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研究pdf系列

⑴ 《貨幣政治匯率政策的政治經濟學》pdf下載在線閱讀，求百度網盤雲資源

《貨幣政治》（傑弗里 A. 弗里登（Jeffry A. Frieden）電子書網盤下載免費在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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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貨幣政治

作者：傑弗里 A. 弗里登（Jeffry A. Frieden

譯者：孫丹

豆瓣評分：6.3

出版社：機械工業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6-5-24

頁數：268

內容簡介：

貨幣及其價值是世界經濟的核心，影響著國際貿易、投資、金融、移民及旅行，而匯率制度往往定義了國際經濟秩序。弗里登評估了各個歷史時期政治和貨幣之間的關系，分析了歐洲貨幣一體化的政治經濟學以及拉丁美洲國家過去40年的貨幣政策，闡釋了各種匯率政策的作用。融合了數據和案例的分析，闡明了政治與經濟如何影響和決定匯率政策。

作者簡介：

傑弗里 A. 弗里登（Jeffry A. Frieden）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專長於國際貨幣和金融關系政治學。

⑵ 關於「匯率」的論文（字數3000）

基於人民幣升值的出口企業匯率風險分析
[摘 要] 中國加入WTO六年多以來，對外貿易發展迅速，越來越多的企業走向國際市場。自2005年7月的匯率改革開始，人民幣匯率仍然一路走高，已經進入「6」時代，出口企業將面臨更大匯率風險。本文就三個層次分析了出口企業面臨的匯率風險，並就如何利用金融衍生工具提出了出口企業面對匯率風險所應採取的措施。
[關鍵詞] 人民幣升值 出口企業 匯率風險 金融衍生工具

一、引言

中國加入WTO後，貿易大國的地位不斷提升。2008年7月4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為6.8529，一舉創出年內第五十一個新高。至此，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較2007年底累計升值近6.2%。目前，中國出口企業亦正以積極方式應對匯率風險。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的調查顯示，中國企業匯率避險方法較匯率改革之前更加多樣，對匯率波動的適應性也有所增強。

二、出口企業的匯率風險

匯率風險，是指經濟實體、個人因外匯匯率波動而導致的以外幣計價的資產或負債的價值發生變化的可能性。匯率風險包括：交易風險、折算風險、經濟風險。
1.交易風險，運用外幣進行計價收付的交易中，經濟主體因外匯匯率的變動而蒙受損失的可能性。交易風險主要發生在：(1)商品勞務進口和出口交易中的風險。(2)資本輸入和輸出的風險。(3)外匯銀行所持有的外匯頭寸的風險。
2.折算風險，又稱會計風險，指經濟主體對資產負債表的會計處理中，將功能貨幣轉換成記賬貨幣時，因匯率變動而導致賬面損失的可能性。這里的功能貨幣指經濟主體與經營活動中流轉使用的各種貨幣，記賬貨幣指在編制綜合財務報表時使用的報告貨幣，通常是本國貨幣。
3.經濟風險，又稱經營風險，指意料之外的匯率變動通過影響企業的生產銷售數量、價格、成本，引起企業未來一定期間收益或現金流量減少的一種潛在損失。

三、人民幣升值條件下的匯率風險分析

本幣升值時，使以出口為主、外幣資產高的行業和依靠價格策略競爭的行業面臨很大的匯率風險。匯率風險正在成為企業的「新成本」。
人民幣升值對進口比重高、外債規模大的行業而言是長期利好，但對出口為主、外幣資產高的行業沖擊較大。絲、紡織服裝、農產品加工等行業，附加值低，利潤本來就薄，最容易受到人民幣升值的影響。資料顯示，人民幣每升值1%，紡織行業銷售利潤率下降2%～6%。
人民幣升值對那些主要依靠價格策略競爭的企業影響是巨大的，如家電行業，但對家電各子行業的影響程度不同，從輕到重依次是空調、照明、手機和彩電子行業；資料顯示，家電企業在簽訂出口訂單時普遍採取閉口合同的形式，短期內對各公司的出口盈利情況存在明顯的負面影響；長期來看，一方面,家電出口企業同國際家電巨頭和經銷商之間的討價還價能力有限，使得每次升值後出口價格的上升幅度達不到人民幣的升幅；另一方面，調價行動總是在人民幣升值以後；所以出口利潤水平將長期受到壓制；另外，人民幣升值將使得以出口為主要市場的中小家電企業的生存環境進一步惡化
四、出口企業應對匯率風險的措施

企業規避匯率風險的關鍵是要選擇合理的避險工具和產品。其中包括與交易對手通過協議方式直接鎖定匯率風險，或者選用銀行的衍生避險工具如遠期結售匯及人民幣掉期業務，使用貿易融資、衍生交易、定期存款等產品。
1.爭取非美元報價和縮短報價有效期鎖定交易風險。國外進口商一般多以美元結算，在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預期環境下，他們也更樂意使用美元支付。但是我們要讓客戶體諒我們的難處，用歐元或日元報價，爭取實現更多客戶接受非美元報價。將以前正常情況下1～3個月報一次價縮短到10天至15天，期滿再根據實際匯率調整價格。此外，簽訂出口合同時，在外貿合同中加註有關條款，規定若遇匯率變動超過一定的幅度，事先約定匯率變動引起損失的分擔比例，使得損失風險雙方共擔。
2.遠期結售匯鎖定會計風險。針對人民幣快速升值的情況，可以運用匯率方面的金融工具管理風險。具體的方法有遠期外匯交易、貨幣期權、匯率期貨等金融工具固定成本或收益來規避匯率風險。企業採取遠期結售匯的方法，企業可以對未來將要發生的外匯收支提前敲定匯價。結售匯業務不需要支付任何手續費，只需要申請企業提供交易金額3％的保證金。只要結匯價格高於預期的升值幅度，那就可以成功規避人民幣升值的風險。

⑶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研究方法是什麼

人民幣匯率合理水平研究
在匯率合理水平的研究當中，均衡匯率理論及其相關的實證模型（Williamson 1994, McDonld and Stein 1999, Montiel and Hinkle 1999）一直都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很多人民幣匯率合理水平的研究也都借鑒了均衡匯率的理念與實證研究方法。但是，均衡匯率的研究方法究竟是否適合中國問題的研究同樣也受到了眾多學者的質疑，刨除那些由於對均衡匯率不了解所產生的質疑以外，有些質疑確實會動搖將均衡匯率理論與實證模型地應用於中國問題的合理性。

