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外匯政策傳導

A. 中國現在的外匯政策急求~

國家對外匯沒有放開也沒有禁止的，看各地地方對政策的理解程度，有的寬松有的嚴格的

B. 央行重磅！2021年第一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公布，涉及房地產等

5月11日，央行發布2021年第一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

報告中值得關注的有以下要點：

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

2021 年第一季度，人民銀行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靈活精準、合理適度，綜合運用再貸款、再貼現、中期借貸便利（MLF）、公開市場操作等多種貨幣政策工具投放流動性，及時熨平春節前後現金投放、財政稅收、季末等多種短期波動因素，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春節前不緊，春節後不松，維護市場預期穩定和貨幣市場利率平穩運行。

同時，通過多種方式加強與公眾溝通，進一步提高貨幣政策操作的精準性和有效性，引導貨幣市場短期利率圍繞公開市場 7 天期逆回購操作利率在合理區間波動，政策利率的中樞作用進一步增強。3月末，金融機構超額准備金率為1.5%，比上年同期低0.6個百分點。

貨幣信貸合理增長

隨著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改革深入推進，貨幣政策傳導效率顯著提升，信貸投放保持較快增長，有力支持了經濟恢復、穩中加固、穩中向好。3月末，金融機構本外幣貸款余額為186.4萬億元，同比增長12.3%，比年初增加8.0萬億元，同多增 6734 億元。人民幣貸款余額為180.4萬億元，同比增長12.6%，比年初增加7.7萬億元，同比多增5741億元。金融機構信貸投放節奏把握適度，保持了支持實體經濟的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增強了服務高質量發展的後勁。

推動房地產貸款集中度管理制度有序落地

2020 年末房地產貸款集中度管理制度出台後，人民銀行會同銀保監會指導省級分支機構合理確定地方法人銀行房地產貸款集中度管理要求，督促集中度超出上限的商業銀行制定過渡期調整方案。目前，信貸結構優化有序推進，房地產貸款集中度管理制度進入常態化政策執行和實施階段。

房地產行業數據

2021年第一季度，全國房價總體穩定。受上年低基數影響，商品房銷售和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出現明顯增長。3月，70個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價格同比分別上漲4.4%和3.3%，漲幅較上年末分別高0.7個和1.2個百分點。一季度，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增長63.8%，兩年平均增長9.9%；銷售額同比增長88.5%，兩年平均增長19.1%。一季度，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長25.6%，兩年平均增長7.6%；其中，住宅開發投資同比增長28.8%，兩年平均增長9.3%，占房地產開發投資的比重為74.8%。

房地產貸款增速總體保持平穩。3月末，全國主要金融機構（含外資）房地產貸款余額 50.0萬億元，同比增長10.9%，增速較上年末低 0.6個百分點。其中，個人住房貸款余額 35.7萬億元，同比增長14.5%，增速較上年末低0.1個百分點；住房開發貸款余額 9.5萬億元，同比增長5.8%，增速較上年末低2.4個百分點。

完善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框架

人民銀行會同銀保監會起草《系統重要性銀行附加監管規定（試行）（徵求意見稿）》，於4月2日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附加監管規定》從附加監管指標體系、恢復與處置計劃、審慎監管措施等方面對系統重要性銀行提出附加監管要求，是系統重要性銀行附加監管的一般性框架。

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監管制度

2021 年以來，人民銀行積極做好金融控股公司行政許可相關工作，於3月31日發布《金融控股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任職備案管理暫行規定》（中國人民銀行令〔2021〕第2號），明確由人民銀行對金融控股公司董監高實行備案管理，規定人員任職條件和備案程序，並加強任職管理，防控關鍵崗位人員風險，規范兼職、代為履職、公示人員信息等行為。

深入推進金融支持穩企業保就業

召開全國主要銀行信貸結構調整座談會，加強政策指導，推動銀行持續改善小微企業金融服務，促進小微企業融資「增量、降價、提質、擴面」。加大製造業中長期貸款投放力度，助力製造業高質量發展。

