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國的外匯儲備結構

❶ 三道社會生活題(高額懸賞！）

1.從目前的發展態勢來看，朝核問題最可能出現兩種前景：前景之一是如各界所願，順利實施「2·13」共同文件的規定，在近期關閉寧邊的核設施，朝鮮半島無核化進程進入實質性操作階段。前景之二是朝鮮核問題的解決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始終處在口頭上要解決，但實際上總是枝節叢生、爭吵不斷的狀態下，問題長期拖延下去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朝鮮不會輕易交出核武器，因為作為一種終極安全保障，核武器對於孤立於國際體系之外的朝鮮意義重大，朝鮮不太可能以這種終極的安全保障換取美國一紙協議的不確定安全保障。即使朝鮮關閉了寧邊核設施，但朝鮮擁有多處與核相關的核生產或實驗設施，是否能全部放棄？同時，日本在每輪會談時都會製造一些麻煩，似乎並不誠心希望事態的順利解決，而按照常理來看，朝鮮核問題的解決應該有利於日本安全環境的改善，但日本國內一些極右翼分子懷有不理智的想法，謀求通過朝核問題搭乘「核武化」的便車。說到底，問題的最終解決還是取決於美國的戰略決斷，五輪「六方會談」的障礙多在美國，而布希及其下一任政府將採取怎樣的對朝政策，現在仍具有不確定性，因此在整個事態的判斷上還是應抱以長期觀察的謹慎態度。

從更宏觀的國際戰略的角度看，朝核問題不是簡單的朝美之間的問題，而是中美朝三方之間的戰略博弈，中國在此有切身的利益關切，在朝核問題的解決上，中美實際上在比試「定力」和忍耐力。

由於此次澳門匯業銀行的資金轉賬問題最終由俄羅斯來解決，加之以前朝鮮多次越過中國與美國做交易，似乎不太理會中國的勸告，所以有很多人講，中國在朝核問題上被邊緣化了。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講，中國在朝核問題中似乎有一定的丟分，但說被邊緣化未免誇大其詞，中國在整個「六方會談」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也是無法取代的。朝核問題是一個涉及中國根本利益的重大問題，只要能解決，不管什麼形式，對我們來說是利大於弊。因此，我們完全沒有必要過於在意中國在整個事態中的地位與影響，維護國家利益及地區安全穩定才是問題的關鍵。

依我看，當前中國在朝核問題上應該重點關注三個問題：一是面對兩種發展前景，做好兩手准備。二是避免有些人所擔心的朝鮮徹底倒向美國。這種可能性雖然並不大，但並非完全不存在，因此我們有必要做好這方面的工作準備。維護中朝友好關系有很多的有利因素，比如中朝之間的歷史友誼、共同的戰斗經歷、意識形態的相似性。三是伴隨著朝鮮核問題進入實質性解決階段，我們必須認真考慮構建東北亞安全機制的問題，這既與朝核問題的最終解決緊密相關，也對東北亞地區維持長期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具有重要意義。

下面我將就東北亞安全機制的建設問題談幾點想法。隨著2007年「2·13」共同文件決定建立東北亞和平與安全機制工作組，東北亞安全機制的建設問題正式提上了政治議程。目前，世界上絕大多數地區都有安全機制安排，比如歐洲有歐盟、北約和歐安會。亞太地區有亞太經合組織（APEC），東亞地區有東盟地區論壇和「10＋3」這樣的對話平台，可是在東北亞地區，至今沒有建立起一個地區范圍的安全機制。東北亞地區是世界經濟、政治和地緣戰略的重要地區之一，匯聚了中、日、俄三個世界大國，並且美國深深捲入其中，韓國是一個重要的新興國家，朝鮮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游離於國際體系之外的個性國家，各國的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歷史文化差別懸殊，相互之間存在著歷史認識、領土和領海糾紛，各種非傳統安全問題日益嚴重。東北亞地區目前保持著世界上唯一殘存的冷戰結構，與當今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潮流嚴重不符，也無法解決當今東北亞地區的各種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問題。如此重要而錯綜復雜的國際結構，確實需要一個比較完善的安全機制安排，這對東北亞地區的持久和平、穩定與繁榮具有重要意義。從這一點來講，建立東北亞安全機制具有絕對的必要性。

既然有必要性，下一步就要討論建立東北亞安全機制的可行性問題。目前，在學術界存在著兩種看法：一種意見是認為該機制可行，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為東北亞各國的安全合作提供了有利的大環境，各國之間經濟聯系與合作的日益加強為建立安全機制提供了必要的經濟基礎，本地區多數國家政府表現出了建立安全機制的強烈的政治意願，中國的發展壯大和參與國際多邊機制的經驗積累使中國具備了推動建立東北亞安全機制建設的基礎和條件。另一種意見是條件尚未成熟，認為從學理角度來看，東北亞各國在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戰略目標、身份認同和威脅定位上存在根深蒂固的差異，建立東北亞安全機制不具有可行性。我個人的看法是，沒有必要太拘泥於某些西方學者的學理邏輯，既然從國家利益和地區利益來看有建立的必要性，中國就應該全力推動，況且目前並不存在一個能完全阻礙安全機制建立的因素和勢力，關鍵問題是如何定位東北亞安全機制。實際上，俄羅斯和韓國已經提出了相關的設想和建議。

東北亞安全機制建構已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但學術界有關東北亞安全機制的定位及其功能的認識還不統一，甚至存在很大的誤解。關於安全機制的定義很多，簡單地說，就是旨在解決相關國家安全關切問題的一個制度化平台。在學術界，一般將國際安全機制分為外向型機制與內向型機制兩種類型。前者針對來自機制外的威脅，類似於同盟關系；後者針對機制內國家的行為，旨在維護機制內部的穩定與和平（如歐安會和上海合作組織），乃至以建立一種安全共同體為目標（如歐盟）。

