲，以後不久便冷了下來。而波蘭的「民主游戲」一直很熱鬧，同時卻並未影響經濟的快速復甦與增長。比所謂「休克療法」更體現了「波蘭特色」。因此，在轉軌國家中，波蘭堪稱為「民主私有化」、「工會統治下走向資本主義」的典型。如果說捷克私有化初期模式的特點是「全民持股」，匈牙利是外資持股，俄羅斯及若干獨聯體國家是官僚－寡頭主導的內部人持股的話，那麼波蘭的特色就是「工人民主」色彩濃厚的內部人持股，或者說是典型的雇員股份制。但是，正如捷克、匈牙利、俄羅斯後來都有變化一樣，波蘭的體制因其內在的矛盾與悖論性也經歷了不斷的調整。總的說來，經歷十餘年的過渡之後，這些模式之間的差異正在縮小，顯示出「殊途同歸」的態勢。

然而，「同歸」並不能抹殺「殊途」的意義。1993年，波蘭、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四國在維謝格拉德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從而形成了「維謝格拉德集團」。這四國地理位置相近，在二戰後斯大林體制中形成「東歐」這一地緣政治概念前，傳統上它們都屬於「中歐」國家，與東正教斯拉夫的東歐諸國及文化傳統復雜的東南歐巴爾干諸國存在文化－歷史差異。現實中，這幾個國家又是轉軌諸國中民主憲政最為健全、經濟發展也最為迅速的一批，號稱「第一方陣」國家。於是，如今人們又傾向於忽略這四國之間的差異，把這幾個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協調發展的國家歸納為「維謝格拉德模式」國家。波蘭則是維謝格拉德諸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國。

波蘭經濟轉軌的初始條件

波蘭國土面積31.27萬平方公里，人口（1996年底）3864萬，國民總產值946.13億美元，均居前蘇聯以外的中東歐轉軌國家之首，在整個前東歐「陣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劇變前，波蘭經濟發展在前東歐地區屬於中上水平，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僅次於民主德國和捷克斯洛伐克，與匈牙利不相上下，而高於包括前蘇聯在內的其餘「陣營」國家。

在政治上，波蘭在東歐具有特殊的歷史背景：一方面它是前蘇聯的西鄰，歷來被後者視為它面向歐洲的屏障，對蘇聯來說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價值。另一方面，波蘭作為中世紀的中歐大國，長期與俄羅斯處於敵對狀態。17世紀初期以前，波蘭－立陶宛聯合王國對俄處於攻勢，曾經進軍莫斯科並扶植傀儡政權。彼得大帝以後，俄轉強而波勢衰，俄國轉而西侵，在一百多年裡與日耳曼列強連續四次瓜分波蘭，發生了「卡廷慘案」等歷史事件，使波俄兩國人民間形成長達數百年的民族仇恨。在整個劇變前時代，多數波蘭人一直認為前體制是蘇聯人強加於他們的，甚至在波蘭左派和正統共產黨人中這種觀念也根深蒂固。原波共政治局委員A. 蘭普[1]曾在原波蘭戰前舊政府中坐牢10年，後來被前蘇聯收留並於1943年在前蘇聯逝世。作為斯大林清洗波共政治局委員後的唯一倖存者，其應當說是親蘇的了。但他卻留有著名的「蘭普臨終遺言」：「如果靠蘇聯紅軍的刺刀在波蘭建立社會主義，那麼社會主義事業在波蘭將被推遲幾代人的時間。」

正是由於蘇（俄）波關系的特殊敏感性，前蘇聯對波蘭有較為寬容的一面。如，1956年東歐變革之風雖起於波蘭，匈牙利人只是表示了對波蘭人的聲援，但前蘇聯軍隊堅決鎮壓匈牙利，而對波蘭卻採取了妥協政策，允許1956年上台的波蘭領導人在一定范圍內走自己的路。在事關陣營基本利益的問題上，前蘇聯對波蘭的控制又十分強硬，為此不斷與波蘭人發生沖突。8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政權甚至一度考慮出兵佔領波蘭。當時的波蘭政府趕緊主動實行軍管，鎮壓反對派，才使前蘇聯住了手。波蘭政府因此留下為虎作倀的罵名，成為它後來在「蘇東劇變」中首先倒台的原因。在劇變前的40多年歷史中，波蘭形成五年一小事，十年一大變的周期性動盪局面，[2]最終成為導致陣營解體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1989年的圓桌會議協議及其後的「半自由」大選產生了「團結工會政府」。1990年1月1日，波蘭第一屆團派政府開始實行所謂的「巴爾采羅維奇綱領」，在東歐率先進行以根本變革制度為目標的系統性的經濟轉軌工作。

作為轉軌起點的前波蘭有如下特點：

1. 經濟水平雖屬中上，但產業結構較落後。波蘭雖然早已完成工業化，但直至20世紀80年代，仍有近30%左右的勞動力務農，農業中有役畜（馬）100萬匹，是一個傳統農業大國。波蘭農業的優勢主要是「進口飼料出口肉」的畜牧業。第二產業中，采礦－冶金業所佔比重很大，是傳統重工業時代波蘭的驕傲。但在「後工業」、「信息化」和新技術革命時代，它卻成了「夕陽產業」的代表。夕陽產業比重大是波蘭轉軌中面臨的一大難題。著名的西里西亞工業區是與德國的魯爾、英國的中英格蘭—南威爾士齊名的歐洲三大礦冶工業與重工業城市密集帶，也是東歐最大的采礦－冶金綜合型傳統重化工業區。波蘭是世界第四大產煤國，與煤有關的冶金、電力、化工、礦冶機械等產業具有突出的地位。而這些產業均為大型國有托拉斯，集中程度高，轉軌困難，再加上市場有限、污染嚴重、高新技術含量低，屬於「夕陽產業」。因此，波蘭除體制轉軌外，還面臨著嚴重的技術改造與產業重組等結構性問題。

2. 在東歐國家中，波蘭與捷克屬於「前共產黨時代」就具有民主傳統與左派傳統的國家。與捷克不同的是，波蘭在中世紀就實行「貴族民主」性質的自由選王制，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復國以來，波蘭一直實行共和制，除了19世紀亡國期間受俄德奧三個宗主國王朝的專制統治外，自由民主的歷史傳統比捷克更悠久。在文化傳統上，法國對波蘭的影響甚至大於俄德奧三個宗主國，無論宗教還是民主理念，波蘭均類似法國，二戰前一直有「斯拉夫人的法蘭西」之稱。

在兩次大戰期間，捷克的民主憲政發達，而波蘭卻出現了相當專制的「薩納奇政體」。兩國的「左派傳統」也很不相同：波蘭社會黨是薩納奇體制的建立者，而捷克社會民主派一直奉行民主憲政。不過，雖然薩納奇政體在「自由傳統」悠久的波蘭人看來已是很專制的，在更大范圍看其實還算溫和。當時流亡的波蘭共產黨人受到斯大林「大肅反」的鎮壓，全體政治局委員幾乎都在前蘇聯死於非命，只有在波蘭國內薩納奇體制下坐牢的蘭普一人活了下來。事實上，劇變前的波蘭舊體制也比其它東歐國家溫和，斯大林去世前波黨雖也搞內部清洗，但沒有像其它東歐國家那樣大批殺人。斯大林去世後東歐出現「非斯大林化」。這一潮流在匈牙利、捷克、東德都被鎮壓，只有波蘭的哥穆爾卡成功了，並開始了「波蘭特色的社會主義」。

換言之，波蘭歷史上實行民主的時間更長，即便是非民主時期的專制，也較為溫和。在轉軌中這樣的傳統使「經濟民主」比其它轉軌國家更為活躍。不僅在公共資產處理過程即「私有化」過程中，公眾參與程度高，而且在已經私有化的企業中，工會、雇員持股、社會保障責任等「歐洲式的」社會民主色彩也相當濃郁。這自然給轉軌過程帶來許多特色。

3. 由於前述原因，劇變前前蘇聯允許波蘭的經濟政策有一定的靈活性。因此，波蘭是東歐最早開始實踐所謂「市場社會主義」的兩國（另一國是南斯拉夫）之一。波蘭的經濟學界一直是東歐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的大本營。二戰前，波蘭左派思想界就在世界上首先提出了「市場社會主義」的設想。當時旅美的波蘭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卡列茨基等都以此成名，並在20世紀20－30年代西方的「社會主義論戰」中卓有建樹。戰後社會主義時期，蘭格等人回國，又培養了W？布魯斯等一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學家，主張實行模擬市場、有限計劃等經濟改革政策。雖然在斯大林模式下這種「離經叛道」的理論時而受到壓制，但自哥穆爾卡的「波蘭特色社會主義」搞起來後，總的來說，仍是東歐國家（南斯拉夫除外）中對「市場社會主義」寬容度最大的。80年代體制內改革氣候形成後，「市場社會主義」更逐漸成為波蘭劇變前經濟思想的主流，並對波蘭經濟產生實際的影響。

在這種條件下，波蘭在1956年後就中止了集體化以後一直沒有再搞公有制農業，與南斯拉夫並列成為僅有的兩個保留了「小農」（家庭農場）制度的東歐國家。波蘭的工業經濟也很早就在奧斯卡？蘭格、卡列茨基和布魯斯等人倡導下進行放權讓利的試驗。波蘭經濟的外向程度也相當高，尤其是在20世紀70年代的蓋萊克統治時代，波蘭實行大舉借債、大進（口）大出（口），追求高速度、高積累、高福利的路線，使整個經濟體系不僅參與「社會主義國際分工」，而且與西方經濟的聯系也相當密切。

但是，波蘭體制內「市場社會主義」的效果並不好。由於市場機制與計劃機制的內在沖突，這種沖突又因波蘭經濟的高重化工結構而顯得特別嚴重，也由於前蘇聯的干預和國內政治的不穩定，波蘭體制內經濟改革並未取得過像南斯拉夫、匈牙利那種一定歷史時期內顯現的所謂「奇跡」。劇變前的波蘭經濟處於市場秩序與計劃秩序都較為鬆弛與紊亂的狀態。其中，計劃秩序的相對鬆弛對於後來的轉軌是一個有利條件，但是體制內市場化改革的不成功，又給後來的市場化轉軌留下了陰影。

4. 劇變前的波蘭經濟雖然長期不景氣，但為了求得穩定，尤其為了在外來「強加」的體制下增加其統治合法性，民眾的社會福利水平卻相對較高，特別是在農業領域。一方面，劇變前的波蘭實行家庭農場制度，農業受到舊體制的束縛較實行集體化的其它東歐國家為輕；另一方面，基於意識形態的考慮和國家整體經濟實力的允許，政府在70年代就為農民建立了發達的社會保障。1972年全國農民實行公費醫療，1978年全國農民實行退休制，同時還建立了國家財政支持的農業產前產後服務系統（即所謂「農業圈」制度）。為了爭奪對農民的影響力，教會方面也與政府展開「支農競爭」。1983年教會建立了20億美元的農民援助基金，向農民提供各種生產、生活保障。

一般而言，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是一個兩種意義上的「自由化」過程，即一方面擺脫了舊體制的束縛，而取得自由，另一方面也失去了舊體制提供的保護，而「遭受」自由。前者是機會，後者是代價。對於束縛功能強大，而保護功能弱小的體制而言，擺脫它的過程是一個純粹獲益，而很少支付代價的過程（我國的農村改革即為典型）。而在束縛功能與保護功能同樣強大的體制中，擺脫束縛得到的發展機會和失去保護而付出的代價———風險和不確定性，都同樣明顯，如多數東歐國家的工業體制改革。而在那些束縛少保護多的體制中，脫離它的過程則少有擺脫束縛之利，失去保護的代價卻很明顯。波蘭農民正處於這種狀態。在這一點上，波蘭農民與中國農民對改革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國的農民是推動中國改革、創造「中國奇跡」的主力軍，而波蘭農民在轉軌過程中則表現得比城裡人更保守。波蘭恰恰又是農民力量比較強大的國家，農民人口占總人數的1/4左右，而且組織程度高。劇變時，波蘭農民黨脫離舊體制下的統一戰線與團結工會結盟，加速了政治劇變的過程。但在此後的經濟轉軌中，農民黨卻成了最為「保守」的力量。它不僅轉而與左派結盟，反對實行激進改革的團派政府，甚至比左派（「前共產黨人」組成的社會民主黨）在經濟問題上更為「守舊」，特別傾向於經濟保護主義。

5. 波蘭劇變的主力是獨立工會運動。團結工會所代表的產業工人組織程度高，作為工會運動又天然具有強大的工聯主義傾向。劇變前，工會自治是顛覆舊體制的主要力量，但到了經濟轉軌時期，工會力量的強大卻使得轉軌中的博弈過程變得極為復雜。「工會嚇跑投資者」是波蘭轉型期的突出現象。波蘭許多大企業的私有化方案往往反復多次，都不為工會所接受，使產權改革過程極為艱難。劇變後的五屆團派政府在理論上奉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但由於其政治基礎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工會的支持，至少是認可，因而活動能力有限。由於工會勢力的強大，波蘭在企業產權改革中不能不顧及企業內部職工的利益，捷克式的「全民分配」與匈牙利式的「面向外資的大拍賣」均難以實現。可以說，在「工會掌權」的條件下走向培育「資產階級」的市場經濟，是波蘭轉軌的最突出的特點，也是一系列的「轉軌悖論」在波蘭表現得特別突出的根本原因
巴爾采羅維奇綱領及其效果

1990年1月1日，波蘭開始全面實施以財政部長巴爾采羅維奇命名的一攬子激進改革綱領。在此後的四年間，波蘭政局動盪，團派政府四次更迭，但巴爾采羅維奇在四屆政府中連任財政部長或其它經濟主管職務，對這一時期的經濟轉軌負有責任。當然波蘭此時採取激進轉軌戰略也並不是哪一個人個性因素作用的結果，而在很大程度上與當時的經濟形勢和社會情緒有關。

1988—1989年間，波蘭經濟已經發生紊亂，商品極度匱乏，通貨膨脹劇烈，國內總產值下降，外債高達490億美元，[4]國家幾乎喪失支付能力。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以財政貨幣雙緊縮來治理通貨膨脹是穩定經濟的第一項措施。就常規而言，通貨膨脹時實行財政緊縮，通貨緊縮時實行財政擴張，這是一種正常的技術反應，在一般條件下也難有別的選擇。但是東歐的轉型期通貨膨脹與常規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過熱型通貨膨脹的生成機制大異，緊縮政策的實施重點也有所不同。財政緊縮的結果導致投資下降，企業資金短缺，需求萎縮，整個經濟出現滑坡。1990—1991年波蘭經濟分別負增長11.6%和11.7%，[5]私人消費分別下降15.3%和9%，固定資產投資分別下降10.6%和4.4%.在放開物價之後，1990年的物價猛烈上漲585.8%，第二年回落為70.3%，波蘭經濟處於「休克」狀態。

波蘭的這種「休克療法」無論近期還是遠期效果都具有多面性，而且充滿了禍福相依的戲劇性場景，出乎意料的樂觀與始料不及的悲觀交替出現，殊堪玩味。

首先出乎意料，便是「休克」不久便出現的迅速而短暫的「舒適」，然而「舒適」不久，便陷入一個相當長的「虛脫」狀態。前者為「休克」的反對者始料不及，後者卻給「休克」的贊成者潑了一瓢冷水。

1990年新年伊始，巴爾采羅維奇「穩定綱領」出台，社會雖然經過一陣「陣痛」，但幾乎是從「綱領」實行的那一刻起就感到了「療效」：通貨膨脹率逐月大幅度下降，從上一年的月平均167%很快下降到當年8月的不足2%，以至報刊上開始歡呼通貨膨脹這個惡魔已被「一舉消滅」。的確，如果這一趨勢持續下去，那麼「休克療法」要達到的頭號目的就可以說達到了。

