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什麼叫外匯占款
談外匯占款這是一個專業性較強的問題，特別是在對外貿易在國民經濟中占很大比重的中國，涉及到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近幾年來，外匯占款一直是很多專家學者鼓吹經濟過熱、倡導貨幣緊縮政策的重要理論依據。錯誤的理論導致了錯誤的貨幣政策，從而造成整個經濟的外在化。近幾年的經濟發展表明，政府在經濟中的支配作用越來越大，而這與中國市場經濟的進程是相背離的。當然，對現實問題的理解每個人都會有所差異，但如此普遍的一邊倒的想當然的不容置疑的所謂的外匯占款對基礎貨幣投放的誇大，卻是整個經濟學界的恥辱。如果我們不是從現實出發，而是從理論出發、從權力需要出發，對現實的判斷就會根本不同。為了避免今年再有人出來喊叫經濟過熱，寫這樣的一個短文還是有必要的；舉手之勞對市場經濟的發展卻可能是至關重要。 由於長期對外匯短缺的重視，長期以來我國實行較為嚴格的外匯管理制度，強制結匯措施使得中央銀行投放大量人民幣、購買並屯積大量外匯。中國目前外匯儲備突破五千億美元，多年來一直是世界第二大（排在前列的是日本、中國、台灣、香港）。單從這個外匯儲備來說，五千億美元，換成人民幣就是四萬億，投放到了基礎貨幣當中，再加上貨幣乘數作用（當然中國的貨幣乘數的大小是個判斷差異更大的問題，最悲觀的估計是小數，貨幣只是在商業銀行和央行之間炒作票據而已），這就形成了所謂的外匯占款造成貨幣投放量過大，從而有可能造成經濟過熱、導致通貨膨脹，有必要實行緊縮型的貨幣政策。邏輯上是直接的，五千億，四萬億，經濟過熱、通貨膨脹，貨幣投放過大，貨幣緊縮。沒問題。教科書上就是這么寫的，專家學者也是這么說的。 問題出在哪呢？在國民經濟當中，我們每多生產出一元的財富，就應該增發一元的貨幣購買力，否則過多的商品追逐過少的貨幣就會導致貨幣升值，通貨緊縮。我國持續的通貨收縮證實了這一點。那麼我國沒有發生通貨膨脹（在如此大規模的外匯占款的情況下），反而造成通貨緊縮的原因是什麼呢？這就要考慮到外貿進出口的特殊性質。假定（老師說經濟學都要有假定），我國這一年進出口持平，沒有贏余（先不考慮資本項目）。進口了一千億美元，出口是一千億美元，收到的外匯全支付了，沒有外匯盈餘，沒有外匯占款。可從商品的角度看，從國內經濟的角度看，出口收入的一千億美元被強制結匯收到八千億人民幣，但這八千億人民幣的收入能否足夠支付那一千億美元的進口商品呢？ 問題也就是出在了這里。一千億美元的出口收入和一千億美元的進口商品能否相互抵銷。換一個更簡單的說法，一千億美元的進口商品在國內是不是只賣八千億人民幣？哈哈哈哈。你現在該明白了，前面說了，每多增加一元的商品，就該多增發一元的人民幣購買力，而進口商品在國內市場的價格並不僅僅是海關統計的進口額（進口按CIF,出口按FOB），國內還要加收關稅（是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增殖稅、環節稅、消費稅、檢驗檢疫費用、港口碼頭倉儲運輸費用、批發零售商的費用和利潤，最後的人民幣占款就不是八千億人民幣，而會是兩萬億人民幣。 如此一來，中國所面臨的就不是外匯占款問題，而是進口商品的占款問題；中國經濟面臨的也不是通貨膨脹問題，而是通貨緊縮問題。九四之後，外匯並軌和中國經濟的放開使得中國出口大增，隨之而來的是對進口的放寬，而九六之後中國就陷入了通貨緊縮的怪圈。在成功軟著陸的錯誤理論下，中國繼續著貨幣緊縮的貨幣政策，從而進一步加劇了貨幣的升值壓力。大批的外國基金敢於炒作人民幣升值，正是看準了這一點。所以說，外國人不知道中國經濟學界的愚昧嗎？他們為什麼不告訴你呢？他們寧願利用這個會賺錢。正象有的經濟學家說的，我知道但是我就是不說。經濟學是有國界的，經濟學不是科學。 所以，中國每年少量的外貿贏余在扣除了各出口的企業外匯留成之後，每年的外匯占款造成的RMB投放遠遠無法彌補進口商品所造成的RMB占款。再加上在錯誤理論的指導下，中央銀行在貨幣市場進行了大量的央行票據的買賣（稱之為公開市場業務），進一步加重了貨幣短缺，人民幣升值壓力進一步加強。客觀的說，不是外國人要人民幣升值，而是學界錯誤的觀念導致的錯誤的政策逼迫人民幣升值。從九六年開始，這種累積的力量是巨大的，進口商品的RMB占款遠遠大於表面上的五千億美元累計的所謂的外匯占款。再加上貪污腐敗導致的資金外流，去年境外賭博就從中國抽走六千億。國內貨幣供給遠不是表面數字上的匯率兌換的結果。而近兩年資本項目的大量贏余並不能真正變為真實的RMB投放到中國經濟當中，炒中國的房地產對溫州炒房團是可行的，對這些國際大基金來說是不屑一顧的。 當然只有央行真正知道自己發行了多少RMB ，但可能並不真正知道這些貨幣究竟是對應哪些具體的商品和勞務。上千億美元的HOTMONEY敢於炒作人民幣升值，敢於換成人民幣坐等紅利，當然不是為了來彌補人民幣的供給缺口，相反，它們還要佔用這些額度來製造更大的RMB供給缺口，從而迫使人民幣升值。在升值的壓力下，人民幣失去了貶值的可能性，這就等於這些游資只賺不賠（我們說過，這叫單向投機的自我實現性），人民幣利息率又遠高於美元、日元，利息加紅利，何樂而不為？所以當他們稱贊中國經濟學家的成就時，我們最好還是想一想他們是出於什麼樣的一個角度。 再加上中國大量的走私進口（如賴昌星等），大量的假出口（騙出口退稅），大量的假進口（騙取外匯），大量的出口轉進口，以及統計不規范的邊貿、地貿、非法交易（境外賭博、毒品），再有就是國內市場經濟之後大量富餘人員形成的地下經濟對貨幣的需求，這都是我們在制定貨幣政策時難以考量卻又影響巨大的因素。大量的貨幣在非法的因素下漏出，貨幣的發行量已經無法作為貨幣政策制定的著眼點；而把中國經濟規模還局限在國有加外資加民營，更是無視全體十三億人的巨大力量的存在。對中國經濟規模的定義直接影響到貨幣政策的制定和效果。如果央行不看經濟的現實，只根據數字報表做理論上的業務游戲，人民幣的升值壓力的來源也正是在這里，不能怪日本、美國政府和機構投機者。 綜上所述，所謂的外匯占款並不存在，人民幣並不存在現實的超額供給，相反，由於對人民幣需求力量的錯誤認識、人民幣在非法權力下的大量漏出、大量熱資進入造成的R M B閑置、商業銀行與央行之間的票據游戲、進口走私、境外賭博等多種因素作用下，人民幣供給存在巨大缺口，從而造成通貨緊縮、人民幣的升值壓力。美元對其它主要貨幣的貶值形成美元的超額供給，大量美元頭寸等待美元反彈，在等待過程中，由於人民幣盯住美元，又有對美元的升值壓力，因而投機人民幣就成了最佳的選擇。就是說，人民幣與美元現在是固定匯率，匯率不變，賺到人民幣的高利息；人民幣升值，賺到升值紅利；美元再反彈，又賺到美元紅利。在這樣的情況下，央行繼續實行緊縮型的貨幣政策等於是為人作嫁衣，將人民幣逼上升值之路。
⑵ 8000字以上的金融相關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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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虛擬化對信用制度僭越的動力機制與表現
[摘要] 虛擬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滲透與發展，貫穿著金融虛擬化的自我膨脹和擴張。貨幣虛擬化和信用創造為金融的虛擬化趨勢提供了正向的內在動力，而以金融衍生品為特徵的金融創新則為金融虛擬性不斷突破信用框架提供了逆反的規避動力。當前，金融虛擬化擴張正在國際信用體系架構、信用貨幣發行和信用對象規制等過程中不斷踐履著對信用制度的僭越。
[關鍵詞] 金融虛擬化 信用制度 動力機制 表現
一、引言
伴隨著貨幣虛擬化的發展，虛擬經濟已滲透到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緯度。以貨幣虛擬化為基礎的金融虛擬化以及對金融虛擬化正負功能影響的探討層出不窮，盡管人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各執一詞，但不可迴避的是，虛擬經濟作為脫離傳統「實體經濟」范疇的新範式，在整體經濟中的比例膨脹與金融虛擬化的不斷擴張息息相關。金融虛擬性作為當代金融的一個突出特徵，其演變歷程中否定之否定的發展態勢，在經濟虛擬化和全球化的催化下，似乎更多地表現為一種由弱變強、以幾何級數膨脹的趨勢和規律。
從人類經濟發展史的脈絡看，任何經濟邏輯中都留有人類的烙印，人們不僅參與經濟活動，而且干預甚至掌控經濟的內生過程，這個過程也匹配著人類經濟制度的衍生過程。諾思認為:「制度變遷決定了社會演進的方式，因此是理解歷史變遷的關鍵」。（諾思，2000，第110頁）經濟是一種復雜的制度安排，任何制度缺陷的存在都會使經濟偏離正常的軌道。貨幣虛擬化發展趨勢和信用的不斷創設為金融虛擬化擴張提供了內在動力本源，而當前國際經濟體系中金融規避行為所引發的金融創新則為金融虛擬化擴張提供了外在制度條件。下面我們將從金融虛擬性擴張與廣義信用制度關系角度探討當前金融虛擬化如何從不同層面突破信用制度框架。
二、正向動力：貨幣虛擬化與信用創造
金融活動依託貨幣運動與信用創新實現對實體財富和虛擬財富的優化配置。貨幣是金融最原始的形態和萌芽，也是金融產生的內在本原，信用則為二者的過渡創造權利與義務的外在制度保障。貨幣虛擬化與信用創造的伴生與互動共同構建了金融虛擬化的正向動力激勵。
金融虛擬性的擴張過程內始於貨幣虛擬性的內在特性外化，貨幣虛擬化的趨勢是在商品的內在矛盾外化為商品與貨幣的矛盾，並使貨幣在表現商品價值的材質上不斷與實物背離的過程中實現的。「用一種象徵性的貨幣來代替另一種象徵性的貨幣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馬克思，1976，第95頁）貨幣起源於商品之間的聯系，使直接物物交換的自然過程轉向了以貨幣為媒介進行間接交換的社會過程，這個過程本身也孕育著信用。信用從一開始就具有替代貨幣流通和支付形式的原始沖動。
貴金屬貨幣的出現是價值形式發展的必然結果。在它出現之前，商品交易是單純的物物交換，偶然性的存在使商品所有者面臨諸多交易「瓶頸」。貨幣虛擬性無論內在特質還是外在表現都受到貨幣形式原始狀態的制約。此時，人與人之間交換的延續更多依賴於一種社會契約。「盡管這些條款也許從來就不曾正式被人宣告過，然而它們在普天之下都是同樣的，在普天之下都是為人所默認或者公認的。」（盧梭，2002，第39頁）貴金屬貨幣的出現雖然緩解了商品內在矛盾，並使後者外在的表現為商品和貨幣的矛盾，卻只是為貨幣虛擬化外溢提供了可能。之所以是可能，除了實物貨幣自身價值的存在限制了價值虛擬表現外，不成熟的信用關系也從外部環境上制約著貨幣虛擬化的發生。這種可以與之結合並內化的制度框架，直到信用貨幣條件下才使貨幣虛擬化外溢成為可能。
信用貨幣（銀行券、法幣等）對貴金屬貨幣的替代從一定程度上擺脫了貨幣虛擬化受貨幣材質的限制。盡管金本位、銀本位或雙本位制度是信用貨幣得以流通的基礎，但公眾對信用貨幣的認可度和信譽性仍存疑問，這種疑問在國家權威性和銀行信用性的雙重作用下被成功地解答了。此時，公眾對信用貨幣的認可，已經超脫了實物商品或服務范疇，轉而將前者提升到了國家和銀行的信用層面。考夫曼(Gorge·Kaufman)有如下敘述：「隨著時間的推移，……，發行紙鈔(隨後被稱為通貨)的權利被轉移給政府，……或者可以這么說，通貨僅有名義價值，而且它的供給完全由政府決定。」（考夫曼，1998，第15頁）銀行信用可以創造貨幣，從而使貨幣數量實現多倍增長，存款准備金制度以及非現金結算制度的建立，為銀行的貨幣創造機制提供了前提，在此前提下的貨幣增長並不是國家貨幣發行量的增長，而是通過銀行信用擴張來實現的，這使得原本看得見、摸得著的紙幣演化為純粹的價值符號，貨幣實現了虛擬化的外溢。
