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如何看待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理由何在
最大根本就是穩住人民幣的匯率，不要受到其它地區經濟影響而造成人民幣的升值貶值。
B. 求助，國際投資學論文：從我國外匯儲備談國際投資
我們的結課論文也是這個，我估計沒人回答了，不好找資料啊！而且你還懸賞0
C. 淺析高額外匯儲備對我國的消極影響（論文）的分析部分該怎麼做啊
(一)國內原因
1、長期以來政府的政策導向。
中國的國際收支不平衡，外匯儲備不斷增長，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從根本上說是過去25年來的出口導向政策和外資優惠以及市場機制不完善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在國際收支問題上，中國政府長期確定的方針是，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略有節余；新中國成立後的一年裡，我國的外匯儲備僅為1.57億美元，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的四十多年時間里，外匯短缺在我國幾乎都成為一種常態。所以長期以來比較看重外匯儲備的功能，認為我國外儲備越多越好，不到萬不得已決不輕易動用。在外匯政策上表現為實行強制性結售匯制。同時由於我國自改革開放長期以來實行出口導向、外資導向和外匯政策「寬進嚴出」取向的結果，資金流人較為容易，而流出則需層層審批，導致經常項目大量順差和FDI流人的不斷增加。具體政策如下：
(1)1979-1987年，國家對外貿企業經營統負盈虧，以財政補貼支持外貿發展。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效率低下，為了配合引進外資政策，國家制定了一系列的出口導向型貿易戰略。 為鼓勵和支持企業出口，政府對外貿企業實施了出口卒 貼政策。
(2)1988-1993年，補貼政策與外貿承包經營責任制並舉，推動對外貿易發展。國務院從1988年起全面推行對外貿易承包經營責任制。當時尚未建立外貿的自負盈虧機制，實施承包制的同時仍然保留中央財政對外貿的補貼。
(3)1994至今，國家改革外匯管理體制，運用經濟、法律等手段推動對外貿易發展。尤其是人世後，國家對外貿的支持逐漸由直接與間接的財政補貼，轉向與國際規則接軌，逐漸以關稅、稅收、利率等手段來調節與推動對外貿易發展。
此外，放開外貿經營權，擴大對外貿易主體；對外商投資實行許多包括稅收減免，免稅進口以及其他優惠在內的優惠政策，均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
(4)實施出口退稅政策，支持外貿發展。我國從1985年4月開始實施出口退稅政策。不過從2007年7月份開始，該政策逐漸減弱。繼7月1日出口退稅新政實施後，商務部及海關總署於8月23日聯手推行《加工貿易限制類商品目錄》公告44號，共計2247個海關商品編碼被列入加工貿易限制類商品，同時要求對限制類商品加工貿易實行銀行保證金台賬「實轉」管理。
2、經濟快速發展與結構調整滯後之間的矛盾。
2007年10月19日，吳曉靈在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主辦的中國匯率政策研討會上發表演講稱，中國對外貿易的高順差是中國內部經濟不平衡的反映，是由高儲蓄、高投資、低消費的結構性問題造成的。在過去20多年裡，在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支持下，中國經濟的平均年增長速度超過了9%。與此同時，經濟結構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是，由於歷史和體制的原因，結構調整步伐經常處於落後狀態。特別是在近些年裡，國內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得以滿足，工業發展達到新的水平之後，商品、資金和勞動力市場都出現了過剩。生產結構不能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無法滿足多種類、多層次的需要，導致有效總需求不足，並進一步造成就業困難和需求增長乏力等問題。
同時我們還存在著技術創新能力差、產品附加價值少、地區差距大、城市化水平低等問題。這些都影響到內需的擴大和內部平衡的實現。經過多次利率調整而我國的居民儲蓄仍然很高。一國儲蓄多，而有效投資和消費相對較少，其結果只能是過剩儲蓄轉移到境外，必然進一步擴大國際收支順差，從而使外匯儲備持續增加。據統計，我國投資率由2001年36.5% 增長到2006年42.7% ，同期，消費率則由61.4%下降至50%。據世界銀行{2006世界發展指標》，2004年全球150個國家和地區平均消費率為62% ，投資率為21%。其中，低收入國家平均消費率為69% ，投資率為23% ；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消費率為58% ，投資率為26% ；高收入國家平均消費率為63%，投資率為20%。可見，我國投資率比全球平均高20多個百分點，消費率則低10多個百分點，而且，消費率還呈現出下降的趨勢。我國消費、投資和凈出口等三大需求對GDP的貢獻率分別從2001年的50% 、50.1%和一0.1%變為2006年的38.9%、40.7% 和20.4% ，可以看出，投資和凈出口已經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兩大主要因素。
此外，貿易品部門的生產能力和增長速度，以及對外開放程度明顯快於非貿易品部門，成為出口增長和貿易順差、外匯儲備持續擴大的基礎。非貿易品部門生產的產品和服務正是國內消費需求增長較快的領域，但相對於貿易品部門而言，我國非貿易品部門生產效率提高較慢，開放程度較低，不能滿足國內消費需求增長的需要，也就成為抑制國內消費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
3、國內匯率制度缺乏充分彈性。