切實支持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

嚴格落實「四個不摘」要求，保持主要金融幫扶政策總體穩定，繼續發揮再貸款的精準滴灌和正向激勵作用，降低「三農」融資成本。做好脫貧人口小額信貸工作。繼續落實好創業擔保貸款、助學貸款等政策。做好易地搬遷後續金融服務，研究加大對國家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的金融資源傾斜。

著力加大對鄉村振興領域資源投入

做好春耕備耕、糧食安全、種業發展、高標准農田建設等重點領域的金融服務，支持開展農機具、大棚設施、農村承包土地經營權等抵質押貸款業務。鼓勵金融機構發行「三農」專項金融債券，拓寬低成本資金來源。

有序推進中小金融機構風險處置和改革重組

努力克服疫情影響，推動高風險中小金融機構處置取得關鍵進展和重要階段性成果。恆豐銀行改革重組方案順利實施，錦州銀行風險處置和改革重組工作基本完成，確保了關鍵敏感時期金融體系的平穩運行，守住了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加強外匯市場管理

加強非現場監督能力建設，繼續嚴厲打擊地下錢庄、跨境賭博等非法金融活動，重點查處虛假欺騙性交易，有力維護外匯市場良性秩序。第一季度，共查處外匯違規案件661起，罰沒款2.16億元。

主要經濟體超寬松宏觀政策的後續影響和貨幣政策轉向的風險需密切關注

2021年一季度末，美聯儲、歐央行、日本央行資產負債表分別較 2019年末擴張85%、60%、25%，主要是購買政府債券，2020年美國新增國債中超過一半由美聯儲購買。發達經濟體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緊密結合，規模巨大，推動全球資產價格上漲，與實體經濟相脫離，金融風險隱患不斷增加，未來是否會通過主權債務風險、高通脹、匯率利率波動、股市債市估值調整等造成風險轉移，需要密切關注。一季度美國長端利率上行引發全球金融市場震盪加劇，一些基本面脆弱的新興經濟體資本外流和匯率貶值壓力上升。加拿大央行已在4月削減資產購買規模，未來若主要發達經濟體釋放明確的貨幣政策轉向信號，可能產生外溢效應，進一步放大全球跨境資本流動的波動。

全球通脹水平可能繼續升溫

全球經濟回暖拉動大宗商品和原材料需求走高，加上流動性環境極度寬裕，國際大宗商品如鐵礦石、銅、原油、大豆等產品價格上漲較快。疊加去年低基數效應，未來一段時間全球通脹指標的同比讀數可能會普遍趨於抬升，進一步推升通脹預期。

中國宏觀經濟展望

今年以來，我國經濟呈現穩定恢復態勢，穩中加固、穩中向好。第一季度我國GDP同比增長18.3%，兩年平均增長5.0%，經濟運行開局良好，高質量發展取得新成效。「十四五」時期是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第一個五年，我國發展仍然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