根據現有條件和漸進原則，未來的東北亞安全機制的定位是：建立一個內向型的、以維護機制內國家之間和平共處和地區穩定為目標的地區安全機制。因為就東北亞地區來說，根本不存在外來威脅的可能，而建立一種基於共同價值觀和身份認同的安全共同體無異於天方夜譚。需要指出的是，不應寄希望於安全機制能解決相關國家的根本生存問題，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幫助解決國家間關系中的某些小問題及非傳統安全問題。

據此，我建議考慮兩種建構方式：一是採取歐安會模式，即在承認機制內各種集團的利益及各種雙邊同盟關系的情況下，建立寬泛的對話機制。它實際上更多的是一個安全論壇，旨在起到溝通信息、交流觀點、加強互信、促進合作的作用。二是參照早期的上海合作組織模式，即在各參與方之間進行安全領域的合作，如建立東北亞無核區、維護邊境安全、交流軍隊信息、開展國際反恐合作等。

在建立東北亞安全機制的過程中，除了始終堅持公認的國際關系准則外，中國還應堅持以下幾個原則：

第一，東北亞安全機制建設應該在「六方會談」機制的基礎上推進，與朝核問題的解決同步進行，實際上，兩者之間存在著相輔相成的正相關關系。第二，中國應採取積極參與、積極推動的態度，力求在某些方面起到主導作用。第三，循序漸進的原則。中國必須正視東北亞國家之間的差異性和戰略利益的不同，設立議題必須堅持由易到難的順序，先從比較容易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入手，逐步擴大國家之間的共識與共同利益基礎，然後逐步擴大到錯綜復雜的傳統安全領域。第四，堅持與中國的新安全觀相一致的合作安全、共同安全與綜合安全的原則。第五，中美共同主導的原則。有一種意見認為，構建東北亞安全機制應該把美國排除在外，我認為這既不現實，也沒有必要，是不可取的。因為美國深深地捲入東北亞事務有它的利益關切，實際上美國已經構成東北亞地區國際關系格局的一股勢力。如果沒有美國的參與，不要說難以成功，即使建立起了某種制度安排，也不會起到什麼作用。不僅如此，中國還要採取中美共同主導的原則態度，在兩國之間搭建另一個溝通和對話的平台，這將有利於中美關系的穩定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研究生李欣整理）

2.(1).中國有句俗語叫「手中有糧，心中不慌」，在深受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背景下，我國外匯儲備以出乎意料的速度突破2萬億美元大關，這無疑是給復甦中的中國經濟打了一針「興奮劑」，吃了一顆「定心丸」。

可興奮之餘，如何運用這筆巨額外匯儲備，恐怕是擺在最高決策當局面前的一大難題。而在此之前有關的議論，可謂是五花八門，比較典型的有：

一為「分紅論」，即把一部分外匯分給老百姓，理由是：這樣做可以刺激市場消費，拉動經濟增長。事實上，這是絕對行不通的，有專家分析說：如果把1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分給老百姓，老百姓勢必要換成人民幣在國內消費，然後1萬統美元外匯又回到央行，這相當於多發了等價於1萬億美元的人民幣；如果老百姓把1萬億美元中的部分外匯拿到外國消費，不但沒能直接刺激中國經濟，而且將相應減少中國的外匯儲備，其結果必然是災難性的，因為這非常容易造成貨幣危機或通貨膨脹，最終受害的則依然是中國老百姓。

二為「減持論」，即逐步減少美元資產的比重，理由是：過多的持有美國國債與其它美元資產風險太大。以美國財政部公布的TIC數據來計算，2002年-2008年美元證券類資產佔中國外匯儲備的比重在66%-74.75%。這意味著中國事實上成了美國最大的債主，而一旦美國金融市場出現動盪，中國持有的美元資產必將遭受巨大價值損失，因而「減持」的呼聲不絕於耳。可減持的節奏與數額如果掌控不好，勢必又將加劇美元貶值，到頭又可能落得個「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可悲下場，這也是中國現階段為什麼力挺美元的根本原因。

三為「多元論」，即逐步調整與優化外匯儲備結構，理由是：這樣可以提高外匯儲備「流動性、收益性和安全性」。顯然，這是一種比較理性的戰略思考。如何調整？其實溫總理早在今年2月訪歐演講中己給出答案，就是中國有近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我們可以動用外匯儲備刺激經濟。同時，總理還表態說，外匯儲備只能用在國外。這意味著巨額外匯儲備今後不可能在美元「一顆樹上弔死」，我們可以進口國內急需的高新技術產品和石油、礦產等戰略物資，可以鼓勵企業進軍海外市場投資，可以增加對主權國家的信貸額度，可以擴大中方在世界銀行等國際或地區金融組織的股份與投資等等，事實上我們己經在進行類似的大膽嘗試。從未來講，推動形成新的全球「儲備貨幣」，應當是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共同目標，因為這樣可以有效抑制個別國家獨霸「世界貨幣」發行權所帶來諸多風險。當然，「藏匯於民」也是一種潛在的選項，這就需要改進現行某些強制結售匯制度法律法規框架。

總而言之，掌握著巨額外匯儲備的中國，可以說是利弊兼有，利在為中國贏得穩定的外部環境，有助於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和增加國家的信用度；弊在客觀上存在匯兌損益、投資損益與美元危機的風險。但不管怎樣，「腰桿子粗了」就意味著我們在經濟戰略與策略上有了較大的彈性操作空間，只要外匯儲備這張牌打的好，中國完全可以化「危機」為「機遇」、變「被動」為「主動」，進而使得外匯儲備更好的為發展與穩定經濟服務，為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服務。