從1994年1月1日起，國務院決定進一步改革我國的外匯管理體制，人民幣匯率並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阻礙了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進程，人民幣匯率遭遇了強烈的貶值壓力，為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人民幣匯率制度安排被迫偏離了「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的設計初衷，逐漸變相成為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2005年7月21日我國再次進行匯率制度改革，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但由於我國長期以來外匯管制較嚴，根據IMF的匯率制度分類，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匯率制度仍是缺乏彈性的(如表1)。
而國際收支出現雙順差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非彈性匯率制的存在，因為在浮動匯率制下，政府不幹預外匯市場，經常收支順差(逆差)必然等於金融、資本收支逆差(順差)，外匯儲備原則上不發生變化。但在非彈性匯率制下，為維護某一基本不變的匯率水平，政府必須買人超過需求的外匯供給，否則外匯匯率要下跌，本幣匯率要上升，其結果貿易順差和資本流人就轉化為外匯儲備。當前中國面臨熱錢的涌人，必須加強對熱錢的監督，穩定市場預期，實現有序調整。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認為，當前中國面臨的熱錢涌人，「最直接的原因在於國際資本對人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根本的原因則在於中國貿易結構的不平衡和匯率機制的相對不靈活。」於是，在不靈活的匯率機制下，「預期升值一本幣升值一進一步預期升值一本幣繼續升值」會形成一個惡性本幣升值周期。因此，要改變或者說有序化熱錢的流動，最關鍵的措施就是增加匯率機制的靈活性，加快匯率改革步伐，實施合理的外匯管理制度。
(二)國際原因
1、經濟全球化以及全球產業轉移和結構調整。
經濟全球化以及全球產業轉移和結構調整是中國國際收支持續順差、外匯儲備不斷增加的重要原因。20世紀90年代，工業發達國家開始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紛紛將紡織制衣、塑料玩具以及電子裝配等勞動密集型製造業轉移到我國等發展中國家。中國經濟正好已形成了基本的開放態勢，因而自然而然地融人了這場世界性的產業轉移。近年來，世界經濟不景氣、全球高科技泡沫破滅，進一步加快了全球范圍內的結構調整和產業轉移。與此同時，中國對外開放不斷擴大，加之國內人力資源豐富，基礎設施和法律環境日趨完善，中國逐漸成為國際製造產業轉移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外商投資企業躍升為中國外貿發展的主力軍，從1981年到1999年的18年中，我國出口的年均增長速度為12.9% ，但是一般貿易出口的年均增長率僅為7.7% ，均低於GDP年均增長率，而加工貿易出口的年均增長率高達29.5% ，加工貿易在出口總額中的比重從4.8% 分別上升到56.9% ，加工貿易已經成為我國第一大貿易方式。2005年中國的總出口是7620億美元，加工貿易佔了55%左右。2006年中國貿易順差總額是1775億美元，其中加工貿易順差將近1900億美元。
大量貿易順差使外匯儲備逐年增加，以至目前處於高額狀態。李揚先生說：從總體上看，中國貿易順差很大，但是，從結構上看，中國只是對兩個國家和地區(美國和歐盟)順差，而對其他國家都是逆差。中美貿易順差不是匯率問題，而是經濟結構問題。因為中國是後發國家，而且正在進行劇烈的經濟結構調整，所以很快成為全球製造中心。
2、人民幣升值預期因素。
近些年來，美元持續大幅貶值，給釘住美元或貨幣籃子中美元比重過高的很多亞洲貨幣以巨大的升值壓力，尤其是人民幣，施壓其升值會對亞洲貨幣升值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近些年來人民幣升值的幅度還在不斷擴大，從表面上看1994年到2003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名義匯率升值了5%左右，如果考慮到不同國家之間的物價走勢，人民幣對美元實際有效匯率升值了20%左右。尤其是自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正式宣布開始實行以市場為調節機制的浮動匯率制度以來，人民幣正不斷釋放著它的彈性。兩年中人民幣兌美元累計升值已超過了10%.
有鑒於此，巨額國際熱錢通過各種渠道進入國內市場，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人民幣投機狂潮。人民幣升值預期與外匯儲備的聯系表現為：一方面，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導致了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形成又助長了外匯儲備的增加。因為境外投資者對人民幣升值有很強的預期，所以很多的熱錢流入了資本市場，造成了現在的股市泡沫。同時由於境外投資者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投資都是向內流動，而境內的投資者本該對自己的資產組合進行多元化投資，可以把資本流向日本、美國、歐洲等地，但是人民幣升值導致了國內股市的回報預期的提高，加上投資境外的限制，國內股市成了主要的投資目標，這也就加劇了國內資產泡沫的形成。l8 多年來，我國結售匯順差遠大於貿易順差，轉移收入明顯增多。
3、不合理的國際金融體系。
現今的國際金融體系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逐漸形成的，其不合理性主要表現在脆弱的國際貨幣制度、狹隘的國際金融霸權和國際金融資本無序流動等三個方面。脆弱的國際貨幣制度和狹隘的金融霸權是國際金融體系無序性的主要表現，也是當代國際金融體系持續動盪的根源。