我國經濟發展動力不斷增強，經濟運行中的積極因素增多。

也要看到，外部環境依然復雜嚴峻，我國經濟恢復不均衡、基礎不穩固，經濟社會發展仍面臨不少風險挑戰。

物價走勢總體穩定，不存在長期通脹或通縮的基礎。

下一階段主要政策思路

一是保持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

二是落實和發揮好再貸款、再貼現和直達實體經濟貨幣政策工具的牽引帶動作用。

三是構建金融有效支持實體經濟的體制機制。

四是深化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

五是加強金融市場基礎制度建設，服務實體經濟，防範市場風險。

六是進一步推進金融機構改革，不斷完善公司治理，優化金融供給。

七是健全金融風險預防、預警、處置、問責制度體系，構建防範化解金融風險長效機制。

C. 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指央行的貨幣政策如何作用經濟，從而實現政策目標的過程。各經濟學派從不同角度出發，形成了各自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理論，如Mishkin將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分為利率渠道、貨幣渠道、信貸渠道等。在傳統的貨幣傳導機制下，傳導過程為中央銀行一貨幣市場—金融機構(主要是商業銀行)—企業(居民)。這里，商業銀行處於關鍵地位，中央銀行貨幣供給量的變動首先作用於銀行體系和貨幣市場。資本市場發展起來以後，出現了中央銀行一資本市場(資產價格)—企業(居民)這樣一種嶄新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在新的傳導機制下，資本市場處於中介地位，資產價格是關鍵變數。由於資本市場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變動會迅速做出反應，並通過金融資產價格的變化影響企業與社會公眾的消費與投資行為。從理論上來說，這種新的傳導機制的政策時滯較短，政策傳導效率較高，政策效應亦較顯著。但是，金融資產價格傳導渠道的增加，又使得經濟主體的行為選擇更為多樣化、間接化，有可能和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意圖相左，致使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更加復雜，具有不可測控性。
目前我國的貨幣政策傳導主要以信貸傳導為主，匯率、利率等傳導途徑為補充，資產價格在傳導體制中的地位不顯著。也就是說，資產價格渠道的出現並沒有顯著改變我國的貨幣政策傳導效果。
我國企業普遍傾向於進入股市募集資金，對其他的資產形式(比如債券)不感冒。但同時從股市上募集的資金並沒有用於實體經濟，無法形成投資需求
為支持貨幣政策的有效傳導，需要繼續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讓企業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市場主體和投資主體，這是改善宏觀金融調控效應微觀基礎的必要手段。進行分配體制改革我們應該縮小地區差距，減少低收入群體的比重，普及金融知識，加大投資工具的宣傳力度，提高證券資產在個人金融資產中的比例，從而使資產價格更能有效地傳導貨幣政策。

D. 2021個人外匯政策學習亮點和成效

摘要 您好。今年以來，外匯市場自律機制在人民銀行、外匯局有關司局以及中國外匯市場指導委員會的指導以及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扎實開展「我為群眾辦實事」實踐活動，把黨史學習教育和實際工作緊密結合，緊緊圍繞成員機構等市場主體所急所需，搭建同業平台，反饋行業聲音，積極支持監管政策傳導和落地，深度參與全球外匯市場治理，把學習教育成果轉化為履職盡責的強大動力，轉化為辦實事的工作成效。

E. 如何改善外匯政策傳導機制

我國外匯管理政策傳導機制的框架 外匯管理政策傳導機制是指外匯管理部門運用政策工具，實現既定外匯管理目標的傳導途徑與作用機理。我國外匯管理政策傳導機制，經歷了從直接傳導向間接傳導 的轉變。直接傳導機制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意味著外匯管理政策絕對服從國家計劃經濟需要，保障國家對外匯資源的支配。改革開放以後，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體制的完善，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市場在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進一步發揮，外匯管理政策傳導機制逐步過渡到以間接傳導為主

