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匯儲備的發展歷程

A. 新中國對外開放的歷程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經貿發展存在明顯的階段性特徵，且與中央相繼提出的重大改革措施相契合。

1978-1991年間，中國貿易額和外商投資額增長雖然緩慢但開始起步，國際代工模式和外資引進仍處於試探期。在此期間，加工貿易發展成為對外出口的主要力量之一。

20世紀90年代初期，上海浦東新區的建立以及中央正式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極大鼓勵了外商進行直接投資的信心。1992年之後的一段時間，外資出現迅速增長態勢，進出口貿易額的增長幅度也明顯提升。

2001年中國加入WTO加速了融入全球貿易體系的步伐，成為中國開放型經濟發展的又一關鍵節點。為兌現入世承諾，中國不斷深化改革，由此產生的制度性紅利極大促進了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我國果斷採取措施，盡量將外部沖擊對我國經濟的影響降到最低，在困境中率先實現經濟發展和貿易增長，推動全球經貿格局發生進一步變化。

我國在2013年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標志著我國嵌入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價值鏈這一步走得非常成功，實現了由「貿易小國」向「貿易大國」的轉變。

(1)中國外匯儲備的發展歷程擴展閱讀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一個國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獨立，必須努力擺脫貧困。而要擺脫貧困，在經濟政策和對外政策上都要立足於自己的實際，不要給自己設置障礙，不要孤立於世界之外。」

1978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僅佔世界總貿易額的0.78%。中國出口僅佔世界出口總額的0.75%，出口額在世界排名第34位。

1978-1989年，在近12年時間里，中國貿易逆差年份就有9年，累計逆差額為468億美元，年均逆差額為39億美元。國家外匯儲備資源告急，1979年外匯儲備年余額僅為8.4億美元。

1978-1982年，我國新設外商投資企業數共920家，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共17.69億美元。

由於各國經濟發展階段和要素稟賦的差異，全球價值鏈的發展和拓展通常存在一個傳導過程。我國對外開放在時間點上正好契合了以全球價值鏈發展為主要推動力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

以漸進式為主要特點的對外開放和以市場化為主要特徵的國內改革相輔相成，使得我國逐步融入全球經貿體系。

B. 如何使用好我們的外匯儲備中國該怎樣盡早走出危機,說出你的方案和理由

.(1).中國有句俗語叫「手中有糧，心中不慌」，在深受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背景下，我國外匯儲備以出乎意料的速度突破2萬億美元大關，這無疑是給復甦中的中國經濟打了一針「興奮劑」，吃了一顆「定心丸」。

可興奮之餘，如何運用這筆巨額外匯儲備，恐怕是擺在最高決策當局面前的一大難題。而在此之前有關的議論，可謂是五花八門，比較典型的有：

一為「分紅論」，即把一部分外匯分給老百姓，理由是：這樣做可以刺激市場消費，拉動經濟增長。事實上，這是絕對行不通的，有專家分析說：如果把1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分給老百姓，老百姓勢必要換成人民幣在國內消費，然後1萬統美元外匯又回到央行，這相當於多發了等價於1萬億美元的人民幣；如果老百姓把1萬億美元中的部分外匯拿到外國消費，不但沒能直接刺激中國經濟，而且將相應減少中國的外匯儲備，其結果必然是災難性的，因為這非常容易造成貨幣危機或通貨膨脹，最終受害的則依然是中國老百姓。

二為「減持論」，即逐步減少美元資產的比重，理由是：過多的持有美國國債與其它美元資產風險太大。以美國財政部公布的TIC數據來計算，2002年-2008年美元證券類資產佔中國外匯儲備的比重在66%-74.75%。這意味著中國事實上成了美國最大的債主，而一旦美國金融市場出現動盪，中國持有的美元資產必將遭受巨大價值損失，因而「減持」的呼聲不絕於耳。可減持的節奏與數額如果掌控不好，勢必又將加劇美元貶值，到頭又可能落得個「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可悲下場，這也是中國現階段為什麼力挺美元的根本原因。

三為「多元論」，即逐步調整與優化外匯儲備結構，理由是：這樣可以提高外匯儲備「流動性、收益性和安全性」。顯然，這是一種比較理性的戰略思考。如何調整？其實溫總理早在今年2月訪歐演講中己給出答案，就是中國有近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我們可以動用外匯儲備刺激經濟。同時，總理還表態說，外匯儲備只能用在國外。這意味著巨額外匯儲備今後不可能在美元「一顆樹上弔死」，我們可以進口國內急需的高新技術產品和石油、礦產等戰略物資，可以鼓勵企業進軍海外市場投資，可以增加對主權國家的信貸額度，可以擴大中方在世界銀行等國際或地區金融組織的股份與投資等等，事實上我們己經在進行類似的大膽嘗試。從未來講，推動形成新的全球「儲備貨幣」，應當是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共同目標，因為這樣可以有效抑制個別國家獨霸「世界貨幣」發行權所帶來諸多風險。當然，「藏匯於民」也是一種潛在的選項，這就需要改進現行某些強制結售匯制度法律法規框架。

總而言之，掌握著巨額外匯儲備的中國，可以說是利弊兼有，利在為中國贏得穩定的外部環境，有助於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和增加國家的信用度；弊在客觀上存在匯兌損益、投資損益與美元危機的風險。但不管怎樣，「腰桿子粗了」就意味著我們在經濟戰略與策略上有了較大的彈性操作空間，只要外匯儲備這張牌打的好，中國完全可以化「危機」為「機遇」、變「被動」為「主動」，進而使得外匯儲備更好的為發展與穩定經濟服務，為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服務。

(2)從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歷程看，歷史上幾次大的外部經濟沖擊，都促使中國經濟積極推進內部的改革與對外的開放，從而為中國經濟的大發展帶來新的機遇，每一次大的沖擊之後，中國經濟都往往走上一個新的台階。1990和1991年中國經濟的大幅回落，促使政府積極推進改革，小平同志再1992年南巡中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成了強大的體制創新帶來的動力，造就了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長達五年的兩位數經濟增長的繁榮局面。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使得中國在1999年推行了國有銀行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促進了住房制度的改革，並積極加入了世貿，為中國的企業開辟了一個巨大的全球市場，再次在2003－2007年為中國經濟迎來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二次持續5年的兩位數的增長。完全可以說，沒有當時的艱苦的改革和加入世貿初期的開放沖擊，就沒有今天相對健康的銀行系統和更為巨大的政策迴旋餘地。

現在我們又一次面臨著放鬆管制，培育新的增長點的轉折時期。如果中國經濟可以在這一次外部壓力推動下完成向內需主導增長的格局的轉型，必然會帶來新的巨大增長機會。要走出當前的調整壓力，當前中國最為需要的，可能並不是一味強調基礎設施投資和財政赤字的所謂凱恩斯主義，也不是一味放鬆貨幣到零利率的貨幣主義，而是強調通過改革釋放體制的活力、通過開放尋求全球新的布局機會的、強調改革開放的「鄧小平主義」。

在經濟明顯回落、擔心找不到大量吸收就業的增長點、以及擴大內需的增長點的同時，很多能夠吸收大量就業、培育內需增長電的行業，因為存在嚴格的准入管制和壟斷，因為嚴格的准入門檻，而使得很多社會資金無法進入，例如：鐵路、電信、金融、教育、醫療等，2008－2009年盡管對鐵路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但是鐵道部門還是在重要的運輸時期「依然還是一票難求」，而中國當前一方面是大量的鋼鐵等原材料的庫存增長和產能過程、以及正在增大的就業壓力，一方面是巨大的運輸需求，為什麼不能形成有效的投資和內需的增長點？關鍵還是鐵道部門的壟斷和管制。

如果能夠充分利用這一次擴大內需、應對危機的機會，打破這些能夠吸收巨大就業和創造內需增長點的行業的壟斷和管制，在經歷此次金融危機過後，中國又可能有機會培育出一批富有活力的新增長點，中國經濟將有希望迅速從危機中走出，展現新的局面。

如果說2008年是國內外風雲激盪下的大調整的一年，那麼，在新的國際國內經濟格局下，2009年則可能是大布局的一年。這要求中國重新根據自身的優勢重新布局擴大內需的政策舉措；中國的企業也應當有更大的視野在新的環境下重新調整策略、重新布局自身的資源，為中國經濟的轉型和走出調整形成新的推動力。

要想真正走出危機，必須做好三點：
1將教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不是經濟決定論思想指導下的30年GDP崇拜。而且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教育以及知識產權保護將顯得尤為重要（本來就重要），中國在這兩方面做得極差！一個不尊重學術、知識、不把教育放在心上，不把知識分子放在眼裡的國家，發展根本就是不可持續的。
2全面的制度改革，尤其是政治制度改革。現在中國的幾乎所有可以成為社會問題，納入議題的矛盾，要想解決，幾乎都要涉及到體制問題。制度和教育都是重要的生產力。
3經濟結構調整，產業轉型與升級。農民工不能打了十年工依舊還是個農民。中國經濟的巨量，科技貢獻少之又少，很大原因是靠了吃祖宗留下的和搶奪子孫後代的。產業不轉型，科技水平、勞動力素質就受到限制。第三產業才是解決中國巨大就業壓力的根本之道。
4還債社會保障。一個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不應該是剝奪了公民最基本的生存生活權力的國家。可是現在，住房、醫療、教育、食品質量、生產安全、環境等問題，幾乎是把國民的基本生命權、居住權、教育權