盡管均衡匯率理論在應用於中國問題研究時候面臨著一些缺陷，但是，截至目前還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取而代之。我們希望在未來的研究工作中加強以下幾方面的工作：1、對均衡匯率的理論模型做出修正，更好地貼近中國經濟的特徵事實，為後續的實證模型奠定更堅實的基礎；2、加強對於均衡匯率模型當中所使用的經驗數據的細分、整理，更好地服務於相關實證研究；3、豐富不同均衡匯率模型的研究，尤其是基本面均衡匯率模型（FEER）的研究，通過不同均衡匯率模型之間的交叉比較，為確定合理的人民幣匯率模型奠定更有力的支持；4、對均衡匯率模型的批判性研究，以及確定人民幣匯率合理水平的其他方法的研究。

⑷ 論文：人民幣匯率均衡的實證研究

匯率均衡論

匯率研究是貨幣金融領域中一個重要的方面，西方國家的匯率理論有著悠久的歷史，並形成了豐富的成果。相比而言我國在這方面的研究卻起步較晚，『成果很少。隨著我國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匯率這種經濟杠桿的作用日益重要，匯率政策已成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促使我們必須重視對匯率進行理論上和政策上的研究。
在匯率研究范圍內有不少問題可供選擇，本文以匯率均衡為研究對象，原因有兩方面：

一方面、匯率均衡研究在西方匯率理論中仍是一個相對薄弱的環節，自然也就是一個很有「挖掘」潛力的理論課題。如果我們能用科學的方法，取得不同於西方理論但又高於西方理論的匯率均衡研究成果，將是有理論意義的。

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是，迄今為止，在我國為數不多的匯率研究中，尚沒有發現對匯率均衡問題進行專門研究的成果，可以說這還是一個「空白」領域。而現實是，經濟發展中總存在著「均衡」運行的問題，西方國家如此，我國也是如此。過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們就強調經濟總體和各部門之間的平衡，現在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過程更需要重視經濟的均衡運行。而經濟的均衡運行是由許多方面的均衡及其相互配合組成的，匯率便是其中之一。匯率均衡是保征我國對外收支平衡的重要條件，對國內經濟的其他方面也將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理論分析為前提，以中國現實經濟發展為出發點，建立我們自己的匯率均衡理論是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的，我希望在這方面進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本文是在瀏覽了國內外關於匯率研究的大量文獻和搜集了關於人民幣匯率的有關資料的基礎上進行的。論述採取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相結合的方式，分為匯率均衡一般分析（上篇）和匯率均衡特殊分析（下篇）兩大部分。

主要內容如下（按各章順序）：

首先，對全文的中心議題、指導思想、基本思路及有關概念作概括說明，並對西方匯率理論中關於「均衡匯率」的研究作了一般性介紹，這些構成緒論的內容。

在上篇中，我們首先將匯率均衡納人整個宏觀經濟體系中，建立了匯率這一經濟變數與經濟其他主要方面之間的均衡關系。這些均衡關系包括；匯率與價格水平的均衡、匯率與貿易收支的均衡、匯率與貨幣供求的均衡、匯率與利率的均衡、匯率與國民收人及收入分配的均衡、匯率與財政收支的均衡、匯率與資本流動的均衡。這些內容是我們論證匯率均衡的理論基礎。

在闡述了匯率與各種經濟因素之間的均衡關系之後。我們又將匯率均衡置於匯率政策目標下，對匯率政策進行了概括分析，得出的一個結論是：匯率均衡既是一種理想的匯率運行狀態，又是一種目標體系。它應成為匯率政策的主要目標，輔助宏觀經濟發展總目標的實現。作為匯率政策的目標，匯率均衡具有多方面的含義。對此，我們進行了3個層次的分析，包括：內部均衡與對外均衡、局部均衡與總體均衡、短期均衡與中長期均衡。

匯率均衡不是一個靜態概念，而是一個動態概念，其內容既會因匯率及各種經濟變數的變化而不同，也會因匯率政策的調整而不同。匯率政策調整對匯率均衡起著決定性作用，這種作用主要體現於匯率政策取向上。匯率政策取向是一個帶有一定主觀色彩的概念，它引致匯率均衡向著某一個由政策確定的方向變化，這個方向有時是根據客觀經濟變化而定的，更多的時候是政府為了實現某個特定的目標而作出的決策。無論如何，取向性的匯率調整可能會導致匯率均衡在現象上出現一定「偏差」。但是，如果政策取向本身是正確的，是符合經濟發展目標的，這種「偏差」就是匯率均衡過程中的必要形式。

在進行了宏觀經濟環境下和匯率政策條件下的匯率均衡分析之後，我們對有關的匯率指標作了系統性的分析。這些指標包括：購買力乎價、實際匯率、有效匯率（多邊有效匯率和雙邊有效匯率）、實際有效匯率等，還有可以估價匯率均衡程度的基本國際收支法。它們能夠從不同方面分別測量匯率的真實水平或客觀水平。作為量化的匯率指標，它們可以為匯率均衡程度檢測、匯率政策調整提供明確的、可行的依據。

在上篇的一般理論分析基礎上，我們展開了人民幣匯率的特殊均衡分析。這構成下篇的內容。

首先，對於人民幣匯率均衡的特殊前提作了簡要說明。人民幣匯率的特殊性主要原因在於中國經濟體制的特殊性，體制的特殊性決定了匯率目標的特殊性和政策取向的特殊性，相應地，人民幣匯率均衡也具有特殊的含義。

對人民幣匯率的均衡分析，是從其歷史回顧開始的。在第7章中，我們系統地介紹了人民幣匯率的演變過程，同時對伴隨人民幣匯率歷史變化的原因進行了評價和分析。

人民幣匯率政策是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經濟體制的許多方面都密切相關。但它們之間的關系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現。80年代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匯率政策與我國貿易體制、價格體制、貨幣供求關系、財政稅收等方面表現出日益密切的相關趨勢。一方面，匯率政策對於這些方面具有了更加重要的影響或制約作用；另一方面，這些方面的步步深化改革對匯率政策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促使其在目標內容上、政策手段上都進行相應的變革。