經濟信用化使經濟過程逐步擺脫了經濟主體自身積累的依賴，轉而依託外部資金來源的融資。由此，資本支付手段的職能被部分貨幣所有者創新為價值增值的手段。生息資本，進而虛擬資本開始登上經濟舞台。客觀地講，虛擬資本的產生是貨幣虛擬化與信用創造雙重作用的結果，它亦成為金融虛擬化的開端。馬克思認為虛擬資本是指以有價證券形式存在的，能夠帶來預期收入的資本。它是由債券（匯票）、國家證券（它代表過去的資本）和股票（對未來收益的支取憑證）構成的。「它們所代表資本的貨幣價值也完全是虛擬的，是不以它們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現實資本的價值為轉移的；既然它們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權利，並不是代表資本，那麼，取得同一收益的權利就會表現在不斷變動的虛擬貨幣資本上。」（馬克思，2004，第451頁）對資本增值無限制的追求與自有資本有限性之間的矛盾限制了擴大再生產的順利進行，從而抑制了虛擬經濟的發展。此時，為虛擬資本發展保駕護航的信用制度應運而生，「還有一種促進集中的力量，這就是信用制度。」（齊威格，1997，第280頁）通過信用的媒介，一部分閑置的貨幣資本就可以由貨幣資本家貸給企業經營，使虛擬資本的積累大大超過了實體資本的積累，從而也就推動了金融虛擬化的蓬勃發展。
無論是貴金屬貨幣還是信用貨幣，他們均是在一國內部以貴金屬作為儲備而介入金融活動的。在國際貿易的過程中，國與國之間的往來核算也仍然以國際公認的世界貨幣——黃金作為交易的貨幣匯兌基礎，可以說，此時的貨幣虛擬化仍然提留在一國母體內部，還沒有具備佔領全球金融貿易活動的能力。戰後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在世界范圍內維持著黃金的國際貨幣地位，這成為虛擬資本跨越國界進行世界范圍資本配置的障礙。隨著20世紀60年代末世界性的通貨膨脹以及美國黃金儲備的大量流失，布雷頓森林體系受到了嚴重的沖擊。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使國際虛擬化能力終於裝備在貨幣身上，金融虛擬性也隨之超越國界限制，真正在全球范圍內來發揮其強大的虛擬化功能。
三、逆反動力：金融虛擬化對信用制度的規避動力
金融虛擬化過程隨著對信用制度成熟和完善要求的不斷提出而發展，兩者存在著緊密的辯證聯系。虛擬資本產生之前，金融虛擬化相對獨立於信用制度之外，它的運行更多的是一種基於貨幣內生虛擬性突破各種束縛發展壯大的自然發展過程；虛擬資本產生之後，金融虛擬化一方面得到了實現虛擬性外溢的強大信用保證，另一方面自身的獨立性又始終成為突破制度設定的框架在更大范圍實施虛擬性擴張的內在沖動。
制度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種約束。諾思（North）認為:「制度提供了人類相互關聯影響的框架，它們確定了構成一個社會或更確切地講，一種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系。」盡管金融虛擬化要求信用制度在其發展過程中起著制度保障作用，但這種制度保障的存在也意味著將金融創新抑制在已知制度框架內，客觀上又為金融虛擬性的擴張套上了一副無形的「鎖鏈」。畢竟金融虛擬化源於貨幣虛擬化所表現的商品經濟（或者說市場經濟）內在矛盾的作用與外化，是一個主觀意志無法控制的客觀過程，制度的衍生則是人類尋求自身價值實現得以保證的外在表現形式，它是人類主觀意志對客觀規律遵循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辯證地講，信用制度的產生和發展始終是落後於金融虛擬擴張的，這就決定了早期金融虛擬化所推動的信用生成在虛擬性膨脹後又反過來成為制約其內在發展的桎梏。由此可見，金融的內在虛擬性僅僅表徵著金融具有虛擬化的傾向與能力，而其虛擬化程度是否顯著則受到不同歷史階段制度（尤其是信用制度）環境的影響與制約，這也為金融機構規避信用約束，實現虛擬創新提供了動力來源。
美國經濟學家凱恩（E.J.kane）於1984年提出規避型金融創新理論。規避創新就是指迴避各種金融規章制度的管制以期達到理論最大化的目標模式。規制型金融創新意味著內在市場自發力量與外在市場機制相結合共同迴避金融控制和規章制度時所尋求的金融創新行為。凱恩的理論實際也為我們詮釋當前金融虛擬化的全球性擴張提供了一定的理論借鑒。金融市場的微觀行為主體——金融企業或機構與宏觀規制主體——政府和銀行之間，存在著自由與管制的博弈。金融企業或機構作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整體，其尋求的是以市場力量的自發運動來維系其價值創作、增值過程，實質上是金融虛擬化得以發展的內生動力在企業或組織制度層面的體現。而以金融穩定為宏觀目標的政府和銀行則必須兼顧雙面責任，即一面保持金融市場的活力和動力，為金融企業或機構提供信用制度支持；另一面要對這種動力實施管制，使其限制在可以調節的范圍內，即設定並實施的規章制度框架。金融企業或機構通過創新來規避管制，一旦危機金融穩定，政府又會加以管制，這種管制將導致新一輪的規避行為。管制和規避引起的創新總是不斷交替，形成一個動態的博弈過程。
從當前全球虛擬經濟發展的態勢看，金融虛擬性的規避創新主要通過金融衍生品的不斷創設與泛化表現出來。廣義的金融衍生品不僅僅涉及金融期貨和商品期貨合約，而且應當涵蓋基於實體標的產權證券化或債權證券化所形成的混成組合型衍生產品。這種寬口徑金融衍生品的市場交易是對既定製度規范圈設框架的突破，它使國家決策和信用規制的對象「進化」得虛無化，從而為金融虛擬化的膨脹與擴張提供了一種逆反動力。
四、金融虛擬化對信用制度的僭越
從理論上講，當前金融虛擬化的擴張是失去了有效信用控制的必然結果。當貴金屬非貨幣化之後，所有的貨幣形式都失去了自然控制其在市場中流通的數量機制，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作用面對貨幣的不斷虛擬化顯得力不從心。此時，各國的貨幣發行主體必須依靠國家制定的信用制度來控制各國信用貨幣的供給量，約束金融虛擬化的擴張。然而，20世紀後半葉的全球化和虛擬經濟的強勢發展使得任何一個進入世界經濟大家庭的國家和地區都失去了獨立有效控制信用供給的能力。金融虛擬性擴張使國別信用制度一方面無法再為金融虛擬性提供強有力的信用保證，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金融虛擬化在全球的擴張。因此，實現對信用制度多方位、全形度的僭越越來越成為金融虛擬化在全球擴張的必然要求。當前，金融虛擬化擴張對信用制度的突破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1.一國虛擬化貨幣主導國際信用體系
布雷頓森林體系框架所設定的是以美國為中心國家，歐洲和日本為邊緣國家的世界經濟格局。在這個框架內，經濟貨幣格局表面上是朝著多元化方向發展的，但實質卻是以美元為核心的單極貨幣體系。因為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發達國家都在試圖維持兩個固定比率，即美元與黃金的固定比率和美元與各國貨幣的固定比率。盡管1973年固定匯率制度的解體使美元與黃金之間的固定比率「脫鉤」，但各國與美元之間的匯率關系卻固定下來，並且成為當今全球國際匯兌的主體，「美元金本位」成為了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的現行國際金融秩序。例如，從美元在國際貿易中貨幣計價的比例來看，美國的國際貿易只佔全球國際貿易的13.5%，而以美元計價的國家貿易卻佔全球國際貿易的近半數，政府部門的國際資本流動基本上是以美元計價的，有的國家甚至國內也採用美元計價。在國際匯兌中也不例外，世界上大概40個國家的貨幣採用釘住美元或釘住以美元為主的一攬子貨幣。
美元在全球貨幣市場的獨霸地位使這種一國的虛擬化貨幣支配著國際金融體系。各國儲備的不再是黃金和美元，而是只有美元或美元資產（以美元計價的外債）。這就使美國政府或企業可以憑空創造出各種金融虛擬工具來實現以前「金本位」下無法平衡的國際收支逆差。從下表所表現的美國從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到2005年的國際收支平衡狀況看，2005年的7915.08億美元的經常項目逆差與1973年的71.40億美元的經常項目順差相比，32年的經常項目逆差增長了大約112倍。在這些經常項目中，除了美元外還存在著大量以美元計價的外債。另外，與1973年44.86億美元的金融項目逆差相比，2005年美國7854.49億美元的金融項目順差較之1973年增長了近176倍，從而實現了美元的巨額「出口」。盡管美國現在是世界最大的「債務人」，但他卻成功的使美元觸角伸入到世界各個角落。這表明一國在擁有國際「鑄幣權」的條件下，可以使一國虛擬化貨幣不再受到任何國別信用制度的約束，彰顯了金融虛擬化擴張對信用制度的突破和國際信用制度的嚴重缺失。
資料來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U.S.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Accounts Data
2.「美元金本位」引發各國信用貨幣的膨脹
美元對國際金融體系的支配地位決定了各國在外匯儲備中主要以美元儲備為主。從上表中可以看出，美國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的32年裡，經常項目逆差導致的結果就是美元大量無節制的外流，貿易順差國獲得美元貨款，除留在各國商業銀行境外金融機構的美元頭村外，大部分回到本國按照美元與本國貨幣的匯兌比率兌換成本國貨幣。大量美元的湧入必然促使本國貨幣管理當局增加本國貨幣的供給，從而使本國信用貨幣出現膨脹。這一點對於國際經常項目順差的國家顯得尤為明顯。以中國為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07年末中國外匯儲備余額達1.53萬億美元，比上年增長43.3％（新華網）。按照1美元兌換6.8元人民幣的比率計算，中國累計發行了近10.4萬億人民幣，即使中央銀行用短期債券對增發的人民幣進行對沖，也會導致銀行間市場的擴張。作為僅次於現金的流動性非常強的資產，短期債券使銀行市場只有通過不斷地對沖才能使這部分現金始終停留在銀行間而不擴散到民間市場上。另外，各國滯留下的大量美元則作為國家的外匯儲備通常以購買美國等貨幣開放國家的政府或大企業債券保存下來。（劉駿民，2007，2）這些債券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虛擬資產，這無形中又加大了外匯儲備國的金融風險。比如我國經濟在2008年初所遭受的美國次貸款危機的影響就是一個極其明顯的例子。由此可以看出，一國的信用制度在外來國際貨幣的沖擊下不僅顯得非常脆弱，而且在不知不覺中為國外虛擬化貨幣在本國的擴張提供了信用服務。
3.金融衍生品泛化加速信用規制對象虛無化