F. 外匯占款的影響

對貨幣政策的影響
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實現依賴於適宜的政策中介目標和有效的政策工具與傳導機制。當外匯占款達到一定規模時，現有的貨幣政策體系就可能出現一些問題：
1. 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
1994年以前，外匯占款需要投放一部分人民幣資金，但這一部分資金在總量和增量中所佔比重較低，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主要是控制國內信貸，即信貸規模。1994年以來，外匯占款所投放的人民幣資金在總量和增量中所佔比重大幅度提高，如果仍然採取信貸規模控制的辦法，換句話說，繼續維持現有的信貸規模，結果必然是貨幣供應的增長突破控制目標。在這種情況下，信貸規模管理方式失靈，取而代之的是控制貨幣供應量。1996年我國中央銀行正式將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以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投放是否適度的觀測指標和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是市場經濟國家的通常做法。可以認為，外匯占款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國決策層更改了貨幣中介目標。
2.貨幣政策工具
傳統的貨幣政策操作主要靠公開市場的操作、貼現率、法定準備金三大政策工具。中央銀行根據經濟的發展，靈活運用這些貨幣政策工具，保持了貨幣信貸平穩增長。八次降息，二次下降和一次上調存款准備金率，取消貸款規模控制，增加再貸款和再貼現，通過公開市場操作投入基礎貨幣等等。當然貨幣政策的傳導主要是通過銀行的信貸體系來實現。但由於利率沒有市場化，銀行公司化變革尚未完成，信貸體系傳導貨幣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1994年以來，外匯占款逐年增加，為了減少外匯占款對於基礎貨幣投放的影響，避免貨幣供給量大幅增加而帶來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和實際匯率的升值，央行不得不採取措施沖銷外匯儲備的流入。即當外匯市場出現供求不平衡時，中央銀行買入或賣出外匯，從而相應地投放或收回基礎貨幣。1997年以前央行的對沖手段主要是收回對商業銀行的再貸款。1997年後央行開始採用公開市場業務沖銷外匯占款，並且事實上，公開市場操作已成為我國最主要的貨幣政策工具。
但作為公開市場業務主要工具的國債，中國國債的期限較長，品種不多，使公開市場業務缺乏載體，市場的交易量小，所以中央銀行利用對沖手段維持合適的貨幣供應量的餘地也越來越小。有數據為證，自2003年2月10日以來，為保持基礎貨幣的平穩增長和貨幣市場利率的相對穩定，央行在公開市場連續進行了20次的正回購操作，回籠基礎貨幣量總額達2140億元。但隨著操作次數的頻繁，央行到去年底手持的大約2863億元的國債面值，除去20次正回購佔用部分，目前國債余額只為原來的四分之一，繼續進行正回購操作的空間已經不大，回購的力度不斷減弱。而3月末M2餘額高達19.4萬億元，同比增長18.5%；國家外匯儲備余額3160億元，同比增長38.8%，貨幣供應量充足有餘，資金回籠的任務仍然艱巨。為確保貨幣政策的有效傳導，繼續回籠基礎貨幣，對沖快速增長的外匯占款（為支持經濟增長，2001年以來央行不斷通過外匯占款方式增加基礎貨幣投放。央行在2002年4月22日試點的基礎上，開始正式發行央行票據，通過央行票據實施正回購的功能。可以認為，外匯占款的不斷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央行貨幣政策工具的創新。
3.外匯占款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
金融機構存貸比不斷上升