在論文的第9章中，我們對人民幣匯率的各種指標進行了系統分析，其中包括：人民幣購買力平價之評價、人民幣實際匯率分析、人民幣有效匯率分析、出口換匯成本分析、以及對作為「平行匯率」的貿易內部結算價、黑市匯率、外匯調劑市場匯價進行的分析。人民幣匯率的相關指標分析可以為我們提供官方名義匯率所不能表現出來的許多東西，可以從不同角度展示出人民幣匯率變化的真實軌跡及其存在的問題。這些分析是重要的，因為它們能為匯率政策的歷史評價、匯率政策的改革調整和人民幣匯率的均衡檢測提供現實的依據。

根據上篇理論分析的思路，我們在第10章進行了人民幣匯率均衡目標分析。人民幣匯率均衡是我國匯率政策的目標，它與一般理論分析下的匯率均衡具有不同的內容，就其本身而言，處於不同的經濟發展時期也會有不同的內容。我們根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步驟劃分出近期的和中長期的人民幣匯率均衡目標模式。近期的均衡目標適應干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階段，是匯率政策改革的現實選擇。它取決於3個大前提：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外向型貿易發展戰略，加入國際經濟大循環。中長期的均衡目標是健全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匯率政策目標選擇，對中國來說是一個較遠期的目標方向。可以設想的是，中長期匯率均衡目標將是一個包含更多變數的、較寬的匯率目標區間，是由許多個近期目標區域構成的連續運行軌跡。

在論文的最後一章，即第11章，我們就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有關問題作了探索性的分析。這些問題包括：關於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選擇；對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探討；統一匯率形式、建立健全外匯市場；對人民幣可兌換性的探討。這是目前我國外匯體制與政策改革中面臨的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就這些方面提出的觀點或建議是在本文對人民幣匯率進行了一定研究的基礎上闡述的個人觀點，也是作者希望將匯率理論研究運用於現實分析的具體體現。

論文在就上述各方面進行了論證之後得出的基本結論是：

（l）匯率是宏觀經濟體系中重要因素之一，而不僅僅是一個「價格形式」，匯率均衡也就應體現出各個經濟因素之間內在的、有機的「因果鏈」關系，而不只是一個匯率水平問題。由此決定了匯率均衡研究必須從匯率與各個經濟因素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入手，將其納人宏觀經濟體系的「大環境」中進行。

（2）匯率均衡是一種理想的匯率運行狀態，從匯率政策角度來研究，它就是一種目標體系。匯率政策必須以匯率均衡為目標來確定其具體內容、手段和調整方向。而作為目標體系的匯率均衡應是全面的、動態的、多層次的均衡，它既由宏觀經濟發展目標所決定，又因各種經濟因素和政策取向的變化而不斷地得到調整。

（3）匯率均衡的具體表現形式是均衡匯率，均衡匯率是量化的匯率均衡水平。由於匯率均衡是一個全面的、動態的概念，均衡匯率作為具體化了的目標模式也就不可能是一個「水平點」，而只能是一個由不同時間長度等因素決定的、寬域不同的、動態的、最佳匯率區間，這個目標區間就是匯率政策的「目標靶」，而且是一個可移動的「目標靶」。

（4）對於人民幣匯率來說，同樣存在著匯率均衡問題，只是傳統經濟體制的限制使得人民幣匯率均衡研究在內容上、方法上都受到一些局限，對其評價也沒有一致的標准。特殊的經濟體製造就了匯率均衡以特殊的內容和含義。對人民幣匯率均衡進行的特殊分析應著眼於目前和近期的發展，在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過程中，匯率均衡已成為經濟均衡運行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其重要條件之一。匯率政策應該樹立匯率均衡的目標體系，並根據宏觀經濟發展目標來確立其內容。為了實現人民幣匯率均衡這一政策目標，改革匯率調節機制、發揮匯率的市場調節功能是十分必要的。同時、匯率均衡仍需要政策取向的引導，但政策取向不應以主觀決策為主，而應順應經濟發展規律，作出有利於市場經濟改革的選擇。

在整個論文的構思寫作過程中，作者力求對匯率均衡這一題目進行有創見性的研究。指導思想有兩條：一是不走西方的路子，雖借鑒它們的一些基本理論，但重在用科學的、辯證的方法形成獨立的研究體系；二是將理論研究服務於現實經濟生活，唯其能為我國的匯率政策和經濟改革提供一些有用的東西才是有價值的。

根據這樣的指導思想，本文在一些方面試圖作突破性的研究，這些方面是：

（l）將匯率納人宏觀經濟體系中，確立匯率與多種經濟因素之間的均衡關系；由此得出了更為全面的匯率均衡概念。

（2）指出匯率均衡與均衡匯率之間存在的辯證統一關系；並提出匯率均衡作為目標體系，是一個動態可調整的特定匯率區域的論點。

（3）提出匯率均衡中的政策取向這一概念，對政策取向的特徵、含義及其客觀必要性進行了分析。

（4）對於西方匯率理論中出現的一些匯率指標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和深人的分析，澄清了人們觀念中對這些指標模糊的或錯誤的認識。

（5）對人民幣匯率的相關指標進行了系統的應用分析，其中有些是應用國際上已有的指標模式進行的現實分析，有些則是對我國外匯體制下的特殊匯率指標進行的分析。它們可以從不同角度揭示人民幣匯率存在的偏差和匯率體制存在的問題。

（6）對當前人民幣匯率改革面臨的有關問題進行了探討，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和建議。

同時，不可避免的是，在全文論述中還存在著許多問題，有不少屬於因個人理論水平所限或功夫不到而導致的不足或缺陷，也有一些是客觀條件限制所致。這就使得文中有些地方沒有得到更理想的發揮或更深人的論證。這些地方主要包括：

對於匯率均衡的目標模式，本文只是著重了涵義和基本思路和刻劃，而沒能建立起一個全面的、理想的模型；

匯率均衡理論還缺乏數量分析方法的進一步論證；

對人民幣匯率的各種指標分析可能由於資料和統計數據的限制而不夠全面和精確；等等。

另外，在涉及到匯率以外其他方面的論述時可能存在著一些不足甚至錯誤之處。所有這些都有待於本人今後通過向前輩們學習和進一步的探索來加以修正和充實。

僅供參考，請自借鑒

希望對您有幫助

⑸ 關於人民幣匯率論文

這是2010年6月發表的一篇論文，夠新了吧，緊跟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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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與人民幣匯率制度》