(2)從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歷程看，歷史上幾次大的外部經濟沖擊，都促使中國經濟積極推進內部的改革與對外的開放，從而為中國經濟的大發展帶來新的機遇，每一次大的沖擊之後，中國經濟都往往走上一個新的台階。1990和1991年中國經濟的大幅回落，促使政府積極推進改革，小平同志再1992年南巡中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成了強大的體制創新帶來的動力，造就了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長達五年的兩位數經濟增長的繁榮局面。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使得中國在1999年推行了國有銀行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促進了住房制度的改革，並積極加入了世貿，為中國的企業開辟了一個巨大的全球市場，再次在2003－2007年為中國經濟迎來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二次持續5年的兩位數的增長。完全可以說，沒有當時的艱苦的改革和加入世貿初期的開放沖擊，就沒有今天相對健康的銀行系統和更為巨大的政策迴旋餘地。

現在我們又一次面臨著放鬆管制，培育新的增長點的轉折時期。如果中國經濟可以在這一次外部壓力推動下完成向內需主導增長的格局的轉型，必然會帶來新的巨大增長機會。要走出當前的調整壓力，當前中國最為需要的，可能並不是一味強調基礎設施投資和財政赤字的所謂凱恩斯主義，也不是一味放鬆貨幣到零利率的貨幣主義，而是強調通過改革釋放體制的活力、通過開放尋求全球新的布局機會的、強調改革開放的「鄧小平主義」。

在經濟明顯回落、擔心找不到大量吸收就業的增長點、以及擴大內需的增長點的同時，很多能夠吸收大量就業、培育內需增長電的行業，因為存在嚴格的准入管制和壟斷，因為嚴格的准入門檻，而使得很多社會資金無法進入，例如：鐵路、電信、金融、教育、醫療等，2008－2009年盡管對鐵路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但是鐵道部門還是在重要的運輸時期「依然還是一票難求」，而中國當前一方面是大量的鋼鐵等原材料的庫存增長和產能過程、以及正在增大的就業壓力，一方面是巨大的運輸需求，為什麼不能形成有效的投資和內需的增長點？關鍵還是鐵道部門的壟斷和管制。

如果能夠充分利用這一次擴大內需、應對危機的機會，打破這些能夠吸收巨大就業和創造內需增長點的行業的壟斷和管制，在經歷此次金融危機過後，中國又可能有機會培育出一批富有活力的新增長點，中國經濟將有希望迅速從危機中走出，展現新的局面。

如果說2008年是國內外風雲激盪下的大調整的一年，那麼，在新的國際國內經濟格局下，2009年則可能是大布局的一年。這要求中國重新根據自身的優勢重新布局擴大內需的政策舉措；中國的企業也應當有更大的視野在新的環境下重新調整策略、重新布局自身的資源，為中國經濟的轉型和走出調整形成新的推動力。

要想真正走出危機，必須做好三點：
1將教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不是經濟決定論思想指導下的30年GDP崇拜。而且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教育以及知識產權保護將顯得尤為重要（本來就重要），中國在這兩方面做得極差！一個不尊重學術、知識、不把教育放在心上，不把知識分子放在眼裡的國家，發展根本就是不可持續的。
2全面的制度改革，尤其是政治制度改革。現在中國的幾乎所有可以成為社會問題，納入議題的矛盾，要想解決，幾乎都要涉及到體制問題。制度和教育都是重要的生產力。
3經濟結構調整，產業轉型與升級。農民工不能打了十年工依舊還是個農民。中國經濟的巨量，科技貢獻少之又少，很大原因是靠了吃祖宗留下的和搶奪子孫後代的。產業不轉型，科技水平、勞動力素質就受到限制。第三產業才是解決中國巨大就業壓力的根本之道。
4還債社會保障。一個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不應該是剝奪了公民最基本的生存生活權力的國家。可是現在，住房、醫療、教育、食品質量、生產安全、環境等問題，幾乎是把國民的基本生命權、居住權、教育權

3.（1）能源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能源問題與經濟金融形勢密切相關。近來，國際金融危機愈演愈烈，迅速從局部發展到全球，從發達國家傳導到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從金融領域擴散到實體經濟，形勢十分嚴峻。與此同時，世界能源市場劇烈波動，能源特別是石油的價格由大漲轉為大落，各國能源發展面臨復雜形勢。中國既是能源生產大國，也是能源消費大國，印尼能源資源十分豐富，兩國能源經濟存在較強的互補性。在當前形勢下，進一步加強雙邊能源合作，對於共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挑戰、促進兩國經濟和能源穩定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受到國際金融危機迅速蔓延和世界經濟增長明顯減速的影響，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企業經營困難增加。針對這種情況，中國政府及時對宏觀經濟政策作出調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採取一系列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措施，增加政府投資，帶動社會投入，刺激居民消費，努力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同時，我們立足當前、著眼長遠，把促進經濟增長與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結合起來，把擴大內需與保護生態環境、推動能源產業更好發展結合起來，努力構築穩定、經濟、清潔、安全的能源供應體系，以能源的可持續發展支持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我們高度重視推動節能減排、提高能源效率。中國節能環保產業剛剛起步，發展潛力很大。增加這方面的投入，對於改善環境質量、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都具有重要作用。我們將繼續加強節能減排和生態環境建設，推進重點節能工程，實施循環經濟重大示範項目，並將其作為下一步政府投資的重點。深入開展全民節能行動，進一步強化水和大氣污染治理，積極防治能源生產和消費中產生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推進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

我們高度重視調整能源結構，提高能源保障能力。從長遠看，隨著經濟持續發展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中國的能源需求還會增加。我們把能源建設作為經濟建設的重要任務，將進一步推進大型煤炭基地建設，加強石油天然氣勘探開發，積極發展電力，加快發展可再生能源，有序開工建設一批現代化煤炭礦井、大型核電項目、油氣管網、城鄉電網等重大工程，保證能源的長期穩定供應。中國能源資源開發潛力較大，有條件在開展國際合作的同時，通過立足國內、多元發展、優化結構、提高效率，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對能源的需求。