C. 各國的貨幣發展史

泰銖 泰銖1897年以前，一銖相等於8fuang，一fuang又相等於8att。現時的十進制（即1銖等於100撒丹），是由拉瑪五世訂定。但1940年代以前的名稱為tical，後來才改稱baht（銖）。原本銖是重量單位，相當於15克，由於一tical相當於15克的銀，後來索性使用銖為名稱。 1902年11月27日，銖不再與純銀掛鉤，因為銀價相對於金本位的貨幣大幅貶值。當年9月19日，泰國發行首批紙幣，面值5、10、20、100及1000tical。 1946年5月規定官方匯率為：9.9 5銖等於1美元，40銖等於1英鎊。1947年3月，泰政府承認了自由市場匯率，並對進出口貿易結算採用差別匯率，由9.95到23.60 銖等於1美元。 1949年9月18日英鎊貶值，9月26日泰銖隨同貶值30．5％，對美元官價貶為12.50銖等於1美元，自由市場匯率為23. 54銖等於1美元。 1955年3月，泰銖再次貶值。1963年公布泰銖含金量為 0.0427245克，官方匯率為1美元等於20.80銖，同時停上實行浮動匯率。 自1971年起，隨著美元停止自由兌換及貶值，泰銑也不斷貶值。 1973年2月12日美元再次貶值後，泰政府於1973年2月14日宣布依然同美元官方匯率掛鉤，即隨美元貶值10％。 1973年4月10日，公布泰銖含金量降為 0.0354164克，7月15日再次宣布泰銖含金量升至0.0368311克，官方匯率改為1美元等於20銖。 泰銖1978年3月8日，政府宣布泰銖同美元脫鉤，改與一攬於貨幣掛鉤，外匯平準基金會每人宣布泰銖對美元的買入及賣出價，並對商業銀行的外匯買賣價格作出限制。1984年11月5日，泰銖貶值14.8％，官方匯率為1美元兌27.15銖，之後泰銖有所升值， 1990年年底價為1美元兌25.290銖。 由二戰後直至1980年，泰銖與美元掛鉤，匯率固定在一美元兌20銖。由於美國持續呈強，泰國於1985年將泰銖貶值至25銖，直至1997年7月2日，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為止。 1998年1月，泰銖改行浮動匯率，即時貶值一半，兌美元跌至56銖。其後回升至一美元兌40銖。 2006年底至2007年初，受泰國出口業飛速發展帶動，泰幣經歷了一段「瘋漲」的歷程，兌美元匯率由原先一兌39變成一兌34（2007年4月），這使得旅遊業經受波動。 法郎1795年法郎正式代替利佛爾(livre)成為法國的本位貨幣單位，1834年其他貨幣全部退出流通領域，法郎成為法國唯一的貨幣。1803年法國實行金銀復本位制，規定1法郎含金量為0.2903225克，含銀量為4.5克。但由於金銀比價在19世紀後期不斷跳動，導致金銀復本位制度的崩潰。1876年實行金本位制。廢止5法郎銀幣的流通，並規定法郎含金量為0.2903225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法郎幣值與黃金脫鉤。1928年6月法國制訂新貨幣法，正式實行金塊本位制，規定1法郎含金量為0.05895克，比1803年貶值79.69％。1936年被迫放棄金塊本位制。次年6月取消法郎含金量，法郎成為不能兌現的紙幣。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郎先後5次貶值，貶值幅度達到90％。1958年，戴高樂總統當政後，決定推出新法郎(Nouveau Franc)，取代不斷貶值的舊法郎。1960年1月1日，法國實行貨幣改革，發行新法郎(Nouveau Franc)，1個新法郎等於100個舊法郎，含金量為0.1802克。60年代以後，法郎不斷受到猛烈沖擊，1969年8月再次貶值11.11％。1971年8月，法國建立雙重外匯市場，將法郎匯率分為貿易法郎和金融法郎。後來又於1973年3月取消匯率區分。1972年4月，法郎參加西歐的「蛇形浮動」，並於次年3月參加西歐聯合浮動。80年代以後，法郎又先後3次貶值。美元與法郎的比價一度跌至1:10。 日元日圓是日本的官方貨幣，於1871年制定。其紙幣稱為日本銀行券，有1000、2000、5000、10000円四種面額，鑄幣有1、5、10、50、100、500円等。日圓也經常在美元和歐元之後被當作儲備貨幣。現在使用的日本貨幣單位「円」是在1871年6月27日（明治4年5月10日）制定的。當年明治政府將一日圓的幣值訂定為與純金1500毫克等值，並設有次一級的幣值單位錢，相等於0.01日圓。 韓元韓幣有紙幣和硬幣兩種。紙幣有1000韓元、5000韓元、10000韓元、50000韓元四種，易於根據紙幣上面印的歷史人物和顏色加以分辨。 韓國鑄幣總共有1韓元，5韓元，10韓元，50韓元，100韓元，500韓元，6個幣值。現流通的硬幣有10韓元、50韓元、100韓元、500韓元四種（10韓元是最小單位）。 由於韓元匯率高不值錢,故1元，5元硬幣2001年2月起停止流通。2009年6月23日韓國央行韓國銀行發行面額為5萬韓元（約合40美元）的鈔票，這是該國迄今為止發行的面額最大的鈔票。常用讀音「WON」：�3�9。「HUAN」：�6�5 為古時候韓幣讀音用法。 英鎊發展英鎊為英國的本位貨幣單位，由英格蘭銀行發行。輔市單位原為先令和便士，1英鎊等於20先令，1先令等於12便士，1971年2月15日，英格蘭銀行實行新的貨幣進位制，輔幣單位改為新便士，1英鎊等於100新便士。目前，流通中的紙幣有5、10、20和50面額的英鎊，另有1、2、5、10、20、50新便士及1英鎊的鑄幣。 英國於1821年正式採用金本位制，英鎊成為英國的標准貨幣單位，每1英鎊含7.32238克純金。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國廢除金本位制，金幣停止流通，英國停止兌換黃金。1925年5月13日，英國執行金塊本位制，以後又因世界經濟大危機而於1931年9月21日被迫放棄，英鎊演化成不能兌現的紙幣。但因外匯管制的需要，1946年12月18日仍規定英鎊含金量為3.58134克。 到20世紀初葉，英鎊一直是資本主義世界最重要的國際支付手段和儲備貨幣，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鎊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趨於衰落，逐漸被美元所取代。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期，英國實行嚴格的外匯管制，將英鎊匯率固定在1英鎊兌換4.03美元的水平上。1947年7月15日，英國宣布英鎊實行自由兌換，由於外匯儲備迅速流失，於同年8月份又恢復外匯管制。1949年9月，英國宣布英鎊貶值30.5％，將英鎊兌美元匯率貶到2.80美元，1967年11月18日，英鎊再次貶值，兌美元匯率降至2.40美元，英鎊含金量也降為2.13281克。1971年8月15日美元實行浮動匯率後，英鎊開始以不變的含金量為基礎確定對美元的比價。同年12月18日美元正式貶值後，英鎊兌換美元的新的官方匯率升值為1英鎊兌換2.6057美元。實際匯率可在1英鎊兌換2.5471美元至2.6643美元的限度內浮動，波幅為4.5％左右。1973年3月19日，西歐八國組成聯合浮動集團，英國未參加，繼續單獨浮動。翌年1月，英鎊實際匯率製成為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同年，英鎊區縮小，僅包括英國、愛爾蘭、開曼群島和海峽群島。英鎊發行的黃金准備至少相當於26.5億英鎊以上。1990年10月8日，英鎊加入歐洲貨幣體系，其對貨幣體系內各種貨幣匯率的波動幅度為6％。1992年9月16日，英國宣布英鎊暫時脫離歐洲貨幣體系。 英鎊是英國官方貨幣。英鎊在歐元被採用後，成為歷史最悠久的仍然被使用的貨幣。目前佔全球外匯儲備的第三名，在美元和歐元之後。英鎊是第四大外匯交易幣種，在美元、歐元、和日元之後。雖然英鎊和歐元沒有固定匯率，然而，英鎊和歐元之間經常存在長期的同步走勢，雖然2006年中期以來這種趨勢已經減弱。對通脹的擔心導致英國央行自2006年下半年和2007年早些時候調整利率，英鎊兌歐元也達到2003年1月以來最高價格。人們預計2007年利率仍然會上調。2007年4月18日，英鎊兌美元創26年新高，已經突破2美元的水平，這是自1992年以來的第一次。 由於英鎊的國家象徵意義，使得用歐元取代英鎊的主意一直受到部分英國公共部門的爭議。蘇格蘭保守黨宣稱，歐元的採用意味著本地特色鈔票的終結，因為歐洲央行不允許成員國或是下一級別政府設計鈔票。蘇格蘭國民黨也不認同採取單一歐洲貨幣，因為他們認為一個獨立的蘇格蘭應該有本國的特色貨幣，它的政黨政策中包括進入單一貨幣體系。 英鎊兌其他貨幣英鎊可以在全世界的外匯交易市場中被買賣，它的價值相對於其他貨幣是波動的。歷史上，英鎊一直是最有價值的基礎外匯品種。

D. 外匯的發展歷史，你知道多少

古代的外匯交易 外匯最早的交易出現在古時候。在《猶太教法典》時期，就已經出現「兌換商」，他們主要幫助別人兌換貨幣，然後收取傭金或者費用。

這些人在城市佔據一個小角落，或者在外邦人常出入的寺廟外設攤。

在公元4世紀左右，拜占庭政府控制了一家壟斷外匯交易的公司。

1472年，義大利創辦了一家當鋪，出現了世界上第一家真正形式上的「銀行」——邦卡蒙台達電子錫耶納牧山銀行（BMPS）——現存世界上最古老的銀行，直到現在仍在運營。