在當今國際貨幣體系下，由於沒有真正的最後貸款人，一國發生金融危機，事實上無人可以救助，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更是如此。因此，發展中國家為防範金融風險，不得不積累大量的外匯儲備。到2007年7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已超過1.4萬億美元。如果說這種格局可能會造成某種資源不合理配置問題的話，那麼其根源正是現行的國際金融體系，是目前不合理的世界經濟格局。
D. 求一篇題為：「我國外匯儲備的投資決策與風險防範」的論文
新形勢下中國外匯儲備對外投資策略思考
摘要】 目前,中國擁有世界第一的外匯儲備存量。中國政府和有關機構運用外匯儲備對外進行證券投資,旨在盤活國家外匯儲備資產,實現其保值增值。但是近一年來國際投資市場尤其是美國證券市場異常波動,風險增大,給中國運用外匯儲備對外投資造成嚴峻沖擊和挑戰。本文在闡述當前中國運用外匯儲備對外投資面臨較大風險和損失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提出一系列防範和化解儲備投資風險的對策。這將有利於中國今後對外投資活動的開展,保證國家外匯儲備的安全運營。
我國高額外匯儲備風險防範
摘要】 一定的外匯儲備是國家進行經濟調節、實現內外平衡的重要手段。外匯儲備規模持續增長,反映了我國經濟實力日益強大這一事實,並具備諸多積極影響。同時我們也應看到高額的外匯儲備帶來一系列風險,如果不採取措施積極應對其負面後果是嚴重的。本文對我國目前高額外匯儲備風險進行了較為詳盡地分析並提出了相應的防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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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如何評價我國外匯儲備規模
在經濟新常態下，需繼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促進對外投資，並保持合理的外匯儲備規模
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呈現出新的特徵。從內部看，經濟增速換擋、內需逐步釋放。中國擁有廣闊的國內市場空間、為數眾多的人口，地域差異較大，釋放內需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提供了新的投資機會。從外部看，我國正從貿易大國向對外投資大國轉變。中國企業「走出去」「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和對外投資的進程有所加快，國內居民亦有著對國外資產配置的切實需求。隨著經濟和匯率企穩，我國又將迎來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項目開放的新的歷史機遇。
當前我國外匯儲備充足，為我國對外投資創造了有利條件。對外投資也有利於更高效地配置國民財富。此外，隨著人民幣國際地位提高，我國對外匯儲備的依賴性和維持較大規模外匯儲備的必要性都會下降。我國持有的外匯儲備規模也應與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相適應。
從貿易大國向對外投資大國的轉變
我國曾經是外資凈流入的國家，而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已經超過同期吸引外資規模，逐步進入對外輸出資本的新階段，從貿易大國向對外投資大國轉變。
第一，作為全球貿易大國，中國已經是貨物貿易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佔世界貿易的份額很難再提高。2015年中國貨物出口佔全球的13.8%，較2000年提高了10個百分點左右，比外匯儲備排名第二的日本高10個百分點。中國經常賬戶差額與GDP之比為2.1%，較日本高1.3個百分點；我國國際貿易與GDP之比為22.3%，比日本高3.4個百分點。第二，隨著經濟增速換擋，投資回報率有所下降，我國對外資的吸引力難以再達到以往的水平。1990～2007年，我國FDI與GDP之比從0.97%上升到4.4%；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FDI相對於GDP的規模總體趨於下降。2015年，FDI與GDP之比回落至2.27%。
從對外貿易大國向對外投資大國的逐步轉變，是很多發達經濟體曾經走過的道路。對外投資也與一個國家所處的經濟階段密切相關。以2010年美元不變價計算，1978年，我國人均GDP僅308美元，屬於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無從談及對外投資。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經歷了高速增長，20多年來的絕大多數年份中，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的貿易項和投資項呈現「雙順差」的局面。在外匯儲備不斷增加的同時，外匯儲備管理的壓力也比較大。相關理論研究表明，隨著經濟持續發展和企業優勢積累，人均GDP在4750美元以上的國家對外凈投資一般為正值。2015年，我國人均GDP已超過6000美元，對外投資流量達1456.7億美元，超過吸引外資規模。2014年下半年至2016年末，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累計為4670億美元左右，是同期金融賬戶累計凈流量的3.5倍。
此外，中國的對外金融資產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門，以外匯儲備為主，而非政府部門的財富主要以國內資產為主，確實有增加海外資產配置的需求。從對外資產的結構來看，截至2016年末，外匯儲備占我國對外資產的近一半（47.9%）；相比之下，日本居民部門則持有80%以上的對外凈資產。因而我國居民部門有較大的海外資產配置需求。2016年，通過QDII、RQDII和港股通等對外證券投資凈增加近1000億美元，比2015年多增約30%；存貸款和貿易信貸等資產凈增加3000億美元左右，同比多增約1.5倍。G20國家私人部門持有對外資產與GDP之比平均達到124%，以此為參照，則中國居民逐步增加對外資產仍有較大空間。截至2015年末，我國私人部門持有的對外資產與GDP之比僅為25.9%。
