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傘形集團的基本信息
舉世矚目的哥本哈根會議於2009年12月7日召開,根據《巴厘行動計劃》,必須在本次會議上就2012年《京都議定書》到期後的國際氣候制定達成新的協議。國際氣候談判已經形成兩大陣營、三股力量、多個主體、多重博弈的利益格局,各方角力左右著國際氣候制度走向。氣候變化終究是一個發展問題,它因發展而生,其應對措施也與發展階段有關。
美國作為最大的發達國家,出於其國內利益需要和國際戰略考慮,沒有歐盟積極主動高調,但也不願意放棄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話語權。奧巴馬新政府上台之後,美國展示出積極姿態,但其中期減排目標甚至遠低於其京都議定書所規定的減排幅度,且以發展中大國參與作為自身行動的先決條件。其它如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俄羅斯等在政治立場上追隨美國,形成「傘形集團」。 氣候變化問題已不僅僅是一個限於專業領域的問題,而是全球每一個國家都需要面對並承擔各自責任的問題。出於各自利益的不同,當前的氣候變化國際談判分成三股力量——歐盟、傘形集團、發展中國家(77國集團+中國)。
歐盟將自己視為應對氣候變化的領導者,在節能減排立法、政策、行動和技術方面一直處於領先地位。歐盟強調美國應承擔減排責任。《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的制定通過,與歐盟的積極推動有密切關系。但金融危機暴發後,歐盟的談判態度走向消極,在資金和技術轉讓問題上,歐盟尤其缺乏誠意 。
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日本等傘形集團國家的立場類似,中期減排目標低,且以一些發展中國家參與減排為前提條件。其中,最不積極的美國在奧巴馬上台後態度有所轉變,氣候變化成為奧巴馬政府首要政策重點之一,其清潔能源技術最近幾年獲得突飛猛進的發展。不過,美國迄今拒絕接受《京都議定書》。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提出到2020年在1990年基礎上減排25%,不過同樣把主要排放國家參與減排作為前提條件,且迄今未闡明如何實現這一目標。
來自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和77國集團主席國蘇丹的代表11月底在北京發表聲明,宣布與會各方就談判中有關重大問題形成一致看法,堅持《京都議定書》應繼續有效,要求發達國家承擔第二承諾期減排指標。此外,哥本哈根會議成果應涵蓋長期合作共同願景、減緩、適應、資金和技術轉讓等內容,並應考慮最不發達國家、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和非洲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特殊需求。
⑵ 哥本哈根會議上有哪些具有相對共同利益訴求的利益集團
一、分為三大方:
1『、最大的陣營就是發展中國家,也就是「77國加中國」集團
2、另外一方就是發達國家,又劃分為歐盟、「傘形集團」等一些利益集團。
3、另外一個集團,由美國、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紐西蘭、俄羅斯、烏克蘭等發達國家組成,稱為「傘形」集團,因為這些國家名稱的首字母組合類似英語單詞「傘(umbrella)」而得名。
二、各方具體共同利益訴求:
先說歐盟,歐盟現在提出來,不管別人干不幹,單邊承諾在1990年基礎上減排20%。如果其他發達國家(指美國)承擔相應的減排指標,發展中國家也採取國內適當的減緩行動,並實現比基線排放偏低15%-30%,歐盟將承諾30%的減排指標。
美國現在提出來相對於2005年減排17%的目標,但現在還沒有得到美國國會的批准。從現在反饋回來的消息看,美國參議院不太可能在哥本哈根會議之前批准這樣的方案,這也就意味著美國參加哥本哈根會議的談判,可能是兩手空空,拿不出具體承諾的方案。
發展中國家集團要求氣候變化談判應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作為主渠道,堅持公約和議定書的原則和相關規定,其中特別是「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和公平原則。要求發達國家應該在近中期(2012-2020年)大幅度減排,2020年在1990年的基礎上至少減排40%,以便為發展中國家騰挪出發展空間。
⑶ 哥本哈根會議上各國的觀點、立場
以上都是現在各國提出的自己的減排方案,不是最終結果,還要看大會能不能達成共識,如果達不成,這些都是虛幻的。
⑷ 傘形集團的介紹
傘形集團(Umbrella Group)是一個區別於傳統西方發達國家的陣營劃分,用以特指在當前全球氣候變暖議題上不同立場的國家利益集團,具體是指除歐盟以外的其他發達國家,包括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挪威、俄國、烏克蘭。因為從地圖上看,這些國家的分布很像一把「傘」,也象徵地球環境「保護傘」,故得此名。
⑸ "傘形集團"是那些國家
傘形集團,指除歐盟以外的其它發達國家,包括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從地圖上看,這些國家的連線很象一把傘。
⑹ 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 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為什麼被稱為傘形集團
傘形集團——除歐盟以外的其它發達國家,包括美、日、加、澳、新等
有2個寓意:從地圖上可以看出,這些國家的連線確實很象一把傘;另外象徵一把地球的保護傘.
