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存在什麼心理的人總是對自我評價過高,過度的自我接受
誤判檢查清單
我是否有高估自己參與創造的東西,想法的價值及實用性?
我是否有討厭和自己不相同的人,觀點,想法?
需要改變想法時,我是否有尋找理由而拒絕改變?
自視過高的人比比皆是。這種人會錯誤地高估自己,就好像瑞典有 90%的司機都認為他們的駕駛技術在平均水平之上。這種誤評也適用於人們的主要「私人物品」。人們通常會過度稱贊自己的配偶。人們通常不會客觀地看待自己的孩子,而是會給出過高的評價。甚至人們的細小私人物品也一般會得到過度的稱贊。人們一旦擁有某件物品之後,對該物品的價值評估就會比他們尚未擁有該物品之前對其的價值評估要高。這種過度高估自己的私人物品的現象在心理學裡面有個名稱:「稟賦效應」。人們作出決定之後,就會覺得自己的決定很好,甚至比沒作出這種決定之前所認為的還要好。
當自視過高的傾嚮往往會使人們偏愛那些和自己相似的人。有些心理學教授們用很好玩的「丟錢包」實驗證明了這種效應。他們的實驗全都表明,如果撿到錢包的人根據錢包 的身份線索發現失主跟自己很相似,那麼他把錢包還給失主的可能性是最高的。由於人類的這種心理特性,相似的人組成的派系群體總是人類文化中非常有影響的一部分,甚至在我們明智地試圖消除其最糟糕的效果之後仍是如此。
現代生活中有一些非常糟糕的派系群體,它們被一群自視過高的人把持,並只從那些和他們非常相似的人中挑選新成員,現代生活可能就會出現一些非常糟糕的結果。因此,如果某個名牌大學的英語學系學術水平變得很低下,或者某家經紀公司的銷售部門養成了經常詐騙的習慣,那麼這些問題將會有一種越來越糟糕的自然傾向,而且這種傾向很難被扭轉。這種情況也存在於那些變得腐敗的警察部門、監獄看守隊伍或者政治群體中,以及無數其他充滿了壞事和蠢
事的地方,比如說美國有些大城市的教師工會就很糟糕,它們不惜傷害我們的兒童,力保那些本該被開除的低能教師。因此,我們這個文明社會中最有用的成員就是那些發現他們管理的機構內部出問題時願意「清理門戶」的負責人。
自然了,各種形式的自視過高都會導致錯誤。怎麼能不會慧蠢呢?
讓我們以某些愚蠢的賭博投注為例。在買彩票時,如果號碼是隨機分配的,下的賭注就會比較少,而如果號碼是玩家自己挑選的,下的賭注就會比較多。這是非常不理性的。這兩種選號法中獎的概率幾乎是完全相同的,玩家中獎的機會都是微乎其微的。現代人本來不會買那麼多彩票的,但國家彩票發行機構利用了人們對自選號碼的非理性偏好,所以他們每次都很愚蠢地買了更多的彩票。
那種過度稱贊自己的私人物品的「稟賦效應」強化了人們對自己的結論的熱愛。你們將會發現,一個已經在商品交易所購買了五花肉期貨的人現在愚蠢地相信,甚至殲碧搜比以前更加強烈地相信,他的投機行為具有許多優點。
有些人熱愛體育運動,自以為對各個氏歷隊伍之間的相對優勢十分了解,這些人會愚蠢地去買體育彩票。和賽馬博彩相比,體育彩票更容易上癮——部分原因就在於人們會自動地過度贊賞他自己得出的復雜結論。
在講究技巧的比賽——比如說高爾夫球賽或者撲克賭牌比賽——中,人們總是一次又一次地挑選那些水平明顯比自己高得多的玩家作對手,這種傾向同樣會產生極端的事與願違的後果。自視過高的傾向降低了這些賭徒在評估自己的相對能力時的准確性。
然而更具有負面作用的是,人們通常會高估自己未來為企業提供的服務質量。他們對這些未來貢獻的過度評價常常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自視過高往往會導致糟糕的僱傭決定,因為大部分僱主高估了他們根據面試印象所得結論的價值。防止這種蠢事的正確對策是看輕面試的印象,看重求職者以往的業績。
我曾經正確地選擇了這種做法,當時我擔任某個學術招聘委員會的主席。我說服其他委員別再對求職者進行面試,只要聘用那個書面申請材料比其他求職者優秀很多的人就可以了。有人對我說,我沒有尊重「學術界的正常程序」,我說我才是真正尊重學術的人,因為學術研究表明,從面試中得來的印象,其預測價值很低,我正在應用這個成果。
人們非常有可能過度地受到當面印象的影響,因為從定義上來講,當面印象包括了人們的主動參與。由於這個原因,現代企業在招聘高層管理人員時,如果遇到的求職者能說會道,那麼就有可能遭遇很大的危險。依我之見,惠普當年面試口齒伶俐的卡莉·菲奧 納(注:卡莉·菲奧 納,1954—,1999年至 2005 年期間擔任惠普公司 CEO),想任命她為新總裁時,就面臨著這樣的危險。我認為:(1)惠普選擇菲奧 納女士是一個糟糕的決定;(2)如果惠普懂得更多的心理學知識,採取了相應的預防措施,它就不會作出這個糟糕的決定。
托爾斯泰的作品中有一段著名的文字顯示了自視過高的威力。在托爾斯泰看來,那些惡貫滿盈的罪犯並不認為他們自己有那麼壞。他們或者認為(1)他們從來沒有犯過罪;或(2)考慮到他們在生活中遭遇的壓力和種種不幸,他們做出他們所做過的事,變成他們所成為的人,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值得原諒的。
「托爾斯泰效應」的後半部分,也就是人們不去改變自己,而是為自己那些可以改變的糟糕表現尋找借口,是極其重要的。由於絕大多數人都會為可以改變的糟糕表現尋找太多荒唐的理由,以此來試圖讓自己心安理得,所以採用個人和機構的對策來限制這種愚蠢的觀念造成的破壞是非常有必要的。從個人層面來說,人們應該試圖面對兩個事實:(1)如果一個人能夠改正糟糕的表
現,卻沒有去改正,而是給自己找各種各樣的借口,那他就是品德有問題,而且將會遭受更多的損失;(2)在要求嚴格的地方,比如說田徑隊或者通用電氣,如果一個人不做出應有的表現,而是不停地找借口,那麼他遲早肯定會被開除。而機構化解這種「托爾斯泰效應」的對策是:(1)建設一種公平的、唯才是用的、要求嚴格的文化,外加採用能夠提升士氣的人力資源管理方法;(2)開除
最糟糕的不守規矩者。當然啦,如果你不能開除,比如說你不能「開除」你的孩子,你必須盡最大努力去幫助這個孩子解決問題。我聽過一個教育孩子的故事特別有效,那個孩子過了 50 年還對學到的教訓念念不忘。那孩子後來變成了南加州大學音樂學院的院長。他小時候曾經從他父親的老闆的倉庫里偷糖果吃,被他父親發現之後辯解說,他打算過會就放回去。他父親說:「兒子,你還不如想要什麼就拿什麼,然後在每次這么做的時候,都把自己稱為小偷。」
避免因為自視過高而做傻事的最佳方法是,當你評價你自己、你的親人朋友、你的財產和你過去未來的行動的價值時,強迫自己要更加客觀。這是很難做到的,你也無法做到完全客觀,但比起什麼都不做,放任天生的心理傾向不受約束地發展,卻又好得多。
雖然自視過高通常會給認知帶來負面的影響,但也能引起某些離奇的成功,因為有時過度自信剛好促成了某項成功。這個因素解釋了下面這句格言:「千萬別低估那些高估自己的人。」
當然,有時候高度的自我稱贊是正確的,而且比虛偽的謙虛要好得多。此外,如果人們因為出色地完成了任務,或者擁有美好的人生而感到驕傲,那麼這種自我贊賞是一種非常有建設性的力量。如果沒有這種自豪感,會有更多的飛機墜毀。「驕傲」是另外一個被大多數心理學教科書漏掉的詞彙,這種疏漏並不是一個好主意。把《聖經》中那個關於法利賽人和稅吏的寓言解讀為對驕傲的譴責也並不是一個好主意。
在所有有益的驕傲中,也許最值得欽佩的是因為自己值得信賴而產生的驕傲。此外,一個人只要值得信賴,哪怕他選的道路崎嶇不平,他的生活也會比那些不值得信賴的人要好得多。
② 現在什麼行業比較有前景
2019年互聯網行業有前景。
中國互聯網協會、工業和信息化部網路安全產業發展中心(工業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聯合發布的2019年中國互聯網企業100強榜單、互聯網成長型企業20強榜單和《2019年中國改伍敗互聯網企業100強發展報告》顯示:
2019年互聯網百強企業產業互聯網數量再創新高,以服務實體經濟客戶為主的產業互聯網領域企業數量達到60家,累計服務近4000萬家企業。
(2)期貨稟賦效應擴展閱讀:
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工程實施以來,我國工業互聯網發展進入實踐生根階段,工業互聯網平台建設及應用推廣取得積極成效。
我國已培育了50餘傢具有一定區域和行業影響力的工業互聯網平台,重點工業互聯網平台平均設備連接數達到60萬台,以平台為支撐的新型生產製造服務體系建設有序推進,有力推動了工業經濟數字化轉型。
工信部將圍繞平台落地推廣,加強政策標准制定,遴選跨行業跨領域平台,聚焦挖掘典型應用場景、培育標桿解決方案、建設創新體驗培訓中心、打造先導示範區等深入開展試點示範,協同推進技核顫術、產業和生橘派態發展,推動工業互聯網平台落深落細落實。
③ 低碳金融的理論有哪些
低碳金融①是金融部門把環境保護作為一項基本政策,在投融資決策過程中充分考慮潛在的環境影響,把與環境條件相關的潛在回報、風險和成本都融入日常業務中,通過對社會經濟資源的引導,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1]其核心是將自然資源存量或人類經濟活動造成的自然資源損耗和環境損失,通過評估測算的方法,用環境價值量或經濟價值量進行計量,並運用於金融資源配置和金融活動評價等領域。作為一種新的社會價值尺度,低碳經濟目前已成為國際社會主流的戰略選擇,是世界各國發展低碳經濟、搶占碳交易市場戰略制高點的關鍵。
「十二五」時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國面臨的能源與環境壓力進一步加大,以建設生態文明和發展低碳經濟為契機,大力發展低碳金融,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首先,碳交易市場具有全球應用價值和明確的收益前景,發展低碳金融有利於我國把握碳交易市場的巨大潛力,增強國際競爭力;其次,我國傳統的粗放型發展模式難以為繼,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低碳金融的資金融通和杠桿調節作用,是我國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能源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必然選擇;第三,碳排放權的「金融屬性」日益凸顯[2],積極發展低碳金融有利於我國推進碳交易人民幣計價的國際化進程,在新一輪國際貨幣定價體系中掌握更多的主動權和話語權;第四,在有效控制風險的前提下,低碳金融是推進金融產業經營模式創新和業務范圍擴充的有效手段,有利於增強金融機構的社會責任感。
一、我國低碳金融發展現狀及存在的主要問題。
圍繞碳減排權,發達國家目前已經開始構建以碳交易市場為基礎,包括碳基金、碳保險、碳證券、銀行貸款以及一系列金融衍生品為支撐的低碳金融體系。與發達國家的實踐相比,我國低碳金融的發展目前還處於起步階段,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明顯不足。
(一)相關政策法規陸續出台,但對實踐的支撐作用有限。
在發展低碳經濟方面,我國參照和遵循的國際公約主要有1998年簽署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2002年的《京都議定書》。在此基礎上,我國於2007年6月正式發布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作為我國低碳經濟發展和節能減排的指導性文件。在低碳金融方面,我國參照和遵循的主要是「赤道原則」①和聯合國環境署發布的《金融機構關於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聲明》②。在具體的業務指導方面,中國環保總局與世界銀行國際金融公司(IFC)於2008年合作制定了《綠色信貸環保指南》,以規范國內低碳金融的管理機制。
總體來看,我國目前低碳金融的操作與管理主要參照相關的國際准則和公約,國內雖然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法規,但多為指導性的意見和綱要,缺乏規范性和可操作性文件,難以起到有效指導實踐的作用。此外,低碳金融的支持性政策缺失,突出表現在財政補貼、稅收減免和金融優惠三方面的政策尚未出台,導致金融機構的發展信心不足,缺乏業務拓展的動力。
