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我國政府部門杠桿率

Ⅰ leverage ratio

一、杠桿率（Leverageratio）

本文所言杠桿率是指金融機構的總資產除以其凈資產得到的放大倍數。反過來，它的倒數即凈資產除以總資產得到權益比率。杠桿率高（即權益比率低），經濟意義是少量的資本支撐著過多的負債，一般意味著風險大。

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均採用了高杠桿經營模式，其資產規模遠高於自有資本規模。從2007年報看，我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的杠桿率分別為15.96倍、13.18倍和15.63倍，加權風險資產/總資產分別為50.73%、62.61%和55.82%，上市中小股份制銀行中有兩家2007年底的杠桿率較高，達到了32.33倍和45.37倍（並不必然風險最高），加權風險資產/總資產分別為49.41%和60.20%。同期，Citibank和HSBC的杠桿率分別為19.19和17.38，其加權風險資產/總資產分別為57.28%和49.61%。

由於「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所以「權益比率+資產負債率=100%」，比如資產負債率等於97%，就相當於權益比率為3%，杠桿率33.33倍。從2008年三季報分析，我國資產負債率大於等於97%即杠桿率超過33.33倍的上市公司有55家，其中49家凈資產為負；資產負債率小於20%即杠桿率小於1.25倍的上市公司有96家。當然，非金融類公司的杠桿系數和金融類公司的杠桿率及其風險含義不能簡單對比，商業銀行和投行相同的杠桿率所隱含的風險也不一樣。

有的文獻把杠桿率定義為總負債/凈資產，由於「資產=負債+凈資產」，所以，「總負債/凈資產=總資產/凈資產-1」，所以，在這個定義和本文定義下的杠桿率分析結論基本相同。但是在美國等商業銀行的年報中，杠桿率的定義是監管當局規定的核心資本（Tier1Capital）除以總資產（注意不是風險加權資產），這就要求必須注意特定資料中對杠桿率的定義。

二、資本充足率、核心資本充足率與權益比率（杠桿率的倒數）的比較

簡單地看杠桿率，從理論上和實踐上並不反映風險的真實情況。這樣，以BIS為代表的金融監管當局和金融機構就對該指標進行了改進，通過把資產負債表中一些屬於負債的符合一定條件的負債項計入凈資產等方法得到監管資本（大於凈資產），同時，通過對各類資產進行風險加權調整，得到風險加權資產（風險加權資產一般遠遠小於總資產，目前看大概相當於總資產的45%~60%）。這樣，就從權益比率過渡到資本充足率。顯然，相較於權益比率的公式（凈資產/總資產），資本充足率公式的分子增加、分母大幅減小，所以，資本充足率必然高於權益比率。

因為凈資產中的以下項不計入核心資本:（1）資本公積中的重估儲備、按新會計准則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的資本利得和損失;（2）未分配利潤中的利潤分配預案計劃分配部分;（3）外幣報表折算差額，所以，核心資本一般略小於凈資產，但風險加權資產一般遠遠小於總資產，所以，核心資本充足率一般也高於權益比率。

從年報看，2007年底，工商銀行權益比率為6.2%（杠桿率15.96倍），其對應的資本充足率與核心資本充足率分別為13.09%和10.99%；中國銀行權益比率為7.6%（杠桿率為13.18倍），對應的資本充足率與核心資本充足率分別為13.34%和10.67%；Citibank權益比率為5.21%（杠桿率為19.19倍），對應的資本充足率與核心資本充足率分別為10.7%和7.12%。

三、次貸危機中損失慘重的金融機構杠桿率都很高

高杠桿率是次貸危機中金融機構損失慘重的重要原因之一。以美林證券為例，自2003年到2007年其杠桿率增至28倍，也就是說，每1美元的資本支撐著28美元的資產規模，即支撐著27美元的負債規模。據估計如果加上SIV等表外業務的杠桿效應，華爾街投行的杠桿倍數可高達50~60倍。

這種高杠桿率有著明顯的雙向放大作用：30倍的杠桿，投資銀行家可以用10美元做300美元的投資，只要有3.3%的收益率（接近於美國國債利率），投行就可以賺回本金；但是這種杠桿放大是雙刃劍，只要損失超過3.3%，就將導致破產危機。

從年報看，2002~2006年底4年間花旗集團所有者權益增加了43%，而總資產增加了73%（即負債、資產的增加遠遠超過了資本的增加，同期，風險權重進行了調整，不要求資本支持的資產從占總資產的35%上升到了46.5%，或許是巴塞爾Ⅱ的貢獻），相應的杠桿率從18倍增加到了22倍。高杠桿經營的結果就是2007年由於資產負債表惡化，核銷劇增，所有者權益凈減少，杠桿率增加到了30倍，花旗大廈搖搖欲墜。

四、杠桿率的調整和資產價格變化會相互加強，放大經濟金融周期

（一）金融機構的杠桿比率變化具有順周期性。金融機構杠桿比率的變化和資產負債表規模的變化是正相關的。資產價值往往僅僅依賴於當前市場價值、不能夠准確揭示未來現金流，在經濟高漲時資產價值高、杠桿率高，經濟低迷時，資產價值低、杠桿率低。這樣，杠桿率具有順周性。