我國中央銀行投放基礎貨幣的途徑，一是再貸款，二是再貼現，三是財政借透支，四是外匯占款。改革開放相當長一段時期以來，再貸款和財政借透支是我國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但從1995年起，情況發生了變化：一是隨著1995年《中國人民銀行法》的頒布與實施，人民銀行與財政的借透支關系中斷，財政借透支已不是基礎貨幣投放主渠道，二是外匯占款在基礎貨幣投放中的比重逐漸增加。1994年以來，中國國際收支實現了雙順差。一般來說，國際收支順差，本幣必然產生升值趨勢。但是為了維護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穩定，央行只好大量地買進美元。但是外匯儲備的增加直接導致了外匯占款的增加。外匯占款成為基礎貨幣供應的重要渠道。 有數字證明，1994年以來外匯儲備的連續大幅增加使基礎貨幣投放對外匯占款的依賴性增強，1994年至1997年間，一半以上的基礎貨幣是通過外匯占款的形式投放出去的。1998年外匯儲備增幅的急速下降導致基礎貨幣投放阻滯，1998年2月，出現了基礎貨幣減少6億元的現象。1998年5月26日，中央銀行開始恢復於1997年停止的國債回購公開市場業務，政策調整的速度滯後了一個多季度。剔除存款准備金制度改革這一因素，1998年基礎貨幣增加3323億元，比1997年少增加482億元，廣義貨幣M2增長15.3%，增幅比1997年下降2個百分點。由於外匯占款的急劇減少導致的基礎貨幣少增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通貨緊縮。1999年開始，針對1998年外匯儲備和外匯占款增長速度迅速下降的情況，中央銀行加大了投放基礎貨幣的力度，例如1999年外匯占款增加了1013億元，而1998年外匯占款僅增加440億元。（參見下表）2000年後外匯占款穩步增加。
表11994-2002年外匯占款變動表
外匯占款
資料來源：
1、戴相龍主編：《中國貨幣政策報告（1999）》，中國金融出版社；《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季報》，2001年，第1期。
2、2001年、2002年數據來自人民銀行2001年、2002年貨幣政策執行報告。
可以看出外匯占款已成為我國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之一。隨著我國銀行存款的增加，再貸款的作用逐步降低，同時外匯占款相對於其他一些貨幣投放方式的重要性也處於上升中，這些其他貨幣投放方式包括調整存款准備金、貨幣市場的公開市場運作等。其中存款准備金的調整由於不能經常性地運用，而國內債券市場的規模較小和發育程度較低等也削弱了公開市場運作的有效性。所以根據以上對若干貨幣投放渠道的分析可以認為，未來我國貨幣供給中外匯占款將繼續充當主要角色。
4. 外匯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礎貨幣縮短了貨幣擴張的時滯
由再貸款渠道投放的基礎貨幣，必須經由以下環節才能產生派生存款：再貸款 →商業銀行對企業貸款→企業借款轉為存款→創造派生存款。
在以上環節中，明顯存在商業銀行貸款決策時滯和企業借款時滯，這兩種時滯的存在必然延緩基礎貨幣轉化為M1、M2的速度。但是，由結售匯產生的外匯占款幾乎是一次性地立即轉化為企業的人民幣存款，因此這部分M0轉化為M1、M2的時滯遠低於由再貸款渠道投放的基礎貨幣，會導致M1、M2的迅速擴張，這樣就可以一方面通過買入外匯而投放本幣，從而擴張貨幣供給；另一方面買入外匯使得外匯匯率提高從而達到本幣相對貶值，而增強本國出口產品的價格競爭力，進而促進本國出口增長，這樣實際上達到了政策效果上的一舉兩得，這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央行的現行貨幣政策。
5.貨幣投向發生變化
通過外匯占款投放的基礎貨幣的投向具有單一性，在銀行進行結匯時，貨幣的投放是這部分外匯收入的持有者，因此在地區上主要流向外匯供求順差的地區，在行業上主要流向出口部門。而在經濟生活中，這些出口外向型的企業資金遠遠比其他企業充裕。並且在外匯占款急劇上升的同時，央行會通過收縮再貸款等方式對沖，其他企業得到資金的可能性進一步下降，從而承擔了部分的對沖成本。這樣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發生了改變，廣大的非外向型企業仍然存在資金不足的問題。 外匯占款的增加對產業結構的影響：