一、 金融危機不會加劇外部對人民幣匯率制度的責難

受金融危機影響,貿易保護主義開始顯現。美國財政部長蓋納在候任期間曾指責我國操縱人民幣匯率,這與布希政府拒絕認定我國為匯率操縱國的態度顯著不同。但美國當前的主要目的,是要迅速走出金融危機、擺脫經濟衰退,而人民幣匯率制度安排總體上有助於美國達到這一目的,起碼不悖於這一目的。因此,新一屆美國政府在危機中應不會對人民幣匯率制度採取實質性的對抗行動,從擺脫實體經濟衰退的角度看,人民幣大幅升值對美國縮小貿易逆差不會產生實質影響。當前以中美貿易差額為代表的全球經濟失衡問題,根源於美國有較大的儲蓄缺口(儲蓄不足),而包括我國在內的東亞新興市場經濟體則有較大的投資缺口(儲蓄過剩)。從全球經濟平衡的角度來看,擁有較高儲蓄率的東亞新興市場經濟體是集體性地被迫與儲蓄率較低的美國保持貿易差額關系。顯然,這種失衡根源於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失衡,即使人民幣大幅升值至我國對美貿易順差大幅下降的程度。鑒於美國的儲蓄率在短期內難以提高, 其貿易逆差將依然存在,只不過轉變為對其他國家的逆差而已。上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美國的貿易逆差一直存在且愈演愈烈,只是其貿易順差對手國順次由日本轉變為「亞洲四小龍」、「亞洲四小虎」,然後轉變為我國而已。

從擺脫金融危機的角度看,人民幣大幅升值並非美國解決金融危機的出路。近期,西方學術界流傳著一種「禍水東引」的謬論,即將人民幣匯率制度與美國次貸危機直接聯系起來。認為人民幣匯率低估是我國對美貿易順差的主要成因,我國將積累的大量外匯儲備投資於美國國債,這壓低了美國長期利率,進而低利率刺激了美國金融創新並使其金融機構過度承擔風險,最終引發了次貸危機。大量事實表明,金融發展和風險認知之間的不匹配才是當前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的金融創新和金融發展不斷深入,盡管金融風險認知在同一時期也有進步,但明顯滯後於實踐的需要。金融發展和風險認知的不匹配大大降低了原有金融穩定安排的效力,金融機構內控、市場紀律和金融監管的效率下降與此均有密切關聯。從這一視角看,次貸危機爆發具有必然性,它與人民幣匯率制度沒有必然聯系。

事實上,維持現有包括人民幣匯率制度在內的中美經濟模式,對美國化解金融危機是有利的。當前,美國政府在實體經濟和金融領域同時展開行動來化解危機。在實體經濟領域,美國主要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來穩定經濟增長;在金融領域,美國主要通過金融機構救助、收購金融機構有毒資產、為市場提供流動性三種方式來穩定金融系統。美國的危機化解方案需要耗費大量資金,這迫使美國政府不得不大量發行國債。在美國國債投資需求中,外國投資者的地位舉足輕重。2008年,美國政府凈發行國債1.47萬億美元,其中外國投資者就購買了7720億美元。中美之間的經濟交往模式以人民幣「軟」釘住美元、我國對美保持大量貿易順差和我國持有大量美國國債為主要特徵,這一模式有助於美國籌集資金、穩定國債市場。應當說,危機加強了中美經濟模式的「捆綁性」,即我國需要美國市場實現勞動力就業,美國則需要我國的資金來穩定其金融系統。破壞這一模式的穩定性,對中美雙方都沒有好處。

二、 金融危機不會根本威脅我國外匯儲備的安全

次貸危機爆發後,我國外匯儲備的安全問題引起國人廣泛關注。部分國內學者認為,美聯儲向金融體系不斷注入流動性,使得美國未來經濟發展面臨巨大的通貨膨脹威脅,我國外匯儲備也極有可能因此遭受重大損失,人民幣匯率制度應該加速彈性化改革。為應對危機,美國貨幣當局不斷放鬆其貨幣政策。美聯儲的最初反應是,通過更積極的儲備管理使短期貨幣市場利率與目標水平一致。隨後,為緩解定期貨幣市場和回購市場的壓力,美聯儲延長了銀行再融資期限,擴展了合格抵押品和交易對手的范圍,擴大了證券融資范圍。鑒於金融市場混亂還在繼續且實體經濟出現衰退,美聯儲迅速調整了其貨幣政策立場,將聯邦基金利率在短期內由5.25%下調至0-0.25%。在缺乏利率下調空間的情況下,美聯儲開始實施所謂「數量寬松」的貨幣政策,即貨幣政策直接關注貨幣投放數量而非利率。從貨幣供應量的角度看,以上貨幣政策操作並無特別之處,所有操作都是中央銀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向市場注入流動性。當面臨通貨膨脹時,中央銀行可以通過出售其當前購買的國債和其他類型金融資產以收縮流動性。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在美國這樣一個貧富較為懸殊而又實行議會民主的國家,美聯儲不可能為了損傷我國外匯儲備價值而故意推動通貨膨脹。

主要是發達國家金融自由化和發展中國家金融改革,刺激了投機性貨幣需求的增長,這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流動性膨脹對通貨膨脹的壓力。全球在次貸危機中投放的大量流動性在危機後大部分不會直接進入實體經濟,它們中的絕大部分極有可能是從謹慎狀態轉為投機狀態,這為全球收縮流動性提供充裕的反應時間。我國沒必要進行大的儲備幣種結構調整。反而,由於我國在美外匯儲備數量較大,任何急切的幣種結構調整很可能會因交易成本過高和外匯市場的博弈性反應而損害我國外匯儲備的價值。例如,如果我國迅速將美元國債儲備轉換成歐元儲備,則大量拋售很有可能會使美元國債收益率迅速上升,這將導致我國繼續持有的美元儲備的貼現值下降。更何況,在當前全球主要儲備貨幣中,美元的安全性仍然居於首位。