與此同時，經濟平衡的其它指標也迅速改善。企業產量雖降但效益上升，財政狀況大為好轉。國家財政從1989年高達政府支出近1/5的巨額赤字，一變而為「休克」後半年內盈餘達到了國內生產總值的約3%！另一方面，盡管經濟總量縮減，出口卻大為增長。尤其是，可換取硬通貨的出口在「休克」後頭一年裡驟增至35%.在進口消費品充斥市場的情況下，外貿收支居然從上年的逆差一變而為創紀錄的40億美元順差。外匯儲備也從幾乎枯竭變為有了可觀的40億美元。與此同時，信譽掃地的茲羅提一下堅挺起來，成了東歐有史以來第一種「百分之百自由兌換」貨幣，外匯黑市自動消失，百姓從搶購美元一變而為拋售美元換取茲羅提。僅頭7個月內，社會上的25億美元游資回歸國庫。商品短缺、排隊與票證完全消失，自戰後以來波蘭首次出現了買方市場……凡此種種，都引起了一陣陣歡呼，似乎「休克」時期很快就要過去了。

然而這種「舒適」倏忽而逝。當年秋季，宏觀經濟開始再度失衡。通貨膨脹從9月起又趨上升，使全年平均月通脹率又達到兩位數；國家財政再度告急，1990年上半年的盈餘到年底便基本耗盡，1991年又出現了31萬億茲羅提的赤字，到1992年更升為69.3萬億茲羅提；外貿也從1990年的順差40億美元惡化為1991年的逆差13億美元；茲羅提匯價在穩定了一年半後又不斷貶值；人們又開始拋售茲羅提……然而，在短暫「舒適」時作為代價付出的生產下降、失業增加等等，並沒有逆變回去的跡象。波蘭的輿論又充滿了沮喪的氣氛，直到1992年下半年才見好轉。

類似情況並非波蘭特有，在中東歐其它幾個實行緊縮的國家也有不同程度的發生。在俄羅斯，1992年1月蓋達爾方案實施後，一度出現了物價「一步到位」後穩定下來的趨勢。2月間，甚至在全俄1/3的地區出現價格「緩慢下降」的局面，同時國家財政在幾個月內實現了無赤字預算，而劇烈貶值中的盧布也一度堅挺起來，甚至在2—3月間大幅度升值，從230盧布兌換1美元最高曾升到70盧布~85盧布就可兌換1美元，輿論稱之為俄羅斯經濟生活中「最出乎人們意料的重大事件」。一時，似乎俄國經濟從「休克」中蘇醒有望了。然而好景不長，到下半年情況急劇惡化，物價再度暴漲，通貨膨脹率扶搖直上，到1993年1月終於達到月率50%以上的「惡性」程度。盧布匯率也從1992年6月下旬起再度下跌，而且呈加速趨勢。

前南斯拉夫的「馬爾科維奇方案」的命運也很典型。1990年初這個「休克」方案實施後不久就被一些人稱為「奇跡」：三個月之內原先高達四位數年率的惡性通貨膨脹就幾乎被完全消除。第納爾一度在國內可以自由兌換，而且匯率穩定。公民與企業的外匯資金流入國庫，出口增加，國家財政與外貿收支改善，外債也一度下降。但是，不久情況便再度逆轉，加上國內政治危機，終於使該方案在實施半年之後便難以為繼。南斯拉夫聯邦也在「馬爾科維奇方案」失敗的同時分崩離析了。

保加利亞1991年2月起開始「休克」，4—6月通貨膨脹率開始降低，1992年通脹率由上年的450%下降到80%.外匯儲備由0.5億美元增至12億美元，列弗的匯價也趨穩定。但是國家財政未能改善，1992年赤字比上年更高，1993年通貨膨脹再度回升。

「休克療法」在穩定（不是發展，也不是改造）經濟方面幾乎產生了立竿見影的「療效」，體現了經濟邏輯的力量。但是這些「療效」的不能持久表明，只有「休克」是不夠的。事實表明，除了消滅短缺之外，「休克療法」的其它療效都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逆轉，而如果長期僅以緊縮造成的需求萎縮（按東歐流行的術語叫「需求屏障」）為基礎，「短缺的消滅」本身也會逐漸成為一種需要治療的病症———這就是我們深知其味的「疲軟」症。

為什麼呢？道理很簡單。如上所述，從操作意義上說「休克療法」本身無所謂姓「資」姓「社」。它只是以嚴厲的緊縮來糾正經濟中的破壞性失衡，以求穩定經濟。由於它是針對以前造成失衡的邏輯原因對症下葯的，因此它的「療效」具有邏輯保證（就是說，只要實行，必有療效。當然，如果只是想要實行而卻不能落實，或遇到副作用便淺嘗輒止，那就不能保證療效了）。但同樣具有邏輯的是，「休克療法」可以創造平衡（就是說它可以一次性的糾正失衡），卻不能維持平衡。要把平衡維持下去，就得有「手」———或者是「看得見的手」（行政性的計劃機制），或者是「看不見的手」（市場機制）。如果兩「手」皆無，平衡即使建立起來也難維持。俄羅斯、中東歐各國的上述療效逆轉現象———有人稱之為「第二度陣痛」，雖然各有其具體原因（波蘭1991年的困境很大程度上與經互會解體這一外部因素有關，而俄羅斯經濟失衡加劇則部分地應歸因於「休克」措施未完全落實），但從根本上說，共同原因就在於「休克療法」作為一種緊縮政策只能穩定經濟而不能改造經濟，因此它本身不能維持平衡。從這點上來說，東歐既不同於80年代的拉美諸國，也不同於1990年前後的中國。前者原有市場機制，「休克」創造的平衡可以用「看不見的手」維持之；後者原有計劃機制，「休克」（中國稱之為「緊縮」）創造的平衡可以用「看得見的手」維持之，而東歐就有點「兩處茫茫皆不見」的味道了。

更有甚者，「穩定」與「改造」、放開物價與私有化，雖然從長遠來說是互為條件、相輔相成的，但在短期內，某些「穩定」措施以及這些措施實行的次序卻對「改造」不利。例如有人指出，波蘭團結工會政府本應一上台就緊縮銀根，不要等到數月之後「穩定綱領」出台時才與物價改革一起上。但他們沒有這樣做。結果在新政府上台後企業仍然得到大筆低利貸款，並以低於市場的官價購入大量進口原材料及半成品，致使1989年（「休克」前一年）國營企業在生產下降2.5%的同時，原材料及半成品庫存卻猛增20.9%.「休克」開始後，這些低價投入轉化為價格開放後的高價產出品，使國營企業在「休克」之初利潤率猛增，盡管銷售額與生產力利用率均下降，「效益」卻大為提高。這種虛假的「效益」使企業感受不到壓力，沒有利用「舒適」期趕快改革，結果加大了改造的代價，使「二度陣痛」時間拖長，烈度增加。

然而弱小的「非國營」部門卻因資金薄弱又不能享受官價，沒有這種囤積居奇的能力，在緊縮時期直接受到高利率、高稅收與市場疲軟的壓力，處境困難。尤其是個體農民，在「外援」食品湧入和國內需求疲軟的雙重影響下叫苦不迭，以至於在1991年發生了呼籲外援的示威。

總之，從理論上說，宏觀緊縮對所有經濟成分都構成同樣的壓力。但由於種種原因，實際上至少在初期，非國有經濟受到的壓力往往比國有經濟更大。於是我們又看到一個不可思議的現象：在「非共產黨政府」上台後的波蘭，國有企業反而「舒適」起來，而私營者卻在苦苦掙扎！這種狀況的近期影響自然是私有化受阻，而中期影響則是私營經濟在壓力下增強了適應性，國營企業則在「舒適」中得過且過，以至到「二度陣痛」來臨時措手不及，跌入劇烈衰退的深淵。中短期影響的綜合結果，便是拉開了從緊縮到私有化的時間差，使「逆序演變」更為典型。

總而言之，由於種種原因，原先設想為穩定與改造並行的東歐經濟變革，在實行中大都變成了先穩定、後改造的兩步模式。

波蘭式的私有化

在通貨財政雙緊縮、價格全面放開的同時，波蘭政府開始實行雄心勃勃的私有化計劃。但是，價格可以即時放開，緊縮可以實行，私有化卻不是說「化」就能化得了的。巴爾采羅維奇綱領中的私有化計劃實際上一直到8年以後，即第二次右派政府執政時期才接近達到。波蘭私有化進程緩慢的原因有以下幾個：

首先，波蘭劇變產生於群眾運動，而群眾運動當時恰恰是沖著前體制下的腐敗和化公為私而來的。在波蘭最後兩屆統一工人黨政府時期，當局為了遏制工會勢力，全面強化經理權力，試圖在此基礎上把企業推向市場，結果導致許多經理弄權自肥，國有資產嚴重流失，出現所謂「自發私有化」的勢頭。新政府上台後，採取的第一個措施就是凍結並清查這種「自發私有化」。這種清算方式自然也推後了其它私有化程序的實施。正如有些國外學者所指出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第一屆波蘭非共產黨政府執政期間，國營企業私有化進程不是加快了，而是放慢了，關鍵的一點是，新出現的（工會）政治家在政治上以及道德上都不能接受『自發』私有化和經理擁有企業處置權，這種現象必須停止。」[6]自發私有化即被遏制，而合法私有化則涉及非常復雜的利益關系調整。在民主制下，它勢必要在社會上和議會內發生反復的討價還價，才能形成立法框架。

在劇變之初，波蘭政府就擬定了中東歐最早的全民以證券方式平分部分國有資產的「大眾私有化」計劃。但是，這種方案與波蘭工會運動「職工是工廠主人」的觀念相悖，在團結工會議員佔多數的議會中，這個法案始終未能通過。第二屆團派政府即別萊茨基政府時期該法案被議會正式否決。有趣的是，到團結工會政府下台左派「重新」上台後，類似的法案才在民主左派黨政府主持下通過。但那時已是劇變五年之後，私有化大勢已成，通過分配投資券建立「平等起點」的捷克式功能已經無從發揮了。

其次，即使私有化的立法框架獲得通過，在其具體實施的每一個案例中也必須與利益有關各方及其工會進行反復磋商。原克拉科夫地區的列寧冶金聯合企業，劇變後改名叫森吉米拉冶金股份公司。它的第一個私有化方案是原國家工業主管部與一家加拿大公司談判擬定的，當時即被該企業的三大工會所拒絕。後來由政府主管部門、三大工會代表、企業技術管理部門與外國專家四方組成的委員會經過反復協商，才於1994年通過私有化方案，1996年才完成其第一階段的轉製程序。此時距波蘭劇變已經七年。森吉米拉案例一直被認為是波蘭大企業協商私有化進展順利的典型。在其它案例中，連續四五個私有化方案都被工會拒絕而流產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中最典型的莫過於團結工會的發源地、瓦文薩原來工作過的格旦斯克造船廠。該廠連續五個私有化方案均未獲工會通過。最後因拖延轉制，企業財政狀況不斷惡化，到了團結工會下台左派政府重新上台後，終因資不抵債而被破產清理。

全民平分國有資產既未通過，在私人資本十分弱小的情況下，也不可能通過購買方式置換國有產權。波蘭人的民族主義，尤其是波蘭企業中強大的工會力量又使外資望而卻步。這樣，波蘭的私有化就只能依賴於下列幾種形式：

1. 小私有化。對小店鋪、小企業進行拍賣。由於其資本量小容易購買，這項工作在團派政府時期即已順利完成，使波蘭出現了私營小企業與個體工商戶活躍的局面。但這種小規模的私有化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影響有限。

2.「靚女先嫁型」私有化。在那些贏利狀況好的優質資產中，內部職工本身就有較強的私有化動機，外部的購買者也願意為此出資。在波蘭當時的條件下，這種私有化通常以所謂民主的內部人私有化方式進行，即由企業內部職工以平等持股的方式

3. 二戰後至八十年代初 波蘭經濟社會背景

1. 經濟水平雖屬中上，但產業結構較落後。波蘭雖然早已完成工業化，但直至20世紀80年代，仍有近30%左右的勞動力務農，農業中有役畜（馬）100萬匹，是一個傳統農業大國。波蘭農業的優勢主要是「進口飼料出口肉」的畜牧業。第二產業中，采礦－冶金業所佔比重很大，是傳統重工業時代波蘭的驕傲。但在「後工業」、「信息化」和新技術革命時代，它卻成了「夕陽產業」的代表。夕陽產業比重大是波蘭轉軌中面臨的一大難題。著名的西里西亞工業區是與德國的魯爾、英國的中英格蘭—南威爾士齊名的歐洲三大礦冶工業與重工業城市密集帶，也是東歐最大的采礦－冶金綜合型傳統重化工業區。波蘭是世界第四大產煤國，與煤有關的冶金、電力、化工、礦冶機械等產業具有突出的地位。而這些產業均為大型國有托拉斯，集中程度高，轉軌困難，再加上市場有限、污染嚴重、高新技術含量低，屬於「夕陽產業」。因此，波蘭除體制轉軌外，還面臨著嚴重的技術改造與產業重組等結構性問題。

2. 在東歐國家中，波蘭與捷克屬於「前共產黨時代」就具有民主傳統與左派傳統的國家。與捷克不同的是，波蘭在中世紀就實行「貴族民主」性質的自由選王制，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復國以來，波蘭一直實行共和制，除了19世紀亡國期間受俄德奧三個宗主國王朝的專制統治外，自由民主的歷史傳統比捷克更悠久。在文化傳統上，法國對波蘭的影響甚至大於俄德奧三個宗主國，無論宗教還是民主理念，波蘭均類似法國，二戰前一直有「斯拉夫人的法蘭西」之稱。

在兩次大戰期間，捷克的民主憲政發達，而波蘭卻出現了相當專制的「薩納奇政體」。兩國的「左派傳統」也很不相同：波蘭社會黨是薩納奇體制的建立者，而捷克社會民主派一直奉行民主憲政。不過，雖然薩納奇政體在「自由傳統」悠久的波蘭人看來已是很專制的，在更大范圍看其實還算溫和。當時流亡的波蘭共產黨人受到斯大林「大肅反」的鎮壓，全體政治局委員幾乎都在前蘇聯死於非命，只有在波蘭國內薩納奇體制下坐牢的蘭普一人活了下來。事實上，劇變前的波蘭舊體制也比其它東歐國家溫和，斯大林去世前波黨雖也搞內部清洗，但沒有像其它東歐國家那樣大批殺人。斯大林去世後東歐出現「非斯大林化」。這一潮流在匈牙利、捷克、東德都被鎮壓，只有波蘭的哥穆爾卡成功了，並開始了「波蘭特色的社會主義」。

換言之，波蘭歷史上實行民主的時間更長，即便是非民主時期的專制，也較為溫和。在轉軌中這樣的傳統使「經濟民主」比其它轉軌國家更為活躍。不僅在公共資產處理過程即「私有化」過程中，公眾參與程度高，而且在已經私有化的企業中，工會、雇員持股、社會保障責任等「歐洲式的」社會民主色彩也相當濃郁。這自然給轉軌過程帶來許多特色。