外匯占款的增加對我國的產業結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由於結售匯制度的存在，隨著外匯占款的逐漸增加使得我國外向型企業較容易通過結匯獲得充裕的人民幣資金，從而這些企業的發展條件相對較為寬松，這對其生產有較大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技術人員、勞動力更進一步向外向型企業轉移。這是因為內向型企業由於資金不足，開工率低，對勞動力的需求日趨減少，大量技術人員下崗，而外向型企業由於資金相對比較充裕，仍有擴大生產的勢態，這勢必促進技術人員和勞動力向外向型企業流動。
其次是大量的原材料向外貿部門轉移。外向型企業有較充裕的資金，可以在生產資料市場上處於主導地位，為其及時低價的購買原材料與機器設備創造了良好的資金環境。較低的成木又加強了外向型企業產品的競爭力，創造更高的利潤．這就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使得外向型企業得到了更長足的發展．我國外向型部門主要是外商投資企業從事的加工貿易。而加工貿易的發展，一方面，造成我國貿易依存度過高，致使我國外貿出口缺乏持續增長的潛力；另一方面，沖擊了國內相關原料工業的發展，不利於帶動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在加工貿易方面，外商投資企業完全掌握市場和銷售渠道，嚴密控制關鍵技術，把技術和產品的開發能力大多留在境外，而中方只參與簡單的加工裝配環節。
此外，還有些外商投資企業甚至將技術水平低、環境污染嚴重的工業轉移到我國生產，給我國的環境帶來災害性的後果．加工貿易以外商投資企業而非國有企業為經營主體的格局，造成我國原有的大工業基礎和技術基礎不能充分發揮作用，這也延滯了整個加工貿易的升級和國內配套程度的提高，從而延緩了加工貿易對產業結構的帶動作用。 1.適度刺激進口需求
增加社會供給中央銀行應根據國際收支的變化動態，從及時調節外匯供求出發，建議國家適當降低關稅，並在信貸、售匯規定方面進行傾斜和導向，通過有限度地刺激進口，增加國內短缺商品的供給，減少外匯占款對中央銀行調控貨幣供應量的壓力，減少社會貨幣存量，平衡社會供求。
2. 合理確定外匯儲備水平
目前外匯儲備不斷增加是導致中國外匯占款增加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應合理確定一個外匯儲備水平，減輕外匯占款對貨幣供應的沖擊。外匯儲備水平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從理論上講，適量外匯儲備應結合國家宏觀經濟狀況、國際收支結構、貨幣政策與外匯政策對宏觀經濟的調控力度等因素綜合考慮。一般認為，外匯儲備應保持支付三至四個月的進口用匯額和10%左右的外匯債務償還量。據此認識，目前我國外匯儲備總量已非不足，中央銀行應進一步協調貨幣政策與外匯政策，調節經常項目的外匯收支，控制外匯儲備的再增，並充分運用匯率杠桿、利率杠桿、外債統計監測系統、國際收支統計申報體系等宏觀監控手段，對進出口收付匯、外資外債流出入等涉及國家外匯收支變動的趨勢進行長期分析，確定合理的外匯儲備水平。同時，中央銀行應根據安全、流動、增值的原則，加強國家外匯儲備的經營與管理，以免寶貴的外匯資源閑置。
3. 逐漸擴大持匯企業范圍和持匯比例
在目前的情況下，盡管完全以自願結匯取代強制結匯尚缺少一定的可行性，但是可以逐漸擴大持匯企業的范圍和持匯比例還外匯於民間，從而使過度向中央銀行傾斜的外匯分布結構逐漸趨向合理。更進一步地講，作為一項政策建議，可以考慮將外匯賬戶中的留匯比例作為一項特殊的貨幣政策調控工具，通過調節企業和銀行外匯賬戶保有外匯的比例，來控制外匯儲備的總量，從而調控外匯占款的比重，達到調節貨幣供應量的效果。當外匯占款增長較快引起貨幣供給壓力上升時，可以提高民間持匯比例。反之，當需要通過外匯占款增加貨幣供應量時，則可以減少民間持匯比例。通過此項改進，有利於將外匯占款調節發展成為平抑經濟波動的貨幣政策工具。
4. 加強中央銀行對外匯市場的調控能力
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是穩定本幣幣值，以促進經濟發展。在外匯占款較多的情況下，中央銀行要在發行央行票據的基礎上，創新外匯占款的對沖工具，同時注意與其他工具搭配使用。另外要改變中央銀行成為外匯市場主要買方的格局，允許更多的金融機構和外資企業參與外匯市場，使外匯市場具有廣泛的參與性和高效率的運行機制。