邦卡蒙台達電子錫耶納牧山銀行

在15世紀，為了滿足紡織商人的貨幣兌換需求，美第奇家族（Medici）在國外開設了銀行，並開始啟用「往來賬賬本」處理交易。

這類賬本可以顯示外匯賬戶、以及與國外銀行有往來的本國貨幣賬戶。

美第奇家族與達芬奇

17和18世紀，阿姆斯特丹的外匯市場保持活躍。英國和荷蘭的代理人和商人有著非常頻繁的外匯兌換往來。

現代外匯的起源

1850年代的美國，一家名為Alexander Brown & Sons的公司開始交易外匯，它被視為領先的市場參與者。

美國歷史上的外匯交易先鋒，還包括1880年代獲得允許而進行外匯交易的J.M. Do Espirito Santo de Silva。

1880年，以黃金為本位幣的貨幣制度形成，也因此，我們很多人認為這一年是現代外匯的起始年；

從1899年至1913年，外匯儲備增長了10.8%，而黃金儲備只增長6.3%，這象徵著新興外匯市場逐漸受到重視；

1902年，就在這一年，倫敦共出現了2家外匯經紀商；

1913年，全球外匯交易幾乎一半都是以英鎊進行的，這對英國資本市場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英國的外匯銀行數量從1860年的3家上漲到1913年的71家。

盡管當時的英鎊幾乎統治了外匯交易，但是英國本身在20世紀初的幾年裡卻是缺席狀態。

外匯交易最活躍的中心卻是巴黎、紐約和柏林。

倫敦及整個大英帝國在1914年前都相對沉默。直到1914年美國聯邦儲備系統成立，美國銀行系統開始印刷自己的貨幣—美元。1920年代，一些家族開始成長為外匯行業的重要人物。

1930年。在瑞士巴塞爾市成立了國際清算銀行，建立該銀行的目的在於為那些新獨立的國家和面臨收支暫時性逆差的國家提供財政支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布雷頓森林協議簽署。根據協議，各國貨幣對美元的匯率只能在法定匯率上下波動1%以內。

之後，尼克松總統廢除了布雷頓森林協議，固定兌換匯率失效。 此後開始迎來浮動匯率系統。

布雷頓森林會議

1972年至1973年3月，由於布雷頓森林協議以及歐洲聯合浮動協議的影響，外匯市場被關閉。

1973年是現代外匯市場真正的歷史轉折點。

在這一年，國家之間的匯率約束、銀行交易及受限制的外匯交易時代結束，市場開始進入全面的浮動匯率時代。

現代外匯

1980年代中期，在網路出現之前，一種電子外匯交易形式就開始流行，即由路透開發的「Reuters Dealing」。

從現如今的標准來看，這個系統非常落後，但是在當時，它非常先進，它更像是實時可關閉網路溝通系統。

如果網路沒有被發明出來，那麼這套系統可能至今還在使用當中。

中國外匯發展史

中國於1994年成立官方外匯市場，此後人民幣呈現逐步升值的態勢，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中國政府仍強調整保持人民幣的穩定；但在市場建設方面有了進展，將於4月1日將推出新的交易品種--歐元。

以下是中國外匯市場發展過程中主要事件簡述:

1994年以前，人民幣兌美元一直趨於貶值:1979年1美元兌1.5元人民幣，到1986年為1美元兌3.5。

1994年，實行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將人民幣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市場匯率並軌，初步形成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管理浮動匯率制度。

1994年4/4，在上海建立了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當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約為8.6。

1996年12月，人民幣實現了經常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但資本項下依然實行嚴格管制。

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泰銖等亞洲貨幣競相貶值，日元兌美元一度創下七年以來的低點至147日元水準，但中國政府自始至終恪守人民幣保持穩定，並採取多項配套措施。

當時人民幣兌美元波動區間為8.2800-8.2770元，而8.2800元被看作是人民幣貶值與否的重要關口，央行進場護衛頻繁。 *1998年7月開始，央行進行外匯大檢查，審核企業超過一定限額的購付匯的貿易真實性。

1998/9/1，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發布司法解釋，以走私、逃匯、洗錢與騙稅等為目的向銀行騙購外匯的，分別按走私犯罪以及逃匯罪，洗錢罪，騙取出口退稅罪定罪處罰。

1998/9/29，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要求國內企業將在境外資本項下的外匯於10月1日前調回國內，未經特別批准，不允許在境外資本帳戶下保留外匯。

2000年，人民幣兌美元波動區間一度擴大，市場揣測央行意欲放寬人民幣波幅。

2000/4/12，人民幣兌美元收市跌破8.2800元關口至8.2830元。

2000/5/25，人民幣匯價連續兩日升破8.2770元關口，分別收報於8.2764元和8.2768元。

2001年，中國加入WTO關鍵一年，人民幣兌美元進一步走升，運行區間移至8.2760-8.2800。

2000/12/1，人行允許居民個人與其直系親屬在境內外幣賬戶的資金劃轉；上調了自費出國(境)留學供匯額度，以更好的滿足居民的用匯需求。

2000/12/11，中國正式成為WTO成員，但並未承諾完全開放資本市場。

2000/12/24，人行行長戴相龍發表署名文章指出，雖然中國加入WTO影響人民幣匯率的因素將增多，但預計今後五年外匯儲備穩步上升，人民幣匯率可保持長期穩定和堅挺。

2002年 1/15，戴相龍稱，歐元目前為中國外匯儲備中第二重要貨幣。他同時指出，日元貶值對人民幣匯率會產生壓力，但人民幣仍將保持穩定;1月31日日元兌美元跌至135水準，成為39個月以來新低。

2002/2/4，中國銀行副行長李早航撰文指出，在日元持續貶值的背景下，中國在必要時應當對人民幣實行適度貶值。這與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官員與主要媒體對人民幣貶值避而不談形成鮮明對比。

2002/3/11，九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期間，戴相龍再次表示，日元貶值對中國構成一定的壓力，但人民幣可保持穩定，不會貶值，亦不會大幅升值；人民幣自由兌換條件不成熟，應循序漸進推進人民幣實現自由兌換。

2002/4/1，中國外匯交易中心開通歐元兌人民幣的交易。

2002/6/1，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將推出外幣拆借。

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根據《關於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公告》，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2015年8月，中國央行啟動新一輪匯率改革。8月11日，中國央行宣布，即日起將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報價，中間價將參考上日銀行間外匯市場收盤匯率。這意味著人民幣匯率將相當程度上與美元脫鉤，匯率決定的市場化程度提高

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成為繼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之後的又一個國際儲備貨幣，並成為其中唯一的新興經濟體貨幣。人民幣正式入籃也被各方視為中國資本賬戶開放和金融改革的新起點。

根據2015年上半年的交易數據，我國銀行間外匯市場的即期交易主要集中在美元對人民幣交易，佔比93.71%；在非美元交易中，主要是歐元、日元、新加坡元和港幣，佔比分別為1.79%、1.35%、1.55%和0.65%。在遠期和掉期市場，絕大部分均是人民幣美元交易。在外幣對交易中，USD/HKD以及EUR/USD佔比最多，分別佔比56%以及30%。目前，我國銀行間外匯市場已推出九個貨幣對的直接交易，但受客盤需求和銀行內部風險管理等因素的影響，市場上的交易幣種集中度仍較高。

雖然現在中國大陸還沒有真正放開外匯交易市場，但是這些年隨著國內投資者對外匯投資的關注度越來越高以及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加快，一旦中國外匯市場開放。中國的百姓或許很快就會看到全民炒外匯的盛況。相信那一天的到來，不會太晚。

E. 收集近十年（98-08）中國外匯儲備量的數據資料，並分析中國外匯儲備持續增加的原因

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2005年底，中國大陸外匯儲備余額再創新高，達8189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4.3%。假如將中心政府向中行、建行和工行注資6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計算進來，我國外匯儲備便已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

中國外匯儲備及相關統計

年份

外匯儲備

貿易總額

貿易順差

利用外資1978

2

206

-11

1980

-13

381

-19

1985

26

696

-149

45

1986

21

739

-120

73

1987

29

827

-38

85

1988

34

1028

-78

102

1989

56

1117

-66

101

1990

111

1154

87

103

1991

217

1357

81

116

1992

194

1655

44

192

1993

212

1957

-122

390

1994

516

2366

54

432

1995

736

2809

167

481

1996

1050

2899

122

548

1997

1399

3252

404

644

1998

1450

3240

435

586

1999

1547

3606

292

527

2000

1656

4743

241

594

2001

2122

5097

226

497

2002

2864

6208

304

550

2003

4033

8510

255

561

2004

6099

11548

320

606

2005

8189

14221

1019

603

註：表中數據分別摘自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治理局及中國人民銀行網站。

一、中國外匯儲備的增長歷程

外匯儲備是一國對外收付的基礎。它的源頭主要有兩個：一是貿易順差；二是資本凈流入。因此，外匯儲備的多少，不僅反映了一國對外經濟交易活力與吸引力的大小，而且也反映了該國對外借債與還債信用能力的強弱。也就是說，從某種意義上講，一國外匯儲備越多，一方面標志著該國對外出口競爭能力越強；另一方面則表明該國政治經濟形勢穩定，且外資爭相進入。反之亦然。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對外經濟交往的廣度與深度的不斷拓展，外匯儲備規模也隨之相應地發生著巨大的變化。縱觀改革開放25年來的歷程，我國外匯儲備的增長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零儲備」時期

20世紀整個80年代，作為中國「改革」與「開放」的頭十年，它卻仍處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框架的約束之內。當然，在這一階段，中國也正處在對外開放的「試驗」階段。當時，中國人還不太了解世界，世界也不太了解中國。因此，薄弱的「底子」再加上謹慎的「試驗」，我們仍然固守著計劃經濟下「收支平衡，略有節余」的法則，尚無力跨越「雷池」。

1978——1989年的12年間，僅有1982年和1983年這兩年存在少量貿易順差，其他10個年份均為貿易赤字。但無論是順差抑或是赤字，從規模上看均很小，只有1985年和1988年這兩個年份的貿易赤字突破了100億美元。與此同時，這一時期各年的外貿進出口總額也只有區區幾百億美元。

