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匯體制改革的目的

1. 什麼是外匯管理改革的戰略目標

國際收支平衡是我國宏觀調控的四大目標之一，是保持社會總供求基本平衡和宏觀經濟穩定的重要標志。因此，維護和促進國際收支平衡，既是外匯管理的核心職責之一，也是長期以來外匯管理改革所要實現的戰略目標。

這些問題反映出我國國際收支平衡的基礎還不十分牢固。特別是隨著我國加速融入世界經濟，通過資本管制來緩解收支失衡的空間越來越窄，短期內雖仍有效，但長期實行，效果會減弱，影響正常的貿易和投資活動。這雖是我國經濟發展與外匯管理體制改革進展到一定階段的特有現象，但與我國經濟發展較多依賴投資和外需、國內儲蓄投資關系沒有理順、人民幣匯率彈性不足、資本流出渠道不暢息息相關。妥善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我們堅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實事求是地推進制度創新，打好外匯管理改革攻堅戰。

2. 我國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目標和方向

根據我國實際，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主要是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確定匯率水平；二是確定匯率調整方式。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循序漸進，絕不能操之過急、一蹴而就。同時應綜合考慮多方利益，把匯率制度改革同我國貨幣政策獨立性、國際收支狀況、國際貨幣合作及國際匯率制度的新趨勢聯系起來，制定好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近、中、長期目標。

（１）近期目標是逐步由單一釘住過渡為釘住一籃子貨幣，以適應貿易與資本流動對匯率的影響。中國是一個大國，不能像一些小國那樣只對美元作出反映。當前，歐元誕生後的國際貨幣市場已呈現美、歐、日三分天下的態勢。由於中國與世界上很多國家進行貿易與資本往來，一旦國際貿易形勢與世界貨幣市場發生變化，與美元的單線聯系將無法全面反映這些因素的變動。因此，恰當的選擇應該是釘住一籃子貨幣，通過籃子貨幣及其權重將中國與外國的經濟聯系程度進行合理反映。事實上我國貨幣當局近年來一直採用一籃子貨幣來監測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及其合理性。尤其是美國、日本、香港、歐盟、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韓國和台灣十大經濟體與國內的貿易占對世界貿易總額的80％以上，可以將上述十個經濟體作為一籃子貨幣。基本思路是設計一個多種貨幣所構成的虛擬貨幣，人民幣匯率在進行調控時不再釘住美元，而是釘住人民幣與該虛擬貨幣的匯率。同時，該虛擬貨幣應具備三個特徵。一是包含中國主要貿易夥伴國的幣種，二是該虛擬貨幣的匯率能夠反映中國產品在所有境外市場上的總體競爭力，三是該虛擬貨幣的升值與貶值反映出短期國際資金流出（入）中國市場的可能變化方向。
（２）中期目標是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幅度，實現人民幣彈性目標匯率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把彈性匯率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有限彈性制，包括對單一貨幣的有限彈性和合作安排下的有限彈性；另一類是較大彈性制，包括按照一套目標調節匯率、管理浮動和獨立浮動。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有限彈性難以實行，因為我國不能像亞洲和拉美洲的一些小國那樣長時期地只對美元做出彈性安排，也不能像歐元區那樣對外實行共同浮動。另外，我國也不能實行獨立浮動，因為人民幣不是自由兌換貨幣；也不能實行管理浮動，因為我國當前的匯率調控手段並不像西方國家那樣先進。因此，我國只能按照一套指標調節匯率即實行目標管理。所謂目標管理就是對國民經濟計劃給定的目標，確定人民幣對外幣匯率的目標范圍或變動幅度，一旦匯率超過了這一范圍，政府就進行干預，使其恢復到目標水平；或者根據經濟情況變化而修改目標范圍，使匯率真正反映外匯的供求關系。當然人民幣匯率區間大小的確立應綜合考慮一系列因素：包括實際有效匯率；月度交易余額；季度國際收支余額的變化；國際儲備的充足性與變化趨勢；人民幣利息水平。就目前形勢而言，擴大人民幣浮動幅度應分步驟實施。
（３）遠期目標是逐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實現人民幣的有管理浮動並最終實現自由浮動。國際經驗表明，資本管制只能起到短暫的隔離作用，而不能長期有效地保護一國經濟與金融的發展。目前，我國已經實現經常項目下的自由兌換，但資本項目下的外匯交易仍受到嚴格管制，這也正是當前我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對人民幣匯率進行管理與控制的一個重要原因。加入WTO後，隨著貿易自由化的推進和我國金融市場機制的逐步健全，在中國放開資本項目的呼聲日漸升溫並提上議事日程。為防止我國經濟遭受激烈的沖擊，應該逐步地取消人民幣資本項目管制，從而為人民幣將來的完全自由浮動與國際化提供一個市場制度基礎。

3. 簡述我國現行的外匯管理制度的內容。

一、我國外匯管理制度框架。

（一）外匯及外匯管理

所謂外匯, 就是指可以用作國際清償的支付手段和資產。根據我國《外匯管理條例》的規定，我國的外匯包括外國貨幣、外匯支付憑證、外幣有價證券、特別提款權、歐洲貨幣單位以及其它外幣資產。根據各國貨幣在國際清償中的不同特點，外匯又分為自由外匯和記帳外匯。

外匯管理又稱為外匯管制，是指一個國家為了保持本國的國際收支平衡，對外匯的買賣、借貸、轉讓、收支、國際清償、外匯匯率和外匯市場實行一定限制措施的管理制度。其目的在於保持本國的國際收支平衡，限制資本外流，防止外匯投機，促進本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規定，我國實行國際收支統計申報制度，凡有國際收支的單位和個人都必須進行國際收支申報。

（二）我國外匯管理制度框架

我國從建國以來一直實行外匯管制。建國初期，基於我國國力較弱以及當時所處的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我國實行比較嚴格的外匯管理制度。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順勢頒布了一系列的外匯管理新法規，形成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為主，包括其它外匯管理法規、行政規章和其它規范性文件的相對完善的外匯管理法律體系，標志著我國外匯管理進入了一個新時期。

目前，我國外匯管理的職能部門是國家外匯管理局及其分局。

二、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外匯管理

我國的外匯收支分為經常項目外匯和資本項目外匯，對它們分別實施不同的管理措施。

（一）經常項目外匯管理

經常項目是指國際收支中經常發生的項目，包括貿易收支、勞務收支和單方面轉移等。

我國對經常項目下的外匯收入實行銀行結匯制，境內機構的經常項目外匯收入必須匯回國內，並按照國家關於結匯、售匯及付匯管理的規定賣給外匯指定銀行，或者經批准在外匯指定銀行開立外匯賬戶。境內機構原則上不得將經常項目外匯帳戶中的外匯資金轉作定期存款；確需轉作定期存款的，須憑法定的文件向開戶行所在地的外匯局申請。境內機構的經常項目用匯，可按國家關於結匯、售匯及付匯管理的規定，持有效憑證和商業單據向外匯指定銀行購匯支付。境內機構的出口收匯和進口付匯，應當按照國家關於出口收匯核銷管理和進口付匯核銷管理的規定辦理核銷手續。

對於屬於個人所有的外匯，可以自行持有，也可以存入銀行或賣給外匯指定銀行。外匯局對居民個人購匯實行指導性限額及核銷管理，購匯金額在規定限額以內的，居民個人可以持規定的證明材料直接到銀行辦理；購匯金額在限額以上的，居民個人應當持相應的證明材料向外匯局申請，然後再憑外匯局的核准件和相應的證明材料到銀行辦理。外國駐華機構和來華人員的合法人民幣收入，需要匯出境外的，可以持有關的證明材料和憑證倒外匯指定銀行兌付。駐華機構和來華人員由境外匯入或者攜帶入境的外匯，可以自行保存，可以存入銀行或者賣給外匯指定銀行，也可以持有效憑證匯出或者攜帶出境。

（二）資本項目外匯管理

資本項目是指國際收支中因資本輸出和輸入而產生的資產與負債的增減項目，包括直接投資、各類貸款、證券投資等。

境內機構的資本項目外匯收入，除國務院另有規定外，應當調回國內，在外匯指定銀行開列外匯帳戶；賣給外匯指定銀行的，須經外匯管理機關批准。

境內機構向境外投資的外匯管理：境內機構向境外投資，在向審批主管部門申請前，須由外匯管理機關審查其外匯資金來源。境內投資者以外匯資金向境外投資的，應向外匯管理當局繳存所投資金的5％作為匯回利潤保證金；以設備作為投資的，應按資本設備投資額的2.5％繳存匯回利潤保證金。

外債是指境內機構對非居民承擔的以外幣表示的債務。外債一般可分為外國政府貸款、國際金融組織貸款和國際商業貸款。對於國際金融組織貸款和外國政府貸款由國家統一對外舉借；國家對國有商業銀行以及境內中資企業舉借的中長期商業貸款實行余額管理；外商投資企業舉借的中長期外債累計發生額和短期外債累計發生額之和應當控制在審批部門批準的項目總投資和注冊資本之間的差額之內。在差額范圍內，外商投資企業可以自行舉借外債，超出差額的，須經原審批部門重新核定項目總投資。外債資金的使用應當符合國家的相關規定，同時，國家外債管理部門應當根據國家法律對外債和對外擔保實施監管。

外商投資企業經營期滿或因其它原因無法繼續經營而依法終止的，應當依法進行清理並照章納稅。清理納稅後的剩餘財產屬於外方投資者所有的人民幣，可以向外匯指定銀行購匯或攜帶出境；屬於中方投資者所有的外匯，應全部賣給外匯指定銀行。

