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國內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指中央銀行運用貨幣政策工具影響中介指標,進而最終實現既定政策目標的傳導途徑與作用機理。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理論[1]
盡管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理論在不斷發展,各種學派對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有不同看法,但歸納起來貨幣政策影響經濟變數主要是通過以下四種途徑:
(一)利率傳遞途徑
利率傳導理論是最早被提出的貨幣政策傳導理論,但從早期休謨的短期分析、費雪的過渡期理論、魏克賽爾的累積過程理論中所涉及的利率傳導理論均未得到關注。直到凱恩斯的《通論》問世及IS-LM模型的建立才正式引起學術界對利率傳導機制的研究。利率傳導機制的基本途徑可表示為:
貨幣供應量M↑→實際利率水平i↓→投資I↑→總產出Y↑。
(二)信用傳遞途徑
威廉斯提出的貸款人信用可能性學說是最早有關貨幣政策信用傳導途徑的理論,伯南克則在此理論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銀行借貸渠道和資產負債渠道兩種理論,並得出貨幣政策傳遞過程中即使利率沒發生變化也會通過信用途徑來影響國民經濟總量。信用傳導機制的基本途徑可表示為:
貨幣供應量M↑→貸款供給L↑→投資I↑→總產出Y↑
(三)非貨幣資產價格傳遞途徑
托賓的Q理論與莫迪利亞尼的生命周期理論則提出了貨幣政策的非貨幣資產價格傳遞途徑。資產價格傳導理論強調資產相對價格與真實經濟之間的關系,其基本途徑可表示為:
貨幣供應量M↑→實際利率i↓→資產(股票)價格P↑→投資I↑→總產出Y↑。
(四)匯率傳遞途徑
匯率是開放經濟中一個極為敏感的宏觀經濟變數,因而它也引起了眾多學者的研究,而關於貨幣政策的匯率傳導機制的理論主要有購買力平價理論、利率平價理論和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等。貨幣政策的匯率傳導機制的基本途徑可表示為:
貨幣供應量M↑→實際利率i↓→匯率E↓→凈出口NX↑→總產出Y↑。
中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發展[2]
中國貨幣傳導機制的發展經歷了從1953-1997年底以直接控制為主的貨幣控制方式到1998年至今以間接控制為主的貨幣控制方式兩個階段。
1.以直接控制為主的貨幣控制方式。
從1953年中國建立計劃經濟體制以來,到1997年底中國實行的是以直接控制為主的貨幣控制方式。在這一階段,政府對信貸進行直接控制,並在不同時期為了適應當時的經濟環境和金融體制的要求,直接控制的程度和方式存在著不同。具體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即:「統存統貸」時期(1953-1978年)、「差額包干」時期(1979-1984年)和「雙向調控」時期(1985-1997年)。由於在1984年中央銀行體制建立之前,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中國沒有相對獨立的貨幣政策。所以,本文著重分析中央銀行體制建立之後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2.以間接控制為主的貨幣控制方式。
1998年,中國取消了對信貸規模的限制,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得到了發展,並且運用了利貨幣資產價格多種渠道轉變。目前國內許多學者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進行了研究,基本對貨幣政策通過多種渠道進行傳導沒有存在異議,但對在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貨幣渠道重要還是信用渠道重要的問題存在著爭議。對這方面的研究,國內多以實證研究進行分析。本文從分析貨幣傳導機制的理論開始,結合中國的實際,研究中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途徑
貨幣政策傳導途徑一般有三個基本環節,其順序是:
從中央銀行到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工具操作,首先影響的是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准備金、融資成本、信用能力和行為,以及金融市場上貨幣供給與需求的狀況;
從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到企業、居民等非金融部門的各類經濟行為主體。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根據中央銀行的政策操作調整自己的行為,從而對各類經濟行為主體的消費、儲蓄、投資等經濟活動產生影響;
從非金融部門經濟行為主體到社會各經濟變數,包括總支出量、總產出量、物價、就業等。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關鍵
金融市場在整個貨幣的傳導過程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首先,中央銀行主要通過市場實施貨幣政策工具,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通過市場了解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調控意向;
其次,企業、居民等非金融部門經濟行為主體通過市場利率的變化,接受金融機構對資金供應的調節進而影響投資與消費行為;
最後,社會各經濟變數的變化也通過市場反饋信息,影響中央銀行、各金融機構的行為。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問題