（二）杠桿率的調整和資產價格變化會相互加強，放大金融周期。資產價格快速上漲期，一些企業資產負債表中的資產價值快速泡沫化上升，負債率短期下降。但是，由於企業樂觀預期，所以，由於資產價值泡沫化上升導致的負債率下降反而增加了企業進一步負債的能力和信心，負債就也隨之上升，對資產的需求增加，進一步刺激資產價格上漲。有的企業負債的上升甚至超過了資產價值的上升速度，導致負債率上升，杠桿率放大。

問題是負債的上升屬於剛性上升，而資產價格的膨脹屬於泡沫化膨脹。當資產價格泡沫破裂後，資產價格像石頭垂直下落般迅速下降（比如股票、股票、石油等），資產負債表中的資產迅速萎縮，但是負債的下降往往很慢，導致凈資產減少，這個過程往往需要出售更多的資產來還債，導致資產價格進一步下降，資產負債表進一步惡化，一些企業凈資產變為負值走向破產。

這樣，就表現為經濟的較大起伏。

（三）金融機構重建資本基礎的過程中必然導致信貸緊縮的出現。如果資產價格持續下降，高杠桿機構損失過大必然嚴重侵蝕資本基礎。這就必然需要金融機構重建資本基礎、加固資產負債表，也必然會放緩資產擴張，甚至壓縮資產負債表，出售風險資產。而且，即使可以通過吸引新的股權投資迅速重建資本基礎，但是由於金融市場總體風險上升，金融機構風險偏好也會下降。信貸供給下降。

這些意味著企業將難以得到信貸（銀行不想增加貸款，企業自然得不到貸款），信貸緊縮則可能進一步導致經濟衰退。

五、改進杠桿率監管

（一）重視初始定義的杠桿率（總資產/所有者權益，資產不經過風險調整）所顯示的風險信息

由於商業銀行採用了高杠桿經營模式，加上其無抵押負債、易發生系統性風險且對其救助肯定要動用公共資源，所以對其要進行審慎監管。

次貸危機的教訓使各方都在反思如何改進現有的監管框架，雖然有一定的缺陷，但是BIS近期的報告在強調初始定義的杠桿率（總資產/所有者權益，資產不經過風險調整）所顯示的資產負債表強壯度的信息，或者「核心資本/總資產」（邏輯是相同的）這個指標的重要性。

杠桿率要求的合理性，不但是由於傳統觀點認為資本可以緩沖資產的損失，更是由於在一個相互聯系的金融體系中保持負債的穩定。金融創新過程中，控制杠桿是分散業務風險的前提，是控制創新業務風險范圍的必須。「可以承受高風險，絕不承受高杠桿」的原則，不僅適用於新產品的拓展，也同樣適用於跨地域的擴張。在新地區市場上，當風險不可測時，控制杠桿比控制風險更重要。

具體的討論：（1）直接限制杠桿倍數；（2）直接限制抵押貸款的抵押率；（3）更加重視高杠桿經營機構的流動性監管，BIS出台了流動性監管指引。

更多的對巴塞爾新資本協議討論：（1）有研究提出復雜的規則和不現實的模型應該加以淡化。分析指出，監管套利和讓私人銀行的模型和假定來設置資本標准，會導致銀行資本的不足。框架的復雜性增加了減少資本要求的機會。這會扭曲資產的配置，導致順周期性。「高級方法令人不安地接近於允許銀行自行訂制自己的資本需求。這就像一場足球比賽，在比賽中每個球員都可以制定自己的一套規則。有很強的理由相信，如果銀行自己制定自己的規則，那麽，它們將會持有低於而不是高於審慎性要求的資本。」（2）需要對風險集中度和期限錯配情況更加敏感；（3）更好地合並銀行資產負債表表內和表外風險；（4）一級資本和二級資本的定義，等等。

（二）需要改善金融監管者之間的協調，需要一個統一的、能夠跟上市場創新的監管者，不可出現監管空白點

本輪金融危機經歷了從傳統業務風險通過結構化證券工具，到復雜衍生工具的傳播過程，跨越了信貸市場、結構化工具發行、交易市場、衍生工具市場等市場和交易環節。風險傳遞過程涉及了傳統信貸機構、投資銀行、保險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機構。在這麽復雜的業務、機構、市場傳遞過程中，缺乏一個統一的監管者來有效監測、分析、評估和可靠地掌握風險的狀況。

面對全面混業的金融市場，面對母子公司相互依存、關聯協作的金融集團，需要改善相互獨立、各自為戰的金融監管者之間的協調，甚至需要一個掌握全局業務、機構、風險的監管者。監管構架不可出現監管空白點，否則，金融創新會發現它並從中獲得高收益，當然可能導致大的風險。

業界反思時也認為，金融監管者一定要跟上市場創新的步伐，雖然這很難。從美國的情況看，業界認為美國監管當局幾乎沒有人能夠懂得次貸相關的衍生品，偶爾有那麽幾個行家也會很快被金融機構高薪挖走。

（三）「公允價值的會計准則」問題

根據2006年美國157號會計准則，金融性資產按照公允價值計量，並將變動記入當期損益表。這往往加劇金融波動中普通投資者的恐慌。因此，在7000億美元救市方案通過的同時，美國國會要求美國證監會調查157號會計准則對次級貸危機的影響，並授權其在必要的情況下暫停157號會計准則的執行。歐洲議會和歐盟成員國政府決定修改歐盟現行會計准則中有關按公允價值標准計算資產價值的規定，以幫助金融機構更好地應對當前的金融危機。