G. 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制度下討論政府國際收支調整措施及傳導機制

當一國國際收支出現不平衡時，各國政府都會主動地、積極地採取各種政策和措施進行調節。這些政策主要有外匯緩沖政策、財政和貨幣政策、匯率政策、直接管制政策和國際協調等。而匯率政策是指一國通過調整匯率來實現國際收支平衡的政策。在不同的匯率制度下，各國制定匯率政策的方法是不一樣的。在固定匯率制下，匯率水平是政府直接制定的，當國際收支出現逆差時，政府實行本國貨幣法定貶值；當國際收支出現巨額順差時，實行本幣的法定升值。在浮動匯率制下，匯率是由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決定的，政府通過可以再外匯市場上買賣外匯來實現本幣的升值或貶值。當國際收支出現逆差時，政府可以再外匯市場上買進外幣、拋出本幣，使本幣貶值，從而改善貿易逆差；反之，當國際收支出現順差時，政府買進本幣、拋出外幣，抑制貿易順差。

H. 政府對外匯市場干預的方式有哪些

中央銀行在進行這種干預時可採取雙管齊下的手段：

（1）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上買進或賣出外匯時，同時在國內債券市場上賣出或買進債券，從而使匯率變而利率不變化。例如，外匯市場上美元對日元的匯價大幅度下跌，日本中央銀行想採取支持美元拋出日元，美元成為它的儲備貨幣，而市場上日元流量增加，使日本貨幣供應量上升，而利率呈下降趨勢。為了抵消外匯買賣對國內利率的影響，日本中央銀行可在國內債券市場上拋債券，使市場上的日元流通量減少，利率下降的趨勢因此而抵消。需要指出的是，國內債券和國際債券的相互替代性越差，中央銀行不改變政策的干預就越有效果，否則就沒有效果。

（2）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上通過查詢匯率變化情況、發表聲明等，影響匯率的變化，達到干預的效果，它被稱為干預外匯市場的「信號反應」。中央銀行這樣做是希望外匯市場能得到這樣的信號：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將要發生變化，或者說預期中的匯率將有變化等等。一般來說，外匯市場在初次接受這些信號後總會作出反應。但是，如果中央銀行經常靠「信號效應」來干預市場，而這些信號又不全是真的，就會在市場上起到「狼來了」的效果。1978年至1979年卡特政府支持對美元的干預，經常被認為是「狼來了」信號效果的例子。而1985年西方五國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的「廣場飯店聲明」立刻使美元大跌，就經常被認為是「信號效應」成功的例子。

所謂改變政策的外匯市場干預實際上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一種轉變，它是指中央銀行直接在外匯市場買賣外匯，而聽任國內貨幣供應量和利率朝有利於達到干預目標的方向變化。例如，如果馬克在外匯市場上不斷貶值，德國中央銀行為了支持馬克的匯價，它可在市場上拋外匯買馬克，由於馬克流通減少，德國貨幣供應下降，利率呈上升趨勢，人們就願意在外匯市場多保留馬克，使馬克的匯價上升。這種干預方式一般來說非常有效，代價是國內既定的貨幣政策會受到影響，是中央銀行看到本國貨幣的匯率長期偏離均衡價格時才願意採取的。

判斷中央銀行的干預是否有效，並不是看中央銀行干預的次數多少和所用的金額大小。從中央銀行干預外匯的歷史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兩個結論。

第一，如果外匯市場異常劇烈的波動是因為信息效益差、突發事件、人為投機等因素引起的，而由於這些因素對外匯市場的扭曲經常是短期的，那麼，中央銀行的干預會十分有效，或者說，中央銀行的直接干預至少可能使這種短期的扭曲提前結束。

第二，如果一國貨幣的匯率長期偏高偏低是該國的宏觀經濟水平、利率和政府貨幣政策決定的，那麼，中央銀行的干預從長期來看是無效的。而中央銀行之所以堅持進行干預，主要是可能達到以下兩個目的：首先，中央銀行的干預可緩和本國貨幣在外匯市場上的跌勢或升勢，這樣可避免外匯市場的劇烈波動對國內宏觀經濟發展的過分沖擊；其次，中央銀行的干預在短期內常會有明顯的效果，其原因是外匯市場需要一定的時間來消化這種突然出現的政府幹預。這給予中央銀行一定的時間來重新考慮其貨幣政策或外匯政策，從而作出適當的調整。 3、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歷史發展