(1)隨著西方國家以利率取代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間目標,利率傳導作用越來越明顯,成為貨幣政策傳導的主渠道。
(2)金融市場的日益健全、間接融資比重的不斷下降和直接融資成本的不斷降低,使得銀行信貸對整個金融市場的反映狀況越來越不全面,銀行信貸傳導作用越來越小。
(3)隨著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資產價格、財富效應的傳導作用越來越重要,資產價格開始納入西方國家的貨幣政策監控指標之中。
(4)預期和信心的傳導作用引起了一些國家貨幣政策當局的重視。
(5)新經濟和股市財富效應的增強,使利率與股市的關系復雜化,貨幣政策的利率傳導渠道面臨新的問題和挑戰。
❷ 請問一下人民幣匯率上升是如何影響我國經濟的,最好能用經濟學原理解釋,謝謝
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我國經濟的市場化進程,我國企業的風險管理能力,涉及到我國金融市場穩健完善程度與金融機構風險管理能力等方面。在經濟貨幣化,金融化的今天,經濟的運行離不開金融的穩定與健康。人民幣匯率的改革對我國金融系統的穩定是一系列大的考驗,金融系統是否穩定,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我國經濟的穩定,進一步影響著我國稅收的安全,這樣人民幣匯率改革其實與我國稅收安全有著內在的聯系。
一、 我國人民幣匯率改革與稅收安全
(一)我國人民幣匯率改革與金融風險
1.我國人民幣匯率改革現狀與趨勢
我國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正朝著逐步市場化的方向邁進。從1994年人民幣匯率並軌後到2005年,我國實行的一直是市場化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實際上是盯住美圓的被動浮動匯率制度。2005年7月21日,我國改革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單一的浮動匯率制度為市場化的,參考一攬子貨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是我國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在市場化的道路上前進的一大步。以後改革的方向是最終走向完全的市場化,逐步實現人民幣在資本項下的可兌換。
2.人民幣匯率改革帶來的金融風險
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總體方向是朝著市場化的方向前進,隨著市場化進程的不斷前進,我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將不斷在社會各層面顯現,如我國現在的商業銀行改革,以前遺留歷史問題帶來很多經營和管理上的包袱與問題,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是對我國銀行體系的風險管理能力的考驗,銀行風險管理的健全與否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成敗,決定著我國經濟的穩定。可以說,在過去金融對外封閉的歷史中,金融風險在我國金融系統和我國的經濟中是一種積聚,人民幣匯率改革就好像慢慢擰開了釋放風險的閥們,市場化進程越快,這種釋放對我國金融體系的考驗越大,對人們觀念與思想的考驗也越大。
(二)金融風險與我國的稅收安全
1.金融風險與我國的經濟實體
金融風險是客觀存在的,我們不能選擇金融風險的存在,只能選擇管理風險的方法。系統風險是無法避免與管理的,非系統風險則能通過資產組合等方式分散。大部分理性的經濟體都是風險中性或者風險厭惡的,在市場經濟中他們會選擇各種方法來管理風險,尤其是金融風險,如企業,個人,政府,國外投資者,投機者等,他們選擇的風險應對將對我國的經濟產生影響。
2.經濟實體風險應對與我國稅收安全
面對金融風險帶來的不確定,不同的經濟體會選擇不同的風險應對與管理辦法,比如在匯率更加市場化的情況下,進出口企業將會選擇遠期交易等衍生金融工具規避匯率風險,銀行等金融機構可能會改進風險控制與識別水平,引入更全面的風險管理理念等,而這些管理理念仍然是存在風險的,等等,可以肯定的是,風險給我們的經濟體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對我國的稅收安全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
二、人民幣匯率改革對我國稅收影響的各層面分析
人民幣匯率改革給我國的稅收安全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分析這種不確定性並進而得出應對方法是很復雜的過程,首先要基本了解影響的各個方面,通過分析各個層面的影響途徑和後果,我們可以對症下葯,維護我國的稅收安全。
(一)人民幣匯率改革在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層面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1.匯率風險與進出口貿易
進出口貿易受匯率變動影響很大。在我國實行盯住匯率體制下,以美圓結算的大部分進出口貿易基本不受影響,進出口企業對於匯率風險基本不敏感。而在我國匯率基本實現市場化後,匯率更多的表現市場因素。
在匯率波動對貿易影響的一般分析中,意味著貨幣貶值將改善貿易收支,反之貨幣升值會使貿易陷入惡化的境地。但是,現實情況並非如此。「一些經濟體在匯率波動過程中,當貨幣貶值時卻沒有達到改善貿易收支的目的,反而使貿易收支轉向了相反的預期。在追尋這種沖突原因的過程中,產生了新的匯率傳遞理論(imperfect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對於匯率傳遞程度,許多經濟學家對匯率傳遞系數進行了實證估計,發現匯率傳遞是不完全的,即匯率變動後進出口價格不同比例的發生變動,匯率傳遞系數不等於1.因此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是不確定的。