三、 不宜採用人民幣大幅貶值來擺脫當前經濟緊縮

關於人民幣匯率的合理均衡水平,理論界存在很大爭議。一種常見的觀點認為,人民幣匯率的合理均衡水平應該有利於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從我國的國際收支狀況看,人民幣應該大幅升值。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快速增長是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的根本目標,包括人民幣匯率政策在內的一切宏觀調控政策都須以此為最基本的出發點。換言之,人民幣匯率的合理均衡水平應該首先有利於實現國民經濟增長的總目標,其次才能考慮平衡國際收支。

次貸危機爆發以來,我國經濟出現了劇烈下滑,對外出口和投資的增長率同比皆有大幅下滑。由於投資下滑主要是由出口下滑導致的,此輪我國經濟緊縮可以歸為外部需求沖擊型的經濟緊縮。為保持經濟增長,我國政府及時有力地出台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匯率政策領域,我國迄今為止尚未採取大的舉措。我國是否應當採用人民幣大幅貶值來擺脫當前經濟緊縮,這也是我國匯率政策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

世界貿易組織的統計表明:全球真實GDP增長率從2007年的3.5%下滑為2008年的1.7%,其中,除了中東的真實GDP增長率上升了0.2%,北美洲、中南美洲、歐洲、獨聯體、非洲和亞 洲的真實GDP增長率分別下滑了1.0%、0.9%、1.8%、2.9%、0.8%、1.0%和2.9%;全球真實商品貿易增長率從2007年的6%下滑為2008年的2%,其中,北美洲、中南美洲、歐洲、獨聯體、非洲、中東和亞洲的真實商品出口增長率分別下滑了3.5%、1.5%、3.5%、1.0%、1.5%、1.0%和7.0%。全球真實GDP和真實商品出口的全面萎縮表明,在所有導致我國出口緊縮的原因中,貿易對象收入的全面下降肯定居於首位。

在人民幣「軟」釘住美元的匯率安排下,美元2008年對日元和歐元大幅升值,間接推升了中國的實際有效匯率。可以講,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相對穩定在危機期間惡化了我國的貿易條件,中國當前具有人民幣貶值的潛在動力。

盡管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對於我國出口的穩定可能有不利影響,我國當前仍然不宜採用人民幣大幅貶值的辦法來擺脫經濟緊縮。根本原因在於,在全球經濟下滑、貿易對象收入萎縮的情況下,人民幣貶值是否一定產生足夠的刺激效應,我們並無把握。相反,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危機中世界各國「以鄰為壑」式的貶值,從來就沒有給任何國家帶來過好處。亞洲金融危機中,我國政府在全面權衡之後,作出了人民幣不貶值的決策。這一決策在事後被證明是完全正確的:它不僅制止了亞洲各國競爭性貶值的浪潮,而且使得我國國內生產獲得了穩定的外部環境,並據以率先走出了危機的陰影。也正是在此決策的推動下,我國贏得了廣泛的國際聲譽,從此確立了負責任大國的形象。毋庸諱言,亞洲危機中我國作出的不貶值的決策,使得我國成為那次危機中最大的贏家。

在堅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同時,我國要格外關注出口行業是否在危機中出現轉移。我們的一項研究表明,在我國,以使用中間產品生產最終出口產品為核心特徵的垂直化專業分工貿易模式正在加速形成,外資企業在這一貿易模式中占據主導地位,而我國在這一貿易模式中主要是獲得低端的勞動要素收入。垂直化專業分工主導我國的貿易模式,意味著我國對外貿易可能存在臨界狀態,一旦外部競爭環境達到抵消我國勞動力成本優勢的程度,大量外資主導的垂直化分工貿易企業很可能突然集體性地從我國退出。相比於出口下降,危機導致我國外貿轉移的威脅更需警惕,因為直接投資決策因沉澱成本巨大而不會輕易改變,出口行業的國際轉移會對我國經濟增長造成長久性的根本損傷。