我們高度重視用改革的辦法解決能源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最近，中國實施了成品油價格形成機制改革，較大幅度地降低了成品油價格；同時，公布了成品油稅費改革的方案，在清理和取消交通收費的前提下，提高成品油消費稅的稅額。這項重大改革旨在理順價格、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規范稅費、促進能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我們將繼續深化能源等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加快建立能夠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和環境損害成本的資源要素價格形成機制。同時，深化能源企業改革，完善能源市場體系，加強能源立法，為能源可持續發展提供製度保障。

在新的形勢下，深化和拓展能源合作，有利於擴大雙邊經貿往來規模，增強經濟增長的拉動力量；有利於增加雙方能源開發投資，增強能源市場抵禦風險的能力；有利於提高各自能源保障水平，增強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有利於發揮兩國在能源領域的優勢，實現互利共贏。

能源問題是全球性問題，離開了國際合作，一個國家很難獲得有效的能源安全保障。在當前形勢下，國際社會應當加強協調合作，繼續採取有效措施，穩定金融市場，維護經濟增長，促進能源市場健康發展。深入開展能源對話與合作，兼顧能源生產國和消費國利益，實現能源供應全球化和多元化，維護合理的能源價格，確保國際能源通道的安全和暢通，共同營造能源發展的良好國際環境。加強能源科技、人才、管理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共同提高能源開發與節約的能力和水平。發達國家有義務也有能力在能源領域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支持和資金援助，並切實按照「巴厘路線圖」兌現溫室氣體減排承諾，促進全球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願進一步加強國際能源合作，維護國際能源安全穩定和應對氣候變化。

（2）第一，可獲得性（Availability）。假設中國無法獲得進口石油，對國民經濟和軍事安全均構成致命的威脅。中東、非洲、拉美等產油地區的局勢動盪不安，都會對石油的供給產生沖擊。敵對國家也會通過禁運等方式掐斷一國從國際市場上的石油供給。

第二，油價的波動（Fluctuation of oil price）。石油的頻繁波動或是持續上漲會對石油進口國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進口成本上升、國際收支惡化、輸入通貨膨脹、導致經濟停滯等。對於像中國這樣能源密集度很高的國家來說，油價波動帶來的負面影響應該比對發達國家的影響更大。

第三，國際能源運輸線的安全（Safety of the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ane and pipe lines）。和世界石油資源的分布相比，石油運輸線的分布更加不均勻。從波斯灣經印度洋和馬六甲海峽的石油運輸線對中國來說變得日益重要，因為中國仍然高度依賴中東的石油。但是，中國缺乏強大的海軍和海外軍事基地保障這些石油進口航線的安全。

第四，環境安全。中國是世界第一大煤炭生產國和消費國，煤炭依然在中國能源消費存量上占據絕對主導地位，維持在65%以上的比重。從目前情況來看，在短期內改變中國以煤炭為主的能源消費格局是相當困難的。以煤炭消費為主的消費結構以及中國在清潔能源技術開發和運用上的滯後，使得中國目前的能源消費一方面利用效率相當低下，另一方面給環境發展帶來沉重壓力。

❷ 2015年末朝鮮外匯儲備

很少，
朝鮮在經濟發展好的時期，例如六七十年代，外匯多為盧布，但是隨著蘇聯解體，這些盧布已經貶值為廢紙。
後來開始儲備美元和人民幣，但是隨著中國和全世界的制裁，這些外匯幾乎都被禁錮起來，無法發揮作用了。

❸ 各個國家之間怎麼解決貨幣超發的問題。

額！這種情況的話，自然會有金融大鱷們去做空這個國家的。參考東南亞經濟危機，目前的帝國也面臨著這種情況。

金融大鱷們最喜歡這種情況了，先進去推波助瀾，持有資產，然後在外匯市場上賣空你的貨幣，等到極限時，大量拋售。讓該國家的貨幣崩盤，國家的外匯儲備等優良資產洗劫一空。

如果某個國家真有自信不懼怕隔個三五年更換一次貨幣，金融系統大換血，社會回到以物換物的階段，而且政府還不下台，老百姓還不造反的話，像那麼做還真的可行，玩的好能黑一些國家一把。

目前來看，貌似地球是只有朝鮮這么一個國家敢這么玩。所以朝鮮才被稱為流氓國家，普通商人基本沒人敢和朝鮮做生意。

❹ 同樣在朝鮮半島為什麼朝鮮和韓國的經濟狀況相差很大

戰後朝鮮經濟發展經歷了一個先盛後衰的發展歷程。朝鮮在80年代之前其經濟發展水平，不亞於中國和越南等亞洲社會主義國家，甚至也不低於韓國。1960年時，韓國GDP與人均GDP僅是朝鮮的40%和55%，1975年時韓國GDP與人均GDP分別是朝鮮的90%和84%。直到1980年韓國才剛剛趕上朝鮮。韓國GDP與人均GDP分別是603億美元和1589美元，朝鮮這兩個數字分別為413億美元和1161美元。此後韓國則快速發展，把朝鮮遠遠拋在了後面。 90年代後朝鮮經濟發展則每況愈下。自1990年開始直到1998年連續9年負增長。它們分別是-3.7、-5.2、-7.6、-4.3、-1.7、-4.5、-3.0、-6.8、-1.1。直到1999年才開始出現出正增長6.2。

90年代後，隨著蘇東劇變，朝鮮的貿易環境日益惡化，外匯儲備越來越少，原料、燃料和原油的進口激減，從而導致冶金、煤炭、電力生產大幅度下降，整個工業生產處於嚴重的衰退之中。1990年至1998年，煤炭產量由3 315萬噸減少到1 860萬噸；發電量由227億千瓦減少到170億千瓦；鋼鐵產量由336萬噸減少到94．5萬噸；原油進口量由252萬噸減少到50萬噸。由於原料、燃料、電力的嚴重不足，大多數大中型企業處於停產或半停產狀態，企業設備運轉率僅達到20％。進入1999年後，朝鮮工業生產開始呈現好轉的跡象。據朝鮮內閣外務相白南舜說，朝鮮經濟已全面出現轉機，全國數千個工廠企業實現了生產正常化，1999年上半年工業生產總值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了20％。有資料表明，朝鮮2000年年電力生產同比增長了140％，煤炭生產同比增長了113％，有2500多個工廠企業超額完成了上半年的生產計劃。

