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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台灣外匯儲備

發布時間:2022-05-09 06:00:24

㈠ 索羅斯是怎麼樣讓東南亞出現經濟危機的

1997年6月,一場金融危機在亞洲爆發,這場危機的發展過程十分復雜。到1998年年底,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世界金融怪才索羅斯在成功的擊跨整個亞洲的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印尼,菲律賓,韓國,日本的金融之後把目標轉向了香港。最終香港金融證券及銀行機構在香港政府的干涉下成功的阻擊了這場來勢洶洶的攻擊。
截至1997年6月底,香港的外匯儲備為697億美元,再加上由香港金融管理局另立帳戶管理的土地基金外匯儲備,總值達820億美元,居世界第五位。中國的外匯儲備高達1210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而此時的中國台灣外匯儲備也居世界前列,達到一千億美元。
在東南亞國家被逐個擊破的情況下,如果香港也不幸被擊破,那麼索羅斯還會用他的量子基金方式對中國大陸及台灣地區發動金融攻擊嗎?
亞洲金融危機過程:
第一階段:1997年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引發了一場遍及東南亞的金融風暴。當天,泰銖兌換美元的匯率下降了17%,外匯及其他金融市場一片混亂。在泰銖波動的影響下,菲律賓比索、印度尼西亞盾、馬來西亞林吉特相繼成為國際炒家的攻擊對象。8月,馬來西亞放棄保衛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堅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沖擊。印尼雖是受「傳染」最晚的國家,但受到的沖擊最為嚴重。10月下旬,國際炒家移師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矛頭直指香港聯系匯率制。台灣當局突然棄守新台幣匯率,一天貶值3.46%,加大了對港幣和香港股市的壓力。10月23日,香港恆生指數大跌1 211.47點;28日,下跌1 621.80點,跌破9 000點大關。面對國際金融炒家的猛烈進攻,香港特區政府重申不會改變現行匯率制度,恆生指數上揚,再上萬點大關。接著,11月中旬,東亞的韓國也爆發金融風暴,17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跌至創紀錄的1 008∶1。21日,韓國政府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暫時控制了危機。但到了12月13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又降至1 737.60∶1。韓元危機也沖擊了在韓國有大量投資的日本金融業。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銀行和證券公司相繼破產。於是,東南亞金融風暴演變為亞洲金融危機。
第二階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風暴再起,面對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印尼開出的葯方未能取得預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將實行印尼盾與美元保持固定匯率的聯系匯率制,以穩定印尼盾。此舉遭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西歐的一致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揚言將撤回對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經濟大危機。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價跌破10 000∶1。受其影響,東南亞匯市再起波瀾,新元、馬幣、泰銖、菲律賓比索等紛紛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一份新的經濟改革方案達成協議,東南亞匯市才暫告平靜。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使得與之關系密切的日本經濟陷入困境。日元匯率從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兌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兌1美元;5、6月間,日元匯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兌1美元的關口。隨著日元的大幅貶值,國際金融形勢更加不明朗,亞洲金融危機繼續深化。

第三階段:1998年8月初,乘美國股市動盪、日元匯率持續下跌之際,國際炒家對香港發動新一輪進攻。恆生指數一直跌至6 600多點。香港特區政府予以回擊,金融管理局動用外匯基金進入股市和期貨市場,吸納國際炒家拋售的港幣,將匯市穩定在7.75港元兌換1美元的水平上。經過近一個月的苦鬥,使國際炒家損失慘重,無法再次實現把香港作為「超級提款機」的企圖。國際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時,在俄羅斯更遭慘敗。俄羅斯中央銀行8月17日宣布年內將盧布兌換美元匯率的浮動幅度擴大到6.0~9.5∶1,並推遲償還外債及暫停國債券交易。9月2日,盧布貶值70%。這都使俄羅斯股市、匯市急劇下跌,引發金融危機乃至經濟、政治危機。俄羅斯政策的突變,使得在俄羅斯股市投下巨額資金的國際炒家大傷元氣,並帶動了美歐國家股市的匯市的全面劇烈波動。如果說在此之前亞洲金融危機還是區域性的,那麼,俄羅斯金融危機的爆發,則說明亞洲金融危機已經超出了區域性范圍,具有了全球性的意義。到1998年底,俄羅斯經濟仍沒有擺脫困境。1999年,金融危機結束。

---------也不能說是索羅斯讓東南亞出現金融危機的

㈡ 東南亞經濟危機始末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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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東南亞金融危機

東南亞金融危機始於泰國貨幣危機,而泰國貨幣危機早在1996年已經開始醞釀。當年,泰國經常貿易項目赤字高達國內生產總值的8.2%,為了彌補大量的經常項目赤字和滿足國內過度投資的需要,外國短期資本大量流入房地產、股票市場,泡沫經濟膨脹,銀行呆賬增加,泰國經濟已顯示出危機的徵兆。1997年以來,由於房地產市場不景氣、未償還債務急劇上升,泰國金融機構出現資金周轉困難,並且發生了銀行擠兌的事件。5月中旬,以美國大投機家喬治·索羅斯的量子基金為首的國際投資者對泰銖發動猛烈沖擊,更加劇了泰國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7月2日,泰國貨幣危機終於全面爆發,並由此揭開了時至今日尚未平息的亞洲金融危機的序幕。

(一) 7月2日,泰國貨幣危機全面爆發並迅速波及整個東南亞金融市場
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自1984年以來一直實施的固定匯率制度安排,改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當天泰銖即貶值20%,這標志著泰國貨幣危機全面爆發。由於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等周邊國家也面臨著與泰國相似的一些問題,再加上所謂的「接觸傳染」效應以及國際投機者的不斷狙擊,泰銖的暴跌在東南亞各國形成了「多米諾骨牌效應」,貨幣風潮迅速波及到整個東南亞市場。
7月11日,菲律賓首先步泰國後塵,宣布貨幣自由浮動。菲律賓比索當天貶值11.5%,利率一夜之間猛升到25%;印尼則宣布印尼盾匯率的波幅由8%擴大到12%;一向穩健的新加坡元也於7月18日跌至30個月以來的最低點1.4683新元兌換1美元;8月14日,印尼宣布匯率自由浮動,當天印尼盾再次貶值5%;8月16日,馬來西亞林吉特暴跌了6%,跌至24年來的最低點。東南亞外匯市場的震盪,使投資者信心受挫,外資大量撤離,東南亞股市也因此低迷,泰國貨幣危機由此逐步發展成為更為廣泛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在這場金融危機中,港元聯系匯率制也接受了嚴峻的挑戰,香港特區政府採取果斷對策,成功地捍衛了港幣聯系匯率制度,但是,由於利率飆升,香港股市為此受到較大沖擊。
為了幫助東南亞國家早日擺脫危機,國際社會伸出了援助之手。7月份在上海召開了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中央銀行行長會議,8月份又在東京舉行了由IMF主持的有關對泰國提供經濟援助的會議。為了協助泰國走出困境,IMF等國際組織和包括中國及中國香港在內的亞太一些國家和地區共同承諾向泰國提供172億美元的經濟援助。面對泰國銀行高達1萬億泰銖的呆賬以及900億美元的外債,國際社會的172億美元貸款援助顯然不能從根本上挽救泰國的經濟、金融危機,但至少增強了泰國人民以及國際社會戰勝金融危機的信心。

(二)10月17日,台灣貨幣當局主動貶值,香港股市暴跌,並引發全球股市大幅下滑,東南亞金融市場再度動盪.
10月17日,台灣貨幣當局在經濟狀況良好,經濟項目盈餘,外匯儲備充足,有能力維護新台幣穩定的情況下,突然主動放棄了對外匯市場的干預,當日,新台幣兌美元的匯價即跌至29.5,為10年來的最低水平。新台幣主動貶值,從經濟上講是競爭性貶值,從政治上講是別有用心的政治預謀,它不僅進一步動搖了投資者對東南亞的信心,加劇了東南亞金融市場的混亂,並且在心理上進一步孤立了香港,使得投機者再次將目光轉向香港。為了維持港元聯系匯率制,維護香港及整個東南亞地區的穩定,香港政府和金融管理局一方面動用外匯儲備在外匯市場進行積極干預,另一方面只得提高銀行間市場短期利率。10月23日,同業隔夜拆借利率一度由7%上升至300%,港元兌美元匯價也一度升至聯系匯率制實施14年來最高水平(7.6150)。而香港股市在匯價和銀行短期利率高企的影響下,受投機沽售力量沖擊大幅滑落。

從10月20日起,香港股市連續4個交易日大幅下滑,恆生指數前後共計跌去3000點。10月23日,港股曾兩度跌破1萬點關口,恆生指數跌幅高達10.4%,亞太股市、歐美股市受其牽累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到10月26日,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股市跌幅已達到30%以上。由於東南亞與日本、美國和歐盟有緊密的經貿合作關系,東南亞金融動盪對日美歐的對外貿易、投資、經濟形勢造成了一定的影響。而香港股市的深幅下跌再次挫傷了全球投者的信心,加上市場對美聯儲加息的擔憂,27日,全球股市同時發生大幅下跌,各主要股票指數日跌幅少則2%,高的竟達15%,其中紐約道·瓊斯指數暴瀉了554.26點,創下歷史上最大的日跌點數。受此影響,28日,香港恆生指數再次下探,自1996年來首次跌破1萬點,最低見到8775.88點,跌幅達13.7%。至此,與8月份最高點相比,香港股市跌幅幾乎過半。
全球股市在經歷了這次激烈調整之後,由於人們對世界經濟形勢仍然看好,許多股市在大跌之後都有回升現象,亞洲市場也一度呈現出向好的趨勢。可是,韓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卻再次將東南亞捲入了第三輪金融風波之中。

(三)11月20日,韓國金融再起風波,金融風潮襲卷韓國、日本
自1997年初起,韓國許多大財團先後陷入了破產倒閉的絕境,經濟受到極大的沖擊,加上東南亞金融動盪的影響,韓國經濟負增長跌至多年來的最低點。進入11月,韓國金融形勢繼續急劇惡化,股市持續低迷,韓圓匯價創新低。11月17日,由於政府金融改革法案未獲通過,韓圓兌美元的比價突破1000:1大關,股票綜合指數跌至500點以下。
11月20日,韓國中央銀行決定將韓圓匯率浮動范圍由2.25%擴大到10%,至此韓國開始成為亞洲金融風波的新熱點。
進入12月份以後,在人們認為東南亞金融危機最危險的時刻已經過去,金融風暴漸趨平息之際,韓國金融危機愈演愈烈。截至12月11日,韓國已有14家商業銀行和商人銀行被政府宣布停業。12月15日,韓國宣布韓圓自由浮動。12月22日,美國信用等級評定機構標准普爾公司將韓國外匯債務的信用等級下降了4個等級。12月23日,韓國政府公布,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標准,截至9月底止,韓國外債總額已達1197億美元,其中約800億美元為1年內到期的短期貨款,而外匯儲備不足又超出預想,致使當天韓圓匯率又暴跌16.4%,較之7月1日,韓圓已經貶值了54.8%;當日韓國股票市場綜合股票價格指數也下滑了7.5%,下浮幅度之大創下歷史之最。