3. 由於前述原因，劇變前前蘇聯允許波蘭的經濟政策有一定的靈活性。因此，波蘭是東歐最早開始實踐所謂「市場社會主義」的兩國（另一國是南斯拉夫）之一。波蘭的經濟學界一直是東歐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的大本營。二戰前，波蘭左派思想界就在世界上首先提出了「市場社會主義」的設想。當時旅美的波蘭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卡列茨基等都以此成名，並在20世紀20－30年代西方的「社會主義論戰」中卓有建樹。戰後社會主義時期，蘭格等人回國，又培養了W？布魯斯等一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學家，主張實行模擬市場、有限計劃等經濟改革政策。雖然在斯大林模式下這種「離經叛道」的理論時而受到壓制，但自哥穆爾卡的「波蘭特色社會主義」搞起來後，總的來說，仍是東歐國家（南斯拉夫除外）中對「市場社會主義」寬容度最大的。80年代體制內改革氣候形成後，「市場社會主義」更逐漸成為波蘭劇變前經濟思想的主流，並對波蘭經濟產生實際的影響。

在這種條件下，波蘭在1956年後就中止了集體化以後一直沒有再搞公有制農業，與南斯拉夫並列成為僅有的兩個保留了「小農」（家庭農場）制度的東歐國家。波蘭的工業經濟也很早就在奧斯卡？蘭格、卡列茨基和布魯斯等人倡導下進行放權讓利的試驗。波蘭經濟的外向程度也相當高，尤其是在20世紀70年代的蓋萊克統治時代，波蘭實行大舉借債、大進（口）大出（口），追求高速度、高積累、高福利的路線，使整個經濟體系不僅參與「社會主義國際分工」，而且與西方經濟的聯系也相當密切。

但是，波蘭體制內「市場社會主義」的效果並不好。由於市場機制與計劃機制的內在沖突，這種沖突又因波蘭經濟的高重化工結構而顯得特別嚴重，也由於前蘇聯的干預和國內政治的不穩定，波蘭體制內經濟改革並未取得過像南斯拉夫、匈牙利那種一定歷史時期內顯現的所謂「奇跡」。劇變前的波蘭經濟處於市場秩序與計劃秩序都較為鬆弛與紊亂的狀態。其中，計劃秩序的相對鬆弛對於後來的轉軌是一個有利條件，但是體制內市場化改革的不成功，又給後來的市場化轉軌留下了陰影。

4. 劇變前的波蘭經濟雖然長期不景氣，但為了求得穩定，尤其為了在外來「強加」的體制下增加其統治合法性，民眾的社會福利水平卻相對較高，特別是在農業領域。一方面，劇變前的波蘭實行家庭農場制度，農業受到舊體制的束縛較實行集體化的其它東歐國家為輕；另一方面，基於意識形態的考慮和國家整體經濟實力的允許，政府在70年代就為農民建立了發達的社會保障。1972年全國農民實行公費醫療，1978年全國農民實行退休制，同時還建立了國家財政支持的農業產前產後服務系統（即所謂「農業圈」制度）。為了爭奪對農民的影響力，教會方面也與政府展開「支農競爭」。1983年教會建立了20億美元的農民援助基金，向農民提供各種生產、生活保障。

一般而言，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是一個兩種意義上的「自由化」過程，即一方面擺脫了舊體制的束縛，而取得自由，另一方面也失去了舊體制提供的保護，而「遭受」自由。前者是機會，後者是代價。對於束縛功能強大，而保護功能弱小的體制而言，擺脫它的過程是一個純粹獲益，而很少支付代價的過程（我國的農村改革即為典型）。而在束縛功能與保護功能同樣強大的體制中，擺脫束縛得到的發展機會和失去保護而付出的代價———風險和不確定性，都同樣明顯，如多數東歐國家的工業體制改革。而在那些束縛少保護多的體制中，脫離它的過程則少有擺脫束縛之利，失去保護的代價卻很明顯。波蘭農民正處於這種狀態。在這一點上，波蘭農民與中國農民對改革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國的農民是推動中國改革、創造「中國奇跡」的主力軍，而波蘭農民在轉軌過程中則表現得比城裡人更保守。波蘭恰恰又是農民力量比較強大的國家，農民人口占總人數的1/4左右，而且組織程度高。劇變時，波蘭農民黨脫離舊體制下的統一戰線與團結工會結盟，加速了政治劇變的過程。但在此後的經濟轉軌中，農民黨卻成了最為「保守」的力量。它不僅轉而與左派結盟，反對實行激進改革的團派政府，甚至比左派（「前共產黨人」組成的社會民主黨）在經濟問題上更為「守舊」，特別傾向於經濟保護主義。

5. 波蘭劇變的主力是獨立工會運動。團結工會所代表的產業工人組織程度高，作為工會運動又天然具有強大的工聯主義傾向。劇變前，工會自治是顛覆舊體制的主要力量，但到了經濟轉軌時期，工會力量的強大卻使得轉軌中的博弈過程變得極為復雜。「工會嚇跑投資者」是波蘭轉型期的突出現象。波蘭許多大企業的私有化方案往往反復多次，都不為工會所接受，使產權改革過程極為艱難。劇變後的五屆團派政府在理論上奉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但由於其政治基礎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工會的支持，至少是認可，因而活動能力有限。由於工會勢力的強大，波蘭在企業產權改革中不能不顧及企業內部職工的利益，捷克式的「全民分配」與匈牙利式的「面向外資的大拍賣」均難以實現。可以說，在「工會掌權」的條件下走向培育「資產階級」的市場經濟，是波蘭轉軌的最突出的特點，也是一系列的「轉軌悖論」在波蘭表現得特別突出的根本原因
巴爾采羅維奇綱領及其效果

1990年1月1日，波蘭開始全面實施以財政部長巴爾采羅維奇命名的一攬子激進改革綱領。在此後的四年間，波蘭政局動盪，團派政府四次更迭，但巴爾采羅維奇在四屆政府中連任財政部長或其它經濟主管職務，對這一時期的經濟轉軌負有責任。當然波蘭此時採取激進轉軌戰略也並不是哪一個人個性因素作用的結果，而在很大程度上與當時的經濟形勢和社會情緒有關。

1988—1989年間，波蘭經濟已經發生紊亂，商品極度匱乏，通貨膨脹劇烈，國內總產值下降，外債高達490億美元，[4]國家幾乎喪失支付能力。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以財政貨幣雙緊縮來治理通貨膨脹是穩定經濟的第一項措施。就常規而言，通貨膨脹時實行財政緊縮，通貨緊縮時實行財政擴張，這是一種正常的技術反應，在一般條件下也難有別的選擇。但是東歐的轉型期通貨膨脹與常規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過熱型通貨膨脹的生成機制大異，緊縮政策的實施重點也有所不同。財政緊縮的結果導致投資下降，企業資金短缺，需求萎縮，整個經濟出現滑坡。1990—1991年波蘭經濟分別負增長11.6%和11.7%，[5]私人消費分別下降15.3%和9%，固定資產投資分別下降10.6%和4.4%.在放開物價之後，1990年的物價猛烈上漲585.8%，第二年回落為70.3%，波蘭經濟處於「休克」狀態。

波蘭的這種「休克療法」無論近期還是遠期效果都具有多面性，而且充滿了禍福相依的戲劇性場景，出乎意料的樂觀與始料不及的悲觀交替出現，殊堪玩味。

首先出乎意料，便是「休克」不久便出現的迅速而短暫的「舒適」，然而「舒適」不久，便陷入一個相當長的「虛脫」狀態。前者為「休克」的反對者始料不及，後者卻給「休克」的贊成者潑了一瓢冷水。

1990年新年伊始，巴爾采羅維奇「穩定綱領」出台，社會雖然經過一陣「陣痛」，但幾乎是從「綱領」實行的那一刻起就感到了「療效」：通貨膨脹率逐月大幅度下降，從上一年的月平均167%很快下降到當年8月的不足2%，以至報刊上開始歡呼通貨膨脹這個惡魔已被「一舉消滅」。的確，如果這一趨勢持續下去，那麼「休克療法」要達到的頭號目的就可以說達到了。

與此同時，經濟平衡的其它指標也迅速改善。企業產量雖降但效益上升，財政狀況大為好轉。國家財政從1989年高達政府支出近1/5的巨額赤字，一變而為「休克」後半年內盈餘達到了國內生產總值的約3%！另一方面，盡管經濟總量縮減，出口卻大為增長。尤其是，可換取硬通貨的出口在「休克」後頭一年裡驟增至35%.在進口消費品充斥市場的情況下，外貿收支居然從上年的逆差一變而為創紀錄的40億美元順差。外匯儲備也從幾乎枯竭變為有了可觀的40億美元。與此同時，信譽掃地的茲羅提一下堅挺起來，成了東歐有史以來第一種「百分之百自由兌換」貨幣，外匯黑市自動消失，百姓從搶購美元一變而為拋售美元換取茲羅提。僅頭7個月內，社會上的25億美元游資回歸國庫。商品短缺、排隊與票證完全消失，自戰後以來波蘭首次出現了買方市場……凡此種種，都引起了一陣陣歡呼，似乎「休克」時期很快就要過去了。

然而這種「舒適」倏忽而逝。當年秋季，宏觀經濟開始再度失衡。通貨膨脹從9月起又趨上升，使全年平均月通脹率又達到兩位數；國家財政再度告急，1990年上半年的盈餘到年底便基本耗盡，1991年又出現了31萬億茲羅提的赤字，到1992年更升為69.3萬億茲羅提；外貿也從1990年的順差40億美元惡化為1991年的逆差13億美元；茲羅提匯價在穩定了一年半後又不斷貶值；人們又開始拋售茲羅提……然而，在短暫「舒適」時作為代價付出的生產下降、失業增加等等，並沒有逆變回去的跡象。波蘭的輿論又充滿了沮喪的氣氛，直到1992年下半年才見好轉。

類似情況並非波蘭特有，在中東歐其它幾個實行緊縮的國家也有不同程度的發生。在俄羅斯，1992年1月蓋達爾方案實施後，一度出現了物價「一步到位」後穩定下來的趨勢。2月間，甚至在全俄1/3的地區出現價格「緩慢下降」的局面，同時國家財政在幾個月內實現了無赤字預算，而劇烈貶值中的盧布也一度堅挺起來，甚至在2—3月間大幅度升值，從230盧布兌換1美元最高曾升到70盧布~85盧布就可兌換1美元，輿論稱之為俄羅斯經濟生活中「最出乎人們意料的重大事件」。一時，似乎俄國經濟從「休克」中蘇醒有望了。然而好景不長，到下半年情況急劇惡化，物價再度暴漲，通貨膨脹率扶搖直上，到1993年1月終於達到月率50%以上的「惡性」程度。盧布匯率也從1992年6月下旬起再度下跌，而且呈加速趨勢。

前南斯拉夫的「馬爾科維奇方案」的命運也很典型。1990年初這個「休克」方案實施後不久就被一些人稱為「奇跡」：三個月之內原先高達四位數年率的惡性通貨膨脹就幾乎被完全消除。第納爾一度在國內可以自由兌換，而且匯率穩定。公民與企業的外匯資金流入國庫，出口增加，國家財政與外貿收支改善，外債也一度下降。但是，不久情況便再度逆轉，加上國內政治危機，終於使該方案在實施半年之後便難以為繼。南斯拉夫聯邦也在「馬爾科維奇方案」失敗的同時分崩離析了。

保加利亞1991年2月起開始「休克」，4—6月通貨膨脹率開始降低，1992年通脹率由上年的450%下降到80%.外匯儲備由0.5億美元增至12億美元，列弗的匯價也趨穩定。但是國家財政未能改善，1992年赤字比上年更高，1993年通貨膨脹再度回升。

「休克療法」在穩定（不是發展，也不是改造）經濟方面幾乎產生了立竿見影的「療效」，體現了經濟邏輯的力量。但是這些「療效」的不能持久表明，只有「休克」是不夠的。事實表明，除了消滅短缺之外，「休克療法」的其它療效都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逆轉，而如果長期僅以緊縮造成的需求萎縮（按東歐流行的術語叫「需求屏障」）為基礎，「短缺的消滅」本身也會逐漸成為一種需要治療的病症———這就是我們深知其味的「疲軟」症。

為什麼呢？道理很簡單。如上所述，從操作意義上說「休克療法」本身無所謂姓「資」姓「社」。它只是以嚴厲的緊縮來糾正經濟中的破壞性失衡，以求穩定經濟。由於它是針對以前造成失衡的邏輯原因對症下葯的，因此它的「療效」具有邏輯保證（就是說，只要實行，必有療效。當然，如果只是想要實行而卻不能落實，或遇到副作用便淺嘗輒止，那就不能保證療效了）。但同樣具有邏輯的是，「休克療法」可以創造平衡（就是說它可以一次性的糾正失衡），卻不能維持平衡。要把平衡維持下去，就得有「手」———或者是「看得見的手」（行政性的計劃機制），或者是「看不見的手」（市場機制）。如果兩「手」皆無，平衡即使建立起來也難維持。俄羅斯、中東歐各國的上述療效逆轉現象———有人稱之為「第二度陣痛」，雖然各有其具體原因（波蘭1991年的困境很大程度上與經互會解體這一外部因素有關，而俄羅斯經濟失衡加劇則部分地應歸因於「休克」措施未完全落實），但從根本上說，共同原因就在於「休克療法」作為一種緊縮政策只能穩定經濟而不能改造經濟，因此它本身不能維持平衡。從這點上來說，東歐既不同於80年代的拉美諸國，也不同於1990年前後的中國。前者原有市場機制，「休克」創造的平衡可以用「看不見的手」維持之；後者原有計劃機制，「休克」（中國稱之為「緊縮」）創造的平衡可以用「看得見的手」維持之，而東歐就有點「兩處茫茫皆不見」的味道了。

更有甚者，「穩定」與「改造」、放開物價與私有化，雖然從長遠來說是互為條件、相輔相成的，但在短期內，某些「穩定」措施以及這些措施實行的次序卻對「改造」不利。例如有人指出，波蘭團結工會政府本應一上台就緊縮銀根，不要等到數月之後「穩定綱領」出台時才與物價改革一起上。但他們沒有這樣做。結果在新政府上台後企業仍然得到大筆低利貸款，並以低於市場的官價購入大量進口原材料及半成品，致使1989年（「休克」前一年）國營企業在生產下降2.5%的同時，原材料及半成品庫存卻猛增20.9%.「休克」開始後，這些低價投入轉化為價格開放後的高價產出品，使國營企業在「休克」之初利潤率猛增，盡管銷售額與生產力利用率均下降，「效益」卻大為提高。這種虛假的「效益」使企業感受不到壓力，沒有利用「舒適」期趕快改革，結果加大了改造的代價，使「二度陣痛」時間拖長，烈度增加。

然而弱小的「非國營」部門卻因資金薄弱又不能享受官價，沒有這種囤積居奇的能力，在緊縮時期直接受到高利率、高稅收與市場疲軟的壓力，處境困難。尤其是個體農民，在「外援」食品湧入和國內需求疲軟的雙重影響下叫苦不迭，以至於在1991年發生了呼籲外援的示威。

總之，從理論上說，宏觀緊縮對所有經濟成分都構成同樣的壓力。但由於種種原因，實際上至少在初期，非國有經濟受到的壓力往往比國有經濟更大。於是我們又看到一個不可思議的現象：在「非共產黨政府」上台後的波蘭，國有企業反而「舒適」起來，而私營者卻在苦苦掙扎！這種狀況的近期影響自然是私有化受阻，而中期影響則是私營經濟在壓力下增強了適應性，國營企業則在「舒適」中得過且過，以至到「二度陣痛」來臨時措手不及，跌入劇烈衰退的深淵。中短期影響的綜合結果，便是拉開了從緊縮到私有化的時間差，使「逆序演變」更為典型。