三、金融機構的外匯業務管理

（一）金融機構經營外匯業務管理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的相關規定，我國對金融機構經營外匯業務進行如下管理，金融機構經營外匯業務必須報經國家外匯管理機構批准，並領取經營外匯業務許可證；應按規定為客戶開立帳戶，辦理有關外匯業務；應按規定繳存外匯存款准備金，遵守外匯資產負債比例管理的規定，並建立呆帳准備金；外匯指定銀行辦理結匯業務所需的人民幣資金，應當使用自有資金。

（二）金融機構經營外匯業務的監督管理

金融機構經營外匯業務，應接受外匯管理機關的檢查、監督，同時，應當向外匯管理機關報送外匯資產負債表、損益表以及其它財務會計報表和資料。

四、人民幣匯率和外匯市場管理

（一）人民幣匯率管理

匯率是指一國貨幣與另一國貨幣相互折算的比率，匯率的高低由外匯市場供求關系和其它有關政治經濟因素所決定，同時又對一國的國際收支和經濟發展起著重要的反作用。

我國過去一直實行單一的匯率制度。1979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我國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形成官方匯率和調劑市場匯率並存的雙重匯率局面。自1994年1月1日起，我國取消外匯留成，將兩種匯率並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二）外匯市場管理

外匯交易市場是指進行外匯買賣的場所，在外匯市場進行交易應當遵循公開、公平、公正和誠實信用的原則。

在我國，外匯市場交易的幣種和形式由國務院外匯管理部門規定和調整。目前允許交易的幣種有人民幣對美元、港元、日元、歐元等。交易的形式包括即期交易和遠期交易；對銀行間的外匯市場只允許進行即期交易，對銀行與客戶之間則允許進行遠期外匯交易。

五、違反外匯管理的法律責任

違反外匯管理的各種行為，一般包括逃匯行為、套匯行為、擾亂金融行為、違反外債管理行為、違反外匯帳戶管理行為、違反外匯核銷管理行為以及違反外匯經營管理行為等，我國的相關法律法規都對這些違反外匯管理的行為予以了定義，並規定了相應的民事、刑事、行政責任。

2008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在過去30年中，黨中央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改革開放，與時俱進，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征途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進展，適應和促進了改革開放的進程。

4. 人民幣匯率制度，未來改革的目標

面對新匯率環境經濟主體要主動校正行為模式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6月26日 09:38 金時網·金融時報

FN記者 黃麗珠 攝影 黑土

編者按 2005年7月21日，我國開始實施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十一個月來，人民幣匯率制度有序過渡，平穩運行。在人民幣匯率改革即將一周年之際，由本報與人民銀行南京分行、江蘇省金融學會共同舉辦了「匯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創新與風險規避」專題研討會。此次研討會也是「江蘇金融發展高層論壇

」的開壇之作。其意在促進區域金融和社會經濟發展，及時將研究成果轉化為人總行、政府部門、金融機構和企業的決策參考。以論壇的形式發布最新理論和政策研究成果，也是《理論周刊》實現理論與實踐更大范圍的結合，更好地推動區域經濟、金融良性互動之策。來自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及江蘇省委省政府有關部門、江蘇省社科院、江蘇省銀監局、各商業銀行、有關高校、企業等單位的領導和專家學者與會並作了精彩演講。此次研討會由人民銀行南京分行副行長魏革軍博士主持。

為匯率形成機制營造適宜的宏觀與微觀經濟環境

人民銀行南京分行行長 孫工聲

隨著人民幣可兌換進程的推進，各類經濟主體將面對愈來愈大的機遇和匯率風險。在此情況下，各類經濟主體要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充分提高風險意識，學會運用各種避險方式，加大技術創新力度，努力提高匯率避險能力。政府及有關部門也應作出相應調整，為實體經濟營造有利的環境。

一、加大配套政策支持力度，為匯率改革創造良好的氛圍

日本、德國、韓國等國家在經濟崛起過程中升值趨勢的經驗和教訓顯示，匯率改革中從外需帶動轉向內需帶動的增長路徑轉換才是至關重要的。從江蘇的情況來看，要加強財政、金融、稅收、投資、貿易等宏觀政策的協調配合，加大對發展內需和服務業的支持力度，將投資為出口服務的循環，轉變為投資為消費服務的循環，為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創造良好的經濟環境。

今後一段時期，針對目前基礎性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的問題，建議加大公共財政的支出，構建一個良好的社會保障體系，逐漸釋放居民的消費能力。也可考慮通過稅收政策支持企業進行技術改造，降低成本，增加出口產品附加值，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

二、加快外匯市場建設，為各類經濟主體規避風險提供有效渠道

要進一步加快外匯市場建設步伐。允許不同交易目的的主體進入外匯市場交易，提高外匯市場的競爭程度，同時為使市場參與主體具備風險管理能力，應適當增加匯率期權等衍生工具，拓寬經濟主體規避匯率風險的渠道，從而增加經濟主體的選擇，以減少人民幣升值預期中的投機行為，也使市場對人民幣的價值定價更加真實、准確。

三、引導企業主動適應匯率變化，適當運用金融工具規避風險

企業要進一步提高風險意識，培養和引進相關的專業人員，增強處置匯率風險的能力，增強對外匯市場變化的適應能力。同時，企業要加強成本核算，控制費用開支，進一步擴大利潤空間。並且應注重科技創新，提高核心競爭力，開發高附加值產品，盡快實現產業升級。

四、銀行應積極開發金融衍生產品，提高風險定價能力

商業銀行應適應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形勢和要求，抓住外匯市場快速發展和企業匯率避險需求迅速增長的機遇，正確處理改進金融服務與防範風險的關系，增強服務意識，創新金融產品，推出適應不同需求的外匯避險工具，並相應拓寬遠期結售匯業務的期限設置。

要關注和重視貨幣流動性和匯率彈性問題

金融時報社總編輯 宋輔良

今年5月31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了《2006年第一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報告》提出匯制改革的目標是「增加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彈性，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值得注意的是，《報告》中還清楚地闡明了「市場供求」在新體制中的「基礎性作用」。並提到深化外匯制度改革要用「創新手段」等。對「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涉及，比如QDII，這些政策的引入意在規避風險的前提下，實施有效的金融創新。

近來，我國金融體系內的流動性問題有加劇的態勢。使得貨幣流動性、匯率彈性與經濟政策的獨立性等問題日益引起各界的廣泛關注。人民幣的流動性過剩雖然有國內金融結構的原因，但與美元流動性過剩在中國匯率需增強彈性情況下輸入有著緊密的聯系。巨額外匯儲備占款導致人民幣發行過多是目前人民幣流動性過剩的根源之一。

綜觀國際社會，美元的泛濫只能輸入到以美元為國際儲備貨幣，並且在匯率上主要盯住美元的准固定匯率國家。因此，在當前情況下，不僅外部通貨膨脹可能會輸入我國，而且外部的資本價格、商品價格變化都將傳輸到我國，對此,我們要進行定量的和定性的分析研究,採取有效措施加以妥善應對。

當前，匯制改革工作正在按預定目標向前推進，我們要努力按照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原則，不斷完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發揮市場供求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中的基礎性作用。

同時，要堅定不移地推進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使之成為政企分離、可獨立承擔金融風險的主體；在國內逐步推出外匯套期保值衍生工具和避險產品，為金融機構和企業能夠規避外匯風險奠定基礎；依靠收入政策、稅收政策、信貸政策和匯率政策的組合，擴大內需，減少經濟增長對外需的依賴，實現內外部經濟的均衡發展。這里，我特別強調的一點就是要重點關注經濟微觀主體——銀行和企業對匯率改革和匯率變動的反映，關注他們的反饋，這會使匯率形成機制有一個良好的微觀基礎。

積極應對人民幣升值和通貨膨脹的雙重壓力

江蘇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 汪泉

自去年7月21日我國實施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盡管在短期內變動的不確定性較大，但從中長期來看，基本呈現出人民幣升值的「漸進性」格局。就是說，人民幣升值的方向是可預期的。這就給外貿出口企業留下了一個「學習期」或「適應期」。對於外貿出口企業來說，與其說面臨匯率不確定性風險，還不如說是面臨能否如期消化匯率升值成本的風險。因此，要求外貿出口企業在「學習期」或「適應期」內，增強匯率風險意識，加強自主創新，挖掘內部潛力，調整產品結構，並學會運用匯率避險工具。金融機構則要積極開發金融衍生產品和工具，加強對外貿出口企業的培訓和咨詢，為企業匯率避險提供優質服務。

在高度關注匯率風險的同時，我們也不應忽視通貨膨脹的風險。近年來，通貨膨脹的壓力已先後在房地產和股票等資產價格等諸多方面均有明顯反映。之所以尚沒有在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上充分反映出來，可能有多方面原因：譬如加工業產能過剩，市場過度競爭；糧食等主要農產品並不完全由市場調節，市場供應充足等。特別是由於經濟國際化的發展，國內商品市場價格受國際商品市場價格影響的程度越來越大，國內市場商品和國際市場商品的價格聯動效應日益顯現。如果國際市場商品價格不上漲，國內市場商品價格也難以有較大幅度上漲。

不久前央行已採取了提高貸款基準利率0.27個百分點的調控措施。顯而易見，不提高存款利率是為了促進內需，同時防止增加人民幣升值壓力；提高貸款利率是為了抑制貸款需求，控制信貸投放。但另一方面，利差擴大也可能增加金融機構放款動力。因此，提高貸款基準利率的措施，其重要意義在於發出了央行旨在控制貸款過快增長的強烈信號。如果全球性的加息趨勢進一步發展，特別是歐美等主要貿易國進一步加息，就會給我國在人民幣升值壓力背景下提高存款利率騰出空間。銀根收緊和利率上升，將對信貸和投資過快增長以及資產和商品價格的上漲，起到有力的遏製作用。對此，居民、企業和金融機構都應有所預期和准備，密切關注經濟金融走勢。