六、對我們的啟示

杠桿率監管改進的討論對我們的啟示：（一）要建立真正有約束力的、非擺飾性的資本監管框架，同時，高度關注原始定義的桿杠率較高的金融機構，尤其是現在的報表已經顯示出的高杠桿機構，詳細分析其是否真正隱藏風險。由於核心資本一般略小於凈資產，所以也可以用「總資產（不是風險加權資產）除以核心資本」這個更為審慎的指標；（二）在我國目前的行政格局下，尤其需要強調監管部門和央行之間的有效配合；（三）在股權融資不斷發展的背景下，我國金融企業和非金融企業急需提高資本管理水平，尤其是在經濟周期起伏中在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之間求得最優結構，過於偏向一方都會有問題。

Ⅱ 如何衡量樓市泡沫化程度看看居民杠桿率！

當前房地產市場十分火爆，樓市是否存在泡沫，居民部門杠桿率是否過高，自然也成為了焦點問題。

興業研究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表示，抑制房地產泡沫，實質上也就是抑制與房地產相關的杠桿過快上升。無論是橫向比較還是歷史縱向看，居民杠桿均會隨著經濟的發展而自然上升，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界定「過快」。而當前中國居民杠桿缺口逐步上行，但與警戒線尚有一定距離。若「居民杠桿缺口"為正，則表明居民杠桿以快於長期趨勢的速度增加，泡沫化風險上升。

從下圖1、2看，無論是從橫向比較還是歷史縱向數據看，居民部門杠桿均會隨著經濟的發展而自然上升，興業研究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李苗獻稱。

關鍵的問題在於，應如何辨別居民部門杠桿的上升是健康的還是偏快？興業研究通過計算「居民杠桿缺口」指出，中國居民杠桿缺口水平離警戒線還有一定距離。

據興業研究分析，中國居民杠桿缺口水平雖然高於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和英國等發達經濟體，但尚未達到2個標准差的高位。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警戒線（即均值+2個標准差）高達8.9%，明顯高於上述發達經濟體的3%-4%，而與韓國的7.2%相對比較接近。背後的原因可能是，經濟增長越快，則居民收入增長越快，從而能夠承受居民杠桿的更大波動。

 

興業研究指出，「居民杠桿缺口」較好地預警了美國和日本歷史上的幾次房地產泡沫化風險，也與澳大利亞、加拿大、韓國和英國等經濟體的房價走勢有較好相關性。本文從興業證券的報告中節選以下三個例子：

美國

美國的居民杠桿缺口峰值約3%，這正好高於居民杠桿缺口均值2個標准差。美國房價增速與居民杠桿缺口比較相關，實際上在某些重要峰值，前者甚至部分領先於後者，比如美國房價增速在2005年第三季度時已觸頂，但居民杠桿缺口仍繼續上升直至2007年第四季度。不過居民杠桿缺口見頂時點仍然早於貝爾斯登和雷曼破產等重大風險事件。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底美國居民杠桿缺口又上升至較高位置，這是否預示著美國房地產市場出現調整的可能性在上升？

日本

日本的居民杠桿缺口有兩次突破居民杠桿缺口均值2個標准差，分別是1973年和1990年。在這兩個時點之後，日本房地產市場均出現了顯著調整，可見居民杠桿缺口較好地度量了日本房地產泡沫風險，也成功預見了泡沫破滅的時點。2015年底日本居民杠桿缺口仍處於較低水平，房地產泡沫化風險較小。

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的居民杠桿缺口與房價增速比較相關，特別是近10年來關系尤為顯著。截至2015年底，澳大利亞居民杠桿缺口已升至接近2個標准差水平的高位，或許意味著房價上漲速度即將放緩。

 

不過，對於中國居民房貸杠桿，海通證券分析師姜超、顧瀟嘯、於博有不同的看法。

姜超：中國居民房貸杠桿真的不低了！

海通證券分析師姜超、顧瀟嘯、於博表示，中國居民杠桿率並不低，而償付和新增房貸負擔已超過美日當前水平、直逼美國歷史高點。房地產加杠桿已帶來巨大的泡沫風險，值得高度警惕！

中國居民購房杠桿有多高？海通證券從三方面的指標運行了考察：

從存量房貸來看：考慮公積金後，16 年中國居民房貸收入比將達到67%，已與美國、日本當前水平相當。若按當前增速持續下去，則2019 年將超過100%，達到美國歷史峰值水平。微觀調查數據同樣驗證了中國居民杠桿率並不低。

從房貸償付額來看：考慮公積金後，假定中國房貸平均剩餘期限為15 年，則16年中國居民當年房貸償付額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已經達到美國歷史峰值，居民償付能力受到巨大考驗。

從房貸新增額來看：考慮公積金後，16 年中國居民購房邊際杠桿達50%，與美國次貸危機前的最高值相當。而新增房貸佔GDP 的比重也直逼美國歷史峰值，顯示地產泡沫化風險臨近。

Ⅲ 政府性中小企業融資擔保公司的杠桿率一般是多少

杠桿率不高於10倍。
杠桿率不高於10倍作為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融資信用增級手段，融資性擔保由於缺乏相對統一的准入要求和經營規范，也未建立持續的日常監管制度，導致行業市場定位不清，機構發展無序。而近年來，擔保公司挪用銀行與企業資金從事違規業務事件也時有發生。