信用制度所規制的對象主要是各種信用行為和關系，其藉助的工具就是對信用貨幣供求機制的有效管理來保證信用的維系。然而，隨著金融虛擬化的不斷擴展，信用制度所規制的對象變得逐漸虛擬化、縹緲化。金融衍生品的泛化則使信用規制的箭頭更加無所適從。在以往貨幣金融工具和普通證券階段，由於金融交易是以實體經濟的存量作為交易基礎的，盡管具有一定虛擬性，但它仍然受到實體經濟的制約。期貨與期權、指數期貨與期權等從出現就是十足的虛擬資產或產品，不僅其質是虛擬的，而且從量上也是交易者想像的結果，具有絕對的虛擬的特點。由此帶來的結果就是，信用制度所規制的對象變得越來越可望而不可及。金融衍生品的創新就像脫韁的野馬一樣帶著眾多投機者對未來虛無縹緲的預期沖擊著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的穩定。金融衍生品的發展已有較長的歷史。1849年美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就正式推出了遠期和期貨交易。當今，金融衍生品交易正在爆炸式地增長,據美國《福布斯》雜志1995年載文稱，國際金融市場已知的金融衍生工具已有1200多種，並且還將不斷增加。2004年有組織金融衍生合約交易總額為1143.9萬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30.7%。貨幣衍生合約交易名義金額為7.2萬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62.7%。利率衍生合約交易名義金額為1043.2萬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31.3%。股票指數衍生合約交易名義金額為93.5萬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23.4%。場外衍生市場交易未清償合約名義金額在2004年6月底比2003年12月底增長11.6%，達220萬億美元（2004年世界統計年鑒）。以上數據說明，金融衍生品的發展壯大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斷創新。從某種意義上說，金融衍生工具的創新幾乎可以無限設計，只要符合人們短期牟利的投機心理，人們就可以不斷地實現金融創新的泛化。
五、結語
虛擬經濟的最本質特徵在於其虛擬性，它可以憑空創造、無中生有，基於它脫離實體經濟的特性給予國家經濟表面的繁榮或泡沫，使國家信用在調控國別信用行為和規避風險方面變得軟弱無力。金融虛擬化擴張表現出巨大的投機性，而這種投機性背後卻隱含著無法估量的危機。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金融虛擬化已經在宏觀領域支配著國家乃至全球的經濟活動，在這個過程中，我國也不可避免的被捲入其中，中國股市的暴漲暴跌、中國外匯儲備的巨幅增加都說明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中，任何國家都可能成為金融虛擬化支配或犧牲的對象，誰也不能逃脫。既然不能逃避，那就勇敢面對。所以我們應當通過增強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加速國家金融、信用體系的成熟，完善對金融產品和工具的信用規制等措施，保障我國金融環境的安全和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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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造成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的主要原因及其釋放的途徑是什麼
人民幣實行的是盯住美元匯率制。人民幣近10年都處於升值趨勢中，人民幣升值是以人民幣匯率下降形式反映出來的，即1美元兌換的人民幣金額減少。1994年人民幣平均匯率為8.6212，1995年為8.3490，1996年為8.3143，到2003年為8.2770（國家統計局，2004），人民幣匯率近10年下降了4.1％。從2001年開始連續3年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在8.2770，2004年1—5月人民幣匯率累計平均仍為8.2770.2003年以來，人民幣再一次面臨升值壓力，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美國、歐盟、日本等不斷施壓，希望迫使人民幣升值。國內外理論界也有人依據各種模型估算出人民幣「應升值的幅度」，高的估計達到50％以上，低的估計也有15％以上。
人民幣升值的原因來自中國經濟體系內部的動力以及外來的壓力。內部影響因素有國際收支、外匯儲備狀況、物價水平和通貨膨脹狀況、經濟增長狀況和利率水平。從1994年至今，中國國際收支中的經常項目均為順差，中國的外匯儲備2002年達到2864億美元，比1994年增長了5.55倍。從人民幣購買力評價（PPP ）看，中國的物價水平只相當於美國的21％（世界銀行，2002）。從通貨膨脹率差異看，美國自1998年以來的平均通貨膨脹率為2.23％，中國同期的平均通貨膨脹率（CPI ）為-0.3％，比美國低2.53％。1978—2003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 ）年均增長9.3％。這25年間，我國的經濟增長無疑是世界上最快的。從中美兩國的利率差異看，中國同業銀行拆借利率2002年底為2.7％，美國聯邦基金利率為1.25％。中國的短期利率比美國利率高1.5個百分點。在國內，人民幣存款利率也比美元存款利率高1.4個百分點。此外，2002年上半年開始，美元由強走弱，人民幣跟著美元一起貶值，和人民幣升值的趨勢相背離。在中國相對勞動生產率快速增長的情況下（1993—1999年中國製造業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至少比同期美國製造業高1.5個百分點），人民幣反而隨著美元貶值，使得貿易逆差國的貿易逆差越來越大，這些都構成了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
(一) 經濟學分析
從經濟學上講，可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依據：
第一，人民幣匯率自1994年以來已近10年沒有進行調整，而這10年中國經濟和國力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第二，90年代以來，一些權威的國際機構和貿易夥伴一直就認為人民幣存在不同程度的價值低估。
第三，按照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外匯節余過多本身就表明外幣定價過高，本幣定價過低，本幣有升值壓力。
第四，從2001年以來，世界各主要貨幣包括東南亞國家的貨幣對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一直沒有調整，即人民幣實際上也跟隨美元對其他貨幣大幅度貶值。且不說90年代人民幣是不是過度貶值或定價過低，單說近年來其他國家的貨幣對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沒有動，僅此一條，就可以判斷人民幣對美元的價值有可能低估。
(三) 國際政治分析
人民幣匯率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國際政治問題。有學者特別指出，一些西方國家頻頻呼籲人民幣升值，背後還另有原因。有的是出於嫉妒，有的是為了轉移國內對當局的指責，有的則是為了爭取國內製造業的選票。如西方國家簡單地將人民幣幣值水平與其本國製造業的衰退聯系在一起，試圖強迫人民幣升值。造成美國就業機會減少的因素不是中國，而是全球化競爭的無形之手。國外鼓噪人民幣升值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一是人民幣匯率過低。有人提出應將人民幣匯率確定在1美元兌4.2元人民幣左右的水平。二是中國外匯儲備過高，中國入世以來，並沒有出現進口激增，相反貿易順差大幅增加。三是中國廉價商品大量出口造成世界通貨緊縮。有人認為，近年來，中國廉價產品大量出口導致日本和歐美通貨緊縮，中國應使人民幣升值，在世界經濟中擔負相應責任。
美國之所以施壓人民幣升值，是認為中國實行的「盯住美元匯率」政策，使美元貶值的積極效用沒能全面發揮，只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刺激了中國產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貶值的同時，美國外貿逆差卻創出了4352億美元的歷史峰值，對華貿易逆差達到1031億美元。實際上美國外貿逆差劇增的原因不在於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國產業結構調整、對外直接投資擴大、個人消費支出的增長、以及美元貶值的J曲線效應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金融霸權作為軍事霸權和經濟霸權的延伸，美國憑借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隨意按照自己的意志強制性地推行其政策，不斷獲取霸權利潤，維護其「金融霸權國」地位。美國通過美元貶值，既能減輕其外債負擔，每次美元大幅貶值都能使美國債務減少三分之一，又能刺激其產品的出口，還能轉嫁其各種經濟危機，成為其對其他國家進行剝削的主要形式。人民幣匯率之爭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國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阻礙中國商品大規模進入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與美國對華反傾銷政策一起，構成了布希政府對華經貿政策調整的新內容。
近年來，關於「亞元」問題的討論已越來越熱，誰能成為未來亞元的主導，已變成一個日益敏感的話題。日本由於其經濟十年來的萎靡不振，日元充當亞洲貨幣主導的可能性在變小。而中國由於經濟高速增長，已經逐漸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幣的價值日趨明顯，在中國周邊國家已經開始形成一個「人民幣地帶」，導致日本對此憂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對華出現50億美元順差的背景下，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提出議案，提請七國集團通過「與1985年針對日元的『廣場協議』類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幣升值，將全球壓制人民幣升值的聲浪推至頂峰，目的就在於想通過人民幣升值，打垮人民幣對日元的挑戰，確保日元的未來主導地位。
近年來，中國對外經濟摩擦日益加劇，但更多的還僅僅局限於微觀經濟摩擦。加入WTO以後，中國處於制度大調整階段，制度性因素在中國經濟發展中越來越受到關注。美日歐等國施壓人民幣升值，使得制度性經濟摩擦在中國對外經濟摩擦中的份額開始加重。
(四)人民幣升值的客觀作用
1、 加強經濟自循環的能力
當匯率變化反映了外幣的供求程度之後，企業和家庭就能及時調整其策略，更為有效地利用外幣。而且，如果國內企業長期藉助有利匯率帶來的成本優勢，通過出口低端產品賺取利潤越容易，國內企業投資於產品研發的動機就越小。這不利於國家的競爭力的長期發展。
2、 增加貨幣政策的自由度
為了維持人民幣對美元的固定匯率，人民銀行必須從市場中買入美元、投放人民幣。這使央行難以將貨幣供應控制在目標區間之內。為抵消外匯占款的影響，人民銀行必須進行所謂的「本外幣對沖操作」，即在買入美元的同時，通過公開市場操作賣出政府債券或央行票據，從市場中回籠資金。適度擴大人民幣波動范圍能增加貨幣政策的自由度。
3、 與緩解目前「經濟過熱」的顧慮相一致
在固定匯率下，升值壓力會被轉化為通漲壓力——外匯占款導致貨幣供給量上升，帶來通漲壓力。而通過發放央行票據來回籠外匯占款的做法不具持久性，並將導致政府財務負擔的上升。擴大人民幣浮動范圍會緩解升值壓力向通漲壓力的轉換——人民幣升值會對國內價格形成向下的壓力，由於：1) 外匯占款減少導致貨幣供應量的減少；2) 貨幣升值將使進口價格降低，因此可能壓低國內價格。