同樣，在這一階段里，我國對外開放與引進外資的力度也不算大，規模較小。20世紀80年代，除1988年和1989年外，我國各年實際利用外資總額均只有幾十億美元。1978——1989年這12年間，我國實際利用外資累計總額僅為580億美元，尚不及1997年一年的額度。

正是由於外貿進出口及實際利用外資規模均不大，20世紀80年代，我國外匯儲備也基本上處於「零儲備」狀態。1978——1989年的12年間，除1989年為56億美元外，其餘各年的外匯儲備余額均未超過50億美元。

實際上，當一國對外開放有限，經濟對外依存度不高時，該國外匯儲備的增長及其對外匯儲備的需求也不大。但總體來講，當時的中國不僅經濟貧窮，資金短缺，尤其是外匯資金短缺，而且國內物資供給奇缺，通貨膨脹壓力巨大，因此，當時的外貿出口能力較弱，外資流入也相對較少。這一階段也是我國改革開放最艱難的時期。

第二階段：百億儲備時期

經過了80年代的謹慎探索與經驗總結後，90年代的中國開始走出「計劃經濟」的陰影，並逐步走向「市場經濟」新時代。應該說，1990——1995年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轉軌時期或過渡時期，也是一個轉折點。在這一階段，世界進一步了解中國，中國也進一步熟悉了世界。在這一階段，盡管出現了1993——1995年十分嚴重的通貨膨脹，但由於新的宏觀調控機製得力、有效，最終卻是有驚無險，中國經濟改革順利地渡過了這一難關。

1990——1995年間，中國對外貿易總額從1000億美元增長到接近3000億美元。從商品進出口差額來看，一改過去十餘年的貿易赤字狀況，6年中共有5年出現了貿易順差，除1995年順差167億美元外，盡管其餘各年順差規模不足百億美元，但它卻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重大信號。

在這一期間，我國開始加大外資引進力度，尤其是進一步拓寬了國際融資的渠道和空間，中國對外開放的吸引力也在不斷增強。實際利用外資年度總額從100億美元增至接近500億美元，而且其中90%以上的引入外資都是「直接投資」性質的。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引入外資的可靠性與安全性。

正是基於外貿進出口和利用外資形勢的明顯好轉，這一時期我國外匯儲備余額從100億美元快速上升到700多億美元。外匯儲備快速而穩定的增長，標志著我國外匯儲備正在走出「短缺」的時代，外匯儲備的不斷增長成為我們的一種自信和自豪。

第三階段：千億儲備時期

1996年底，中國經濟運行成功實現「軟著陸」，並順利進入「低物價、高增長」的通道。1997年上半年，國家抽樣調查的所有「主要商品」均出現了供過於求或供求平衡，據此判定，困擾新中國近半個世紀的「短缺經濟」終於宣告結束，買方市場新時代已然到來。這標志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已躍上了一個新台階，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

1997年，中國經受了百年一遇的大洪災，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的考驗，外貿進出口總額首次突破3000億美元，貿易順差則呈跳躍式增長，並首次突破400億美元。這再次表明了中國經濟已然步入良性循環新時期，並具有了較強的抵禦外來風險和抗干擾能力。1998年在貿易總規模不變的條件下，我國繼續保有了第二個400多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在隨後的6年中，雖然我國貿易順差每年一直保持在200——300多億美元之間，但其間我國貿易總規模則在不斷地放大：2000年突破4000億美元；2001年突破5000億美元；2002年更是突破6000億美元；2003年又突破8000億美元；2004年則突破10000億美元大關。然而，2005年，不但貿易總額接近14000億美元，而且貿易順差第一次奇跡般地跨越了1000億美元的「絕對」大關。這又是一個質的新飛躍。

與此同時，我國在實際利用外資總額方面，1997年創下了歷史最高記錄，達644億美元。在之後的8年中，我國每年實際利用外資總額一直保持在500——600多億美元之間，這是一組讓世界為之贊嘆的數據。500——600億美元的穩定規模，一方面表明中國政局穩定，投資環境優良；另一方面則表明中國引入外資不再是「飢不擇食」，當然，也不再是「多多益善」。