⑺ 傘形集團的五大要素
正在進行的國際氣候談判,涉及具體議題眾多,每一個議題都涉及各自利益,圍繞巴厘路線圖所明確的共同願景、中期減緩目標、適應、技術和資金五大要素。 資金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基礎,減緩、適應和技術需要穩定持續的資金來源。滿足資金需求,一方面依靠市場促進資金流動,另一方面需要籌集非市場的公共資金。為了在公約框架內繼續推進資金議題,各國就建立專門用途的新的資金機制提出了許多新的建議。就有關資金機制的管理問題,涉及資金的來源及分配方式,向締約方會議進行匯報的義務,成員國之間的均衡,透明度和易於使用等,也受到各方的關注。鑒於不同機制之間可能引起的資金分散問題,一些國家建議可以考慮建立傘形資金機制框架,在締約方會議的指導下統一協調和管理。除公約框架外的談判,在公約框架外新出現的資金機制備受關注。由英國、日本和美國三方出資、世界銀行具體運作的信託基金,包括三個特定的基金,即:清潔技術基金、森林投資基金和適應氣候彈性示範基金,另外還有戰略氣候基金,主要通過與地區發展銀行合作用於支持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項目。
⑻ 爭執從未停止,懷疑貫穿始終,甚至不斷有大國退出。 急急急.....
以美國、日本、加拿大等國組成的「傘形集團」會前多次表示不接受《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美國的溫室氣體排量目前佔世界總量的17.6%,但美國國會迄今未批准將其溫室氣體排量在2005年的基礎上減少17%的減排目標。加拿大於2011年底退出了《京都議定書》,但承諾在退出《議定書》之前將與美國保持一致。日本曾承諾到2020年將其碳排放總量在1990年基礎上減少25%,但在今年年中聲稱這是「一個難以完成的任務」,並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 歐盟的碳排放總量佔世界的12.4%,承諾到2020年將其碳排放總量在1990年基礎上減少20%,主張達成《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並希望將該期限定為8年。歐盟還希望在2020年之後實施更大規模的全球減排目標,並把發展中國家拉入法定量化減排體系中去。9月2日,歐盟一官員在泰國舉行的氣候談判會的一場非正式會議上表示,歐盟更進一步的減排目標僅是一種「願景(Wishful thinking)」。 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組成的「基礎四國」提出,多哈的重要任務包括通過一個於2013年1月1日起實施的可批準的有法律約束力的議定書第二承諾期;根據巴厘行動計劃就結束公約工作組的工作達成一致,包括發達國家締約方承擔可比的減排指標,確保發達國家對落實巴厘路線圖下的適應和減緩行動兌現資金承諾;以及開展德班平台特設工作組的相關工作。 由44個低地沿海國家組成的小島嶼集團同樣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領域最積極的主張者。諾魯國在代表該集團在多哈會議發言中將應對氣候變化條約稱之為「生命條約」,敦促發達國家更有力和可信地執行《京都議定書》,並進一步採取更緊迫的行動應對氣候變化,防止出現更多的自然災難。基於這一點,這些國家希望將《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定為5年,因為8年的時間太長,不利於減排目標的實現。
⑼ 義大利在哥本哈根會議上的立場
大體還是歐盟的立場,與美國和發展中國家有一定分歧。
美國對歐洲「路線圖」不買賬
一些歐洲人對大西洋彼岸那個國家的氣候政策日益失望。