人民幣升值的真正目的是什麼？中央政府做出的決定，不會是因為某一個原因，除非這個原因的壓力大到讓政府無法迴避或阻擋。我覺得原因有三：
第一：化解各國以及各種資金對人民幣升值的期望和壓力；
第二：逐漸擺脫盯住美元的模式，為人民幣成為硬通貨做准備；
第三：藉此機會，縮小港幣和人民幣的匯率差，爭取達到1：1，然後，在適當時機下，人民幣、港幣和澳元將融合，形成單一貨幣。
⑷ 請教 外匯占款是啥意思它怎樣增加貨幣供給
外匯占款
這是一個專業性較強的問題，特別是在對外貿易在國民經濟中占很大比重的中國，涉及到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近幾年來，外匯占款一直是很多專家學者鼓吹經濟過熱、倡導貨幣緊縮政策的重要理論依據。錯誤的理論導致了錯誤的貨幣政策，從而造成整個經濟的外在化。近幾年的經濟發展表明，政府在經濟中的支配作用越來越大，而這與中國市場經濟的進程是相背離的。當然，對現實問題的理解每個人都會有所差異，但如此普遍的一邊倒的想當然的不容置疑的所謂的外匯占款對基礎貨幣投放的誇大，卻是整個經濟學界的恥辱。如果我們不是從現實出發，而是從理論出發、從權力需要出發，對現實的判斷就會根本不同。為了避免今年再有人出來喊叫經濟過熱，寫這樣的一個短文還是有必要的；舉手之勞對市場經濟的發展卻可能是至關重要。
由於長期對外匯短缺的重視，長期以來我國實行較為嚴格的外匯管理制度，強制結匯措施使得中央銀行投放大量人民幣、購買並屯積大量外匯。中國目前外匯儲備突破五千億美元，多年來一直是世界第二大（排在前列的是日本、中國、台灣、香港）。單從這個外匯儲備來說，五千億美元，換成人民幣就是四萬億，投放到了基礎貨幣當中，再加上貨幣乘數作用（當然中國的貨幣乘數的大小是個判斷差異更大的問題，最悲觀的估計是小數，貨幣只是在商業銀行和央行之間炒作票據而已），這就形成了所謂的外匯占款造成貨幣投放量過大，從而有可能造成經濟過熱、導致通貨膨脹，有必要實行緊縮型的貨幣政策。邏輯上是直接的，五千億，四萬億，經濟過熱、通貨膨脹，貨幣投放過大，貨幣緊縮。沒問題。教科書上就是這么寫的，專家學者也是這么說的。
問題出在哪呢？在國民經濟當中，我們每多生產出一元的財富，就應該增發一元的貨幣購買力，否則過多的商品追逐過少的貨幣就會導致貨幣升值，通貨緊縮。我國持續的通貨收縮證實了這一點。那麼我國沒有發生通貨膨脹（在如此大規模的外匯占款的情況下），反而造成通貨緊縮的原因是什麼呢？這就要考慮到外貿進出口的特殊性質。假定（老師說經濟學都要有假定），我國這一年進出口持平，沒有贏余（先不考慮資本項目）。進口了一千億美元，出口是一千億美元，收到的外匯全支付了，沒有外匯盈餘，沒有外匯占款。可從商品的角度看，從國內經濟的角度看，出口收入的一千億美元被強制結匯收到八千億人民幣，但這八千億人民幣的收入能否足夠支付那一千億美元的進口商品呢？
問題也就是出在了這里。一千億美元的出口收入和一千億美元的進口商品能否相互抵銷。換一個更簡單的說法，一千億美元的進口商品在國內是不是只賣八千億人民幣？哈哈哈哈。你現在該明白了，前面說了，每多增加一元的商品，就該多增發一元的人民幣購買力，而進口商品在國內市場的價格並不僅僅是海關統計的進口額（進口按CIF,出口按FOB），國內還要加收關稅（是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增殖稅、環節稅、消費稅、檢驗檢疫費用、港口碼頭倉儲運輸費用、批發零售商的費用和利潤，最後的人民幣占款就不是八千億人民幣，而會是兩萬億人民幣。
如此一來，中國所面臨的就不是外匯占款問題，而是進口商品的占款問題；中國經濟面臨的也不是通貨膨脹問題，而是通貨緊縮問題。九四之後，外匯並軌和中國經濟的放開使得中國出口大增，隨之而來的是對進口的放寬，而九六之後中國就陷入了通貨緊縮的怪圈。在成功軟著陸的錯誤理論下，中國繼續著貨幣緊縮的貨幣政策，從而進一步加劇了貨幣的升值壓力。大批的外國基金敢於炒作人民幣升值，正是看準了這一點。所以說，外國人不知道中國經濟學界的愚昧嗎？他們為什麼不告訴你呢？他們寧願利用這個會賺錢。正象有的經濟學家說的，我知道但是我就是不說。經濟學是有國界的，經濟學不是科學。
所以，中國每年少量的外貿贏余在扣除了各出口的企業外匯留成之後，每年的外匯占款造成的RMB投放遠遠無法彌補進口商品所造成的RMB占款。再加上在錯誤理論的指導下，中央銀行在貨幣市場進行了大量的央行票據的買賣（稱之為公開市場業務），進一步加重了貨幣短缺，人民幣升值壓力進一步加強。客觀的說，不是外國人要人民幣升值，而是學界錯誤的觀念導致的錯誤的政策逼迫人民幣升值。從九六年開始，這種累積的力量是巨大的，進口商品的RMB占款遠遠大於表面上的五千億美元累計的所謂的外匯占款。再加上貪污腐敗導致的資金外流，去年境外賭博就從中國抽走六千億。國內貨幣供給遠不是表面數字上的匯率兌換的結果。而近兩年資本項目的大量贏余並不能真正變為真實的RMB投放到中國經濟當中，炒中國的房地產對溫州炒房團是可行的，對這些國際大基金來說是不屑一顧的。
當然只有央行真正知道自己發行了多少RMB ，但可能並不真正知道這些貨幣究竟是對應哪些具體的商品和勞務。上千億美元的HOTMONEY敢於炒作人民幣升值，敢於換成人民幣坐等紅利，當然不是為了來彌補人民幣的供給缺口，相反，它們還要佔用這些額度來製造更大的RMB供給缺口，從而迫使人民幣升值。在升值的壓力下，人民幣失去了貶值的可能性，這就等於這些游資只賺不賠（我們說過，這叫單向投機的自我實現性），人民幣利息率又遠高於美元、日元，利息加紅利，何樂而不為？所以當他們稱贊中國經濟學家的成就時，我們最好還是想一想他們是出於什麼樣的一個角度。
再加上中國大量的走私進口（如賴昌星等），大量的假出口（騙出口退稅），大量的假進口（騙取外匯），大量的出口轉進口，以及統計不規范的邊貿、地貿、非法交易（境外賭博、毒品），再有就是國內市場經濟之後大量富餘人員形成的地下經濟對貨幣的需求，這都是我們在制定貨幣政策時難以考量卻又影響巨大的因素。大量的貨幣在非法的因素下漏出，貨幣的發行量已經無法作為貨幣政策制定的著眼點；而把中國經濟規模還局限在國有加外資加民營，更是無視全體十三億人的巨大力量的存在。對中國經濟規模的定義直接影響到貨幣政策的制定和效果。如果央行不看經濟的現實，只根據數字報表做理論上的業務游戲，人民幣的升值壓力的來源也正是在這里，不能怪日本、美國政府和機構投機者。
綜上所述，所謂的外匯占款並不存在，人民幣並不存在現實的超額供給，相反，由於對人民幣需求力量的錯誤認識、人民幣在非法權力下的大量漏出、大量熱資進入造成的R M B閑置、商業銀行與央行之間的票據游戲、進口走私、境外賭博等多種因素作用下，人民幣供給存在巨大缺口，從而造成通貨緊縮、人民幣的升值壓力。美元對其它主要貨幣的貶值形成美元的超額供給，大量美元頭寸等待美元反彈，在等待過程中，由於人民幣盯住美元，又有對美元的升值壓力，因而投機人民幣就成了最佳的選擇。就是說，人民幣與美元現在是固定匯率，匯率不變，賺到人民幣的高利息；人民幣升值，賺到升值紅利；美元再反彈，又賺到美元紅利。在這樣的情況下，央行繼續實行緊縮型的貨幣政策等於是為人作嫁衣，將人民幣逼上升值之路。
http://www.xici.net/b114375/d25725887.htm
⑸ 什麼叫外匯占款
談外匯占款
這是一個專業性較強的問題，特別是在對外貿易在國民經濟中占很大比重的中國，涉及到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近幾年來，外匯占款一直是很多專家學者鼓吹經濟過熱、倡導貨幣緊縮政策的重要理論依據。錯誤的理論導致了錯誤的貨幣政策，從而造成整個經濟的外在化。近幾年的經濟發展表明，政府在經濟中的支配作用越來越大，而這與中國市場經濟的進程是相背離的。當然，對現實問題的理解每個人都會有所差異，但如此普遍的一邊倒的想當然的不容置疑的所謂的外匯占款對基礎貨幣投放的誇大，卻是整個經濟學界的恥辱。如果我們不是從現實出發，而是從理論出發、從權力需要出發，對現實的判斷就會根本不同。為了避免今年再有人出來喊叫經濟過熱，寫這樣的一個短文還是有必要的；舉手之勞對市場經濟的發展卻可能是至關重要。
由於長期對外匯短缺的重視，長期以來我國實行較為嚴格的外匯管理制度，強制結匯措施使得中央銀行投放大量人民幣、購買並屯積大量外匯。中國目前外匯儲備突破五千億美元，多年來一直是世界第二大（排在前列的是日本、中國、台灣、香港）。單從這個外匯儲備來說，五千億美元，換成人民幣就是四萬億，投放到了基礎貨幣當中，再加上貨幣乘數作用（當然中國的貨幣乘數的大小是個判斷差異更大的問題，最悲觀的估計是小數，貨幣只是在商業銀行和央行之間炒作票據而已），這就形成了所謂的外匯占款造成貨幣投放量過大，從而有可能造成經濟過熱、導致通貨膨脹，有必要實行緊縮型的貨幣政策。邏輯上是直接的，五千億，四萬億，經濟過熱、通貨膨脹，貨幣投放過大，貨幣緊縮。沒問題。教科書上就是這么寫的，專家學者也是這么說的。
問題出在哪呢？在國民經濟當中，我們每多生產出一元的財富，就應該增發一元的貨幣購買力，否則過多的商品追逐過少的貨幣就會導致貨幣升值，通貨緊縮。我國持續的通貨收縮證實了這一點。那麼我國沒有發生通貨膨脹（在如此大規模的外匯占款的情況下），反而造成通貨緊縮的原因是什麼呢？這就要考慮到外貿進出口的特殊性質。假定（老師說經濟學都要有假定），我國這一年進出口持平，沒有贏余（先不考慮資本項目）。進口了一千億美元，出口是一千億美元，收到的外匯全支付了，沒有外匯盈餘，沒有外匯占款。可從商品的角度看，從國內經濟的角度看，出口收入的一千億美元被強制結匯收到八千億人民幣，但這八千億人民幣的收入能否足夠支付那一千億美元的進口商品呢？
問題也就是出在了這里。一千億美元的出口收入和一千億美元的進口商品能否相互抵銷。換一個更簡單的說法，一千億美元的進口商品在國內是不是只賣八千億人民幣？哈哈哈哈。你現在該明白了，前面說了，每多增加一元的商品，就該多增發一元的人民幣購買力，而進口商品在國內市場的價格並不僅僅是海關統計的進口額（進口按CIF,出口按FOB），國內還要加收關稅（是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增殖稅、環節稅、消費稅、檢驗檢疫費用、港口碼頭倉儲運輸費用、批發零售商的費用和利潤，最後的人民幣占款就不是八千億人民幣，而會是兩萬億人民幣。
如此一來，中國所面臨的就不是外匯占款問題，而是進口商品的占款問題；中國經濟面臨的也不是通貨膨脹問題，而是通貨緊縮問題。九四之後，外匯並軌和中國經濟的放開使得中國出口大增，隨之而來的是對進口的放寬，而九六之後中國就陷入了通貨緊縮的怪圈。在成功軟著陸的錯誤理論下，中國繼續著貨幣緊縮的貨幣政策，從而進一步加劇了貨幣的升值壓力。大批的外國基金敢於炒作人民幣升值，正是看準了這一點。所以說，外國人不知道中國經濟學界的愚昧嗎？他們為什麼不告訴你呢？他們寧願利用這個會賺錢。正象有的經濟學家說的，我知道但是我就是不說。經濟學是有國界的，經濟學不是科學。
所以，中國每年少量的外貿贏余在扣除了各出口的企業外匯留成之後，每年的外匯占款造成的RMB投放遠遠無法彌補進口商品所造成的RMB占款。再加上在錯誤理論的指導下，中央銀行在貨幣市場進行了大量的央行票據的買賣（稱之為公開市場業務），進一步加重了貨幣短缺，人民幣升值壓力進一步加強。客觀的說，不是外國人要人民幣升值，而是學界錯誤的觀念導致的錯誤的政策逼迫人民幣升值。從九六年開始，這種累積的力量是巨大的，進口商品的RMB占款遠遠大於表面上的五千億美元累計的所謂的外匯占款。再加上貪污腐敗導致的資金外流，去年境外賭博就從中國抽走六千億。國內貨幣供給遠不是表面數字上的匯率兌換的結果。而近兩年資本項目的大量贏余並不能真正變為真實的RMB投放到中國經濟當中，炒中國的房地產對溫州炒房團是可行的，對這些國際大基金來說是不屑一顧的。