1996年底，我國正式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八條款，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這標志著企業和居民有了更多持有外匯存款的機會。這一年，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首次突破1000美元，1997年則進一步增至1400億美元四周。2001年再次突破2000億美元；2003年更是突破4000億美元；2004年跨越6000億美元；2005年又大步跨越了8000億美元。若以這種速度發展下去，2006年底，我國外匯儲備定能突破萬億美元大關，並會遠超日本，成為世界第一。這樣龐大的規模、如此高速增長，是好是壞
二、中國外匯儲備適度規模分析
在經濟國際化環境下，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外匯儲備都是必不可少而至關重要的。一般地，外匯儲備主要具有以下四大功能或作用：
第一，外匯儲備可以抵補貿易赤字，並保持一國必要的、正常的進口能力。
第二，保有一定的外匯儲備，是一國對外借債與償債的信用擔保與物質保證。
第三，外匯儲備是一國政府幹預本國外匯市場、調節本幣匯率的有力武器。
第四，在國家經濟動盪或是遇上戰爭災難時，外匯儲備將是一國最後的戰略儲備。
因此，一國外匯儲備規模多大為好，或者說，它的適度規模應該是多大，關於這一問題的回答，顯然不是簡單地看一個數據就能了事的。
事實上，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的評價是一個較為復雜的問題。不同的國家，可能會有不同的評判標准。比方，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發行國，它們不需要太多的外匯儲備，因為這些國家的貨幣本身具有世界購買力的作用，因此，它們保有的外匯儲備相對較少。如美國和歐盟區各自保有的外匯儲備不過幾百億美元。但也有例外的。例如，日元是最主要的三種國際儲備貨幣之一，然而，日本目前卻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外匯儲備，這又是何故呢？我想，不完全的理由至少包括：日本不僅國小、資源短缺，而且民族危機感重、不自信，當然，也許還有其他動機。
此外，在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的確定上，發達國家與非發達國家、開放國家與非開放國家、大國與小國，在評判標准上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1960年美國教授特里芬提出：一國國際儲備對年進口額的比率以40%為宜。20%為底限，低於30%便要補充。這一觀點後為許多西方國家所接受，它們主張，一個國家外匯儲備一般應能滿足3——4個月進口付匯。東南亞金融危機後，又有人認為，一個國家外匯儲備不能低於短期外債的規模，以防止金融危機的發生。但一些國際金融組織更強調，一個國家外匯儲備的規模應該能起到維護金融穩定的作用，這顯然強調了「充足」的外匯儲備的重要意義。但由於各國實際國情的不同，在國際上尚不存在一個統一的評判標准。
當然，從量上講，任何一個國家的外匯儲備都應該有一個適度規模，因為外匯儲備是有成本的。這一成本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其一，外匯儲備資產必須具有足夠的「流動性」，以確保其日常功能的正常發揮。然而，足夠的流動性往往是要以較低的盈利性要求為代價的。其二，由於匯率總是處在不斷地變化之中，外匯儲備資產極易遭受匯率風險而導致無形的賬面損失。因此，外匯儲備並非多多益善，它應該有一個度：安全夠用但不浪費。
中國作為一個改革開放中的、正處在快速發展中的人口大國，適度的外匯儲備規模究竟應該是多大？我想，這是一個不便妄加揣測的重大戰略問題，但是，至少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加以考慮和分析。
中國是一個改革開放的經濟大國，它需要更大的外匯儲備為之保駕護航。
中國是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經濟大國，但我們還不是一個經濟強國。1982年，中國GDP首次突破5000億元人民幣；1986年GDP突破1萬億元人民幣；1995年GDP突破5萬億元人民幣；2002年GDP突破10萬億元人民幣；2004年，我國GDP接近16萬億元人民幣。這是中國經濟布滿活力的標志。但從人均GDP水平來看，按照2004年普查數據統計，我國GDP位於全球第6位，但人均GDP卻處於全球第107位，居倒數水平。
不容置疑，隨著改革開放的成功推進與不斷深入，中國經濟將會擁有一個長足發展的巨大空間。然而，這一進程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它可能會碰到不少令我們無法預料的困難和問題，因此，在一個快速發展的大國搞建設，必須要有足夠的外匯儲備作後盾。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太小氣。
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不可兌換機制，無形之中「誇大」了外匯儲備規模。
人民幣雖已實現經常項目下的可兌換，但資本項目在我國仍被嚴格管制，這就意味著中國公民尚不能將本幣金融資產自由地「交易」為外幣金融資產。從投資角度講，我國居民只能投資國內市場的本幣金融資產，而不能自由投資國外金融資產。因此，我國老百姓手中持有的外匯資產相對較少，除涉外企業外，大量的外匯資產只能集中於中心政府手中，進而成為外匯儲備資產。因此，資本嚴格管制下的「倒逼」機制，無形的誇大了我國外匯儲備的總規模。
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2005年第4季度末，金融機構外匯存款余額僅為1615.70億美元，其中，企業外匯存款與居民外匯儲蓄存款大體各佔一半。即便加上外匯儲備，我國外匯資產也不足1萬億美元，而我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卻高達28.72萬億人民幣，其中，我國城鄉居民本幣儲蓄存款已達14.11萬億元人民幣。由此可見，我國居民金融資產的外幣化程度相當低下。即便算上外匯儲備，我國整個金融資產的外幣化程度也仍不高。
每年五六百億美元的外資凈流入，再次「誇大」了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
外匯儲備的初始來源無非就是兩個方面：一是來自經常項目；二是來自金融項目。一般地，貿易順差帶來的外匯儲備增長是實質性的、較為真實，它往往具有較好的穩定性，因此，它是外匯儲備最扎實的經濟基礎；而外資流入導致的外匯儲備增長則具有較強的流動性和非穩定性，因此，對應較大流量的外資流入，應有相當規模的外匯儲備應對。
1996——2004年間，我國外匯儲備增長的動力盡管是來自「雙順差」，即貿易項目順差和金融項目順差，但每年的外資凈流入總額卻一直保持在500——600億美元，而貿易順差則小於它，一般各年僅為200——400億美元。也就是說，我國外匯儲備增長中有相當部分主要來自外資凈流入，因此，如此「虛高」的外匯儲備，並不能支撐外匯儲備「過多」的結論。
世界仍不太平、祖國尚未統一，這也需要一個龐大的外匯儲備作後盾。
外匯儲備作為一種戰略物資，它必需滿足國家安全和主權完整的足夠需要。從世界格局來看，和平與發展是大勢所趨，但當今世界並不太平，中美關系在曲折中前進，中日關系在坎坷中停滯不前，台獨分子還在不斷滋事，民族極端主義與恐怖勢力仍然猖獗。這一切都需要我們提高警惕，並作好必要的戰略預備，包括外匯儲備戰略。
總而言之，筆者認為，我國當前外匯儲備的主要風險是結構風險，而非總量風險
三、中國外匯儲備結構及其風險分析
外匯儲備結構也即外匯儲備資產的分布結構。其中，最主要的外匯儲備結構有兩個方面：一是幣種結構；二是期限結構。這也是外匯儲備資產結構的最大風險所在。
從幣種結構來看，假如外匯儲備資產過於單一地集中在某種「弱幣」上，則必然會導致過大的匯率風險，但「弱幣」貼水可能會帶來一定的利息收益。當然，實際收益是正還是負，則需要具體分析。
從期限結構來看，則主要是考慮外匯儲備資產的流動性要求。由於外匯儲備是用於日常之需及不測之用，因此，外匯儲備資產分布的期限結構必須首先滿足流動性需求，然後才是在兼顧安全性的基礎上滿足盈利性的需要。
外匯儲備存放地及存放結構一直是各國堅守的頂級機密。但從官方相關信息的大致描述中，我們不難發現一些蛛絲馬跡。據此，我們可以作如下結論的風險分析：
風險之一：人民幣在金融項目不可自由兌換的前提下，我們被迫將絕大部分的外匯資產高度集中於中心政府手中——變成了外匯儲備性質。
可以設想，在本幣可完全自由兌換的國家，居民均可自由用匯對外進出口或是對外直接投資，或作證券投資，本幣與外幣之間可以自由轉換或交易，從而本國公民就能自由地持有本國或外國的金融資產。假如是這樣，該國公民的金融資產就會多樣化地分散在外幣化的金融資產上，也就不會過於集中於中心政府手中成為外匯儲備。
相反，由於人民幣目前只能在經常項目下自由兌換，而在金融項目下尚不可自由兌換，因此，公民只能通過貨物及服務貿易，還有經常性轉移收付來獲得外匯，並持有外匯存款。除此之外，公民不能通過「投資」性質的金融交易來將本幣金融資產轉換為外幣金融資產。於是，公民的金融資產大多隻能是本幣資產，而不能化作外匯資產。這也是我國外匯儲備名義上「過大」的真實原因之一。
為此，我們有必要通過盡早地實現人民幣在金融項目下的可兌換，來分流或釋放外匯儲備「過大」的壓力或風險，讓居民能擁有更多的自由選擇空間，將他們的資產合理而分散地擺布在所有本外幣金融資產上。這便是「藏匯於民」的道理。同時，這也有利於推動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進程，從而有效釋放人民幣升值壓力，減小政府幹預匯市的成本與風險。
風險之二：龐大的外匯儲備過度集中於美元資產，這或許是被迫或不得已，但它絕對有害於匯率風險的規避。
美國是我國第一大貿易夥伴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一直占據60%以上的比例。但近年來，隨著我國外貿進出口總額的不斷放大，我國的「貿易美元」及「貿易順差美元」不斷增大；同時，90年代中期以來，為抑制人民幣對美元持續的升值壓力，在以美元作為干預貨幣的匯率調控機制下，我國官方不斷吸入美元——增大美元儲備。如此一來，我國外匯儲備中的美元資產比例定會上升，因此，有人估計目前外匯儲備中的美元資產也許超過了80%的比例。
無論是何種理由，「將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的做法，顯然是危險的。從長期趨勢觀察，美元的確屬「弱幣」范疇。從美元兌日元匯率來看，美元是長期貶值的。20世紀80年代初，美元兌日元匯率為240左右，但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這一比價最低曾跌至80四周。從美元兌人民幣匯率來看，美元也正在呈貶值狀。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為8.7左右，如今已跌至8.0四周，美元應還有下跌空間。
我國外匯儲備幣種單一，且過度集中於「弱幣」——美元。假設美元長期貶值，必然會導致我國外匯儲備的巨大賬面損失，其結果必將使我國貨幣政策陷入「兩難」的境地：一方面，假如為了改善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而大量拋售美元，則必然會對周邊國家產生示範效應，並導致國際匯市恐慌，美元匯率暴跌。另一方面，假如不改變現有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不拋售美元，則又會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從而刺激外匯儲備更快增長。為了減輕外匯儲備對國內貨幣市場的影響，央行必須通過回籠現金或者提高利率的方式來減少貨幣供給，但這恰恰又會拉動本幣升值；反過來，為了降低升值壓力，央行假如增加貨幣供給或者降低利率，這會使本來就因外匯儲備而極為寬松的貨幣市場雪上加霜。
如此看來，減持美元及美元資產迫在眉睫。美元減持後，我們應當避免重蹈覆轍，在增持歐元及其他幣種資產的同時，甚至還可以增持黃金儲備或石油戰略儲備等。外匯儲備的結構調整將是一個漸漸的過程。這個過程雖不能急，但必須行動起來。
風險之三：我國外匯儲備資產的存放地及投資期結構過於集中，可能會存在政治風險與信用風險。
我國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不但高度集中於美元，而且美元資產又主要集中在美國。從投資品種和投資期限來看，我國大量的外匯儲備既有相當部分存入了美國商業銀行，也有較大部分購買了美國各類債券，包括美國國庫券、美國財政部中長期債券、聯邦政府機構債券以及美國公司債券等，此外，應該還包括少量境外美元資產。
美國一向將中國視為其最大的潛在競爭對手，由於意識形態領域的差異以及敏感的台海問題，美國始終保持著與中國交往的距離，並將台灣問題視作與中國談判的籌碼，時不時為難中國。在這一點上，我們尤其要提高警惕，盡可能規避外匯儲備存放地的政治風險。
當然，在投資期限結構上，我們也要盡可能分散風險。一般地，外匯儲備資產分布結構應在不同時期有所區別。比方，在國際環境動盪時期，外匯儲備應多置放於銀行存款及變現程度高的短期證券上；在和平穩定時期，外匯儲備可以多一些放置於中長期品種上。

中新網11月17日電 國家統計局今日發布「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十六」。報告稱，近三十年來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大幅增長，外匯儲備躍居世界第一位。

報告顯示，改革開放30年，我國投資環境不斷改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逐年增加。每隔十年我國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都邁上新的台階。1979年我國FDI總量只有8萬美元，1980年為0.57億美元，1990年上升到34.87億美元，比10年前增長了60倍；2000年進一步提高到407.15億美元，又比10年前增長了近11倍；2007年我國的FDI達到了835.2億美元，比2000年又翻了一番多。1979-2007年，我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累計達7754.2億美元，是發展中國家中吸引FDI最多的國家。2007年，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居世界第6位，占發展中國家總額的16.7%。

報告稱，30年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程度的不斷加深和綜合國力的增強，外匯儲備大幅增加。1978年，我國外匯儲備只有16億美元(來源於聯合國資料庫)，只相當於當時世界第1位德國的3.7%；1990年，增加到286億美元，相當於當時世界第1位中國台灣省的39.5%；2000年，我國外匯儲備增加到1656億美元，位居世界第2位，相當於當時世界第1位日本的47.7%；2001年我國外匯儲備超過2000億美元，達到2122億美元；2006年底突破萬億美元大關，達到10663億美元，超過日本成為全球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1979-2007年，我國外匯儲備共增加15267億美元，年均增加526億美元。尤其是2000-2007年，共增加13627億美元，年均增加1947億美元。

央行14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6月，中國外匯儲備已達18088億美元。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實際上已經超過了世界124個國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總和。
從世界銀行公布的2007年世界各國GDP排名來看，排在第57位的是越南，其GDP是712億美元，排在末位即第180位的是太平洋島國吉里巴斯，其GDP是8700萬美元。如果將從第57位的越南一直到第180位的吉里巴斯這124個國家的GDP加起來，總和是17597億美元，也就是說，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已經超過了這124個國家GDP的總和。

外匯儲備的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調節國際收支，保證對外支付。
二是干預外匯市場，穩定本幣匯率。
三是維護國際信譽，提高對外融資能力。
四是增強綜合國力和抵抗風險的能力。
一定的外匯儲備是一國進行經濟調節、實現內外平衡的重要手段。當國際收支出現逆差時，動用外匯儲備可以促進國際收支的平衡；當國內宏觀經濟不平衡，出現總需求大於總供給時，可以動用外匯組織進口，從而調節總供給與總需求的關系，促進宏觀經濟的平衡。同時當匯率出現波動時，可以利用外匯儲備干預匯率，使之趨於穩定。因此，外匯儲備是實現經濟均衡穩定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手段，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一國經濟更易於受到其他國家經濟影響的情況下，更是如此。
一般說來，外匯儲備的增加不僅可以增強宏觀調控的能力，而且有利於維護國家和企業在國際上的信譽，有助於拓展國際貿易、吸引外國投資、降低國內企業融資成本、防範和化解國際金融風險。適度外匯儲備水平取決於多種因素，如進出口狀況、外債規模、實際利用外資等。應根據持有外匯儲備的收益、成本比較和這些方面的狀況把外匯儲備保持在適度的水平上。