從1973年到現在，工業國家的中央銀行經常在外匯市場上進行直接干預，其中較大的聯合干預約有5次，成功和失敗的兼而有之。對1976年—1979年美元弱勢的干預 在經過1974年至1975年的世界性經濟衰退以後，美國的經濟仍處於高通貨膨脹，高失業率和低經濟增長率的處境。卡特政府為了刺激經濟，決定採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雖然利率在上漲，但美國的通貨膨脹率漲得更快，外匯市場因此開始不斷地拋美元，使美元的匯價一路下跌。面對美元的跌勢，卡特政府決定干預外匯市場。1978年10月底，卡特政府宣布了一項反通貨膨脹的計劃，但由於對美國未來的貨幣政策並沒有明確的表示，美元反而在外匯市場上狂瀉。面臨馬克和日元升值的巨大壓力，德國和日本兩國的中央銀行被迫進行不改變自己政策為前提的大規模干預，買美元拋本國貨幣，但收效甚微。

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目標 自從浮動匯率制推行以來，工業國家的中央銀行從來沒有對外匯市場採取徹底的放任自流的態度，相反，這些中央銀行始終保留相當一部分的外匯儲備，其主要目的就是對外匯市場進行直接干預。 一般來說，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的價格出現異常大的、或是朝同一方向連續幾天劇烈波動時，往往會直接介入市場，通過商業銀行進行外匯買賣，以試圖緩解外匯市場的劇烈波動。對於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原因，理論上可以有很多解釋，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原因大致有三個。
第一，匯率的異常波動常常與國際資本流動有著必然聯系，它會導致工業生產和宏觀經濟發展出現不必要的波動，因此，穩定匯率有助於穩定國民經濟和物價。現在國際資本跨國界的流動不但規模很大，而且渠道很多，所受到的人為障礙很小。工業國家從70年代末開始放寬金融方面的規章條例，進一步為國際資本流動提供了方便。在浮動匯率制的條件下，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動的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外匯市場的價格浮動。如果大批資本流入德國，則德國馬克在外匯市場的匯價就會上升，而如果大批資本流出美國，外匯市場上的美元匯價必然下降。從另一方面來看，如果人們都期待某一國貨幣的匯率會上升，資本就勢必會流向該國。

資本流動與外匯市場變化的相關性對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產業配置和物價有著重要的影響。例如，當一個國家的資本大量外流，導致本國貨幣匯價下跌時，或者當人們預計本國貨幣的匯價會下跌，導致資本外流時，這個國家的產業配置和物價必然出現有利於那些與對外貿易有聯系的產業的變動。任何一個國家的產業從對外貿易角度來看，可分為能進行對外貿易的產業和無法進行對外貿易的產業兩種。前者如製造業，生產的產品可出口和進口，後者如某些服務業，生產和消費必須在當地進行。當資本流出貨幣貶值時，能進行對外貿易的產業部門的物價就會上升，如果這一部門工資的上漲速度不是同步的話，追加這一部門的生產就會變得有利可圖，出口因此也會增加，但是從國內的產業結構來看，資本就會從非貿易產業流向貿易產業。如果這是一種長期現象，該國的國民經濟比例就可能失調。因此，工業國家和中央銀行是不希望看到本國貨幣的匯價長期偏離它認為的均衡價格的。這是中央銀行在本國貨幣持續疲軟或過分堅挺時直接干預市場的原因之一。

資本流動與外匯市場變化的相關性對國民經濟的另外一個重要影響在於，大量資本流出會造成本國生產資本形成的成本上升，而大量資本流入又可能造成不必要的通貨膨脹壓力，影響長期資本投資。美國從80年代初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與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大量資本流入，美元匯價逐步上漲，而美國的聯邦儲備銀行（美聯儲）在1981年和1982年間對外匯市場又徹底採取自由放任的態度。西歐國家為了防止資本外流，在歐洲貨幣的匯率不斷下跌時，被迫經常直接干預外匯市場，並一再要求美聯儲協助干預。 第二，中央銀行直接干預外匯市場是為了國內外貿政策的需要。

一個國家的貨幣在外匯市場的價格較低，必然有利於這個國家的出口。而出口問題在許多工業國家已是一個政治問題，它涉及到許多出口行業的就業水平、貿易保護主義情緒、選民對政府態度等許多方面。任何一個中央銀行都不希望看到本國外貿順差是由於本國貨幣的匯率太低而被其他國家抓住把柄。因此，中央銀行為這一目的而干預外匯市場，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