(二)金融機構創新意識突出,但業務績效相對低下。
在目前的政策和監管機制下,我國商業銀行還不被允許直接投資或在國內外市場上進行碳排放權的買賣。因此商業銀行的項目切入點主要有綠色信貸和財務顧問服務兩種。
1.綠色信貸有力推進了低碳金融的業務創新。
2008年,興業銀行公開承諾採納「赤道原則」,並於2009年1月成立可持續金融的專門業務經營機構———可持續金融中心,負責能效金融、碳金融、環境金融等領域的業務經營和產品營銷。同時,興業銀行推出多種新型業務模式,覆蓋了能源生產、運輸和使用等多個環節,突破了原有企業貸款注重擔保條件、期限較短等固有缺陷,減低貸款門檻,拓寬貸款期限。在具體的項目推進上, 2006年5月興業銀行與IFC合作簽署了「能源效率融資項目」,以IFC認定的節能、環保型企業和項目為基礎發放貸款,IFC同時為貸款項目提供相關的技術援助和業績激勵。此外,興業銀行推出以CDM機制項下的核證減排額收入(CERS)作為貸款還款來源之一的節能減排融資模式,實現了低碳金融業務的創新。[5](PP405-406)2.財務顧問有效拓展了低碳金融的業務領域。
2009年7月,浦發銀行以獨家財務顧問方式,為陝西兩個水電項目成功引進CDM開發和交易專業機構,預計每年至少為項目業主帶來160萬歐元的售碳收入。[6]2009年10月,浦發銀行作為唯一的金融業代表,與天津中新生態城投資管理公司等聯合發起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自願減排聯合組織———生態城綠色產業協會(EGIA),旨在推廣低碳金融解決方案。此外,為打造「低碳銀行」形象,浦發銀行制定了《信貸投向政策指引》和《關於開展能源效率融資項目的營銷指導意見》,對授信企業和新建項目「有保有壓、區別對待」,即對綠色產業提供重點授信支持,對環境污染、能耗超標企業明確不得與其建立授信關系,確保將優先的金融資源投入環保,致力於建設可持續發展的節約型社會。金融風險的能力。
(三)碳交易平台逐步建立,但國際競爭力有待提高。
1.碳交易市場建設相對滯後。從國內環境權益交易市場來看,目前已有北京環境交易所、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權交易所三家機構,其中北京環境交易所是政府批准設立的特許經營實體,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是綜合性國際化環境能源權益交易市場平台,天津排放權交易所是綜合性排放權交易機構。除上述三家主要機構外, 2009年山西呂梁節能減排項目交易中心、武漢、杭州和昆明等幾家交易所也相繼成立。此外,大連、貴州、河北和山西等交易所目前也都在緊密籌備中。雖然各地碳交易平台成長迅速,但只是一級交易平台,碳交易市場的容量有限,遠落後於美國、歐盟等國家和地區。此外,各交易所之間缺乏溝通,業務內容和經營准則差異較大,離統一的碳交易平台還有相當差距, CDM機制支持低碳經濟的作用有限。
2.注冊項目成交偶然性大。我國目前已成為世界上CDM最大的供應國。據CDM執行理事會網站預計,未來中國每年將獲得1. 9億噸碳排放權簽發量,佔CDM項目年簽發總量(3. 2億噸)的59%。[7]
截至2009年9月,國家發改委批準的CDM項目共有2232個。盡管在供應量上占絕對優勢,但由於缺乏統一的碳交易平台,我國現有的幾個地區性交易所還處於試點階段,交易清淡,已發生的交易項目偶然性很大,且已成交的CDM項目價格遠低於國際通行價格。有資料顯示,目前國際市場上碳排放交易的價格一般在每噸17歐元左右,而我國國內的交易價格只在8-10歐元左右,不及歐洲二級市場價格的一半。[8]可見,我國低碳金融業目前處於全球碳交易產業鏈的低端,缺乏定價權和國際話語權,市場潛力未充分挖掘。
二、我國低碳金融發展的約束因素分析。
低碳金融的發展反映出我國本土市場對未來碳交易市場的敏感性,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約,我國低碳金融的發展面臨明顯的兩難境地:一方面,低碳金融要符合向低碳經濟轉型的國家政策需要;另一方面,金融機構要確保自身業務的可持續增長。要協調好上述兩方面的問題,就必須深入分析制約低碳金融發展的相關因素。
(一)意識約束是制約低碳金融業務發展的根本原因。
長期以來,金融機構被認為與環境問題無關,但隨著我國資源環境壓力不斷加大,企業的社會責任被逐步提上議程,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被要求參與到環境問題的解決中來。在此情況下,如何在原有經營模式與新的發展策略之間尋求一條可行出路,就成為金融機構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課題。然而,由於低碳金融短期內投資成本大於經濟收益,金融機構對開展低碳金融業務的態度普遍比較謹慎,目前已成交項目的價格偏低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金融機構對低碳金融業務的收益狀況存在質疑。同時,我國目前有關低碳金融業務發展的政策法規和實施框架至今尚未落實,金融機構的生存環境和盈利空間存在顯著差異,一些達不到低碳發展標準的業務行為給其他金融機構造成了不良影響。此外,低碳金融興起和發展的時間較短,我國金融機構對其利潤空間、運作模式、風險管理、操作方法以及項目開發、程序審批等均不熟悉。在未對低碳金融業務充分把握的情況下,金融機構不敢貿然介入其中。
(二)成本約束是導致低碳金融預期收益不良的重要條件。
1.低碳金融發展的機會成本分析。低碳金融的發展強調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三者並重。
要實現金融領域的低碳發展和生態創新,初期需要巨大的資金投入和強力的政府支持。按照國際通行做法,為消除市場風險,政府資金通常先行注入,商業資金後續跟進。但我國目前低碳金融領域的政府作用有限,在4萬億刺激經濟的投資中,屬於低碳經濟生態環保的投資比例只有5%,低碳金融的發展動力主要源自企業自身的社會責任。巨大的市場風險和有限的投資回報並存,導致低碳金融業務的機會成本較高,國內金融機構普遍持觀望態度。
2.低碳金融發展的交易成本分析。由於缺乏碳交易定價權和統一的碳交易平台,我國的CDM項目發起人在同國外CERS需求方接洽時只能進行分散的「談判」,交易成本巨大,容易造成CERS的壓價現象,使我國投資者處於不利地位。此外,基於項目的交易涉及跨國項目的報批和技術認證等問題,監管部門要求指定的國際運營機構來負責項目的注冊和實際排放量的核證,所涉及到的費用高昂。在政策缺失的情況下,CDM機制和節能減排所蘊涵的巨大商業價值短期內無法有效轉化為現實利潤,金融機構發展低碳金融業務的經濟目標與生態目標存在矛盾。
盡管金融機構的業務創新意識不斷提高,業務模式也得到積極拓展,但就項目實施的效益而言則不盡如人意:首先,從業務創新的主體來看,低碳金融業務目前主要集中在少數商業銀行,大多數金融機構的積極性不高,普遍持觀望態度;其次,低碳金融業務面較窄,大多數銀行設想有餘、執行不足,呈「蜻蜓點水」狀③。第三,碳信用機制尚未建立,我國從事低碳金融業務的機構普遍缺乏抵禦和防範國際(三)稟賦約束是阻礙低碳金融模式創新的直接根源。
1.交易環境不健全。由於低碳金融業務的項目鏈條較長,在融資擔保和合同訂立等方面需要特定中介機構的介入與協助。我國目前低碳金融領域的中介機構發展不成熟,中介機構的專業人才儲備也不到位,導致開展低碳金融業務的內部動力嚴重不足。此外,目前國際碳交易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存在嚴重的市場分割,我國缺乏統一的碳交易平台,從事碳金融交易的市場形式多種多樣,既有場外交易機制,也有不少的交易所;既有政府管制產生的市場,也有參與者自發形成的市場。這些市場在制度安排上差異較大,絕大多數市場效率比較低。
2.業務模式亟須創新。當前國內商業銀行在低碳金融方面雖有所行動,但業務模式主要以CDM項目融資和掛鉤碳排放權的理財產品為主,遠未深入低碳金融領域的核心。不僅碳基金、碳證券、碳期貨和碳掉期交易等金融衍生品匱乏,而且滿足CDM項目下多樣性金融需求的創新產品也鮮有耳聞。此外,我國現有低碳金融業務處於國際價值鏈的低端,不利於金融機構國際競爭力的提升。要增強國內金融機構的業務能力,需要切實加強其對低碳金融專業知識的深入了解,創新高層次業務模式,特別是中介服務模式。
(四)風險約束導致金融機構的業務積極性嚴重受限。
1.市場風險。低碳金融是基於市場環境的金融創新,客觀上必然遵循市場價值規律。要實現經濟目標和環境目標的雙贏,金融機構必須著眼於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深入探索能夠提高環境質量、降低交易成本、增強經濟收益的有效策略。但目前來看,我國以化石燃料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短期內無法根本改變,未來金融領域對「兩高」項目的融資貸款獲利空間仍然較大,要轉向發展低碳金融,不僅需要巨大的資金投入,還可能面臨低碳項目回報有限的尷尬局面。因此,在政策法規缺失的情況下,發展低碳金融首先面臨較大的市場風險。
2.項目風險。目前我國的低碳金融業務主要是以CDM機制下的融資貸款為主,這僅是低碳金融業務領域的低端項目。要加快低碳金融發展,勢必促使低碳金融項目鏈條的擴展與延伸,擴大碳基金、碳期貨和碳證券等金融衍生品的交易范疇。上述交易通常涉及到兩個以上的國家,而且交易項目不僅需要滿足東道國的政策和法律,還要滿足環境認證的國際約束。此外,項目建設和評估過程中,項目可行性分析是否通過、項目是否按期建成投產、碳排放量的評估測算是否符合要求等均存在不確定性,使得高端低碳金融業務面臨較大的項目風險。
3.操作風險。在既缺乏必要的低碳金融業務知識,又不具備專業人才儲備的情況下,國內金融機構難以獨立勝任發展低碳金融的重任。同時,由於低碳金融項目需要依託國際市場,國內金融機構在交易中需要頻繁與國際金融組織、專業評估公司和金融中介機構等進行接觸,業務往來中存在較多不確定因素。此外,目前國際低碳金融項目以歐元、美元、瑞士法郎和英鎊為主要計價貨幣,我國缺乏定價權,國內金融機構在業務操作中勢必面臨較大的操作風險。
(五)政策約束導致金融機構的發展理念相對保守。
1.國內政策嚴重缺位。出於趨利動機和成本收益的比較,國內政策缺位導致低碳金融發展的外部動力明顯不足:一方面,低碳金融業務缺乏具體的可操作標准。如《關於落實環境保護政策法規》和《防範信貸風險的意見》等均為綜合性、原則性的文件,缺少具體的操作規范和評估標准,金融機構難以把握。另一方面,激勵和扶持措施尚未出台。雖然低碳金融具有良好的社會效應,但低碳金融發展面臨較高的成本,目前有利於扶持其發展的稅收優惠、稅收減免、財政支持和利息補貼等政策措施尚未出台,這勢必打壓低碳金融的發展。
2.國際規則前景不明。對於有待進一步降低成本以促進商業化、需要繼續研發具有技術可行性的低碳金融產業,國際機構和專業公司傾向於採取比較保守和謹慎的態度,造成了低碳金融的變化充滿不確定性。例如,目前我國是《京都議定書》的附件I國家, 2012年之前不必履行減排義務,因而獲得了碳交易市場的巨大商機。但是2012年之後《京都議定書》是否續簽、中國能否繼續保持附件I國家的位置則不得而知。在此情況下,國內金融機構開展碳排放交易時勢必重視低碳金融業務的潛在政策風險,大量商業銀行對低碳金融項目持觀望態度也就在預料之中了。
三、創新我國低碳金融發展的對策建議。
低碳金融的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有關各方的共同努力。我國「十二五」規劃已經明確了低碳金融發展的總體思路,即以市場導向為主,加以強制性的政策管制。在此思路的指引下,我們需要強化政府、金融機構和企業等各行為主體的責任意識,通過有效的政府規制和完善的市場機制,實現低碳金融的良性、可持續發展。具體來看,今後應當切實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強化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為低碳金融發展提供製度支撐。