「沒錯,問題就在於美國,」法國環境與可持續發展部長博洛11月15日在接受路透社專訪時說,「美國是世界頭號強國,也是排放二氧化碳最多的國家,這個溫室氣體人均排放量最多的國家總在強調,『我有(減排的)意願,但是我無法做到』,這也正是問題的症結所在。」
歐盟委員會負責環境事務的委員季馬斯同樣敦促美國加速行動。但他語氣比較緩和:「我們會等待,我相信奧巴馬總統會兌現他對氣候變化問題的承諾。」
然而,時間所剩無幾。從目前的進展看,哥本哈根會議似乎無可避免要重演兩年前巴厘島的那一幕——在那個傳說中的眾神之島,歐洲人退了一步又一步,退到無可再退,才讓美國人妥協,而美國人卻只前進了一步,那就是在通往「後2012時代」的應對氣候變化的「巴厘路線圖」上簽字。
對美國來說,「巴厘路線圖」規定了兩年的談判期限,除這一點有點限製作用外,其他條款沒有什麼約束力。歐洲人顯然並不想要這樣的路線圖。
前不久,歐洲把諾貝爾和平獎送給了上任不到一年的白宮新主人。但年輕的美國總統對於歐洲主導的談判體系的態度,與其前任似乎並無本質區別。《京都議定書》作為唯一有約束力的國際氣候法案,規定發達國家減排,而發展中國家不承擔減排義務,這對於華盛頓仍是政治毒葯。
然而季馬斯說,他注意到了奧巴馬上台後美國在氣候政策上的「巨大轉變」。這位歐盟官員最近在雅典舉行的一個新聞發布會上說:「布希執政時期,你不可能跟美國人談氣候變化,他們甚至不想聽到『京都』這個詞,他們的詞彙表中沒有這個詞。(跟他們談氣候變化)就像對牛彈琴。這種立場現在有了顛覆性的改變。」
美國的氣候政策的確有改變,至少在語言上。今年4月,奧巴馬在布拉格告訴歐洲人:「我向你們保證,美國已在這場全球努力中做好了領跑的准備。」今年9月,他又在聯合國總部宣稱:「我們已將氣候問題作為外交議程的首要議題。」
也許這位年輕的民主黨人真的打算學習前輩柯林頓。當年,柯林頓力推數字經濟,使美國實現了8年的經濟繁榮;現在,美國要走出金融危機,「綠色新政」確實是一個好出路。過去幾年,美國的清潔煤等清潔能源技術已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也開始掌握氣候問題的主導權。
但在行動上,奧巴馬政府主張各國自主減排。這個車輪上的國家由於其發展模式的限制,不可能接受歐盟提出的到2020年減排至少20%(相對於1990年水平)的提議。奧巴馬提出的目標是4%,這差不多是發達國家中最低的。奧巴馬的解釋是:「美國不是一艘快艇,而是巨大的郵輪——我們無法立刻轉變方向。」
然而,即使是4%這樣低的目標,忙著進行醫改的美國參議院今年還沒空討論。11月17日,美國參議院多數黨(民主黨)領袖哈里·里德明確地說,參議院將於明年上半年進行氣候立法。這意味著,美國代表不會帶著減排數字去哥本哈根,最終在包含減排數字的協議上簽字的可能性極低。
美國向來我行我素。布希在其任期內不顧國際社會的反對退出了《京都議定書》。其前任柯林頓雖然曾簽署議定書,但正如他在自傳《我的生活》中所說:「除非這份協議有所修改(即讓發展中國家減排),否則我無法將它提交給國會。」柯林頓確實從未將它提交給國會批准,美國也是如今唯一游離在議定書之外的發達國家。
美國接受不了歐洲人和其他人為他們設計發展道路和時間表,這也許是歐洲人真正感到沮喪的地方。不過,除了法國環境與可持續發展部長博洛外,還沒有幾個歐洲官員願意公開批評奧巴馬政府。英國《衛報》的環境記者戴維·亞當在一份報道中說:「我不太確定歐盟確實有攤牌的膽量,而這可能才是真正的問題。」
中美恰恰站在對立的立場上
當歐洲為說服不了美國而苦惱時,美國卻試圖讓中國接受它的立場。
11月16日,預言「美中關系將塑造21世紀」的奧巴馬在上海與中國青年對話時說:「美中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溫室氣體排放國……因為中國貧困人口多得多,因此不必採取與美國完全相同的行動——但是,在計劃如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方面,我們大家都應承擔一定的義務。」