具體在出口環節,我國出口產品主題還在於紡織品,初級加工品和部分電器設備,在大型機電項目,我國還沒有形成一個標志性台階。外國對於我國的產品需求彈性很小,在價格優勢下,人民幣目前2%的小幅度升值不會影響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在升值預期存在的情況下,更有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未來50年樂觀的預測,這種升值力度會繼續增加,幅度將會是緩慢的,在這種升值預期的長期存在下,出口環節資金周轉會加快,企業會創造更多的利潤。
另外在進口方面,我國長期表現為內需嚴重不足,利率變動對我國儲蓄的影響不大,消費品市場長期處於輕度通貨緊縮的態勢,生產資料市場在未來10年內仍將是供應大於需求的態勢,進口環節不會有很大的增長,外貿環節稅收會隨著進出口企業的貿易增長而增加。
匯率變動並不完全由於市場本身的變化,還有很多人為的因素,比如國際熱錢和游資的干擾。我國目前處於金融改革的關鍵階段,關繫到我國市場化改革的成敗。由於我國金融系統承受著巨大的歷史包袱,積聚了巨大的金融風險,人民幣市場化改革前進的道路上困難重重,這對我國的稅收安全增加了很多的不確定因素。
2.外匯匯兌損益風險對經濟體的影響
外匯匯兌損益也是影響進出口企業和有外匯交易的企業的風險。由於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強制結售匯制度,企業保有的自主性外匯很少,進出口企業要完成進出口交易,需要經過結匯和售匯兩個階段,在這兩個階段中,都存在著本幣和外幣的相互兌換,在匯率市場化變動的情況下,兌換中會發生匯兌損益,這是企業必須面對的風險,同時對我國的稅收造成風險。在我國近期推出遠期交易後,企業可以通過掉期交易等遠期交易規避這部分風險。
(二)人民幣匯率改革在國際收支資本項目層面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改革在資本項下逐步實現完全可兌換,實現資本的自由流動。而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進而得出的不可能三角理論,一國不可能同時達到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匯率的目標,只能同時達到其中的兩個。在我國的未來的匯率制度選擇中,偏向於彈性更大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必然要求我國的資本項目下資本不是完全自由流動的,而事實上,很多國家和地區為了防止國際資本的沖擊,對國際資本流動都做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1.資本自由流動與我國金融風險
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金融風險是金融系統的不穩定和金融脆弱性的增大。資本自由流動在提高交易效率的同時,也帶來很多負面的效果,比如國際投機資本的惡意炒作和游資的蓄意沖擊。
自改革開放以後,湧入中國的國際資本一直呈現增長勢頭。「中國在利用國際資本方面保持了合理的結構和期限,資本流入絕大部分採用國外自接投資的形式,外債增長適度,而證券投資相對少。」 國外直接投資中有相當部分投入我國房地產行業,導致金融風險積聚。再加上我國長久以來積聚的金融風險,如果被蓄意利用,將危害到我國金融系統的穩定和改革的成敗,也將危害到我國稅收的安全。
2.國際資本流動變化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資本自由流動將大大提高我國的金融效率,在我國將來相當長的時間內,有限制的資本自由流動是適合我國的國情和發展需要的。隨著我國市場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我國經濟環境的不斷改善,適合國際資本進入投資的環境將越來越好,可以肯定的是,我國的投資價值在未來會好於西方發達國家,我國經濟健康快速的增長形象將會吸引國際資本的進入,帶動我國國內市場的繁榮,拉動我國的經濟增長,從而帶動我國稅收的增長。
一般說來,國際資本流動帶來的金融風險主要表現在貨幣危機、泡沫經濟和銀行業危機等幾個方面。但資本流動帶來的金融風險不一定必然演變為貨幣危機或銀行業危機,這主要取決於各國貨幣當局的政策以及所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對於國際游資和熱錢的進入,我們要加強監管,採取部分限制性措施,增強風險預警,維護我國經濟的穩定和稅收的安全。
(三)人民幣匯率改革在國內金融市場層面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改革會直接影響到我國的金融市場,通過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債券市場等影響我國的金融風險。
1.人民幣匯率改革與我國金融市場風險
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有一句話在目前值得思考:弱的銀行體系與開放的資本項目相結合是「等著發生事故」。可見人民幣匯率改革後,資本項目可兌換對一國的經濟發展和安全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意義。
在我國實行單一制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下,我國金融市場基本處於封閉的狀態,金融市場主要受國內經濟狀況的變化而變化,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對我國金融市場的影響渠道不是特別通暢。這也是我國能夠抵禦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當我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完全市場化後,資本市場放開後,我國金融市場和國際金融市場將融為一體,我國金融市場會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而變化,金融風險將會有更廣泛的傳播性與傳染性,影響也會是更大的。