1.加大輿論宣傳是前提。輿論宣傳的根本作用是消除金融機構發展低碳金融的不良預期和觀望心理,增強其業務拓展和模式創新的積極性。首先,應加強關於低碳金融的正面報道。對在低碳金融領域有所建樹的金融機構進行報道,突出其經營業績和社會效應,增強社會對低碳金融的認可。其次,強化試點地區和單位的引領、示範作用,通過宣傳典型的方式,選拔在低碳金融領域有所創新的單位,給予表揚和政策扶持。一方面強化低碳金融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戰略地位,另一方面突出政府對低碳金融業務的扶持態度,有利於消除金融機構對低碳金融業務的顧慮。
2.出台政策法規是保障。制定並實施發展低碳金融的激勵機制和相關政策,是創造低碳金融發展良好外部環境的重要保障。在政策制定過程中,首先需要明確政策制定的三項基本原則,即適應性、傾向性和可持續原則。具體而言: (1)政策性綱要。
在借鑒國際經驗的基礎上,盡快出台低碳金融發展的法律法規,以行政手段推進低碳金融發展的制度性變遷。(2)操作性文件。一方面制定妥善、長期的碳價格機制,讓市場對碳交易價格有一個長期穩定的預期;另一方面細化低碳技術創新、低碳金融業務類別、項目評估和成果轉化等的操作流程。(3)激勵措施。制定扶持低碳金融發展的扶持性政策,強化激勵機制,引導社會資本向低碳金融聚集,這是提高金融機構認可度、穩定各利益主體發展信心的重要保證。
3.建立信息披露機制是補充。要強化低碳金融的社會效應,避免逆向選擇和尋租行為的發生,建立有效的碳交易信息溝通和披露機制很有必要。首先,政府應當建立統一的碳交易信息溝通機制,客觀、全面、及時地發布碳交易相關信息,以提高碳排放信息的透明度,消除不完全信息的影響。其次,建立嚴格的監督和披露機制。監管當局、非政府組織、銀行業協會和媒體等方面應當建立經常性的溝通與互動機制,及時通報商業銀行執行「赤道原則」、推進環境風險管理、實施低碳金融等方面的情況,既能規範金融機構的操作,又能增強社會的理解和支持。
(二)強化金融機構的杠桿調節作用,為低碳金融發展提供政策扶持。
1.自身環境友好是基礎。要充分發揮金融機構的引領作用,首先要強調其作為低碳理念推廣的「踐行者」,通過制定嚴格、規范的《企業低碳發展意見》
等約束性文件,樹立「寓義於利」的企業社會責任觀,將可持續金融作為金融機構經營與管理的核心理念。具體而言,金融機構要加強對低碳金融問題的研究,樹立「低碳經營理念」,從業務流程與規則上確保企業的經營策略和管理機制與低碳發展目標相一致。然後,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加快探索建立節能環保金融服務的長效機制,在業務流程和項目運營規則上把好入口關和懲罰關,將低碳理念貫徹到項目審批和貸款發放等各個環節,嚴把「低碳」關。
2.杠桿調節作用是重點。商業銀行是低碳金融發展的主體,應當通過建立金融機構環境信用評級等手段,發揮其在貸款和項目融資中的杠桿調節作用。
具體而言,要充分考慮項目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等因素,推行「有保有壓、區別對待」的信貸策略,配合我國能源結構和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對節能環保、可再生資源開發等項目採取「積極進入」政策,提高授信額度;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節能環保達標但屬於信貸限額管理的項目,採取「適度進入」策略;對高耗能、高污染行業設立環境准入門檻,採取「限制進入」政策。
此外,還應高度重視環保標准提高所帶來的系統性風險,採用利率杠桿對現有融資客戶進行結構調整,對以往發放的「兩高」行業予以利率上浮,形成對企業履行「節能減排」責任的硬約束。
3.業務模式創新是關鍵。在國內相關政策缺失的情況下,要有效應對低碳金融發展面臨的巨大投資成本,需要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把環境因素引入金融創新之中,積極開發相關的金融衍生品。具體而言: (1)開展碳權質押融資貨款,實現對企業「環保責任」的軟約束。只要銀行與CDM業主及發改委三方約定,客戶出售CERs所獲得的資金就只能進入指定賬戶,並在客戶不能償還貸款時,貸款銀行有權處置客戶獲得的CERs。(2)開發環境金融產品,並形成合適的產品結構。如建立綠色基金、發行綠色債券、完善綠色信貸,開展低碳掉期交易、低碳證券、低碳期貨、低碳基金等各種低碳金融衍生品的業務創新,改變我國在全球碳市場價值鏈中的低端位置。
(三)強化企業社會責任,為低碳金融發展提供條件保障。
1.轉變企業經營理念。低碳金融將企業的社會責任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層面,要求企業必須超越把利潤作為唯一目標的傳統經營理念,在生產過程中注重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有機結合。
要實現這一目標,可以從三方面進行探索: (1)建立企業節能長效機制,通過改進生產方式等手段提高企業的能源利用效率,突出低碳理念對環境和社會的貢獻; (2)購買「熊貓標准」中的碳減排指標,積累企業碳資產管理能力,實現碳中和; (3)進行公開透明的企業減碳行動,在實現企業自身碳減排目標的基礎上,引領和帶動其他經濟體的減碳行為,形成良好的社會氛圍。
2.規范碳減排的監督和約束機制。我國目前還沒有形成環保責任「自動履行」的社會輿論氛圍,企業缺乏可持續發展的生產價值導向,因此要促使企業履行「節能減排」責任,單靠企業自身的社會責任意識是遠遠不夠的,必須通過有效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來規范與管理。今後可建立或指定一個全國性的專業機構為中心,按行政區劃分設相應的信息採集點,組建「企業綠色社會責任聯盟」。在具體操作中,各地區監督中心負責區域內企業碳減排情況的調查與數據搜集,在核證完畢的情況下向中心報送,中心負責信息的比較和共享。對未按要求履行環境責任的企業,聯盟有權進行信息披露,相關金融機構可以據此對不達標企業設立環境准入門檻。
3.加快統一的碳交易平台建設。隨著碳排放權和排污權衍生為具有投資價值和流動性的金融資產,我國碳交易市場的規模逐漸擴大,現有的碳交易平台已經無法滿足低碳金融發展的需要。此外,我國各地的環境權益交易所彼此孤立、缺少聯系,離多層次的碳交易市場體系還有差距。要促進低碳金融的發展,必須充分考慮國內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在此基礎上制定公平合理的交易制度,加快統一碳交易平台的建設。具體而言,我國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總量控制與交易制度」的模式,按照「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對初始排放權按區域進行劃分[9]:
一方面,合理確定各區域的排放總量,由高污染地區向低污染地區付費,以此促進區域間的平衡發展,注重公平;另一方面,初始配額的分配可以考慮招標、拍賣等市場分配方法,以提高效率。
④ 與天為敵
確定地戰勝不確定性,這正是「桐廳與天為敵」的精髓所在。
一派堅持認為最好的決策是以由過去模式決定的限制和數據為基礎的;另一派則是基於對不確定的未來更大程度上的主觀信仰。這是一對從未解決的矛盾。
貝葉斯的定理著眼於這樣一種常見的情形,即當我們對一些事件的概率做洞頌出合理的直覺判斷時,還希望了解當事件果真發生後如何調整此前的判斷。
大數定律簡單說就是指樣本的觀測值與其真實價值間的差異會隨著觀察樣本的增加而消失。
「如果人的本性對於碰運氣毫無興趣的話,僅僅依靠冷靜地計算,人們就不會進行過多的投資活動」
時間是賭博中決定性的因素。風險和時間是同一事物兩個相反的方面,因為如果沒有明天就不會有風險。時間會改變風險,風險的本質由時間的范圍來塑造。
結果的不確定性越大,延遲行動的價值也就越大。
好賭的希臘人沒有發明概率,為什麼呢?因為對希臘人來說,真實只是那些可以被邏輯和公理證實的東西,他們對證據的堅持,將真實與只憑經驗的實驗完全對立起來。希臘人認為真實與可能性之間有著嚴格的界限,他們不能想像在日常混亂的自然界中存在任何形式的實體結構或者協調的事物。
處理不確定性的現代方法以度量開始,並使用機會和概率。首當其中的即是數字。
斐波那契數列遠遠不只是一種消遣。將任何一個斐波那契數列中的數除以它後面的數,數字3後的結果總是0.625,數字89後的結果總是0.618;數字越大,小數位越多。用數字2之後的任何數除以它前面的數,其結果總是1.6,在144之後,其結果總是1.618。希臘人知道這個比例,他們稱其為「黃金分割」。
形態是獨立於成長的。
希臘精神的獨特品質是他們對證明的堅持。他們更關心「為什麼」而不是「是什麼」。
印度——阿拉伯數字體系的核心是零的發明。
如果沒有合乎邏輯的結論,即使思想走得再遠,它也會停止的。只有當人們認為自己已經達到某種程度的解放時,風險管理的觀念才會出現。
第3章復式記賬法的推廣。
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希臘人對做實驗並不感興趣,他們只關注理論和證明。他們顯然從來沒考慮過通過復制某種現象足可以證實某種假設。這大概是因為他們認為日常事務是按部就班的,沒有什麼規律性。精確是上帝才要負責的事情。
概率總是有兩層含義,一種代表未來,另一種闡述過去;一個有關我們的看法,另一個有關我們知道的事實。
文藝復興時期卡達諾創作《機會賭博之書》是我們已知的第一本有關風險衡量方面的書籍。
三名法國人,帕斯卡費馬和梅森騎士。帕斯卡和費馬第一次創建了概率理論。這個理論用實際的數字來衡量概率,這和以前根據可信度來做決定是截然不同的。費馬和帕斯卡有關分配籌碼的解決辦法,長期以來被用來支付社會福利,它也是現代保險和其他形式的風險管理的基石。
決策應與我們對某個特定結果的渴望程度有關,並與我們對這個結果出現概率的信任程度有關。我們對某事渴望的力量,即功利。功利即將成為所有有關決策制定和風險承擔的理論的核心。
帕斯卡和費馬掌握著使用分類的方法來計算未來事件概率的鑰匙。
第五章17世紀的後半段
抽樣檢測方法使用以及在概率計算,這兩種方法是所有風險管理方法的基礎材料,涵蓋了從保險及環境風險度量到極其復雜衍生產品設計中的風險管理方法。
格朗特和配第是統計學的共同創始人。
抽樣調查、平均值以及何為常規構成了統計分析學的框架,並使信息服務於決策制定,同時影響了我們對於未來事件出現可能性的相信程度。
哈雷根據死亡人口和出生人口的數字,對總人口數做出准確的估計。下一步是根據年齡分布的情況設計一張表格。這個表格能夠用來計算不同年齡段的投納輪鄭保價格。
同樣在17世紀後半段現代保險業萌芽。
將對與決策相關的數學幾率的識別,轉變為對不定事件概率的估計。改變以往只是收集原始數據的情況,決定能用它們來做什麼。知識在這點上的進步方式比我們所見到的更令人驚詫萬分。
第6章,任何與風險有關的決策都涉及兩個截然不同,但又不能分開的元素,客觀事實和主觀意見。概率理論促成了選擇,伯努利定義了進行選擇的人們的動機。bonuli的基本論點是人們對風險有不同的價值評定。財富上的少許增長帶來的效用同以前擁有的財富數量成反比。效用觀點成為供求法則的基礎。效用成為博弈論整個體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彼得寶難題和漂亮50。
伯努利還提出了人力資本的概念,他認為除非被餓死,否則沒有人是一無所有的。風險不再是我們所面對的東西,風險已成為面向選擇的機遇。
即使在一場公平的賭博中,賭博者也會遭受效用的損失。因為財產上損失帶來的效用降低度,大於相同數量的收益帶來的效用增加度。因此大自然的警告是根本不去賭博。
第7章說的是,從現實的事實經驗中,推斷出預先未知的概率的研究。
樣本如何更好的代表他所代表的整體?鍾型曲線出現了。
反轉概率。10萬個大頭針中出現12個殘次品,那麼實際瑕疵率達到總數0.01%的概率是多少呢?