人民幣國際化的基礎和前景依然向好
第一，我國經濟實力已躋身世界前列，綜合國力是國家信用最好的背書。截至2015年，中國經濟總量佔全球的15%，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達33.2%，當前經濟增速仍然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並且，我國的經濟改革還將釋放更多潛力，無論對內還是對外，都具備很有價值的投資機會。從內部看，中國擁有廣闊的國內市場、為數眾多的人口，地域差異較大，釋放內需為未來中國經濟提供了新的增長點；從外部看，中國企業「走出去」「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和對外投資的進程有所加快。
第二，人民幣已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之一。2017年第一季度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首次披露了人民幣外匯儲備持有情況。在IMF的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COFER）季度調查中被單獨列出的幣種往往被公認為儲備貨幣。截至2016年末，各國持有的外匯儲備中，人民幣儲備約合845.1億美元。根據IMF於2014～2015年度開展的調查，持有人民幣資產的國家數量較2011～2012年度有所上升，與持有瑞士法郎作為儲備資產的國家數量相當。
第三，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正逐步向更加市場化的方向發展。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政府工作報告》都強調要增強匯率彈性、堅持匯率市場化改革方向。打破人民幣單邊預期，實現匯率雙向波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國經濟應對外部沖擊的彈性，有利於保持人民幣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的穩定地位。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最新公布的三年度調查，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市場的交易量有所增加。截至2016年4月，人民幣日均成交量從三年前的1200億美元升至2020億美元，在全球外匯交易中的佔比提高至4%，較先前的2%提高了2個百分點。
第四，隨著資本項目開放逐步推進，近年來我國債券市場對外開放度不斷提高，人民幣跨境使用的主體正在由傳統工商企業向境外主權機構、境外個人等各類主體拓展。
我國外匯儲備充足
我國外匯儲備在經歷了改革開放之初的艱難積累期後，從20世紀90年代起開始迅速增長。2001年，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當年外匯儲備超過2000億美元。在我國成為「世界工廠」的過程中，外匯儲備大量增加。2006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外匯儲備第一大國，當年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GDP的貢獻率高達15.1%，外匯儲備達到10663.4億美元。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在外需疲弱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依然保持較高速度的增長，2009～2014年GDP增速的均值達8.8%。2009年4月中國外匯儲備首次突破2萬億美元，2011年3月超過3萬億美元，並於2014年6月達到3.99萬億美元的歷史峰值，較五年前（2009年）翻了一番。自2014年下半年起，我國外匯儲備規模開始下降。2015年，我國外匯儲備減少了5126.56億美元。2016年下半年以來，我國外匯儲備連續數月下降，2017年2月,我國外匯儲備結束了長達7個月的連續下降。2017年3月末,外匯儲備余額恢復至30090.9億美元，環比繼續增加39.6億美元。
我國的外匯儲備規模變化，無論是曾經的快速增長，還是近年來的下降，都是與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的正常現象。由於外匯儲備本質上是國家信用的背書，不斷積累外匯儲備可以滿足進口和穩定金融市場的需要，而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我國對外匯儲備的依賴性還可能進一步下降。
從外匯儲備的絕對規模和國際上通常的標准來看，我國外匯儲備都是充足的。
我國外匯儲備規模世界第一
從外匯儲備的規模看，截至2015年底，排名前五的國家分別是中國、日本、沙烏地阿拉伯、瑞士和韓國。作為外匯儲備規模最大的國家，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約佔全球的30%，分別是排名第二位的日本和第三位的沙烏地阿拉伯的2.8倍和5.4倍，是印度、巴西的近10倍。而作為目前全球經濟體量最大的國家，美國的外匯儲備規模則剛剛超過1000億美元。
我國長期穩定的經常項目順差仍然是外匯儲備增長的基礎。2016年，我國經常賬戶順差2429億美元，其中，貨物貿易順差4852億美元，服務貿易逆差2423億美元。此外，不斷增加的對外投資所帶來的投資回報在日後也將成為國際收支順差的新來源。2015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躍居全球第二，創下了1456.7億美元的歷史新高，佔全球流量份額的9.9%，同比增長18.3%，金額僅次於美國（2999.6億美元），首次位列世界第二（第三位是日本的1286.5億美元）。2016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凈增加2112億美元，較上年多增12%。
外儲余額足以滿足我國的預防性需求
進口支付能力（Import Cover）和短期外債償還能力（外匯儲備/短期外債余額）是度量外匯儲備充足性的兩個經典指標。進口支付能力指標對於資本賬戶開放度不高的國家來說較為適用。短期外債償還能力對於應對危機十分重要，適用於新興市場國家。