周小川行長針對匯率改革指出：「各類經濟主體要主動校正自己的行為模式以進一步適應彈性增加、波動加大的匯率環境。」可以想見，隨著人民幣匯率日益走向彈性化、市場化，以及人民幣可兌換進程的不斷推進，各類經濟主體將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再過一個月就是人民幣匯率改革一周年，在這個時點下，召開「匯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創新與風險規避」專題研討會意義深遠。與會各界人士就匯制改革後，經濟微觀主體如何適應新的匯率形勢的變化，不斷進行金融創新，有效規避匯率風險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各方面眾多觀點的交流和碰撞，生產了許多新的金融智慧，加深和推動了人們對匯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創新與風險規避等問題的認識，這將有力地推動這項改革的深入和發展。

市場化是外匯儲備制度改革的根本取向

江蘇銀監局局長周忠明認為，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的「三元悖論」，一個國家在資本自由流動、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與固定的匯率制度之間，最多隻能舍一求二，不可兼得。人民銀行作為貨幣政策的制定者，同時，又是事實上最終的和最大的外匯需求方和供給方。既要穩定的貨幣政策，又要保持相對適量的外匯儲備，這雙重角色的沖突使得人民銀行必須有所取捨。

人民銀行是專司貨幣政策的宏觀經濟管理部門，外匯制度應該服從並服務於貨幣政策。因此，人民銀行在外匯管理上的角色需要有根本的轉變，將外匯的供給和需求還給市場和大眾。簡而言之，就是要將目前的藏匯於人民銀行轉變為藏匯於人民和銀行。

藏匯於人民和銀行，是我國外匯管理體制市場化的又一重要進程。市場機制是一種分散決策機制，通過市場價格的波動，全面、准確地反映各方參與者的偏好。藏匯於人民和銀行，就是希望通過市場化方式來消化央行手上過多的外匯儲備，讓國內投資者更便利地進入外匯市場，表達多元化的偏好。外匯市場要由行政性的集中決策向市場化的分散決策轉變，充分發揮市場在匯率形成機制中的基礎性作用。

匯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創新

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司長韓紅梅認為，所謂「金融創新」，指在中國現有社會經濟背景下的一種制度創新。國際上已經有成型的外匯市場和外匯產品，像掉期、遠期、期權、期貨等。所以，在產品創新方面，我們還處於學習階段；就制度上來講，國際上也有非常成型的衍生產品、避險產品的制度。我國的金融創新應該是通過市場化的手段，增強企業、銀行和各類經濟主體的競爭能力。

而要想實現金融創新，首先要在觀念上創新。政策制定者要認識到不同交易主體在市場發育過程中不同的作用，不斷完善市場基礎設施，並對市場進行必要的監管。企業要從企業成本核算方面進行觀念更新。雖然企業利用遠期結售匯來規避風險的比例在增長，但是，占總交易量還很低。銀行需要在人員配備、會計核算、技術支持等方面加大創新力度。國外市場主體追求高附加值產品，而我們可以用漸進的方式做好基礎性產品，培育市場後再逐步走向高端產品。

其次，從外匯管理局目前的研究看，要克服制度性約束、增強金融創新，需要加強行業組織的作用。對於監管和政策設計、管理者，需要不斷增強監管能力。同時，在設計產品方面，要加強對市場系統性風險的研究，保證國家金融安全。

外匯管理局作為政府管理部門，主要職責是為商業銀行和企業提供更加充分有效的政策環境和制度保障。我們將努力為更多外匯市場新產品的推出提供良好的市場發展空間和配套政策措施，推進我國外匯市場的健康發展。

不斷增強對匯率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

人民銀行南京分行副行長魏革軍博士認為，經濟主體的靈活性、適應性，是有效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基礎。在漸進改革的戰略下，匯率形成機制的變化與各類經濟主體的適應程度既相互關聯，又相互制約、相互促進。我們不能僅僅把目光盯在匯率本身的變化上，應著力觀察匯價背後所隱含的深度和廣度變化。一年來，我國經濟金融結構已經發生了一些明顯變化，金融改革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治理結構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外匯市場產品和價格形成機制更加多元化和市場化，各類經濟主體對匯率改革適應性逐步增強。這些變化本身體現了我國關於匯率改革漸進性、可控性和主動性原則，體現了我國經濟的實際狀況和對外開放的整體戰略。

在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後，國際收支不平衡所帶來的種種壓力並沒有根本緩解，經濟主體的適應性也有待增強。這反映了經濟運行的復雜性和經濟結構的特殊性。必須看到，國際收支不平衡不是單純的貨幣問題和匯率問題，需要政策、市場和國際協調多方面的努力。今後一段時期，要盡快減少政策特別是稅收政策和利用外資政策所帶來的扭曲，逐步消除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的非理性繁榮，同時，不斷完善、培育和深化外匯市場。此外，還要重視外匯改革及其相關政策的溝通，為市場主體了解政策、了解改革、適應改革創造更好的條件。

我國匯制改革的遠景目標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副總裁裴傳智認為，我國匯制改革的遠景目標有兩個：一個是人民幣從局部可兌換到最終完全可兌換；另一個是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從以市場供求為基礎變成把市場供求作為主導的力量。大家知道，由市場供求來決定價格，來決定資源的配置，這是市場規律。市場供求的力量在市場中是最基本、最主導的力量。它的不平衡會引起波動，即引起金融危機或者金融風暴，所以，我們要尊重市場的供求規律，把市場供求作為匯率最終的主導力量。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放棄宏觀調控，放眼當今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放棄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只是調控的方式不同而已。市場經濟越不發達，越不成熟，調控的方式更多的是直接的；市場經濟成熟時，更多的是用利率來調節。

那麼，匯率制度改革會給我們帶來什麼機遇和挑戰呢？匯率的波動會帶來風險，這就需要我們規避風險。在市場開放的條件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們融入國際社會的程度在不斷加深，就必須學會規避和管理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它會迫使國內金融機構和企業有緊迫感，加快掌握和運用避險工具，同時也給銀行的中間業務進一步打開了空間。

當然，也給我們帶來了挑戰。我們知道，匯率變化以後，即期匯率或遠期匯率怎麼確定，它有成型的經濟理論。但在匯率決定模型中，我們現在知道的主流理論只是其中一個主要的變數而已，而在現實中，操作這些避險工具需要尖端人才。所以，第一個挑戰就是需要知識的創新和人才的創新。第二個挑戰是制度方面的創新。在制度創新方面，一方面監管部門在制度方面要做出更多的創新；另一方面商業銀行在內部制度上也要多創新。第三個挑戰是需要更多的金融避險工具。所有的避險都需要工具。目前我們能夠做的只有遠期和互換，下一步我們需要更多的金融工具。

以風險控制為保障實現銀行業穩健發展

中國銀行江蘇省分行副行長郭寧寧提出，外匯業務是中國銀行的傳統優勢，如何應對匯制改革帶來的變化，是中行關注的重點。匯制改革以後，中行敏感地意識到市場對產品創新的要求，注重研究並及時為企業和個人提供外匯避險、保值、增值的相關金融產品，幫助企業和個人合理運用金融衍生產品規避匯率和市場風險。2005年中國銀行及時推出人民幣貨幣掉期業務，並成為全國首家擁有開辦銀行間人民幣與外幣掉期交易資格的銀行。中行江蘇分行在去年9月份成功敘做了全國第一筆人民幣貨幣掉期業務；研發並敘做了公司及個人人民幣結構型理財產品，向市場推出規避人民幣匯率風險的新產品———補貼式售匯(NDO)和提升式遠期結匯(三角形NDF)；完善國際結算遠期結售匯產品，提供出口信用證項下人民幣押匯業務、(假)遠期信用證、海外代付等業務；研發「出口全益達」、「進口匯利達」、「國內綜合保理」等國際結算新產品，積極向客戶推薦貿易融資產品等。

當然，由於人民幣目前仍屬於不可自由兌換貨幣，雖然從產品角度有很多的國際化經驗可以借鑒，但是，鑒於國內匯率改革政策的循序漸進性，目前有效規避人民幣匯率和利率風險，或者結構較為復雜的理財產品需要銀監部門進一步的審批通過。所以，總體上來說，銀行和客戶操作空間還很有限。

新匯率制度下銀行業的風險管控

南京市商業銀行副行長禹志強認為，在未來幾年裡，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的匯率改革政策理念，將貫穿匯率制度改革的始終。匯率制度改革進程的加快，向國內銀行業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對國內銀行的風險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此，針對匯率制度改革的要求，銀行應採取以下對策：

1、加快觀念轉變，增強適應能力。在市場營銷、內部控制、風險管理、考核激勵等方面及時做出調整，應對變化。2、加強研究力量，提高分析能力。加強對人民幣匯率走勢以及國內金融市場利率走勢的跟蹤分析，為風險產品的定價提供准確的決策依據。3、加強內控制度建設，完善風險管理體系。對金融衍生產品交易中涉及的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操作風險等要建立完整的風險管理辦法和操作流程。4、加強對金融衍生產品的研究，提高創新能力，將外匯市場的成熟產品復制到本幣市場來，從中挖掘獲利的機遇。5、抓住市場機遇，大力發展個人理財產品。6、利用差別定價策略提高利潤，降低風險。商業銀行可根據不同的客戶、不同的交易方式、不同的風險靈活定價，實現規避匯率風險、提高自身利潤的目標。7、推動本外幣交易一體化。通過本外幣市場不同工具的組合運用，實現對沖匯率風險、利率風險等目標。