60年代時，朝鮮糧食生產曾取得了令人驕傲的成績。1964年朝鮮產糧500萬噸，那時僅1200萬人口，既能讓國民過得舒服，還有餘糧可供出口，被國際輿論稱為「經濟奇跡」。70年代中後期，朝鮮年產糧食超過700萬噸，80年代前半葉曾超過800萬噸，1984年甚至達到1000萬噸。但是，90年代以來直到2000年，朝鮮自產糧食每年平均在400萬噸左右。2000年朝鮮的糧食總產量約為359萬噸，比1999年（422萬噸）減產約15％。其中1999年大米的產量為163萬噸，2000年減至142萬噸，玉米從192萬噸減到144萬噸，大豆從13萬噸減到12萬噸，只有紅薯從31萬噸增至39萬噸，增產約25.8％。朝鮮目前的全國總人口為2400萬左右。按平均每人每天460克糧食消費計算，朝鮮全年糧食需求量最低應為400萬噸上下。朝鮮全年正常糧食需求量為746萬噸左右，其中口糧480萬噸，工業用糧120萬噸，飼料用140萬噸。可見朝鮮每年缺糧大約250-300萬噸。自1991年以來每年進口80-160萬噸糧食左右。

進入90年代後，隨時國際經濟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朝鮮對外貿易受到極大的沖擊。蘇聯一直是朝鮮最大的貿易夥伴。1990年朝蘇貿易額為25．6億美元，占朝鮮貿易總額的54.2％。蘇聯解體後，1991年朝俄貿易額急劇減少到4．7億美元，比上年減少80％以上。此後貿易額逐年減少，1995午朝俄貿易額只有2.3億美元，在朝鮮貿易總額中的比重則下降到11％，5年間朝俄貿易規模縮減了50％以上，因此造成朝鮮對外貿易嚴重滑坡，貿易條件日趨惡化，進出口貿易急劇下降。1991年貿易總額由1990年的47．8億美元下降到27．2億美元，1992年貿易總額下降到26．6億美元，1993年貿易總額下降到26．4億美元，1994年貿易總額下降到21．1億美元，1995年貿易總額下降到20．5億美元、1998年進一步下滑至14.42億美元。1998年朝鮮對外貿易額為14．42億美元，同比減少33．7％，其中進口額為8．8億美元，同比減少30．6％；出口額為5.59億美元，同比減少38．2％。這是90年代以來，朝鮮貿易額首次低於15億美元。1999年為14.79億美元。2000年略有回升（19.7億美元），2001上半年驟增八成。其中對中國鋼鐵產品出口增長241％，從中國進口礦物性燃料和穀物分別增長112％和89％。

朝鮮從2000年以來已把強國戰略的重心轉移到了經濟建設上。然而，由於半島目前的不戰不和的態勢，朝鮮又不可能把全部的精力用於經濟建設。在今後一個時間內，沉重的軍費負擔仍將繼續拖累朝鮮國民經濟的發展，朝鮮只能繼續採取「建設與軍事並舉」的方針。朝鮮自60年代起就一直保持對與軍事工業直接相關的重工業的高投入，結果導致經濟結構嚴重失衡，而軍工生產卻發展迅速，消耗了巨大的國民財富，不僅直接排擠了農業和輕工業，也排擠了民用生產資料的生產。目前，朝鮮人口總數為2300多萬，朝鮮擁有現役正規軍105.5萬，准軍事部隊18.9萬，預備役470萬。其兵力佔世界第五位。據外電報道，近年來朝鮮每年的軍費支出約占其GNP的20—25％左右，1994年其軍費支出為56．6億美元，佔GNP的26．7％。這種巨額的軍費不能不嚴重阻礙並延緩朝鮮現代化的正常進程。

東歐劇變和蘇聯崩潰，使朝鮮失去了原來與這些國家協作保有的戰略物資來源和主要的商品出口市場。這些國家停止與朝鮮進行易貨貿易後，朝鮮又沒有足夠的外匯繼續進口石油、棉花、焦炭等戰略物資；而這些國家對西方國家開放市場，又使許多朝鮮商品失去了競爭力。美國對朝鮮的經濟封鎖和制裁，進一步縮小了朝鮮的國際經濟空間。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對朝鮮進行了全面的經濟封鎖和制裁。東歐劇變後，在美國要求停止與朝鮮進行貿易，否則西方國家不提供貸款的壓力下，東歐等國家都停止了與朝鮮的正常貿易，導致出現了朝鮮有競爭力的商品也無處輸出的局面。1995～1997年連年發生的嚴重洪澇、乾旱等自然災害，給朝鮮的工農業生產造成了嚴重的打擊。能源、原材料的短缺和工業生產的癱瘓，使朝鮮不僅難以有效地抵禦自然災害，而且不得不砍伐森林作為工業和民用能源，從而造成了大量的水土流失和自然災害頻發的惡性循環。與美國進行的核對峙，使安全問題陡升為最緊迫的課題，致使朝鮮無法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及時地調整經濟結構，結果更加惡化了經濟困境，逐漸降低了國民的勞動生產積極性。

解決方法和越南一樣：加快市場經濟改革步伐，國家政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例如---裁軍放權，改變權力高度集中於中央的模式，逐步將經濟管理權下放，採取按勞分配製度，提高國民勞動生產積極性，鼓勵發展個體和私人經濟，擴大市場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