貝葉斯推斷體系的主要應用是使用新的信息來校正基於舊信息所得出的概率,用統計學術語來說是先驗概率和後驗概率的比較。
第8章,高斯在風險管理領域的成就,是現代風險控制管理理論的核心。
正態分布形態形成了絕大多數風險管理體系的核心。
判斷股票價格是否真正彼此獨立的最好方法是觀察其變化值是否成正態分布。實際上有足夠有力的證據來證明股票價格的變化成正態分布。
即使股票價格的變化成完美的正態分布形態,其平均值也不為零。股票價格的平均變化是大於0的。實際上股票價格平均漲幅不包括紅利收入為每年7.7%,標准偏差為19.3%。
某個投資者購買並持有股票70年,那麼最終的結果是很好的,而期望每三個月就盈利2%的投資者顯然是個傻瓜。
假如我們想知道股票價格在任何一個月下跌的概率,我們可以計算得出這個概率是45%。但是在任何一個月中,股價下跌超過10%的概率僅為3.5%。這意味著每30個月才可能出現一次這種情況,那麼每隔15個月股價就可能出現一次上漲或下跌10%的情況。
承擔更多的風險,要取決於從正常的背離中所產生的機會。
凱特爾將概率應用到道德和社會科學之中。
數據挖掘——只要你能夠反復鑽研數據,這些數據就能夠幫你證明任何你想證明的事物。
第9章用腦過度的人,就是高爾頓,他是優生學的創始人。
他用大量的證據來證明天才和傑出是遺傳的特徵。遺傳是特殊才能的唯一根源。
高爾頓提出了一個普遍原理,就是向均值回歸原理。回歸是理想後代的平均類型,偏離其父輩的傾向,並且大概要回歸到被稱為父輩的平均類型中去。
高爾頓提出的解決辦法就是限制低能人繁育後代,從而減少正態分布中左半邊的分布數量。
道爾頓的分析思路最終導致了相關性概念的產生,它可以用來衡量兩個不同序列事物的相近程度。
高爾頓將概率觀念從基於隨機性和大數法則的靜態理念,轉變為一個動態的過程。
第10章豆莢和危險。
為什麼回歸平均原理不能很好的引導決策,第一有時回歸平均的進程太慢了,一次震盪就能毀壞整個過程,第二回歸的力量可能太強,即使到達均值附近也無法停止,最後均值本身也是不穩定的,我們對於這個均值一無所知。
最聰明的策略是解僱近期業績很好的經理人和聘用近期業績很差的經理人。這個策略類似在股票瘋漲時賣的股票,在其狂跌時買入股票的策略。如果這種反向策略十分難以採用,我們還可以運用另一種方法來達到相同效果,那就是一往無前,解僱落後的經理人增加有好的經理人管理的基金,但是這樣做的前提是先等上兩年。
長期投資收益率的不確定性要比短期投資的不確定性小得多。隨著時間的變化,風險證券投資和穩妥投資收益的差異會顯著的擴大。
過度依賴回歸均值,會面臨趨勢中斷的風險。
每當股票收益接近債券收益時,股票價格就下跌。
無法想像的事情可能會發生,這使我懷疑從過去事物中推斷未來是否明智。(債券和股票相對關系的變化)
均值回歸在某些條件下具有巨大的力量,而在其他條件下則可能導致巨大的災難。
在沒有考慮支持這種進程的假設是否恰當時,永遠不要依靠回歸均值理論來開始行動。高爾頓的言論十分明智,他鼓勵我們去欣賞廣泛的觀點,而不僅僅是平均值的觀點。
第11章。這一章從概率論轉到了風險決策的角度。
在不確定的條件下,合理性和可度量性是決策的基礎,理性的人會客觀處理信息,他們在預測未來時所犯的錯誤都是隨機的錯誤,而不是樂觀或悲觀的固執偏見所造成的結果。
第12章
風險管理的本質就是把我們對結果有所控制的領域最大化,而把我們完全不能控制結果,和我們弄不清因果聯系的領域最小化。
當實際上僅是概率法則起作用時,千萬不要硬給結果指定一個特殊原因。沒有原因的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但是這個原因卻是晦澀的。
投機者的數學期望值為0。
根據混沌理論,許多看似混沌的事情實際上是一種潛在的秩序的產物。
阿羅是把風險管理概念應用於實際形式的奠基人。
在不確定的情況下選擇不是在拒絕假設和接受假設之間進行,而是在拒絕和不拒絕之間進行。
假設必須接受反證才能證明有效,在拒絕和不拒絕之間選擇清晰確切而且概率可測量的方式下,假設必須可以驗證。
奈特認為,風險和不確定性的區別。可測量的不確定性,或者說適當的風險,與不可測量的不確定性是截然不同的,因為前者根本不是不確定的。經濟學中不確定性問題的根源是經濟進程本身所具有的前瞻性特質所決定的。這樣一個不依賴於過去事件發生頻率的系統是極易發生意外情況,並且註定是多變的。
凱恩斯在二戰期間涉及了英國的融資戰略,戰後他通過談判立刻為英國獲得了大量的美國貸款,他還編寫了用於建立戰後國際貨幣體系的布雷森森林體系中的大部分條款。凱恩斯有關經濟學的觀點最終圍繞著不確定性展開,家庭儲蓄和消費金額的不確定性以及增加的儲蓄中,有多少被用來消費,並在何時進行消費的不確定性,最重要的是在指定了資本投入的情況下,利潤產出的不確定性。
凱恩斯提出了與放任主義政策截然不同的行動方針,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更加積極,不僅僅是用政府的需求來替代日益減少的個人需求,而是要廣泛減少經濟的不確定性。凱恩斯為我們帶來偉大的新思想,我們並不受制於未來,不確定性使我們獲得自由。
凱恩斯拯救經濟的方法揭示了,只要我們作出決定,我們就能改變世界。
第14章這一章博弈論出現了。從博弈論的角度看,幾乎我們制定的所有決策,都是一系列協商的結果。
《博弈論和經濟行為》是由一個物理數學家和一個經濟學家合作的。
納什均衡的結果雖然穩定,但它並不是最優的結果。
採用博弈論的方法進行拍賣活動的頻譜拍賣,這個例子很有意思。
博弈論和經濟行為藝術是以某個行為的關鍵因素為基礎的這個關鍵因素,是某人在效用最大化時的收益,依賴於他合理行為的所得,而效用最大化指的是在博弈論的框架下最大限度的利用可獲得的交易。這里的所得當然是假設的最小值,如果其他人犯錯誤的話,他可能會得到更大的收益。博弈論有關理性行為的假設 ,使得理性的概念被完美的定義,並被學術界廣泛接受。
馬克維茨的證券組合的選擇。馬克維茨從線性規劃轉向了證券組合的研究。
投資者們想要的是預期的收益,而不想要收益的方差,收益和方差間的聯系是馬克維茨證券組合選擇的根基。投資的多樣化是對付投資方差的最佳武器。馮紐曼和莫根施特恩已經量化了效用,馬克維茨開始量化投資風險。
馬克維詞用有效這個詞來描繪那些擁有最優價格和最小方差的正確投資組合,這種方法將從博弈論中學到的兩種常識結合在一起,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但是不要孤注一擲。
證券組合的選擇變革了投資管理專業,因為它將風險提升到了和預期收益相同的高度。
馬克維茨解決了計算單個證券協方差的全部難題,它的解決方法是根據市場的整體情況來估計每種證券的變化程度。使用貝塔這個字母來描述,在某個特定的時間段內,每種股票或是其他資產,相對於整個市場的平均變化。
變動性是否就能代表風險了?對於真正的長線投資者來說,他們並不關心市場的短期波動,他們相信下跌的一定還會漲回來。變動性代表的就是機會而不是風險。持有投資組合的真正風險是在期中和期末時,這個投資組合並不能為投資者帶來彌補成本的收益。
選擇市場時機是一個風險很大的策略,它的一個風險就是當市場出現較大的向上趨勢時,投資者卻置身市場之外。
夏普的文章分析了投資者財產變化和其持有風險資產的意願之間的關系。
第16章不變性的不足之處。
這一章說到了思考快與慢的丹尼爾卡內曼和他行為學的研究。我們做任何事情的時候都會時而進步,時而退步,反復不定,最終會回歸到我們平均表現的水平上,與是否得到他人存在毫無關系。
偶爾性的巨大收益,似乎能夠較長時間的吸引投資者和賭徒們的興趣,而持續的低收益則做不到這一點,這種反應對於那些將投資看作是游戲,如果是沒有進行多元化投資的投資者來說是最為典型的,多元化投資是很乏味的,見多識廣的投資者會將投資多元化,因為他們並不認為投資是一種娛樂形式。
卡尼曼用不變性的缺陷這個短語來描述,相同問題,以不同形式出現時,人們的選擇是前後矛盾的。不變性指的是如果a強於b而b又強於c,那麼理性的人會認為a強於c。
心智會計現象。如果信息過多,就會阻礙和歪曲決策,從而導致不變性缺陷,並且給予當權者機會來操縱人們所願承擔的風險。
概率的判斷和事件本身無關,而是和事件的描述相關,某個事件已被判斷的概率,取決於對這個事件描述的清晰性。
如果人們都如此愚笨,那麼我們這樣的聰明人為什麼沒有發財呢?