當然只有央行真正知道自己發行了多少RMB ，但可能並不真正知道這些貨幣究竟是對應哪些具體的商品和勞務。上千億美元的HOTMONEY敢於炒作人民幣升值，敢於換成人民幣坐等紅利，當然不是為了來彌補人民幣的供給缺口，相反，它們還要佔用這些額度來製造更大的RMB供給缺口，從而迫使人民幣升值。在升值的壓力下，人民幣失去了貶值的可能性，這就等於這些游資只賺不賠（我們說過，這叫單向投機的自我實現性），人民幣利息率又遠高於美元、日元，利息加紅利，何樂而不為？所以當他們稱贊中國經濟學家的成就時，我們最好還是想一想他們是出於什麼樣的一個角度。
再加上中國大量的走私進口（如賴昌星等），大量的假出口（騙出口退稅），大量的假進口（騙取外匯），大量的出口轉進口，以及統計不規范的邊貿、地貿、非法交易（境外賭博、毒品），再有就是國內市場經濟之後大量富餘人員形成的地下經濟對貨幣的需求，這都是我們在制定貨幣政策時難以考量卻又影響巨大的因素。大量的貨幣在非法的因素下漏出，貨幣的發行量已經無法作為貨幣政策制定的著眼點；而把中國經濟規模還局限在國有加外資加民營，更是無視全體十三億人的巨大力量的存在。對中國經濟規模的定義直接影響到貨幣政策的制定和效果。如果央行不看經濟的現實，只根據數字報表做理論上的業務游戲，人民幣的升值壓力的來源也正是在這里，不能怪日本、美國政府和機構投機者。
綜上所述，所謂的外匯占款並不存在，人民幣並不存在現實的超額供給，相反，由於對人民幣需求力量的錯誤認識、人民幣在非法權力下的大量漏出、大量熱資進入造成的R M B閑置、商業銀行與央行之間的票據游戲、進口走私、境外賭博等多種因素作用下，人民幣供給存在巨大缺口，從而造成通貨緊縮、人民幣的升值壓力。美元對其它主要貨幣的貶值形成美元的超額供給，大量美元頭寸等待美元反彈，在等待過程中，由於人民幣盯住美元，又有對美元的升值壓力，因而投機人民幣就成了最佳的選擇。就是說，人民幣與美元現在是固定匯率，匯率不變，賺到人民幣的高利息；人民幣升值，賺到升值紅利；美元再反彈，又賺到美元紅利。在這樣的情況下，央行繼續實行緊縮型的貨幣政策等於是為人作嫁衣，將人民幣逼上升值之路。
http://www.xici.net/b114375/d25725887.htm
⑹ 人民幣升值的原因與對策(考試題)
一) 經濟學分析
從經濟學上講，可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依據：
第一，人民幣匯率自1994年以來已近10年沒有進行調整，而這10年中國經濟和國力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第二，90年代以來，一些權威的國際機構和貿易夥伴一直就認為人民幣存在不同程度的價值低估。
第三，按照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外匯節余過多本身就表明外幣定價過高，本幣定價過低，本幣有升值壓力。
第四，從2001年以來，世界各主要貨幣包括東南亞國家的貨幣對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一直沒有調整，即人民幣實際上也跟隨美元對其他貨幣大幅度貶值。且不說90年代人民幣是不是過度貶值或定價過低，單說近年來其他國家的貨幣對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沒有動，僅此一條，就可以判斷人民幣對美元的價值有可能低估。
(三) 國際政治分析
人民幣匯率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國際政治問題。有學者特別指出，一些西方國家頻頻呼籲人民幣升值，背後還另有原因。有的是出於嫉妒，有的是為了轉移國內對當局的指責，有的則是為了爭取國內製造業的選票。如西方國家簡單地將人民幣幣值水平與其本國製造業的衰退聯系在一起，試圖強迫人民幣升值。造成美國就業機會減少的因素不是中國，而是全球化競爭的無形之手。國外鼓噪人民幣升值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一是人民幣匯率過低。有人提出應將人民幣匯率確定在1美元兌4.2元人民幣左右的水平。二是中國外匯儲備過高，中國入世以來，並沒有出現進口激增，相反貿易順差大幅增加。三是中國廉價商品大量出口造成世界通貨緊縮。有人認為，近年來，中國廉價產品大量出口導致日本和歐美通貨緊縮，中國應使人民幣升值，在世界經濟中擔負相應責任。
美國之所以施壓人民幣升值，是認為中國實行的「盯住美元匯率」政策，使美元貶值的積極效用沒能全面發揮，只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刺激了中國產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貶值的同時，美國外貿逆差卻創出了4352億美元的歷史峰值，對華貿易逆差達到1031億美元。實際上美國外貿逆差劇增的原因不在於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國產業結構調整、對外直接投資擴大、個人消費支出的增長、以及美元貶值的J曲線效應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金融霸權作為軍事霸權和經濟霸權的延伸，美國憑借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隨意按照自己的意志強制性地推行其政策，不斷獲取霸權利潤，維護其「金融霸權國」地位。美國通過美元貶值，既能減輕其外債負擔，每次美元大幅貶值都能使美國債務減少三分之一，又能刺激其產品的出口，還能轉嫁其各種經濟危機，成為其對其他國家進行剝削的主要形式。人民幣匯率之爭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國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阻礙中國商品大規模進入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與美國對華反傾銷政策一起，構成了布希政府對華經貿政策調整的新內容。
近年來，關於「亞元」問題的討論已越來越熱，誰能成為未來亞元的主導，已變成一個日益敏感的話題。日本由於其經濟十年來的萎靡不振，日元充當亞洲貨幣主導的可能性在變小。而中國由於經濟高速增長，已經逐漸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幣的價值日趨明顯，在中國周邊國家已經開始形成一個「人民幣地帶」，導致日本對此憂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對華出現50億美元順差的背景下，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提出議案，提請七國集團通過「與1985年針對日元的『廣場協議』類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幣升值，將全球壓制人民幣升值的聲浪推至頂峰，目的就在於想通過人民幣升值，打垮人民幣對日元的挑戰，確保日元的未來主導地位。
近年來，中國對外經濟摩擦日益加劇，但更多的還僅僅局限於微觀經濟摩擦。加入WTO以後，中國處於制度大調整階段，制度性因素在中國經濟發展中越來越受到關注。美日歐等國施壓人民幣升值，使得制度性經濟摩擦在中國對外經濟摩擦中的份額開始加重。
(四)人民幣升值的客觀作用
1、 加強經濟自循環的能力
當匯率變化反映了外幣的供求程度之後，企業和家庭就能及時調整其策略，更為有效地利用外幣。而且，如果國內企業長期藉助有利匯率帶來的成本優勢，通過出口低端產品賺取利潤越容易，國內企業投資於產品研發的動機就越小。這不利於國家的競爭力的長期發展。
2、 增加貨幣政策的自由度
為了維持人民幣對美元的固定匯率，人民銀行必須從市場中買入美元、投放人民幣。這使央行難以將貨幣供應控制在目標區間之內。為抵消外匯占款的影響，人民銀行必須進行所謂的「本外幣對沖操作」，即在買入美元的同時，通過公開市場操作賣出政府債券或央行票據，從市場中回籠資金。適度擴大人民幣波動范圍能增加貨幣政策的自由度。
3、 與緩解目前「經濟過熱」的顧慮相一致
在固定匯率下，升值壓力會被轉化為通漲壓力——外匯占款導致貨幣供給量上升，帶來通漲壓力。而通過發放央行票據來回籠外匯占款的做法不具持久性，並將導致政府財務負擔的上升。擴大人民幣浮動范圍會緩解升值壓力向通漲壓力的轉換——人民幣升值會對國內價格形成向下的壓力，由於：1) 外匯占款減少導致貨幣供應量的減少；2) 貨幣升值將使進口價格降低，因此可能壓低國內價格。
人民幣升值的真正目的是什麼？中央政府做出的決定，不會是因為某一個原因，除非這個原因的壓力大到讓政府無法迴避或阻擋。我覺得原因有三：
第一：化解各國以及各種資金對人民幣升值的期望和壓力；
第二：逐漸擺脫盯住美元的模式，為人民幣成為硬通貨做准備；
第三：藉此機會，縮小港幣和人民幣的匯率差，爭取達到1：1，然後，在適當時機下，人民幣、港幣和澳元將融合，形成單一貨幣。
人民幣實行的是盯住美元匯率制。人民幣近10年都處於升值趨勢中，人民幣升值是以人民幣匯率下降形式反映出來的，即1美元兌換的人民幣金額減少。1994年人民幣平均匯率為8.6212，1995年為8.3490，1996年為8.3143，到2003年為8.2770（國家統計局，2004），人民幣匯率近10年下降了4.1％。從2001年開始連續3年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在8.2770，2004年1—5月人民幣匯率累計平均仍為8.2770.2003年以來，人民幣再一次面臨升值壓力，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美國、歐盟、日本等不斷施壓，希望迫使人民幣升值。國內外理論界也有人依據各種模型估算出人民幣「應升值的幅度」，高的估計達到50％以上，低的估計也有15％以上。
人民幣升值的原因來自中國經濟體系內部的動力以及外來的壓力。內部影響因素有國際收支、外匯儲備狀況、物價水平和通貨膨脹狀況、經濟增長狀況和利率水平。從1994年至今，中國國際收支中的經常項目均為順差，中國的外匯儲備2002年達到2864億美元，比1994年增長了5.55倍。從人民幣購買力評價（PPP ）看，中國的物價水平只相當於美國的21％（世界銀行，2002）。從通貨膨脹率差異看，美國自1998年以來的平均通貨膨脹率為2.23％，中國同期的平均通貨膨脹率（CPI ）為-0.3％，比美國低2.53％。1978—2003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 ）年均增長9.3％。這25年間，我國的經濟增長無疑是世界上最快的。從中美兩國的利率差異看，中國同業銀行拆借利率2002年底為2.7％，美國聯邦基金利率為1.25％。中國的短期利率比美國利率高1.5個百分點。在國內，人民幣存款利率也比美元存款利率高1.4個百分點。此外，2002年上半年開始，美元由強走弱，人民幣跟著美元一起貶值，和人民幣升值的趨勢相背離。在中國相對勞動生產率快速增長的情況下（1993—1999年中國製造業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至少比同期美國製造業高1.5個百分點），人民幣反而隨著美元貶值，使得貿易逆差國的貿易逆差越來越大，這些都構成了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
對策：
一、緩解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壓力