東南亞及韓國金融風潮對於日本經濟及金融無疑是雪上加霜。90年代初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經濟便陷入了停滯狀態,股市低迷,房地產市場大幅萎縮,銀行呆賬、壞賬劇增。1997年以來,證券公司違規交易事件迭出,日本四大證券公司相繼爆出行賄黑社會的丑聞。進入11月,又連續發生了日本第10大銀行——北海道拓殖銀行和日本第四大證券公司山一證券公司倒閉事件。大型金融機構的連續倒閉嚴重影響了人們對日本經濟的信心,日元與美元匯率由此跌破128日元大關。由於日本經濟基礎良好,外匯儲備充裕,不會像泰國、韓國那樣全面爆發嚴重的經濟金融危機,但是,日本金融體系存在的種種問題卻因此再次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四)進入1998年,亞洲匯市和股市連連走低,全球金融市場依舊跌宕不已,亞洲金融危機仍在持續
新年伊始,由於市場信心危機,亞洲外匯市場和股票市場行情繼續雙雙下跌:1月5日,泰國匯率首次跌破50銖兌1美元大關,創歷史最低記錄,也是泰國自1997年7月宣布實行浮動匯率制以來,泰銖匯率跌幅最大的一天;韓圓則由1997年最後一個交易日1695兌1美元的水平再次探低到1780韓圓兌1美元;印尼盾與美元的匯價也下跌11.6%。1月6日,菲律賓比索兌美元匯率首次一度跌破45比索兌1美元大關,日跌幅達6%。1月7日,日元對美元的比價跌至134.8日元,創下近6年來的最低點,日經指數也跌破15000點大關,1月9日,紐約道·瓊斯指數急挫222.2點,跌幅達2.85%,歐洲主要股市紛紛告跌。1月12日亞洲股市再次出現較大跌幅,其中新加坡和香港跌幅最大,分別下跌了104.51點和773.58點,跌幅為8.88%和8.70%,泰國股市、匯市也再創歷史新低。

(五)危機的嚴重後果
(1) 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外匯市場和股票市場劇烈動盪,以1998年3月底與1997年7月初的匯率比較。各國股市都縮水三分之一以上。各國貨幣對美元的匯率跌幅在10%~70%以上,受打擊最大的是泰銖、韓圓、印尼盾和新元,分別貶值39%、36%、72%和61%。
(2) 危機導致大批企業、金融機構破產和倒閉。例如,泰國和印尼分別關閉了56家和17家金融機構,韓國排名居前的20家企業集團中已有4家破產,日本則有包括山一證券在內的多家全國性金融機構出現大量虧損和破產倒閉,信用等級普遍下降。泰國發生危機一年後,破產停業公司、企業超過萬家,失業人數達270萬,印尼失業人數達2000萬。
(3) 資本大量外逃,據估計,印尼、馬來西亞、韓國、泰國和菲律賓私人資本凈流入由1996年的938億美元轉為1998年的凈流出246億美元,僅私人資本一項的資金逆轉就超過1000億美元。
(4) 受東南亞危機影響,1998年日元劇烈動盪,6月和8月日元兌美元兩度跌至146.64日元,為近年來的最低點,造成西方外匯市場的動盪。
(5)東南亞金融危機演變成經濟衰退並向世界各地區蔓延。在金融危機沖擊下,泰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四國經濟增長速度從危機前幾年的8%左右下降到1997年的3.9%,1998年上述四國和香港、韓國甚至日本經濟都呈負增長。東亞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引發了俄羅斯的金融危機並波及其他國家。巴西資金大量外逃,哥倫比亞貨幣大幅貶值,進而導致全球金融市場劇烈震盪,西歐美國股市大幅波動,經濟增長速度放慢。

97東南亞金融危機原因分析

東南亞金融危機與1994年底至1995年春的墨西哥金融危機的表象特徵十分相似。一是進口增長過快,出口上升緩慢,經常項目逆差擴大;二是匯率貶值,資金外流,外匯儲備銳減;三是金融機構經營困難,大批企業破產倒閉;四是利率上升,物價上漲、工人失業、經濟下滑。但是,東南亞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遠非墨西哥金融危機所可比擬。在不到三年的時間內,前後兩次震盪全球的金融危機居然都在發展中國家脫貧致富的部分「龍」「虎」國發生,這是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多年來,國內外學者都在探索這兩場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從表面看,這些國家發生金融風波的原因有兩個方面:

(一)國際資本大規模進入,國際投機資本肆意破壞。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全球化伴隨著科技和信息革命不斷向廣度和深度發展。進入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主要表現在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上。其突出表現:

一是國際資本流動規模越來越大。跨國資本從1990年的4400億美元增至1999年15700億美元。1996年西方主要國家的跨國股票和債券累計額佔有GDP的比重超過了100%,美國就高達10萬億美元。

二是國際資本流動速度加快。最典型的是跨國外匯交易急劇增加。1986——1995年,扣除重復計算,國際外匯交易的日交易額從1880億美元猛增至12000億美元,它佔世界全部外匯儲備的比重從37%增加到84%。

三是金融市場波動更為劇烈。集中表現於利率波動和匯率變動大。1993——1996年,國際金融市場利率變動幅度高達3%。1991——1999年3月,日元匯率變動幅度高達70%,美元、馬克、加拿大元的匯率變動幅度也達20%~30%。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發展中國家在加速融入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進程。表現之一是90年代以來,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私人資本猛增,而且主要集中於經濟增長快、開放程度高的東亞和拉美國家。1991——1996年,發展中國家每年引進的外資凈額從1000億美元增至3000億美元,其中私人資本從440億美元增至2400億美元,東亞從190億美元增至1100億美元,占流入發展中國家總數的40%。墨西哥和泰國在危機爆發之前,外資流入的規模都是很大的。

墨西哥1994年底外債余額854億美元,佔GDP的50%多,另有國際直接投資近200億美元;泰國1996年9月外債余額771億美元,佔GDP的45%,另有國際直接投資200億美元。外資大規模流入東亞和拉美發展中國家,不僅給這些國家解決了建設資金不足的矛盾,而且帶來了技術和市場,促成了這些國家經濟的高速度增長。但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國際化程度不同。發達國家金融一體化程度高,主要發達國家之間的實際利率差逐步縮小。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金融市場的一體化程度較低,與發達國家的利率差較大,為賺取利差和匯差,國際短期資本頻繁地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流出和流入。這就給利用利率差和匯率差賺取收益的國際金融投機商以機會。事實上,在國際資本流動中,也不乏專門的國際金融炒家。據海外輿論報道,1997年5月泰國匯率開始貶值後,美國金融投機商索羅斯就在泰國外匯市場投放了60億美元,進行外匯炒作,把泰銖逼上絕路。1992年歐洲匯率體系不穩時,此人利用英鎊匯率的變動在外匯市場上買進賣出,賺取了10億美元,並迫使英鎊退出歐洲匯率體系。但我們在討論這方面的原因時有兩個問題需要弄清楚。

第一個問題是,發展中國家放鬆對外資流動的控制,大量引進外資是否對頭?
第二個問題是國際金融投機商利用的機會來自哪裡?

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的今天,國際資本流動已經成為驅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實現資源在全球范圍內有效配置的杠桿。在當代,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把引進外資作為加快本國經濟發展的有效途徑。東亞和拉美國家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躋身新興工業化國家前列,在相當程度上是得益於這些國家能適應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以積極態度對待外資,並有效利用了國際資本帶來的好處。

第二個問題的答案也很清楚,國際金融投機商利用的機會不是他們自己創造的,而是他們發現的。顯然,如果一個國家的利率和匯率比較穩定,他們就沒有投機的機會。換句話說,是他們看準了一國金融危機發生的可能性,才利用金融市場的動盪機會來發財的。例如,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之前,最先感覺到危機威脅從而轉移資本的是本國居民。當時,墨國居民得知出口增長下降,國際收支逆差增大,外匯儲備減少,本國貨幣將貶值,從而大量購入美元,加速外匯儲備減少,引起匯率波動,然後,外資才開始抽逃。可見,發生金融危機是一個國家的經濟運行系統出了問題,內因起決定性作用,國際金融投機商只起了一種外部推動作用。

(二) 金融自由化、國際化改革過快。
應當肯定,80年代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東亞和拉美地區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在推進金融體制改革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放鬆銀行業務限制,取消外匯管制,開放證券市場,鼓勵本國金融機構對外擴張,等等,加快了金融自由化,國際化的步伐。擔是,把其中一些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對外開放金融市場是不準確的。當然,如果這些國家繼續實行金融抑制政策,金融市場不開放,國際資本不能自由流出或流入,投機商也無計可施,危機自然不會發生。但國際資本不是隨意流動的,其流動的目的是賺取更大的收益和分散風險,決定國際資本投資者手中的錢流向的基本要素取決於受資國的金融開放程度和經濟前景。如果一個國家實行金融開放後,經濟高速度增長,資本收益率也高,外資流入增加是自然現象。但是,外資大量進出和金融投機商得手不能歸罪於經濟金融的開放,而應從受資國的內部因素尋找原因。墨西哥、泰國等實行金融市場自由化、國際化,是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必然,但並不構成這些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必然,而它們的經濟政策、經濟體制和結構與國際經濟環境變化,特別是與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要求的下述種種脫節之處,才是金融危機生成的原因。
經濟政策不適應國際金融市場變化。在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幅度增大的條件下,墨西哥和東南亞國家仍對匯率和利率變化實行限制,對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反映滯後。

例如,墨西哥90年代初實行比索對美元的固定匯率,而90年代前四年累計下來的通貨膨脹達53%,外貿逆差870億美元,在匯率沒有反映這種情況的條件下,比索貶值是必然的。但是當時的墨西哥政府面對比索高估遲遲不採取適時貶值的措施,以致出口受阻,外貿逆差逐年擴大,給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同時,當時的墨西哥政府為了治理通脹,提高國內儲蓄率,吸收外資以支持進口商品的外匯需求,實行了高利率政策。1990-1992年墨西哥實際利率高達20%-25%,1993年略有下降,但仍達14%左右,大大高於國際市場利率,而國內企業貸款的實際利率比這還高。這種高利率政策既使墨西哥企業無法承受利息成本而無力歸還銀行貸款,造成銀行壞賬問題嚴重,又使墨西哥對外支付高額利息,造成國際收支惡化,貨幣貶值壓力加大。

又如泰國,長期實行泰銖與美元聯系匯率制,14年來,一直保持在25銖左右兌換1美元的水平上,當美元貶值時,它對西方主要貨幣的匯率也隨之貶值,增強了出口競爭力。當美元升值時,泰銖隨之升值,出口競爭力下降。1996年以後,美元對日元持續升值,泰銖隨之升值,出中競爭力下降。1996年以後,美元對日元持續升值,泰銖對日元也不斷升值,成為進口增長過快和出口增長率降低,以及國際收支惡化的重要原因。