從進口支付能力來看，截至2016年底，我國外匯儲備可以支持22.8個月的進口，遠高於國際警戒標准（3～4個月）。從短期外債償還能力來看，截至2016年底，我國外匯儲備是短期外債（本外幣）的3.2倍，而國際警戒標准為不低於1倍。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給出了評估外匯儲備充足性的分析框架。在這一框架下，外匯儲備的充足性標准要視不同經濟體的具體情況而定，合意的外匯儲備規模與一國的經濟金融結構有關。對於新興市場國家而言，綜合考慮出口額、短期外債、其他負債和廣義貨幣，並賦予上述四項不同的權重（可根據資本賬戶開放程度和匯率安排等對權重進行一定的調整），來衡量外匯儲備的充足性，以應對出口收入下降、債務展期風險和資本外逃等風險。表1的測算結果給出了不同情形下我國所需要保有外匯儲備的合理規模，這一結果可以作為我國外匯儲備充足性的情景分析。綜合考慮我國當前的經濟狀況和金融安排，我國外匯儲備合意規模大約在1.6萬億～1.8萬億美元，換言之，我國當前外匯儲備相當於IMF標準的170.0%～177.8%。此外，未來人民幣匯率彈性將進一步提高。在浮動匯率安排下，我國所需要保持的外匯儲備規模還將進一步下降。
外匯儲備的合理規模至今依然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話題。因為除了滿足預防性的需求之外，也需要考慮持有外匯儲備成本。Jeanne 和Rancière將持有外匯儲備的益處、機會成本以及風險厭惡程度等因素進行綜合考慮，試圖確定合理的外匯儲備水平。初步的研究結果表明，對於大部分新興市場國家，最優的外匯儲備規模大約需要覆蓋短期外債的80%～100%與一國的經常賬戶赤字的總和，或需要滿足基於IMF框架的合意外匯儲備規模（ARA EM metric）的75%～150%。根據這一標准，我國所擁有的外匯儲備完全能滿足需要。
妥善管理和運用外儲，促進我國對外投資
妥善運用和管理外匯儲備、合理配置對外資產，是事關國民福利的大事。由於保持流動性的需要，持有外匯儲備的收益不可能很高。據有關部門統計，我國的對外資產收益率只有3%左右，而對外負債的收益率有6%左右。超過需要的外匯儲備還面臨較大的匯率風險。因此，維持過高的外匯儲備規模不利於國民財富的增加，應考慮將外匯儲備用於支持我國的對外投資，並重新審視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的合理性。
隨著人民幣越來越多地用於國際支付，加之我國已開始實行意願結售匯，我國的貿易順差越來越多地表現為由居民部門持有的對外資產。此外，我國的外匯儲備也將用於支持我國企業進行海外投資與並購。外匯儲備用於成立如亞投行、絲路基金等多邊金融機構和基金，也會使外匯儲備余額下降。當然，這部分資產仍然屬於中國政府的「彈葯庫」，或者稱為「影子外儲」。
盡管外匯儲備積累有所放緩，我國的對外資產卻在向更有效率的配置方式轉變。正如樊綱所言，外匯儲備下降並不意味著美元流出了中國，而是留在了商業銀行的賬戶上，這意味著，中國官方的外匯儲備減少了，但中國的商業銀行可以用這些美元去投資高收益的債券等其他金融資產。這一配置方式的轉變也有利於改善我國對外資產負債錯配嚴重的問題，使居民部門的資產負債表更加健康。過去兩年來，我國銀行業和非金融企業部門經歷了資產負債表的調整，短期外債余額大幅下降。外匯儲備規模下降的同時，我國居民部門的對外凈資產是增加的，且增加的規模大於外匯儲備下降的規模。
最後，關於外匯儲備的合意規模，參考國際上通常的標准，支持3～4個月的進口僅需要我國當前外匯儲備量的不到五分之一，即不到6000億美元；從滿足短期外債償還需求的角度,截至2016年底，我國短期外債余額8709億美元，需要的外匯儲備亦不到10000億美元；根據IMF評估外匯儲備合適水平的框架,對短期外債、其他負債、廣義貨幣和出口規模加權計算，我國合適的外匯儲備下限應不低於1.6萬億美元。因此，我國當前持有的外匯儲備遠遠多於需要。當然，考慮到我國的國情、產業結構，我國在世界經濟金融體系中的地位，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我國的外匯儲備應該高於這一國際標准，但也不是越多越好。
總之，需要重新審視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的合理性，更科學地持有對外資產,更高效地配置國民財富。
F. 有沒"我國外匯儲備的適度規模分析"論文
~~~~~~~~~我才寫完，120206843
G. 明天論文答辯，請幫我想想可能的問題《淺談金融危機下我國外匯儲備的多元化投資策略》
從歐洲的二次世界大戰說起，看看電影華爾街，希望給你啟發
H. 8000字以上的金融相關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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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虛擬化對信用制度僭越的動力機制與表現
[摘要] 虛擬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滲透與發展，貫穿著金融虛擬化的自我膨脹和擴張。貨幣虛擬化和信用創造為金融的虛擬化趨勢提供了正向的內在動力，而以金融衍生品為特徵的金融創新則為金融虛擬性不斷突破信用框架提供了逆反的規避動力。當前，金融虛擬化擴張正在國際信用體系架構、信用貨幣發行和信用對象規制等過程中不斷踐履著對信用制度的僭越。
[關鍵詞] 金融虛擬化 信用制度 動力機制 表現
一、引言
伴隨著貨幣虛擬化的發展，虛擬經濟已滲透到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緯度。以貨幣虛擬化為基礎的金融虛擬化以及對金融虛擬化正負功能影響的探討層出不窮，盡管人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各執一詞，但不可迴避的是，虛擬經濟作為脫離傳統「實體經濟」范疇的新範式，在整體經濟中的比例膨脹與金融虛擬化的不斷擴張息息相關。金融虛擬性作為當代金融的一個突出特徵，其演變歷程中否定之否定的發展態勢，在經濟虛擬化和全球化的催化下，似乎更多地表現為一種由弱變強、以幾何級數膨脹的趨勢和規律。