⑹ 求一篇關於人民幣匯率的論文

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我國外貿的影響？人民幣匯率改革對我國稅收影響的各層面分析 人民幣匯率改革給我國的稅收安全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分析這種不確定性並進而得出應對方法是很復雜的過程，首先要基本了解影響的各個方面，通過分析各個層面的影響途徑和後果，我們可以對症下葯，維護我國的稅收安全。 （一）人民幣匯率改革在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層面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1.匯率風險與進出口貿易 進出口貿易受匯率變動影響很大。在我國實行盯住匯率體制下，以美圓結算的大部分進出口貿易基本不受影響，進出口企業對於匯率風險基本不敏感。而在我國匯率基本實現市場化後，匯率更多的表現市場因素。 在匯率波動對貿易影響的一般分析中，意味著貨幣貶值將改善貿易收支，反之貨幣升值會使貿易陷入惡化的境地。但是，現實情況並非如此。「一些經濟體在匯率波動過程中，當貨幣貶值時卻沒有達到改善貿易收支的目的，反而使貿易收支轉向了相反的預期。在追尋這種沖突原因的過程中，產生了新的匯率傳遞理論（imperfect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對於匯率傳遞程度，許多經濟學家對匯率傳遞系數進行了實證估計，發現匯率傳遞是不完全的，即匯率變動後進出口價格不同比例的發生變動，匯率傳遞系數不等於1.因此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是不確定的。 具體在出口環節，我國出口產品主題還在於紡織品，初級加工品和部分電器設備，在大型機電項目，我國還沒有形成一個標志性台階。外國對於我國的產品需求彈性很小，在價格優勢下，人民幣目前2%的小幅度升值不會影響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在升值預期存在的情況下，更有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未來50年樂觀的預測，這種升值力度會繼續增加，幅度將會是緩慢的，在這種升值預期的長期存在下，出口環節資金周轉會加快，企業會創造更多的利潤。 另外在進口方面，我國長期表現為內需嚴重不足，利率變動對我國儲蓄的影響不大，消費品市場長期處於輕度通貨緊縮的態勢，生產資料市場在未來10年內仍將是供應大於需求的態勢，進口環節不會有很大的增長，外貿環節稅收會隨著進出口企業的貿易增長而增加。 匯率變動並不完全由於市場本身的變化，還有很多人為的因素，比如國際熱錢和游資的干擾。我國目前處於金融改革的關鍵階段，關繫到我國市場化改革的成敗。由於我國金融系統承受著巨大的歷史包袱，積聚了巨大的金融風險，人民幣市場化改革前進的道路上困難重重，這對我國的稅收安全增加了很多的不確定因素。 2.外匯匯兌損益風險對經濟體的影響 外匯匯兌損益也是影響進出口企業和有外匯交易的企業的風險。由於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強制結售匯制度，企業保有的自主性外匯很少，進出口企業要完成進出口交易，需要經過結匯和售匯兩個階段，在這兩個階段中，都存在著本幣和外幣的相互兌換，在匯率市場化變動的情況下，兌換中會發生匯兌損益，這是企業必須面對的風險，同時對我國的稅收造成風險。在我國近期推出遠期交易後，企業可以通過掉期交易等遠期交易規避這部分風險。 （二）人民幣匯率改革在國際收支資本項目層面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改革在資本項下逐步實現完全可兌換，實現資本的自由流動。而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進而得出的不可能三角理論，一國不可能同時達到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匯率的目標，只能同時達到其中的兩個。在我國的未來的匯率制度選擇中，偏向於彈性更大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必然要求我國的資本項目下資本不是完全自由流動的，而事實上，很多國家和地區為了防止國際資本的沖擊，對國際資本流動都做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1.資本自由流動與我國金融風險 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金融風險是金融系統的不穩定和金融脆弱性的增大。資本自由流動在提高交易效率的同時，也帶來很多負面的效果，比如國際投機資本的惡意炒作和游資的蓄意沖擊。 自改革開放以後，湧入中國的國際資本一直呈現增長勢頭。「中國在利用國際資本方面保持了合理的結構和期限，資本流入絕大部分採用國外自接投資的形式，外債增長適度，而證券投資相對少。」 國外直接投資中有相當部分投入我國房地產行業，導致金融風險積聚。再加上我國長久以來積聚的金融風險，如果被蓄意利用，將危害到我國金融系統的穩定和改革的成敗，也將危害到我國稅收的安全。 2.國際資本流動變化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資本自由流動將大大提高我國的金融效率，在我國將來相當長的時間內，有限制的資本自由流動是適合我國的國情和發展需要的。隨著我國市場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我國經濟環境的不斷改善，適合國際資本進入投資的環境將越來越好，可以肯定的是，我國的投資價值在未來會好於西方發達國家，我國經濟健康快速的增長形象將會吸引國際資本的進入，帶動我國國內市場的繁榮，拉動我國的經濟增長，從而帶動我國稅收的增長。 一般說來，國際資本流動帶來的金融風險主要表現在貨幣危機、泡沫經濟和銀行業危機等幾個方面。但資本流動帶來的金融風險不一定必然演變為貨幣危機或銀行業危機，這主要取決於各國貨幣當局的政策以及所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對於國際游資和熱錢的進入，我們要加強監管，採取部分限制性措施，增強風險預警，維護我國經濟的穩定和稅收的安全。 （三）人民幣匯率改革在國內金融市場層面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改革會直接影響到我國的金融市場，通過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債券市場等影響我國的金融風險。 1.人民幣匯率改革與我國金融市場風險 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有一句話在目前值得思考：弱的銀行體系與開放的資本項目相結合是「等著發生事故」。可見人民幣匯率改革後，資本項目可兌換對一國的經濟發展和安全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意義。 在我國實行單一制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下，我國金融市場基本處於封閉的狀態，金融市場主要受國內經濟狀況的變化而變化，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對我國金融市場的影響渠道不是特別通暢。這也是我國能夠抵禦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當我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完全市場化後，資本市場放開後，我國金融市場和國際金融市場將融為一體，我國金融市場會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而變化，金融風險將會有更廣泛的傳播性與傳染性，影響也會是更大的。 2.金融中介機構市場風險與我國稅收安全 銀行資產質量惡化，不良貸款比重較高。在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過程中，由於資本市場發展滯後，融資格局主要以銀行的間接融資為主，在統一利率政策指導下，對支持企業不斷增長的投資需求以及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於以制度創新為核心內容的企業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各級政府對銀行的正常經營管理干預較大，不僅信貸資金的經營帶有「半財政」性質，而且扭曲了銀企關系；在近幾年的企業資產重組過程中，債、廢債現象嚴重，這無疑加重了銀行的壓力。 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風險日益暴露。我國的非銀行機構主要包括信託投資公司、財務公司、證券公司以及保險公司等，由於經營管理存在問題，再加上監管落後，這些機構經營存在著不少問題，其中隱含的風險是絕對不能忽視的。 人民幣匯率改革後，金融中介機構將會面臨更多的金融風險。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後，金融機構將會面對市場化的利率，匯率風險，直接影響到金融機構的收益，另外隨著金融機構逐漸趨向於混業經營，我國金融機構將面臨更多的投資風險與經營風險，這將勢必影響到金融機構的穩定性，影響到我國的稅收安全。 （四）人民幣匯率改革在國內產品市場層面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從根本意義上來說，匯率體現的是一國貨幣對外的價值，物價體現是一國貨幣對內的價值，因而對於一個開放度有限的國家來說，物價還是主要受國內供求和內部經濟因素變化的影響，隨著一國開放度的不斷加深，外部因素，特別是匯率因素對物價的影響才會逐步加深。 具體到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國內物價影響的研究， Lu. M and Z Zhang （2003）採用VARs（向量自回歸）方法對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國內物價的影響進行了實證檢驗，得到了人民幣匯率貶值將給國內物價帶來通貨膨脹效果的結論。另外J. Scheibe and D. Vines（2005）在對中國通貨膨脹的實證研究中得出，以貿易額為權重的名義有效匯率變動是影響國內通貨膨脹的一個重要因素，名義有效匯率貶值一個百分點，將導致國內物價上升0.3個百分點。「 人民幣匯率波動帶來的國內物價變動將導致我國產品市場價格和企業格局的變動，直接影響到我國的稅收安全。 （五）人民幣匯率改革後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選擇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改革對我們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在宏觀政策方面，我們所考慮的不僅是國內市場的均衡，更綜合考慮國際和國內市場的均衡政策選擇考慮內外兩個市場的相互協調。