第17章理論警察。
決策後悔。
行為金融學,研究理性模型中的缺陷。行為金融學分析了投資者在風險和收益間是如何努力進行給予和索取的。
投資者們會過於重視新的信息,而忽視先前的很久以前的信息。
稟賦效應,我們傾向於對所擁有的事物以較高的價格出售,而對不擁有的相同事物以較低的價格購買。
理論警察,他們的工作是抓捕違反理性行為。
理性行為,體現價值的地方是市場上非理性行為的盛行為理性投資者,在上述比喻的消遣游戲中,提供了不計其數的機會,他們可以比被理論警察,緝拿的在逃的非理性投資者更容易叫停,把東西傳給鄰座或是佔到一個座位。
體現價值的地方指的是,盡管有很多證據證明市場上有很多非理性的行為,但是通過和非理性投資者進行對賭的方法進行獲利是十分困難的,由此可見市場行為是符合理性模型的。
對風險管理首先要強調的是投資多元化。從迷信到超級計算機這一決定性的一步即將邁出。
第18章,單邊賭博中的奇異體制
衍生產品是金融工具,本身並沒有價值。他們之所以被稱為衍生產品,是因為他們的價值源自於其他資產的價值,他們被精確用來防範由價格突然變動而引發的風險的原因。這就是他們所有秘密。
衍生產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期貨,你指定的價格在未來進行交割的合同。一種是期權,就是一方與另一方以預先制定的價格進行買賣的機會。
從理論上講,商品投機者在長期的情況下能夠盈利,因為大多數人的財政余額不足以抵抗波動性的風險,結果波動性的風險通常會導致價格的低估。
期權定價。期權的價值取決於4個要素,時間價格,利率和波動性。真正重要的是第4個要素,潛在資產的預期變動性。唯一重要的事情是股票價格變化的程度,而不是變化的方向。這是由於期權本身特性的原因,投資者的潛在損失僅限於購買期權的費用,而潛在收益卻是無限的。
任何使股票發生變動的因素都是重要的,因為跌得快的股票往往漲得也快,期權購買者會尋找表現活躍的股票,而出售期權的投資者希望股票價格穩定。
投資組合保險,動態規劃的細節取決於從起始價格到底部價格之間的差額,設計的時間段以及預期的投資組合的變動性。當市場開始下跌時,投資組合逐步變現,但是仍舊持有一些股票,當市場上漲是投資組合開始購買股票,但也要持有一些現金。結果是這個投資組合在上漲下跌兩個方向上的表現都有輕微的滯後,這個之後就構成了費用,市場的波動性越大之後所表現的費用就越多,它取決於所承保項目的不確定性。
看跌期權是一份合約,法律上規定如果期權持有者想賣掉股票,那麼出售看跌期權的賣方必須購買。假設買方總是存在,但是實際上無法確保在需要這些買方履行職責時,他們會適時出現。
動態規劃往往使投資組合保險低估了市場的波動性而高估了市場的流動性。投資組合保險的成本顯然應該比在紙上談兵時所預計的成本高得多。
為什麼套期保值工具會給它的持有者帶來巨大災難的?因為他的持有者增加了波動性的風險,而不是去限制這些風險。他們將公司的財政變為利潤中心,他們將小概率事件視為是不可能發生的事件,當面臨在確定性損失和賭博間進行選擇時,他們選擇了賭博。你不可能期望在不承擔巨大損失風險的前提下,會獲得巨大的收益。
前景理論預測本身已經遭受損失的人更願意去賭一把,而不是去接受確定的損失。
如果所有的存款人和他們的金融中介絕對沒有風險的資產進行投資的話,那麼潛在的商業增長就永遠不會實現。
生活不是沒有邏輯性的,然而他卻為邏輯學家設了一個陷阱,他看起來比實際上更精確更有規律,它的精確性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它的不精確性也是隱秘的,它的野性在等待中。根據混沌理論者所說,不精確性源於一種稱為非線性的現象,非線性指的是結果和起因不成正比。
在一個混沌的世界,野性總是在等待時機展示自己。
人類並沒有從神聖的上帝手中奪到社會的控制權,而是把它置於機會法則的支配之下。你相信上帝玩擲骰子的游戲,而我相信客觀世界中存在完整的法則和秩序。根據混沌理論者所說,不精確性源於一種成為非線性的現象,非線性指的是結果和起因不成正比。
混沌理論是一個敏感的依附於初始狀態的時代進化。混沌理論否決了不連續性的概念,看起來似乎是不連續性的,並不是突然與過去間斷,而是先前發生事件的合理結果,在一個混沌的世界,野性總是在等待時機展示自己。
應用混沌理論又是另一回事。混沌的時間序列的鮮明特徵是,預言的准確性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下降。
真實生活的歷史數據構成了一系列連續的事件,而不是一系列獨立的觀察資料,這是概率法則所需要的。盡管許多經濟和金融變數的分布近似一條中型曲線,但是這個圖形仍不完美,再強調一次類似真相並不等於是真相,野性隱藏於邊緣和不完美中。
⑤ 為什麼人民幣兌美元一直增值是什麼經濟現象
人民幣升值的原因
各國自身的交易制度與國際交易制度在性質上是完全不同的。它的基本功能是推動國際分工規模的增加、國際合作關系的擴大。國際貿易的好處主要來源於比較優勢的發揮。一個國家及地區能否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或者說利用比較優勢發展經濟對於該國家、地區的經濟福利增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進行國際貿易也可以說對外開放是一個國家得以發揮比較優勢的基本通道和引擎。更進一步的是推動一個國家制度的全面發展。眾多研究表明,更為開放的國家要比相對封閉的國傢具有更好的經濟福利增長。不言而喻,對外開放可推動分工規模擴大,貿易量的增加,將推動生產要素流動性的加快,有利於一個國家按照自己的資源優勢及要素稟賦來選擇適合於自己的技術結構及資源結構,以比較優勢的原則參與國際分工,發揮貿易對經濟福利增長的引擎作用。
然而,能否發揮國際貿易對經濟福利的增長作用,不僅取決於一個國家的經濟管理戰略選擇,更取決於經濟管理者對交易制度理論的認識。從目前國際貿易理論上,只能得出如何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爭取一個外向型模式,諸如增加科技產品出口、提高企業效率等等。但對於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模式,諸如經濟發展戰略管理、匯率管理等等,則是模糊的。可以從這次人民幣升值的大討論中看得出來。
人民幣匯率問題被吵得沸沸揚揚,可以說狼煙四起,不僅有日本的發難,更有美國的通牒。令人擔心的是我們國內的經濟理論家普遍認為人民幣值被低估。使用的理論:一是購買力平價理論,二是外匯平衡理論,三是銀行對匯率的管理。這都是事實,畢竟是美元在我國購買價要比在美國購買價低得多。在匯率的形成中,央行在外匯市場上的操作對人民幣匯率有決定性作用。持上述理論的經濟學家忽視了一個基本現實,傳統國際貿易理論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產生的。在固定匯率制度中,匯率的變動是一種總處在邊際價格的調整上,就是說國際貿易產品只能是商品價值的交易。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後原有的理論已經失去存在的基礎,現在還用它作為理論指導就不能不發人深思了。①國際貨幣多元化流通中,各國之間消費品價格的變動與匯率的變動是不相關聯的,源於匯率價格變動軌跡與國內消費品市場價格變動軌跡無論如何說也聯系不到一塊。硬把兩者放在一起只能說明對不同的勞動價值形成中價格運行軌跡的無知。②國際貨幣多元化流通中,對外不平衡是相對的,是內部不平衡的表現。立腳點應該調整國內宏觀經濟管理達到一個新的平衡水平,推動、促使對外平衡。③中央銀行外匯市場的操作無可非議,關鍵是如何看待。為實現經濟福利的不丟失,對外匯市場的操作不僅必要,而且必須。
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忽視了交易制度的功能。科技進步能提高經濟體收益是不錯,但這一收益必須有了價格才能成為現實,然而收益實現的同時也有一部分外溢。源於貨幣有這種分配功能。應當記得,科技進步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需要投入成本。對一個生產單位來說收益是增加了,相對貨幣流通的一個經濟體來說,還是經濟收益等於經濟成本。在兩兩交易中,對一方是收益外溢,對另一方就是(經濟)福利增加。在國際貿易中,當貨幣和金掛鉤時,實行固定匯率制,各貿易國不存在經濟福利丟失問題。經濟福利外溢有著明顯性,即金的丟失。從理論上講,交易對象是商品價值形態,RHP=V+LI+G/M。出口國際需求量大的產品就有經濟福利增加。目前不但貨幣和金脫離,而且貨幣是多元化浮動匯率,是交易制度性質的變化。交易對象是市場品價值形態,RHP=(V+LI)R/C,而非商品價值形態。所以匯率價格的運行已經不是邊際價格調整而是效應價格運行,呈S型,就是說升值壓力表現為加速度形式。所有後起東亞國家都經歷過,而且都是在S型的加速期出現了經濟危機。
在市場品價值形態交易制度中,人均貨幣收入與生產率的比等於總消費與總積累的比。RHP/C+LI=R/C。當保持一定的積累增長率時,相應提高了生產率增長,相伴隨地是消費增長及RHP的增長。通過出口貿易彌補了國內消費增長的不足,只能通過提高RHP增長來平衡。當出口進一步增長相對RHP不增長時,就會有大量的剩餘貨幣出現,表現為國際貿易順差增加。一旦本幣出現升值預期熱錢就會滾滾流入,推動國內經濟泡沫產生。這是國際貨幣多元化交易的基本功能。
在這一功能機製作用下,匯率變動與國內要素流動性增加成正比,與國內要素流動性減少成反比。這說明在一定國際貿易依存度的基礎上,其幣值代表著該國勞動能力的價值。就是說,幣值的上升實質是勞動力價值的升值。這一現象構成國際經濟福利的初次分配。當一個國家貿易順差大量增加必然引出各種各樣的爭端與摩擦,進一步的是經濟問題政治化。妥協的途徑有二:一是本幣升值,二是輸出資本。前者稱作經濟福利丟失,後者稱作經濟福利外溢,這樣一來,使所有參加貿易國都得到好處。這一現象構成國際經濟福利的再次分配。而提高國內要素的流動性來增加外匯資金的吸收能力,通過減少外匯儲備來實現經濟福利增長構成國際經濟福利的最終分配。
問題是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看不到這一點,才有了人民幣值被低估的普遍性認識。這種認識必須改正,否則不可能認識到人民幣5%的升值丟失了我國二年以上的國際經濟福利。更使人憂慮的是這樣下去,使我國經濟發展趕超戰略毫無希望。一,如此下去,25年人民幣有可能升值100%,RHP增長40年趕不上日本,趕上美國就只能是一種理想。二,在國際貿易中,小國可以從一項國際分工中獲得經濟福利的高增長。中國是一個大國無法創造出國際單項分工的現實。三,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由於對交易制度理論的無知,也就不可能認識到落後國趕超先進國家的條件。這個條件就是,已經形成國際分工的先進國家在要素流動性增加推動經濟福利增長方面已經沒有多餘的潛力可挖,相對落後國家——特別是中國這樣的大國,50年的時間里無論經濟改革有多快,都不存在要素流動性增加的制約。落後國家有著要素流動性增加的大空間是縮小與先進國家差距的唯一根本性條件。
(二)國際貿易均衡理論
(1)給出一個平衡公式:
A(R/C…ZGY/W…P/V+LI)/B(R/C…ZGY/W…P/V+LI)
公式的含義是兩個國家幣值的比較。幣值相比較取決於三大變數:消費與積累的比率、商品價值量(Z表示人均持有貨幣增長,G表示基礎貨幣,Y表示貨幣發行量增長,)、人均貨幣收入增長與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的比率。假設上面參數相同時,AB二個國家貿易的發生是源於行業產業結構的不一樣。這種國際貿易完全是相對優勢的發揮、資源共享,導致收入均等化趨勢。經濟福利的增加取決於貿易量的增加。這可有相對開發的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封閉的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得到證明。但是這個假設是建立在金(銀)等實物貨幣之上的假設。
目前國際貿易已經不存在實物貨幣交易制度。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後轉變為紙幣交易制度。這個制度的變遷有二個決定條件:一是貨幣完全與金脫鉤,二是國際上多元化貨幣的存在,並自由兌換。在1980年以前只能說是准紙幣交易制度。沒有交易制度經濟學知識的學者不可能認識到交易制度的改變就改變了產品的勞動價值形態。
國際交易制度的改變幾乎使全部的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失去存在的基礎。但是社會認識有著「路徑依賴」,落後於事物發展進程。這就是中國經濟理論家死抱著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不放的根源。
(2)傳統國際貿易理論說明內外經濟失衡的公式;
S-I=EX-IM……(1)
公式的左邊表示儲蓄和投資的差額,右邊是出口和進口的差額。投資大於儲蓄,進口大於出口成為雙缺口;反之成為雙剩餘。通過統計可知,1994年為界前15年表現為雙缺口,但可以說缺口不大,可稱得上基本平衡。
BP=(EX-IM)+(IF-OF)……(2)
這是在經常賬戶的基礎上引入資本賬戶。BP表示為凈出口和凈資本流入之和。統計可知,1995年後我國保持著雙順差。2005年突破2000億美元。
張曙光通過上面二個公式的應用指出「在堅持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下,正是雙順差的持續,才產生了匯率升值的壓力。」可見傳統平衡理論忽視了引起雙順差的的根本原因是國內經濟的不平衡即消費積累的不平衡與勞動生產率和人均貨幣收入增長率的不平衡。把它看成固定匯率的結果是以偏蓋全。
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後,中國為什麼採取人民幣不貶值戰略?並且實行固定匯率制?這些經濟學家不知道是為了與美國尋求合作。
為什麼要合作?1可以學到許多現代化的金融管理知識。2可以模仿學習美國的國內經濟運行平衡管理方針。3減輕中國應對金融突發事件壓力。
所以就不可避免的出現了中國與美國的雙向依賴。中國搞生產,美國發貨幣;中國人製造商品由美國人消費;中國經濟增長雖快卻沒有出現通貨膨脹,美國發行貨幣雖多卻沒有出現通貨膨脹之憂;中國有著雙儲備(外匯和儲蓄)屢創新高沒有經濟滑坡,美國雙赤字累創新高 經濟運行安然無恙。但這種貿易格局使中國成為財富創造者,美國成為參與財富的分配者。導致中國的凈福利流出,美國凈福利流入年2000億美元以上。
現在我國頂住美元要獲利了,中國經濟學家又建議人民幣升值讓經濟福利繼續丟失。其根源在於國際交易制度理論知識的欠缺。
那麼,中國的經濟學家錯在那裡呢?