總而言之，由於種種原因，原先設想為穩定與改造並行的東歐經濟變革，在實行中大都變成了先穩定、後改造的兩步模式。

4. 為什麼休克療法適合資本主義國家不適合社會主義國家

休克療法只是適合特定的情況，在正常的情況下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都不適合用休克療法，就像正常人不可以使用精神葯物，一旦用了也就和精神病差不多了。
休克療法的最早提出，是薩克斯被聘擔任玻利維亞政府經濟顧問期間所為。玻利維亞是南美一個經濟落後的小國，由於長期政治局勢動盪不安，政府經濟政策不斷失誤，由此引發的經濟問題大量積累而又得不到解決，終於導致了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1985年玻利維亞政府的預算赤字達485.9萬億比索，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約1/3，通貨膨脹率高達24000％。1984年的外債為50億美元，應付利息近10億美元，超過了出口收入。1980~1985年期間居民生活水平下降了30％，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正是面對這樣一種險惡的經濟形勢，受聘於危難之際的薩克斯，大膽地提出了一整套經濟綱領和經濟政策，其主要內容是:實行緊縮的金融和財政政策，壓縮政府開支，取消補貼，放開價格，實行貿易自由化，通過貨幣貶值實現匯率穩定，進一步改革行政和稅收制度，將部分公營 部門和企業民營化，重新安排債務和接受外援等等。由於這套經濟綱領和政策的實施，具有較強的沖擊力，在短期內可能使社會的經濟生活產生巨大的震盪，甚至導致出現「休克」狀態，因此，人們借用醫學上的名詞，把薩克斯提出的這套穩定經濟、治理通貨膨脹的經濟綱領和政策稱為「休克療法」。 概括地說，休克療法是針對嚴重失衡的社會總供求狀況，從控制社會總需求出發，採取嚴厲的行政和經濟手段，在短時間內強制性地大幅度壓縮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使 社會總供求達到人為的平衡，以此遏制惡性通貨膨脹，恢復經濟秩序。這種政策調控帶有明顯的應急性質。因為社會總供求的平衡，不僅需要控制過旺的社會總需 求，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刺激低迷的社會總供給的有效增長。宏觀經濟運行的實踐證明，前者在短時間內容易實現，後者卻需較長時間花大氣力方能見效。由於休克療 法的調控重點放在社會總需求上，加之實施措施的力度較大，所以極易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這就是休克療法在玻利維亞產生奇效的奧秘之所在，也是休克療法原始涵義之精髓 「休克療法」與漸進方式的區別不在於轉軌的內容和目標，而在於改革的順序和力度。具體而言，在宏觀政策方面，「休克療法」緊縮財政更為嚴厲；在經濟自由化上，「休克療法」主張採取一步到位的方式實現價格、外貿的自由化和貨幣的自由兌換；在私有化方面，強調迅速實現，為此不惜採取無償分配的辦法。

5. 俄羅斯和泰國經濟怎麼樣

俄羅斯近年來的經濟狀況

自1991年12月前蘇聯解體、俄羅斯聯邦獨立以來，俄羅斯的經濟一直處於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時期。實行這一轉變之初，俄羅斯政府的「處方」用的是「烈葯」：從1991年1月起採取所謂「休克療法」。其主要作法是：一、對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或非國有化；二、放開價格，絕大多數商品和勞務價格由市場決定；三、實行對外開放，放鬆對外貿和外匯的控制，使盧布成為可兌換貨幣；四、緊縮財政金融，減少或取消各種補貼，嚴格控制政府開支和貨幣供應。

這種「外科手術」式的激進改革的效果究竟如何？1993年12月舉行的公民投票和大選，可以說是對兩年的「休克療法」作了一個總結：在全國1.03億人有選舉權的俄羅斯公民中，約有3300萬人支持憲法和激進改革；2300多萬人表示反對；近5000萬人沒有參加投票，形成一個對改革漠不關心或感到失望的「沉默的多數」。在全民選舉中，主張「休克療法」改革的「俄羅斯選擇」集團比預計少得2/3～3/4的選票。

國內對改革的評價是不盡相同的。那些自稱持公正的、不偏不倚立場的學者認為，改革有積極和消極兩方面的後果。可以被視為積極的是：改革加速了國民經濟的分解，形成了各種經營形式和類型相結合的混合經濟模式，這就是說，除了國有成分之外，還有私人的、合夥的、股份制的企業；逐步形成著市場職能的物質基礎和組織基礎——這包括建立商業銀行和交易系統、股票和其他有價證券的流通；盡管困難重重，供求結構終於開始運行，從而開辟了通往競爭的道路。另一方面，靠「休克療法」鋪設的通向市場的道路也產生了極其嚴重的不良後果。它沒有給經濟帶來根本上的結構改革，反而引起了空前的生產總滑坡。1993年底，生產比危機前水平下降了40％以上。就整個工業而言，同1990年相比，1991年下降了8％，1992年下降了19％，1993年下降了32％。經濟情況的惡化自然影響到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商店的商品雖然增加了，但大多數為進口貨，普通勞動者卻買不起。

據俄聯邦勞動部的統計，從1992年1月至1993年9月這一期間，物價上漲了162倍，而居民的現金收入只增加56倍，這就意味著人民的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了2/3。由於「休克療法」，人民僅在1992年就損失了9000億盧布以上。改革把大部分俄羅斯人拋向了貧困線，甚至赤貧。

1992年俄羅斯年通貨膨脹率高達2000％。由於盧布急劇貶值，老百姓深受其害。特別是在1993年實行貨幣改革的時候，俄中央銀行只提前一天半宣布貨幣改革方案，老百姓兌換新幣的時間只有兩周，一次性兌換不得超過3.5萬盧布的紙幣，剩下的錢要作為定期6個月的存款存入銀行。在當時惡性通貨膨脹、盧布大大貶值的情況下，老百姓那些存入銀行的大量不能兌換的剩錢，實際上都成了廢紙。人們多年好不容易攢下來的准備日後派大用場或養老的存款，就這樣一下子化為烏有了。據國家統計委員會統計，1993年底有3300萬人（佔22％）的收入少於最低生活費。

政府的反對派人士把所有這些叫做「千年掠奪」。許多經濟學家，首先是俄羅斯科學院的學者則風趣地說：「休克」是有了，「療法」卻未見到。政府人士指責院士們「不客觀」和「天真」，強調一切都是「按計劃」行事，驚慌是沒有根據的。對於這一爭論，「仲裁人」是千百萬俄羅斯人民，他們在大選中不投「俄羅斯選擇」的票。

葉利欽總統在公民投票和大選後對美國《時代》周刊發表談話時說：「我們不得不對繼續民主改革的戰略作某些修正。我們必須重視選民們給我們發出的信號」。

於是，新的轉變開始了。

俄羅斯政府新總理切爾諾梅爾金1994年1月上任伊始就說：改革需要修正。1994年2月24日葉利欽總統在向聯邦議會提交的國情咨文的中心思想之一是：在經濟領域，回到過去蘇維埃計劃體制時代和繼續沒有控制的「休克療法」都是不能允許的。許多分析家們都認為這份國情咨文就是總統承認貨幣主義方針的破產和授權切爾諾梅爾金政府制定新的國民經濟戰略。

1994年，政府選擇了積極穩定的戰略，其主要內容是：適度從緊的財政金融政策，用經濟方法扼制通貨膨脹，有選擇地扶植國民經濟中最有前途的部門。在操作上把降低生產下滑作為主要任務，同時特別注意加強改革的社會方向性。新的做法確定了，但要消除前兩年改革的嚴重後果則任務艱難，政府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求速度，但求漸進。從1994年到1997年，國內形勢基本穩定，經濟上逐步走向恢復。

近年來俄羅斯的形勢怎樣，老百姓的生活情形怎樣？ 1996年秋末，全俄社會輿論研究中心的社會學者對全國各地的2430人進行了一次問卷調查，其結果也許有一定的代表性。

問：日子過得怎樣？

51％的被詢問者答：「日子過得不容易，但還可以忍受。」12％的人說；「一切都還不錯，可以過得去。」但有1/3的被詢問者認為：已經無法忍受。

問：物質供應怎樣？

——84％的被詢問者說，他們所在的城市和農村差不多什麼食品都有；76%的人說，在自由市場上衣服、鞋子都不缺貨；78％的人說，只要有錢，各種耐用商品和家庭生活所需的日用品都可以買到。

問：對生活感到滿意嗎？

——很少人完全滿意（只佔3％）；對生活多半滿意的佔9％；部分滿意、部分不滿意的佔1/3；大部不滿意的佔31％；對現在的生活完全不滿意的佔23％。

問：最令人憂慮的是什麼？

——據調查的結果，人們最憂慮的五大問題是：拖欠工資、退休金和補貼；刑事犯罪增加；經濟危機，工農業生產的滑坡；物價上漲；失業者增加。

1997年的情況表明：國內政治形勢比較穩定，沒有出現大的波動，經濟停止滑波並開始了微弱的增長，社會相對安寧，治安狀況趨於好轉。

1997年，葉利欽總統提出了實現全國和睦與和解的任務，為此，他倡導建立各派力量的對話和協商機制。總統、政府與反對派領袖們緩和關系，討論問題，解決矛盾。10月，由總統、總理和議會上下兩院主席參加的協商機制開始啟動，幾次成功地化解了政府與反對派的爭執和兩次政府危機。

經濟方面，1997年的重要成果是經濟停止下滑，並出現了90年代以來的首次回升。1997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0.4％，工業增長額為2％，糧食產量達9000多萬噸。據俄總理切爾諾梅爾金1998年1月8月宣布，1997年12月與1996年12月的經濟指標相比，國內總產值的增長率為1.2％。工業產值增長率為3.2％，商業零售額增長3.9％。全年通貨膨脹率為11％，比1996年下降了50％。還有一件重要的事：在進入1998年的時候，償還了拖欠預算撥款部門職工的工資。

切爾諾梅爾金總理一方面認為，1997年所取得的許多成果還是低於預期指標，經濟方面還存在許多問題，另一方面對1998年充滿信心。他說，1998年國內總產值增長率將在2％以上，年通貨膨脹率將保持在5％～8％的范圍內。

1998年2月17日，葉利欽總統在向議會發表的講話中，提出了一項包括五方面內容的俄羅斯「振興戰略」：（1）重要的應當是各權力機關齊心協力，俄羅斯不應當是爭論不休的場所；（2）新戰略還要求穩定的經濟發展。俄羅斯需要高質量的經濟發展，需要大規模的投資，需要更新生產基地、推廣新技術以及降低費用；（3）要根本改變權力機關的工作，權力機關應該是現代化的和高效率的；（4）要無一例外的在所有地區推進改革；（5）權力機關和社會要相互信任。

經濟由下滑、負增長到停止下滑並開始增長，這是重要的、可喜的轉變。不過，一些分析家認為，還不容過分樂觀，許多困難不是很快可以克服的，因為現在的微弱的增長主要是靠小企業和合資企業擴大生產取得的，而支撐國內經濟的基礎工業仍未擺脫生產下滑的趨勢；投資不可能有較大的增長，而對於基本上屬粗放型的俄經濟來說，要擺脫危機、要回升就需要注入大量的資金；要改變不合理的、畸形的經濟結構，加速農業、食品工業和輕工業的發展；而且還要改變工業內部結構以適應市場需要。但結構的調整是一項長期的、復雜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

泰國原是一個農業國。1960年農業收入占國民收入的80%左右，農業勞動力占總就業人數的83%，工業僅
佔5%，服務業佔12%。由此可見，泰國工業基礎非常薄弱，起點較低。為了盡快躋身於工業化國家的行
列，泰國政府從1961年以來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針政策，並且依照其國情特點及不同時期的經濟發展狀況
制訂了6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五年計劃，作為各階段經濟發展戰略和指導原則。

自60年代至今，泰國經濟大致上經歷了進口替代、出口導向和協調發展的三個階段。由於政策、措施得，在過去的20多年裡，泰國經濟一直保持了較高的增長率，在60 年代超過8%，70年代超過7%。即使在適逢西方工業國出現經濟危機的第5個五年計劃 (1982—1986年)期間，其年均增長率也達到4.4%。1986年以後，泰國經濟突飛猛進， 1987年的增長率升到6.3%。同時，泰國充分利用了油價、利率和匯率三低的有利國際經濟條件，及時把握日本、台灣、韓國等國家和地區向海外大舉投資的機遇，大力推進吸引外資戰略，並實行了放寬管制和逐步走向自由化的經濟政策，從而使泰國經濟進入了連續4年的高速增長時期。

泰國經濟概況

90年代以來，由於受海灣戰爭和國內政局的影響，泰經濟增長率有所所下降，但年均 增長率仍有8%左右。隨著製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尤其是旅遊業的崛起，泰經濟結構已 發生重大變化，由過去主要以農產品出口為主的農業國逐步向新興工業國轉化。 1995年，泰人均收入已超過2500美元，世界銀行將泰列入中等收入國家。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現有基礎設施超負荷，工程技術人員缺乏，教育和科學技術滯後，已影響到經濟的增長。1996年，泰經濟增長率急驟下降，僅達6.9%，為過去13年來最低水平。尤其是外貿出現嚴重滑坡，增幅猛降到不足1%。經常項目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 8.3%，通貨膨脹率也上升到6.2%。

1996年財政年度，全國51家國營企業在交通、通訊、房屋、電力、供水等基礎設施方面投資為2580億銖。
1996年財政年度，國家財政支出總額為7773億銖。

4.行業概況

（1）.農業概況

泰國有80%的人口從事農業，享有「東南亞糧倉」的美名,是亞洲唯一的糧食凈出口國和世界上主要糧食
出口國之一。泰國的大米出口量在世界上已居第一位，木薯輸出位居全球之冠，橡膠名列世界第三，玉
米排名第四，魚產品出口在亞洲僅次於日本。在泰國的10大出口商品中，農產品佔6個，占出口總值的
40%。

到目前為止，新開發的水產品、畜產品、水果、蔬菜及花卉植物等已日益成為泰國農業的重要支柱。
目前，泰國已成為亞洲第三大海洋捕魚國，漁業產品躍居泰國農業產品出口的第4位。在飼養業方面，雞
、鴨、肉、蛋等畜禽產品不僅能滿足國內市場需求，而且出口量越來越大。泰國凍雞、雞蛋、凍蝦等冷凍製品的出口已躋身於世界10 大出口國之一。
另外，泰國在水果罐頭和蔬菜市場中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泰國菠蘿罐頭已佔據當今世界市場的35%。泰國農作物包括水稻、橡膠、玉米。

農產品產量統計

（2）.工業概況

作為傳統農業國，泰國經濟結構隨著近幾年的高速發展出現了明顯的變化。雖然農業在國民經濟中仍然佔有重要的地位，但製造業在其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已日益擴大。製造業已成為比重最大的產業，且成為主要出口產業之一。泰國工業化進程的一大特徵是充分利用其豐富的農產品資源發展食品加工及其相關的製造業。這種以農業資源為基礎的工業發展模式在過去20多年取得了顯著成就，並將在今後發揮更大的作用。

泰國的采礦業過去曾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隨著近幾年國內經濟的發展和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泰國采礦業的地位日漸衰落。作為換匯大戶的錫也因世界市場價格趨低受到很大沖擊。另外，國內需求的不斷增長也導致部分礦產品出口的下降，甚至短缺。在采礦業中前景樂觀的首推石油開采。目前，泰國的主要工業產品包括服裝、紡織、製鞋、電機、電子、運輸設備等。

今後幾年建築業的發展勢頭仍將持續，但不會再象前幾年那樣迅猛。由於建築業的興旺，建材市場出現短缺，如水泥、鋼材等目前依靠進口以補充不足。為改善這種狀況，政府積極鼓勵建材工業的發展，供求形勢有所緩和。目前發展較快的有水泥、陶瓷、衛生設備等。