2.金融中介機構市場風險與我國稅收安全
銀行資產質量惡化,不良貸款比重較高。在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過程中,由於資本市場發展滯後,融資格局主要以銀行的間接融資為主,在統一利率政策指導下,對支持企業不斷增長的投資需求以及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於以制度創新為核心內容的企業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各級政府對銀行的正常經營管理干預較大,不僅信貸資金的經營帶有「半財政」性質,而且扭曲了銀企關系;在近幾年的企業資產重組過程中,債、廢債現象嚴重,這無疑加重了銀行的壓力。
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風險日益暴露。我國的非銀行機構主要包括信託投資公司、財務公司、證券公司以及保險公司等,由於經營管理存在問題,再加上監管落後,這些機構經營存在著不少問題,其中隱含的風險是絕對不能忽視的。
人民幣匯率改革後,金融中介機構將會面臨更多的金融風險。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後,金融機構將會面對市場化的利率,匯率風險,直接影響到金融機構的收益,另外隨著金融機構逐漸趨向於混業經營,我國金融機構將面臨更多的投資風險與經營風險,這將勢必影響到金融機構的穩定性,影響到我國的稅收安全。
(四)人民幣匯率改革在國內產品市場層面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從根本意義上來說,匯率體現的是一國貨幣對外的價值,物價體現是一國貨幣對內的價值,因而對於一個開放度有限的國家來說,物價還是主要受國內供求和內部經濟因素變化的影響,隨著一國開放度的不斷加深,外部因素,特別是匯率因素對物價的影響才會逐步加深。
具體到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國內物價影響的研究, Lu. M and Z Zhang (2003)採用VARs(向量自回歸)方法對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國內物價的影響進行了實證檢驗,得到了人民幣匯率貶值將給國內物價帶來通貨膨脹效果的結論。另外J. Scheibe and D. Vines(2005)在對中國通貨膨脹的實證研究中得出,以貿易額為權重的名義有效匯率變動是影響國內通貨膨脹的一個重要因素,名義有效匯率貶值一個百分點,將導致國內物價上升0.3個百分點。「 人民幣匯率波動帶來的國內物價變動將導致我國產品市場價格和企業格局的變動,直接影響到我國的稅收安全。
(五)人民幣匯率改革後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選擇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改革對我們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在宏觀政策方面,我們所考慮的不僅是國內市場的均衡,更綜合考慮國際和國內市場的均衡政策選擇考慮內外兩個市場的相互協調。
1.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與人民幣匯率改革
「人民幣匯率改革過程中,伴隨著資本賬戶的逐步開放,價格、利率、匯率和收入等經濟杠桿將逐漸取得對經濟生活的主導性調節和支配地位,而完善有效的宏觀調控體系有助於這些經濟杠桿作用的發揮。」 在金融全球一體化的條件下,任何微小的利率變動或偶然事件發生,都可能導致國際間資本大規模快速流動,這樣很容易對一國經濟造成較大的影響和沖擊。
因此人民幣匯率改革後,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更加市場化選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互協調配合,在保證國際收支基本平衡,保證經常貿易基本正常,沒有大規模的贏余或者赤字,資本項目下,國際資本流動基本正常的同時,保證國內基本經濟變數的穩定和諧,保證國內消費,投資,儲蓄的協調運行,宏觀政策選擇更加綜合化,市場化。
2.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搭配與我國稅收
要保證國際國內市場的均衡協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必須相互配合。根據蒙代爾宏觀政策搭配理論,貨幣政策在調節國際收支平衡時比較有效,財政政策在調節國內市場的均衡比較有效。人民幣匯率改革後,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央行在調節國際收支時,有必要進行一定的沖銷操作,保持國內經濟變數的相對穩定,同時,財政政策協調貨幣政策,在投資和政府購買方面做調整,保持和調節總供求的平衡,保持經濟的健康發展。二者相互配合對保證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保證我國稅收的穩定增長有很重要的作用。
三、我國稅收改革對應人民幣匯率改革的相應配套改革
人民幣匯率改革後對我國稅收的影響在各方面都很難找出確定的量,也很難用一個模型去衡量在市場經濟中發生的一切,衡量某個變數變化最後帶來多大的影響,實際中不存在經濟學中嚴格假設的情況。經過一番討論,人民幣匯率改革對我國稅收的影響依然是比較模糊的,但確定的是,我們已經知道匯率改革對我國稅收影響的各個方面,這樣就能對症下葯,找出相應的稅收政策。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稅收制度的基本要求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稅收制度的基本要求是追求效率,體現公平,講究便利,力求節約。古典經濟學創始人亞當。斯密提出的稅收四原則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示,放到今天依然適用。我們的稅收制度的設計在理念上要盡可能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在保證效率優先的前提下,實現更大程度的公平,保持社會的和諧穩定。在我國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中,貫徹稅收四原則是很必要的,不僅有利於推進我國的經濟發展,保證我國稅收安全,更能增大我國財政實力,保證我國和諧社會的目標的實現。