⑺ 我國人民幣匯率機制形成改革論文

當前,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是我國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之一,這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本文就此問題進行探討,並提出改革的指導方針和有關步驟和措施。
一、現狀與存在的問題
1994年人民幣匯率並軌,1996年12月1日人民幣實現了經常項目下可兌換,從此人民幣匯率機制的運行建立在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可兌換的基礎上,但匯率形成機制主要受兩個因素的影響:一是強制結售匯制度,即對企業除了規定的可保留的現匯收人外,其他外匯收入全部賣給外匯指定銀行。二是中央銀行對各外匯指定銀行的結匯周轉頭寸實行限額管理,也就是說,外匯指定銀行在辦理結售匯過程中,對於超過其規定的結售匯周轉頭寸時,必須在銀行間外匯市場拋出;對於不足其規定的結售匯周轉頭寸時,該外匯指定銀行必須在銀行間外匯市場補足。這樣頻繁進行的「拋」或「補」,便形成了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並以此為基礎形成次日交易貨幣(美元、港幣、日元、歐元)對人民幣交易的基礎匯率。
上述匯率機制的形成,雖然由市場供求來決定,但是從嚴格意義來說,它並未形成全面的外匯供求關系。這是因為:
1.強制結售匯制的缺陷。雖然中央銀行幾次調整了外匯指定銀行的結售匯周轉外匯頭寸,也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外匯供求關系,只能是中央銀行被動人市進行干預,充當外匯交易最後差額的承擔者,失去了外匯調控的主動權。
2. 匯率變化缺乏彈性。1994年以來,除1997年外,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都出現雙順差的局面。外匯市場上人民幣長期處於供大於求的狀況,中央銀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不可避免,為此,人民幣匯率水平不是純粹由市場供求決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制約。從1995年到2001年,人民幣對美元升值5％,近幾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只是在1美元兌8.27―8.30元人民幣之間波動,波動幅度和彈性區間極小,匯率基本上是釘住美元。
3.金融市場的不完善。由於利率尚未實現市場化,資金不能自由流動以及金融工具、外匯交易品種和方式的匱乏,都造成我國外匯市場仍是一個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場。因此,中央銀行的干預和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對外匯的供求起到很大的調節作用。
二、改革的指導方針
1.要處理把握好市場供求與國家宏觀調控的關系。正確認識和把握中央銀行和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對市場的調控的重要性,這關繫到我國經濟穩定安全地運行。因為,匯率機制的改革首先要確保經濟運行的穩定。
2.要考慮開放經濟的總體要求。在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中,要充分考慮我國經濟進一步融人世界經濟體系後可能出現的變化,根據開放經濟的總體特徵及我國經濟的自身特色,把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與經濟結構的變動聯系起來,增大人民幣匯率政策的影響范圍和作用力度。
3.保持和實現匯率的穩定和均衡。如何確定一國貨幣的匯率水平,保持一種「最佳」或「適當」的匯率水平,這涉及所謂均衡匯率問題,也就是說,使匯率的變動,與一個經濟內部和外部關系獲得一種協調、合理的關系,能促進和達到內外平衡和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充分發揮人民幣匯率作為調節整個國民經濟的杠桿作用。
4.要充分認識人民幣的國際地位。近年來,我國經濟地位和貿易總額有很大的提升和發展,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人民幣不貶值的堅定政策立場已經奠定了人民幣作為亞洲區域主導貨幣之一的地位。人民幣在我國周邊地區的影響力有所上升,但是,也要清醒地認識到,相對於美元、日元、歐元等國際貨幣,人民幣仍然屬於「邊緣」貨幣,匯率水平的確定及釘住目標的調整受到國際經濟環境變化的深刻影響。動盪不定的國際金融市場環境為人民幣匯率機制的調整及新的均衡水平的確定增加了很大的難度。因此,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必須充分考慮國際環境的影響,尤其是三種主要貨幣匯率波動的趨勢,因此,未來人民幣匯率機制的調整應以國內政策的目標為主,要兼顧人民幣國際化的未來前景,適當考慮人民幣作為區域主導貨幣所需要承擔的責任和義務。
5.要充分考慮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長期以來,我國匯率政策的制定和調整始終無法完全擺脫基於貿易平衡的傳統思路,貿易差額在人民幣匯率決定因素中居主導地位,匯率與外貿換匯成本的偏離程度一度成為衡量匯率水平是否合理的重要標志。
隨著我國外資流入的不斷增加,資本流動規模和結構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日漸顯著。從發展來看,在加人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資本流動的規模和結構已出現一定的調整。首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我國利用外資提供了新的增長動力,導致我國資本流入規模出現新的突破。在全球跨國投資總額中,服務業中的投資超過一半。加人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開放了部分服務領域,尤其是對於金融、保險、證券、商業、中介服務等領域的開放,等於增加了一倍的潛在投資者。其次,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實行更加開放的政策後,我國利用外資的方式將更為豐富,在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借款等形式以外,將更多地採用發行境外債券和股票等籌資形式。估計外商直接投資的相對比重將有所下降,其他投資相對比重上升,尤其是證券投資資金量將會增加。再次,加人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具體方式及結構可能出現調整,導致整體流動性的提高。
2001年以來,我國外資流人數額出現持續大幅度的上升,表明市場對於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樂觀預期開始發揮作用。此外,我國對外投資也將進入快速增長時期。
新的資本雙向跨境流動的形勢,要求我們在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中,適當增加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權重,匯率政策目標由貿易平衡擴大到國際收支總量及結構的平衡。