經濟體制不適應對外開放。一國經濟開放之後,外資流入增加,本應加強金融體制建設。但是,東南亞國家和墨西哥對金融市場開放的准備不充分,國內金融體系不健全,金融市場的基礎設施不足,監管措施和機構不完備,盲目向外資開放。例如,在本國銀行體系風險過大的情況下,泰國主動向外商提供低息美元貸款,為房地產投資熱火上澆油。國際資本自由流動必然導致本幣和外幣的頻繁交易,採用中央銀行控制匯率的方法與巨額外匯交易相矛盾,當資本外流增大時,對外匯的需求增加,本幣貶值受到壓力。為了捍衛聯系匯率,泰國在一個月內就動用了4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仍杯水車薪無濟於事,給國際金融投機商炒作外匯以可乘之機。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中央銀行曾經一天之內拋售幾十億美元,企圖把比索兌美元的比價穩定在政府設置的指標范圍內,結果仍抑制不住比索跌勢,外匯儲備銳減到無法保持經濟正常運轉的60億美元,次日不得不宣布中央銀行不再干預外匯市場。這些事實說明,政府行為與市場對抗,難以成功。只有適應市場規律,實行浮動匯率才是出路。

1、金融體系不適應金融市場的發展,長期資本市場發展滯後。經濟過熱導致「泡沫經濟」,形成脫離實體經濟的虛假繁榮,只是金融動盪的表層原因。長期資本市場建設滯後造成金融市場結構不合理才是深層次原因。具體包括:一是資本結構不合理,投資者較少用中長期債券籌資,而主要依靠銀行貸款,而且往往是短期資金,不適應長期投資項目的需要。二是信貸投向結構不合理。銀行傾向於提供非生產性用途的貸款。例如,泰國的銀行貸款有1/4是消費性貸款,1/4是房地產貸款,這類貸款難以產生收益,銀行壞帳增加。據世界銀行斷定,1996年泰國放款機構的不良貸款占其貸款規模的10%,達155億美元,1997年銀行的壞賬相當於泰國GDP的9%。三是外資結構不合理。由於中長期資本市場不發達,外資多以短期資本形式流入。1994年進入墨西哥的700多億美元外資中,3/4屬於短期證券資本,美國互助基金一類的短期投資比重很大,其中進入股市的有330多億美元。1995年流入泰國的6466億泰銖外資中,直接投資僅上中5.5%,商業銀行貸款佔51.1%,且大部分是短期貸款,投機性和流動性最大的非居民泰銖存款和證券投資佔30.7%。由於金融市場結構不合理,當宏觀經濟不穩定時,外資抽逃,引發股價下跌,金融機構癱瘓,本幣貶值,是不足為怪的。

2、產業結構調整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一是東南亞國家和墨西哥的產業結構調整片面迎合外資投向,不但彼此之間及其與後起的工業化國家的產業結構趨同,而且過分集中技術含量不高的一般加工工業。二是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能力較低,國內科技水平不高,對進口技術和設備的依賴過大。三是勞動成本上升過快,不利於勞動密集型製成品出口,國際競爭能力被削弱,出口增長速度下降,造成國際收支巨額逆差,導致宏觀經濟不穩定。例如,墨西哥和泰國的出口產業面對來自後起的工業化國家低成本同類產品的競爭,未能升級換代,以致競爭力減弱,出口增長緩慢,國際收支逆差擴大,兩國在危機爆發之前,外貿逆差佔GDP的比例分別接近和超過了8%,大大高於國際公認的安全線5%,成為金融危機爆發的直接推動因素。

3、貽誤時機,調整不及時。當出現金融動盪之後,政府出於種種原因,對經濟政策,經濟體制和結構不及時調整,以致貽誤時機,激化矛盾。墨西哥和泰國的情況都是這樣。1968—1988年墨西哥先後有4屆總統因經濟危機而下台。1994年西方經濟復甦,利率隨之上揚,加上當時墨西哥政局不穩,一些外國投資者便開始抽走資金,貨幣危機苗頭已經出現。此時,本應果斷採取調整措施,但當時的薩利納斯總統為了贏得年底的總統選舉連任,不但不及時調整貨幣政策,改革匯制,反而動用了上百億美元的國際儲備彌補虧空,極力製造繁榮假象。結果等到當年12月1日新總統塞迪略就職時,國庫剩下的國際儲備已經不多,12月19日晚遂決定通過比索一次性貶值15%,來促進出口,減少進口,阻止資金外流,穩定外匯市場,結果引起始料不及的比索匯價暴跌,最終釀成了嚴重的金融危機。1997年2月,泰國金融形勢開始惡化,政府未採取拯救措施。5月,泰銖貶值到14年的最低點,政府仍堅持對匯率的控制。對應該倒閉的金融機構,政府仍實行注資的做法,白白花費了大量資金。7月,被迫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之後,泰銖繼續貶值,外匯儲備持續下降,但政府仍背著多年經濟高速度增長和「虎」國的美譽包袱,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計劃猶豫不決,以致矛盾越積越多,一發難以收拾。此外,墨西哥、泰國等政局不穩,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矛盾加深,也是金融危機爆發的一個促成因素。

㈢ 尋世界各國外匯儲備排行榜

香港外匯抄儲備為1243億美元,居全球第七位。中國為7690億美元,僅次於第一位的日本8433億美元。
台灣至去年12月底外匯儲備為2533億美元,仍維持全球第三。
韓國以2104億美元緊追在後。有分析人士稱,亞洲各地區目前的外匯儲備持有量已大幅超過最佳水平,並可能引發經濟上的風險。

日本2005年11月底外匯儲備為8433億美元,中國2005年9月底為7690億美元,二者已日益接近。如將香港計算在內,則超過日本。

經濟復甦的俄羅斯及經濟增長率達兩位數的印度,至2005年底的外匯儲備分別為1740億美元及1372億美元,分居第五、第六名。

㈣ 台灣經濟如何

台灣經濟在二次大戰結束後,以台灣日治時期的農業與輕工業為基礎,逐漸發展起來以中小企業引導投資的小型資本主義經濟體,輔以台灣政府主管投資大部分的公營事業體、以及眾多國外投資所引導的資本主義經濟體。至今,台灣的多方面經濟還正在持續增長中。

在1951年至1988年間,台灣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9.57%,1988年至2008年間為6.1%,2008年至2015年間為2.8% 。農業在GDP中的比重從1952年的35%下降到5%。傳統人力密集型工業已經漸漸由電子產業替代。台灣的電子工業對世界經濟舉足輕重,一定數量的電腦或電子零部件都是在台灣所生產的。對外的貿易是台灣重要的經濟命脈,在過去美國和日本長久以來一直都是台灣的前兩大貿易夥伴,現在則是將市場與人才的重心轉移至中國大陸,在中國大陸有五萬多個台資企業,長期居留的台商及眷屬則有上百萬人之多。另有部分轉向歐洲和東南亞市場,其中以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來西亞和越南為主要投資國家。
在2008年,隨著台灣二次政黨輪替,重新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在政策上緩和兩岸關系並加強與中國大陸的經貿交流關系,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根據台灣財政部統計自2000年以來對中國大陸貿易出口總額增加了約25%,而對美日的出口總額則減少了約18%,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佔了台灣貿易出口總額的40%,在2013年時啟動兩岸貨幣清算機制,金融業在新台幣與人民幣的匯兌轉換上,不再透過美元做為中間貨幣,台灣對中國大陸地區貸總額達2.7兆台幣,是高風險貸款,這顯示台灣經貿已相當依賴中國大陸。
台灣是亞洲開發銀行(亞行)、亞太經合會(APEC)、世界貿易組織(WTO)和東南亞國家中央銀行總裁聯合會(SEACEN)的成員,也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觀察員。台灣在2010年排名前五位的貿易夥伴分別為大陸、日本、美國、歐盟和香港。台灣的外匯儲備目前為止是世界第五。
2011年台灣人均GDP達到2萬美元,國際貨幣基金(IMF)預測,2022年台灣人均將達到3萬美元。
台灣正積極推動FTA(自由貿易協定),目前台灣已生效的是巴拿馬、瓜地馬拉、尼加拉瓜、薩爾瓦多等國的FTA,台灣優先推動和日本、美國、歐盟等國家和聯盟的FTA。

而且根據台灣現行的基本工資制度依據《勞動基準法》及《基本工資審議辦法》,現行基本工資為月薪新台幣23100元也就是大概人民幣五千元,時薪新台幣150元也就是大概三十塊錢人民幣。
總的來說發展的還是不錯的,畢竟搞起了那麼多東西,只是最近幾年進步不大而已。

㈤ 有誰知道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

有三方面原因,具體如下:

1、美國經濟利益和政策的影響;

2、喬治·索羅斯的個人及一些支持他的資本主義集團的因素;

3、亞洲國家的經濟形態導致:新馬泰日韓等國都為外向型經濟的國家,他們對世界市場的依附很大。亞洲經濟的動搖難免會出現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狀況。

以泰國為例,泰銖在國際市場上是否要買賣不由政府來主宰,而泰國本身並沒有足夠的外匯儲備量,面對金融家的炒作,該國經濟不堪一擊。而經濟決定政治,所以,泰國政局也就動盪了。

(5)1998年台灣外匯儲備擴展閱讀: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世界影響

1、企業債務重負,銀行壞賬叢生,金融和債務危機頻繁;

2、社會貨幣供應過多,銀行業務過重,宏觀調控難度加大;

3、政府稅收困難,財政危機與金融危機相伴;

4、通貨膨脹纏繞著社會經濟,泡沫經濟時有發生,經濟波動頻繁,經濟增長經常受阻;

5、企業資金不足帶來經營困難,提高了破產和倒閉率,企業兼並活動頻繁,降低了企業的穩定性,增加了失業,不利於經濟增長和社會的穩定。

㈥ 台灣、香港、澳門的外匯儲備有多少錢

台灣:3601.2憶美元(全球排名第四)香港:2562.0億美元(全球排名第七)澳門: 195.3億美元(未進入前十名)

㈦ 收集近十年(98-08)中國外匯儲備量的數據資料,並分析中國外匯儲備持續增加的原因

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2005年底,中國大陸外匯儲備余額再創新高,達8189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4.3%。假如將中心政府向中行、建行和工行注資6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計算進來,我國外匯儲備便已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