(二)我國稅收制度應對金融風險相應調整的基本原則
金融風險是伴隨金融制度建立與發展過程的客觀問題,能否正確認識並予以有效地防範與化解,是確保金融安全的關鍵,關繫到金融制度及金融市場的效率。實際上,由於金融幾乎是貫穿於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的所有方面,所以,以風險控制為基調的金融安全,已成為當今一國經濟安全與國家安全的重要標志。
稅收對金融風險的防範就是要做到在保證金融市場效率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降低和分散金融風險,保證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的穩定,保證金融市場的穩定,保證我國宏觀經濟的穩定,保證國際國內金融市場的均衡協調。
(三)我國稅收制度改革在金融風險管理方面的主要配套改革
金融風險的防範是個系統性工程,有賴於我國各方面制度的改革與完善,稅收制度的完善只是所有改革中的一部分,稅收制度改革固然重要,但還必須配合其他制度與體制的改革,我們的改革才是完善和有效的。
1.調整房地產稅收政策,加大對房地產市場投機炒作的調控力度,防止過度投機房地產市場是比較容易產生泡沫的市場,容易積聚金融風險,可以說房地產市場是金融風險的預警器,由於房地產市場流動性比較高,容易變現,國際資本和熱錢傾向於選擇房地產市場進行投機活動。加強房地產市場的監管有利於規避金融風險,促進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
改變現行營業稅,加強對房地產流通的規范,對於涉嫌炒作投機房地產行為徵收高稅,比如在去年推出的營業稅防範房地產投機的改革,我認為改革力度應該加強,稅率偏低,相對於房地產市場投機高額利潤來說,營業稅率起不到太大的調節作用。
2.調整資本市場稅收政策,嚴防金融風險,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促進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稅收政策在很多方面需要做出調整,比如在促進資產證券化方面,鼓勵資金投資入市,防止投機資本炒作等方面。
在促進資產證券化方面,我們應該在印花稅方面對於信貸資產證券化的發起機構轉讓信貸資產將實施信貸資產證券化的信貸資產信託授予受託機構時,雙方簽訂的信託合同,受託機構委託貸款服務機構管理信貸資產時雙方簽訂的委託管理合同暫不徵收印花稅等;在營業稅方面,對受託機構從其受託管理的信貸資產信託項目中取得的貸款利息收入應全額繳納營業稅。對非金融機構投資者買賣信貸資產支持證券取得的差價收入,不徵收營業稅;在所得稅方面。對信託項目收益在取得當年向機構投資者分配的部分,在信託環節暫不徵收企業所得稅等。
在防止投機資本炒作方面,一方面要加強對投機資本和熱錢炒作的監控,另一方面在所得稅方面對惡意炒作行為徵收高額稅收做出特別規定。對於投機資本的炒作方面,由於我國沒有建立很好的監控制度,從而稅收調節也難以發揮作用。另外對於惡意炒作的行為難以有效界定,投機行為造成的巨大影響不會在短時間內顯現,稅收在這方面的調節作用存在很大滯後性。發揮稅收的調節作用,監管制度方面的改革也是必要的。
3.調整稅收政策,加快企業與商業銀行體制改革,理順銀企關系,活化銀行資產1998年財政部發行了2700億元特別國債,用於補充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金,使其資本充足率達到國際標准,增強抵抗風險的能力。但最根本的還是應當加快商業銀行體制改革,按《商業銀行法》規定,切實落實分業經營、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強化約束機制等改革措施;在對銀行信貸資產按風險標准分類並予以有效管理,加大對不良資產存量進行重組與清理的同時,還應積極推進以制度創新為主要內容的國有企業改革,理順銀企關系。
稅收在這方面的調節應該在促進銀行投資多元化,引進戰略投資者,促進股份制改造方面發揮作用。比如在引進戰略投資者方面,我們可以對投資者的股權收益徵收較低的所得稅或者預提稅等。另外在促進金融機構投資多元化方面,我們在所得稅方面,印花稅方面提供優惠。
4.出台相應稅收政策,提高銀行信貸政策與資本市場政策對非國有經濟的支持力度,優化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一是商業銀行的信貸投放應以收益與風險的衡量為主要標准,擴大對發展前景較好的非國有企業的信貸支持,建議隨著各家銀行「中小企業信貸部」的成立,真正將以個體私營經濟為主體的非國有經濟的信貸支持列入各行的年度貸款計劃中,作為中央銀行起引導作用的「指導性貸款規模」中也應明確列出對非國有經濟的信貸支持意見。二是向非國有經濟開放證券融資市場,特別是對於進入基礎產業、高科技、製造業的非國有企業,允許並引導其根據現代股份制企業制度改制上市,進行股權融資,通過資本市場獲得持續發展的資本。與此同時,對於符合條件的非國有企業,也應允許按一定程序與要求發行債券融資,經過市場自律組織的審查,也可上市交易,以改善企業資本結構。
稅收在這方面的支持應該在促進金融機構向中小企業融資和促進中小企業直接融資,降低我國金融風險方面。在促進金融機構向中小企業融資方面,我們可以在所得稅方面給予優惠,發揮國家的政策導向作用,因為中小企業在我國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貢獻不容忽視,適當的支持是應該的。在促進中小企業的直接融資方面,我們依然可以在保證中小企業發行債券的信用保證方面一方面對保證機構給予所得稅優惠,另一方面在中小企業融資後資金運用方面比如進行技術改造升級和改善經營管理方面給予所得稅優惠。