Ⅳ 什麼是國有企業杠桿率

杠桿率一般是指權益資本與資產負債表中總資產的比率。杠桿率是一個衡量內公司負債風險的指標，從側容面反映出公司的還款能力。

國有企業，是指國務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分別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的國有獨資企業、國有獨資公司以及國有資本控股公司，包括中央和地方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和其他部門所監管的企業本級及其逐級投資形成的企業。

(4)2007我國政府部門杠桿率擴展閱讀：

杠桿率的優點

引入杠桿率作為資本監管的補充手段，其主要優點為：

1、是反映股東出資的真金白銀對存款人的保護和抵禦風險的作用，有利於維持銀行的最低資本充足水平，確保銀行擁有一定水平的高質量資本(普通股和留存利潤)。

2、是能夠避免加權風險資本充足率的復雜性問題，減少資本套利空間。本次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在新資本協議框架下，如果商業銀行利用新資本協議的復雜性進行監管套利， 將會嚴重影響銀行的資本水平。

3、是有利於控制銀行資產負債表的過快增長。通過引入杠桿率，使得資本擴張的規模控制在銀行有形資本的一定倍數之內，有利於控制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的過快增長。

Ⅳ 當前我國居民杠桿率是在上升還是下降

關於居民個人、和三個部門在中國經濟中的杠桿率（債務／GDP比重），因為統計數據等原因，難有一個精確的數字。但基於公開信息，在兩個方面是有共識的：一是全社會杠桿率超過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個部門之間，杠桿率最高，次之，居民的杠桿率最低。
具體說來，杠桿率被認為在120%~170%，領先於很多大經濟體；杠桿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隱性債務，可能更高）；居民杠桿率在40%以內，落後於主要國家。
從上述數字上看，三個部門中，居民加杠桿的空間最大；且居民杠桿形成的銀行資產，質量優於部門，是銀行偏愛的安全產品。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記者會上的表態，正應和了這一現實：「從宏觀層面看，中國如果想控制杠桿率，應掌握好整個杠桿率，關鍵還是要如何應對杠桿率過高的問題。也有一部分人比較關注地方的杠桿率是否偏高的問題，從總量上講個人消費貸款的杠桿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個部門之間杠桿率差別的原因，有助於判斷居民的杠桿空間到底有多大。
三個部門之間的杠桿率差別如此之大，特別是部門如此之高，筆者認為根本原因是代替和居民部門，提高並維持了其部門的杠桿率（當然，2009年之後貸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於刺激經濟的政策）；而不在於中國主要依賴於間接融資、不像美國有那麼發達的資本市場。資本市場同樣不如美國發達的其他幾個金磚國家，杠桿率甚至不及中國的一半。
如果只考慮認可的賬面的債務，杠桿率在30%左右，低於60%的國際警戒線。相信這是各種分析認為仍有加杠桿空間的理由。但如果考慮到地方的各種融資債務及全國范圍內社會保障的隱性負擔，情況顯然不容樂觀。也因為此，中央對地方債務擴大比較謹慎，在推出地方債務置換的同時，力保全國地產市場不大幅下跌，因為後者是維系地方乃至全國債務狀況穩定、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基礎。
同樣，的杠桿率幫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桿水平。不是每個居民都有資格加杠桿。穩定的現金收入應是首要條件。因此，對於加杠桿，佔全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農民工）。周小川行長希望鼓勵的群體，應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階層。而他們的收入均直接、間接來自於。可在經濟不景氣、PPI連續幾年負增長的情況下，要保證不虧損已經很難，維持運營、繳上稅費、發下工資，銀行貸款是最優選擇。
部分承擔和個人的杠桿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銀行貸款利息支出在6萬億元左右（如計算上銀行外的融資，成本會更高），超過名義GDP的年度增加額；貨幣供應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於支付這些利息。就是說，貸款的利息，也要用貸款來還了。經濟疲弱、無現金利潤、虧損，滾雪球般的債務模式不可持續。
是否可以不維持這種模式呢？那就是去杠桿(破產，退出市場），對上述的邏輯做一個調整，的杠桿率降下來、的杠桿率上升。個人的杠桿率也會下降，因為該破產的破產了、有些個人收入下降甚至沒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擔債務的條件，其歷史債務將轉嫁給銀行。最後的債務接盤者仍是，但真正的損失者是居民個人：如果不讓銀行破產，那債務只能通過全社會通脹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許銀行破產，通脹的幅度稍小，銀行的儲戶損失更大。同時伴隨的，將是GDP萎縮，資產價格暴跌。
兩害相權無輕者。這恐怕也是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自去年起就吹風降低社會負擔（五險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長在前述會議上同時提及：「從中國的情況看，個人住房貸款占銀行貸款中的比重還是相對偏低的，有很多國家個人貸款特別是住房貸款可能占總貸款的40%~50％，中國只有百分之十幾，比例比較低。」不難理解，希望通過房地產拉動經濟增長。
要實現這個預期，須考慮三個問題：房地產行業是否能發揮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桿空間是否足以滿足期望？期望房地產引領的經濟增長是否能在未來維持居民的杠桿水平？同時，這種具有明顯選擇性的政策暗示，也應考慮其他因素，比如中國經營性現金流是否可與這些國家比？中國是否有這些國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穩定、可加杠桿的居民群體？中國是否能承受大量的破產？

Ⅵ 降低企業杠桿率是什麼意思

1、杠桿率一般是指權益資本與資產負債表中總資產的比率。

2、杠桿率是一個衡量公司負債風險的指標，從側面反映出公司的還款能力。杠桿率的倒數為杠桿倍數，一般來說，投行的杠桿倍數比較高，美林銀行的杠桿倍數在2007年是28倍，摩根士丹利的杠桿倍數在2007年為33倍。

3、去杠桿主要有三個層次,一是政府去杠桿,二是金融去杠桿,三是企業去杠桿.