中國外匯儲備及相關統計

年份

外匯儲備

貿易總額

貿易順差

利用外資1978

2

206

-11

1980

-13

381

-19

1985

26

696

-149

45

1986

21

739

-120

73

1987

29

827

-38

85

1988

34

1028

-78

102

1989

56

1117

-66

101

1990

111

1154

87

103

1991

217

1357

81

116

1992

194

1655

44

192

1993

212

1957

-122

390

1994

516

2366

54

432

1995

736

2809

167

481

1996

1050

2899

122

548

1997

1399

3252

404

644

1998

1450

3240

435

586

1999

1547

3606

292

527

2000

1656

4743

241

594

2001

2122

5097

226

497

2002

2864

6208

304

550

2003

4033

8510

255

561

2004

6099

11548

320

606

2005

8189

14221

1019

603

註:表中數據分別摘自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治理局及中國人民銀行網站。

一、中國外匯儲備的增長歷程

外匯儲備是一國對外收付的基礎。它的源頭主要有兩個:一是貿易順差;二是資本凈流入。因此,外匯儲備的多少,不僅反映了一國對外經濟交易活力與吸引力的大小,而且也反映了該國對外借債與還債信用能力的強弱。也就是說,從某種意義上講,一國外匯儲備越多,一方面標志著該國對外出口競爭能力越強;另一方面則表明該國政治經濟形勢穩定,且外資爭相進入。反之亦然。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對外經濟交往的廣度與深度的不斷拓展,外匯儲備規模也隨之相應地發生著巨大的變化。縱觀改革開放25年來的歷程,我國外匯儲備的增長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零儲備」時期

20世紀整個80年代,作為中國「改革」與「開放」的頭十年,它卻仍處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框架的約束之內。當然,在這一階段,中國也正處在對外開放的「試驗」階段。當時,中國人還不太了解世界,世界也不太了解中國。因此,薄弱的「底子」再加上謹慎的「試驗」,我們仍然固守著計劃經濟下「收支平衡,略有節余」的法則,尚無力跨越「雷池」。

1978——1989年的12年間,僅有1982年和1983年這兩年存在少量貿易順差,其他10個年份均為貿易赤字。但無論是順差抑或是赤字,從規模上看均很小,只有1985年和1988年這兩個年份的貿易赤字突破了100億美元。與此同時,這一時期各年的外貿進出口總額也只有區區幾百億美元。

同樣,在這一階段里,我國對外開放與引進外資的力度也不算大,規模較小。20世紀80年代,除1988年和1989年外,我國各年實際利用外資總額均只有幾十億美元。1978——1989年這12年間,我國實際利用外資累計總額僅為580億美元,尚不及1997年一年的額度。

正是由於外貿進出口及實際利用外資規模均不大,20世紀80年代,我國外匯儲備也基本上處於「零儲備」狀態。1978——1989年的12年間,除1989年為56億美元外,其餘各年的外匯儲備余額均未超過50億美元。

實際上,當一國對外開放有限,經濟對外依存度不高時,該國外匯儲備的增長及其對外匯儲備的需求也不大。但總體來講,當時的中國不僅經濟貧窮,資金短缺,尤其是外匯資金短缺,而且國內物資供給奇缺,通貨膨脹壓力巨大,因此,當時的外貿出口能力較弱,外資流入也相對較少。這一階段也是我國改革開放最艱難的時期。

第二階段:百億儲備時期

經過了80年代的謹慎探索與經驗總結後,90年代的中國開始走出「計劃經濟」的陰影,並逐步走向「市場經濟」新時代。應該說,1990——1995年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轉軌時期或過渡時期,也是一個轉折點。在這一階段,世界進一步了解中國,中國也進一步熟悉了世界。在這一階段,盡管出現了1993——1995年十分嚴重的通貨膨脹,但由於新的宏觀調控機製得力、有效,最終卻是有驚無險,中國經濟改革順利地渡過了這一難關。

1990——1995年間,中國對外貿易總額從1000億美元增長到接近3000億美元。從商品進出口差額來看,一改過去十餘年的貿易赤字狀況,6年中共有5年出現了貿易順差,除1995年順差167億美元外,盡管其餘各年順差規模不足百億美元,但它卻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重大信號。

在這一期間,我國開始加大外資引進力度,尤其是進一步拓寬了國際融資的渠道和空間,中國對外開放的吸引力也在不斷增強。實際利用外資年度總額從100億美元增至接近500億美元,而且其中90%以上的引入外資都是「直接投資」性質的。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引入外資的可靠性與安全性。

正是基於外貿進出口和利用外資形勢的明顯好轉,這一時期我國外匯儲備余額從100億美元快速上升到700多億美元。外匯儲備快速而穩定的增長,標志著我國外匯儲備正在走出「短缺」的時代,外匯儲備的不斷增長成為我們的一種自信和自豪。

第三階段:千億儲備時期

1996年底,中國經濟運行成功實現「軟著陸」,並順利進入「低物價、高增長」的通道。1997年上半年,國家抽樣調查的所有「主要商品」均出現了供過於求或供求平衡,據此判定,困擾新中國近半個世紀的「短缺經濟」終於宣告結束,買方市場新時代已然到來。這標志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已躍上了一個新台階,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

1997年,中國經受了百年一遇的大洪災,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的考驗,外貿進出口總額首次突破3000億美元,貿易順差則呈跳躍式增長,並首次突破400億美元。這再次表明了中國經濟已然步入良性循環新時期,並具有了較強的抵禦外來風險和抗干擾能力。1998年在貿易總規模不變的條件下,我國繼續保有了第二個400多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在隨後的6年中,雖然我國貿易順差每年一直保持在200——300多億美元之間,但其間我國貿易總規模則在不斷地放大:2000年突破4000億美元;2001年突破5000億美元;2002年更是突破6000億美元;2003年又突破8000億美元;2004年則突破10000億美元大關。然而,2005年,不但貿易總額接近14000億美元,而且貿易順差第一次奇跡般地跨越了1000億美元的「絕對」大關。這又是一個質的新飛躍。

與此同時,我國在實際利用外資總額方面,1997年創下了歷史最高記錄,達644億美元。在之後的8年中,我國每年實際利用外資總額一直保持在500——600多億美元之間,這是一組讓世界為之贊嘆的數據。500——600億美元的穩定規模,一方面表明中國政局穩定,投資環境優良;另一方面則表明中國引入外資不再是「飢不擇食」,當然,也不再是「多多益善」。