外匯儲備作為一個國家經濟金融實力的標志，它是彌補本國國際收支逆差，穩定本國匯率以及維持本國國際信譽的物質基礎。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往往要持有高於常規水平的外匯儲備。但是，外匯儲備並非多多益善，近年來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的急劇擴大對經濟發展產生了許多負面影響。
1、 損害了經濟增長的潛力。一定規模的外匯儲備流入代表著相應規模的實物資源的流出，這種狀況不利於一國經濟的增長。如果我國外匯儲備的超常增長持續下去，將損害我國經濟增長的潛力。
2、 帶來了較大的利差損失。據保守估計，以投資利潤率和外匯儲備收益率的差額的2%來看，若擁有6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年損失高達100多億美元。如果考慮到匯率變動的風險，這一潛在損失會更大。另外，很多國家外匯儲備構成中絕大部分是美元資產，若美元貶值，則該國的儲備資產也將嚴重縮水。
3、 存在著高額的機會成本損失。我國每年要引進大約500億美元的外商投資，為此國家要提供大量的稅收優惠；同時，我國又持有大約一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閑置不用。這樣，一方面是國家財政收入減少，另一方面老百姓省吃儉用借錢給外國人花，其潛在的機會成本不可忽視。
4、 削弱了宏觀調控的效果。在現行外匯管理體制下，央行負有無限度對外匯資金回購的責任，因此隨著外匯儲備的增長，外匯占款投放量不斷加大。外匯占款的快速增長不僅從總量上制約了2004年以來宏觀調控的效力，還從結構上削弱宏觀調控的效果，並進一步加大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使央行調控貨幣政策的空間越來越小。
5、 影響對國際優惠貸款的運用。外匯儲備過多會使我國失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優惠貸款。按照IMF的規定，外匯儲備充足的國家不但不能享受該組織的優惠低息貸款，還必須在必要時對國際收支發生困難的其他成員國提供幫助。這對我國來講，不能不說是一種浪費。

樓主，我也不是很懂這個，分數並不重要，希望能有所幫助
祝一切順利！

F. 幫忙！ 關於中國自從建國以來中過的經濟變化歷程的內容

新中國經濟史論

老田

新中國早期的快速工業化過程，與西方國家以私人資本主導工業化的歷史經驗完全不同，是國家主導型的「非西方的工業化道路」。這就使得新中國早期的經濟發展，與建立在西方國家工業化經驗基礎上的經濟學知識積累，缺乏明確的對應關系，相應地，研究新中國早期的經濟問題，如果把研究視野局限在西方經濟學理論的認識框架里，肯定無法給出適當的理解和評價。

新中國與西方經驗的明顯區別在於：工業化進程的主導力量是政府而非私人資本，經濟主體和勞動者的地位也與市場競爭條件下的私人企業極為不同，而且中國的資源稟賦也與西方國家完全不一樣：體現在勞動力、土地和資本的存量和相對價格都不一樣。由於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多年來過分執著於西方經濟學理論，因而未能對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歷程作出適當的總結。

主流經濟學家們強烈表現出想要壟斷「改革的解釋權」的意願，但是對於「改革」本身的認識卻很可憐，吳敬璉在回顧經濟學界幾次重要會議的文章中間透露，他們在理論上基本是靠「道聽途說」和「現炒現賣」來提出政策主張的，並沒有對於發展中國經濟的全面認識和通盤考慮。人們今天普遍認識到改革的結果是「醫療改革不成功」、「市場換技術的設想失敗了」、「企業改革把企業徹底改垮了」，只要想想主流們在理論上心中無數，在對中國經濟現實的把握上又是以一知半解的西方理論進行「生搬硬套」的，那麼，這樣一場「盲人騎瞎馬」的摸索走到今天，確實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主流經濟學家們至今仍然拒絕對過去的歷史，作出起碼的反思和總結，而且還以扣「反改革」帽子為手段，阻撓別人對改革歷程作出適當的反思。這其實也很好理解，他們為了掩蓋自己的無能，總是要做點什麼才好，「面子價值」對主流們來說也許並不為零；特別是今天主流們的學術地位聯系著巨大的職業利益，「反思改革」有打破主流們「話語權壟斷地位」的危險，畢竟沒有了壟斷地位就肯定沒有高收益。由於認真總結和反思新中國過去的經濟建設歷程，已經與主流們的職業利益相矛盾，因此總結工作就只能由主流之外的人士來承擔了。

對於中華民族而言，有更重要的利益高於主流經濟學家們的職業利益總和，也高於主流和非主流的觀點分歧。總結和反思工作，對於我們正確地把握過去、現實和未來卻越來越重要。客觀上就需要有人作一些開拓性的工作，因此老田就不揣鄙陋，作出一些嘗試性的工作。由於過去在理論建設方面所存在的欠缺，對於社會主義工業化歷程的總結從來沒有上升到理論高度，因此我們今天對新中國的經濟建設作總結和反思，將不得不更多地求助於對經驗和現實的記錄和敘述。注重事實和經驗，顯然是認真總結歷史的起點，如果簡單地套用某種現成的理論，對於那些無法適應既定理論的現實就只能是強行「加工」和扭曲，這樣的總結工作就肯定顯得「削足適履」了。我的總結工作，將始終把中國的快速工業化進程、技術進步的條件、中國的資源稟賦和管理成本問題，作為分析的主要線索。

國內已經出版的各種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在敘述方式和內容安排上，多未能突破「宣傳提綱」的局限，共同點是聲稱「社會主義好、公有制好、計劃經濟好」，再後來，這些教材按照「時代要求」不得不加上市場經濟就是好的內容，就顯得「理不直、氣不壯」了，再作為宣傳提綱都已經不合格了。

一、 新中國的快速工業化目標與「近代史共識」

新中國早期的發展目標，其實是由近代史所給定的重大問題決定的，在中國發展的問題和目標上，應該說整個中華民族都是有共識的。針對近代史中間中華民族面臨那些最急迫的民生問題和安全問題，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也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有共識，問題上的共識基本上可以借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族、民生和民權」來簡潔地表達。這三大問題反應在國家經濟發展上，就是要快速完成工業化進程；毛澤東在一九六四年底繼續為「大躍進――快速工業化戰略」辯護的時候，就自動回到孫中山那裡，說「我們的先輩孫中山先生，在本世紀初期就說過，中國的未來將有一個大躍進。」

快速工業化戰略的內容和作用范圍，按照一九六四年三屆人大的表述就是要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在先進技術和工業基礎上去支持國家安全目標和民生目標的實現。「近代史共識」已經給定新中國一個歷史性的任務：為解決國家安全和民生問題，需要快速工業化戰略來支持這兩大目標的實現。新中國的建設目標，可以說是因應「近代史共識」而來的。

中國是工業化進程的後來者，等到新中國進行工業化的時候，西方先進國家已經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第三次工業革命正在興起之中。中國早期的追趕戰略，在技術內涵和跨度上就必須面對這個非常大的差距。追趕戰略的生效，意味著中國必須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通過高積累政策快速實現技術的進步和裝備過程。

中國的大躍進：竭盡全力彌補失去的時間。約翰牛（英國）被中國騎手甩在後面，象徵著中國決心憑著自己的工業發展來擊敗西方社會。（轉引自湯因比《歷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P366）

由於新的機器設備、廠房乃至規模巨大的交通系統建設，都要求大量的剩餘沉澱為實物資產，這樣的剩餘積累和沉澱的規模帶來的快速工業化進程，無論如何都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大躍進」。

每一次工業革命的技術進步要點，以及技術進入裝備相應的產業部門所需要沉澱的經濟剩餘數量（示意圖的面積）。示意圖的含義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前提條件在於長時間的經驗積累，在傳統農業時代，就要求有高於庄園自己自足水平的穩定需求，這個穩定需求是工場手工業穩定經營的前提，相應的社會條件是能夠在農業時代製造一個「高消費群體」。中國歷史上每到王朝末期，社會分化程度急速上升，倒是有一個這樣的龐大群體產生，問題在於這一暴富群體剝奪平民剩餘水平的水平太高，常常平民階層的基本生產和生存條件，結果破壞社會政治穩定，導致平民揭竿而起，使得歷史上政治革命周期性地發生，最後「高消費群體」隨王朝滅亡而消失，超出一般「自然經濟的學費水平之上」的市場容量就消失了，無法支持工場手工業長期經營和經驗積累達到發明機器的程度。也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除非存在對外低成本轉嫁內部矛盾的條件，在傳統農業時代就不存在「高消費群體」支持工場手工業長期經營的可能，近代英國的工業革命前提恰恰是聯系著低成本的對外擴張過程。

第三次工業革命，則要求實現機器的智能化過程，把機器操作者的經驗積累用自動控制系統來代替，這一次的技術主要與人力資本的投入和積累相關。而第二次工業革命聯系著大機器生產和交通系統建設，要求大量剩餘沉澱為機器廠房等，這是高積累政策無法超越的原因，西方先行國家的積累過程在時間上長達上百年，單位時間內的積累強度要求就低；特別是西方國家通過對外擴張政策，往往把積累的成本和代價轉移到國境之外去。中國缺乏把積累成本對外轉嫁的空間，也實際上缺乏慢悠悠來進行積累的時間，高積累和大躍進都是在中國特定的「時空緊約束」下的唯一選擇。