4、政府去杠桿政府去杠桿,就是削減政府債務,對中國而言重點是地方政府債務.其實中國政府 整體債務佔GDP比重與美國、日本以及一些歐洲國家相比,還不算高,去杠桿的需求不是太迫切.主要問題是不透明,讓中央領導、銀行心裡沒底.所以我覺得與其說政府去杠桿,不如說是調結構更合。

5、第一個問題經濟界討論的很多,見仁見智吧.我沒有具體數據不做判斷,但有一點很明確.
現存債務已是既成事實,投資項目有清償能力還得上最好,還不上就從全國財政大盤子里找錢,實在還不上,就只能債務重組。

6、關於第二個問題,最根本的解決方法明確政府定位,有所為有所不為,建立規范的地方債、資產支持證券（注意,這里指狹義ABS!不是CLO）發行機制,讓真正用錢的和投錢的直接見面,是為用好增量.這一點對承銷商,如銀行、券商們,是利好。

Ⅶ 三季度居民購房杠桿率下降 房產金融政策短期難松綁

中新經緯客戶端10月31日電
易居房地產研究院發布《2019年三季度全國居民購房杠桿研究》報告。報告顯示，三季度，個人房貸余額同比增速回落至16.8%，連續10個季度回落;全國居民購房杠桿率為31.3%，環比降0.5個百分點，同比降0.1個百分點。
易居研究院研究員沈昕表示，730政治局會議首次明確提出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市場預期隨之轉變，全國首套房貸平均利率連續4個月上升，三季度杠桿率和房價指數漲幅同步下行。若年內5年期LPR不調整，預計全國首套房貸平均利率將繼續橫盤小幅震盪，部分城市房貸利率還有可能進一步小幅上行，四季度居民購房杠桿率還將下降，百城房價指數環比漲幅也將繼續收窄。同時需要注意到，我國住戶部門杠桿率不斷創新高，不斷縮小與發達國家間的差距，這也預示著房產金融政策短期內仍難松綁。
個人住房貸款余額走勢
報告稱，從人民銀行季度公布的個人住房貸款余額走勢來看，近年來呈現持續增長態勢。
數據顯示，2019年三季度末，個人住房貸款余額29.05萬億元，同比增長16.8%，增速比上季度末低0.5個百分點，比上年同期低1.1個百分點。
觀察歷史數據，2004年四季度-2014年四季度的10年間，個人住房貸款余額由1.6萬億元上升至11.5萬億元，期間新增房貸余額約9.9萬億。2015年-2017年四季度，短短3年時間，貸款余額迅速攀升至21.9萬億元，期間新增貸款余額約10.4萬億。對比2004-2014年間的9.9萬億余額新增可以看出，本輪僅用了30%的時間卻增加了105%的貸款。
回顧過去13年數據，個人住房貸款余額同比增速最高點出現在2009年四季度(60%)，這與四萬億刺激有關。此後2010-2011年間，中央相繼出台了「國十一條」、「國十條」、「9.29新政」、「新國八條」等調控政策，大幅提高了二套房的首付比例以及貸款利息，個人房貸余額增速隨之回落，2012年二季度回落至11%。2012年三季度個人房貸余額同比增速開始回升，2013年四季度達到21%後重新回落。2014年-2015年二季度間，個人房貸余額同比增速一直在17-18%區間內盤整。2015年三季度開始，個人房貸余額同比增速快速提升，加上國家不斷出台的一系列去庫存利好政策，2017年一季度超過了之前5年的增速水平達到35.7%。
2017年二季度，個人房貸余額同比增速出現回落(30.8%)，此後8個季度繼續保持回落態勢，2018年二季度以來回落速度有所趨緩，2019年三季度回落至16.8%。四季度來看，預計短期內全國性的調控政策不會放鬆，商品房銷售難有大起色，個人房貸余額同比增速還將進一步小幅回落。
個人住房貸款余額新增額走勢
報告對人民銀行季度公布的個人住房貸款余額做差估算出個人住房貸款余額季度新增額走勢。數據顯示，2019年三季度，個人住房貸款余額新增10900億元，環比持平，同比增長5%，房貸余額新增額目前絕對值仍處於歷史較高位。
報告稱，觀察歷史數據，2016年四季度以來，個人住房貸款余額新增額連續回落。2017年四季度，個人住房貸款余額新增額進一步降至8000億元，同比下降33%。2018年前三季度連續反彈，四季度下降至8700億元。2019年一季度個人住房貸款余額新增額反彈至11200億元，這是由於央行2019年1月份全面降准1個百分點後，流動性較為充裕，商業銀行放貸意願較強。二季度個人住房貸款余額新增額環比一季度小幅下降，三季度與二季度持平。
從全國人民幣新增貸款中個人房貸佔比來看，2019年三季度，個人住房按揭貸款新增額佔新增境內貸款比例為28%，環比下降0.6個百分點，同比上升2.4個百分點。
觀察歷史數據，該指標大致出現三個高點(30%以上)，分別發生在2007、2009年和2016年。2016年三季度，該指標連續刷新歷史最高值，達到53%。也就是說，新增境內貸款中有將近一半流向了住戶按揭貸款。2017年，個人住房按揭貸款新增額佔新增境內貸款比例連續兩個季度下降，三四季度重新回升。2018年一季度該指標回落，此後三個季度小幅上升。2019年一季度該指標回落，二季度再次上升，三季度小幅下降。從絕對值來看，該指標已經回到2016年初水平，但仍高於2008年以來平均值較多，說明住戶部門房貸去杠桿未來仍有空間。
全國居民購房杠桿率走勢
報告將個人住房貸款余額新增額佔全國一、二手房成交總額的比重與9%公積金貸款佔全國住宅成交總額比重的歷史平均值加總，估算出全國居民購房杠桿率。
數據顯示，2019年三季度，全國居民購房杠桿率為31.3%，環比下降0.5個百分點，同比下降0.1個百分點。觀察歷史數據，從2015年三季度開始，居民購房杠桿快速上升，2016年四季度達到2010年以來最高位，為44.6%。2017年一季度，該指標小幅回落至44.4%，此後7個季度連續下行，2019年一二季度小幅上升，三季度再次下行。