匯率升值的壓力來自於多個方面，而出口的快速增長、資本流入、外匯儲備迅速增加，都是重要影響因素。但是，當前中國經濟增長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很高，從對外貿易入手，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較為不易。不過，在中國的對外貿易夥伴中，對美順差最大，來自於美國的壓力也最大，因此，我們可以通過調整對外貿易地理結構來減輕對美國市場的依賴。針對資本流入所帶來的壓力，在繼續鼓勵外資流入的同時，我們的企業可以適度考慮以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進入他國市場。針對外匯儲備迅速增長所帶來的壓力，我們可以採取措施適當控制其增長速度。另外，也可以考慮推行QDII制度。通過這些措施，可以一定程度上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為漸進式調整人民幣匯率水平打下基礎。
二、在全球化背景下權衡人民幣升值問題，適時調整匯率水平與匯率制度
從國際經驗來看，既然經濟大國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面臨匯率升值的內部壓力與外部壓力是不可避免的，而人民幣升值是大勢所趨，在人民幣未來的升值過程中，避免出現類似「廣場協議」那樣的大幅度匯率調整極為重要。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要簽訂類似「廣場協議」式的國際性文件。為此，要讓匯率始終能夠反映經濟基本面。我們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對人民幣匯率適時做出適當的調整，使匯率水平既能真實反映中國的經濟狀況，又能避免未來人民幣快速升值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們要認識到，成功地調整人民幣匯率政策，對於未來的宏觀經濟穩定、貿易品部門與非貿易品部門產業間的平衡發展以及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都具有深遠而積極的意義。而這一點，有待於政府採取果斷措施，消除升值預期。
三、要綜合處理匯率升值影響物價水平所產生的問題
對於人民幣未來走勢，基於巨大的升值壓力，我們必須對其可能對物價水平的影響引起足夠的重視。我們要實事求是,具體深入地分析他國匯率波動的歷史教訓,才能真正有助於我們借鑒。匯率問題,涉及面甚多,在我國越來越多地參與各種國際交往的情況下,匯率變動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必須予以高度重視。
從整個日元的升值中，就長期來看，日元的升值導致了日本物價的整體下跌，日本CPI指數，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持續保持低水平，90年代中期以來多年出現負增長。所以說看本幣升值對物價的影響不能只看眼前，而要著眼於長期，著眼於對未來物價的影響，對長遠的整體經濟的影響。那種認為人民幣升值可能抑制當前通貨膨脹趨勢的觀點，短期來看也許可行，長期來看，還可能進一步形成通貨緊縮趨勢，不利於中國經濟的穩定發展。
我們不能單從本幣的升值來看對物價和對整體經濟的影響，不能因為眼前出現的通貨膨脹趨勢而寄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抑制短期通脹壓力。在短期內，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具有重要意義。畢竟，通過人民幣對外升值來抑制通脹的短期作用也是有限的，但匯率升值對宏觀經濟所造成的影響是整體的，且宏觀經濟政策對物價的影響也會抵消本幣升值對通脹的抑製作用。所以說，要認真研究綜合處理匯率升值通過影響物價，進而影響經濟系統的問題，為未來人民幣升值後減輕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做好准備。
四、其他減輕人民幣升值負面影響的對策
針對人民幣升值對出口貿易的不利影響，我們可以適時調整我們的貿易戰略，減少經濟增長對外需的依賴程度。作為出口企業來說，要努力增加出口產品的附加值，逐步改變原來低勞動力成本、低價格進入國際市場的做法。針對出現人民幣升值對物價水平下調的壓力，以及對總需求的負面影響，我們可以通過西部大開發的措施，擴大內需來解決。針對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儲備風險，我們要深入研究未來世界主要貨幣的變動趨勢，根據我們進口規模，適時調整中國的外匯儲備幣種結構和總量規模。針對人民幣升值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我們可以大力發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場，增加投資、融資渠道。
⑺ 分別闡述人民幣升值和美元貶值的原因以及影響
經濟學上講，可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依據：
第一，人民幣匯率自1994年以來已近10年沒有進行調整，而這10年中國經濟和國力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第二，90年代以來，一些權威的國際機構和貿易夥伴一直就認為人民幣存在不同程度的價值低估。
第三，按照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外匯節余過多本身就表明外幣定價過高，本幣定價過低，本幣有升值壓力。
第四，從2001年以來，世界各主要貨幣包括東南亞國家的貨幣對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一直沒有調整，即人民幣實際上也跟隨美元對其他貨幣大幅度貶值。且不說90年代人民幣是不是過度貶值或定價過低，單說近年來其他國家的貨幣對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沒有動，僅此一條，就可以判斷人民幣對美元的價值有可能低估。
(三) 國際政治分析
人民幣匯率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國際政治問題。有學者特別指出，一些西方國家頻頻呼籲人民幣升值，背後還另有原因。有的是出於嫉妒，有的是為了轉移國內對當局的指責，有的則是為了爭取國內製造業的選票。如西方國家簡單地將人民幣幣值水平與其本國製造業的衰退聯系在一起，試圖強迫人民幣升值。造成美國就業機會減少的因素不是中國，而是全球化競爭的無形之手。國外鼓噪人民幣升值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一是人民幣匯率過低。有人提出應將人民幣匯率確定在1美元兌4.2元人民幣左右的水平。二是中國外匯儲備過高，中國入世以來，並沒有出現進口激增，相反貿易順差大幅增加。三是中國廉價商品大量出口造成世界通貨緊縮。有人認為，近年來，中國廉價產品大量出口導致日本和歐美通貨緊縮，中國應使人民幣升值，在世界經濟中擔負相應責任。
美國之所以施壓人民幣升值，是認為中國實行的「盯住美元匯率」政策，使美元貶值的積極效用沒能全面發揮，只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刺激了中國產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貶值的同時，美國外貿逆差卻創出了4352億美元的歷史峰值，對華貿易逆差達到1031億美元。實際上美國外貿逆差劇增的原因不在於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國產業結構調整、對外直接投資擴大、個人消費支出的增長、以及美元貶值的J曲線效應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金融霸權作為軍事霸權和經濟霸權的延伸，美國憑借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隨意按照自己的意志強制性地推行其政策，不斷獲取霸權利潤，維護其「金融霸權國」地位。美國通過美元貶值，既能減輕其外債負擔，每次美元大幅貶值都能使美國債務減少三分之一，又能刺激其產品的出口，還能轉嫁其各種經濟危機，成為其對其他國家進行剝削的主要形式。人民幣匯率之爭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國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阻礙中國商品大規模進入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與美國對華反傾銷政策一起，構成了布希政府對華經貿政策調整的新內容。
近年來，關於「亞元」問題的討論已越來越熱，誰能成為未來亞元的主導，已變成一個日益敏感的話題。日本由於其經濟十年來的萎靡不振，日元充當亞洲貨幣主導的可能性在變小。而中國由於經濟高速增長，已經逐漸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幣的價值日趨明顯，在中國周邊國家已經開始形成一個「人民幣地帶」，導致日本對此憂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對華出現50億美元順差的背景下，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提出議案，提請七國集團通過「與1985年針對日元的『廣場協議』類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幣升值，將全球壓制人民幣升值的聲浪推至頂峰，目的就在於想通過人民幣升值，打垮人民幣對日元的挑戰，確保日元的未來主導地位。
近年來，中國對外經濟摩擦日益加劇，但更多的還僅僅局限於微觀經濟摩擦。加入WTO以後，中國處於制度大調整階段，制度性因素在中國經濟發展中越來越受到關注。美日歐等國施壓人民幣升值，使得制度性經濟摩擦在中國對外經濟摩擦中的份額開始加重。
(四)人民幣升值的客觀作用
1、 加強經濟自循環的能力
當匯率變化反映了外幣的供求程度之後，企業和家庭就能及時調整其策略，更為有效地利用外幣。而且，如果國內企業長期藉助有利匯率帶來的成本優勢，通過出口低端產品賺取利潤越容易，國內企業投資於產品研發的動機就越小。這不利於國家的競爭力的長期發展。
2、 增加貨幣政策的自由度
為了維持人民幣對美元的固定匯率，人民銀行必須從市場中買入美元、投放人民幣。這使央行難以將貨幣供應控制在目標區間之內。為抵消外匯占款的影響，人民銀行必須進行所謂的「本外幣對沖操作」，即在買入美元的同時，通過公開市場操作賣出政府債券或央行票據，從市場中回籠資金。適度擴大人民幣波動范圍能增加貨幣政策的自由度。
3、 與緩解目前「經濟過熱」的顧慮相一致
在固定匯率下，升值壓力會被轉化為通漲壓力——外匯占款導致貨幣供給量上升，帶來通漲壓力。而通過發放央行票據來回籠外匯占款的做法不具持久性，並將導致政府財務負擔的上升。擴大人民幣浮動范圍會緩解升值壓力向通漲壓力的轉換——人民幣升值會對國內價格形成向下的壓力，由於：1) 外匯占款減少導致貨幣供應量的減少；2) 貨幣升值將使進口價格降低，因此可能壓低國內價格。
人民幣升值的真正目的是什麼？中央政府做出的決定，不會是因為某一個原因，除非這個原因的壓力大到讓政府無法迴避或阻擋。我覺得原因有三：
第一：化解各國以及各種資金對人民幣升值的期望和壓力；
第二：逐漸擺脫盯住美元的模式，為人民幣成為硬通貨做准備；
第三：藉此機會，縮小港幣和人民幣的匯率差，爭取達到1：1，然後，在適當時機下，人民幣、港幣和澳元將融合，形成單一貨幣。