在固定利率與浮動利率之間尋找平衡

英國渣打銀行南京分行行長陳蓮英認為，利率市場化改革是內地金融改革中的重要一環。先放開貨幣市場利率和債券市場利率，再逐步推進存、貸款利率的市場化，央行按照這樣的思路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這固然減緩了一次性推動利率市場化的風險，但貨幣市場的浮動利率制度與商業銀行存貸款的固定利率制度同時存在，也造成了一些問題。

以剛剛過去的2005年為例。2005年3月，央行大幅下調超額存款准備金率，加之2005年的宏觀調控，商業銀行存款高速增長，貸款增速卻有所回落，這兩項因素導致銀行資金過剩。在資金過剩的局面下，完全自由浮動的貨幣市場利率便自然走低。

根據統計，在2005年3月超額存款准備金率降低之後，銀行間市場利率以及1日回購利率迅速走低，並在5月之後持續連綿的陰跌態勢。

另一方面，商業銀行存款利率由於仍是固定利率制度，而保持2004年9月上調後的基礎不變，即保持在1年期存款利率2.25%的水平上。商業銀行存款利率不變，貨幣市場連續陰跌，在2005年的很多時間里，便出現了貨幣市場主要投資工具利率與存款利率倒掛現象。對我們銀行來說，存、貸款間的利差意味著盈利，持續下跌的貨幣市場利率則意味著損失。

所以，近期央行正採取措施推動貨幣市場利率上行，並有序地進行利率市場化的進一步改革，這對金融及資本市場的發展都有正面影響。

外貿企業規避匯率風險的策略選擇

江蘇蘇美達集團董事長余本禮在發言中說，去年匯制改革啟動當天，人民幣「出其不意」地升值2%，一夜之間我們公司賬戶上收到的外匯賬款，一下子縮水了近1000萬元，影響還是較大的。對於習慣了匯率穩定的外貿企業來說，在匯率變動的不確定性、彈性逐漸增強的現實情況下，該如何規避匯率風險、保證既得利益的實現是對外貿企業經營和管理能力的又一次考驗。為此，在充分利用現有的銀行避險工具；改變貿易結算方式和結算貨幣；加強管理，增強企業自身抗風險能力；尋求政策支持，申請外匯資金集中管理的基礎上，提出幾點建議：

1、期待人民幣匯率及早參照一籃子貨幣自由浮動，使企業盡快適應，並採取有效措施防範匯率風險。

2、目前銀行推出的匯率避險產品種類不夠豐富，實用性不強，希望金融機構盡快提供期貨、期權、互換產品等高端品種，進一步豐富和完善金融避險工具。

3、匯率變動影響的是全部進出口企業，是「一刀切」政策，國家應更多地通過下調出口退稅率、提高利率等手段合理引導企業優化出口產品的結構，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推進外匯制度改革的緊迫性

江蘇省社科院信息研究所所長吳先滿教授認為，外匯制度改革應該加緊推進，其緊迫性來自以下幾方面：

第一，從廣義市場的建立與完善角度來看，外匯市場的發展與完善非常緊迫。目前，外匯市場發展滯後於其他要素市場的發展。在「十一五」期間，外匯改革的重要任務就是進一步推進外匯市場的改革。

第二，從廣義的價格體系建立與完善角度來看，一般商品勞務價格都已放開，市場調節機制基本形成，要素價格形成機制也比較完善，但是，匯率機制的市場化程度還比較低，影響了整個價格體系功能的發揮。在「十一五」期間，要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就必須把價格體系完整地建立起來，要在目前匯率形成機制的基礎上，鞏固成果，深化推進。

第三，從廣義的國家經濟實力來看，匯率制度改革的緊迫性凸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力增強，成為儲備大國，但同時也隱藏了很多問題。但外匯儲備的增加也為我們更多、更大幅度地推進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條件。

解決人民幣內外價值偏離的策略

南京大學商學院副院長裴平教授提出，糾正人民幣內外價值偏離不可操之過急，要穩步前行。短期內，應在均衡、合理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積極採取有效措施，緩解人民幣對外升值壓力和對內貶值壓力，減輕內外價值的偏離程度。一是緩解人民幣外部的升值壓力。在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的背景下，要調節經濟的內外平衡，須從總量和結構兩方面入手。在總量方面，可以通過刺激總需求或者保持高增長來減輕匯率升值壓力；在結構方面，可以通過調整關稅水平和出口退稅率，放鬆資本流出管制和居民持有外匯的限制，進一步提高國內投資率，以及擴大消費、降低國內儲蓄等。二是預防惡性的通貨膨脹。要求貨幣政策要有預見性或前瞻性，避免貨幣在傳導過程中偏離目標，適度控制貨幣信貸的增長。三是增強公眾對匯率變動的心理准備。在內外部壓力減輕和公眾有心理准備時，擴大匯率浮動區間，可以暫時緩解人民幣內外價值的偏離程度。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有利於短期內維護人民幣匯率的正常浮動，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並為長期內改革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糾正人民幣內外價值偏離奠定基礎。

5. 我國外匯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是使人民幣實現:

人民幣國際化的摸式選擇和路徑安排一、人民幣國際化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資本項目可兌換是指一個國家對居民和非居民的經常交易和資本交易的支付和轉移不予限制，允許把本國貨幣自由兌換成國際通用的貨幣。貨幣國際化是指一國貨幣在國際經濟與貿易活動中履行國際貨幣的職能，成為國際經貿活動中被廣泛接受的一般等價物。貨幣國際化是一種權利與義務的國際化，它對於貨幣發行國來說是一把「雙刃劍」，在帶來收益的同時必然也會產生相應的成本。 1、人民幣國際化的收益 （1）鑄幣稅收入。當一國貨幣國際化之後，其國際意義在於國際貨幣發行國實際上具有了一種獲得國際資源的手段，一種變相負債的權利，同時，也對國際資源的配置有了相當的影響力。人民幣國際化後，將會使我國每年獲取相當一部分鑄幣稅收益。如果人民幣的國際購買力在長期能保持穩定，並且逐步推進人民幣的區域化，那麼 2015 年人民幣的區域化帶來的鑄幣稅收入可能達到 152.8 億美元，年約為 224.6 億美元，2020 年約為 300.2 億美元，我國將因人民幣的國際化獲得的年均鑄幣稅收入至少可穩定在 25 億美元左右。 （2）降低匯率風險，擴大貿易和投資。人民幣國際化可降低貿易的匯率風險，成員國之間貿易量增長以及國民收入增加；人民幣國際化可降低或取消各國貨幣兌換的交易成本，貿易與資本流動就會增加；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特別是在東亞地區作為東亞地區的支點貨幣，將會在貿易對價上起到關鍵性作用；當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後，相當部分貿易結算可以用人民幣計價結算，或者部分用人民幣結算，會大大降低結算風險，擴大國際貿易交易。 （3）節約外匯儲備。人民幣國際化後，由於貿易結算都使用本國貨幣，不需要過多的外匯儲備，而且，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都是本國制定，更減少了需要應對貿易赤字、貨幣投機所需要的外匯儲備。我國外匯儲備增長迅猛，這種高國際儲備對穩定人民幣匯率，體現我國對外清償能力有很重要作用，但相應儲備成本也很高。人民幣國際化後，我國的清償能力可以用人民幣去實現，外匯儲備將會大幅減少。目前的高外匯儲備一方面對基礎貨幣投放構成壓力，另一方面，大量美元外匯儲備用於購買美國政府公債，為美國經濟做貢獻，相反減少我國商業銀行和企業對外匯資源的持有和支配。 （4）優化外債規模和結構。當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後，大大增強我國的償債能力和降低外債成本，優化外債結構。目前，我國的外債計價貨幣大都是美元和日元。由於美元和日元的劇烈波動使我國的外債負擔不斷加重，或者被動性加強，也不利於外債管理，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會提高我們的償債能力。通過人民幣的穩定來穩定國際金融市場，通過人民幣與美元、日元、歐元三者之間的交易轉化化解外債風險。 （5）財富增長效應。人民幣國際化帶動我國經濟增長，從而增加居民收人水平；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需要建立穩定匯率的「資產池」。資產池主要是政府發行的大量債券和金融產品，以供應廣大投資者和持有人民幣的外國居民和政府操作。為了實現資產組合，居民將會產生持有更多政府債券的偏好。人民幣國際化後，資本項目必然會自由兌換，利率實現自由化，我國股票市場長期以來資金短缺現狀將會改善；人民幣國際化後，使我國居民持有的現金含金量和支付能力提升，在出境旅遊、對外支付等交易中，減少許多匯兌環節，直接被各國普遍接受，可降低文件成本，提高支付效率。 2、人民幣國際化的成本 （1）人民幣匯率風險。一國貨幣國際化後，其國內金融市場必定是自由開放的，由於貨幣壁壘的消失，游資流出與流入暢通無阻，這會對本國貨幣供給造成影響，貨幣供給的沖擊又會對匯率乃至整個國內經濟造成影響，投機沖擊成本也就在所難免。以人民幣結算、儲備與標價的資產損失可能性加大，其交易風險、會計風險和企業的經濟風險擴大。但這種風險又是外匯市場上固有的風險。任何進入外匯市場自由交易的貨幣都有這些風險存在。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的這種風險，相對於在管制條件下不可自由兌換時風險大大加強。這種風險在交易過程中會以各種規避風險的方法以市場手段和各種金融工具去化解，這需要在人民幣國際化後金融發展和金融結構相互配套，否則，人民幣實現了國際化，而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不相適應，那麼金融風險自然會擴大。 （2）利率自由化成本。利率自由化後，國內大多數企業喪失了長期以來國家實行的低利率政策的收益，在浮動利率情況下，一旦利率上升，國內企業和經營者成本上升，最終影響國民經濟整體利益和增長。利率自由浮動在資本項目開放條件下，國際資本移動規模、速度擴大和提高，從而擴大交易成本，增加風險因素。 （3）調控成本加大。人民幣國際化後，中央銀行在調控經濟目標時一方面要考慮到國內宏觀經濟狀況，另一方面要考慮世界經濟變化的因素。從政策變動對國內、國際經濟兩方面影響考慮，在這種情況下必然有個內外政策目標的平衡與協調，在必要時為了國際經濟目標而可能喪失國內經濟某些方面的利益。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目標必須放在全球角度考慮。加大了調控難度，中央銀行與其他國家的中央銀行在信息、處理、貨幣合作、目標政策協調方面更加密切，擴大了中央銀行調控國民經濟的成本。 （4）信心成本。信心成本主要表現為貨幣國際化過程中增強持有信心的「升值成本」和維持持有信心的「承諾成本」。一國在貨幣國際化過程中一般地伴隨著一定程度的貨幣對外升值。對於貨幣發行國來說，持續地、大幅度地處於升值狀態會帶來諸多不利影響。首先是使對外貿易收支潛伏著失衡的可能，同時，貨幣國際化過程中和取得國際貨幣地位後要維持國外貨幣待有者對本國貨幣的信心，貨幣發行國必然要根據國際經濟金融形勢變化調整政策使其服從於可兌換性的要求。國際貨幣發行國維持該貨幣國際信心的承諾成本亦可看成是其承擔國際責任約束自我行為而帶來的成本。 （5）政策偏離成本。貨幣國際化使得國內和國外金融市場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在這種情況下，國內的溢出效應使得一國國內的貨幣政策沒有或者只有很小一部分作用於國內經濟變數，貨幣政策達不到預定的最終目標；而國外的回饋效應又使得國外政策會波及到國內。兩種效應同時起作用致使貨幣政策偏離預期目標甚至失效。 總之，人民幣國際化既有收益，也有成本。人民幣國際化必須以其帶來較小的經濟人民幣實現自由兌換的條件分析(2009.01.14)
近來國內國外有些學者認為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匯率制度的改革、高額外匯儲備的形成、國有企業改革及股權分置改革的實施，我國已經具備人民幣自由兌換的條件，應該盡快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本文認為，我國尚不具備人民幣自由兌換的條件，目前政府應盡量促進人民幣自由兌換條件的形成，而不是貿然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規定：自由兌換就是取消匯兌限制。國際上均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中第八條的規定作為觀察一國貨幣可兌換性的依據。該規定認為，成員國對國際經常賬戶下交易的資金支付和轉移不加限制，不是歧視性安排和多重匯率制度，並隨時有義務按別國要求換回其經常往來中結存的本國貨幣，即是可兌換貨幣。
按照貨幣自由兌換程度的不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把貨幣兌換分為國際收支經常賬戶下自由兌換和資本賬戶下自由兌換。經常賬戶下可兌換是最低層次的可兌換，資本賬戶可自由兌換是高層次的貨幣兌換形式。經常賬戶下可自由兌換指因與外貿有關、與適量貸款本金償還或直接投資折舊有關及適量的家庭生活費用匯款有關的本外幣兌換不受管制。但?�駛醣一�鸌櫓�宰時菊嘶�驢啥一幻揮懈�柩細窠綞ǎ�話閎銜�時菊嘶�碌目勺雜啥一瘓褪僑∠�遠唐誚鶉謐時盡⒅苯油蹲屎橢と�蹲室�鸕耐飠閌罩У母髦侄一幌拗疲�棺時灸芄蛔雜沙鋈刖場T誥嚀迨導�校�承┕�蝕⒈富醣以詮�駛��討幸廊歡宰時菊嘶�碌畝一皇凳┮恍┍匾�南拗疲�醞夤�苯油蹲識畹墓鉤傘⑼庹�婺＝�鋅刂疲��揮跋旄�舊系淖雜啥一恍浴?br /> 長期以來，人民幣都被國際社會歸為不可自由兌換的貨幣。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與世界各國的經濟關系越來越密切，國際收支與外匯儲備迅速增加，我國推出了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明確指出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實現人民幣的完全可自由兌換，從而拉開了我國人民幣自由兌換的序幕。這次改革，我國實現了匯率並軌，實行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取消了對中資企業貿易及與貿易有關的非貿易經營性用匯的計劃審批，實行以外匯指定銀行為中心的結售匯制，實現了人民幣在經常賬戶下有條件的可兌換。1996年7月1日，我國又將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交易納入了銀行結售匯體系，取消了經常賬戶下尚存的主要匯兌限制。1996年11月27日，當時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正式致函IMF，宣布中國不再適用IMF協定第14條第2款的過渡性安排，自1996年12月1日起接受IMF協定第8條第2、第3、第4等條款的義務，實現人民幣在經常賬戶下的可自由兌換。
從2003年開始，我國再次提出要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即在已經實現人民幣經常賬戶下自由兌換的基礎上，實現人民幣在資本和金融賬戶下自由兌換。在實踐中，我國在政策上不斷放寬對居民用匯的限制，2006年中國人民銀行表示在上海浦東試點開放小額外幣兌換，2008年國家外匯管理局批准在北京和上海開展個人本外幣兌換特許業務試點，經批准符合條件的境內非金融機構可以為個人提供本外幣兌換服務。但是我國政府也明確表示，人民幣實現自由兌換沒有時間表。
三、貨幣實現資本賬戶下自由兌換的條件
我國在人民幣資本賬戶下自由兌換的問題上應持謹慎態度。從其他發展中國家資本賬戶下貨幣自由兌換的進程來看，當一國資本賬戶下實現貨幣自由兌換後，很容易引起大量資本流入，導致國內經濟過熱，出現通貨膨脹，最終引發經濟危機。或者一國資本賬戶下貨幣可以自由兌換後，引起國際炒家大量熱錢頻繁進出該國，對該國金融市場造成嚴重影響。所以，一國貨幣能否實現資本賬戶下自由兌換，關鍵看該國以下條件是否成熟。
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引申出來的「三元悖論」，一國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匯率穩定和資本自由流動三者不能同時實現，只能擇其二作為政策目標。大部分國家在資本賬戶自由化時都是採用浮動或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即放棄匯率穩定換來資本自由流動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由此可見，一國要實現資本賬戶下貨幣自由兌換，至少要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上個世紀末期發生的金融危機充分說明，一國金融市場和貨幣的穩定性與短期資本流動密切相關。而資本賬戶下自由兌換的實現相當於為短期資本流動打開方便之門，而利率則是調節短期資本流動的有力手段。
如果沒有實現利率市場化，通過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流入的外資往往會直接形成過多的外匯、本幣資金投入，在國內引起「輸入型」通貨膨脹；相反，通過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流出的外匯資金過多的話，本幣會大幅度貶值，造成匯率不穩定，加大通貨膨脹的壓力，影響國內經濟穩定。同時，在利率扭曲的情況下貿然實現資本項下貨幣的自由兌換，非常容易誘發套利活動和外匯投機，甚至釀成金融危機。因此，利率市場化也應是實現資本賬戶下自由兌換的先決條件之一。
（三）完善的金融市場和成熟的金融機構
資本賬戶下貨幣自由兌換使國內金融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連接更緊密，必然帶來國際游資對國內金融市場（特別是證券市場和外匯市場）的沖擊，同時國外的各種沖擊可以通過金融市場很快地傳導到國內。如果國內金融市場廣度和深度足夠，金融體系比較健全，金融機構比較成熟，對外部競爭和沖擊反應靈敏，那麼就可以較好地吸收沖擊，高效地應對短期資金大量流入或者流出，將資本賬戶開放的不利影響減到最少。
資本賬戶下貨幣自由兌換必然帶來國際游資對國內金融市場（特別是證券市場和外匯市場）的沖擊，建立健全的金融監管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個前提條件。
在銀行監管方面，當資本管制解除之後，隨著外國資本的大規模流入，銀行體系的可貸資金將迅速膨脹。如果沒有有效的銀行監管，結果將是災難性的。因此，為了防止銀行系統的風險加大，在決定開放資本賬戶之前，發展中國家必須健全和強化對銀行的各項監管措施。
在證券監管方面，當外國證券資本大量流入時，如何防止市場過度投機將成為發展中國家政府面臨的艱難課題，加強證券市場監管，無疑是解決這一難題的主要出路。
穩定的宏觀經濟可以使自由化過程更為平穩。實際上，在通貨膨脹率較低和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的情況下，一國抗風險能力比較強，適合推動自由化。一國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經濟結構和產品結構就越多樣，抵禦資本賬戶貨幣自由兌換包括經常項目自由兌換和資本項目自由兌換兩項內容。貨幣自由兌換由政府決定，並大多採用對外宣布的形式，例如，我國宣布1996年12月1日起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實行可兌換。本幣用於國際結算本質上屬於貨幣自由兌換中經常項目自由兌換的內容。人民幣經常項目自由兌換還可以分為境內經常項目自由兌換和境外經常項目自由兌換，目前我國所實現的只是前者。如果人民幣可以廣泛地用於國際結算，即實現了境外經常項目自由兌換。不能認為只有人民幣實現了完全的自由兌換，人民幣才能用於國際結算。事實上，人民幣用於國際結算本身就是經常項目自由兌換的一種表現形式或一個發展階段。我國政府已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宣布，人民幣將最終成為完全自由兌換貨幣，這是我國外匯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但人民幣自由兌換需要循序漸進地展開，即從經常項目自由兌換逐步走到資本項目自由兌換，從境內自由兌換走向境外自由兌換，可見人民幣用於國際結算本身就是人民幣自由兌換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步驟或階段。
通常貨幣國際化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本幣在一般國際經濟交易中被廣泛地用來計價結算；第二層次是本幣在外匯市場上被廣泛用作交易貨幣；第三層次是成為各國外匯儲備中的主要貨幣之一。如果本幣廣泛地用於計價結算，那麼該幣將有可能逐漸地成為外匯交易的主要對象貨幣。如果本幣被廣泛用於國際交易，那麼該幣就可能成為政府幹預外匯市場時買入外匯的對象貨幣，其結果是本幣成為儲備貨幣。因此，本幣用於國際結算是貨幣國際化的初級階段。盡管政府在本幣國際化進程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貨幣國際化的進程主要由市場力量決定，即便政府想推動貨幣國際化，但如果本幣對非居民沒有吸引力，貨幣國際化也是難以實現的。例如，上世紀80年代過後，日本政府一直希望推廣日元國際化，可是自上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日元國際化程度反而趨於下降。2008年，我國經濟總量超過德國躍居世界第三位，對外貿易總量穩居世界第三位，貿易依存度達60%左右，全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資超過900億美元，說明我國的經濟開放程度已相當高。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開放深度及廣度的進一步擴大，必將產生人民幣國際化的市場需求，這種需求目前已部分地從邊境貿易和地下交易中反映出來，而人民幣用於國際結算則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初級階段。
3、目前我國已初步具備人民幣用於國際結算的良好條件
首先，居民和非居民對人民幣用於國際結算有明顯需求。本國居民在對外交往中自然願意使用本幣，但通常只有非居民對本幣的接受程度比較高，願意在經濟貿易交往中使用本幣作為結算幣種，本幣作為計價結算貨幣才可能成為現實。我國目前的對外貿易規模已相當大，2008年進出口總量高達2.56萬億美元，邊境貿易中使用人民幣進行計價結算的需求日益發展。當前，對使用人民幣進行國際結算需求較大的境內外企業主要有以下六類：
（1）具有選擇結算幣種和定價能力的境內進出口商。如果境內企業在行業內具備競爭優勢、定價能力較強，為了控制匯率風險、節省成本、加快資金使用效率，他們會傾向於用人民幣進行計價結算；
（2）希望從人民幣升值中獲取收益的境外出口商（向我國出口）。在人民幣存在升值預期的情況下，向我國出口的境外企業具有使用人民幣進行計價結算的傾向，希望從人民幣升值中獲益。目前有些企業提出了開立人民幣信用證的要求，正是這種需求的反映；
（3）母公司在境內、在東亞和東南亞區域有直接投資的中資企業。這種類型的公司在母公司與子公司貿易往來中，會傾向於使用人民幣清算，以達到減少匯率風險、加快資金的周轉和改善公司整體財務狀況的目的。調研中了解到，這類企業普遍具有這類願望；
（4）母公司在境外、在大陸有一定投資規模的中資企業。這類企業有相當部分的收入來自大陸，以人民幣形態表現，其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貿易往來頻繁；在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下，它們會傾向於使用人民幣進行結算，以達到合理匹配幣種、規避匯率風險，控制交易成本，加快資金周轉以及賺取匯差收益的目的；
（5）母公司在境外、在大陸有相當規模的投資、人民幣收入達到一定規模的外資企業。如
集團在大陸境內擁有多家五星級酒店，人民幣占收入的比重較高，而其相當部分的物品要從東南亞進口，以人民幣進行計價結算顯然有助於該公司合理配置幣種、規避匯率風險、鎖定交易成本，加速資金周轉；
（6）母公司在境外、在大陸境內設有地區總部的企業。這類企業的交易類型基本與上述幾類相同，只是其結構和層次稍稍復雜一些。這些外商投資企業的地區總部既要與境外的母公司開展貿易，又要與境外的公司之間展開貿易；同時地區總部對境內的子公司還要進行財務上的集中管理。因此，外商投資企業的地區總部（通常設在北京和上海）對人民幣用於國際結算也會產生較為明顯的需求。
其次，人民幣匯率和我國通脹率較為穩定。非居民對本幣計價結算的需求首先取決於對外經貿活動規模的擴大，其次是本幣（一般是指與美元的）匯率與通脹率的穩定。如果本幣匯率經常變動，特別是貶值，那麼該貨幣就不會有吸引力。如果一國通脹率較高，無論是從貨幣購買力下降還是可能產生貨幣貶值預期看，非居民採用該貨幣用於國際貿易的計價結算的需求將明顯減弱。2005年匯改至今，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保持了穩中有升的態勢，展望未來，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平穩較快增長，人民幣將基本處於這樣一個平穩升值的狀態。與此同時，盡管2008年近6%的CPI漲幅較往年偏高，但仍屬可控，且在國內外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未來逐步回落的趨勢已經基本確立。穩定堅挺的匯率和低位運行的通脹率十分有利於推行人民幣國際結算。
第三，我國金融市場較為發達並逐步開放。本幣用於計價結算的結果是非居民在本國銀行中持有的本幣賬戶存款額的變動。以對外貿易為例，如果本國的貿易收支為順差，非居民的本幣存款會減少，由此產生在國內金融市場上融資的需求。反之，如果出現收支逆差，非居民的本幣存款就會增加，由此會產生投資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金融市場如果較為發達，並且非居民在市場上可以自由地進行資金交易，那麼，本幣作為計價結算貨幣的吸引力就會大大增加。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和投資領域不斷擴展，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和期貨市場等金融市場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6. 我國匯率制度改革的歷史及背景