報告指出，今年上半年居民購房杠桿率上行主要有以下兩點原因。其一，央行2019年1月份全面降准1個百分點後，流動性較為充裕，商業銀行放貸節奏加快。其二，全國首套房貸利率2018年12月-2019年5月連降6個月，居民貸款意願增強。但三季度部分熱點城市首套房貸利率紛紛上調，6月份以來全國首套房貸平均利率已連續4個月上升。這使得居民貸款意願減弱，三季度居民購房杠桿率小幅下降。國慶長假後，全國住房按揭貸款市場執行了新的LPR定價機制，但從各地的執行情況來看，與之前的貸款利率相比基本保持穩定。若年內5年期LPR不調整，預計全國首套房貸平均利率將繼續橫盤小幅震盪，這將制約居民貸款意願進一步增強。
此前央行發布消息稱，要求保持個人住房貸款合理適度增長，嚴禁消費貸款違規用於購房，加強對銀行理財、委託貸款等渠道流入房地產的資金管理。9月監管嚴查信用卡資金流入樓市情況，包括境內房地產類商戶、房產相關契稅等，多家銀行信用卡中心下調房地產類商戶交易限額，並限制在住宅、地產中介等商戶刷卡交易。當前全國居民購房杠桿率連續2個季度回升後有所下降，目前來看短期內房貸政策很難全面放鬆，預計2019年四季度全國居民購房杠桿率還將繼續小幅下降。
全國居民購房杠桿率與百城房價指數關系
報告比較全國居民購房杠桿率與百城房價指數季度環比漲幅走勢發現，房價漲幅與居民杠桿率總體呈現正相關關系。2015年一季度開始，居民購房杠桿率和房價指數同時出現大幅攀升態勢，房價指數季度環比漲幅在2017年二季度見頂，居民購房杠桿率在2016年四季度見頂，主要原因是2016年底開始越來越多的城市收緊信貸政策。2018年一季度，杠桿率和房價指數漲幅同步下行。二季度杠桿率進一步下行，房價指數漲幅擴大，這主要是二季度部分二線城市樓市有升溫跡象，三四線城市還在輪動上漲。7.31政治局會議後，市場明顯降溫，三四季度杠桿率和房價指數漲幅同步下行。
2019年一二季度，杠桿率和房價指數漲幅同步上行。730政治局會議首次明確提出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市場預期隨之轉變，全國首套房貸平均利率連續4個月上升，三季度杠桿率和房價指數漲幅同步下行。若年內5年期LPR不調整，預計全國首套房貸平均利率將繼續橫盤小幅震盪，部分城市房貸利率還有可能進一步小幅上行，四季度居民購房杠桿率還將下降，百城房價指數環比漲幅也將繼續收窄。
全國住戶部門杠桿率走勢
從歷史數據來看，2007–2008年，我國住戶部門杠桿率保持在20%以下的較低水平，2008年末為17.9%。2009年初至2010年二季度，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隨著「四萬億」刺激政策的推出，房地產市場快速回暖，住戶部門杠桿率快速上升，此後至2012年底，上升趨勢減緩。2013年一季度，住戶部門杠桿率達到31%，首次突破30%，此後連續快速上升至今。2018年底，我國住戶部門杠桿率為53.2%，相比2008年底增長了35.3個百分點。2019年三季度，我國住戶部門杠桿率繼續上升至56.3%，環比上季度上升1個百分點，同比去年同期上升4.1個百分點。
國際清算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2018年末，所有統計國家的住戶部門平均杠桿率為59.7%，發達國家為72.1%，新興市場國家為39.9%。目前我國住戶部門杠桿率低於國際平均水平，但高於新興市場國家平均水平。但需要看到的是，在我國住戶部門杠桿率快速上升的同時，其他主要經濟體的住戶部門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去杠桿。例如，美國住戶部門杠桿率從2008年末的95.4%顯著降至2018年末的76.3%，同期日本住戶部門杠桿率從59.5%降至58.1%，歐盟從60.4%降至57.7%。且近年來我國住戶部門杠桿率增速較快，如果不加以控制，未來幾年有可能超越歐盟和日本。
全國住戶部門貸款余額/存款余額走勢
全國住戶部門貸款余額和全國住戶部門存款余額的比值變化，也可以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住戶部門的資金杠桿走勢。2007年一季度-2009年一季度，住戶部門貸存款余額比例在20%-30%之間小幅波動。2009年二季度開始，住戶部門貸存款余額比例基本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尤其是2016年以來呈加速上行趨勢，這與2016年以來住戶部門貸款余額增速較高有關。住戶部門貸存款余額比例從2008年末的25.3%上升至2018年末的66.1%，期間上升了40.8個百分點。2019年三季度，住戶部門貸存款余額比例上升至66.2%，創歷史新高。
近年來住戶部門貸存款余額比例持續上升，與存款余額增速持續下行，貸款余額增速持續高於存款余額增速有關。住戶部門存款余額增速持續放緩，可能有多方面原因。一是與居民消費觀念的轉變有關，過去大多數居民的節約型消費方式已不再是主流，與之相應的高儲蓄率也逐漸降低。
二是與居民代際更迭有關，目前，80後、90後已逐漸成為消費市場的主力，他們不再像父輩、祖輩那樣熱衷於儲蓄。
三是理財方式發生了變革，銀行理財產品、互聯網理財產品等分流了一部分的銀行存款。
四是實物類資產住房正在成為中國家庭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越來越多的居民熱衷於將貨幣類資產的儲蓄存款和理財產品轉化為房產。
住戶部門貸款余額增速持續高位也與住房貸款持續高增長有關，從央行公布的數據來看，2008-2018年，個人住房貸款余額在住戶部門貸款余額中的佔比為45%-54%，即個人住房貸款佔住戶部門總貸款的一半左右，是居民負債的最主要組成部分。隨著近日央行強調，要保持個人住房貸款合理適度增長，嚴禁消費貸款違規用於購房，預計下半年住戶部門貸款余額增速將會有所放緩，住戶部門貸存款余額比值的上升趨勢也將趨緩。
(來源：中新經緯）