從人類經濟發展史的脈絡看，任何經濟邏輯中都留有人類的烙印，人們不僅參與經濟活動，而且干預甚至掌控經濟的內生過程，這個過程也匹配著人類經濟制度的衍生過程。諾思認為:「制度變遷決定了社會演進的方式，因此是理解歷史變遷的關鍵」。（諾思，2000，第110頁）經濟是一種復雜的制度安排，任何制度缺陷的存在都會使經濟偏離正常的軌道。貨幣虛擬化發展趨勢和信用的不斷創設為金融虛擬化擴張提供了內在動力本源，而當前國際經濟體系中金融規避行為所引發的金融創新則為金融虛擬化擴張提供了外在制度條件。下面我們將從金融虛擬性擴張與廣義信用制度關系角度探討當前金融虛擬化如何從不同層面突破信用制度框架。
二、正向動力：貨幣虛擬化與信用創造
金融活動依託貨幣運動與信用創新實現對實體財富和虛擬財富的優化配置。貨幣是金融最原始的形態和萌芽，也是金融產生的內在本原，信用則為二者的過渡創造權利與義務的外在制度保障。貨幣虛擬化與信用創造的伴生與互動共同構建了金融虛擬化的正向動力激勵。
金融虛擬性的擴張過程內始於貨幣虛擬性的內在特性外化，貨幣虛擬化的趨勢是在商品的內在矛盾外化為商品與貨幣的矛盾，並使貨幣在表現商品價值的材質上不斷與實物背離的過程中實現的。「用一種象徵性的貨幣來代替另一種象徵性的貨幣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馬克思，1976，第95頁）貨幣起源於商品之間的聯系，使直接物物交換的自然過程轉向了以貨幣為媒介進行間接交換的社會過程，這個過程本身也孕育著信用。信用從一開始就具有替代貨幣流通和支付形式的原始沖動。
貴金屬貨幣的出現是價值形式發展的必然結果。在它出現之前，商品交易是單純的物物交換，偶然性的存在使商品所有者面臨諸多交易「瓶頸」。貨幣虛擬性無論內在特質還是外在表現都受到貨幣形式原始狀態的制約。此時，人與人之間交換的延續更多依賴於一種社會契約。「盡管這些條款也許從來就不曾正式被人宣告過，然而它們在普天之下都是同樣的，在普天之下都是為人所默認或者公認的。」（盧梭，2002，第39頁）貴金屬貨幣的出現雖然緩解了商品內在矛盾，並使後者外在的表現為商品和貨幣的矛盾，卻只是為貨幣虛擬化外溢提供了可能。之所以是可能，除了實物貨幣自身價值的存在限制了價值虛擬表現外，不成熟的信用關系也從外部環境上制約著貨幣虛擬化的發生。這種可以與之結合並內化的制度框架，直到信用貨幣條件下才使貨幣虛擬化外溢成為可能。
信用貨幣（銀行券、法幣等）對貴金屬貨幣的替代從一定程度上擺脫了貨幣虛擬化受貨幣材質的限制。盡管金本位、銀本位或雙本位制度是信用貨幣得以流通的基礎，但公眾對信用貨幣的認可度和信譽性仍存疑問，這種疑問在國家權威性和銀行信用性的雙重作用下被成功地解答了。此時，公眾對信用貨幣的認可，已經超脫了實物商品或服務范疇，轉而將前者提升到了國家和銀行的信用層面。考夫曼(Gorge·Kaufman)有如下敘述：「隨著時間的推移，……，發行紙鈔(隨後被稱為通貨)的權利被轉移給政府，……或者可以這么說，通貨僅有名義價值，而且它的供給完全由政府決定。」（考夫曼，1998，第15頁）銀行信用可以創造貨幣，從而使貨幣數量實現多倍增長，存款准備金制度以及非現金結算制度的建立，為銀行的貨幣創造機制提供了前提，在此前提下的貨幣增長並不是國家貨幣發行量的增長，而是通過銀行信用擴張來實現的，這使得原本看得見、摸得著的紙幣演化為純粹的價值符號，貨幣實現了虛擬化的外溢。
經濟信用化使經濟過程逐步擺脫了經濟主體自身積累的依賴，轉而依託外部資金來源的融資。由此，資本支付手段的職能被部分貨幣所有者創新為價值增值的手段。生息資本，進而虛擬資本開始登上經濟舞台。客觀地講，虛擬資本的產生是貨幣虛擬化與信用創造雙重作用的結果，它亦成為金融虛擬化的開端。馬克思認為虛擬資本是指以有價證券形式存在的，能夠帶來預期收入的資本。它是由債券（匯票）、國家證券（它代表過去的資本）和股票（對未來收益的支取憑證）構成的。「它們所代表資本的貨幣價值也完全是虛擬的，是不以它們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現實資本的價值為轉移的；既然它們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權利，並不是代表資本，那麼，取得同一收益的權利就會表現在不斷變動的虛擬貨幣資本上。」（馬克思，2004，第451頁）對資本增值無限制的追求與自有資本有限性之間的矛盾限制了擴大再生產的順利進行，從而抑制了虛擬經濟的發展。此時，為虛擬資本發展保駕護航的信用制度應運而生，「還有一種促進集中的力量，這就是信用制度。」（齊威格，1997，第280頁）通過信用的媒介，一部分閑置的貨幣資本就可以由貨幣資本家貸給企業經營，使虛擬資本的積累大大超過了實體資本的積累，從而也就推動了金融虛擬化的蓬勃發展。
無論是貴金屬貨幣還是信用貨幣，他們均是在一國內部以貴金屬作為儲備而介入金融活動的。在國際貿易的過程中，國與國之間的往來核算也仍然以國際公認的世界貨幣——黃金作為交易的貨幣匯兌基礎，可以說，此時的貨幣虛擬化仍然提留在一國母體內部，還沒有具備佔領全球金融貿易活動的能力。戰後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在世界范圍內維持著黃金的國際貨幣地位，這成為虛擬資本跨越國界進行世界范圍資本配置的障礙。隨著20世紀60年代末世界性的通貨膨脹以及美國黃金儲備的大量流失，布雷頓森林體系受到了嚴重的沖擊。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使國際虛擬化能力終於裝備在貨幣身上，金融虛擬性也隨之超越國界限制，真正在全球范圍內來發揮其強大的虛擬化功能。
三、逆反動力：金融虛擬化對信用制度的規避動力
金融虛擬化過程隨著對信用制度成熟和完善要求的不斷提出而發展，兩者存在著緊密的辯證聯系。虛擬資本產生之前，金融虛擬化相對獨立於信用制度之外，它的運行更多的是一種基於貨幣內生虛擬性突破各種束縛發展壯大的自然發展過程；虛擬資本產生之後，金融虛擬化一方面得到了實現虛擬性外溢的強大信用保證，另一方面自身的獨立性又始終成為突破制度設定的框架在更大范圍實施虛擬性擴張的內在沖動。