人民幣實行的是盯住美元匯率制。人民幣近10年都處於升值趨勢中，人民幣升值是以人民幣匯率下降形式反映出來的，即1美元兌換的人民幣金額減少。1994年人民幣平均匯率為8.6212，1995年為8.3490，1996年為8.3143，到2003年為8.2770（國家統計局，2004），人民幣匯率近10年下降了4.1％。從2001年開始連續3年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在8.2770，2004年1—5月人民幣匯率累計平均仍為8.2770.2003年以來，人民幣再一次面臨升值壓力，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美國、歐盟、日本等不斷施壓，希望迫使人民幣升值。國內外理論界也有人依據各種模型估算出人民幣「應升值的幅度」，高的估計達到50％以上，低的估計也有15％以上。
人民幣升值的原因來自中國經濟體系內部的動力以及外來的壓力。內部影響因素有國際收支、外匯儲備狀況、物價水平和通貨膨脹狀況、經濟增長狀況和利率水平。從1994年至今，中國國際收支中的經常項目均為順差，中國的外匯儲備2002年達到2864億美元，比1994年增長了5.55倍。從人民幣購買力評價（PPP ）看，中國的物價水平只相當於美國的21％（世界銀行，2002）。從通貨膨脹率差異看，美國自1998年以來的平均通貨膨脹率為2.23％，中國同期的平均通貨膨脹率（CPI ）為-0.3％，比美國低2.53％。1978—2003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 ）年均增長9.3％。這25年間，我國的經濟增長無疑是世界上最快的。從中美兩國的利率差異看，中國同業銀行拆借利率2002年底為2.7％，美國聯邦基金利率為1.25％。中國的短期利率比美國利率高1.5個百分點。在國內，人民幣存款利率也比美元存款利率高1.4個百分點。此外，2002年上半年開始，美元由強走弱，人民幣跟著美元一起貶值，和人民幣升值的趨勢相背離。在中國相對勞動生產率快速增長的情況下（1993—1999年中國製造業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至少比同期美國製造業高1.5個百分點），人民幣反而隨著美元貶值，使得貿易逆差國的貿易逆差越來越大，這些都構成了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
對策：
一、緩解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壓力
匯率升值的壓力來自於多個方面，而出口的快速增長、資本流入、外匯儲備迅速增加，都是重要影響因素。但是，當前中國經濟增長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很高，從對外貿易入手，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較為不易。不過，在中國的對外貿易夥伴中，對美順差最大，來自於美國的壓力也最大，因此，我們可以通過調整對外貿易地理結構來減輕對美國市場的依賴。針對資本流入所帶來的壓力，在繼續鼓勵外資流入的同時，我們的企業可以適度考慮以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進入他國市場。針對外匯儲備迅速增長所帶來的壓力，我們可以採取措施適當控制其增長速度。另外，也可以考慮推行QDII制度。通過這些措施，可以一定程度上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為漸進式調整人民幣匯率水平打下基礎。
二、在全球化背景下權衡人民幣升值問題，適時調整匯率水平與匯率制度
從國際經驗來看，既然經濟大國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面臨匯率升值的內部壓力與外部壓力是不可避免的，而人民幣升值是大勢所趨，在人民幣未來的升值過程中，避免出現類似「廣場協議」那樣的大幅度匯率調整極為重要。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要簽訂類似「廣場協議」式的國際性文件。為此，要讓匯率始終能夠反映經濟基本面。我們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對人民幣匯率適時做出適當的調整，使匯率水平既能真實反映中國的經濟狀況，又能避免未來人民幣快速升值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們要認識到，成功地調整人民幣匯率政策，對於未來的宏觀經濟穩定、貿易品部門與非貿易品部門產業間的平衡發展以及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都具有深遠而積極的意義。而這一點，有待於政府採取果斷措施，消除升值預期。
三、要綜合處理匯率升值影響物價水平所產生的問題
對於人民幣未來走勢，基於巨大的升值壓力，我們必須對其可能對物價水平的影響引起足夠的重視。我們要實事求是,具體深入地分析他國匯率波動的歷史教訓,才能真正有助於我們借鑒。匯率問題,涉及面甚多,在我國越來越多地參與各種國際交往的情況下,匯率變動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必須予以高度重視。
從整個日元的升值中，就長期來看，日元的升值導致了日本物價的整體下跌，日本CPI指數，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持續保持低水平，90年代中期以來多年出現負增長。所以說看本幣升值對物價的影響不能只看眼前，而要著眼於長期，著眼於對未來物價的影響，對長遠的整體經濟的影響。那種認為人民幣升值可能抑制當前通貨膨脹趨勢的觀點，短期來看也許可行，長期來看，還可能進一步形成通貨緊縮趨勢，不利於中國經濟的穩定發展。
我們不能單從本幣的升值來看對物價和對整體經濟的影響，不能因為眼前出現的通貨膨脹趨勢而寄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抑制短期通脹壓力。在短期內，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具有重要意義。畢竟，通過人民幣對外升值來抑制通脹的短期作用也是有限的，但匯率升值對宏觀經濟所造成的影響是整體的，且宏觀經濟政策對物價的影響也會抵消本幣升值對通脹的抑製作用。所以說，要認真研究綜合處理匯率升值通過影響物價，進而影響經濟系統的問題，為未來人民幣升值後減輕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做好准備。
四、其他減輕人民幣升值負面影響的對策
針對人民幣升值對出口貿易的不利影響，我們可以適時調整我們的貿易戰略，減少經濟增長對外需的依賴程度。作為出口企業來說，要努力增加出口產品的附加值，逐步改變原來低勞動力成本、低價格進入國際市場的做法。針對出現人民幣升值對物價水平下調的壓力，以及對總需求的負面影響，我們可以通過西部大開發的措施，擴大內需來解決。針對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儲備風險，我們要深入研究未來世界主要貨幣的變動趨勢，根據我們進口規模，適時調整中國的外匯儲備幣種結構和總量規模。針對人民幣升值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我們可以大力發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場，增加投資、融資渠道。
一、人民幣升值之利：
（一） 人民幣升值可能意味著人民幣地位的提高，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地位的提升。
1）中國老百姓手中的財富更加值錢，人民幣一升值，老百姓手裡的錢就更值錢了，中國的人均GDP全球排名也可以往前挪一挪。
2）中國外債壓力的減輕和購買力的增強等等。
例如：誰在掏錢維持號稱「全球老大」的美國政府的日常運轉？想當然的回答是美利堅合眾國的廣大納稅人。這個回答並不全對。因為當前的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巨大，光*納稅人的貢獻還不夠開銷，因而不得不大量舉債。而最大的債主是誰？是日本和中國。中國30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很大一部分買的是美國政府公債。
中國成為了全球最強大的帝國的最大債主之一。這個事實本身顯示了中國日益增強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去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僅次於美國；對全球貿易增長的貢獻，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經濟實力說話的人民幣自然而然也就獲得了更大國際事務話語權，這是好事。
3）有利於進口產業的發展：中國石化副董事邵金揚在接受采訪時稱：「如果人民幣升值，海外資產對我們來說會較便宜。」如果人民幣升值5%，中國石化2003年進口的石油，以目前的價格計算，成本將減少逾1億美元。
（二）人民幣升值的前景還是越來越清晰的。
這是因為，正如1994年以前人為高估人民幣幣值的政策被迫放棄一樣，人為低估人民幣幣值也是難以持續的，因為在匯率的問題上，政策干預，雖能一時起作用，但最終還是市場說了算。只要中國能夠保持經濟高增長，同時推動人民幣完全可自由兌換進程，那麼，人民幣升值，成為區域乃至世界貨幣將為時不遠。而目前還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在不遠的將來突然停步；中國的貨幣當局也一再表示，人民幣將走向完全可自由兌換。
實際上，人民幣的上升之旅已經開始，起點就是1994年1月1日的大幅貶值。這一年，人民幣官方匯率向市場匯率並攏，由上一年的1美元兌5.80元人民幣調整為1美元兌8.70元人民幣，貶值幅度為33%。從那時起到去年末，國家外匯管理局統計的情況是，人民幣相對於美元、歐元(1999年以前為德國馬克)和日元名義升值幅度分別為5.1%、17.9%和17%；考慮通貨膨脹因素，實際升值分別為18.5%、39.4%和62.9%。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測算的結果也反映了同樣的趨勢。
雖然如此，但在當前，試圖誘導人民幣大幅升值，不具備現實條件。
二：人民幣升值之弊：
（一）受人民幣升值的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將會放緩。表現在三個方面：
1） 人民幣升值會影響到我國外貿和出口。人民幣升值，就會提高中國產品的價格，加大資本投入的成本，帶來的是我國出口產品競爭力的下降，從而引發國內經濟的不景氣。
一國貨幣的升值，帶來的是該國出口產品競爭力的下降，從而引發國內經濟的不景氣。在這個問題上，日本是有血的教訓的。在1985年，為了遏制廉價日貨出口狂潮，美、法、德、英的財政首腦就採取過相應的手段，迫使日本簽署了「廣場協議」，從而逼迫日元升值30%。此後，從1985~1996年的10年間，日元兌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而「廣場協議」被公認是引發日本經濟衰退的罪魁禍首。現在日本無非是想把這一悲劇轉嫁到中國。
2） 還會影響到我國企業和許多產業的綜合競爭力。因為盡管「中
國製造」已經成為世界市場的主要產品，但中國產品的一個致命弱點是還沒有形成自己的品牌，目前所佔的市場份額，主要依*中國產品價格的低廉，在競爭中並不處於主導地位，如果競爭力受到打擊是很可怕的。