5.在繼續推進對外開放的過程中,進行稅收改革,加強金融管理,增強風險防範能力當今世界已不可避免地朝著全球化方向邁進,繼續堅定不移地貫徹對外開放政策是我國順應歷史潮流的要求,也是確保我國經濟持續穩步發展的關鍵。20年的對外開放實踐,外資流入已不同於當初純粹工業資本的引進,我們看到,越來越多地以銀行、保險、基金、證券等為內容的金融資本開始流入中國,這無論對保持海外工商資本持續投資我國並保障其穩定性,還是對加快我國金融體制改革,都是必要的。但是,金融資本相比工商業資本的流入,附帶著更大的風險因素。因此,今後在繼續吸引科技含量高的工業資本流入的同時,應當視經濟現實需要,加快金融監管標准與體制的建設,在總量控制的原則下,積極穩妥地吸引金融資本的流入,並重點從外匯管理制度與行業、企業准入的程度上予以嚴格監控。
在作好金融資本流入監管的同時,對於流入我國的金融資本享受現行外資生產企業「兩免三減半」的優惠政策,應該看到,這樣的優惠政策有一定的政策依據,還可以吸引外資的流入,在我國金融市場形成競爭的態勢,有利於我國金融市場的健康快速發展。另外在外國金融資本進入的領域進行調節,對於高風險行業如房地產,股市等市場,作好監管工作,稅收方面應該做出適當的調節作用。
6.加快稅收改革進程,增強財政實力,為金融市場的穩健運行與風險化解能力的提高奠定堅實可靠的基礎根據經濟發展情況,積極推進已經確定的以「費改稅」為重點的新一輪財稅改革,並加強財政管理,提高效率,將現行稅制范圍內應收的稅收及時足額地收繳國庫;通過編制「國有資本預算」,加強對國有資本營運的監控,確保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特別是當涉及到國有資產變現時,能夠保證政府財政的應有收入;在節約的原則下,調整財政公共投資方向,重點轉向非盈利性公共工程項目投資,等等。以此促進財政機制的完善與財力的充盈,使其成為防範與化解金融風險的堅強後盾。
7.完善稅收改革,推進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的過程中,優化股權結構,通過市場逐步明晰產權,藉此為我國證券市場的健康運行與發展奠定可靠合理的制度基礎,減少由過分投機行為所帶來的潛在風險目前我國處於國有企業改革改制的攻堅階段,促進產權多元化有利於國有企業的健康有效經營和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對於國有企業的改制提供一方面對於參股方或者戰略投資者給予所得稅優惠,另一方面對於國有企業股權轉讓所得實行所得稅優惠,對於再投資用於技術改造和管理革新給予進一步稅收優惠。這也適合我國現在稅收優惠的普惠制改革方向。國有企業的改制是我國改革的關鍵所在,關繫到我國經濟發展的關鍵領域,我們在加強監管防止惡意收購和國有資產流失的同時,在稅收方面給予最大可能的優惠待遇,提供一種我國政府的改革導向作用。
良好金融秩序的維持和保證對於防範和分散金融風險,促進我國金融市場健康發展,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的健康快速發展有著積極意義。我們在加強金融立法的同時,作好稅收立法工作,推進我國稅收體制的改革,更好的發揮稅收的調節與導向作用,調節經濟的穩定,尤其是我國金融市場的穩定,稅收立法的完善也是在向國際國內市場傳達我國政府加強市場與經濟監管的信心與導向信息。
稅收改革在第三部分各方面的調節見效是相當緩慢的,但確定的是這樣的改革是有效的。金融風險的防範和管理,根本的是在促進我國經濟的良性健康發展,消除我國經濟的隱藏風險因素,比如促進企業股份制改造,增強風險管理意識;促進金融機構全面風險體制的建立和金融市場的正當競爭,改善金融機構的經營管理等方面。這些方面的改革是系統化,長期化的工作,稅收改革是一系列改革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稅收一定程度的超前改革,能為我國其他各方面的改革提供比較有利的稅收和經濟環境,也能體現我國政府的政策導向。
我國人民幣市場化改革進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經濟體的風險意識與管理的健全,國際國內市場的協調和融合為基礎,稅收的改革對我國人民幣匯率體制的改革是一個促進和導向,適當的稅收調整能促進我國人民幣匯率改革的健康進行,保證我國經濟的安全,保證我國稅收的安全。
❸ 匯率變動對經濟的影響及傳導機制
匯率變化會對一國的經濟各方面產生影響,尤其是對一國國際貿易收支、資本流動、外匯儲備等方面的影響。
匯率變化對進出口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
一國貨幣對外貶值後,以本幣表示的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會摺合比貶值前更少的外幣,國外的銷售價格下降,競爭力增強,有利於本國商品的出口,出口擴大;而以外幣計價的進口商品在國內銷售時摺合的本幣價格比貶值前提高,進口成本增加,利潤減少,不利於本國商品的進口,進口減少,會增加貿易順差,改善一國的貿易收支狀況。
一國貨幣對外升值後,以外幣計價的進口商品在國內銷售時摺合的本幣價格比貶值前減少,進口利潤增加,有利於本國商品的進口,進口增加;
J曲線效應。一國貨幣貶值以後,進出口額的實際變動情況,還要取決於進出口商品的供給對價格的反應程度,即使在馬歇爾―勒納條件成立的情況下,貨幣貶值也不會立即改善貿易收支,而會有一段時滯。在貨幣貶值後初期,貿易收支的逆差不僅不會縮小,反而會有所擴大。
匯率變化對資本流動的影響:
當一國貨幣對外貶值後,1單位外幣可以摺合比本幣貶值前更多的本幣,會使外國資本流入增加,國內資本流出減少;當一國貨幣對外貶值將貶未貶時,即外匯匯價將升未升時,國內資本的持有者和外國投資者為避免該國貨幣貶值而蒙受損失,會引起本國資本外逃。
❹ 美元人民幣匯率多少
截止到目前為止2021年10月16日美元與人民幣的相關的匯率是:1美元等於6.434人民幣、1人民幣 約等於 0.1554美元。
外匯的市場是表示以各種相關種類的貨幣金錢為交易的方式,由銀行機構等與金融相關的有關的機構、自營商和比較大的跨國的集團企業參與得,通過中介或者機構或網路的電信系統連接的貨幣交易市場。它可以是有形的——如外匯兌換,也可以是無形的——如通過電信系統進行的銀行間外匯交易。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最新統計,國際外匯市場日均交易量約為1.5萬億美元。