1996年底,我國正式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八條款,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這標志著企業和居民有了更多持有外匯存款的機會。這一年,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首次突破1000美元,1997年則進一步增至1400億美元四周。2001年再次突破2000億美元;2003年更是突破4000億美元;2004年跨越6000億美元;2005年又大步跨越了8000億美元。若以這種速度發展下去,2006年底,我國外匯儲備定能突破萬億美元大關,並會遠超日本,成為世界第一。這樣龐大的規模、如此高速增長,是好是壞
二、中國外匯儲備適度規模分析
在經濟國際化環境下,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外匯儲備都是必不可少而至關重要的。一般地,外匯儲備主要具有以下四大功能或作用:
第一,外匯儲備可以抵補貿易赤字,並保持一國必要的、正常的進口能力。
第二,保有一定的外匯儲備,是一國對外借債與償債的信用擔保與物質保證。
第三,外匯儲備是一國政府幹預本國外匯市場、調節本幣匯率的有力武器。
第四,在國家經濟動盪或是遇上戰爭災難時,外匯儲備將是一國最後的戰略儲備。
因此,一國外匯儲備規模多大為好,或者說,它的適度規模應該是多大,關於這一問題的回答,顯然不是簡單地看一個數據就能了事的。
事實上,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的評價是一個較為復雜的問題。不同的國家,可能會有不同的評判標准。比方,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發行國,它們不需要太多的外匯儲備,因為這些國家的貨幣本身具有世界購買力的作用,因此,它們保有的外匯儲備相對較少。如美國和歐盟區各自保有的外匯儲備不過幾百億美元。但也有例外的。例如,日元是最主要的三種國際儲備貨幣之一,然而,日本目前卻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外匯儲備,這又是何故呢?我想,不完全的理由至少包括:日本不僅國小、資源短缺,而且民族危機感重、不自信,當然,也許還有其他動機。
此外,在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的確定上,發達國家與非發達國家、開放國家與非開放國家、大國與小國,在評判標准上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1960年美國教授特里芬提出:一國國際儲備對年進口額的比率以40%為宜。20%為底限,低於30%便要補充。這一觀點後為許多西方國家所接受,它們主張,一個國家外匯儲備一般應能滿足3——4個月進口付匯。東南亞金融危機後,又有人認為,一個國家外匯儲備不能低於短期外債的規模,以防止金融危機的發生。但一些國際金融組織更強調,一個國家外匯儲備的規模應該能起到維護金融穩定的作用,這顯然強調了「充足」的外匯儲備的重要意義。但由於各國實際國情的不同,在國際上尚不存在一個統一的評判標准。
當然,從量上講,任何一個國家的外匯儲備都應該有一個適度規模,因為外匯儲備是有成本的。這一成本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其一,外匯儲備資產必須具有足夠的「流動性」,以確保其日常功能的正常發揮。然而,足夠的流動性往往是要以較低的盈利性要求為代價的。其二,由於匯率總是處在不斷地變化之中,外匯儲備資產極易遭受匯率風險而導致無形的賬面損失。因此,外匯儲備並非多多益善,它應該有一個度:安全夠用但不浪費。
中國作為一個改革開放中的、正處在快速發展中的人口大國,適度的外匯儲備規模究竟應該是多大?我想,這是一個不便妄加揣測的重大戰略問題,但是,至少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加以考慮和分析。
中國是一個改革開放的經濟大國,它需要更大的外匯儲備為之保駕護航。
中國是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經濟大國,但我們還不是一個經濟強國。1982年,中國GDP首次突破5000億元人民幣;1986年GDP突破1萬億元人民幣;1995年GDP突破5萬億元人民幣;2002年GDP突破10萬億元人民幣;2004年,我國GDP接近16萬億元人民幣。這是中國經濟布滿活力的標志。但從人均GDP水平來看,按照2004年普查數據統計,我國GDP位於全球第6位,但人均GDP卻處於全球第107位,居倒數水平。
不容置疑,隨著改革開放的成功推進與不斷深入,中國經濟將會擁有一個長足發展的巨大空間。然而,這一進程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它可能會碰到不少令我們無法預料的困難和問題,因此,在一個快速發展的大國搞建設,必須要有足夠的外匯儲備作後盾。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太小氣。
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不可兌換機制,無形之中「誇大」了外匯儲備規模。
人民幣雖已實現經常項目下的可兌換,但資本項目在我國仍被嚴格管制,這就意味著中國公民尚不能將本幣金融資產自由地「交易」為外幣金融資產。從投資角度講,我國居民只能投資國內市場的本幣金融資產,而不能自由投資國外金融資產。因此,我國老百姓手中持有的外匯資產相對較少,除涉外企業外,大量的外匯資產只能集中於中心政府手中,進而成為外匯儲備資產。因此,資本嚴格管制下的「倒逼」機制,無形的誇大了我國外匯儲備的總規模。
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2005年第4季度末,金融機構外匯存款余額僅為1615.70億美元,其中,企業外匯存款與居民外匯儲蓄存款大體各佔一半。即便加上外匯儲備,我國外匯資產也不足1萬億美元,而我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卻高達28.72萬億人民幣,其中,我國城鄉居民本幣儲蓄存款已達14.11萬億元人民幣。由此可見,我國居民金融資產的外幣化程度相當低下。即便算上外匯儲備,我國整個金融資產的外幣化程度也仍不高。
每年五六百億美元的外資凈流入,再次「誇大」了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
外匯儲備的初始來源無非就是兩個方面:一是來自經常項目;二是來自金融項目。一般地,貿易順差帶來的外匯儲備增長是實質性的、較為真實,它往往具有較好的穩定性,因此,它是外匯儲備最扎實的經濟基礎;而外資流入導致的外匯儲備增長則具有較強的流動性和非穩定性,因此,對應較大流量的外資流入,應有相當規模的外匯儲備應對。
1996——2004年間,我國外匯儲備增長的動力盡管是來自「雙順差」,即貿易項目順差和金融項目順差,但每年的外資凈流入總額卻一直保持在500——600億美元,而貿易順差則小於它,一般各年僅為200——400億美元。也就是說,我國外匯儲備增長中有相當部分主要來自外資凈流入,因此,如此「虛高」的外匯儲備,並不能支撐外匯儲備「過多」的結論。
世界仍不太平、祖國尚未統一,這也需要一個龐大的外匯儲備作後盾。
外匯儲備作為一種戰略物資,它必需滿足國家安全和主權完整的足夠需要。從世界格局來看,和平與發展是大勢所趨,但當今世界並不太平,中美關系在曲折中前進,中日關系在坎坷中停滯不前,台獨分子還在不斷滋事,民族極端主義與恐怖勢力仍然猖獗。這一切都需要我們提高警惕,並作好必要的戰略預備,包括外匯儲備戰略。
總而言之,筆者認為,我國當前外匯儲備的主要風險是結構風險,而非總量風險
三、中國外匯儲備結構及其風險分析
外匯儲備結構也即外匯儲備資產的分布結構。其中,最主要的外匯儲備結構有兩個方面:一是幣種結構;二是期限結構。這也是外匯儲備資產結構的最大風險所在。
從幣種結構來看,假如外匯儲備資產過於單一地集中在某種「弱幣」上,則必然會導致過大的匯率風險,但「弱幣」貼水可能會帶來一定的利息收益。當然,實際收益是正還是負,則需要具體分析。
從期限結構來看,則主要是考慮外匯儲備資產的流動性要求。由於外匯儲備是用於日常之需及不測之用,因此,外匯儲備資產分布的期限結構必須首先滿足流動性需求,然後才是在兼顧安全性的基礎上滿足盈利性的需要。
外匯儲備存放地及存放結構一直是各國堅守的頂級機密。但從官方相關信息的大致描述中,我們不難發現一些蛛絲馬跡。據此,我們可以作如下結論的風險分析:
風險之一:人民幣在金融項目不可自由兌換的前提下,我們被迫將絕大部分的外匯資產高度集中於中心政府手中——變成了外匯儲備性質。
可以設想,在本幣可完全自由兌換的國家,居民均可自由用匯對外進出口或是對外直接投資,或作證券投資,本幣與外幣之間可以自由轉換或交易,從而本國公民就能自由地持有本國或外國的金融資產。假如是這樣,該國公民的金融資產就會多樣化地分散在外幣化的金融資產上,也就不會過於集中於中心政府手中成為外匯儲備。
相反,由於人民幣目前只能在經常項目下自由兌換,而在金融項目下尚不可自由兌換,因此,公民只能通過貨物及服務貿易,還有經常性轉移收付來獲得外匯,並持有外匯存款。除此之外,公民不能通過「投資」性質的金融交易來將本幣金融資產轉換為外幣金融資產。於是,公民的金融資產大多隻能是本幣資產,而不能化作外匯資產。這也是我國外匯儲備名義上「過大」的真實原因之一。
為此,我們有必要通過盡早地實現人民幣在金融項目下的可兌換,來分流或釋放外匯儲備「過大」的壓力或風險,讓居民能擁有更多的自由選擇空間,將他們的資產合理而分散地擺布在所有本外幣金融資產上。這便是「藏匯於民」的道理。同時,這也有利於推動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進程,從而有效釋放人民幣升值壓力,減小政府幹預匯市的成本與風險。
風險之二:龐大的外匯儲備過度集中於美元資產,這或許是被迫或不得已,但它絕對有害於匯率風險的規避。
美國是我國第一大貿易夥伴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一直占據60%以上的比例。但近年來,隨著我國外貿進出口總額的不斷放大,我國的「貿易美元」及「貿易順差美元」不斷增大;同時,90年代中期以來,為抑制人民幣對美元持續的升值壓力,在以美元作為干預貨幣的匯率調控機制下,我國官方不斷吸入美元——增大美元儲備。如此一來,我國外匯儲備中的美元資產比例定會上升,因此,有人估計目前外匯儲備中的美元資產也許超過了80%的比例。
無論是何種理由,「將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的做法,顯然是危險的。從長期趨勢觀察,美元的確屬「弱幣」范疇。從美元兌日元匯率來看,美元是長期貶值的。20世紀80年代初,美元兌日元匯率為240左右,但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這一比價最低曾跌至80四周。從美元兌人民幣匯率來看,美元也正在呈貶值狀。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為8.7左右,如今已跌至8.0四周,美元應還有下跌空間。
我國外匯儲備幣種單一,且過度集中於「弱幣」——美元。假設美元長期貶值,必然會導致我國外匯儲備的巨大賬面損失,其結果必將使我國貨幣政策陷入「兩難」的境地:一方面,假如為了改善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而大量拋售美元,則必然會對周邊國家產生示範效應,並導致國際匯市恐慌,美元匯率暴跌。另一方面,假如不改變現有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不拋售美元,則又會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從而刺激外匯儲備更快增長。為了減輕外匯儲備對國內貨幣市場的影響,央行必須通過回籠現金或者提高利率的方式來減少貨幣供給,但這恰恰又會拉動本幣升值;反過來,為了降低升值壓力,央行假如增加貨幣供給或者降低利率,這會使本來就因外匯儲備而極為寬松的貨幣市場雪上加霜。
如此看來,減持美元及美元資產迫在眉睫。美元減持後,我們應當避免重蹈覆轍,在增持歐元及其他幣種資產的同時,甚至還可以增持黃金儲備或石油戰略儲備等。外匯儲備的結構調整將是一個漸漸的過程。這個過程雖不能急,但必須行動起來。
風險之三:我國外匯儲備資產的存放地及投資期結構過於集中,可能會存在政治風險與信用風險。
我國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不但高度集中於美元,而且美元資產又主要集中在美國。從投資品種和投資期限來看,我國大量的外匯儲備既有相當部分存入了美國商業銀行,也有較大部分購買了美國各類債券,包括美國國庫券、美國財政部中長期債券、聯邦政府機構債券以及美國公司債券等,此外,應該還包括少量境外美元資產。
美國一向將中國視為其最大的潛在競爭對手,由於意識形態領域的差異以及敏感的台海問題,美國始終保持著與中國交往的距離,並將台灣問題視作與中國談判的籌碼,時不時為難中國。在這一點上,我們尤其要提高警惕,盡可能規避外匯儲備存放地的政治風險。
當然,在投資期限結構上,我們也要盡可能分散風險。一般地,外匯儲備資產分布結構應在不同時期有所區別。比方,在國際環境動盪時期,外匯儲備應多置放於銀行存款及變現程度高的短期證券上;在和平穩定時期,外匯儲備可以多一些放置於中長期品種上。

中新網11月17日電 國家統計局今日發布「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十六」。報告稱,近三十年來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大幅增長,外匯儲備躍居世界第一位。

報告顯示,改革開放30年,我國投資環境不斷改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逐年增加。每隔十年我國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都邁上新的台階。1979年我國FDI總量只有8萬美元,1980年為0.57億美元,1990年上升到34.87億美元,比10年前增長了60倍;2000年進一步提高到407.15億美元,又比10年前增長了近11倍;2007年我國的FDI達到了835.2億美元,比2000年又翻了一番多。1979-2007年,我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累計達7754.2億美元,是發展中國家中吸引FDI最多的國家。2007年,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居世界第6位,占發展中國家總額的16.7%。

報告稱,30年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程度的不斷加深和綜合國力的增強,外匯儲備大幅增加。1978年,我國外匯儲備只有16億美元(來源於聯合國資料庫),只相當於當時世界第1位德國的3.7%;1990年,增加到286億美元,相當於當時世界第1位中國台灣省的39.5%;2000年,我國外匯儲備增加到1656億美元,位居世界第2位,相當於當時世界第1位日本的47.7%;2001年我國外匯儲備超過2000億美元,達到2122億美元;2006年底突破萬億美元大關,達到10663億美元,超過日本成為全球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1979-2007年,我國外匯儲備共增加15267億美元,年均增加526億美元。尤其是2000-2007年,共增加13627億美元,年均增加1947億美元。

央行14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6月,中國外匯儲備已達18088億美元。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實際上已經超過了世界124個國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總和。
從世界銀行公布的2007年世界各國GDP排名來看,排在第57位的是越南,其GDP是712億美元,排在末位即第180位的是太平洋島國吉里巴斯,其GDP是8700萬美元。如果將從第57位的越南一直到第180位的吉里巴斯這124個國家的GDP加起來,總和是17597億美元,也就是說,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已經超過了這124個國家GDP的總和。

外匯儲備的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調節國際收支,保證對外支付。
二是干預外匯市場,穩定本幣匯率。
三是維護國際信譽,提高對外融資能力。
四是增強綜合國力和抵抗風險的能力。
一定的外匯儲備是一國進行經濟調節、實現內外平衡的重要手段。當國際收支出現逆差時,動用外匯儲備可以促進國際收支的平衡;當國內宏觀經濟不平衡,出現總需求大於總供給時,可以動用外匯組織進口,從而調節總供給與總需求的關系,促進宏觀經濟的平衡。同時當匯率出現波動時,可以利用外匯儲備干預匯率,使之趨於穩定。因此,外匯儲備是實現經濟均衡穩定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手段,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一國經濟更易於受到其他國家經濟影響的情況下,更是如此。
一般說來,外匯儲備的增加不僅可以增強宏觀調控的能力,而且有利於維護國家和企業在國際上的信譽,有助於拓展國際貿易、吸引外國投資、降低國內企業融資成本、防範和化解國際金融風險。適度外匯儲備水平取決於多種因素,如進出口狀況、外債規模、實際利用外資等。應根據持有外匯儲備的收益、成本比較和這些方面的狀況把外匯儲備保持在適度的水平上。

外匯儲備作為一個國家經濟金融實力的標志,它是彌補本國國際收支逆差,穩定本國匯率以及維持本國國際信譽的物質基礎。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往往要持有高於常規水平的外匯儲備。但是,外匯儲備並非多多益善,近年來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的急劇擴大對經濟發展產生了許多負面影響。
1、 損害了經濟增長的潛力。一定規模的外匯儲備流入代表著相應規模的實物資源的流出,這種狀況不利於一國經濟的增長。如果我國外匯儲備的超常增長持續下去,將損害我國經濟增長的潛力。
2、 帶來了較大的利差損失。據保守估計,以投資利潤率和外匯儲備收益率的差額的2%來看,若擁有6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年損失高達100多億美元。如果考慮到匯率變動的風險,這一潛在損失會更大。另外,很多國家外匯儲備構成中絕大部分是美元資產,若美元貶值,則該國的儲備資產也將嚴重縮水。
3、 存在著高額的機會成本損失。我國每年要引進大約500億美元的外商投資,為此國家要提供大量的稅收優惠;同時,我國又持有大約一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閑置不用。這樣,一方面是國家財政收入減少,另一方面老百姓省吃儉用借錢給外國人花,其潛在的機會成本不可忽視。
4、 削弱了宏觀調控的效果。在現行外匯管理體制下,央行負有無限度對外匯資金回購的責任,因此隨著外匯儲備的增長,外匯占款投放量不斷加大。外匯占款的快速增長不僅從總量上制約了2004年以來宏觀調控的效力,還從結構上削弱宏觀調控的效果,並進一步加大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使央行調控貨幣政策的空間越來越小。
5、 影響對國際優惠貸款的運用。外匯儲備過多會使我國失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優惠貸款。按照IMF的規定,外匯儲備充足的國家不但不能享受該組織的優惠低息貸款,還必須在必要時對國際收支發生困難的其他成員國提供幫助。這對我國來講,不能不說是一種浪費。

樓主,我也不是很懂這個,分數並不重要,希望能有所幫助
祝一切順利!