韓國經濟發展半個多世紀的歷程，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一）動盪與恢復階段（1945年～1961年）。韓國擺脫日本殖民統治後，經歷了大規模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動盪。1948年成立的政府為恢復生產、抑制通貨膨脹做出了巨大努力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1950年6月爆發的朝鮮戰爭，使其生產設施幾近毀滅。1953年停戰後，在美國及聯合國的經濟援助下，經過近三年的恢復，於1956年在很大程度上完成重建工作，控制了惡性通貨膨脹。盡管一般認為20世紀50年代是韓國經濟停滯的時期，但是，1954年韓國政府實施的「有償徵用」和「有償分配」的農村土地所有制改革，即政府從土地所有者那裡購買土地分配給實際耕作的農民，結果一種佃農耕作制度取代了傳統的收益分成佃農耕作制度，使農業部門的生產率得到提高。事實上，在這個時期政府實施的幾個重要政策目標，成為60年代經濟較快增長的基礎。1953年至1962年，韓國經濟年均增長3.7%，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0.7%。
（二）高速增長階段（1962年～1992年）。1961年5月，朴正熙軍事政變上台後，開始以政府主導、出口導向和不均衡發展等戰略，推進了韓國經濟的有計劃開發。1962年開始連續實施了6個五年經濟開發計劃。

這一階段又細分為三個發展時期。20世紀60年代可謂外向型經濟形成時期。「一五」期間作為振興出口、引進外資、引進技術的步驟之一，1965年韓國和日本實現了邦交正常化。60年代，韓國國民生產總值和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都達到7.6%。1962年至1970年，國民生產總值由23億美元增至81億美元，增加2.5倍，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由87美元增至252美元。「二五」計劃結束時的1971年，出口額由1962年的5480萬美元增至10.68億美元。

70年代是韓國實施第三、第四個經濟開發五年計劃，繼續推進自立經濟建設、解決發展不均衡時期，也是重化工業發展時期。這一時期，針對韓國國內外經濟條件的變化，提出「各地區均衡發展」、「劃時代地擴大出口」、加緊「重化工業建設」等目標，改善了地區間、產業間的不平衡發展。為了繼續擴大出口，1973年制定了重化工業發展計劃，將造船、汽車、鋼鐵、石化及有色金屬等作為重點發展產業，對重化工業進行大規模投資。在此期間，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11.2%，創造了該時期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率的最高紀錄。同時，產業結構向工業化方向前進了一大步。1976年國民生產總值中，第二產業的比重31%超過了第一產業的比重24.8%。「四五」計劃期間（1977年～1981年），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僅為5.8%。其原因是多方面的。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朴正熙總統遇刺，1980年光州事件及糧食的大幅度減產，重化工業投資失控，使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盡管如此，應該說整個七十年代韓國經濟保持了高速增長。政府對產業結構進行了重大調整，重化學工業得到了長足發展。農業生產和農村面貌在「新村運動」的推動下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由於當局在宏觀調控上的失誤，出現了工業投資過猛，工業設備運轉率過低等問題。1971年至1979年，國民生產總值由95億美元增至614億美元，增加5.5倍；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由288美元增至1662美元；出口由10.68億美元猛增至150.6億美元，年均增長39.7%。

進入80年代，韓國政府針對國際經濟環境變化及國內經濟波動的新形勢，提出「穩定、效率、均衡」的方針，對國民經濟進行了改革，在經濟政策和結構調整中求發展。「五五」計劃（1982年～1986年）和「六五」計劃（1987年～1991年）期間，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增長率分別為9.2%和9.3%。八十年代上半期，韓國出口增長率超過進口，貿易赤字逐漸減少，1986年終於出現盈餘。1984年～1985年韓國同其出口市場的發達國家產生貿易摩擦，使得出口增長速度放慢。但是，1986年以後，進入低匯率、低油價、低國際利率的所謂「三低」時期，使出口連續幾年大幅度增加（1986年增加14%，1987年36%，1988年28%），經濟增長率連續三年達到11%，1991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6757美元

（三）調整改革發展階段（1993年7月至今）。1992年開始實施第七個經濟開發五年計劃。可是，1992年12月當選的韓國歷史上第一位文人民選總統金泳三，1993年2月上台後提出了「新經濟五年計劃（1993年～1998年）」。在此計劃中提出行政改革、產業結構和金融體制改革。1992年與中國建交。由於韓國具有的較強的價格競爭力和對日本出口大幅度增加、設備投資增加等因素，1994年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8.6%；1995年也保持了這種良好勢頭，增長甚至超過1994年，達8.9%，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了一萬美元大關（10037美元）。1996年由於日元升值導致韓國出口下降和設備投資減少，經濟增長率回落為7.1%，可是，在這一年韓國成為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這標志著韓國基本上擺脫了發展中國家的地位，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然而，1997年10月開始韓貨價值暴跌，被捲入亞洲金融危機漩渦之中。97年11月末，韓國可用外匯儲備降至73億美元，陷入無法支付外債之困境。韓國政府不得不於當年11月21日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申請金融救助，並於12月1日與IMF簽訂了金融救濟協議。550億美元的緊急資金救助計劃實施後，不穩定的外匯狀況隨著1998年1月韓國政府同國外債券組織簽訂短期外債向中長期轉換的協定後開始趨於穩定。以IMF的金融救濟為契機，韓國擺脫了全國范圍的危機。而受到金融危機洗禮的韓國經濟，九十年代末進行了多方面的調整和改革。進入21世紀以來，調整改革中的韓國經濟，於2000年顯示出有力的增長，其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8.5%，2001年有較大幅度的回落，增長3.8%。2002年新當選的盧武玄總統提出了四大方面的經濟施政綱領。2002年經濟年均增長7.0%。而2003年僅增長3.1%，國內生產總值為6012億美元，人均為12646美元。