第一次工業革命

（長時間的經驗積累，機械引入生產）

第二次工業革命

（大機器和工廠化大規模生產）

第三次技術革命

（智能化機器和人力資本）

快速工業化戰略或者「大躍進」，最經典的表述是劉少奇在一九五七年第八屆全國工會代表大會上給出的：在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內主要工業品產量方面要趕上或者超過英國。大躍進、人民公社以及總路線（「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一起被總稱為「三面紅旗」。而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宣傳運動中間，「三面紅旗」被確立為「政治正確性」的標准，為普通民眾所充分掌握，這一宣傳運動本質上也是在全國范圍內「製造認同」的過程，因為認同的提高總是意味著管理成本的降低。

「三面紅旗」看上去是帶有「口號」性質的宣傳措辭，但具有十分具體的制度內涵：就是要在農村強化基層政權的動員能力去組織豐富的勞動力，進行密集的勞動投入來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包括農田水利建設，以此保證農副產品特別是糧食的高產穩產，滿足工業化和人口增長的需要；而中國有限的經濟剩餘，優先分配給重工業，以支持快速工業化戰略。「三面紅旗」的核心是中國早期工業化的根本制度安排，其實質性的制度內涵包括快速工業化戰略下的剩餘分配順序和勞動力動員兩個主要方面。三面紅旗的制度內容在一九五六年關於八大政治報告的決議中間確立下來的，並非形成於人民公社運動期間：

農業的發展不僅直接地影響著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輕工業發展的速度，而且也影響著重工業發展的速度。我國目前農業生產還不能適應日益增長的需要，今後必須用更大的力量發展農業。但是，在最近的將來我國還不能有很大的農業機械工業和化學肥料工業，還不能進行很大規模的墾荒，水旱災害也還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農業增產的主要途徑，就是要充分發揮農業已經基本上實現合作化這個優越條件，依靠合作社的集體力量和政府的支援，採取興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種、推廣新式農具、提高復種指數、改進耕作方法、防治病蟲災害等項措施，來增加單位面積產量。（《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快速工業化戰略要求在盡可能短的時間段內，實現大規模的投資，要求有限的經濟剩餘集中使用於重工業。重工業單個項目的巨大投資規模，地方政府往往無法籌集到足夠的剩餘以支持這樣大的投資強度，物資平衡在省市這樣的范圍內也往往無法解決，需要在全國范圍內平衡，這就要求中央政府起到更多的組織和主導作用。一九五八年毛澤東曾經要求進行地方分權和企業下放的改革，實際上是不成功的，為此他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做了自我批評（他對於「三面紅旗」從來沒有後退過，也從不檢討）。
………………（以下省略字數若干,樓主如有需要，請登陸下面網站看全文）

G. 中國人民銀行的各階段發展史

中國人民銀行是1948年12月1日在華北銀行、北海銀行、西北農民銀行的基礎上合並組成的。1983年9月，國務院決定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國家中央銀行職能。1995年3月18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至此，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以法律形式被確定下來。
人民銀行的歷史，可以追溯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開的「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通過決議成立「中共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簡稱蘇維埃國家銀行），並發行貨幣。從土地革命到抗日戰爭時期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前夕，人民政權被分割成彼此不能連接的區域。各根據地建立了相對獨立、分散管理的根據地銀行，並各自發行在本根據地內流通的貨幣。1948年12月1日，以華北銀行為基礎，合並北海銀行、西北農民銀行，在河北省石家莊市組建了中國人民銀行，並發行人民幣，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中央銀行和法定本位幣。
中國人民銀行成立至今的五十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體制、職能、地位、作用等方面，都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革。
一、中國人民銀行的創建與國家銀行體系的建立（1948--1952年）
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在河北省石家莊市宣布成立。華北人民政府當天發出布告，由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人民幣在華北、華東、西北三區的統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項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人民幣為本位貨幣。1949年2月，中國人民銀行由石家莊市遷入北平。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把中國人民銀行納入政務院的直屬單位系列，接受財政經濟委員會指導，與財政部保持密切聯系，賦予其國家銀行職能，承擔發行國家貨幣、經理國家金庫、管理國家金融、穩定金融市場、支持經濟恢復和國家重建的任務。
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中國人民銀行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統一領導下，著手建立統一的國家銀行體系：一是建立獨立統一的貨幣體系，使人民幣成為境內流通的本位幣，與各經濟部門協同治理通貨膨脹；二是迅速普建分支機構，形成國家銀行體系，接管官僚資本銀行，整頓私營金融業；三是實行金融管理，疏導游資，打擊金銀外幣黑市，取消在華外商銀行的特權，禁止外國貨幣流通，統一管理外匯；四是開展存款、放款、匯兌和外匯業務，促進城鄉物資交流，為迎接經濟建設做准備。到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終結時，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銀行，建立了全國垂直領導的組織機構體系；統一了人民幣發行，逐步收兌了解放區發行的貨幣，全部清楚並限期兌換了國民黨政府發行的貨幣，很快使人民幣成為全國統一的貨幣；對各類金融機構實行了統一管理。中國人民銀行充分運用貨幣發行和貨幣政策，實行現金管理，開展「收存款、建金庫、靈活調撥」，運用折實儲蓄和存放款利率等手段調控市場貨幣供求，扭轉了新中國成立初期金融市場混亂的狀況，終於制止了國民黨政府遺留下來的長達二十年之久的惡性通貨膨脹。同時，按照「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配合工商業的調整，靈活調度資金，支持了國營經濟的快速成長，適度地增加了對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的貸款；便利了城鄉物資交流，為人民幣幣值的穩定和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二、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國家銀行（1953--1978年）
在統一的計劃體制中，自上而下的人民銀行體制，成為國家吸收、動員、集中和分配信貸資金的基本手段。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加快，私營金融業納入了公私合營銀行軌道，形成了集中統一的金融體制，中國人民銀行作為國家金融管理和貨幣發行的機構，既是管理金融的國家機關又是全面經營銀行業務的國家銀行。
與高度集中的銀行體制相適應，從1953年開始建立了集中統一的綜合信貸計劃管理體制，即全國的信貸資金，不論是資金來源還是資金運用，都由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統一掌握，實行「統存統貸」的管理辦法銀行信貸計劃納入國家經濟計劃，成為國家管理經濟的重要手段。高度集中的國家銀行體制，為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進行全面的金融監督和服務。
中國人民銀行擔負著組織和調節貨幣流通的職能，統一經營各項信貸業務，在國家計劃實施中具有綜合反映和貨幣監督功能。銀行對國有企業提供超定額流動資金貸款、季節性貸款和少量的大修理貸款，對城鄉集體經濟、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提供部分生產流動資金貸款，對農村中的貧困農民提供生產貸款、口糧貸款和其他生活貸款。這種長期資金歸財政、短期資金歸銀行，無償資金歸財政、有償資金歸銀行，定額資金歸財政、超定額資金歸銀行的體制，一直延續到1978年，期間雖有幾次變動，基本格局變化不大。
三、從國家銀行過渡到中央銀行體制（1979--1992年）
1979年1月，為了加強對農村經濟的扶植，恢復了中國農業銀行。同年3月，適應對外開放和國際金融業務發展的新形勢，改革了中國銀行的體制，中國銀行成為國家指定的外匯專業銀行；同時設立了國家外匯管理局。以後，又恢復了國內保險業務，重新建立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各地還相繼組建了信託投資公司和城市信用合作社，出現了金融機構多元化和金融業務多樣化的局面。
日益發展的經濟和金融機構的增加，迫切需要加強金融業的統一管理和綜合協調，由中國人民銀行來專門承擔中央銀行職責，成為完善金融體制、更好發展金融業的緊迫議題。1982年7月，國務院批轉中國人民銀行的報告，進一步強調「中國人民銀行是我國的中央銀行，是國務院領導下統一管理全國金融的國家機關」，以此為起點開始了組建專門的中央銀行體制的准備工作。
1983年9月17日，國務院作出決定，由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並具體規定了人民銀行的10項職責。從1984年1月1日起，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專門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集中力量研究和實施全國金融的宏觀決策，加強信貸總量的控制和金融機構的資金調節，以保持貨幣穩定；同時新設中國工商銀行，人民銀行過去承擔的工商信貸和儲蓄業務由中國工商銀行專業經營；人民銀行分支行的業務實行垂直領導；設立中國人民銀行理事會，作為協調決策機構；建立存款准備金制度和中央銀行對專業銀行的貸款制度，初步確定了中央銀行制度的基本框架。
人民銀行在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的初期，隨著全國經濟體制改革深化和經濟高速發展，為適應多種金融機構，多種融資渠道和多種信用工具不斷涌現的需要，中國人民銀行不斷改革機制，搞活金融，發展金融市場，促進金融制度創新。中國人民銀行努力探索和改進宏觀調控的手段和方式，在改進計劃調控手段的基礎上，逐步運用利率、存款准備金率、中央銀行貸款等手段來控制信貸和貨幣的供給，以求達到「宏觀管住、微觀搞活、穩中求活」的效果，在制止「信貸膨脹」、「經濟過熱」、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初步培育了運用貨幣政策調節經濟的能力。
四、逐步強化和完善現代中央銀行制度（1993年至今）
1993年，按照國務院《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國人民銀行進一步強化金融調控、金融監管和金融服務職責，劃轉政策性業務和商業銀行業務。
1995年3月1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首次以國家立法形式確立了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的地位，標志著中央銀行體制走向了法制化、規范化的軌道，是中央銀行制度建設的重要里程碑。
1998年，按照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的部署，改革人民銀行管理體制，撤銷省級分行，設立跨省區分行，同時，成立人民銀行系統黨委，對黨的關系實行垂直領導，幹部垂直管理。
2003年，按照黨的十六屆二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關於深化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的意見》和十屆人大一次會議批準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將中國人民銀行對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信託投資公司及其他存款類金融機構的監管職能分離出來，並和中央金融工委的相關職能進行整合，成立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同年9月，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正式批准人民銀行的「三定」調整意見。12月27日，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修正案）》。
有關金融監管職責調整後，人民銀行新的職能正式表述為「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維護金融穩定、提供金融服務。」同時，明確界定：「中國人民銀行為國務院組成部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銀行，是在國務院領導下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維護金融穩定、提供金融服務的宏觀調控部門。」這種職能的變化集中表現為「一個強化、一個轉換和兩個增加」。
「一個強化」，即強化與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有關的職能。人民銀行要大力提高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的水平，靈活運用利率、匯率等各種貨幣政策工具實施宏觀調控；加強對貨幣市場規則的研究和制定，加強對貨幣市場、外匯市場、黃金市場等金融市場的監督與監測，密切關注貨幣市場與房地產市場、證券市場、保險市場之間的關聯渠道、有關政策和風險控制措施，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一個轉換」，即轉換實施對金融業宏觀調控和防範與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方式。由過去主要是通過對金融機構的設立審批、業務審批、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審查和監管指導等直接調控方式，轉變為對金融業的整體風險、金融控股公司以及交叉性金融工具的風險進行監測和評估，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轉變為綜合研究制定金融業的有關改革發展規劃和對外開放戰略，按照我國加入WTO的承諾，促進銀行、證券、保險三大行業的協調發展和開放，提高我國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維護國家利益；轉變為加強與外匯管理相配套的政策的研究與制訂工作，防範國際資本流動的沖擊。
「兩個增加」，即增加反洗錢和管理信貸徵信業兩項職能。今後將由人民銀行組織協調全國的反洗錢工作，指導、部署金融業反洗錢工作，承擔反洗錢的資金監測職責，並參與有關的國際反洗錢合作。由人民銀行管理信貸徵信業，推動社會信用體系建設。
這些新的變化，進一步強化了人民銀行作為我國的中央銀行在實施金融宏觀調控、保持幣值穩定、促進經濟可持續增長和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中的重要作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在宏觀調控體系中的作用將更加突出。面對更加艱巨的任務和更加重大的責任，中央銀行在履行新的職責過程中，視野要更廣，思路要更寬，立足點要更高。特別是要大力強化與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有關的職能，不僅要加強對貨幣市場、外匯市場、黃金市場等金融市場的規范、監督與監測，還要從金融市場體系有機關聯的角度，密切關注其他各類金融市場的運行情況和風險狀況，綜合、靈活運用利率、匯率等各種貨幣政策工具實施金融宏觀調控。要從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實現和維護國家利益的高度，研究、規劃關繫到我國整個金融業改革、發展、穩定方面的重大戰略問題。目前，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貨幣政策決策面臨的環境日趨復雜，金融業長期積累的金融風險仍然較重、改革與重組任務十分艱巨。在此情況下，中央銀行要更善於擅於准確把握影響經濟金融發展全局的因素，注意研究新情況、開發新工具、探索新方法、解決新問題，並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努力做到識大局、講宏觀、懂技術、膽識兼備，充分發揮中央銀行在宏觀調控中的突出作用。
根據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規定，將中國人民銀行對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信託投資公司及其他存款類金融機構的監管職能分離出來，並和中央金融工委的相關職能進行整合，成立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在宏觀調控體系中的作用將更加突出。根據2003年12月27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修正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規定，中國人民銀行的主要職責為：
（一）起草有關法律和行政法規；完善有關金融機構運行規則；發布與履行職責有關的命令和規章。
（二）依法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
（三）監督管理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和銀行間債券市場、外匯市場、黃金市場。
（四）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國家金融穩定。
（五）確定人民幣匯率政策；維護合理的人民幣匯率水平；實施外匯管理；持有、管理和經營國家外匯儲備和黃金儲備。
（六）發行人民幣，管理人民幣流通。
（七）經理國庫。
（八）會同有關部門制定支付結算規則，維護支付、清算系統的正常運行。
（九）制定和組織實施金融業綜合統計制度，負責數據匯總和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
（十）組織協調國家反洗錢工作，指導、部署金融業反洗錢工作，承擔反洗錢的資金監測職責。
（十一）管理信貸徵信業，推動建立社會信用體系。
（十二）作為國家的中央銀行，從事有關國際金融活動。
（十三）按照有關規定從事金融業務活動。
（十四）承辦國務院交辦的其他事項。