制度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種約束。諾思（North）認為:「制度提供了人類相互關聯影響的框架，它們確定了構成一個社會或更確切地講，一種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系。」盡管金融虛擬化要求信用制度在其發展過程中起著制度保障作用，但這種制度保障的存在也意味著將金融創新抑制在已知制度框架內，客觀上又為金融虛擬性的擴張套上了一副無形的「鎖鏈」。畢竟金融虛擬化源於貨幣虛擬化所表現的商品經濟（或者說市場經濟）內在矛盾的作用與外化，是一個主觀意志無法控制的客觀過程，制度的衍生則是人類尋求自身價值實現得以保證的外在表現形式，它是人類主觀意志對客觀規律遵循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辯證地講，信用制度的產生和發展始終是落後於金融虛擬擴張的，這就決定了早期金融虛擬化所推動的信用生成在虛擬性膨脹後又反過來成為制約其內在發展的桎梏。由此可見，金融的內在虛擬性僅僅表徵著金融具有虛擬化的傾向與能力，而其虛擬化程度是否顯著則受到不同歷史階段制度（尤其是信用制度）環境的影響與制約，這也為金融機構規避信用約束，實現虛擬創新提供了動力來源。
美國經濟學家凱恩（E.J.kane）於1984年提出規避型金融創新理論。規避創新就是指迴避各種金融規章制度的管制以期達到理論最大化的目標模式。規制型金融創新意味著內在市場自發力量與外在市場機制相結合共同迴避金融控制和規章制度時所尋求的金融創新行為。凱恩的理論實際也為我們詮釋當前金融虛擬化的全球性擴張提供了一定的理論借鑒。金融市場的微觀行為主體——金融企業或機構與宏觀規制主體——政府和銀行之間，存在著自由與管制的博弈。金融企業或機構作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整體，其尋求的是以市場力量的自發運動來維系其價值創作、增值過程，實質上是金融虛擬化得以發展的內生動力在企業或組織制度層面的體現。而以金融穩定為宏觀目標的政府和銀行則必須兼顧雙面責任，即一面保持金融市場的活力和動力，為金融企業或機構提供信用制度支持；另一面要對這種動力實施管制，使其限制在可以調節的范圍內，即設定並實施的規章制度框架。金融企業或機構通過創新來規避管制，一旦危機金融穩定，政府又會加以管制，這種管制將導致新一輪的規避行為。管制和規避引起的創新總是不斷交替，形成一個動態的博弈過程。
從當前全球虛擬經濟發展的態勢看，金融虛擬性的規避創新主要通過金融衍生品的不斷創設與泛化表現出來。廣義的金融衍生品不僅僅涉及金融期貨和商品期貨合約，而且應當涵蓋基於實體標的產權證券化或債權證券化所形成的混成組合型衍生產品。這種寬口徑金融衍生品的市場交易是對既定製度規范圈設框架的突破，它使國家決策和信用規制的對象「進化」得虛無化，從而為金融虛擬化的膨脹與擴張提供了一種逆反動力。
四、金融虛擬化對信用制度的僭越
從理論上講，當前金融虛擬化的擴張是失去了有效信用控制的必然結果。當貴金屬非貨幣化之後，所有的貨幣形式都失去了自然控制其在市場中流通的數量機制，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作用面對貨幣的不斷虛擬化顯得力不從心。此時，各國的貨幣發行主體必須依靠國家制定的信用制度來控制各國信用貨幣的供給量，約束金融虛擬化的擴張。然而，20世紀後半葉的全球化和虛擬經濟的強勢發展使得任何一個進入世界經濟大家庭的國家和地區都失去了獨立有效控制信用供給的能力。金融虛擬性擴張使國別信用制度一方面無法再為金融虛擬性提供強有力的信用保證，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金融虛擬化在全球的擴張。因此，實現對信用制度多方位、全形度的僭越越來越成為金融虛擬化在全球擴張的必然要求。當前，金融虛擬化擴張對信用制度的突破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1.一國虛擬化貨幣主導國際信用體系
布雷頓森林體系框架所設定的是以美國為中心國家，歐洲和日本為邊緣國家的世界經濟格局。在這個框架內，經濟貨幣格局表面上是朝著多元化方向發展的，但實質卻是以美元為核心的單極貨幣體系。因為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發達國家都在試圖維持兩個固定比率，即美元與黃金的固定比率和美元與各國貨幣的固定比率。盡管1973年固定匯率制度的解體使美元與黃金之間的固定比率「脫鉤」，但各國與美元之間的匯率關系卻固定下來，並且成為當今全球國際匯兌的主體，「美元金本位」成為了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的現行國際金融秩序。例如，從美元在國際貿易中貨幣計價的比例來看，美國的國際貿易只佔全球國際貿易的13.5%，而以美元計價的國家貿易卻佔全球國際貿易的近半數，政府部門的國際資本流動基本上是以美元計價的，有的國家甚至國內也採用美元計價。在國際匯兌中也不例外，世界上大概40個國家的貨幣採用釘住美元或釘住以美元為主的一攬子貨幣。
美元在全球貨幣市場的獨霸地位使這種一國的虛擬化貨幣支配著國際金融體系。各國儲備的不再是黃金和美元，而是只有美元或美元資產（以美元計價的外債）。這就使美國政府或企業可以憑空創造出各種金融虛擬工具來實現以前「金本位」下無法平衡的國際收支逆差。從下表所表現的美國從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到2005年的國際收支平衡狀況看，2005年的7915.08億美元的經常項目逆差與1973年的71.40億美元的經常項目順差相比，32年的經常項目逆差增長了大約112倍。在這些經常項目中，除了美元外還存在著大量以美元計價的外債。另外，與1973年44.86億美元的金融項目逆差相比，2005年美國7854.49億美元的金融項目順差較之1973年增長了近176倍，從而實現了美元的巨額「出口」。盡管美國現在是世界最大的「債務人」，但他卻成功的使美元觸角伸入到世界各個角落。這表明一國在擁有國際「鑄幣權」的條件下，可以使一國虛擬化貨幣不再受到任何國別信用制度的約束，彰顯了金融虛擬化擴張對信用制度的突破和國際信用制度的嚴重缺失。
資料來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U.S.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Accounts Data
2.「美元金本位」引發各國信用貨幣的膨脹