Ⅷ 如何積極穩妥去杠桿

如何積極穩妥去杠桿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積極穩妥去杠桿。要在控制總杠桿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業杠桿率作為重中之重。」去桿杠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必須認真面對並妥善解決的問題。

2008年金融危機後,我國杠桿率快速提高,其中企業部門杠桿率在全球范圍內最高,是美英的兩倍多

總體來看,對於目前我國的杠桿率問題,需要重點關注並明確三個特點。

一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我國非金融部門的杠桿率快速提高。以國際清算銀行(BIS)統計公布的信貸與GDP的比例作為杠桿率的衡量指標,2016年三季度末,我國非金融部門杠桿率為255.6%,其中,政府部門杠桿率為46.1%,企業部門杠桿率為166.2%,家庭部門杠桿率為43.2%。2008年至2016年三季度末這段時間,四個杠桿率指標增幅都在70%以上,家庭部門的杠桿率增幅甚至超過140%。

二是從國際范圍看,我國非金融部門杠桿率整體不算高,但企業部門杠桿率在全球范圍內最高。2016年三季度末,我國非金融部門杠桿率低於美國、日本、英國等發達國家,高於新興市場國家；政府部門杠桿率在全球范圍內處於最低水平,不到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50%；家庭部門杠桿率在全球范圍內也處於較低水平,僅高於新興市場國家平均水平；受基數較高並且增長速度較快等因素影響,企業部門杠桿率在全球范圍內最高,比BIS統計報告的國家和地區企業部門杠桿率平均水平高出75%,是美國、英國的兩倍多。根據中國社科院所做的測算,國有企業債務在企業部門債務中的佔比約為65%,國有企業負債率明顯高於民營企業。

三是加杠桿的資金來源中,雖然仍然是以銀行為主,但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的資金規模和佔比正在快速提高。根據BIS的統計,2016年三季度末,我國企業部門、家庭部門加杠桿的過程中,約有四分之一的資金來自非銀行金融機構。而在2007年之前,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的資金比例尚不足十分之一。近幾年銀行金融同業業務發展的情況也可佐證這一點。2008年-2016年,銀行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債權均值約為7萬億元,是2001-2007年的7倍多。由於銀行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債權規模快速增加,導致其占銀行業總資產的比例從2001-2007年的2.7%升至2008-2016年的4.7%。同業資產增速快於銀行業總資產增速,為非銀行金融機構從銀行融入資金再給企業貸款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也為銀行特別是中小銀行出於規避監管等目的,借道非銀行金融機構為兩高一剩、房地產行業貸款提供了充足的資金。

杠桿率的過快上升增加了經濟金融系統的脆弱性,一旦某個環節出現問題就可能導致風險蔓延進而引發危機

我國的杠桿率快速增長並且企業部門杠桿率較高的促成因素較多。從宏觀經濟方面看,主要包括國際和國內兩方面的因素。國際上,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為了應對危機,各國普遍採用寬松的貨幣政策以穩定經濟增長,流動性較為充裕,我國的投資壞境較好吸引了大量國際資金流入,為加桿杠提供了充裕的資金。而國內也針對金融危機採取了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貨幣政策也相對寬松,不僅降准降息而且貨幣超發問題相對突出。2008-2016年我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年增長率比GDP增長率高7.5個百分點,而2001-2007年只有5.8個百分點,增長了1.7個百分點。與此同時,GDP年均增長率從2001-2007年的10.8%降至2008-2016年的8.4%,下降了2.4個百分點。貨幣超發的同時經濟增速卻在下降,推動了杠桿率提升。