《中國企業家》這次調查的最大發現是：82.4%的企業認為，人民幣匯率的變化，會對企業的經營活動產生影響。對於正在中國經濟舞台上活動著的企業來說，人民幣就像空氣和水一樣。
例如：創維集團董事局主席黃宏生，這位中國彩電出口大戶的老總面對升值的前景憂心忡忡，他認為，中國出口的大多是技術含量低的產品，高科技產品很少。人民幣如果升值，中國的國際地位也許提高了，但製造業在全球的競爭力將逐步喪失。他算了一筆賬，如果人民幣升值10%，就等於出口價格提升了10%，而中國國內製造企業好一些的利潤也只有5%左右，加上一些財政貼息，中國企業盈利水平平均也不到3%。平均3%的利潤率怎麼可能調節10%的升值壓力？肯定會出現大面積虧損。
黃宏生以創維為例，勾劃出中國企業對人民幣升值的最高心理底線：「現在我們在美國市場很難有大的提升，很大原因是其他世界工廠產品跟我們的價格一樣低。比如來自墨西哥的彩電、歐洲土耳其的產品很便宜，我們提一美元都不可能。我們今年在美國市場希望能提高三千萬美金銷售，但是如果人民幣升值了，那麼這個計劃就流產了。」
又如：與製造企業相比，那些在匯率風險最前沿的外貿企業，是變化的最強烈的感知者。對於出口型企業來說，出口的量，相對進口，要大得多。因此，黃宏生才說，人民幣升值會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東方科學儀器進出口集團公司總經理助理黃方寧，向記者講了一個因為歐元升值——也就是人民幣貶值，導致虧損的例子。2003年年初，他們有一筆交易，簽約時歐元和美元的匯率還是1:0.9，等到交貨時，漲到了1:1.1了，他們又沒有採取鎖定匯率的措施，於是賠了。「即使我們有10%、20%的中間利潤，也都抵不上升值的損失。只能自己補上去了。」
再如：一些原來在中國進行生產的跨國企業，可能會將投資轉移到墨西哥或馬來西亞，20世紀80年代，台灣也曾經歷過中國現在的壓力，在台幣對美元的匯率從1:40漲到1:25後，一些傳統的低附加值產業，紛紛轉移到東莞。同樣，有專家分析，如果人民幣升值，這些傳統產業又會從東莞轉移到像中亞、越南等更不發達的地區。本來，中國還有很多地區，比如西部，可以容納這些產業，但因為貨幣的調整是針對所有企業的，可能使得中國被迫提早經歷產業空洞化的過程。
3） 還會破壞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使我國的金融距爆發危機的邊
緣越來越近。升值業可能葬送我國多年辛苦造就的良好投資環境，新增的海外投資則會減少，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動力將被大大消減，因為這種投資變得相對昂貴。另一方面，國際游資的投機活動可能增加，使我國的金融距爆發危機的邊緣越來越近。
例如：從墨西哥金融危機到亞洲金融危機，顯而易見的是這些國家的政府均是以高利率的貨幣政策，以吸納國內資金，但其效果卻適得其反，由於內部資金乏力，又吸引了大量的國際游資流入，使資金流向出現偏差而形成資金結構上的矛盾，埋下了貨幣危機的隱患；同時又產生了外資流入推高了本幣匯率的矛盾，觸發了經濟結構問題的暴露，或出現泡沫經濟或出現經濟滑坡，從而被迫實行本幣貶值政策，直接導致貨幣市場和證券市場的交易風險，並最終引發金融危機。
何為金融危機？這就好比是一戶本來很窮的人家，來了一個巨富親戚，
為他們帶來了暫時的「富裕」生活，因而外人便因其闊而借給這家人巨資，不料這戶人家的富親戚突然消失，留給這戶人家的只有高築的債台，並因此導致了借其巨債的朋友。一時間危機四起。
可見，如果人民幣升值，則會導致：由於內部資金乏力，又吸引了大量
的國際游資流入，使資金流向出現偏差而形成資金結構上的矛盾，埋下了貨幣危機的隱患
4） 還有，升值後導致投機不可避免地盛行：由於以美元表示的國
民財富迅速增加，股市和房地產達到高潮，一些「泡沫」進一步膨脹或造就新的「泡沫」，兩極分化繼續擴大，導致投機不可避免地盛行。
例如：美國許多散戶投資者紛紛在當地開立人民幣儲蓄帳戶，希冀有朝一日人民幣匯率制度變化會讓他們受益。當然，這些散戶帳戶並非是真正的人民幣帳戶，因為依照中國不可自由兌換的匯率體制，在海外開立人民幣帳戶是非法的。他們開立以人民幣計價的儲蓄帳戶，帳戶內的存款是美元，但基於人民幣的現貨匯率，這些帳戶將因人民幣兌美元現貨匯率的波動而升值或貶值。 Everbank首席執行長Frank Trotter稱，公司此舉在一些客戶中產生了很大反響。自一年多以前人民幣匯率開始顯示失衡跡象以來，這些客戶一直在要求開立人民幣計價帳戶。Everbank於7月1日推出了此類新帳戶，並在隨後的幾周內將逾650萬美元投入該類帳戶。
（5）此外，人民幣升值之不利多多：
人民幣升值會給中國的通貨緊縮帶來更大的壓力；人民幣升值物價肯定會降下來，因為進口品的價格會下降。
人民幣升值增大就業壓力，惡化當前就業形勢：外商投資企業對吸引國內勞動力是一個重要的渠道，尤其是現在的情況更是如此，所以此時人民幣升值不僅會影響吸引外資，而且也會加劇當前就業形勢的惡化。
財政赤字將由於人民幣匯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時影響貨幣政策的穩定。
人民幣升值會對中國的優勢產業產生嚴重損害。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是以勞動力成本為優勢的。中國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很容易受到反傾銷措施的限制，出口形勢並不樂觀。如此時人民幣升值則會是使目前這種狀況更加惡化所以此時人民幣升值不僅會影響吸引外資，而且也會加劇當前就業形勢的惡化。
三：世人在全球通貨緊縮壓力面前再次聚焦人民幣。
匯率的變動與各國國內的利率水平、貨幣供應量、國民收入水平以及物價水平等因素是密切相關的，一種貨幣到底是升值還是貶值應該由市場說了算，而不是由政治說了算。
然而：鹽川正十郎的提案則更像一場政治陰謀。手拿一張一百元的人民幣，如果是一個小孩問：這值多少？那麼，這個小孩一定還幼稚到沒有學會用錢。如果是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問，這值多少？那麼，這就會引發一場風波。而這場風波就是在七國集團財長會議上的一項提案——日本要求人民幣升值。
最近人民幣是否應該升值的討論成為國際上一個十分關注的話題。先有日本財相在七國財長會上提出要求，後有美國財長斯諾講話和印尼召開的亞歐會議的聲明，都呼籲人民幣升值，近日，美國「健全美元聯盟」又提出欲通過「301條款」促使人民幣升值，格林斯潘的講話，更是讓世人在全球通貨緊縮壓力面前再次聚焦人民幣。可謂是官民聯合、齊心協力向人民幣匯率問題發難。這場由日本挑起、美國擔綱主演的人民幣匯率之爭全面上演，再次使中國成為世界關注的中心。
其實，站在日本人的立場上考慮，鹽川正十郎提出這個問題並非沒有道理。首先，日本經濟一直處於低谷，憑什麼你中國卻一枝獨秀？中國的一枝獨秀我們日本也有貢獻，你看，日本從你們那裡進口了多少商品。其次，人民幣只有升值，日元才能夠貶值，這樣日本的出口產品才有競爭力。 中國經濟具有廉價勞動力、高技術水平和廉價的貨幣3大優勢，而三大因素中日本可能幹涉的，只有最後一點——人民幣匯率。日本甚至想借人民幣升值的「利空」阻止本國企業到中國來投資，但因為在市場經濟國家，政府幹預不了企業的行動，所以他們就要求人民幣升值。他們認為，這樣就可以提高中國產品的價格，加大資本投入的成本，使他們在國內達不到的目的，通過對人民幣施加壓力來達到。
迫使人民幣升值，是日本爭奪未來「亞元」主導權的戰略舉措。近年來，關於「亞元」問題的討論已越來越熱，誰能成為未來亞元的主導，已變成一個日益敏感的話題。日本由於其經濟十年來的萎靡不振，日元充當亞洲貨幣主導的可能性在變小。而中國由於經濟高速增長，已經逐漸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幣的價值日趨明顯，在中國周邊國家已經開始形成一個「人民幣地帶」，導致日本對此憂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對華出現50億美元順差的背景下，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提出議案，提請七國集團通過「與1985年針對日元的『廣場協議』類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幣升值，將全球壓制人民幣升值的聲浪推至頂峰，目的就在於想通過人民幣升值，打垮人民幣對日元的挑戰，確保日元的未來主導地位。
美歐方面的動機似乎更為明顯，就是為了通過人民幣升值消弱中國的經濟實力，進而打擊中國的國際影響。
人民幣匯率之爭本質上仍然是貿易問題之爭。美國之所以施壓人民幣升值，是認為美元貶值只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刺激了中國產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貶值的同時，美國外貿逆差卻創出了4352億美元的歷史峰值，對華貿易逆差達到1031億美元。美國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阻礙中國商品大規模進入美國。
升值的國際壓力日大。盡管從長期來看，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人民幣升值是必然趨勢，但在沒有形成中國真正的出口優勢(品牌)之前，人民幣名義匯率不宜進行大幅調整；即使面臨巨大的國際壓力，中國也應該按照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對匯率進行控制，否則，就會像日本和德國那樣，將自己大好的經濟前景毀於一旦。
參考資料：http://..com/question/83992.html
回答者：DenHurt - 見習魔法師 二級 4-12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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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未對經濟金融產生沖擊
12月14日， 人民幣匯率首破7.82 再創歷史新高。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今天在此間表示，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至本月八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累計升值百分之五點七五，市場供求在匯率形成中的作用得到初步發揮，企業逐漸適應了人民幣匯率的有管理浮動，沒有對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產生沖擊。
周小川是在今天向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二十五次會議作《關於推進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 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工作情況的報告》時作上述表示的。
二00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國按照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的原則，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