外匯是可以用於國際結算的外幣或以外幣表示的支付方式。到現在為止,在全世界上有30多個主要的外匯市場,分布在世界各大洲的不同國家和地區。按照傳統的地理劃分,它可以分為三個的部分:亞洲、歐洲和北美洲。每個市場都有其固定的和獨特的特徵,但所有市場都有一些共同點。每個市場由距離和時間分開。他們相互敏感的,相互獨立的。一個中心每天關閉後,會將訂單傳遞給其他中心,有時會為下一個市場的開放設定基調。
這些外匯的市場以某些大城市為核心或者中心,呈現輻射狀向周圍地區或者國家。由於所在的時區有所差異,每個外匯的市場在營業時間內一個接一個地開放和關閉。它們通過先進的通訊設備和計算機網路相互連接。市場的有關參與者可以在世界各地的外匯市場進行交易。這樣外匯的資金流動比較的順暢,各個市場間匯價差小,形成了全世界一體化的運作,國際各個外匯的市場晝夜統一運行。
❺ 什麼叫做商品的相對價格
商品相對價格則指產品與交換物品進行交易時的兌換比率,假定金錢的供應不變的話,商品之間與金錢相對價格是可以比較的,商品之間亦可以以金錢價格比較出相對價格。
然而當特定金錢或貨幣的供應增加,該金錢或貨幣與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均出現下降(即通貨膨漲)時,商品在金錢或貨幣的供應增加期間的金錢價格便出現變動,在金錢或貨幣供應增加的前後期間,商品以該貨幣所訂的名義價格上升,同時商品之間的實際相對價格維持不變。
(5)匯率傳遞計算擴展閱讀
商品相對價格的計算
以某國出口糧食、進口照相機為例,兩者的比例關系為:照相機的相對價格=照相機價格/糧食價格(均按同一貨幣折算)。它反映出購買一台照相機而必須放棄的糧食數量。
如果這種比率關系在一段時間內發生變化,那就說明它們在利益分配上發生了變化。相對價格是一個相對數值,也可以是無貿易狀態下,一國的兩種商品的勞動投入量之比。為生產一種商品而放棄另一種生產商品的數量,叫做該商品的機會成本,也可做相對價格。
❻ 人民幣在2021年預計貶值多少蟹
你說的那個貶值應該是指的通貨膨脹吧,國家每年都會公布通貨膨脹率在3-4%,有些人議論在5-6%。到底哪個數據更接近實際,那就自己在生活中體驗吧,你可能要問,自己怎麼體會,我們的體會是買一樣東西去年花錢多少,今年又花了多少。
❼ 匯率是怎樣影響通貨膨脹的為什麼我的推論是無論匯率上升或者下跌均能引起通貨膨脹
在開放經濟中,匯率對國內通貨膨脹有重要影響。匯率變動可以通過直接或間接渠道影響國內物價水平。首先,匯率變動通過影響進口最終消費品的本幣價格直接影響以消費者價格指數衡量的通貨膨脹;其次,匯率變動會影響進口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的本幣價格,並且通過消費者價格指數對工資設定的影響,匯率變動也會影響名義工資水平,在這兩種情形下匯率變動都會影響本國產品的生產成本,從而影響通貨膨脹。再次,匯率變動改變了本國產品和外國產品的相對價格,從而影響本國和外國經濟主體對本國產品的需求,通過總需求渠道間接影響本國的通貨膨脹。由於匯率變動全面地影響國內價格,所以匯率是一國貨幣當局制定貨幣政策時應當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尤其對於那些將穩定物價作為貨幣政策目標的國家。在探討應對中國通貨膨脹的策略時,匯率的作用是需要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
匯率變動對國內通貨膨脹影響的研究
匯率變動對國內通貨膨脹的影響程度與匯率對國內價格的傳遞率和傳遞速度密切相關。國外大量的實證研究發現,匯率對進口價格的傳遞是不完全的,並且存在一定的時滯,即匯率變動只是部分反映在進口價格上。這意味著匯率對國內生產者價格和消費者價格等其他價格的傳遞同樣是不完全的而且存在時滯。匯率傳遞效應的強弱直接影響到匯率作為反通貨膨脹政策工具的作用效果,因此實證上得出匯率對國內價格的傳遞程度的具體估計值對政策制定有重要意義。
在已有的文獻中,McCarthy(2000)採用向量自回歸模型研究了一些工業化國家的匯率對進口價格、生產者價格和消費者價格的傳遞效應。Billmeier等(2004)採用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和誤差修正模型對克羅埃西亞的匯率傳遞效應進行了研究。Choudhri和Hakura(2006)運用71個國家的樣本數據採用分布滯後模型對匯率傳遞程度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相關性進行了實證研究。在國內,卜永祥(2001)採用誤差修正模型研究了人民幣匯率對零售物價和生產者價格的傳遞效應。陳六傅、劉厚俊(2007)採用遞規向量自回歸模型估計了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進口價格和消費者價格的影響。劉亞、李偉平、楊宇俊(2008)利用自回歸分布滯後模型估計了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消費者價格的影響。施建淮、傅雄廣、許偉(2008)利用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估計了人民幣匯率對進口價格、工業品出廠價格、消費者價格及其分類指數的傳遞程度和速度。
國內研究大都採用了月度數據,而月度數據由於雜訊較大可能導致回歸結果有較大誤差。在計量方法上,這些研究多採用誤差修正模型或向量自回歸模型。誤差修正模型如果存在多個協整關系,會給匯率傳遞效應的解釋帶來不確定性。在運用向量自回歸模型時,脈沖響應函數依賴於模型中變數先後次序的設定,這對匯率傳遞效應的研究結論的穩健性會產生一定的影響。近年來,我國經濟較發達地區不斷出現民工荒,製造業勞動成本也在不斷上升,國內因素對我國價格水平的影響不斷增強。在上面提到的文獻中,都沒有考慮勞動成本因素對物價水平的影響。
採用最新的季度數據,並且將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通貨膨脹的傳遞分成兩部分進行研究:首先,估計人民幣匯率變動傳遞到我國進口價格上的程度;其次,分析進口價格的變動有多大程度傳遞到了我國消費者價格上;最後,結合兩部分的研究得出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通貨膨脹影響程度的估計。
計量方法和結果