H.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發展歷程

第一階段是人民幣內部結算價與官方匯率並存時期(1981～1984年)。改革以前，人民幣匯率長期低於出口創匯成本，但高於國內外消費物價之比。為了擴大出口，人民幣需要貶值，不過人民幣貶值對非貿易外匯收入不利。從兼顧貿易和非貿易兩方面的需要出發，1979年8月政府決定自1981年1月1日起在官方匯率之外實行貿易內部結算匯率，它以全國出口平均換匯成本加一定幅度的利潤計算出來，明顯低於官方匯率。
第二階段是取消內部結算匯率，進入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市場匯率並存時期(1985～1993年)。雙重匯率體制明顯調動了出口企業的積極性，國家外匯儲備也有所增加。但是這種安排存在明顯的問題：第一，從對外關系來看，IMF將雙重匯率看作是政府對出口的補貼，發達國家威脅要對我國出口商品徵收補貼稅。第二，從國內角度來看，雙重匯率造成外匯管理工作中的混亂，而且它在外貿部門仍然吃大鍋飯的情況下不能有效抑制進口。所以，從1985年1月1日起取消了內部結算價，人民幣又恢復到單一匯價。
為了配合外貿改革和推行承包制，我國逐步取消財政補貼，從1988年起增加外匯留成比例，普遍設立外匯調劑中心，放開調劑市場匯率，形成官方匯率和調劑市場匯率並存的局面。 第一階段
匯率並軌與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時期(1994～2005年7月)。1994年國家外匯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是「改革外匯管理體制，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范的外匯市場，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的貨幣」。具體措施包括，第一，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1994年1月1日實行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並軌。第二，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取消外匯留成和上繳。第三，建立全國統一的、規范的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央行通過參與該市場交易管理人民幣匯率，人民幣對外公布的匯率即為該市場所形成的匯率。1996年12月我國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從而實現了人民幣自由兌換的重要一步。
1994年以後，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管理浮動匯率制度，但人民幣對美元的名義匯率除了在1994年1月到1995年8月期間小幅度升值外，始終保持相對穩定狀態。亞洲金融危機以後，由於人民幣與美元脫鉤可能導致人民幣升值，不利於出口增長，中國政府進一步收窄了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區間。1999年，IMF對中國匯率制度的劃分也從「管理浮動」轉為「釘住單一貨幣的固定釘住制」。
第二階段
2005年7月21日，我國對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進行改革。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選擇若干種主要貨幣組成一個貨幣籃子，同時參考一籃子貨幣計算人民幣多邊匯率指數的變化。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人民幣總體小幅升值。
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後，中國人民銀行每個工作日閉市後公布當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等交易貨幣對人民幣匯率的收盤價，作為下一個工作日該貨幣對人民幣交易的中間價。自2006年1月4日起，中國人民銀行授權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於每個工作日上午9時15分對外公布當日人民幣對美元、歐元、日元和港幣匯率中間價，作為當日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含OTC方式和撮合方式）以及銀行櫃台交易匯率的中間價。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新人民幣匯率制度平穩實施充分證明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符合我國匯制改革主動性、可控性、漸進性的要求。人民幣匯率將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

I. 90年代至今人民幣匯率變化歷程

下表列出了1971年至2015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變化：

注:年平均值，1美元兌換人民幣金額。特別說明：1949年-1952年採用浮動匯率換算，53-71年都是2.462。

(9)中國外匯儲備的發展歷程擴展閱讀:

率是指一國貨幣與另一國貨幣的比率或比價，或者說是用一國貨幣表示的另一國貨幣的價格。匯率變動對一國進出口貿易有著直接的調節作用。在一定條件下，通過使本國貨幣對外貶值，即讓匯率下降，會起到促進出口、限制進口的作用;反之,本國貨幣對外升值，即匯率上升,則起到限制出口、增加進口的作用。

影響匯率變化因素:

（1）國際收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如果一國國際收支為順差，則外匯收入大於外匯支出，外匯儲備增加，該國對於外匯的供給大於對於外匯的需求，同時外國對於該國貨幣需求增加，則該國外匯匯率下降，本幣對外升值；如果為逆差，反之。

需要注意的是，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不斷增加，但美元卻保持長期的強勢，這是很特殊的情況，也是許多專業人士正在研討的課題。

（2）通貨膨脹率。任何一個國家都有通貨膨脹，如果本國通貨膨脹率相對於外國高，則本國貨幣對外貶值，外匯匯率上升。

（3）利率。利率水平對於外匯匯率的影響是通過不同國家的利率水平的不同，促使短期資金流動導致外匯需求變動。如果一國利率提高，外國對於該國貨幣需求增加，該國貨幣升值，則其匯率下降。當然利率影響的資本流動是需要考慮遠期匯率的影響，只有當利率變動抵消未來匯率不利變動仍有足夠的好處，資本才能在國際間流動。

參考資料:匯率 網路

J. 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綜合國力和什麼實現歷史性跨越

綜合國力顯著增強。我國連續多年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二大消費市場、製造業第一大國、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外匯儲備第一大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2021年，我國經濟總量和人均水平實現新突破，經濟規模突破110萬億元，達到114.4萬億元；人均GDP達到80976元，按年平均匯率折算達12551美元，超過世界人均GDP水平。
基礎設施建設成效明顯。2021年我國新建高速鐵路投產里程、新改建高速公路里程達2168公里、9028公里。新型信息基礎建設力度加大，累計建成開通5G基站超過142.5萬個，5G手機終端連接數達到5.2億戶。
社會生產力穩步提高。2021年，我國糧食產量連續7年穩定在1.3萬億斤以上，穀物、籽棉、花生、肉類、茶葉、水果產量均居世界第一。粗鋼產量10.3億噸、發電量8.1萬億千瓦時、化肥產量5446萬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