(3)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比較是復雜的,單純勞動生產率的比較更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影響勞動生產率的因素有好幾個:有商品價格;消費增長率;積累增長率;相對的還有人均貨幣收入增長率;貨幣發行量增長等等。這讀者不難理解,比如貨幣當局發行的貨幣量多時照樣出現商品價格的上升。
可見我國的大腕經濟學家都是假定上述的因素不存在。他們的思維方法是,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引出商品量的增加相對美國價格偏低從而導致商品向美國流動量的增加,才出現了我國巨額的順差。
在我看來,根據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快於美國就說「實際匯率」已經升值,「名義匯率」也必須升值的思想是極其愚蠢的。因為這種思想忽視了在匯率調整、降低外匯儲備中的多種選擇,而是把人民幣升值看成唯一的方法。例如,1提高工人工資待遇,取消出口企業的優惠政策。2采購外國商品,對沖外匯儲備,補貼國內用戶。3增發貨幣量,提高社會保障覆蓋率。4增發貨幣量,對教育、醫療、住房的個人提高補助額。總之,國家無論使用那一個方法都可以提高我國的商品價格,來消除人民幣升值預期。
看來經濟學家們甚至忽視了1994年以前我國是如何形成雙缺口的及其主要因素是什麼。
(4)從外匯市場上看,人民幣確實存在著升值的壓力,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人民幣遭遇如此大的升值壓力?我們的基本結論;可分為兩個方面即實體因素與貨幣因素。
在國際上,世界基礎貨幣增長速度比我國快著一倍。1997年以來全球基礎貨幣增長速度遠遠超過經濟增長速度。每年高於10%,甚至達到25%,相對經濟增長只有2—5%,二者差距越來越大。尤其是美國一直保持低利率,無節制的大量發行美元。同時現行的國際貨幣儲備格局使各國銀行,特別是亞洲中央銀行通過外匯市場的干預支持美國的巨額「雙赤字」,導致世界基礎貨幣增長迅猛。根據IMF國際游資統計,20世紀80年代國際短期資本為3萬億美元,1997年增加到7.2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生產總值的20%。僅對沖基金已達8000多隻,有1萬億美元資產。
而中國的基礎貨幣發行量正好相反,比1997年下降近90%。
在國內由於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及國家平衡經濟運行的不信任預期下個人與企業對經濟行為進行調整:一是海外資金迴流近500億美元。二是我國在海外的企業與個人的收入的轉移支付2000年只有幾萬億,部門轉移也不大,2004年卻增長2倍。三是外資企業收益匯出減少。四是外貿部門在中國結匯增加。這四個方面就組成「游資」,是國家無法管制的。它和我國的經濟學家對人民幣走勢的分析判斷密切相關。
在實體性經濟因素上,我國經濟運行平衡管理能力差。1)我國這幾年消費增長率呈下降趨勢,而與先進國相反。這說明在個人收入方面,諸如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社會保障制度上沒有基礎貨幣的支援,和美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差距太大。2)在虛擬經濟制度上差距更大。因為我國在股票市場,期貨市場的建立上指導思想的錯誤,到目前也沒有走向正軌。只要企業經營不和股票付息相聯系,期貨經營不和實物商品交割相聯系,證券市場就永遠不可能走向正軌。這樣一來,也就不能有吸納外資投資的功能,才有外資充裕的表現。3)作為經濟管理體的國家,一般地說,增加基礎貨幣的發行只要用在對國民社會保障的提高上是可以得到支持的。中國政府沒有這種理念的操作從而破壞了消費與積累的平衡增長。4)在先進國家,是各類企業在發展權利的平等。而我國對企業的管理是等級制度,這就造成低價的競爭機制格局。導致科技期貨市場的低迷,僅此一項就少著上千億美元的吸納。(數據來源於夏斌,陳道富2006,2)。
(5)同一商品為什麼在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價格?比如麥當勞的漢堡包在全世界質量是一樣的。2004年1月,在中國是1.23美元;在美國是2.80美元;在歐洲是3.48美元。這種現象給購買力平價理論一個很大的打擊,無論採用什麼樣的「藍子貨幣」來計算都有個被質疑的問題。由此而來也成為給勞動生產率決定價格理論定性為「偽理論」的依據。就是說在勞動率上全世界的漢堡包是一樣的,在生產率上的表現上卻有著不一樣。由此也說明人民幣「實際匯率」已經升值是來源於中國「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完全是個「偽理論」。
從理論上講,決定商品價格的因素有多種,P=(V+LI)…R/C…Q/M。相對國際商品交易其價格不僅只有勞動生產率因素還要加上需求與供應的比率和消費與積累的比率。盡管不同國家在產業結構上不同與生產要素流動速度有不同,但在一個國家內部總有一個平均率存在著,因為商品交易行為有這種功能。換言之人均貨幣收入增長率的不同使同一商品有著不同的價格表現。與我們觀察到的是人均貨幣收入增長率與同一商品的不同價格相關聯是一致的。
同一商品在人均貨幣收入增長率高的國家價格也高,相對在人均貨幣收入增長率低的國家其價格也低。二者的比率相等。
所以我們說人民幣升值並不能改變中、美兩國的購買力平價的比率。但是在短期內對進出口卻有著很大的影響。從長期來看並不能改變中國外匯儲備上升的趨勢,而是改變了(縮小)外匯儲備的名義價值。從另一方面看相對中國而言既然想改變這種出口大於進口的現象,為什麼不能取消對出口企業的補貼,給予國民待遇呢?為什麼只能用人民幣升值的手段來調整出口大於進口這個事情呢?
(6)為什麼所有的國家都對出口產品進行不同程度上的補貼呢?
顯然推行出口補貼是推動人均收入均等化的首選手段。比如美國對糧食進行高額補貼,其原因是不對糧食生產進行補貼,那麼糧食生產就有可能被淘汰。在工業發達國家農民收入沒有別的方法來實現與工業收入的相等,只有對糧食進行補貼才能實現這種相等。
在中國對工業產品進行出口補貼就有問題了,有著追求經濟增長、提高政績的質疑。在加上這種努力帶來人民幣的升值,經濟福利的丟失,更讓國民懷疑追求經濟增長目標的純潔性。眾所周知對出口進行補貼,增加出口產品的生產能提高就業來推動國民收入的增長。問題在於,既然如此為什麼不使用人民幣貶值的手段來推動出口的增長,進一步增加就業,增加國民的收入呢?
(7)最近,從報刊雜志上發出一種聲音,說「美元發行不受約束」,「這將導致世界資產泡沫產生」,「超美元供給將破壞儲備貨幣與世界經濟發展的平衡」,等等。在我們看來,這是中國經濟學家標準的官僚主義思想意識在作怪:
1, 美國從發行貨幣上,年獲得不下於6000億美元的貨幣收益用來補貼國內個人社會保障支出。我們喊喊,是不是美國人民就聽我們的?反過來說這種喊叫,在美國人心中完全是一個白痴。美國人民是不允許美國政府如中國政府那樣只顧官僚階層的收益而不管一般勞動大眾的社會保障的。人民幣升值以來,匯兌損失幾百億人民幣,卻沒有一個部門的官員為其負責本身在西方國家就是一個怪事情,在美國人民心目中這是不允許的。
2, 作為一個國家的政府為自己的國民謀福利收入是無可非議的。相反非議別國政府為國民謀福利正好說明自己缺乏為國民謀福利的思想意識。中國是一個大國,在貨幣經濟上應該向美國學習。而學習的最好方法就是與美元棞在一起。這是中國經濟發展中唯一正確的發展戰略。如果政府在這一點上講信用的話,人民幣就可以很快成為國際貨幣從而分享美元年數千億的貨幣收益。我們只所以做不到,根源在君主制官僚體制上重大決策讓一兩個精英說了算。在東南亞經濟危機時人民幣應該貶值來減少損失,我們卻盯住了美元就是為了受損失。目前我們應該盯住美元才能獲利政府卻要人民幣升值,也是為了受損失。我真不知道中國政府中了那門子邪。
3, 就短期抑制外匯儲備上升過快來說,政府完全可以由經貿部牽頭組建商品對沖集團服務企業。從美國進口我們不能生產的民用產品,銷售不出去時通過增加基礎貨幣對這些產品補貼來糾正進出口的不平衡,從而增加國民經濟福利。有人說「發票子」將導致物價上升、人民幣貶值。是的,這不正是我們想要的嗎?如果用發票子的方法能把外國的東西買回來並賣給勞動人民的話,那麼我們何樂而不為呢?
4, 美元利率的不穩定必然造就世界上某個國家的金融不穩定。根源一是經濟體小與放開外匯管制相關聯;二是國際貿易的競爭引出各種自然資源價格的不平衡總要出現資源供給斷裂的時候,進行強力的調整來打擊金融資產泡沫。這種現象應引起中國政府高度重視。今年夏初我國房地產、股市已經出現這種苗頭。其根源就是人民幣升值預期引起的。如果人民幣升值的趨勢得不到遏制那麼中國將步入上個世紀80年代末日本的後塵。這一點就是我堅決反對人民幣升值的由來。
外貿平衡商品對沖企業的建立,它的偉大作用有以下幾點:1作為外貿部門直接領導的企業,可以有選擇的進口我國短缺商品,平衡進出口貿易可提高經濟福利。2這種商品對沖服務能化解我國出口貿易的磨擦。為對我國的所謂「低價傾銷」案找到一個新的化解途徑。同時起到為我國密集型勞動產品擴充國際市場的作用。3隻要是對我國呈現逆差的貿易國,商品對沖企業就可參加向該國推銷產品的談判,從而擴大出口,增加就業。4用商品對沖外匯儲備能使經濟福利增長,相對用貨幣來對沖高外匯儲備的操作必須支付正向成本時,用商品來對沖高外匯儲備的操作總是處在負成本中。
(三)小結與建議
小結:匯率的比較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可以說相對眾多的比較方法而言,我們面臨著一個優先秩序的選擇:1)購買力平價的比較實質上是一個國家之間勞動生產率的比較即相對一個國家總有一個勞動生產率的平均化問題。所以同一質量商品價格的差別實質上是一個平均化勞動生產率增長的差別。由此而來兩國之間匯率的變動與均等化勞動生產率增長的變動沒有直接的聯系。2)購買力平價的比較也可以說是兩國之間商品價值的比較。決定商品價值的因素很多,把諸因素都進行均等化的計算是辦不到的。所以把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看作「實際匯率」的提高在統計上就沒有可信度。例如從人均產值上看,我國雖然有著10%增長率但在人均產值增長上並沒有美國高,說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增長快於美國必然是拿我國部分產業勞動生產率增長與和美國接近均等化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相比較,從而失去科學性。3)由此看來,認為人民幣匯率被低估,其基本根據就是中國經常項目長期順差的存在。但是他們忽視了中國與日本、韓國、東盟長期逆差的存在。我們認為說人民幣被低估無非是希望用貨幣來對沖貿易的不平衡而已,看不見用購買商品照樣可以對沖貿易的不平衡。4)主張人民幣升值的觀點,無非是認為長期的高外匯儲備引出人民幣升值預期將惡化國內資源配置。(我們的觀點與此相反,長期的高外匯儲備正是國內資源配置長期惡化的結果)這種思維方法有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在對待高外匯儲備上看作人民幣匯率的扭曲從而把簡單問題復雜化:一是把兩國商品貿易的不平衡拉向兩國貨幣幣值不平衡的比較上;進一步的是拉向商品價值的比較與兩國之間勞動力價值的比較上。在這個問題上就世界經濟學理論也沒有一個共識的標准,使之成為一個永遠無法解決的問題。反之用我們的觀點可以清楚的看到高外匯儲備來源於決策當局的「獎出」「限入」的錯誤政策;只著重積累投資的增長、忽視消費產出的增長是政府無法逃脫的系統性責任。這樣一來,人民幣匯率被低估的觀點實質上開拓了政府的責任而且阻礙了迅速扭轉高外匯儲備的手段的探討。
主要參考文獻:
李揚等:《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回歸有管理的浮動》《經濟研究》2005,8。
夏斌等:《國際貨幣體系失衡下的中國匯率政策》《經濟研究》2006,2
張曙光:《人民幣匯率問題:升值及其成本---收益分析》《經濟研究》2005,5
王海鈺:《交易制度理論探討》《理論前沿》2005,12
王海鈺:《中國:應走人民幣貶值之戰略》本網。
⑥ 紅酒先生:破除經濟金融化,走中國特色的金融之路
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化下的人類 社會 發展模式和世界秩序產生深遠的影響。在這場大疫面前,應該重新思考國家發展戰略、國家安全戰略,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等問題,特別是對金融的認識和定位問題。
金融,無論從什麼角度來看,它都處在現代經濟 社會 網路的樞紐位置,其發展模式與狀態關繫到經濟 社會 資源配置的效率、安全,以及經濟 社會 能否長治久安和持續發展。
近幾十年來,我國金融界一些人士一直自覺或不自覺地把美國當作現代金融的樣板,並呈現出相當程度的盲目性,這種盲目性的根源是新自由主義的影響。 而美國在這場大疫中的混亂表現,讓全世界吃驚,使不同意識形態、不同價值觀的人都在思考,這是為什麼?