在第一部分研究中,回歸模型的解釋變數為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外國企業的生產成本和代表國內需求條件的真實國內生產總值。加入外國企業生產成本和國內需求條件因素是為了估計在控制了這些因素影響後匯率對進口價格的傳遞率。此外,回歸模型中還加入了滯後期的匯率和外國生產成本以反映進口價格對匯率變動和外國生產成本變動的逐步調整。在檢驗變數的平穩性和協整分析後,回歸模型採用對數差分變數的最小二乘法估計。
人民幣匯率對我國進口價格傳遞的計量分析結果表明:人民幣匯率對我國進口價格傳遞是不完全的,並且人民幣匯率對我國進口價格的傳遞有一定時滯。人民幣匯率變動對進口價格的當期影響比較小,短期匯率傳遞率為0.05,而且統計上不顯著,這可能反映了J曲線效應。中期(1年)我國進口價格對人民幣匯率變動則有較大的反應,匯率傳遞率達到0.35,即人民幣升值10%,我國進口價格水平下降3.5個百分點。
在第二部分研究中筆者採用兩種方法估計進口價格對國內通貨膨脹的傳遞,一是新凱恩斯菲利普斯曲線模型,二是聯立方程模型。這兩個模型有助於分清外部因素(進口價格)和內部因素(勞動成本)對我國通貨膨脹的不同影響。將Galí和 Gertler(1999)的混合型新凱恩斯菲利普斯曲線模型推廣到開放經濟情形,新凱恩斯菲利普斯曲線中包含了進口價格,它反映了我國較大比重的進口品(包括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的價格在匯率變動後的變化,從而通過對進口價格的作用可以影響本國通貨膨脹。
聯立方程模型由三個方程組成。第一個方程將國內通貨膨脹識別為國內因素(單位勞動成本 )和外部因素(進口價格 )的函數。第二個方程描述了單位勞動成本的演進,單位勞動成本的變動由通貨膨脹預期和需求壓力決定,後者用產出缺口代理。第三個方程將通貨膨脹預期識別為後顧性成分和前瞻性成分的加權平均,後顧性成分刻畫了通貨膨脹慣性。在本研究中,前瞻性成分用基於市場的未來通貨膨脹預測值代理。筆者使用91天 (3個月) 國債回購利率作為市場名義利率,運用狀態空間模型和卡爾曼濾波方法得出我國通貨膨脹預期值。
最終估計結果為:我國進口價格對通貨膨脹的傳遞率為0.36,這表明外部因素對我國通貨膨脹有比較大的影響,這與中國經濟開放度很高的事實是相一致的。同時,單位勞動成本的系數為0.10,表明內部因素在我國的通貨膨脹動態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滯後一期的通貨膨脹系數較高,達0.87,這反映了我國的通貨膨脹具有較強的慣性。
將兩部分估計結果結合起來,我們可以計算出人民幣匯率對我國通貨膨脹的傳遞率。短期(當季度)傳遞率為0.02,中期為0.13,即人民幣升值10%,一年左右我國通貨膨脹率下降1.3個百分點。需要指出的是,這一傳遞率是在控制了單位勞動成本和通貨膨脹預期的情況下,匯率變動對通貨膨脹的直接影響,由於匯率變動也會通過進口價格間接影響通貨膨脹預期,從而影響單位勞動成本,所以人民幣匯率對我國通貨膨脹的綜合傳遞率會比0.13高一些。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所使用的匯率是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而不是對美元的雙邊匯率,我們得出的匯率傳遞率數值是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對通貨膨脹的傳遞率。這是政策執行時需要注意的。政策當局通常通過對人民幣兌美元雙邊匯率的操作實現人民幣有效匯率的調控。
需要指出的是,這項研究也表明內部因素(單位勞動成本)在影響我國通貨膨脹方面的作用也不能忽視。由於人口結構的變化,我國勞動力成本將不斷上升,這是推動我國通貨膨脹的一個長期因素。過去一年,我國製造業工人的工資已上漲30%左右,除非勞動生產率也同步快速增長,否則過快的工資上漲將推高我國的通貨膨脹水平。
政策含義
人民幣匯率對我國通貨膨脹有適度的傳遞,表明匯率工具在控制我國通貨膨脹方面的作用應受到重視。由於匯率對價格水平的影響直接而迅速,所以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抑制我國通貨膨脹上升是有效的政策選擇。比較而言,加息等貨幣手段對通貨膨脹的影響效果比較模糊,抑制通貨膨脹的結果難以預測,並且發揮作用需要比較長的時滯。
在當前形勢下,建議更加倚重匯率工具來抑制通貨膨脹,理由如下:
首先,雖然加息可以表明央行的立場,從而影響通貨膨脹預期,但是小幅度的加息很難對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借貸意願產生影響。因為我國資金成本相對於投資回報率而言較低。對企業和地方政府而言,他們更加在乎的是能否借到錢。由於美歐債務危機引發全球金融市場的恐慌,即使央行有意大幅加息,目前也是不能實施的,這會刺激全球流動性湧入國內,導致國內流動性膨脹。
其次,我國流動性過剩的主要根源在於國際收支雙順差,人民幣升值有助於減少國際收支雙順差,而加息只會加重熱錢流入並且對貿易順差無直接影響;同時,讓人民幣升值,意味著央行減少外匯干預,這又意味著外匯儲備增幅下降,即外匯占款增速下降。
再次,近年我國物價上漲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食品價格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通過增加進口緩解國內食品供給的不足,可以有效地抑制物價水平的上漲,而人民幣升值可以降低食品和能源的進口價格。常規的貨幣政策手段對控制食品通貨膨脹沒有什麼作用。因為加息雖然會提高居民儲蓄,減少當前消費需求,但對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消費需求影響是有限的。
最後,加息對抑制通貨膨脹的作用不確定,但對實體經濟產生緊縮影響是確定的。由於翹尾因素,下半年消費者價格同比增速將會趨緩,屆時加息對實體經濟的緊縮影響將會不受歡迎。而人民幣匯率升值能夠在抑制通貨膨脹的同時,對實體經濟不一定產生緊縮影響。一方面工業化國家經濟不景氣,外需本身不強,另一方面我國政府已經明確了擴大內需的戰略,人民幣升值能夠促進內需,從而有助於我國在新的環境下實現經濟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