變革歷程：

1979年至1984年：人民幣經歷了從單一匯率到雙重匯率再到單一匯率的變遷。

1985年至1993年：人民幣對外幣官方牌價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向雙匯率回歸。

1994年：中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取消外匯留成和上繳，建立銀行之間的外匯交易市場，改進匯率形成機制。

2005年：中國建立健全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影響匯率制度的重要事件：

人民幣匯率1994年以前一直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制定並公布。

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匯率並軌以後，實施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中國銀行，德意志銀行等七家銀行根據前一日銀行間外匯市場形成的價格，公布人民幣對美元等主要貨幣的匯率，各銀行以此為依據，在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浮動幅度內自行掛牌。

2015年：在制定當日人民幣中間價時，首先參考上日「收盤匯率」，即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人民幣兌美元收盤匯率（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的供需狀況。

同時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即在一籃子貨幣兌美元匯率有所變化情況下為保持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基本穩定所要求的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匯率的調整幅度。各家做市商可以根據對不同籃子的權重選擇不同從而報出不同中間價。

形成背景：

1994年以前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新中國成立以來至改革開放前，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人民幣匯率由國家實行嚴格的管理和控制。

根據不同時期的經濟發展需要，改革開放前我國的匯率體制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單一浮動匯率制（1949～1952年）、五六十年代的單一固定匯率制（1953～1972年）和布雷頓森林體系後以「一籃子貨幣」計算的單一浮動匯率制（1973～1980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進入了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的改革開放新時期。為鼓勵外貿企業出口的積極性，我國的匯率體制從單一匯率制轉為雙重匯率制。

經歷了官方匯率與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並存（1981～1984年）和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1985～1993年）兩個匯率雙軌制時期。其中，以外匯留成制為基礎的外匯調劑市場的發展，對促進企業出口創匯、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收支平衡和中央銀行調節貨幣流通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的人民幣雙軌制的弊端逐漸顯現出來。一方面多種匯率的並存，造成了外匯市場秩序混亂，助長了投機；另一方面，長期外匯黑市的存在不利於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和人民幣的信譽。外匯體制改革的迫切性日益突出。

1994～2005年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要求，「改革外匯體制，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范的外匯市場，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貨幣。」

1993年12月，國務院正式頒布了《關於進一步改革外匯管理體制的通知》，採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具體包括，實現人民幣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價格並軌；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取消外匯留成，實行結售匯制度；建立全國統一的外匯交易市場等。

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正式並軌，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企業和個人按規定向銀行買賣外匯，銀行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進行交易，形成市場匯率。中央銀行設定一定的匯率浮動范圍，並通過調控市場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

1997年以前，人民幣匯率穩中有升，海內外對人民幣的信心不斷增強。但此後由於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為防止亞洲周邊國家和地區貨幣輪番貶值使危機深化，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主動收窄了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

隨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逐步減弱，近幾年來我國經濟持續、平穩較快發展，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金融領域改革取得了新的進展，外匯管制進一步放寬，外匯市場建設的深度和廣度不斷拓展，為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創造了條件。

黨中央、國務院於2005年7月21日出台了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改革的內容是，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按照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

根據對匯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測算，人民幣對美元即日升值2%，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兩個多月來，人民幣匯率制度有序過渡，平穩運行。

(6)外匯體制改革的目的擴展閱讀：

現行人民幣匯率制度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人民幣的升值預期，有利於縮小國際收支差距，對於我國金融市場的維護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從一些層面方面看，這一匯率制度依然存在諸多不足之處，比如人民幣匯率因素貿易巨額順差關系太過密切。