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近日說:「美國過去一直沿著新自由主義的理念前行……認為市場自身就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在過去的半個世紀,美國一直在做這項實驗,現在我們應該承認:實驗失敗了。」也許這些已經發生並在繼續的變化,能夠幫助國內部分金融界人士破除對美國金融模式的迷信。
倫敦國王學院中國研究員克里·布朗認為,西方 社會 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存在思維定式,首先需要的是解放思想。我認為,今天的中國金融界也需要解放思想,立足中國國情,立足 社會 主義的價值觀去思考中國的問題。我們必須來一場思想解放,破除金融發展路徑上的「洋迷信」「洋八股」。
經濟金融化難以為繼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新自由主義旗幟下的美國,一反羅斯福新政下長達四十年的金融抑制政策,放任金融業背離為實體經濟擔任融資中介的產業服務模式,以創新為名,通過金融衍生品和金融杠桿投機套利,瘋狂追逐利潤,逐漸轉變為赤裸裸的金融交易模式。至2008年,該模式「登峰造極」,隨即爆發了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嘯,重創全球經濟並影響至今。
遺憾的是,我們似乎還沒來得及深刻分析和思考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前因後果,僅稍作停頓之後,就加快了仿效美國金融的步伐,開始了經濟金融化。
人們對投資金融、投身金融趨之若鶩,大量新設的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不斷涌現。美國金融海嘯前的2006年,我國商業銀行、保險公司共計238家。2019年,我國商業銀行、保險公司增加至447家,13年裡增加了88%。其中,保險公司增加更多,增加了120%。
以賭上市、投機套利為宗旨的私募基金更如雨後春筍,除此之外,還有數十萬家未登記的類似企業。影子銀行業務、各類金融機構的理財業務、P2P、上市公司垃圾股的「借殼」「炒殼」等泛濫成災,房地產、大宗商品金融化。
金融衍生品以金融創新為名,甚至打著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旗號,從場內蔓延到風險更大的場外,從金融期貨蔓延到商品期貨,風險不斷疊加,結構愈發復雜。杠桿交易、高頻交易等以計算機技術為基礎的演算法交易四處流行,使得金融市場更加脆弱,危機四伏。
近年來,無論央行怎麼放水,資金都很難流入實體產業乾涸的田地里。這不是央行的貨幣政策有問題,而是金融和金融化的房地產來錢快、賺錢多的示範效應產生的巨大虹吸作用。
這些被虹吸的資金一方面在金融市場空轉讓金融機構賺得盆滿缽滿,正如前幾年一位銀行行長所說:「企業利潤那麼低,銀行利潤太高了,自己都不好意思。」另一方面,實體經濟在漸漸收縮,慢慢吹大了金融泡沫。近年來,中國經濟動力減弱,逐漸下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經濟的金融化。
這里,我想用一組數據來簡單描述一下我國近十幾年來經濟金融化的趨勢。我還是以美國金融海嘯前的2006年為例來進行比較。2006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18784億元,2019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61996億元,後者比前者增加了2.3倍。
2006年,我國金融企業利潤總額3950.10億元,2019年,我國金融企業利潤總額29612.74億元,後者比前者增加了6.49倍,該增長幅度為同期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長幅度的282%。
2006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與金融企業利潤的比值為4.8:1;2019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與金融企業利潤比值為2:1.短短十三年,工業企業利潤在整個經濟總量中權重的迅速萎縮和金融企業利潤比例的大幅提升,說明了經濟的金融化趨勢已經十分顯著。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的第一季度,中國經濟受挫下滑6.8%,中國上市銀行凈利潤卻同比增長5.62%,這種現象匪夷所思。金融化的經濟從 歷史 規律和現實樣板兩方面來看都將難以為繼,讓人憂慮。
製造業才是經濟的安身立命之本
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影響力不斷增加、地緣政治環境十分復雜的大國。不同於靠自然稟賦吃飯,可以被動或主動接受國際分工,偏安一隅的小國,無論從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經濟良性循環持續發展來看,還是從維護國家安全形度來看,中國都必須建立相對完整、自成體系、 健康 均衡的產業系統與經濟生態。
我們不能過度考慮比較優勢,幻想國際分工,否則將「不能呼吸」,不僅經濟發展難以為繼,還會嚴重影響國家安全。中國經濟系統的基礎動力就是製造業。製造業的重要地位無論在前工業時代(手工業)、蒸汽機時代、電氣時代還是今天的互聯網時代都是不可動搖的。
製造業和給人們提供食糧的農業一樣重要,是真正的物質財富的創造者,是一切經濟活動的源泉、動力,其他行業與其有著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依存關系。沒有製造業的支持,其他行業將難以為繼,所有虛擬經濟、所有服務業的基礎都是製造業,包括風光無限的互聯網經濟都概莫能外。
製造業是整個經濟系統的核心、基礎,處在一個最為重要的位置。製造業產業鏈的完整與否,成熟程度如何決定了國力、國運和國家的經濟安全、公共衛生安全和國防安全。製造業是中國經濟安身立命之本。我們必須心無旁騖,以舉國之力全力以赴。
為了維護中國製造這個國之根本,還必須澄清服務業與製造業的主次關系。多年來,有些人看見西方國家,包括一些經濟落後於我們的發展中國家,服務業佔GDP的比重遠高於我們,就提出了要建立服務業大國的觀點。這種觀點是否正確呢?
首先,服務業在經濟結構中的比重增加是由於製造業的發展為 社會 生活領域提供了技術支持,創造了需求。同時,製造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技術進步也為勞動力向服務業轉移提供了可能,間接支持了服務業的發展。
簡而言之,服務業的發展是因為經濟技術進步、 社會 生活變化而出現的一種自然而然的變化,不應該是人們刻意追求的目標,不該本末倒置,盲目推動其發展。
其次,服務業特別是生活性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相對較低,單單發展服務業會影響經濟增長水平。
我們既要發展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所需求的生活性服務業,又要引導發展生產率更高的製造業和為製造業提供配套支持的生產性服務業。在推動中國產業發展的問題上,要建立正確的觀念,引導產業優化升級。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庫茲涅茨提出,產業結構升級的關鍵是資源從生產率較低的部門向生產率更高的部門轉移,從而使經濟整體的資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因此,我們在制定產業政策時應該有正確的方向,不要逆庫茲涅茨的資源優化配置方向而動。
最後,美國等西方國家近三十年來盲目發展服務業、金融業,推行「去工業化」政策是失敗的。實施「去工業化」政策,不僅導致美國產業失衡、產業軟化,嚴重影響整體經濟體系正常循環,而且造成大片「鐵銹地帶」,貧富差距加大,出現 社會 分裂。這次新冠肺炎大疫來臨之際,因製造業的缺失,號稱世界頭號發達國家的美國連最基本的公共衛生安全也無法保障,一片混亂。
因此,我們在經濟發展戰略中切忌盲目模仿美國,堅定而踏踏實實地建設製造業大國、強國。
放任金融盲目發展可產生重大風險
若放任金融越位發展,不僅不可能使其安於服務實體經濟本職,而且會妨害實體經濟的發展,侵蝕中國製造,造成工業與金融此消彼長的現象。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堅決打好三大攻堅戰,其中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的重中之重就是防範化解重大金融風險,為此,必須明確兩個問題:一是重大金融風險可能出現在什麼地方?二是出現這種重大金融風險是現代經濟 社會 發展必須承受的代價嗎?
換句話說,現代經濟 社會 發展是否必須採取充滿風險的金融自我服務模式,只能一路沿著伴隨風險的獨木橋小心前行,別無他途?難道必須像美國一樣,一次次遭受金融風暴的蹂躪嗎?要防範化解這些如影隨形的金融風險,只能是加強監管,小心防範,這就是現代經濟的宿命,果真如此嗎?
我們一個一個問題來看。
第一,重大金融風險可能會在哪裡出現?
金融風險有多種類型,在許多經濟活動中都可能出現,而重大金融風險往往發生在金融交易市場。在金融交易中發生風險概率最大、沖擊烈度最高的就是杠桿交易和同樣具有杠桿放大作用並有跨市場風險的金融衍生品交易。
第二,為什麼要有金融交易市場?
金融交易市場也有多種類型,這里以最為典型的股票市場為例。為了給實體經濟提供直接融資服務,我們需要發行股票的一級市場;為了給持有股票的股東提供配置資源、轉讓股份的便利,需要為他們提供一個交易股票的二級市場。一級市場的融資能力與二級市場的流動性成正比,息息相關。因此,為實體經濟提供直接融資服務,必須有一個交易比較活躍的股票交易市場。
第三,股票等交易市場一定會有重大風險嗎?
毫無疑問,任何交易都存在不確定性,都會有風險,金融交易也不能例外,但卻不一定會有重大風險。從 歷史 和市場實踐來看,傳統股票現貨市場風險有限,重大金融風險往往與杠桿交易和衍生品交易密切相關。
第四,為什麼會有杠桿交易和金融衍生品?