工業行業產值統計

（3）.服務業概況

泰國旅遊資源豐富，有500多個景點。歷來以「微笑國度」聞名於世，吸引著眾多外國遊客。因此，旅遊
業以其巨額外匯收入在泰國經濟中佔有重要的位置。泰國政府採取了許多吸引遊客的措施，使遊客人數
有了很大增長。金融業和其他相關服務業也有了穩定增長。

5.主要經濟指標

國內生產總值(1996年)：1842億美元

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1996年)：6.9%

人均國民收入(1996年)：2700美元

匯率(1998年5月1日)：1美元=38.5000銖

通貨膨脹率(1996年)：6.2%

失業率：2.6%

東盟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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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行預測印度經濟今年將增長6％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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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電子業衰退敲響東南亞經濟警鍾

· 旅遊業受到嚴重沖擊 恐怖主義困擾東南亞經濟

WTO與東盟
· 入世沖擊 馬來西亞重定位拓商機

· 中國正式亮相WTO會議 今開會戴藍證

· 泰國積極適應世貿規則

· 關注「後WTO時代」

· 打造中國經濟發展新車輪

· 馬來西亞將調降東盟自貿區進口稅

· 東盟能源需求呈現巨大商機

6. 什麼是休克療法

「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這一醫學術語於上世紀80年代中期被美國經濟學家傑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引入經濟領域。休克療法的最早提出，是薩克斯被聘擔任玻利維亞政府經濟顧問期間所 傑弗里·薩克斯
為。玻利維亞是南美一個經濟落後的小國，由於長期政治局勢動盪不安，政府經濟政策不斷失誤，由此引發的經濟問題大量積累而又得不到解決，終於導致了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1985年玻利維亞政府的預算赤字達485.9萬億比索，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約1/3，通貨膨脹率高達24000％。1984年的外債為50億美元，應付利息近10億美元，超過了出口收入。1980~1985年期間居民生活水平下降了30％，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正是面對這樣一種險惡的經濟形勢，受聘於危難之際的薩克斯，大膽地提出了一整套經濟綱領和經濟政策，其主要內容是:實行緊縮的金融和財政政策，壓縮政府開支，取消補貼，放開價格，實行貿易自由化，通過貨幣貶值實現匯率穩定，進一步改革行政和稅收制度，將部分公營 部門和企業民營化，重新安排債務和接受外援等等。由於這套經濟綱領和政策的實施，具有較強的沖擊力，在短期內可能使社會的經濟生活產生巨大的震盪， 休克療法
甚至導致出現「休克」狀態，因此，人們借用醫學上的名詞，把薩克斯提出的這套穩定經濟、治理通貨膨脹的經濟綱領和政策稱為「休克療法」。 概括地說，休克療法是針對嚴重失衡的社會總供求狀況，從控制社會總需求出發，採取嚴厲的行政和經濟手段，在短時間內強制性地大幅度壓縮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使 社會總供求達到人為的平衡，以此遏制惡性通貨膨脹，恢復經濟秩序。這種政策調控帶有明顯的應急性質。因為社會總供求的平衡，不僅需要控制過旺的社會總需 求，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刺激低迷的社會總供給的有效增長。宏觀經濟運行的實踐證明，前者在短時間內容易實現，後者卻需較長時間花大氣力方能見效。由於休克療 法的調控重點放在社會總需求上，加之實施措施的力度較大，所以極易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這就是休克療法在玻利維亞產生奇效的奧秘之所在，也是休克療法原始涵義之精髓 休克療法
「休克療法」與漸進方式的區別不在於轉軌的內容和目標，而在於改革的順序和力度。具體而言，在宏觀政策方面，「休克療法」緊縮財政更為嚴厲；在經濟自由化上，「休克療法」主張採取一步到位的方式實現價格、外貿的自由化和貨幣的自由兌換；在私有化方面，強調迅速實現，為此不惜採取無償分配的辦法。
成功案例
休克療法在玻利維亞的成功實施 休克療法在玻利維亞的最初實施，收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奇效。該療法實施不到一周，惡性通貨膨脹便得到了強有力的遏制，物價從暴漲趨於穩定。1986~ 1987年通貨膨脹率僅為10~15％，1988年為21.5％，1989年為16.6％。國民經濟通過短暫的下降也逐步回升。實行休克療法的第二年，即1986年國內生產總值下降2.9％，但隨後幾年都保持了2.5％左右的增長勢頭。同時由於採取了有效措施，債務問題也得到了明顯緩解，並最終使玻利維亞克服了嚴重的債務危機。休克療法在玻利維亞的初戰告捷，為薩克斯贏得了較高的聲譽。玻利維亞發生的驚人變化，被世人稱為「玻利維亞奇跡」，薩克斯本人也被譽為「國際金融界的金童」，休克療法也由此享譽世界，備受世人矚目。
失敗案例
休克療法在俄羅斯的失敗 1991年底，蘇聯解體，俄羅斯聯邦獨立，繼承了原蘇聯的大部分家底。豐厚的遺產令葉利欽喜上眉梢，可窮家難當，一大堆半死不活的企業，外加1萬億盧布內債和1200億美元外債，也讓新總統夙興夜寐，坐卧不安。作為前蘇共的反對派，葉利欽認為，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改革，零打碎敲、修修補補，白白斷送了蘇聯的前程。痛定思痛，俄羅斯要避免重蹈覆轍，重振大國雄風，不能再做小腳老太太，應該大刀闊斧，進行深刻變革。此時，年僅35歲的蓋達爾投其所好，在薩克斯的點撥下，炮製了一套激進的經濟改革方案，葉利欽「慧眼識珠」，破格將其提拔為政府總理，1992年初，一場以休克療法為模式的改革，在俄羅斯聯邦全面鋪開。 傑弗里·薩克斯
休克療法的重頭戲，也是第一步棋是放開物價。俄羅斯政府規定，從1992年1月2日起，放開90%的消費品價格和80%的生產資料價格。與此同時，取消對收入增長的限制，公職人員工資提高90%，退休人員補助金提高到每月900盧布，家庭補助、失業救濟金也隨之水漲船高。物價放開的頭三個月，似乎立竿見影，收效明顯。購物長隊不見了，貨架上的商品琳琅滿目，習慣了憑票供應排長隊的俄羅斯人，彷彿看到了改革帶來的實惠。可沒過多久，物價像斷了線的風箏扶搖直上，到了4月份，消費品價格比1991年12月上漲65倍。政府原想通過國營商店平抑物價，不料黑市商販與國營商店職工沆瀣一氣，將商品轉手倒賣，牟取暴利，政府的如意算盤落了空，市場秩序亂成一鍋粥。由於燃料、原料價格過早放開，企業生產成本驟增，到6月份，工業品批發價格上漲14倍，如此高價令買家望而生畏，消費市場持續低迷，需求不旺反過來抑制了供給，企業紛紛壓縮生產，市場供求進入了死循環。 休克療法的第二步棋，財政、貨幣「雙緊」政策與物價改革幾乎同步出台。財政緊縮主要是開源節流、增收節支。稅收優惠統統取消，所有商品一律繳納28%的增值稅，同時加征進口商品消費稅。與增收措施配套，政府削減了公共投資、 軍費和辦公費用，將預算外基金納入聯邦預算，限制地方政府用銀行貸款彌補赤字。緊縮的貨幣政策，包括提高央行貸款利率，建立存款准備金制，實行貸款限額管 理，以此控制貨幣流量，從源頭上抑制通貨膨脹。可是，這一次政府再次失算。由於稅負過重，企業生產進一步萎縮，失業人數激增，政府不得不加大救濟補貼和直 接投資，財政赤字不降反升。緊縮信貸造成企業流動資金嚴重短缺，企業間相互拖欠，三角債日益嚴重。政府被迫放鬆銀根，1992年增發貨幣18萬億盧布，是1991年發行量的20倍。在印鈔機的轟鳴中，財政貨幣緊縮政策流產了。 傑弗里·薩克斯
休克療法的第三步棋是大規模推行私有化。蓋達爾認為，改革之所以險象環生，危機重重，主要在於國有企業不是市場主體，競爭機制不起作用，價格改革如同沙中建 塔，一遇到風吹草動，便會轟然倒塌。為了加快私有化進程，政府最初採取的辦法是無償贈送。經有關專家評估，俄羅斯的國有財產總值的1/3約為1.5萬億盧布，剛好人口是1.5億，以前財產是大家的，現在分到個人，也要童叟無欺，人人有份。於是每個俄羅斯人領到一張1萬盧布的私有化證券，可以憑證自由購股。可是，到私有化正式啟動，已是1992年10月，時過境遷，此時的1萬盧布，只夠買一雙高檔皮鞋。因此這個措施使大批國有企業落入特權階層和暴發戶手中，他們最關心的不是企業的長遠發展，而是盡快轉手盈利，職工既領不到股息，又無權參與決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生產經營無人過問，企業效益每況愈下。1992年12月，蓋達爾政府解散。 休克療法的失敗使俄羅斯GDP幾乎減少了一半，GDP總量只有美國的1／10。經濟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燃料、電力和冶金工業成了民族經濟的關鍵部門，其比重在GDP中約為15%，在工業總產品結構中為50%，在出口中為70%多。實際經濟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極其低下，如果說原料和能源部門的勞動生產率還算接近世界平均指標的話，其它部門則遠遠低於美國同類指標20%～24%。70%多的生產設備服務期超過十年，高於經濟發達國家一倍。這種局面是國內投資特別是實際經濟部門的投資大幅度減少的直接後果。外國投資不願進入俄羅斯，吸收的外資總額累積只有115億美元。俄羅斯科技開發支出全面減少，投資不足，對創新重視不夠，使得俄羅斯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價格和質量競爭力的產品越來越少，特別是在民用科技產品市場上受到外國競爭對手的排擠，俄羅斯產品還占不到1%的份額。 傑弗里·薩克斯
居民生活水平更是一落千丈。到2000年底俄羅斯人的貨幣收入總量不足美國人的10%，健康狀況和平均壽命也在惡化。有專家估計，俄羅斯人均GDP生產要達到葡萄牙或西班牙的水平，GDP每年保持8%的增長速度也需要15年的時間。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休克療法」照抄照搬別人的做法，完全背離了俄羅斯的國情，失敗是必然的。這是俄羅斯民主派改革家們在俄羅斯經濟轉軌過程中所犯的最本質的錯誤。曾在莫斯科度過近20年記者生涯的義大利人朱利葉托·基耶薩對此評論道；「是因為俄羅斯民主派改革家們不顧俄羅斯自己的傳統與特點，丟掉了俄羅斯精神，照抄照搬西方也有爭議的新自由主義和現代貨幣主義的東西，結果使俄羅斯陷入了今天這樣的災難性的境地」。 由於改革的失敗，俄羅斯副總理蓋達爾不得不於1994年1月16日被迫辭職。葉利欽也被迫在1994年2月的國情咨文中宣布放棄「休克療法」的改革，並在1996年大選時承認「過去在改革中試圖抄襲西方經濟的做法是錯誤的」。
追捧原因
懷著首戰告捷的喜悅，薩克斯興沖沖地來到剛剛發生過政治劇變的俄羅斯和東歐各國，繼續兜售他的休克療法。不過這次他所兜售的休克療法與原先相比， 增加了一種新的涵義，即除了完成穩定經濟、抑制通貨膨脹、消除外債危機的常規使命之外，還要肩負起完成經濟轉軌的重任。 薩克斯將這次他所兜售的休克療法概括為三化，即穩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 傑弗里·薩克斯
所謂穩定化就是通過嚴厲的緊縮性財政和金融政策以及一系列抑制社會總需求的強制性措施，迅速遏制惡性通貨膨脹，恢復 經濟秩序，使宏觀經濟趨於穩定。 所謂自由化就是通過「一步到位的價格改革」實現價格的自由化，通過廢除對外貿易的國家壟斷實現對外貿易的自由化，以及通過 放棄外匯管制和壟斷，實現外匯的自由化。實行價格、對外貿易和外匯自由化的最終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啟動市場機制，使其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發揮應有的調節作 用。 所謂私有化就是通過歸還、出售、租賃、股份制改造等產權制度改革，將國有經濟民營化，最終塑造和確立市場經濟的主體。薩克斯認為只有採納這種包括三化 的休克療法，俄羅斯和東歐各國便可在最短的時間內順利完成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 俄羅斯和東歐各國對薩克斯兜售的這種極具誘惑力的休克療法，表現出異常濃厚的興趣，紛紛向薩克斯發出邀請，聘請其擔任這些國家的政府經濟顧問，參與制定並實施休克療法。進入90年代以來，俄羅斯和東歐大部分國家都迫不及待地先後正式實施了休克療法。休克療法為什麼對這些國傢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呢？換句話說，為什麼這些國家熱衷於選擇休克療法來完成經濟轉軌呢？綜合分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穩定宏觀經濟的需要。這些國家自發生政治劇變以來，宏觀經濟形勢大都急劇惡化。如 波蘭在休克療法實施之前，年通貨膨脹率達到2000％，財政赤字達4萬億茲羅提（當時1美元換6500茲羅提），外債400多億美元，2/3的國有大中型 企業虧損，國民生產總值連年下降，市場極度蕭條，經濟狀況幾乎達到本世紀30年代初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水平。俄羅斯在實施休克療法之前宏觀經濟情況同 樣不好。年通貨膨脹率達到90％以上，預算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5％，外債達800多億美元，生產持續下降。遏制宏觀經濟繼續惡化的勢頭是這些國家的當 務之急。因為沒有宏觀經濟的穩定，經濟轉軌就無從談起。而休克療法在這方面的奇效和示範效應，無疑是促使他們採納這一療法的重要動因。 第二，對以往修修補補的漸進式改革失去信心和耐心。這些國家的改革已經搞了幾十年，由於缺乏明確的市場經濟目標，跳不出傳統經濟體制的框框，加之改革政策的失誤和不斷反復，使改革不僅未能取得明顯的突破性進 展，反而產生了一系列新的疑難病症，嚴重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拉大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甚至使整個國家陷入經濟發展的困境。長期無效的改革挫傷了人民群 眾的積極性，使他們對改革喪失了信心，並產生了一種對改革的淡漠甚至敵視的心理，這顯然對經濟轉軌是極為不利的。而薩克斯倡導的休克療法，卻使他們在經濟 困境中似乎見到了一線曙光。薩克斯在波蘭曾誇下海口，如果波蘭實行休克療法，保證其半年內消除通貨膨脹，半年後生活水平回升，10後完全達到歐洲水平。這 對上述國家的新政府顯然具有極強的吸引力，急功近利促使他們不加選擇地接受了休克療法。 第三，對經濟轉軌存在一系列認識上的誤區。由於受西方輿論宣傳的誤導，在上述國家中存在一系列對經濟轉軌的不正確認識，以及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比如認為只要放開價格，市場經濟便會自發形成，市場機制就會自動啟動；經濟轉軌必需要進行全面徹底的私有化改革，國有經濟統統不能要；市場經濟就是全面放開的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不要任何的宏觀管理和調控等 等。休克療法恰恰能夠滿足這樣一些想法，迎合了頗為流行的社會心理，其被這些國家所迅速接納並付諸實施，也就不足為奇了。
起到作用
一、休克療法療效的產生需要一定的客觀條件。 休克療法的實施及預期效應的產生，是需要一定的客觀經濟環境與條件的。這些客觀環境與條件不具備，必然會對其實施的過程和效應的產生起到一定的制約作用。休克療法之所以在玻利維亞獲得成功，是因為它可以藉助完善高效的市場經濟體系，最大限度地發揮出自己的效應。而俄羅斯和東歐各國的基本國情卻是市場經濟體制尚在建設之中，市場體系的殘缺不全，市場機制的運轉不靈，市場主體的缺位以及宏觀調控機制的低效僵化等將嚴重製約著休克療法作用的發揮。不顧這一客觀條件的制約，強制推行休克療法，只能適得其反，加重經濟危機。因此經濟轉軌戰略的選擇，首先要從本國具體國情出發，不宜盲目照搬別國經驗。 二、休克療法只適宜肩負特定的經濟任務。 穩定宏觀經濟與完成經濟轉軌是兩個不同性質的任務，不能混為一談。穩定宏觀經濟的任務，主要是針對社會總供求的嚴重失衡，採取緊急而有效的措施（一般都是從 壓縮社會總需求入手），在短時間內使社會總供求關系達到大致平衡，從而使宏觀經濟趨於穩定。實踐證明，休克療法在這方面具有獨特的療效。完成經濟轉軌的任 務，是指由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的全面改革，它涉及全面的、綜合的配套改革，是一項長期、復雜而艱巨的任務，短時間內難以奏效。不加區別地將上述兩種任 務聯系在一起，混為一談，必然會導致將解決前一任務的方法，誤用來解決後一任務的結果。盡管休克療法在被用於解決經濟轉軌任務時，增加了許多針對經濟轉軌 的政策措施，但在總體上，它仍是一個要求在短期內奏效的應急性措施和方法，仍不可能完成經濟轉軌的重大歷史使命。 三、休克療法對於某些經濟轉軌國傢具有特殊的必不可少的作用。 經濟轉軌需要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而在經濟轉軌的國家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著宏觀經濟失控的狀況。對於那些發生惡性通貨膨脹、社會總需求極度擴張、經濟秩序 嚴重混亂而陷入經濟困境的國家而言，擺在第一位的任務顯然不是經濟轉軌，而是穩定宏觀經濟。宏觀經濟的持續惡化，使這些國家已不可能按部就班地用常規的辦 法從容地解決問題。休克療法恰恰可以為這些國家提供有效的應急解決辦法，使這些國家可以在短期內獲得宏觀經濟的穩定，從而為經濟轉軌創造一個良好的經濟環 境和有利的外部條件，奠定一個穩定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休克療法對經濟轉軌是必不可少的，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功能。 四、應擺脫在經濟轉軌認識方面的誤區。 經濟轉軌國家誤用休克療法解決轉軌問題，很大程度上是源於對經濟轉軌的不正確認識。他們把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看成是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軌，因而 主張取消公有制，全面私有化；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因而放棄宏觀調控，實行價格、外貿、外匯的全面自由化。這種對經濟轉軌認識上的誤區，使他們很容易接納以「三化」為主要內容的休克療法。但是經濟轉軌並不等於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改變，市場經濟也並非不要宏觀調控。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認 識和做法必然要受到懲罰。所以，凡將休克療法作為實現經濟轉軌戰略選擇的國家，在實施過程中無一不受到挫折。休克療法的失靈使這些國家開始變得清醒起來，他們或是徹底拋棄休克療法，或是進行較大幅度的政策調整，重新認識和解決經濟轉軌的問題。實踐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休克療法無力完成經濟轉軌這一重大歷史使命，任何誇大它的作用與功能同完全抹煞它的特殊效能一樣，都是不符合實際的。
編輯本段醫學中的休克療法
適應症
①嚴重興奮躁動、沖動、傷人損物者，需盡快控制精神症狀者； ②有嚴重抑鬱，有強烈自責自罪、自傷、自殺行為者； ③拒食、違拗和緊張木僵者； ④葯物治療無效或對葯物不能耐受者。出現軀體或精神病性症狀，以及以前對ECT療效好，似乎是療效好的預測因子。
前期檢查
進行電休克治療前，要詳盡做好軀體和神經系統檢查，如胸透、心電圖、腦電圖等，排除腦部疾患，掌握適應症和禁忌症，掌握正確的操作程序。電休克的副作用遠比抗精神病葯少，而且見效快。不要產生恐懼心理。那種傳說精神病院給病人坐電椅或精神科大夫身上帶有電棒的說法，這純屬無稽之談。 電抽搐治療是一種治療精神病的有效方法。但人們往往認為其副反應大，擔心對大腦造成損害，事實並非如此。
治療效果
做電抽搐治療時，電量為80～120V，在此電量下，電流直接通過人的大腦，導致全身抽搐，病人意識喪失，沒有痛苦。治療結束後，少部分患者會出現頭痛、惡心及嘔吐，輕者不必處理，重者對症治療即可緩解。還有一少部分患者可出現意識模糊、反應遲鈍，這取決於治療次數的多少和間隔時間的長短，一般7～10天內逐漸消失。據資料表明，電抽搐治療可引起腦電圖改變，導致記憶力下降，但這種情況持續很短時間。一般認為，電抽搐治療後1月內可恢復正常。對有嚴重自殺行為的抑鬱性精神病患者，經過葯物治療需2～3周才獲得最佳效果，如採用電抽搐治療在一周內即可生效。國外有研究證明，經電抽搐治療100次以上的病例，並無明顯的腦功能影響，現一個療程僅有8～12次，據電抽搐萬次治療的分析表明，未發生危及生命的合並症。因此，可以說電抽搐治療是一項安全有效的治療方法。
治療步驟
在ECT中，在病人頭部使用電刺激可誘發癲癇大發作。當今，推薦麻醉下進行ECT，可減少副作用（如骨折）的風險，並且增加其可接受性。病人在電休克治療前，用快速起效的催眠劑和肌松劑麻醉。治療通常是每周3次，門診病人、住院病人皆可，總共為6-12次治療。
治療前手續
在治療開始前，臨床醫師必須說明心理和醫學問題，僅僅提及電休克治療常常引發病人和家屬的嚴重焦慮。他們必須接受關於電休克和其他治療的好處以及不良效應的教育，不恰當治療嚴重抑鬱發作的風險。當臨床醫師感到病人和家庭恰當地理解這個程序，病人和家屬或監護人應簽署知情同意書。治療前評價應包括完整的麻醉史、軀體檢查、心電圖以及可能的實驗室檢查來排除電解質紊亂、心肺或神經系統的危險因素。
副反應
與ECT相關的常見副作用是，短暫的治療意識混濁和記憶喪失。雖然，在治療的病程中，記憶損害幾乎成定論，但是6個月的隨訪資料提示，幾乎所有病人恢復到原來的認知水平；有些病人主訴持續的記憶困難，但是，單側運用電刺激非優勢大腦半球，並且用產生正方波電流的儀器取代正弦電波電流儀器，減少記憶損害的風險的嚴重程度。 後來，這一醫學術語被用來形容治療經濟危機的「後遺症」———通貨膨脹。此種經濟葯方的基本用意在於：採取嚴格從緊的金融貨幣政策，輔以壓縮消費的手段，強行彌合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缺口，達到短時間內遏制通貨膨脹的目的。由於上述經濟措施具有很強的沖擊性，社會經濟會受到極大的震盪，甚至處於「休克狀態」，故有了醫學上的「休克療法」的比喻。後來被引用為經濟術語，被用來稱謂一整套激進的反經濟危機措施和畢其功於一役的經濟轉型方式。此種經濟葯方的基本用意在於：採取嚴格從緊的金融貨幣政策，輔以壓縮消費的手段，強行彌合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缺口，達到短時間內遏制通貨膨脹的目的。由於上述經濟措施具有很強的沖擊性，社會經濟會受到極大的震盪，甚至處於「休克狀態」，故有了醫學上的「休克療法」的比喻