美元對國際金融體系的支配地位決定了各國在外匯儲備中主要以美元儲備為主。從上表中可以看出，美國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的32年裡，經常項目逆差導致的結果就是美元大量無節制的外流，貿易順差國獲得美元貨款，除留在各國商業銀行境外金融機構的美元頭村外，大部分回到本國按照美元與本國貨幣的匯兌比率兌換成本國貨幣。大量美元的湧入必然促使本國貨幣管理當局增加本國貨幣的供給，從而使本國信用貨幣出現膨脹。這一點對於國際經常項目順差的國家顯得尤為明顯。以中國為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07年末中國外匯儲備余額達1.53萬億美元，比上年增長43.3％（新華網）。按照1美元兌換6.8元人民幣的比率計算，中國累計發行了近10.4萬億人民幣，即使中央銀行用短期債券對增發的人民幣進行對沖，也會導致銀行間市場的擴張。作為僅次於現金的流動性非常強的資產，短期債券使銀行市場只有通過不斷地對沖才能使這部分現金始終停留在銀行間而不擴散到民間市場上。另外，各國滯留下的大量美元則作為國家的外匯儲備通常以購買美國等貨幣開放國家的政府或大企業債券保存下來。（劉駿民，2007，2）這些債券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虛擬資產，這無形中又加大了外匯儲備國的金融風險。比如我國經濟在2008年初所遭受的美國次貸款危機的影響就是一個極其明顯的例子。由此可以看出，一國的信用制度在外來國際貨幣的沖擊下不僅顯得非常脆弱，而且在不知不覺中為國外虛擬化貨幣在本國的擴張提供了信用服務。
3.金融衍生品泛化加速信用規制對象虛無化
信用制度所規制的對象主要是各種信用行為和關系，其藉助的工具就是對信用貨幣供求機制的有效管理來保證信用的維系。然而，隨著金融虛擬化的不斷擴展，信用制度所規制的對象變得逐漸虛擬化、縹緲化。金融衍生品的泛化則使信用規制的箭頭更加無所適從。在以往貨幣金融工具和普通證券階段，由於金融交易是以實體經濟的存量作為交易基礎的，盡管具有一定虛擬性，但它仍然受到實體經濟的制約。期貨與期權、指數期貨與期權等從出現就是十足的虛擬資產或產品，不僅其質是虛擬的，而且從量上也是交易者想像的結果，具有絕對的虛擬的特點。由此帶來的結果就是，信用制度所規制的對象變得越來越可望而不可及。金融衍生品的創新就像脫韁的野馬一樣帶著眾多投機者對未來虛無縹緲的預期沖擊著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的穩定。金融衍生品的發展已有較長的歷史。1849年美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就正式推出了遠期和期貨交易。當今，金融衍生品交易正在爆炸式地增長,據美國《福布斯》雜志1995年載文稱，國際金融市場已知的金融衍生工具已有1200多種，並且還將不斷增加。2004年有組織金融衍生合約交易總額為1143.9萬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30.7%。貨幣衍生合約交易名義金額為7.2萬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62.7%。利率衍生合約交易名義金額為1043.2萬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31.3%。股票指數衍生合約交易名義金額為93.5萬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23.4%。場外衍生市場交易未清償合約名義金額在2004年6月底比2003年12月底增長11.6%，達220萬億美元（2004年世界統計年鑒）。以上數據說明，金融衍生品的發展壯大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斷創新。從某種意義上說，金融衍生工具的創新幾乎可以無限設計，只要符合人們短期牟利的投機心理，人們就可以不斷地實現金融創新的泛化。
五、結語
虛擬經濟的最本質特徵在於其虛擬性，它可以憑空創造、無中生有，基於它脫離實體經濟的特性給予國家經濟表面的繁榮或泡沫，使國家信用在調控國別信用行為和規避風險方面變得軟弱無力。金融虛擬化擴張表現出巨大的投機性，而這種投機性背後卻隱含著無法估量的危機。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金融虛擬化已經在宏觀領域支配著國家乃至全球的經濟活動，在這個過程中，我國也不可避免的被捲入其中，中國股市的暴漲暴跌、中國外匯儲備的巨幅增加都說明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中，任何國家都可能成為金融虛擬化支配或犧牲的對象，誰也不能逃脫。既然不能逃避，那就勇敢面對。所以我們應當通過增強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加速國家金融、信用體系的成熟，完善對金融產品和工具的信用規制等措施，保障我國金融環境的安全和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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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我國外匯儲備中財富是以什麼形式存在的
外匯儲備的具體形式是：政府在國外的短期存款或其他可以在國外兌現的支付手段，如外國有價證券，外國銀行的支票、期票、外幣匯票等。主要用於清償國際收支逆差，以及干預外匯市場以維持本國貨幣的匯率。
中國外匯儲備的結構沒有對外明確公布過，目前屬於國家金融機密。據估計，美元資產佔70%左右，日元約為10%，歐元和英鎊約為20%，依據來自於國際清算銀行的報告、路透社報道以及中國外貿收支中各幣種的比例。（顯然大量持有美金有利於轄制美國，穩定國際金融市場）
（另：人民幣匯率曾經採用盯住美元的做法，在人民幣/美元購買力平價失衡、全球預期人民幣將會相對美元升值的情況下，大量美元熱錢湧入中國換取人民幣，以求收買廉價資源並獲得匯率波動收益。中國央行為了維持固定匯率，不得不大量買入美元，加劇了中國外匯儲備問題，導致了通貨膨脹的風險。統計表明，2004年約有1000億美元熱錢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中國。人民幣的匯率2005年7月21日改為「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
匯率的變動使得持有外匯未必等當於流落在外的貨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