縱觀韓國經濟的發展，「根據霍利斯·錢納里（H.B.Chenery）的研究，韓國經濟的主要轉換增長時期（transitional growth）為1963年～1983年。1963年隨著第一次經濟五年計劃的制定實施，工業化正式啟動。1970年韓國成為了新興工業化國家（newly instrialization country）。1983年韓國經歷了1979年的第二次能源危機，1980年負增長後經濟得以恢復，並在經濟穩定基礎上促進自律化、開放化。」而經歷了1997年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發展歷史上最為慘痛的挫折之後，韓國經濟正在進行全面改革，並取得了初步成效。

韓國不同歷史時期促進經濟發展戰略及其評價
通過韓國經濟發展軌跡可以發現促成其經濟快速增長的原因，從世界經濟發展宏觀角度來講，韓國處於後發展國家可以利用更發達國家技術革新成果，「濃縮」工業化進程之優勢地位；以及超越傳統貿易理論所指出的一個出口國需先在本國國內市場上充分收集消費者偏好使其成熟後再向國外市場擴張的漫長過程；還有對像韓國這樣資源匱乏國家，戰後節約資源型技術得到的快速發展，使其經濟發展中資源匱乏束縛得到大大緩解；亞當·斯密的貿易理論，即「在不使用武力的前提下，富國與窮國之間的貿易將使雙方受益，而後者比前者受益更多」又一次得到部分驗證。而從韓國本身來講，政府實施的以下幾種經濟增長戰略不能不為其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因素。

（一）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戰略。所謂政府主導是指政府的「定向」和「導向」在經濟運行和發展中起作用。對韓國政府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戰略可以簡單概括為：政府規劃、指導、管理和調控經濟。其主要手段是：首先，運用經濟開發戰略，宏觀調控經濟發展方向。韓國政府60年代中期提出了「出口主導型」經濟開發戰略，經濟活動重點由國內市場轉向國外。70年代以後，經濟發展重點由輕工業轉向重化工業，提出「重化工業化」經濟開發戰略，80年代以後，又提出「技術立國」等。其次，根據經濟發展遠景目標，制定五年經濟開發計劃，以自由與計劃相結合為經濟發展的指導原則，政府主導實施了一系列經濟開發計劃。第三，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制定各項經濟政策、法規及措施並加以執行。第四，韓國政府首腦親自干預經濟。由於政府將干預經濟活動視為其重點職能之一，所以，政府最高層直接干預經濟、直接處理經濟運行中的重要問題。

關於韓國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戰略，在其經濟發展初期是比較有效的。主要原因在於在韓國當時經濟條件下，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是旨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上由政府充當其經濟活動的總指揮。政府主導經濟的主要手段為宏觀經濟決策、計劃指導、運用經濟杠桿進行干預，經濟立法和行政手段等。然而，這種依靠政府主導，30年走完西方發達國家100多年才走完的工業化歷程，自有其弊端。根據制度經濟學的分析，制度演進存在路徑依賴。由於政府主導的企業制度、金融支持政策的安排，造成了企業對政府的強力依賴。韓國大企業集團為了獲得更多的政府優惠，競相不計後果地擴張，沿著規模擴張的路徑走下去。面對日趨復雜的國際經濟環境，大企業集團沒有適時地調整經濟結構、提高經濟效益以及技術創新；企業的高負債、財務結構不合理，以及企業集團的制度缺陷，終使企業管理失控。到1997年金融危機時，大企業集團紛紛倒閉也就不難理解了。韓國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的另一弊端在金融體制上表現顯著。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金融系統是一個金融市場，根據市場信號運用市場運行規律，將金融資源配置到相關部門中去，推動社會生產的正常發展。可是在韓國，其經濟發展的自身特點使然，金融業的職能僅是行使政府指令、政府幹預經濟的工具。政府決定利率、存貸、投資等，使金融機構喪失了創新和提高效率的動因，大量的呆賬成為其沉重的負擔，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金融扭曲與滯後成為了經濟發展的嚴重障礙。也是1997年的金融危機，將其所有弊端都展現給國人，使其始於90年代初但又未能痛下決心的改革調整不得不真正使上軌道。政府由此轉向旨在減少干預、建立自由公正的市場秩序、創造穩定的市場環境上。政府這種由主導經濟向重點規劃經濟的角色轉變，使如三星電子這樣的大企業集團脫穎而出，成為世界知名的跨國公司。韓國現任總統盧武玄當政之初提出的四大經濟施政綱領，並非言之無物。首先提出確立自由公正的社會秩序，具體包括建造易於創業的環境、構築透明公正的競爭機制、構築先進的金融基礎系統和進行財政稅收改革。在建設東北亞經濟中心國家中，提出要用東北亞時代的視野，構築以物流中心基地與國際化金融為兩翼、圍繞信息高新技術產業的商務中心。而建設科學技術為中心的社會和面向廣闊未來的農漁村社會都有具體內容及實施方案。由此我們不難看出，韓國政府主導型經濟開發戰略基本完成其使命，成為其歷史的一部分。

（二）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六十年代初韓國經濟發展面臨著兩種選擇，其一，繼續發展以進口替代產業為主的內向型經濟，建立獨立的、完整的民族經濟體系，社會生產和人民所需要的產品盡量不進口或少進口；其二，面向世界市場，積極參與國際分工，發展以出口產業為中心的外向型經濟，通過廣泛的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來帶動國民經濟的發展。選擇後者，使韓國在國際經濟貿易活動中，充分發揮了韓國當時剩餘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有效地彌補了資源匱乏、國內市場狹小、資本積累不足等方面的劣勢，為韓國經濟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空間。