「外需」變身為「內需」將推動國內資產泡沫迅速形成，還有一旦人民幣匯率出現拐點，升值預期的消失將導致投機人民幣升值的外資大量出逃等，這些問題都需逐步加以完善。

從長遠來看人民幣匯率應適用浮動匯率安排，而近中期內應完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是我國人民幣改革的方向所在，也是中心所在。

7. 簡述一國進行外匯管制的目的

外匯管制是為本國的經濟與政治服務的，因各國政治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外匯管制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外匯管制主要達到以下目的：
1．擴大本國的商品生產
通過外匯管制限制外國商品的輸入，促進本國商品輸出，以擴大本國的商品生產。通過外匯管制來限制威脅本國幼稚產業存在與發展同類廉價商品的大量進口，同時鼓勵本國產品出口，可以使國內幼稚產業在國內市場通過規模擴張而迅速成長起來，促進民族經濟的提升和發展。
2．保持國際收支平衡
通過外匯管制限制資本外逃和外匯投機，以穩定匯率和保持國際收支平衡。保持匯率穩定是發展對外經濟的先決條件，平衡國際收支是任何國家始終堅持的經濟政策目標之一。國際收支一旦惡化，本幣匯率下跌，導致資本外流，加劇國際收支逆差。運用外匯管制可以限制資本外逃和外匯投機，達到穩定匯率和改善國際收支狀況的目的。
3．穩定國內物價
通過外匯管制穩定國內物價，避免由於國際市場價格變動對國內經濟造成沖擊。外匯管制可以阻斷國際通貨膨脹的輸入。國際通貨膨脹可以通過商品貿易傳入國內，引發進口型的通貨膨脹，貨幣趨於堅挺的國家常面臨外國資本的沖擊，通過外匯管制，限制商品的進口和資本流入，阻斷國際通貨膨脹的傳入，維護國內物價水平的穩定。
4．增強對外償債能力
通過外匯管制，可以增加本國的國際儲備，提高對外的償債能力。

8. 2005外匯體制改革的內容和意義~謝謝了

2005中國匯率改革主要內容
建立健全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1.放棄與美元掛鉤，引入參考一籃子貨幣
2.由1美元兌8.2765元人民幣改為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升值2％
3.銀行間一籃子貨幣兌人民幣的每日收市價，作為翌日買賣中間價，上下波幅0.3％（網路）

意義：
從長期看，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是我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也是平衡對外貿易、擴大內需、增強企業國際競爭力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需要。改進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有利於保持進出口基本平衡，改善貿易條件；有利於保持國內物價穩定，降低企業經營成本；有利於優化利用外資結構，提高利用外資效益；有利於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提高對外開放水平。

與此同時，匯改客觀上也給我國企業和商業銀行的經營帶來一定的挑戰。對企業而言，隨著人民幣匯率彈性的增強，企業涉外經營中的不確定因素相應增加，匯率風險對企業特別是出口類企業盈利的影響逐步顯現，企業應對匯率風險的意識和能力都有待進一步增強。對商業銀行來說，人民幣匯率形成的進一步市場化和經濟主體對本外幣資產偏好的改變，對商業銀行本外幣資源的整合能力、自身匯率風險的管理水平、產品定價和業務創新能力都帶來了挑戰。

9. 2005年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內容及意義

一、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背景

從2002年末以來，由日本等少數國家開始在國際社會上散布「中國輸出通貨緊縮論」，2003年，這種論調進一步升級為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到2005年前後，日本、美國、歐盟等主要發達國家或基於國內經濟的需要，或迫於國內政治的壓力，要求中國改變匯率制度或強迫人民幣升值。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根據對匯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測算，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同時美元每天浮動范圍限制在上一交易日收盤價的上下3‰之內，對非美元則在1.5％的范圍內浮動。然而，人民幣匯率政策調整，並非受到上述國家的壓力，而是出於對未來的發展道路的高瞻遠矚，主動的調整。之所以選擇目前這個時機來改革匯率機制，是由於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對外開放度提高，以及人民幣升值預期強化等導致外匯儲備快速增加，外匯占款不斷提高，中央銀行不得不大規模發行票據對沖，提高了宏觀經濟調控成本，使得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的成本上升。據最新數據顯示，經濟增長、固定資產投資、進出口等保持高速態勢，物價漲幅等則持續下滑，為匯率機制改革提供了穩定的經濟環境。而美元持續反彈，歐元和日元回軟也為改變盯住美元匯率制度創造了良機。

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成本與收益問題

(一)對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成本的反思
由於人民幣改革後有一定的升值，面臨的成本大概有以下幾點：一是可能減少外部需求和出口，並影響到實現短期的經濟增長目標；二是可能增加國外直接投資成本，不利於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三是可能造成結構性調整所帶來的短期失業問題。
但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並非有如上的成本發生，即使有，其影響也十分有限，甚至模糊不清。
1. 人民幣升值對出口的影響可能並不明顯。高盛銀行胡祖六(2003)指出，人民幣匯率出口彈性非常小，匯率調整不會給出口帶來太大的變化。這與中國獨特貿易結構有關。目前來料加工裝配貿易和進料加工貿易在中國的出口中佔55％。同時，來料加工裝配貿易、進料加工貿易和外商的機械設備進口占所有進口的60％，來料加工裝配貿易只賺取固定的工繳費，與匯率的變動基本沒有關系。進口加工貿易的情況也相差不大。同時，中國的部分出口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佔有率相當的高，而且與競爭對手的成本相差很遠，人民幣升值2％反而會提高出口收入，而不是降低出口收入。
2. 90年代中期以後，FDI(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動因發生了新的變化。更多的FDI來自歐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投資於中國的目的更傾向於瞄準中國的國內市場，而不像以往那些東南亞中小企業利用中國作為出口加工平台(UNCTAD, 2002)。匯率升值雖然提高了FDI新建投資的投資成本，但是，也提高了美元計價的外商企業在本地的銷售收入。一方面它可能阻礙了一部分利用中國勞動力、土地等各方面成本優勢的FDI流入，但同時也可能鼓勵一批試圖進入中國市場的FDI的流入，因此，2％的人民幣升值並不會對FDI有太大的影響。
3.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2002年《貿易與發展報告》的計算，在17個重要樣本國家內，中國的單位勞動工資最低，樣本國工資分別是中國工資的2.5-47.8倍不等，即使考慮到單位勞動生產率，17個樣本國家當中也有10個國家高於中國的成本。所以，2％的人民幣升值並不會對就業造成影響。退一步說，即使出口部門的就業受到一定的影響，但從長期來看，考慮到製造業提供就業機會幾乎沒有改變，而服務業提供的就業機會正在大幅度的提高，服務部門增加就業機會完全可以彌補出口部門減少的就業機會。
4. 央行匯率改革使用「參考」而非「盯住」貨幣籃子的做法，其不利之處在於匯率更具靈活性的同時，央行對匯率政策的相機抉擇更容易受到來自政府其他職能部門的影響。所以，央行必須在行使靈活的相機抉擇權和維護匯率政策的動態一致性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

(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收益的考察
匯率改革的收益是多方面的。第一，將匯率調整到與實際均衡匯率運動趨勢保持一致的水平上，同時也意味著得到了與國際經濟資源配置效率最優的匯率價格。它有利於各個產業的平衡發展，有利於長期的資源配置和經濟增長。第二，匯率積極調整把匯率調整的主動權交到了貨幣管理當局手中，同時也留給貨幣當局一定的政策調整空間，有利於宏觀經濟穩定。第三，匯率改革提升了人民幣購買力，有助於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平。同時匯率升值導致的收入更利於農民和城市的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第四，匯率改革等於向市場宣布，中國貨幣當局是以國際收支平衡而不是以狹隘的貿易順差為政策目標的。
從目前中國的現實情況來看，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收益還是非常明顯的，新匯率制度對我國主要產生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
雖難以平衡國際收支，但大幅度減少央行的干預頻率
匯率改革後國際收支狀況仍然是調整人民幣匯率的重要基礎，從2005年以來，我國月均外匯儲備增長在150億美元左右，近三個月更是到達了200億美元，外匯儲備始終在持續大幅度的增長。但我們不能簡單的認為，當期的儲備增長扣除外匯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外都是熱錢。以2004年的國際收支為例，全年順差2066億美元，其中貨物貿易順差和直接投資順差分別為590億美元和531億美元，這並不能理解為其餘的國際收支順差全部都可歸納為所謂「熱錢」，其餘大多數差額，是可以用經常轉移、證券投資和貿易信貸來解釋的。
中國國際收支平衡更注重於商品和服務貿易兩項的總體平衡，從2000年到2004年，這兩項基本是穩定的，商品貿易大約是200億美元至300億美元的順差，服務貿易大約是100億美元的逆差，這兩項合計占我國GDP的2％左右，占進出口的總額也在2％左右，從今年上半年來看，我國進出口總值達6450.3億美元，高出低進使得貿易順差達到396億美元，突破去年全年水平，而預期下半年中國外貿出口、進口增速分別為22％和18％左右，可實現順差300億美元以上，因此單純依賴匯率改革，並不能迅速、顯著的使國際收支恢復到基本平衡的軌道上來，所以在短期內並不能改變央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只是減少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頻率，央行只在必要的時候對外匯市場進行以防止匯率出現過大的波動，而不必每天進行干預操作，這時的外匯市場能比較真實地反映匯率的變化。
帶來金融創新熱潮
匯率機制改革之後，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將是一個常態，因此需要相應的衍生工具來規避和鎖定風險，其本身就意味著對加快外匯市場發展和相關金融產品創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8月4日，央行在其上半年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指出，下半年將加快發展外匯市場和各種外匯衍生產品，盡快開辦銀行間遠期外匯交易，推出人民幣對外幣掉期等產品。8月9日，央行決定擴大外匯指定銀行遠期結售匯業務和開辦人民幣與外幣掉期業務。這些衍生工具的推出將有助於穩定現行的匯率，可以通過市場交易形成對人民幣的下一步波動的預期，同時給市場一個導向，從而更好地消化人民幣的匯率風險。
提高銀行對匯率風險管理的能力
「有管理的浮動」考驗了銀行對風險管理的難度，對於這次匯率改革，銀企如果過於關注人民幣對美元和非美元即期匯率的波動區間是遠遠不夠的。
就銀行而言，商業銀行必須對不同幣種的小額和大額現鈔、現匯等具有差別定價能力，必須對來自居民、企業和同業的外匯供求有差別化的定價能力，必須對流動性較好的人民幣兌美元等即期品種和其他流動性相對較弱的非美元品種具有差別的定價能力。這種審時度勢的差別定價，較之央行為外匯交易市場確定的波動區間要靈活得多。如果商業銀行忽視了匯率改革帶來的風險定價挑戰，其貿易融資的信用風險、結售匯凈頭寸的匯率風險，以及外匯代客理財業務風險等都會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所以，這次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給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能力帶來了挑戰，有助於商業銀行提高其風險管理能力。