從金融方面看,我國融資方式中以債務融資為主,也會導致杠桿率提升。長期以來,國內高儲蓄率為投資導向的經濟模式發展提供了充裕的資金,也推動了以吸收存款發放貸款為主業的銀行業規模壯大,讓其有足夠的規模和實力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大量的信貸資金。2016年底,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達到232萬億元,是信託、保險、證券、期貨、基金、融資租賃業總資產之和的5倍多,是當年GDP總量的3倍多。這些都為債務融資發展提供了充裕的資金供給。而從資金需求看,我國企業稅負較重且稅收征繳中債務利息具有稅盾效應,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問題增大了其主動負債的動機,以及企業破產清算成本較高等,均導致企業部門也有較強的債務融資偏好。據中國金融論壇課題組的研究,國內預算軟約束問題突出的國有企業,其杠桿率較同類企業明顯更高。

杠桿率增長速度較快,企業部門杠桿率高,都存在較大的風險隱患。就國外的情況看,幾乎歷次經濟金融危機之前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杠桿率快速提高的情況,杠桿率的過快上升增加了經濟金融系統的脆弱性,一旦某個環節出現問題就會導致風險蔓延進而引發危機。這方面,2016年我國居民部門房地產貸款飛速增長需要高度關注。據人民銀行的統計數據,2016年居民中長期貸款全年新增5.7萬億元,約占當年新增人民幣貸款的45%,比2015年居民中長期貸款增長86%。家庭的資產配置中,對於房產配置的比例過高,而金融資產佔比較低,不僅微觀層面存在較大的風險,也加劇了宏觀層面的房地產資產泡沫。企業部門杠桿率高加劇了企業的債務負擔,特別是在近幾年企業盈利能力下降的情況下,企業償債能力下降,過重的債務負擔不僅企業難以承受,也易於導致再融資的成本更高。金融加速器理論表明,銀行監督企業的交易成本與融資溢價正相關,而融資溢價與杠桿率正相關,即杠桿率越高,銀行貸款所要求的利率越高,以抵消企業可能的違約損失。企業越來越高的融資成本與逐步下降的盈利能力同期出現,勢必埋下更多的風險隱患。

去桿杠需要從源頭上控制好貨幣供給量,同時採取盤活存量資產、加快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等措施,積極穩妥推進

對於杠桿率快速提高,以及企業部門杠桿率較高,我們必須高度警惕,採取針對性的措施,積極穩妥去杠桿。

具體而言,首先需要明確去桿杠的思路和重點。杠桿本身並不是壞事,而杠桿率快速提高,杠桿率較高易於引發風險,需要密切關注。也正是如此,去杠桿並不是不加區分的把杠桿都去掉,而是要重點控制杠桿率的過快上升,降低企業部門尤其是國有企業部門的高杠桿率。也就是說,去杠桿要同時兼顧杠桿率過快上漲和企業部門高杠桿率。對於政府部門,目前中央政府杠桿率低,而地方政府杠桿率高,要合理調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杠桿率。在地方政府債務置換規模有縮小的預期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杠桿率問題也要予以關注。家庭部門杠桿率高主要是用於配置房產,要重點關注其杠桿率快速提高的問題。尤其是要通過對房地產的調控,減少家庭部門加杠桿配置房產,讓房子回歸其居住屬性。就國際經驗看,去桿杠的成效並不是立竿見影的,也不是單一措施就可以全面解決的,對此需要有一定的心理預期。

其次要控制貨幣量,對金融業務進行規范。杠桿率快速提高,企業部門杠桿率高,也是因為貨幣超發流動性充足所致,在這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種貨幣現象。從這個角度看,去桿杠需要從源頭上控制好貨幣供給量。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合理控制貨幣發行規模,管好貨幣供應的總閥門。在此基礎上,結合基礎貨幣供給方式變化,適當提高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短期借貸便利等流動性管理工具的價格水平,降低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從央行融資並進行套利的積極性,以控制金融機構負債的總規模。對於近幾年快速發展的金融同業業務,不排除其發展的必要性與合理性,但其中不規范、不透明的問題較多,需要通過加強監管減少同業套利空間。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非銀行金融機構對非金融部門加杠桿也提供了較多的資金,因此我們不僅要管理好銀行業特別是中小銀行同業業務發展,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管理也不容忽視。

最後要推動經濟發展和融資方式轉變。杠桿問題是經濟發展中的問題,也需要用推動經濟發展的辦法,在發展中予以解決。在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結構性因素與周期性因素疊加的情況下,既要對經濟增長速度有合理預期,也要積極通過創新、加快改革、完善體制機制,穩定經濟增長。要通過國有企業的資本金補充機制、激發民營企業投資積極性、稅收制度改革等,提高企業部門競爭力和盈利水平,以做大分母的方式降低杠桿率；要積極促進企業盤活存量資產,推進不良資產證券化,加快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降低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壓力。在這個過程中,也要完善企業破產制度規定,降低企業退出成本。要規范並完善企業上市管理制度,發展好多層次資本市場,為企業通過資本市場進行股權融資提供製度支持和市場保障,從而逐步降低對債權融資的依賴。

總之,對於我國杠桿率快速提高、企業部門杠桿率高的問題要高度重視,去杠桿也要積極穩妥,根據杠桿的實際情況與最新變化,平衡好經濟增長和去杠桿之間的矛盾,統籌好各方面都因素,既要控制好資金的供給端,也要調節好資金的需求端,採用多種手段從多方發力,以保障去杠桿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