6.要適應國際化的原則。在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匯率機制改革將在金融市場全方位開放的框架下進行,因此要遵循世界貿易組織所倡導的自由競爭原則、自由貿易原則、非歧視原則和透明度原則。在這種原則下,我國經濟要全方位與國際接軌,適應和迎接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挑戰。為了實現經濟金融與國際接軌,就必須撤除資本國內外自由流動的障礙,這就要求做到國內外資金價格市場化,首先是利率的市場化,進而是匯率的市場化。也就是說,在逐步實現資本項目開放的條件下,實現人民幣的自由兌換,這是人民幣與外幣的價值比較和自由兌換形成的市場均衡匯率的基礎。只有這樣,才能把國內外市場價格信號更直接、更迅速、更准確地反映出來,才能使中國經濟與實行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原則的國際經濟融合,才能使國內價格體系逐步與國際市場價格體系真正接軌,才能使競爭機制在各個層面上反映出來。
三、改革的步驟與措施。
在本著人民幣匯率既要均衡、又要相對穩定,有利於穩定通貨和保持中長期國際收支平衡、有利於我國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原則基礎上,增大匯率形成的市場化和靈活性,使匯率保持在相對均衡和相對穩定的水平上,從而促進經濟健康、穩定地發展。
改革的核心是:(1)逐漸增加匯率彈性;(2)逐步使用匯率波動區間,放寬波動范圍;(3)在放寬匯率浮動區間的基礎上,改釘住美元為釘住一籃子貨幣。
總體而言,改革的進程應採取漸進的做法。可採取的步驟和措施是:
1.要認真總結以往匯率運行的正反經驗。1994年人民幣匯率並軌,1996年12月我國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可兌換,1998年人民幣匯率經歷了金融危機的考驗,2001年11月我國成功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當前,在新形勢下,人民幣匯率機制應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服務,更好地迎接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挑戰。為此,應該對新中國建立以來各個時期、各個階段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形成、特點、問題,結合當時的經濟政治背景以及對外經濟貿易等方面的交往情況,進行認真總結和反思。只有在深入總結過去的基礎上,才能在新形勢下更好地進行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
2.積極推動基礎理論和實證分析的研究。在確定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的指導原則下,應進一步鼓勵和推動人民幣匯率的基礎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研究。總的來說,有關各個時期人民幣匯率的研究,在黨中央國務院領導的重視下,各有關部門以及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實務工作者、科研工作者與教學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是有相當成績的。他們的研究成果對各個階段的人民幣忙率改革以及政策制定起到積極的參考作用。現應繼續進行深入地研究探討,比如,國際價值論、購買力平價論、出口換匯成本、理論比價模型、均衡匯率模型、匯率預警模型以及其他有關模型和相關方案,比如,釘住單一貨幣或者一籃子貨幣、爬行浮動、管理浮動、單獨浮動、中心匯率等都值得研究和探討。在研究探討和實證分析的基礎上,得出更適應我國人民幣匯率運行機制的有關方案,供決策參考。
3.改革的環境與時機選擇。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國內經濟學界加大了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討論,特別是2003年以來,日本有關方面挑起人民幣幣值低估的觀點,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但是這些討論,往往囿於匯率升值或貶值的爭論,淪為簡單的政策解釋和說明。在我國已加人世界貿易組織、更深地融人世界經濟體系的情況下,匯率的影響將突破傳統的涉外經濟范圍,在更大的范圍內發揮更強的影響力。因此,人民幣匯率改革必須考慮國內外這樣一個大環境,必須慎之又慎,一定要選擇一個有利時機,也就是說,在改革時機的選擇方面,我們既要根據國內的需要,又要考慮國際環境的變化。它不能過急,也不能不變,匯率機制的改革一定有利於我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穩定與發展。
4.回歸到真正的有管理浮動。在1994年進行的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中,人民幣匯率制度被重新定義為「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在前幾年的實際操作中,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波動幅度控制在很小的區間,保持基本不變。實際上屬於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最終選擇,取決於政策部門對於「獨立貨幣政策――資本自由流動――匯率穩定性」這一著名的「不可能三角」中不同解的偏好及目標權衡。筆者認為,對於日趨呈現內需導向特徵的大國經濟而言,獨立貨幣政策毫無疑問是我們的首要選擇,資本流動的自由程度在未來5年內將有顯著上升,那麼,其結果必然是人民幣匯率波動性的上升。上述變化最終落實到匯率制度調整上,但人民幣匯率走向自由浮動必須謹慎從事。可選擇的是一個具有充分彈性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可在當前匯率水平的基礎上,波動幅度擴大到上下1％。
建立內部匯率目標區,目標區上下可定為10―15％。改釘籃子貨幣應相機而行,從籃子的加權成分看,由於我國與美國以及香港地區的貿易額較大,而港幣又與美元掛鉤,美元在籃子中仍然佔主要比重,歐元與日元以及其他有關貨幣進入籃子後,將使人民幣匯率水平更趨合理。與此同時,應加強外匯市場交易品種和交易方式,進一步提高外匯市場資源配置的效率,完善市場做市商制度,為人民幣匯率機制的形成奠定基礎。
5.建立人民幣匯率的監測機制。在人民幣匯率機制市場化日益提高的同時,建立人民幣匯率的監測機制,目的是監測人民幣匯率水平是否合乎實際,符合國家中長期政策目標,以便為國家制定和調整匯率政策提供決策依據。
人民幣匯率的監測體系包括宏觀監測體系和微觀監測體系兩個層次。宏觀監測指標包括貨幣供應量、通貨膨脹率、財政收支狀況、進出口增長率、資本流動等數據。通過建立宏觀監測體系,了解一個時期匯率水平對宏觀經濟各項指標的影響,預測下一日期外匯供需情況和市場匯率的走向,用以研究調整匯率政策。微觀經濟指標包括出口換匯成本、進出口盈虧狀況、實際稅負、對外負債和還本付息情況、盈利匯出狀況等。觀察微觀狀況的變化,監測匯率水平的合理性,了解企業對匯率的預期並對外匯供需的可能變化進行預測。
通過匯率監測體系取得宏觀監測指標及微觀監測指標後,可用於編制季度及年度的人民幣的名義有效匯率指數(NEER)和實際有效匯率指數(REER)。觀察實際有效匯率指數的變化可以准確地了解人民幣匯率對我國涉外企業的影響,反映我國貿易部門實際競爭力的變化,對我國出口產業及進口替代產業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6.加強完善外匯監管體系的建設。在逐步有序放開資本項目管制的同時,特別要增強對短期流動資金的監管,必要時應採取相應的措施,防止國際流動資金對我國金融市場的沖擊。放鬆管制,加強監管,以監管取代管制,這是今後時期我國外匯管理當局工作的核心。即使在實現資本項目下可兌換的狀況下,也不能忽視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和中央銀行的干預調控作用。同時應時刻關注我國周邊金融市場的動向,動態測算人民幣對周邊地區貨幣相對水平的變化,保持我國出口及利用外資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