㈧ 97年的金融風暴是怎麼回事

是由美國金融巨頭索羅斯和他的同伴製造的,以搞跨泰侏為目的.1997年6月,一場金融危機在亞洲爆發,這場危機的發展過程十分復雜。到1998年年底,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階段:1997年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引發了一場遍及東南亞的金融風暴。當天,泰銖兌換美元的匯率下降了17%,外匯及其他金融市場一片混亂。在泰銖波動的影響下,菲律賓比索、印度尼西亞盾、馬來西亞林吉特相繼成為國際炒家的攻擊對象。8月,馬來西亞放棄保衛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堅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沖擊。印尼雖是受「傳染」最晚的國家,但受到的沖擊最為嚴重。10月下旬,國際炒家移師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矛頭直指香港聯系匯率制。台灣當局突然棄守新台幣匯率,一天貶值3.46%,加大了對港幣和香港股市的壓力。10月23日,香港恆生指數大跌1 211.47點;28日,下跌1 621.80點,跌破9 000點大關。面對國際金融炒家的猛烈進攻,香港特區政府重申不會改變現行匯率制度,恆生指數上揚,再上萬點大關。接著,11月中旬,東亞的韓國也爆發金融風暴,17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跌至創紀錄的1 008∶1。21日,韓國政府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暫時控制了危機。但到了12月13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又降至1 737.60∶1。韓元危機也沖擊了在韓國有大量投資的日本金融業。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銀行和證券公司相繼破產。於是,東南亞金融風暴演變為亞洲金融危機。 第二階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風暴再起,面對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印尼開出的葯方未能取得預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將實行印尼盾與美元保持固定匯率的聯系匯率制,以穩定印尼盾。此舉遭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西歐的一致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揚言將撤回對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經濟大危機。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價跌破10 000∶1。受其影響,東南亞匯市再起波瀾,新元、馬幣、泰銖、菲律賓比索等紛紛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一份新的經濟改革方案達成協議,東南亞匯市才暫告平靜。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使得與之關系密切的日本經濟陷入困境。日元匯率從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兌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兌1美元;5、6月間,日元匯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兌1美元的關口。隨著日元的大幅貶值,國際金融形勢更加不明朗,亞洲金融危機繼續深化。 第三階段:1998年8月初,乘美國股市動盪、日元匯率持續下跌之際,國際炒家對香港發動新一輪進攻。恆生指數一直跌至6 600多點。香港特區政府予以回擊,金融管理局動用外匯基金進入股市和期貨市場,吸納國際炒家拋售的港幣,將匯市穩定在7.75港元兌換1美元的水平上。經過近一個月的苦鬥,使國際炒家損失慘重,無法再次實現把香港作為「超級提款機」的企圖。國際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時,在俄羅斯更遭慘敗。俄羅斯中央銀行8月17日宣布年內將盧布兌換美元匯率的浮動幅度擴大到6.0~9.5∶1,並推遲償還外債及暫停國債券交易。9月2日,盧布貶值70%。這都使俄羅斯股市、匯市急劇下跌,引發金融危機乃至經濟、政治危機。俄羅斯政策的突變,使得在俄羅斯股市投下巨額資金的國際炒家大傷元氣,並帶動了美歐國家股市的匯市的全面劇烈波動。如果說在此之前亞洲金融危機還是區域性的,那麼,俄羅斯金融危機的爆發,則說明亞洲金融危機已經超出了區域性范圍,具有了全球性的意義。到1998年底,俄羅斯經濟仍沒有擺脫困境。1999年,金融危機結束。 1997年金融危機的爆發,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國學者一般認為可以分為直接觸發因素、內在基礎因素和世界經濟因素等幾個方面。 直接觸發因素包括:(1)國際金融市場上游資的沖擊。目前在全球范圍內大約有7萬億美元的流動國際資本。國際炒家一旦發現在哪個國家或地區有利可圖,馬上會通過炒作沖擊該國或地區的貨幣,以在短期內獲取暴利。(2)亞洲一些國家的外匯政策不當。它們為了吸引外資,一方面保持固定匯率,一方面又擴大金融自由化,給國際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機。如泰國就在本國金融體系沒有理順之前,於1992年取消了對資本市場的管制,使短期資金的流動暢通無阻,為外國炒家炒作泰銖提供了條件。(3)為了維持固定匯率制,這些國家長期動用外匯儲備來彌補逆差,導致外債的增加。(4)這些國家的外債結構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債務較多的情況下,一旦外資流出超過外資流入,而本國的外匯儲備又不足以彌補其不足,這個國家的貨幣貶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內在基礎性因素包括:(1)透支性經濟高增長和不良資產的膨脹。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是發展中國家的共同願望。當高速增長的條件變得不夠充足時,為了繼續保持速度,這些國家轉向靠借外債來維護經濟增長。但由於經濟發展的不順利,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亞洲有些國家已不具備還債能力。在東南亞國家,房地產吹起的泡沫換來的只是銀行貸款的壞賬和呆賬;至於韓國,由於大企業從銀行獲得資金過於容易,造成一旦企業狀況不佳,不良資產立即膨脹的狀況。不良資產的大量存在,又反過來影響了投資者的信心。(2)市場體制發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資源配置上干預過度,特別是干預金融系統的貸款投向和項目;另一個是金融體制特別是監管體制不完善。(3)「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亞洲不少國家經濟成功的重要原因。但這種模式也存在著三方面的不足:一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生產成本會提高,出口會受到抑制,引起這些國家國際收支的不平衡;二是當這一出口導向戰略成為眾多國家的發展戰略時,會形成它們之間的相互擠壓;三是產品的階梯性進步是繼續實行出口替代的必備條件,僅靠資源的廉價優勢是無法保持競爭力的。亞洲這些國家在實現了高速增長之後,沒有解決上述問題。 世界經濟因素主要包括:(1)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經濟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經濟聯系越來越密切,但由此而來的負面影響也不可忽視,如民族國家間利益沖撞加劇,資本流動能力增強,防範危機的難度加大等。(2)不合理的國際分工、貿易和貨幣體制,對第三世界國家不利。在生產領域,仍然是發達國家生產高技術產品和高新技術本身,產品的技術含量逐級向欠發達、不發達國家下降,最不發達國家只能做裝配工作和生產初級產品。在交換領域,發達國家能用低價購買初級產品和壟斷高價推銷自己的產品。在國際金融和貨幣領域,整個全球金融體系和制度也有利於金融大國。 這次金融危機影響極其深遠,它暴露了一些亞洲國家經濟高速發展的背後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僅是壞事,也是好事,這為推動亞洲發展中國家深化改革,調整產業結構,健全宏觀管理提供了一個契機。由於改革與調整的任務十分艱巨,這些國家的經濟全面復甦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但亞洲發展中國家經濟成長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經過克服內外困難,亞洲經濟形勢的好轉和進一步發展是大有希望的。 發生在1997 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是繼三十年代世界經濟大危機之後,對世界經濟有深遠影響的又一重大事件。這次金融危機反映了世界和各國的金融體系存在著嚴重缺陷,包括許多被人們認為是經過歷史發展選擇的比較成熟的金融體制和經濟運行方式,在這次金融危機中都暴露出許許多多的問題,需要進行反思。這次金融危機給我們提出了許多新的課題,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則和組織形式的問題。本書試圖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本書研究的中心問題是如何解脫本世紀初貨幣制度改革以後在不兌現的紙幣本位制條件下各國形成的貨幣供應體制和企業之間在新形勢下形成的債務衍生機制帶來的幾個世紀性的經濟難題,包括 :(1)企業債務重負,銀行壞賬叢生,金融和債務危機頻繁;(2)社會貨幣供應過多,銀行業務過重,宏觀調控難度加大;(3)政府稅收困難,財政危機與金融危機相拌;(4)通貨膨脹纏繞著社會經濟,泡沫經濟時有發生,經濟波動頻繁,經濟增長經常受阻;(5)企業資金不足帶來經營困難,提高了破產和倒閉率,企業兼並活動頻繁,降低了企業的穩定性,增加了失業,不利於經濟增長和社會的穩定。(6)不平等的國際貨幣關系給世界大多數國家帶來重負並造成許許多多國際經濟問題。以上問題最深層的原因,是貨幣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企業之間交易活動產生的新機制未被人們充分認識。本書的思路是,建立一種權威性的企業交易結算的中介系統——國家企業交易中介結算系統,解脫企業之間的債務鏈,消除企業和銀行壞賬產生的基礎,以避免債務和金融危機的發生,並減少通貨膨脹和泡沫經濟的危害,促進經濟的穩定增長。在這個創新過程中,還會產生國家稅收和財政支出方式的創新,減少財政赤字的發生。同時,還會產生企業制度的創新,減少企業的破產倒閉和兼並現象,增強企業的穩定性。並且,還將對國際結算方式進行創新,對國際貨幣的使用進行改革。這個過程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的治理,而是對紙幣制度所存在的嚴重缺陷的修正,是對貨幣供應和流通體制的創新,是金融體制的重大變革,並且,這種變革帶來經濟運行機制的諸多方面的調整。

㈨ 請問,1997~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前因後果,

一、亞洲金融風暴與香港匯股震盪

1、亞洲金融風暴的演進與特點

從今年7月泰國放棄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而引發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受沖擊的亞洲各國或地區出現匯市和股市大幅波動(參見表一、表二),並引發全球性股市動盪。目前亞洲金融風暴已持續近6個月,其間大致經歷了較為明顯的三個階段【注1】。
表一 金融風暴下的亞洲匯市波動[略]
表二 金融風暴下的亞洲股市波動[略]