韓國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相對來講是成功的。而這種成功源於其採取的正確方針和措施。概括起來韓國實施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有以下特點，其一，以比較優勢為其出發點。針對缺乏原材料、資金不足但勞動力豐富的現狀，韓國決定了首先發展勞動密集型加工出口工業。其二，適時地進行結構調整。保持出口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是，能夠適時地進行產品結構的調整。其三，實行優惠政策，支持發展出口。盡管這些優惠政策，如直接補貼，隨著外部壓力的增加而不斷減少，但在出口企業的發展初期，其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不平衡增長戰略。韓國在增長方式的選擇上，理論上受經濟學家哈士曼（A.D.Hirschmann）的「不平衡發展論」的影響，認為在短時間內可以犧牲部分產業和工業部門而集中力量優先發展重點產業和重點工業，通過發展重點產業來積累資金，從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發展[⑰]。在財力、物力和技術積累有限的情況下，不可能同時實現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均衡發展，因此，選擇「傾斜式」的重點投資，「不平衡中求平衡」發展，採取「先工後農」，「先出口後內需」，「先輕後重」，「先大後小」，「先主導產業、戰略產業後一般產業」，「先增長後穩定」，「先速度效益後技術效益」，「先內涵後外延」，「先效率後公平」以及「先增長後發展」等一系列經濟不平衡增長戰略。

對於韓國所推行的這種不平衡增長戰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1962年至1971年第一、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韓國重點發展投資省、見效快的輕紡工業，增加出口創匯，以此增加對基礎工業設備投資和擴大生產能力資金的積蓄，取得顯著成效。而70年代初期起，由於重點轉向重化工業過程的過急過猛，出現了對重化工業的重復、過剩投資，降低了經濟效益。再則，效率與公平上的不平衡，出現經濟增長之同時工潮迭起等並非完美之現象。但從本質上看，應該說不平衡增長實際上是一種交錯的平衡增長。

（四）與國際經濟變動協調的產業政策與國際化發展戰略。韓國在立足於自身的經濟基礎、發展水平，特別是在國際分工中的比較優勢，及時捕捉和積極利用各個時期國際上產業結構變動的有利機遇，以其協調的產業政策來調整其產業結構。80年代開始，韓國開始推行國際化，力圖把其企業全面推向國際市場，按照國際市場競爭的要求，加快產業結構的升級。冷戰結束後，隨著愈來愈多的國家重視發展經濟，韓國更加強調其經濟的國際化、世界化發展，同樣，這符合了世界經濟一體化、區域化的發展潮流。

（五）高科技與人力資源開發戰略。一個國家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離不開高新技術及其人力資源要素的支撐。韓國歷來重視教育，注重人才的培養；同時加大對科技開發的投入。而此戰略得到產業界的普遍贊同，認識到企業的興衰，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職工的素質。韓國的大企業大都創辦了職工業余學校、職工訓練所、人力開發院等職工培訓機構。通過教育和培訓，提高職工的業務素質，增強企業的競爭力。現任總統盧武玄提出的「構築技術中心的社會」經濟施政綱領，體現了韓國在經濟日趨全球化、一體化的發展中，以高尖端科學技術立國的志向。

❺ 朝鮮國內生產總值多少

朝鮮是計劃經濟，不能計算GDP，只計算工農產值。就是說，第三產業不算。

美國的第三產業佔了GDP的百分之八十左右。

我們的第三產業也佔了GDP的一半以上。

但是在朝鮮，這些商業、金融、服務、旅遊之類的第三產業，由於不能產生社會財富，就是不計算在工農產值當中的。他們的工農產值不到500億美元。

(5)朝鮮國的外匯儲備結構擴展閱讀：

GDP=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固定資產折舊+營業盈餘

第一項為勞動者報酬。是指勞動者因從事生產活動所獲得全部報酬。包括勞動者獲得的各種形式的工資、獎金和津貼，既包括貨幣形式的，也包括實物形式的，還包括勞動者所享受的公費醫療和醫葯衛生費、上下班交通補貼和單位支付的社會保險費等。

第二項為生產稅凈額，指生產稅減生產補貼後的余額。生產稅指政府對生產單位生產、銷售和從事經營活動，以及因從事生產活動使用某些生產要素（如固定資產、土地、勞動力）所徵收的各種稅、附加費和規劃費。

第三項為固定資產折舊，是指一定時期內為彌補固定資產損耗按照核定的固定資產折舊率提取的固定資產折舊。它反映了固定資產在當期生產中的轉移價值。

第四項為營業盈餘，是指常駐單位創造的增加值扣除勞動報酬、生產稅凈額和固定資產折舊後的余額。它相當於企業的營業利潤加上生產補貼。

❻ 關於外匯儲備

簡單的說吧，你到美國去買東西，人家不一定要人民幣啊，除非人家也有相應的東西在中國買，對不對？個人沒有美元，可以在外匯市場去買，但整個國家的進口，總不可能大量拋售人民幣去買美元吧，這樣匯率動盪會把經濟搞垮的……所以一個國家總得有一筆外匯來應急嘛，但是更重要的是為了調節匯率，保持金融市場的穩定，實施起來可不止這么簡單。
其來源一般是通過對外貿易（出口） 賺來的，像朝鮮那樣的封閉的國家基本就沒有外匯儲備，用黃金支付。

下面的內容是網路詞條上抄的。建議你直接查一下

外匯儲備的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調節國際收支，保證對外支付。
二是干預外匯市場，穩定本幣匯率。
三是維護國際信譽，提高對外融資能力。
四是增強綜合國力和抵抗風險的能力。

❼ 誰能告訴我朝鮮為什麼不用朝鮮幣要用美元啊！！！！越詳細越好！！！！坑爹的外匯作業啊~~~~~

因為美元匯率穩定，不容易貶值

❽ 哪些國家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

現在中國的經濟發展越來越厲害，我國的經濟地位也在不斷的提高，很多的國家將人民幣納入了官方外匯儲備，其中有法國，德國，西班牙，比利時等國家。

更有媒體就此預測，人民幣或挑戰世界「第三貨幣」。在人民幣不斷崛起的趨勢下，又一歐洲發達國家也宣布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人民幣正在獲得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可和青睞，加之中國積極開放外資與境內市場，人民幣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吸引力將越來越增強。

種種跡象都表明，隨著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向更高水平邁進，人民幣國際化正在加速前行步入快車道。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地位上升對中國和其他國家都有很大的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