三、我國不可能較快地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制度
人民幣向有管理的浮動制度回歸，其優勢是明顯的，但從中國實際情況來看，中國不可能較快的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是因為：
(1)我國的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還很不發達。在金融市場體系不完善、不發達的情況下，如果匯率出現大幅度波動，金融市場無法在整體上做出靈敏的反應和自發的調整，就可能造成局部市場的嚴重失衡和秩序混亂；經濟主體無法進行適宜的資產頭寸調整，從而發生嚴重損失。目前我國正規的外匯市場只局限於少數銀行，企業個人無法直接進入，還沒有外匯期貨市場，遠期外匯市場交易也沒有全面開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匯率出現大幅度波動，微觀經濟主體、特別是進出口企業將很難通過外匯交易來規避匯率風險。
(2)人民幣還不是國際貨幣。對非國際貨幣國家來說，匯率制度改革過程實際上就是與國際金融制度與規則接軌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基於對政府依賴的慣性，企業除了考慮從市場競爭中謀取利益和發展外，還特別注重從政府及其政策中謀取利益，他們對政府的政策具有很高的期待。因此，政府一旦出現決策失誤，將可能給企業和國家造成巨大的損失，由此招致強烈的反對，匯率制度改革就可能夭折，並可能造成經濟的大幅動盪。
(3)我國金融體系還比較脆弱。我國目前的金融結構仍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而銀行、特別是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率還相當高。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全面放開匯率，貶值預期會造成人民幣存款被大量提取，升值預期會造成外幣存款被大量提取，嚴重時可能引起擠兌，引發銀行危機，並由此爆發貨幣危機。
(4)我國市場化的金融監管和金融調控體系還不完善。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執行嚴格的外匯管制，習慣於在狹小的外匯市場上以盯住的方式控制匯率，缺乏一套開放市場條件下外匯管理和市場干預的制度、規則、手段和經驗。在這種情況下，突然完全放開匯率，就未免會出現市場混亂、匯率失控等問題。
(5)我國貨幣錯配矛盾突出。根據戈登斯坦(Goldstein, 2005)教授的定義，所謂貨幣錯配是：「在權益的凈值或凈收入(或二者兼而有之)對匯率的變動非常敏感時，就出現了所謂的『貨幣錯配』。從存量的角度看，貨幣錯配指的是資產負債表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從流量的角度看，貨幣錯配則是指損益表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凈值(凈收入)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越高，貨幣錯配的程度就越嚴重。」
貨幣錯配的形成，既有外因也有內因。就外因而言，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錯配是國際貨幣格局的自然產物。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後，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關鍵貨幣」角色主要是由美元和歐元來承擔，這事實上將歐美以外所有其他國家的貨幣「邊緣化」了。由於國內貨幣無法在國際經濟交往中使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資產/負債、收入/支出便呈現多種貨幣並存的局面，貨幣錯配由此成為常態。就內因而言，資本市場普遍落後和匯率長期保持固定都加劇了發展中國家貨幣錯配。在資本市場發展滯後的情況下，缺乏有效資金來源的企業不得不通過各種渠道到海外去籌資，而難以尋求到有效投資機會的「過剩」儲蓄又不得不大量流向國際資本市場。由於國際資本市場不接受發展中國家的本幣，資本市場發展滯後導致的跨國資本流動更加劇了發展中國家貨幣錯配。從形成機制看，中國難以避免貨幣錯配。一方面，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還為時甚遠，因而「原罪」和「高儲蓄兩難」特徵在相當長時期內還難以消除；另一方面，中國資本市場的效率低下有目共睹，這無疑加劇了貨幣錯配；此外，長期實施得盯住美元固定匯率制度，已經使中國的微觀經濟主體對貨幣錯配麻木不仁。簡單計算的結果顯示，中國目前已屬貨幣錯配比較嚴重的國家之一。截止2004年底，中國居民持有的外幣資產佔M2的比重已達27％，如果再考慮到中國外債余額在2004年已經高達2285.96億美元的現實，貨幣錯配矛盾顯然更為突出。巨額的貨幣錯配使得中國不可能較快地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

四、完善我國匯率機制的配套措施

隨著中國金融開放的日漸推進，我國需要對人民幣匯率穩定機制進行改革和完善，如何在實行管理浮動匯率制度的過程中避免貨幣錯配風險的失控，避免匯率的大幅度波動，要有一個與之相應的經濟政策作為保障，我們也應當從多方面採取措施，逐步推進改革，以實現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第一，保持較高的外匯儲備水平，加強外匯儲備的管理和運用。較高水平的外匯儲備水平有助於控制貨幣錯配風險。首先，較高水平的外匯儲備是管理浮動匯率制度抵禦國際投機資本沖擊的重要保證。20世紀90年代以來，貨幣危機的威脅促使發展中國家迅速增加了國際儲備。從「保持信心」看，國際儲備水平越高，其「引而不發」的「威脅」作用就越大，國際投機資本對該國的匯率制度就越不敢造次。其次，較高水平的國際儲備可以保證政府有能力接手私人部門的貨幣錯配，通過政府承擔貨幣錯配損失來避免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全面沖擊。

第二，積極參與和構築區域貨幣合作。亞洲地區經濟與貿易聯系的不斷加深為區域金融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巨額的外匯儲備加強了亞洲資金自我循環和抵禦外部沖擊的實力。中國作為亞洲的經濟發展大國，應積極參與和構築亞洲貨幣合作。(1)以積極的姿態進一步開放金融業，支持區內貿易的發展。(2)發揮香港國際金融兩種新的優勢，並積極推進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設，使其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優勢和功能互補，由此進一步發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綜合功能。(3)在東亞貨幣合作中發揮主導作用，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4)積極加強亞洲各國和各地區的中央銀行的合作。(5)積極推進國內金融體系改革，建立健康的金融體系，並與亞洲各國及時交流降低不良貸款和處置高風險金融機構的經驗與教訓，共同建立亞洲地區金融風險早期預警機制，加強各國各地區金融監管當局的合作，共同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

第三，通過提供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和完善的微觀制度來促進資本市場發展。貨幣錯配的起因之一是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市場不發達。從這一角度來看，發展資本市場應在管理貨幣錯配奉獻的戰略中居於重要地位。從根本上說，穩定的經濟環境是資本市場發展的前提。在貨幣政策方面，中國應當逐步過渡到通貨膨脹目標制度，而不是簡單地從控制貨幣供應轉向調控利率。在財政政策方面，通過審慎的財政政策來穩定公眾與企業絕對必要。對資本市場發展而言，僅有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還不夠，加強微觀制度層面的建設同樣重要。同時，中國在微觀制度的許多方面都存在阻礙資本市場發展的因素，都需要通過改革來加以完善。

第四，加強資本跨境流動管理。匯率改革後，國際資本流動管理面臨新的壓力：短期資本流動更頻繁；資本流動均衡管理的重要性更突出；外匯管理的有效性難以保證。針對國際資本的非均衡流動，現階段應採取的措施是建立「以不變應萬變」，能應對「升值」和「貶值」壓力交替出現的、均衡管理的新機制：合理調整外匯儲備規模；利用利率和匯率的變動來影響宏觀經濟；靈活利用政策，在制度設計上體現流出入並重，根據實際情況相機抉擇，有效應對「升值」和「貶值」預期的轉換。同時，一方面，加強資本跨境流動管理是加強外債管理和外匯儲備管理，抵禦國際投機資本沖擊匯率的一項重要措施；另一方面，通過針對性的安排，可以限制因國內資本市場發展滯後帶來的「過度」國際借貸和「過度」國際投資。

第五，加強宏觀政策的搭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政策的搭配基本突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而匯率政策幾乎缺失，隨著人民幣匯率制度將由中間道路向浮動匯率制度演進，匯率政策對經濟的調節作用也將日益突出。因此，應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的相互協調，合理搭配。(1)明確匯率政策是貨幣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將匯率納入貨幣政策的框架之中，並使匯率政策發揮其市場調節的作用。(2)運用創新政策工具。但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不協調時，特別是面臨嚴重困境時，可及時採用創新政策工具，以擺脫困境。(3)妥善處理好匯率穩定與匯率失調的關系。穩步、深入推進結構改革，實現各類市場的良好銜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