杠桿交易與衍生品「創新」的理由是為市場提供流動性,抑制市場波幅和管理對沖風險。
第五,杠桿交易與金融衍生品的市場真相。
融資融券是杠桿交易的主要形式。名義上,融資融券是為市場增加流動性,促進市場雙邊交易、穩定市場,但在市場實踐中,卻是另外一回事。
在股票市場,投資者或者投機者是否積極入市,要看大市氛圍。熊市或市場冷清時使用融資杠桿的投機者鮮有入市,在市場需要流動性時不可能為市場提供流動性。當市場進入牛市熱鬧起來,問題不再是市場缺乏流動性,而是防止市場過熱流動性過剩時,投機者卻會利用融資杠桿大舉入市,迅速吹大股市泡沫,透支牛市,縮短牛市周期,加大股市風險。
當股市泡沫破裂、市場進入下跌通道時,投機者不僅不會繼續融資增持股票,主動或被動平倉拋售股票,還會反向操作利用融券工具與其他衍生工具做空股市,反方向套利,助推股市暴跌。
在市場實踐中,品種紛繁復雜的股指期貨、期權,外匯期貨、期權,期貨期權等場內、場外金融衍生品,不少都是以對沖風險、平抑市場波幅的風險管理工具為名設立的。這種名義在微觀狀態下可以成立,但放在宏觀層面來看,它卻是錯誤的。金融衍生品在多種內外因素的疊加作用下,甚至是在小概率事件的影響下,將會發生無法估量也無法控制的核裂變,非但不能控制風險,還會造成金融危機。
正如一位在1984年被邀請開始參與華爾街開發金融產品和交易模型,並被認為是他引發了20世紀晚期兩次最重大的金融危機的麻省理工經濟學博士,理查德·布克斯塔伯,在他所著《金融的魔鬼》一書所指出的那樣:「我們試圖改善金融市場的狀態,卻直接導致了金融市場的結構性風險,而風險的源頭正是我們通常認為的創新。我們採取了許多措施……增加了金融衍生工具的復雜性,因此不可避免地引發種種危機。復雜性下邊潛伏著大災難。」
防範重大金融風險不能僅僅依靠被動監管,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把金融關進服務實體經濟的籠子里,用制度限制金融業以「創新」為名為所欲為,自我服務。對於擅長衍生品交易、專事投機套利的海外金融機構,我們也應保持清醒。應該鼓勵直接投資,限制金融衍生品投資。
資本主義的周期不是 社會 主義的規律
歷史 是一面明鏡,面對當今如火如荼的經濟金融化,我們應該回顧 歷史 ,特別是回顧資本主義在西方興起後500年以來的 歷史 ,看看 歷史 中的興替周期能給我們什麼啟示。
從公元1500年前後開始的大航海時代,先後造就了西班牙、葡萄牙王國和熱那亞城邦周期、荷蘭周期、英國周期以及美國周期四個不同的「百年周期」,開創了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在早期的興起和壯大階段,這些霸主無一不是依靠實業起家和發展壯大,而當其所倚重的產業發展到一定的階段,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就會轉向似乎更加輕鬆快捷、利潤更高的金融業。在產業資本大規模進入金融領域之際,一定是這個百年周期最繁榮、財富最充盈的階段。
然而,盛極而衰。隨著產業資本向金融領域的大規模轉移,實業開始萎縮,物質財富開始枯竭,經濟逐漸失去動能,金融泡沫逐漸增大,加之新興經濟體的挑戰和擠壓,周期性的大危機將不可避免地爆發,霸主終究被不可避免地取代。
「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我們今天所從事的是 社會 主義事業,是對迄今為止的人類文明包括與我們共存的資本主義的批判與繼承,是揚棄中的創造,是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是新的偉大 歷史 的開創。我們不是在因襲,而是在遵循 歷史 、傳統、國情和 社會 實踐創造新的 歷史 與規律。因此,「百年周期」是中國的一面鏡子,我們必須引以為戒,另闢坦途。
我們應該清醒認識資本主義金融自由化的負面影響,不能放任不管。而要避免被金融誤導陷入資本主義周期命運,最重要的是要有 社會 主義制度自覺和自信。
1、用 社會 主義制度重塑金融。
社會 主義的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即為全體中國人民謀求最大利益,也就是 社會 利益最大化。不同於資本主義的資本利潤最大化,它要求金融為全 社會 的利益服務,為實體產業服務,為人民群眾服務;而不允許金融以創新為幌子效仿美國,以為實體經濟服務為名,行自我服務之實。
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我們有在 社會 主義發展價值觀指導下的制度優勢。我們可以在 社會 主義的價值觀指導下,制定在資本利潤至上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有的,為人民而不是為資本服務的新型金融制度,規範金融服務,抑制金融放任發展,抑弊興利,使金融有所為,有所不能為。
這就是我們的制度優勢,這就是我們能避免資本主義「百年周期」的理由、底氣與法寶。但是,一切取決於我們有無制度自覺。
2、在金融領域倡導簡單哲學。
在金融問題上,我們目前有復雜化傾向。本來金融就是為實體經濟提供融資中介服務的。要提高服務水平,搞金融創新當然可以,但創新的前提是為客戶提供低成本、高效率、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務。
我們必須急流勇退,堅決反對金融復雜化,讓金融老老實實地做融通資金的中介服務,做它應該做的事情。決策者和監管者應堅持 社會 主義金融價值觀,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底線原則,注重政策的作用力方向研究,在面對金融機構的「創新」申請時,要謹慎評估,實證分析所謂服務實體經濟的服務方式、傳導路徑、業務流程;堅決抵制借服務實體經濟之名、創新之名搞金融復雜化,自我服務。
3、在金融市場謹慎對待外資。
鑒於美國等西方國家嚴重的經濟金融化,金融交易投機套利泛濫成災。因此,在對待外資的政策上我們應該鼓勵直接實業投資,慎重金融投資、金融交易。在允許外資投資金融市場的政策存續期間,除應該策略性限制外資對沖基金入市外,當務之急應該是建立外資特別是短期游資進出的實時統計、監控系統,制定不同情況特別是極端情況下的實戰應對處置方案,防範市場大幅波動和金融攻擊。
當今世界,網路化的金融高度復雜並不總能為人所透徹了解或觀察至清,加之又具有病毒傳染般的傳播能量,所以十分難測。因此,監管者要有清晰的「防疫抗病毒」意識,要有定力,要能頂得住套利者的游說,抵制住金融中心之間競爭帶來的誘惑和壓力,任憑風吹浪打,我自巋然不動。堅守金融服務初心,堅持簡單哲學。
來源 | 摘編自《本原與初心》,該書系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中國道路叢書
文 | 張雲東中國證監會深圳監管局原黨委書記、局長
⑦ 外匯,期貨市場有機構間的搏殺嗎
朋友,你這個問題,真的很值得思考。
有無,很難說的,因為這個機構怎麼去定義呢?沒有一個定義,說有可以,說無也可以的啊。
外匯與期貨都是投資渠道,都可以買賣,包括先賣後買與先買後賣,沒有一定的資金自然不可以,但是沒有判斷,那又如何操作,憑何進行操作?所以如果有「機構」,那資金量與判斷力,它需要同時具備,否則那就是「賭博」或者「瞎搞」。
而你又說到股票,這就亂了。一、不管上證A股,還是深市A股,中小股民都是只能先買後賣,而不能先賣後買;二、「機構」是一定存在的不需要判斷,而且機構既有充足資金,又有判斷力——因為它們是有想當的主導能力的、而且內部交易、權錢交易不絕(這是中小股民的最大悲哀)。
也就說,它們:外匯、期貨、股票三者是不一樣的,盡管外匯與期貨更為相似,但是它(外匯)的標的物是什麼?誰在管理你有想過沒有?不能說「風馬牛不相及」,但是差別是在根本上的,如果有一個中國老先生、一個非洲女孩,一個美國女人,你說這三個人誰更美?(這樣應該不能對號入座了吧)
好像,這樣似乎與我第一句話有所違背或者無關,但是你言下之意我看出來了,機構博弈時代,我個人認為好像無從談起,國內股市的現狀是什麼?有經濟學家的分析十分干練,國家掙錢,機構掙錢,甚至外國人也在掙錢,唯獨老百姓不掙錢,所以中國股市好像不存在「股災」。這種說法或者看法、分析自然也不是完全合適,因為並不是zf層面就全無考慮。個人認為體制上的桎梏太多太厚,多方面反映出中國股市「抗葯性」太強,西葯不治本,中葯短期無療效,甚至都有反作用。
唯利是圖太明顯,不管是竭澤而漁,還是飲鴆止渴,「逮著好吃不放筷」的特徵很明顯。
既然機構是圖利,我們又不能讓它無利可圖,那麼在不讓它為所欲為這方面總可以有所行動吧。
就看看你的來電記錄,有些大學生剛畢業完全不懂投資就給人打電話,拉人去投資;就看看有些老人不顧自己疾病纏身也投身股市;就看看某些分析師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做的那些「分析」、「指導」;就看看有些ZF人員讓大小非上市;就看看熱錢來了卷到了錢就可以跑……所以,不要說「機構博弈時代」!因為那隻是某種程度上的、某種層面上的表現。
⑧ 正確的家庭理財是怎樣的
談論到理財,很多人還是處在傳統觀念中,不是囤房子就是買銀行理財產品。有一些基金的家庭會加入炒股大軍,散戶太多,一不留神為國捐軀了;其他保守的家庭,重倉銀行理財,但又覺得收益偏低太雞肋,不甘於心。
這些家庭大都理財渠道單一,道聽途說。散戶投機心理強,總想著一夜暴富,加劇了市場的不理性,稍有不慎幾年的心血都付之東流。
市場上,鋪天蓋地的理財概念和教育也讓人眼花繚亂,人人都在談理財,但這些大多屬於「術」的范疇。如何選擇銀行理財產品,如何挑選基金,股市有哪些投資機會,這些概念和建議,似乎都很有道理,但是聽完了卻又仍然一頭霧水,而投資理財既需要循序漸進,又要做到面面俱到,這樣才能叫資產配資。
歸根結底,理財的關鍵,是要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保持良好的心態,然後調動全部的資源,實現財富的增值。至於方式方法,每個人都不會相同,有的人在比特幣挖礦早期進入幣圈,有的人發現了好的私募基金經理,有的人通過宏觀經濟分析發現了好趨勢,但他們都會有一個共同點——專注。把事情做到極致,突破認知極限,做好資產配置,付出了努力,一定會有相應的收獲。
⑨ 在中國,做量化交易一天的工作是怎樣的
做量化交易一天的工作:
8:00~9:00: 打開交易策略,設置一些運營參數
9:00~9:30: 觀察策略運轉,確保沒有問題
9:30~15:30: 解決已有策略的問題並研究新策略,測試新想法
15:30~17:00: 分析交易記錄, 確定第二天的交易計劃
17:00~18:00: 運動
崗位職責:
分析金融市場(期貨、股票等)數據,尋找可利用的機會;開發與維護量化交易策略;提供機器學習/數據挖掘相應的技術支持;
崗位要求:
1.熟練計算機編程能力,熟練掌握至少一門編程語言,python優先;
理工科背景,具有良好的數理統計、數據挖掘等相關知識儲備,熟悉機器學習方法(分析科學問題和相應數據,建立模型和方法,驗證模型和方法,應用模型和方法並分析結果,改進模型和方法);
有處理分析大量數據的經驗,並能熟練選擇和應用數據挖掘和機器學習方法解決科研和工作中的實際問題;良好的自我學習和快速 學習能力,有工作激情,喜歡金融行業;兩年及以上實驗室研究經驗或研發類工作經驗優先;
(9)期貨稟賦效應擴展閱讀
量化交易是指以先進的數學模型替代人為的主觀判斷,利用計算機技術從龐大的歷史數據中海選能帶來超額收益的多種「大概率」事件以制定策略,
極大地減少了投資者情緒波動的影響,避免在市場極度狂熱或悲觀的情況下作出非理性的投資決策。
⑩ 各國都在囤糧,是否會加劇糧價的暴漲
各國都在囤糧,是否會加劇糧價的暴漲?根據題主的問題,我的回答如下。隨著烏克蘭和俄羅斯都紛紛暫停了糧食出口,全球很多國家的糧食危機問題,最近是越來越明顯了。比如說前段時間做租的西班牙,不少市民為了能買到食用油,驅車百里,高純迅兆價購油。還有德國、奧地利、義大利等國,因為市民搶購,導致商超的葵花籽油翻倍,可即便如此,很多人依然是 「一油難求」。而印尼呢,為了能買到食用油,很多地區都出現了民眾在烈日炎炎之下,排隊購油的現象。過去,烏克蘭的葵花籽油佔全球出口市場的 52%,自從地緣政治沖突開始至今,俄烏紛紛關閉了糧食出口的大門後,葵花籽油和其他種類植物油在國際市場上就突然供給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