資料來源:引自香港《信報財經月刊》各期
【注1】除非特別指明,本報告所引資料來自:《香港經濟日報》、香港《信報》各期;李羅力主編《金融風暴:東南亞金融危機透視》,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第一階段:泰銖危機爆發並波及整個東南亞,各國匯率屢創歷史新低,股市持續下跌。 7月2日,泰國中央銀行宣布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取代泰銖對一攬子貨幣的固定匯率制,泰銖危機爆發,當天泰銖匯率下跌20%。一場以泰銖危機開始爆發的金融危機迅速波及其他東南亞各國。7月11日菲律賓宣布實行匯率自由浮動。8月下旬至9月上旬,印尼、馬來西亞、韓國、新加坡等國貨幣相繼與美元脫鉤。在匯率制度變動下,東南亞貨幣匯率屢創歷史新低,同時受貨幣匯率下跌影響,東南亞各國股市狂瀉不止。

第二階段:台灣和香港匯市再次受沖擊,香港股市暴跌引致世界股市巨幅震盪。10月17日,在東南亞金融風暴中堅守了近四個月後,台灣放棄與美元掛鉤,宣布自由浮動,導致台灣匯市和台灣股市重挫。隨後國際金融投機家第四次狙擊仍堅持聯系匯率制的港元,香港特區政府被迫動用外匯儲備基金維持聯系匯率制。在港幣流量受控,利率大幅上升,各大銀行相繼提高拆放貸利率和短期同業拆借息口後,港元匯率迅速平穩下來。但這次港元保衛戰付出的代價十分沉重。10月20日至10月28日,香港恆生指數就從13601點跌破1萬點大關,跌幅達33.4%。其中僅10月21日--24日港股市值損失高達8000億港元。10月28日後,香港股市大跌導致紐約、倫敦、東京股市震盪,反過來又帶動香港股市劇烈震盪。

第三階段:東南亞金融危機沖擊韓國和日本。進入11月份以來,韓元加速貶值,韓元危機爆發。到11月20日,韓元匯率跌至1139兌1美元,跌幅達兩成有餘,以美元表示的國際購買力減少五分之一。接著日本山一證券因1065億日元的外匯虧損和1583億日元的證券交易虧損,於11月24日宣布倒閉,東京股市大幅下跌,隨即帶動紐約、倫敦股市的連鎖下跌,亞洲金融風暴蔓延至日本。12月8日,東京外匯市場上日元對美元的匯率跌破130日元兌1美元的水平,創1992年5月以來的最低點。

從上述演進歷程來分析,本次亞洲金融風暴帶有兩個十分顯著的特點:

(1)以區內國家(或地區)的綜合經濟實力為序,按多米諾效應方式,由弱到強依次受到沖擊。7月泰銖首先與美元脫鉤,隨後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韓國、新加坡相繼宣布與美元脫鉤,東亞美元區匯市和股市雙雙受到沖擊。10月,台灣放棄與美元掛溝而自由浮動,台幣與台股遭受重挫,同時香港在確保港元匯率穩定的同時,出現股市大幅震盪。11月以來,韓元加速貶值,韓元危機爆發。隨後日本股市因山一證券倒閉而出現波動,日元兌美元也大幅下降。從本幣貶值和股市跌幅來看,受金融風暴沖擊的亞洲國家或地區大致可以分為三類【注2】。其中經濟實力相對弱小的東盟國家,幣值和股市損失明顯高於「四小龍」及日本。

(2)金融風暴在區內多次吹襲、反復震盪、相互影響,同時強度逐漸加大,進而波及全球,由此產生較大的破壞性。與九十年代後出現的幾次國際金融動盪【注3】,如1992年的歐洲金融市場動盪、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6年日美英等主要發達國家的銀行破產兼並和倒閉危機所造成的破壞相比(參見圖一),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不但波及面廣,持續時間長,而且危機的強度和破壞力更大。可以預期,經此金融風暴的沖擊, 雖不至於達到使「東亞奇跡」破滅的程度,但東亞地區的經濟增長將會明顯放慢,並為該地區的長期發展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

2、亞洲金融風暴的主要原因

從東南亞開始並波及到東北亞的亞洲金融風暴,是在九十年代以來全球金

融自由化步伐加快、金融動盪加劇的背景下,由於東南亞國家普遍存在一些經濟

結構和經濟發展問題,同時受國際投機資本的外部持續沖擊而產生的。因此我們認為,今次亞洲金融風暴既有九十年代後全球金融危機頻繁爆發的共同原因,同時又有由自身經濟問題決定的特殊原因。

【注2】參見綜合開發研究院課題組:《東南亞金融危機:理論與政策分析》(唐傑、馮蘇寶、龍隆執筆),《開放導報》1997年第11期。

【注3】世界銀行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在70年代至90年代90個國家出現的100多起銀行破產中,23個國家的直接損失佔GDP比重超過3%,最高(阿根廷)達50%以上。參見《世界銀行發展經濟學年度會議》,1996年,華盛頓。轉引自世界銀行:《2020年的中國》,中國財經出版社,1997年10月。

圖一 金融危機的直接損失[略]

資料來源:轉引自世界銀行:《2020年的中國》第35頁,中國財經出版社,1997年。

(1)亞洲金融風暴反映了九十年代以來國際金融動盪加劇的趨勢,而導致全球金融危機頻繁爆發的因素則構成本次亞洲金融風暴的背景原因。

第一,隨著全球金融自由化步伐加快,國際金融市場不斷擴大,一體化趨勢日益發展,同時出現資金活動日趨國際化、自由化,由此導致巨額國際游資、國際清算資金和國際儲備資金在全球范圍內頻繁調動,從而間接為國際金融動盪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國際資本總額不斷增加,目前已超過1萬億美元,其中1996年西方主要國家跨國股票和債券累計額占其GDP的比重超過100%,美國高達10萬億美元。另一方面國際資本流動速度加快,跨國外匯交易急劇增加,從1986年的1880億美元增至1995年的1.2萬億美元。1996年流入東亞的資金總量達到1087億美元【注4】。結果客觀上導致九十年代後國際金融市場劇烈波動,
(日本)Takuma Takahashi:《金融危機與產業政策》,轉引自《開放導報》1997年第11期。

主要表現為外匯和利率波動。1993年--1996年國際金融市場上利率波動幅度達到3個百分點,1991年--1997年3月日元匯率變動幅度高達70%,美元、德國馬克、加拿大元也達20-30%。當國際資本為賺取利率和匯率差價而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頻繁進出時,經濟基礎和金融體系存在問題的國家出現金融動盪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

第二,隨著金融工具不斷創新,金融經營品種也不斷多樣化。目前金融衍生工具已達1200多種,金融衍生交易額也不斷提高。金融衍生工具一方面有利於經濟發展對資金和投資保值的巨大需求,但另一方面也為過度投機創造了條件。隨著金融衍生工具這一現代交易手段的推廣,九十年以來以金融詐騙、銀行危機、金融市場動盪為主要內容的國際金融危機愈演愈烈。特別是在信息時代的現代操作條件下,具有較大投機性的國際游資利用衍生工具,可在瞬間完成全球不同市場上的大筆投機性交易,實現巨額資金在不同地區的快速轉移,從而為引發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乃至全球的金融危機和金融動盪創造了條件。

第三,在國際金融動盪不斷加劇的趨勢面前,由國際金融市場、本國金融調控和金融機構監管三個層次構成的金融監管卻出現失控和乏力,結果進一步加劇了全球性的金融動盪與危機【注5】。

(2)亞洲金融風暴是亞洲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國家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各種經濟矛盾的集中爆發。這些國家或地區普遍存在的經濟基礎及金融體系方面的缺陷,便成為本次亞洲金融風暴的內在原因。

第一,經濟增長方式未能根據形勢及時調整和轉換,是東南亞國家普遍爆發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東南亞國家普遍選擇的出口導向型工業化道路,創造並延續了「東亞經濟奇跡」。但在基本實現工業化發展目標後,先行的「四小龍」

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初步完成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而後來的東盟國家大多仍然依靠粗放型發展戰略,未能及時調整產業結構和完成經濟增長方式轉換;即使對產業結構進行了調整,也存在過於迎合外資流向,不但與周邊國家產業結構趨同,

【注5】胡進、張才進:「全球金融動盪加劇的四大成因」, 《港澳經濟》,1997年第3期。

而且過分集中於簡單加工業。結果在國際競爭日益加劇的沖擊下,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體的東南亞國家出口擴張勢頭放緩,帶動經濟增長下降,從而導致經常項目赤字、外匯儲備減少,進而對固定匯率產生壓力,最終使金融風暴在區內廣泛爆發。相比之下,在金融風暴中「四小龍」的損失之所以低於東盟國家,從根本上看就是因為其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換快於後者。

第二,東南亞國家普遍存在的外貿逆差遞增、經常項目赤字高企、外匯儲備遞減、外資使用效益不高等問題,是構成本次金融危機的直接隱患。以金融風暴發源地的泰國為例來分析【注6】,其危機的隱患早在90年代初期就已經埋下。從1990年起,泰國的外貿逆差逐年遞增、經常項目赤字居高不下、外匯儲備每年只減不增,分別從1990年的74.94億美元、72.82億美元和32.3億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92.68億美元、82.22億美元和41.75億美元。另一方面,泰國的外債從90年代開始也急劇膨脹,從1990年的280億美元,膨脹到1996年的900億美元,僅1998年即將到期的短期外債就達400多億美元,超過其全部外匯儲備。

第三,東南亞國家金融體系存在根本缺陷是爆發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原因。東南亞國家在金融體繫上的根本缺陷,一是金融市場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為長期債券市場不發達,短期貸款高於長期貸款,非生產性貸款(特別是房地產和消費性貸款)高於生產性貸款,外資大多以短期資本形式進入國內。結果客觀上導致泡沫經濟大量出現。二是金融資產結構不合理,大多數國家或地區的商業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資產增加普遍高於中央銀行,結果使得中央銀行的調控能力下降,金融動盪得以在東南亞各國普遍出現。三是銀行資產質量不高,金融風險加劇,導致金融危機在區內廣泛產生。

第四,在金融制度不健全的基礎上實行金融盲目自由化,直接加劇了亞洲金融危機的進程。金融自由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也是世界經濟一體化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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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參見陳曉軍:「泰國經濟金融危機的演變及其初步啟示」, 《信報財經月刊》,1997年第11期;余永定:「泰國的貨幣危機及其啟示」,《國際經濟評論》,1997年第9-10期;李量、伍達枝:《泰國貨幣危機:教訓及其啟示》,見《開放導報》1997年第11期。