7. 什麼是休克療法

什麼是休克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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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克療法」這一醫學術語於上世紀80年代中期被美國經濟學家傑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引入經濟領域。休克療法的最早提出，是薩克斯被聘擔任玻利維亞政府經濟顧問期間所為。玻利維亞是南美一個經濟落後的小國，由於長期政治局勢動盪不安，政府經濟政策不斷失誤，由此引發的經濟問題大量積累而又得不到解決，終於導致了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1985年玻利維亞政府的預算赤字達485.9萬億比索，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約1/3，通貨膨脹率高達24000％。1984年的外債為50億美元，應付利息近10億美元，超過了出口收入。1980~1985年期間居民生活水平下降了30％，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正是面對這樣一種險惡的經濟形勢，受聘於危難之際的薩克斯，大膽地提出了一整套經濟綱領和經濟政策，其主要內容是:實行緊縮的金融和財政政策，壓縮政府開支，取消補貼，放開價格，實行貿易自由化，通過貨幣貶值實現匯率穩定，進一步改革行政和稅收制度，將部分公營 部門和企業民營化，重新安排債務和接受外援等等。由於這套經濟綱領和政策的實施，具有較強的沖擊力，在短期內可能使社會的經濟生活產生巨大的震盪，甚至導致出現「休克」狀態，因此，人們借用醫學上的名詞，把薩克斯提出的這套穩定經濟、治理通貨膨脹的經濟綱領和政策稱為「休克療法」。

概括地說，休克療法是針對嚴重失衡的社會總供求狀況，從控制社會總需求出發，採取嚴厲的行政和經濟手段，在短時間內強制性地大幅度壓縮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使 社會總供求達到人為的平衡，以此遏制惡性通貨膨脹，恢復經濟秩序。這種政策調控帶有明顯的應急性質。因為社會總供求的平衡，不僅需要控制過旺的社會總需 求，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刺激低迷的社會總供給的有效增長。宏觀經濟運行的實踐證明，前者在短時間內容易實現，後者卻需較長時間花大氣力方能見效。由於休克療 法的調控重點放在社會總需求上，加之實施措施的力度較大，所以極易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這就是休克療法在玻利維亞產生奇效的奧秘之所在，也是休克療法原始涵義之精髓

「休克療法」與漸進方式的區別不在於轉軌的內容和目標，而在於改革的順序和力度。具體而言，在宏觀政策方面，「休克療法」緊縮財政更為嚴厲；在經濟自由化上，「休克療法」主張採取一步到位的方式實現價格、外貿的自由化和貨幣的自由兌換；在私有化方面，強調迅速實現，為此不惜採取無償分配的辦法。

休克療法在玻利維亞的成功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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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克療法在玻利維亞的最初實施，收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奇效。該療法實施不到一周，惡性通貨膨脹便得到了強有力的遏制，物價從暴漲趨於穩定。1986~ 1987年通貨膨脹率僅為10~15％，1988年為21.5％，1989年為16.6％。國民經濟通過短暫的下降也逐步回升。實行休克療法的第二年，即1986年國內生產總值下降2.9％，但隨後幾年都保持了2.5％左右的增長勢頭。同時由於採取了有效措施，債務問題也得到了明顯緩解，並最終使玻利維亞克服了嚴重的債務危機。休克療法在玻利維亞的初戰告捷，為薩克斯贏得了較高的聲譽。玻利維亞發生的驚人變化，被世人稱為「玻利維亞奇跡」，薩克斯本人也被譽為「國際金融界的金童」，休克療法也由此享譽世界，備受世人矚目。

休克療法在俄羅斯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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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底，蘇聯解體，俄羅斯聯邦獨立，繼承了原蘇聯的大部分家底。豐厚的遺產令葉利欽喜上眉梢，可窮家難當，一大堆半死不活的企業，外加1萬億盧布內債和1200億美元外債，也讓新總統夙興夜寐，坐卧不安。作為前蘇共的反對派，葉利欽認為，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改革，零打碎敲、修修補補，白白斷送了蘇聯的前程。痛定思痛，俄羅斯要避免重蹈復轍，重振大國雄風，不能再做小腳老太太，應該大刀闊斧，進行深刻變革。此時，年僅35歲的蓋達爾投其所好，在薩克斯的點撥下，炮製了一套激進的經濟改革方案，葉利欽「慧眼識珠」，破格將其提拔為政府總理，1992年初，一場以休克療法為模式的改革，在俄羅斯聯邦全面鋪開。

休克療法的重頭戲，也是第一步棋是放開物價。俄羅斯政府規定，從1992年1月2日起，放開90%的消費品價格和80%的生產資料價格。與此同時，取消對收入增長的限制，公職人員工資提高90%，退休人員補助金提高到每月900盧布，家庭補助、失業救濟金也隨之水漲船高。物價放開的頭三個月，似乎立竿見影，收效明顯。購物長隊不見了，貨架上的商品琳琅滿目，習慣了憑票供應排長隊的俄羅斯人，彷彿看到了改革帶來的實惠。可沒過多久，物價像斷了線的風箏扶搖直上，到了4月份，消費品價格比1991年12月上漲65倍。政府原想通過國營商店平抑物價，不料黑市商販與國營商店職工沆瀣一氣，將商品轉手倒賣，牟取暴利，政府的如意算盤落了空，市場秩序亂成一鍋粥。由於燃料、原料價格過早放開，企業生產成本驟增，到6月份，工業品批發價格上漲14倍，如此高價令買家望而生畏，消費市場持續低迷，需求不旺反過來抑制了供給，企業紛紛壓縮生產，市場供求進入了死循環。

休克療法的第二步棋，財政、貨幣「雙緊」政策與物價改革幾乎同步出台。財政緊縮主要是開源節流、增收節支。稅收優惠統統取消，所有商品一律繳納28%的增值稅，同時加征進口商品消費稅。與增收措施配套，政府削減了公共投資、 軍費和辦公費用，將預算外基金納入聯邦預算，限制地方政府用銀行貸款彌補赤字。緊縮的貨幣政策，包括提高央行貸款利率，建立存款准備金制，實行貸款限額管 理，以此控制貨幣流量，從源頭上抑制通貨膨脹。可是，這一次政府再次失算。由於稅負過重，企業生產進一步萎縮，失業人數激增，政府不得不加大救濟補貼和直 接投資，財政赤字不降反升。緊縮信貸造成企業流動資金嚴重短缺，企業間相互拖欠，三角債日益嚴重。政府被迫放鬆銀根，1992年增發貨幣18萬億盧布，是1991年發行量的20倍。在印鈔機的轟鳴中，財政貨幣緊縮政策流產了。

休克療法的第三步棋是大規模推行私有化。蓋達爾認為，改革之所以險象環生，危機重重，主要在於國有企業不是市場主體，競爭機制不起作用，價格改革如同沙中建 塔，一遇到風吹草動，便會轟然倒塌。為了加快私有化進程，政府最初採取的辦法是無償贈送。經有關專家評估，俄羅斯的國有財產總值15萬億盧布，剛好人口是1.5億，以前財產是大家的，現在分到個人，也要童叟無欺，人人有份。於是每個俄羅斯人領到一張1萬盧布的私有化證券，可以憑證自由購股。可是，到私有化正式啟動，已是1992年10月，時過境遷，此時的1萬盧布，只夠買一雙高檔皮鞋。因此這個措施使大批國有企業落入特權階層和暴發戶手中，他們最關心的不是企業的長遠發展，而是盡快轉手盈利，職工既領不到股息，又無權參與決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生產經營無人過問，企業效益每況愈下。1992年12月，蓋達爾政府解散。

休克療法的失敗使俄羅斯GDP幾乎減少了一半，GDP總量只有美國的1／10。經濟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燃料、電力和冶金工業成了民族經濟的關鍵部門，其比重在GDP中約為15%，在工業總產品結構中為50%，在出口中為70%多。實際經濟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極其低下，如果說原料和能源部門的勞動生產率還算接近世界平均指標的話，其它部門則遠遠低於美國同類指標20%～24%。70%多的生產設備服務期超過十年，高於經濟發達國家一倍。這種局面是國內投資特別是實際經濟部門的投資大幅度減少的直接後果。外國投資不願進入俄羅斯，吸收的外資總額累積只有115億美元。俄羅斯科技開發支出全面減少，投資不足，對創新重視不夠，使得俄羅斯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價格和質量競爭力的產品越來越少，特別是在民用科技產品市場上受到外國競爭對手的排擠，俄羅斯產品還占不到1%的份額。