1992年,世界各國在巴西里約熱內盧簽訂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正式確認全球變暖。5年後,各國在公約基礎上制定了《京都議定書》,在人類歷史上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要求發達國家減排。從那時開始,美國總在氣候問題上「扯上」中國。柯林頓以中國沒承擔減排義務為借口不向國會提交議定書,布希同樣如此。奧巴馬雖承諾行動,但卻要美中共同「負起領導責任」。
如今,中美兩國在氣候問題上的「親密」交流程度前所未有。無論是上任後首次出訪就選擇中國的美國國務卿希拉里,還是擅打「感情牌」的兩個華裔部長,來北京都是只談氣候不談人權和貿易。甚至曾連續十年投票反對給予中國最惠貿易國待遇的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也一改攻擊中國的習慣,她在清華大學演講時說:「我想氣候變化危機將改變美中關系,這是一個不容錯失的契機。」
英國《衛報》今年9月的一份報道注意到:「在哥本哈根會議召開之前,僅英國就已將20多名外交官派往北京,專門負責密切關注和推動中國改變立場,而美國負責此事的外交官是英國的兩倍還多。」
中美在氣候問題上的「氣候」似乎發生了變化,這使一些樂觀人士產生了錯誤的希望。這些人認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能夠達成某種「模板」式的協議,從而為哥本哈根會議的成功奠定基礎。
奧巴馬訪華期間,兩國正式簽署了一份名為《中美關於加強氣候變化、能源和環境合作的諒解備忘錄》的文件,但有消息稱,這份文件的內容側重於清潔能源技術的合作。
事實上,關於減排問題,中美均不可能作出可以讓其他國家仿效的突破性讓步,因為兩國恰恰站在對立的立場上。
中國始終按照公約及其議定書規定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要求發展中國家免受排放的法律限制,而發達國家導致了氣候問題,應為解決這個問題承擔最主要的責任。一名歐洲外交官還注意到:「過去中國提出,(到2020年)發達國家應將排放量減少25%到40%(相對於1990年水平)。如今,他們只提40%。」
美國不可能接受這樣的減排目標。事實上,在華盛頓,國會議員們盡管還沒通過低得可憐的減排目標,但從不忘記對中國施壓,要求中國減排,他們甚至提議徵收「碳關稅」——矛頭直指中國。這種綠色壁壘中國不會接受。
11月17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北京對奧巴馬說:「中美兩國國情不同,雙方存在一些分歧是正常的,關鍵是要尊重和照顧對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
人們注意到,當天發表的《中美聯合聲明》中有這樣的表述:「雙方決心根據各自國情採取重要減緩行動。」無論是《中美聯合聲明》還是胡錦濤與奧巴馬在聯合記者招待會上的言論,都沒有提到或要求中國等主要發展中國家減排。
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副主任羅勇說,這符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規定的基本原則。「在時間所剩無幾的情況下,大家還是希望在哥本哈根會議達成成果,誰也不想讓哥本哈根會議失敗,誰也承擔不了哥本哈根會議失敗的責任。」
雖然中國不會承諾到2020年的強制減排目標,但已制定了一系列節能減排政策措施。今年9月,胡錦濤主席在聯合國總部紐約代表中國承諾,將「爭取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顯著下降」。
全面協議將要推遲到墨西哥城?