域一體化的客觀要求。但是在國內金融制度不健全,金融市場設施不完備,監管措施和監管機構不完善的條件下,東南亞國家過早開放金融市場,必然會引起金融市場的動盪。這一點以泰國為例可以看得更為清楚。90年代以來,泰國為吸引外資,先後推出了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1990年4月正式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的有關義務,取消了經常項目國際支付的限制。1991年,開始減少對資本項目交易的外匯限制。1992年又對外資開放,允許國內投資者直接通過銀行獲得低息的外國資金,導致肆意借貸低息資金。1994年又進一步放鬆這方面的限制,比如放寬出入境時可攜帶的外幣限額,允許持有泰國離岸銀行執照的外國銀行在泰國各城市設立分支機構等等。但是,在實行金融自由化的同時卻未能完善金融管理體系,缺乏有效的金融監管,使外匯投機的渠道增加,從而加劇了投機者對泰國金融穩定性的沖擊。此外,日本和韓國也存在類似的問題。

第五,政策失誤加劇了金融危機的破壞程度。從泰國的情況看【注7】,政策失誤主要表現為,一是長期實行釘住以美元為主的一籃子匯率政策,無法與

利用貨幣供應量和利率來調節經濟的貨幣政策有效配合;二是宏觀政策沒能協調國內經濟平衡目標與國際收支平衡目標的關系,從而產生經常帳戶赤字;三是在外匯管理制度上沒能處理好開產資本帳戶與保護本幣安全的相互關系。

第六,政府不當干預在引發投資者信心危機的同時也加劇了金融風暴。這次東南亞金融風暴發生後,東南亞許多國家一方面採取緊縮銀根、提高利率等經濟杠桿來調節。如印尼在印尼盾兌美元的比率跌破3000的水平以後,為了收緊資金流動,中央銀行把利率上調2倍。另一方面甚至採取行政手段直接干預市場,如馬來西亞一度採取措施,限制投資人賣空一百種重要股票;印尼也宣布類似做法,限制外國人進行外匯交易。結果事與願違,馬來西亞宣布限制後,投資人因無法自由買賣而信心大失,資金大規模移出,導致當日吉隆坡股市下挫,並帶動整個東南亞地區股市下跌。印尼的情況也類似,顯示出以限制市場運作的這種短期做法根本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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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參見謝多:「泰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失調與貨幣危機」, 《國際經濟評論》,1997年第9-10期。

3、對香港金融風暴的基本評價

在亞洲金融風暴的反復沖擊下, 香港不但未能倖免,反而一度成為金融風暴的主戰場。港元數度遭到國際炒家的強烈狙擊,但均被香港特區政府擊退,確保了港元匯率的穩定。與此同時,特區政府提高利率也導致香港股市大幅波動,從而引發以股市和樓市為代表的資產價格大幅下跌,為保證港元匯率穩定付出了重大代價。

香港金融危機的產生,既有與東南亞國家或地區出現金融風暴相近的共同背景,又存在不同經濟基礎和金融制度上的特殊原因。第一,與東南亞國家或地區相似,在經濟高度開放條件下,國際金融市場波動的各種背景性因素均會對香港產生直接影響;同時大致相似的經濟增長方式,由產業結構和投資趨向引發的經濟泡沫現象,以及長期實行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制度,則決定了金融危機的本質特徵。第二,與東南亞國家不同的是,香港並不存在新興市場化和經濟轉型國家或地區普遍出現的一些共性問題,如過分依賴外資來推動經濟發展,在國內金融體系、金融市場設施和金融監管條件還不成熟時盲目對外開放和實行金融自由化,長期資本市場不發達,金融資產結構不合理和銀行資產質量不高等。與這些國家相比,香港經濟體系和金融制度更為完善,這就使得香港具備了確保港元匯率穩定的可靠基礎。第三,受東南亞金融風暴波及而產生的香港金融危機,主要表現為沖擊聯系匯率制和香港股市大幅下降。我們認為,港股下跌決不僅僅是由於為穩定港元匯率而提高利率所致。實際上,對包括「中國概念股」在內的過度投機性炒作,使股市風險不斷積聚,才是這次香港股市大幅下挫的根本原因。為確保聯系匯率制而調高利率,不過是這種長期積累投機風險的釋放誘因而已。

對於本次香港金融危機,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評價。

第一、在亞洲金融風暴中,香港是唯一保持匯率穩定、繼續與美元掛鉤的地區。這表明與區內大多數國家(或地區)相比,香港具有更為穩定、健康的金融制度、監管體系和經濟基礎,抵抗外部沖擊和國際金融動盪的能力更為強大。

與東南亞國家相比,香港能夠成功地抵抗外部沖擊和國際金融動盪、進而確保港元匯率穩定的原因在於:(1)與大多數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相比,香港經濟基礎穩健,經濟實力雄厚,發展前景良好,盡管還存在一些內部隱患,但仍能從總體上為穩定匯率提供一個可靠的經濟基礎。(2)聯系匯率制度是實現港元匯率穩定的內在機制,同時香港特區政府堅持聯系匯率制度的一系列應對操作,客觀上給投資者以極大的信心支持,使港元匯率穩定成為可能。(3)香港擁有龐大的外匯儲備,總量在全世界排名第三(888億美元),人均則為全球第二(13660美元),同時財政盈餘和儲備十分可觀,此外還得到外匯率儲備量達1340億美元的中國政府大力支持。這與金融風暴中大多數國家財政赤字和外匯儲備有限的現狀相比,香港自然具有穩定港元匯率的重要條件。(4)香港金融體系和金融管理體系較為完善,特別是近年來實行了諸如修改銀行條例、實施「會計安排」、「流動資金調節」、「即時結算制」等系列改革【注8】,增加了香港銀行體系的安全度以及對金融體系的監管力度,從而避免了大多數東南亞國家在金融制度和監管體系方面的缺陷,為穩定港元匯率提供了金融制度上的保障。

第二,捍衛聯系匯率制度十分必要,但僅靠提高利率來穩定港元匯率代價沉重。大量事實表明,聯系匯率制度是香港金融市場、經濟發展秩序、政治制度的「穩定器」,在本次金融風暴中香港特區政府成功地捍衛聯系匯率制度,確保香港金融制度和整體經濟基礎的穩定與健全,從而為香港未來發展提供了堅實基礎和可靠保證。從1983年港府推出聯系匯率制度以來,先後成功地渡過了多次政經事件沖擊和港元風潮。實施十多年來,港元兌美元匯價最為低時為7.95:1,最高為7.714:1,港元匯率波幅從未超過2%,充分顯示了該制度在金融危機時期穩定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重要作用,以及維護金融秩序和市場信心的有效性。因此,從香港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看,捍衛聯系匯率制度十分必要。當然也應看到,在現行操作條件下,香港為保持港元匯率穩定也付出了以股市和樓市為代表的資產價格大幅下跌的沉重代價。

第三,香港為穩定港元匯率而付出的重大代價,客觀上有利於香港未來長期發展。本次金融風暴表明,以金融和地產為核心內容的服務型經濟容易形成泡沫經濟。對香港而言,伴隨經濟轉型而在香港實行多年的高地價高房價政策,以

及近期證券市場上的過度投機性炒作,從長期來看不但增加了香港總體運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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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8】饒余慶:「東南亞貨幣危機的影響與教訓」,《信報財經月刊》,1997年第10期。

本,而且更使香港經濟的泡沫成分不斷加大,對香港長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客觀上要求對此進行調整。我們認為,在本次金融危機中,以證券和地產為代表的資產緊縮以及由此產生的巨大損失,實際上就是對香港前期發展模式的被動式過度調整。而在此過程中所產生的嚴重後果,客觀上表明進行這種調整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香港如果能夠利用金融危機付出的重大代價,來換取對服務型經濟主導條件下的發展路向進行必要的調整,那麼對香港未來長期發展來說,這種代價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就近期而言,以證券和地產為代表的資產緊縮,至少可以使香港降低經濟運行成本,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強香港的國際競爭力。

第四、港股近期走勢不會大幅回升,同時港元可能再度被狙擊。港股經歷了10月下旬的股災後,其泡沫成分被擠了出來,但目前至少有以下幾個因素使得港股近期難以大幅走好:(1)東南亞股市尤其是香港的股災引起了紐約、倫敦、東京股市的震盪,並反過來影響東南亞及香港股市持續波動。這種相互聯動局面一但形成,由於受慣性影響,一般不會馬上停止。(2)目前亞洲金融風暴仍未有停息的跡象,特別是韓國與日本受沖擊後,有可能進一步向世界更大范圍蔓延。在此背景下,香港股市仍有可能動盪。(3)在東南亞國家紛紛放棄原來的固定匯率制度,並導致本國貨幣主動或被動貶值後,香港作為區內唯一保持匯率穩定且仍然實行原來聯系匯率制度不變的地區,相對升值的港元受到國際投機資本沖擊的可能性大大增強,進而引發香港股市震盪。

二、金融風暴表明香港經濟仍潛存隱患

1、缺乏彈性的聯系匯率制度有待完善

香港於1983年開始實行的聯系匯率制,本質上是一種貨幣局制度(Currency Board),在銀行同業港鈔的固定匯率和公開外匯市場的浮動匯率之間,通過銀行套戥機制,實現港幣兌美元的匯率穩定【注9】。實行十多年來,基本取得了預期效果,確保了香港金融和經濟體系的穩定(參見圖二)。但從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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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9】參見饒余慶:《走向未來的香港金融》,香港三聯書店,1993年;劉志強、沙振林:《九十年代香港金融改革與發展》, 香港三聯書店,1997年;呂汝漢:《香港金融體系》,香港商務印書館,1991年9月

次金融風暴來看,聯系匯率制度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香港未來的發展。

圖二 港元匯率走勢(1982年1月--1996年12月)[略]

資料來源:香港金管局,轉引自劉志強等:《九十年代香港金融改革與發展》第14頁,香港三聯書店,1997年。

(1)聯系匯率制存在內部問題,給未來發展帶來不確定性。雖然套戥機制使得港幣兌美元保持穩定,但由於這種穩定是在銀行同業港鈔的固定匯率與公開外匯市場的浮動匯率之間實現的,因此產生以下兩大自身難以解決的問題。

第一,港元與美元的固定匯率如果存在高估或低估,特別是在兩國經濟水平有所差異的條件下,兩種貨幣的市值無法反映其國際競爭力與經常項目收支,從而創造出

http://..com/question/7347252.html?fr=qrl3

㈩ 台灣 上世紀80 年代 貨幣政策 的 評價

20世紀80年代,台灣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大幅增加,一方面,使得台灣的貨幣政策面臨較大的通貨膨脹壓力,而"中央銀行"進行對沖操作雖然有效地抑制了通貨膨脹,但其負面效果是銀行貸款能力的削弱,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降。另一方面,貿易順差擴大推動新台幣的持續升值,造成直接投資的外移和熱錢的大量流入,至而導致產業投資的萎縮,股市和房地產泡沫的形成。在這種情況下,80年代中後期台灣當局調整了經濟發展方向,適時地放鬆其外匯管制,變"寬進限出"為"限進寬出";開放島內市場,實現貿易自由化;完善匯率形成機制等。這些措施的實施有效地緩解貨幣升值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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