居民生活水平更是一落千丈。到2000年底俄羅斯人的貨幣收入總量不足美國人的10%，健康狀況和平均壽命也在惡化。有專家估計，俄羅斯人均GDP生產要達到葡萄牙或西班牙的水平，GDP每年保持8%的增長速度也需要15年的時間。

熱衷於休克療法完成經濟轉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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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著首戰告捷的喜悅，薩克斯興沖沖地來到剛剛發生過政治劇變的俄羅斯和東歐各國，繼續兜售他的休克療法。不過這次他所兜售的休克療法與原先相比， 增加了一種新的涵義，即除了完成穩定經濟、抑制通貨膨脹、消除外債危機的常規使命之外，還要肩負起完成經濟轉軌的重任。

薩克斯將這次他所兜售的休克療法概括為三化，即穩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

所謂穩定化就是通過嚴厲的緊縮性財政和金融政策以及一系列抑制社會總需求的強制性措施，迅速遏制惡性通貨膨脹，恢復 經濟秩序，使宏觀經濟趨於穩定。

所謂自由化就是通過「一步到位的價格改革」實現價格的自由化，通過廢除對外貿易的國家壟斷實現對外貿易的自由化，以及通過 放棄外匯管制和壟斷，實現外匯的自由化。實行價格、對外貿易和外匯自由化的最終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啟動市場機制，使其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發揮應有的調節作 用。

所謂私有化就是通過歸還、出售、租賃、股份制改造等產權制度改革，將國有經濟民營化，最終塑造和確立市場經濟的主體。薩克斯認為只有採納這種包括三化 的休克療法，俄羅斯和東歐各國便可在最短的時間內順利完成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

俄羅斯和東歐各國對薩克斯兜售的這種極具誘惑力的休克療法，表現出異常濃厚的興趣，紛紛向薩克斯發出邀請，聘請其擔任這些國家的政府經濟顧問，參與制定並實施休克療法。進入90年代以來，俄羅斯和東歐大部分國家都迫不及待地先後正式實施了休克療法。休克療法為什麼對這些國傢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呢？換句話說，為什麼這些國家熱衷於選擇休克療法來完成經濟轉軌呢？綜合分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穩定宏觀經濟的需要。這些國家自發生政治劇變以來，宏觀經濟形勢大都急劇惡化。如 波蘭在休克療法實施之前，年通貨膨脹率達到2000％，財政赤字達4萬億茲羅提（當時1美元換6500茲羅提），外債400多億美元，2/3的國有大中型 企業虧損，國民生產總值連年下降，市場極度蕭條，經濟狀況幾乎達到本世紀30年代初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水平。俄羅斯在實施休克療法之前宏觀經濟情況同 樣不好。年通貨膨脹率達到90％以上，預算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5％，外債達800多億美元，生產持續下降。遏制宏觀經濟繼續惡化的勢頭是這些國家的當 務之急。因為沒有宏觀經濟的穩定，經濟轉軌就無從談起。而休克療法在這方面的奇效和示範效應，無疑是促使他們採納這一療法的重要動因。

第二，對以往修修補補的漸進式改革失去信心和耐心。這些國家的改革已經搞了幾十年，由於缺乏明確的市場經濟目標，跳不出傳統經濟體制的框框，加之改革政策的失誤和不斷反復，使改革不僅未能取得明顯的突破性進 展，反而產生了一系列新的疑難病症，嚴重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拉大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甚至使整個國家陷入經濟發展的困境。長期無效的改革挫傷了人民群 眾的積極性，使他們對改革喪失了信心，並產生了一種對改革的淡漠甚至敵視的心理，這顯然對經濟轉軌是極為不利的。而薩克斯倡導的休克療法，卻使他們在經濟 困境中似乎見到了一線曙光。薩克斯在波蘭曾誇下海口，如果波蘭實行休克療法，保證其半年內消除通貨膨脹，半年後生活水平回升，10後完全達到歐洲水平。這 對上述國家的新政府顯然具有極強的吸引力，急功近利促使他們不加選擇地接受了休克療法。

第三，對經濟轉軌存在一系列認識上的誤區。由於受西方輿論宣傳的誤導，在上述國家中存在一系列對經濟轉軌的不正確認識，以及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比如認為只要放開價格，市場經濟便會自發形成，市場機制就會自動啟動；經濟轉軌必需要進行全面徹底的私有化改革，國有經濟統統不能要；市場經濟就是全面放開的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不要任何的宏觀管理和調控等 等。休克療法恰恰能夠滿足這樣一些想法，迎合了頗為流行的社會心理，其被這些國家所迅速接納並付諸實施，也就不足為奇了。

休克療法在經濟轉軌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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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休克療法療效的產生需要一定的客觀條件。

休克療法的實施及預期效應的產生，是需要一定的客觀經濟環境與條件的。這些客觀環境與條件不具備，必然會對其實施的過程和效應的產生起到一定的制約作用。休克療法之所以在玻利維亞獲得成功，是因為它可以藉助完善高效的市場經濟體系，最大限度地發揮出自己的效應。而俄羅斯和東歐各國的基本國情卻是市場經濟體制尚在建設之中，市場體系的殘缺不全，市場機制的運轉不靈，市場主體的缺位以及宏觀調控機制的低效僵化等將嚴重製約著休克療法作用的發揮。不顧這一客觀條件的制約，強制推行休克療法，只能適得其反，加重經濟危機。因此經濟轉軌戰略的選擇，首先要從本國具體國情出發，不宜盲目照搬別國經驗。

二、休克療法只適宜肩負特定的經濟任務。

穩定宏觀經濟與完成經濟轉軌是兩個不同性質的任務，不能混為一談。穩定宏觀經濟的任務，主要是針對社會總供求的嚴重失衡，採取緊急而有效的措施（一般都是從 壓縮社會總需求入手），在短時間內使社會總供求關系達到大致平衡，從而使宏觀經濟趨於穩定。實踐證明，休克療法在這方面具有獨特的療效。完成經濟轉軌的任 務，是指由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的全面改革，它涉及全面的、綜合的配套改革，是一項長期、復雜而艱巨的任務，短時間內難以奏效。不加區別地將上述兩種任 務聯系在一起，混為一談，必然會導致將解決前一任務的方法，誤用來解決後一任務的結果。盡管休克療法在被用於解決經濟轉軌任務時，增加了許多針對經濟轉軌 的政策措施，但在總體上，它仍是一個要求在短期內奏效的應急性措施和方法，仍不可能完成經濟轉軌的重大歷史使命。

三、休克療法對於某些經濟轉軌國傢具有特殊的必不可少的作用。

經濟轉軌需要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而在經濟轉軌的國家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著宏觀經濟失控的狀況。對於那些發生惡性通貨膨脹、社會總需求極度擴張、經濟秩序 嚴重混亂而陷入經濟困境的國家而言，擺在第一位的任務顯然不是經濟轉軌，而是穩定宏觀經濟。宏觀經濟的持續惡化，使這些國家已不可能按部就班地用常規的辦 法從容地解決問題。休克療法恰恰可以為這些國家提供有效的應急解決辦法，使這些國家可以在短期內獲得宏觀經濟的穩定，從而為經濟轉軌創造一個良好的經濟環 境和有利的外部條件，奠定一個穩定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休克療法對經濟轉軌是必不可少的，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功能。

四、應擺脫在經濟轉軌認識方面的誤區。

經濟轉軌國家誤用休克療法解決轉軌問題，很大程度上是源於對經濟轉軌的不正確認識。他們把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看成是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軌，因而 主張取消公有制，全面私有化；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因而放棄宏觀調控，實行價格、外貿、外匯的全面自由化。這種對經濟轉軌認識上的誤區，使他們很容易接納以「三化」為主要內容的休克療法。但是經濟轉軌並不等於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改變，市場經濟也並非不要宏觀調控。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認 識和做法必然要受到懲罰。所以，凡將休克療法作為實現經濟轉軌戰略選擇的國家，在實施過程中無一不受到挫折。休克療法的失靈使這些國家開始變得清醒起來，他們或是徹底拋棄休克療法，或是進行較大幅度的政策調整，重新認識和解決經濟轉軌的問題。實踐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休克療法無力完成經濟轉軌這一重大歷史使命，任何誇大它的作用與功能同完全抹煞它的特殊效能一樣，都是不符合實際的。

8. 求經濟學領域的高手！100分

1.《經濟過剩的成因探究》，這篇文章是西南財經大學的慕劉偉寫的
2.中蘇兩個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從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期相繼開始打破原有的僵化模式，踏上改革之路。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改變了原來推行的漸進式改革，轉而實施「休克療法」式的激進改革，但經濟發展中卻出現持續的高通脹和經濟滑坡，直到新世紀初才略有起色。中國採取穩妥地漸進式改革，不僅渡過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階段，而且保持了國民經濟的較高速增長，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但同時也面臨一系列棘手的問題。

一、經濟轉軌的戰略目標差異

雖然中俄兩國的經濟轉軌均以市場經濟為取向，但兩國轉軌的戰略目標選擇上卻有很大差異。

俄羅斯經濟轉軌的基本戰略目標就是徹底放棄原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全面轉向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早在1991年10月的俄羅斯聯邦第五次人民代表大會上，俄聯邦總統葉利欽就宣布了他的自由主義改革計劃。俄羅斯獨立後，1992年2月蓋達爾政府向俄聯邦最高蘇維埃會議提交的《深化經濟改革綱領》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俄羅斯的激進改革方案，指出，「以私有制為基礎的企業活動和競爭是市場經濟的主要動力。由此，必須進行私有化和制度上的改革。」[①] 葉利欽的改革目標很明確，就是要在俄羅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自由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徵是以私有制的產權制度為基礎，否定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實行社會保障市場化。俄羅斯經濟改革戰略反映了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或自由貨幣主義)學派的意識形態，也即所謂的「華盛頓共識」。[②] 20世紀7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以凱恩斯主義為基礎的經濟計劃主義受挫，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危機的跡象已經明顯暴露出來，此時開始了全世界范圍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浪潮，其中最著名的方案就是所謂的「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一些主要國家對危險的通貨膨脹和深刻的衰退的克服，使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得以鞏固和擴張，並得到一些國際金融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認可。俄羅斯1992年開始推行以穩定化、自由化、私有化為主要內容的「休克療法」式改革正是秉承了貨幣自由主義思想：經濟活動全面自由化；通過貨幣緊縮政策來保證宏觀經濟的穩定和抑制通貨膨脹；通過私有化，迅速實現經濟制度改革，發展市場基礎，把國家作為市場的外部力量從經濟運行中清除出去；經濟全面對外開放。

當選總統前，針對俄羅斯糟糕的經濟現狀，普京強調要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調控作用。但主政後，其自由主義傾向明顯加強，轉而主張「有秩序的市場經濟」，不再強調國家對市場的干預和調控，強調國家如何確保市場秩序，為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行創造條件。普京並不是要改變葉利欽的改革方向，而是要通過改革來完善和鞏固業已形成的私有化基礎。2001年3月，俄羅斯聯邦政府通過的《俄羅斯長期社會經濟發展基本方針》[③]中明確表達了普京的改革取向，即堅持以往改革目標，完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減少國家對企業的行政干預，在大力發展私營經濟基礎上實現現代化，進行制度改革和結構調整。4月的國情咨文中，普京明確指出，「我反對重新分割財產。我對20世紀90年代進行這些改革時提出的目標和任務沒有產生過懷疑。」 「俄羅斯當局的任務是在原則上使民主自由不可能被拋棄，使已經制定的經濟方針不變。」[④] 就任總統以來，普京以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刺激經濟增長為中心，對宏觀經濟政策進行了相應調整：推行積極的工業政策，實施合理的結構政策，以保持各種經濟形式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結構合理，建立有效的財政金融體系，徹底實行稅制改革等。農業上，加快農村特別是農用土地市場化改革，出台法規允許農用土地買賣。實質上，普京是要建立保持一定國家干預、有序競爭的德國式社會市場經濟體制，而並沒有改變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改革取向。

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要求，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經濟轉軌的目的，是沖破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束縛，建立起適應現代經濟發展，能夠促進資源合理配置的市場經濟體制。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思想最初是本著經濟發展的目標，改革方針的選擇取決於能保障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保持社會穩定是進行改革始終不渝的一貫條件，也就是現階段的「改革、發展和穩定」相結合的原則。1978年以來，中國採取積極穩重的步驟，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經過10多年的實踐探索，1992年最終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即把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作為經濟轉軌的戰略目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通過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競爭機制使市場在社會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其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上，強調公有制實現形式的多樣化和非公有制經濟的重要地位；強調國家在市場經濟運行中發揮宏觀調控作用，以彌補市場「失靈」現象。

二、經濟轉軌的路徑選擇不同

1992年1月起，葉利欽開始大刀闊斧地推進「休克療法」政策。在緊縮銀根的前提下，迅速全面放開物價，通過市場機制調節供求；推動貿易自由化；實行盧布的可自由兌換；迅速推動國有企業私有化為自由市場經濟奠定產權制度基礎。由此，俄羅斯的經濟體制轉型作出了「新自由主義」的路徑選擇。俄經濟轉軌採取的是眾所周知的「休克療法」式的激進方式。它是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委派到俄羅斯的美國經濟學家薩克斯所提出的以貨幣自由主義思想為核心的克服危機和實行改革的一種方案。按照這一規劃，俄羅斯的產權制度改革和市場制度改革基本同步進行，價格自由化、私有化、金融貿易自由化齊頭並進。1991年12月，葉利欽發布關於放開物價的第297號總統令。在葉利欽的支持下，1992年1月，以代總理蓋達爾為首的激進改革派開始實施以「休克療法」為特徵的激進改革。從1992年1月起，除某些生活用品和少數交通、能源等生產資料外，一切商品價格全部放開，不久又放開全部能源及能源產品的價格。而在經濟嚴重短缺、市場經濟法規不存在的情況下，改革啟動後的俄羅斯經濟不僅沒有像當初預計的那樣好轉，反而更加惡化。在各方壓力下，雖然1992年6月俄政府頒發的《深化經濟改革綱領》對改革的速度和步驟作了一些調整，但「休克療法」的基本內容並未改變，仍要求盡快與國際接軌，取消對外貿易限制，實現外匯自由化。與此同時，私有化的步伐加快。日益惡化的經濟形勢最終引發了劇烈的社會動盪，蓋達爾政府被迫下台。繼任的切爾諾梅爾金政府強調加強國家的宏觀調控作用，實行合理與適度強硬的財政政策，以穩定財政狀況，減緩通貨膨脹的壓力，試圖以漸進的方式推進經濟改革。但在西方以經濟援助為籌碼的強大壓力下，切爾諾梅爾金的政策根本無法徹底實施。就是在1998年爆發金融危機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仍以俄聯邦政府實行嚴厲的貨幣、財政政策作為提供援助的前提。一直到普京上台後，這種情況才有所改觀。由於俄經濟結構嚴重不合理，經濟危機又和其他矛盾交織在一起，情況復雜，企圖用「快刀斬亂麻」的「休克療法」解決問題，必然帶來極大風險，加之一些設想和方案未經充分論證，方法粗糙簡單，最終造成了十分嚴重的後果。

與俄羅斯的激進改革不同，中國的經濟轉軌基本上是採取循序漸進、由易到難的「漸進」方式，逐步推進。中國的改革先從農村開始。80年代初，農村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農業生產快速發展，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在農村市場化改革推動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開始起步。