氣候問題上的分歧,歸根結底,還是美國為弱化自身減排承諾和資金技術轉讓義務,而不願接受「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這個原則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的核心原則。如果拋棄這樣的原則,那麼或如一些人所言,國際社會在此基礎上10多年的談判將變成「非正式的閑聊」。
在當前的氣候談判中,美國並不是「孤家寡人」,日本、澳大利亞、俄羅斯和加拿大等非歐盟國家都是它的追隨者。這些能源生產或消費大國提出的目標,要麼以主要排放國減排為前提,要麼數字過低,要麼兩者兼而有之。日本雖然提出減排25%,但國內產業界抵觸情緒嚴重,極有可能成為「空頭支票」。從地圖上看,這些國家的連線組成傘形,因此它們被稱為「傘形集團」,這個集團在氣候談判中力量強大。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一些歐盟國家的立場漸漸向「傘形集團」靠攏,這削弱了歐盟作為整體在談判桌上的影響力。歐盟在清潔能源技術上處於比較領先的水平,因此力推全世界向低碳經濟轉型——這能為歐盟企業提供巨大的商機,這種商機曾一度掩蓋歐盟內部的分歧。但金融危機爆發後,德國、義大利和中東歐國家公開聲稱,減排可能危及就業及其經濟發展。
2008年12月,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波蘭波茲南召開時,義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公開宣稱:「在金融危機之時,我認為討論減排是件荒唐的事,這就好像得了肺炎,卻想找個理發師看病。」今年10月,歐盟首腦會議指出,發展中國家每年需要約1000億歐元的氣候援助資金。然而,由於內部分歧,它並未就歐盟具體援助金額以及各成員國出資比例達成一致。
這一切美國人都看在眼裡。《紐約時報》最近的一篇文章反問道:「如果歐洲人都不能彼此商定如何分擔(援助金額)負擔,那還有什麼希望在哥本哈根會議達成全球協議?」
在另外一大陣營中,不同的聲音也很多。中國、印度、墨西哥、南非和巴西等主要發展中國家的立場基本一致,即堅持要求發達國家減排至少40%,並向發展中國家轉讓有關技術和資金。減排方面,除中國外,印度、墨西哥和南非等也制定了國家方案或國家行動計劃。巴西最近還宣布,到2020年在預期基礎上自願性減排36.1%至38.9%。而沙特等石油輸出國組織國家則擔心減排影響石油出口,立場比較消極。
兩年前,「巴厘路線圖」把哥本哈根設計為談判終點站。但現在,連聯合國負責氣候談判的最高官員——《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執行秘書伊沃·德博埃爾都覺得終點站好像在哥本哈根站之後。他在11月的巴塞羅那會議期間接受新華社采訪時說,也許人們只能再達成一份「哥本哈根路線圖」,最終的協議可能還需要人們等待「最多一年」。
歐盟似乎妥協了。11月初,奧巴馬在華盛頓對來訪的歐盟領導人說,哥本哈根會議構建的將是一個「應對潛在生態災難的框架」。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回應說,「是的」,「我們正在為一份框架協議而努力」。
在北京,奧巴馬在與胡錦濤的聯合記者招待會上說:「我們將不是致力於一項局部性的協議,也不是一份政治宣言,而是一項包含談判涉及的所有問題的協議,一項可立即運作的協議。」可惜,華麗的辭藻加快不了美國國會的立法程序。在華盛頓,更廣泛的意見是,一份有約束力的全面協議將要推遲到明年的墨西哥城會議才可能達成,那時美國國會應已完成氣候立法。
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副主任羅勇持有類似觀點。他說:「在哥本哈根會議到來前,各國紛紛亮出了談判底牌,比如,美國減排4%,歐盟至少20%,加拿大2%,印度人均排放量永遠不超過發達國家,等等。但在哥本哈根會議還是達成框架協議的可能性較大,法律協議可能還需要一兩年,因為各國提出的目標不同,還需要很多時間就具體細節來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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