1984年後，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開始由農村轉移到城市。我國市場取向改革的主要特點是政府放鬆對價格及國有企業生產經營和分配的管制。到90年代初，工業消費品、農產品和生產資料基本實現市場定價。在國企改革方面，1983—1984年主要是部分企業實行利改稅；1985—1989年主要是試行和實行多種形式的兩權分離制，1987年十三大後，開始按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原則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以「調放結合」的原則推進價格改革，並開始把生產要素納入市場體系建設，進一步縮小了計劃管理的范圍。1990—1992年主要是堅持和完善承包制，積極試行企業放開經營、全員風險抵押承包、股份制、利稅分流和租賃制等；1992年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肯定了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國有企業按「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原則進行了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目標的改革。隨後進行了財稅、金融、外匯、投資等方面的改革，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宏觀管理體系，形成了以市場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1997年，十五大報告提出加快國民經濟市場化進程，要充分發揮市場機製作用，健全宏觀調控體系，繼續發展各類市場，進一步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增強，非國有經濟所佔份額逐步擴大，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局面正在形成，國民經濟擺脫了短缺狀態轉入供求基本平衡。

三、經濟轉軌的績效比較

從轉軌的起始條件看，兩國無論從計劃經濟體制的構架，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的單一性，高度集中的經濟決策，僵硬的計劃調節手段，條塊化、行政化的經濟組織管理方式以及分配中的平均主義等各方面都具有極大的一致性。但需要指出的是，轉軌之初兩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⑤] 蘇聯國民經濟基礎比中國雄厚，工業和科技發展水平遠在中國之上，這是俄轉軌的有利條件。

不可否認，俄羅斯經過10多年的經濟轉軌在制度建設上確實取得很大成效。俄羅斯在產權上基本形成了以私有制為基礎多元的混合所有制產權結構；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已基本形成。但就轉軌的實際績效而言，俄羅斯的經濟轉軌可以說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雖然中國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穩步增長，市場經濟的框架也基本形成，但隨著改革的深入，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將更加突出。

1． 經濟增長速度和質量比較

自1992年全面經濟轉軌以來，俄羅斯經濟不僅沒有像當初人們所想像的那樣實現快速增長，反而陷入了更加嚴重的經濟危機之中，生產迅速滑坡，投資急劇下降。自轉軌以來，短短幾年，投資減少3/4，國內生產總值（GDP）下降近50%，超過了國內戰爭和衛國戰爭 30%的下降幅度（表1）。俄羅斯綜合國力明顯下降，包括軍工在內的整個工農業生能力和

表-1 1990-1996年俄國內生產總值和固定資本投資變動情況

年 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國內生產總值占上一年的比重（%）

97.0

95.0

85.5

91.3

87.4

96.0

94.0

國內生產總值佔1989年的比重（%）

97.0

92.2

78.8

71.9

62.8

60.3

56.7

固定資本投資占上一年的比重（%）

100.1

84.5

60.3

88.4

75.7

86.8

82.0

固定資本投資佔1989年的比重（%）

100.1

84.6

51.0

45.1

34.1

29.6

24.3

Источник :《Вопросы статистики》, Номер1, 1997г , с.46.

現代化水平被大大削弱，整個國民經濟倒退20年。1997年俄經濟稍有好轉（GDP同比增長0.4%，通脹率降到11%），很快被1998年的嚴重金融危機所打斷而再次跌入深淵：銀行大批倒閉，GDP再降4.6%，經濟一片混亂。雖然自1999年以來俄羅斯經濟出現了持續復甦的積極跡象，但由於制約經濟增長的結構性因素依然存在，當前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仍是危機後的恢復性增長，其增長的基礎並不牢固。俄羅斯目前的經濟增長仍主要依靠外部因素，內需的拉動作用仍然有限，而且不穩定。

據統計，轉軌以來的10年中，俄羅斯的GDP年均減少7.7%，工業產值減少9.3%。整個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的GDP幾乎減少一半。90年代末，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世界總產值中，俄羅斯聯邦的GDP僅約佔1.6%，俄羅斯的國家開支佔世界國家總開支的不足0.5%。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按GDP（購買力平價）排名，蘇聯佔世界第三，俄羅斯聯邦佔世界第七，那麼現在俄羅斯已降到第13或14位，而按國內人均產值計算，1997年俄羅斯僅佔世界第104位。[⑥] 這樣，就GDP（購買力平價）而言，俄羅斯不僅遠遠落後於中國，甚至還落後於印度、巴西、印尼、墨西哥等國。轉軌以來，由於投資急劇萎縮，俄存在嚴重的經濟結構畸形，企業設備嚴重老化，勞動生產率低的狀況。近年來，大量出口導致能源和原材料工業在整個經濟結構中的比重日益上升，而製造業由於產品競爭力低，國內市場狹小，使其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升反降。2001年，能源原材料工業產值佔GDP的比重達50%和出口總額的80%，以及投資總額的70%。由於投資不足，轉軌以來俄國民經濟的技術裝備基礎基本沒有改變，企業設備的老化率達70%，工業設備的平均使用期達16年，是世界標準的2倍多，造成勞動生產率低下，產品缺乏競爭力。[⑦] 20世紀90年代，俄工業勞動生產率下降幅度達20% ，其中各具體工業部門下降幅度從機器製造和金屬加工業的13%、15%到石油加工業的60%不等。而同期西方主要國家的勞動生產率則上升了18-36% 。俄加工工業的勞動生產率比發達國家平均低80%至83%，比新興工業化國家低33%，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則更低。[⑧] 現代經濟增長的基礎是科技進步，新技術因素在發達國家的GDP增長中貢獻率甚至達到90% ，而在俄羅斯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可以說是微乎其微。俄羅斯只有5%的企業投資搞研發，俄在國際市場民用高科技產品領域只佔1% ，而美、日則高達36%和30% 。[⑨]不僅如此，與中國改革以來大量外資流入相反，由於投資環境差，俄羅斯不僅外資很少進入，反而出現國內資金大量外逃現象。從激進改革開始到1999年，其流出額為1000-1500億美元，甚至更多。[⑩]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顯著成就。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著持續的快速增長，1978年至1998年的GDP年均增長率高達9.7%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雖然對中國經濟造成了嚴重影響，增長速度有所減緩，但與絕大多數國家相比，中國經濟增長依然保持了高速度，1998、1999、2000、2001、2002年增長率分別為7.8%、7.1%、8.0%、7.3%和8.0% 。[11] 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經濟結構調整取得初步成效，產業結構不斷得到優化。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表明，目前我國產業結構擺脫了改革開放以前那種「農業基礎薄弱，工業畸形發展，服務業水平低下」的局面。三次產業增加值在宏觀經濟總量中的比例關系，由1978年的28.1:48.2:23.7變為1989年的25:43:32，再變為2001年的15:51:34。同時，三次產業在全社會從業人員總量中所佔的比重發生了巨大變化，自1994年起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開始超過第二產業。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比重由1978年占絕對優勢的70.5% 下降到1989年的60% ，再下降到2001年的一半左右；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由1978年的12.2% 上升到1989年的18.3% ，再上升為2001年的27.7% ；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也有所上升。[12] 隨著經濟結構的逐步調整，特別是近年來我國高新技術和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使技術進步在我國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率不斷上升。

2．通貨膨脹與人民生活條件改善

短缺經濟的消除可以在長期內漸進進行，也可以在短期內通過對供求比例的突然改變實現。但後一種發展方式要想永久消除短缺，政治和經濟制度的變革就必須預先達到一個最低水平。[13] 俄羅斯就是在尚不具備以上最低要求的情況下推行了激進的休克療法式改革，例如私有部門幾乎不存在，國有經濟仍受到過多保護，市場准入自由和競爭機制還沒有形成。這樣，短缺與通貨膨脹並存就不難理解了。

轉軌以來，俄羅斯惡性通貨膨脹的迅速發展是「休克療法」式的激進改革所導致的經濟嚴重危機最突出的表現。1992年1月放開物價後，俄羅斯的通貨膨脹急劇惡化，最高時達到4位數（見表2），近年來俄通貨膨脹率維持在兩位數。為抑制通貨膨脹，俄羅斯長期推

表-2 1991-1998年通貨膨脹率變動情況（與上年相比，%）

年 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通脹率

160

2509

839.9

215.1

131.4

21.8

11.0

84

資料來源：根據俄羅斯聯邦國家統計局資料整理。

行過度緊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造成市場上貨幣短缺，生產性投資嚴重萎縮，生產急劇下降。隨著經濟的持續下滑，居民收入大幅度下降，生活狀況迅速惡化。嚴重通貨膨脹導致普通居民銀行儲蓄損失達50%，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不斷下降，恩格爾系數從1990年的0.292提高到1996年的0.434。俄官方承認從1991到1996年，居民實際生活水平下降30%-40% 。[14] 據俄聯邦國家統計局《俄羅斯統計年鑒（1999）》資料，各類食品銷售指數以1990年為基期100，到1998年蛋類、水果、奶製品、魚類、肉類的銷售指數分別為40、58、77、80、86，而維持最低生存條件的麵包和土豆的銷售指數卻提高到114和110。目前，俄羅斯全國仍有近3000萬居民的收入水平低於最低收入標准。

1977年以來，我國先後有過幾次通貨膨脹高峰。1980年的通貨膨脹率為6%，1985年的通貨膨脹率為8.8%，1988—1989年的通貨膨脹率分別為18.5%、17.8%，1993-1995年的通貨膨脹率達到了13.2%、21.7%和14.8% 。經過對過熱的經濟進行調整，1996、1997年的通貨膨脹率回落到6.1%和5.0% ，經濟順利實現「軟著陸」。隨著經濟增長，人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得到明顯提高。以改革開始的1978年為基期指數100的話，1980、1985、1990、1995、2000年我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及恩格爾系數分別為127.0和0.569、160.4和0.533、198.1和0.542、290.3和0.499、383.7和0.392 ，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元）及恩格爾系數分別為139.0和0.618、268.9和0.578、311.2和0.588、383.7和0.586、483.5和0.491 。[15] 從上可以看出，從1978年到2000年，我國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提高了近4倍，而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提高了近3倍。2000年，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首次降到了0.5以下，比1978年低了18.6個百分點，而城鎮居民家庭也首次降到了0.4以下，比1978年降低了18.3%，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有了較大提高。

3． 經濟轉軌的社會成本比較

改革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社會轉折和變革，不能不付出代價，但俄羅斯的改革所付出的代價是驚人的。經濟急劇下降，導致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失業率上升，社會問題嚴重。據世界銀行《2000/2001年發展報告》統計，俄羅斯的基尼系數從1991年的0.26上升到1998年的0.49，超過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標准。截止1999年底，俄全國有1/3的人口，約5000萬人生活在官方公布的37美元/月的貧困線以下，失業人數達870萬。[16]俄羅斯收入最高的10%人口和收入最低的10%人口的收入比，從1990年的8:1增加到1996年的13:1。經濟滑坡導致社會保障水平低，人民生活壓力增大，自殺和死亡率上升。俄羅斯的自殺率從1992年的10萬分之31，增長到1996年的10萬分之39.4。[17] 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標准，如果每10萬人中有20個以上的自殺者，那麼這一比率就相當高了。轉軌以來，俄羅斯人口平均壽命降低，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90年代俄羅斯人口死亡率居歐洲之最，死亡率超過出生率2倍，人口一直處於負增長狀態。俄羅斯的人均壽命也由蘇聯時期的70歲，降到2000年的65歲，其中男性只有不到60歲。[18] 在90年代前5年俄羅斯死亡人數的統計表明，年齡在20-49歲的男性佔了絕大多數，男性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已不到47%，而且還有進一步縮小的趨勢。男性人口高死亡率與失業、收入減少、生活壓力大、酗酒等有關。

另外，激進改革迅速打破原有經濟體制和秩序，而新的體制和機制又不可能迅速建立起來，經濟活動的無序和失衡使貪污腐敗現象嚴重，「尋租」活動猖獗。再加之政治斗爭激烈，社會動盪不安，人民群眾普遍不滿和怨憤，不可避免地導致人們精神道德的失落，從而導致濫用毒品、暴力、犯罪等各種消極社會現象的出現。

中國由於採取漸進的方式，穩步推進改革，避免了經濟大起大落。盡管隨著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國的貧富懸殊、失業、腐敗等社會問題也愈加突出，但由於經濟的較快增長使絕大多數人在改革開放中看到國力的強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國家通過逐步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等措施使社會問題正逐步得到解決，總體上社會能夠基本保持穩定。

四、未來發展所面臨的挑戰

綜觀俄羅斯的經濟轉軌，在國內外政治、社會和文化等多因素的作用下，快速私有化和經濟自由化導致經濟大幅滑坡，通貨膨脹惡性發展，居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失業率和犯罪率居高不下。俄羅斯是具有悠久歷史和光榮傳統的偉大民族，俄羅斯有較高的教育水平和科技潛力，以及極為豐富自然資源優勢和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逐步完善，其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只是時間的問題。新世紀初以來，俄羅斯經濟的持續復甦使人們看到了俄經濟發展的一縷曙光。[19]同時，中國在總體成功的改革中也隱含著很多困難和危機。雖然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明顯的快速增長，但是中國經濟的總體發展水平還很低。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還沒有改變，地區差距擴大的趨勢還沒有扭轉，貧困人口還為數不少，貧富差距還在繼續擴大。中國社會目前的貧困人口，據測算總數大約有1.5至2.1億人。[20] 中國社會大量貧困人口的存在，無疑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最大瓶頸，同時也對中國社會的安全運行形成了巨大的威脅。有中國學者測算目前我國的城市和農村兩個基尼系數加權平均後在0.32—0.35之間。[21] 但世界銀行報告中指出，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了0.4的「警戒線」標准，說明我國貧富差距現象已經非常嚴重。雖然中國經濟的二元結構可以使這一標准相對放寬，但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嚴重社會現實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失業現象日趨嚴重，人口總量還在繼續增加，而且老齡人口比重日趨上升，就業和社會保障壓力增大，這一切都使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面臨巨大壓力。官方公布的登記失業率為7%—8%，但隱性失業率要遠遠高於這一數字。此外，由於過分強調經濟利益，中國的生態環境、自然資源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日益明顯。而且進一步經濟改革中，深化產權改革、結構調整、「三農」問題將日益突出。這些都是我國進一步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急需解決的棘手問題。

9. 請問二戰前的波蘭經濟如何人民有豐衣足食嗎有魚有肉

盡管民主在雅典的核心是直接參與大多數市民，但還不夠在這里暴露無遺。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它直接參與在密閉的成年男性公民，所有的婦女，兒童和人們的外邦國家都不允許參加。大多數奴隸是不被視為簡單的，自然也就沒有民主了。

10. 俄羅斯經濟「休克療法」是什麼

概括地說，休克療法是針對嚴重失衡的社會總供求狀況，從控制社會總需求出發，採取嚴厲的行政和經濟手段，在短時間內強制性地大幅度壓縮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使 社會總供求達到人為的平衡，以此遏制惡性通貨膨脹，恢復經濟秩序。這種政策調控帶有明顯的應急性質。因為社會總供求的平衡，不僅需要控制過旺的社會總需 求，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刺激低迷的社會總供給的有效增長。宏觀經濟運行的實踐證明，前者在短時間內容易實現，後者卻需較長時間花大氣力方能見效。由於休克療 法的調控重點放在社會總需求上，加之實施措施的力度較大，所以極易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這就是休克療法在玻利維亞產生奇效的奧秘之所在，也是休克療法原始涵義之精髓 休克療法相關書籍
「休克療法」與漸進方式的區別不在於轉軌的內容和目標，而在於改革的順序和力度。具體而言，在宏觀政策方面，「休克療法」緊縮財政更為嚴厲；在經濟自由化上，「休克療法」主張採取一步到位的方式實現價格、外貿的自由化和貨幣的自由兌換；在私有化方面，強調迅速實現，為此不惜採取無償分配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