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改前固定匯率

『壹』 1970至1980的港幣年換多少人民幣

人民幣兌港幣匯率，由於人民幣的升值，在1970年代曾一度飆升到20 ：100，
而在50年代，基本上是42.7：100，這個固定匯率持續了很多年！
1993年以前，人民幣匯價一直較港元高。
但1993年以後，人民銀行宣布進行匯改，取消外匯券，人民幣1年內跌至1美元兌8.4元人民幣，這時港幣才終於超越人民幣價格，同時港幣開始大起大落。從70年代的100港幣換人民幣 20元→140元→98.85元
呵呵~~~

『貳』 我國人民幣實施的匯率制度是

目前，我國人民幣實施的匯率制度是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國家還建立了外匯調劑市場，企業或個人可以在該市場上將自己留成的外匯進行交易，價格由交易雙方商定，由此便形成了一種新的「官方匯率+調劑市場匯率」兩軌並行的雙重匯率制度。
拓展資料:
1、1953年我國建立統一的外匯體系開始，人民幣匯率制度幾經演變；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後，人民幣匯率經歷了從固定匯率到雙重匯率再到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回顧幾十年來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演變軌跡，期間雖有曲折和反復，但始終堅守市場化的改革方向，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程度和雙向浮動的彈性顯著加強。以1994年匯改、2005年「7.21匯改」和2015年「8.11匯改」這三次重要的匯率制度改革為時間節點，我們可以將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演變歷程分為四個階段。
2、新中國成立之後的1953年，我國開始建立統一的外貿和外匯體系，人民幣實行單一的固定匯率制度，當時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為2.62。兩年後，經過幣制改革，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被調整至2.46，固定匯率的制度安排一直延續至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之前。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我國開始實行盯住一籃子貨幣的固定匯率制度，以對各國的貿易量計算相應籃子貨幣的權重。從1973年到1979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逐步從2.5上升至1.5左右。但在實際市場中，出口企業獲得1美元所對應的換匯成本大約為2.75元人民幣，人民幣匯率被嚴重高估。在這種情況下，外貿企業出口以及外資進入的意願都受到打擊，從而導致我國的外匯儲備量難以增加，甚至到1980年降為負值。
3、為了鼓勵外貿企業出口創匯、支持我國經濟發展，我國於1981年開始實行雙重匯率制度，即官方匯率與貿易體系內部結算價並存的雙重匯率模式，前者適用於非貿易部門，對應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維持在按一籃子貨幣計算的1.5左右，而後者用於貿易部門結算，匯率根據市場實情調整至2.8左右。這樣一來，外貿企業的盈利大幅上升，帶動外匯儲備增至1983年的89億元。但與此同時，未被納入外貿體系的企業出口面臨的虧損日益嚴重，由此導致外匯儲備在1984年不升反降，外匯體制需要進一步改革。

『叄』 請問05年之前的匯率制度是什麼與匯改之後的制度有什麼不同兩者的匯率是怎麼變化的拜託各位了 3Q

05年之前很長一段時間，人民幣採用的是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固定匯率制基本上是從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後，中國政策為承擔大國的責任，主動承諾人民幣不貶值，之後就一直實行僵化的固定匯率制。直至2005年7月21日，央行進行匯率改革，改固定匯率為有管理的浮動匯率。人民幣匯率對美元產生浮動，但總體看，人民幣匯率還是屬於盯住美元的浮動匯率制。
所以與匯改前相比，人民幣盯住美元這一基本屬性沒有變化，唯一其變化的是匯改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不再固定，而是出現浮動，到目前為止，浮動方向以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為主。

『肆』 中國現在採取的是固定匯率制還是浮動匯率制

中國是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都不適合我國的國情，因此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選擇應當考慮介於兩者之間的、較有彈性的匯率制度。

從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1994年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建立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2005年7月實行參考籃子貨幣，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為所謂「單一的」是指把改革前的官定匯率和外匯調劑市場匯率合而為一。

1985年以後我國實行的是官定匯率和外匯調劑價並存的雙重匯率制，1994年的改革將兩種匯率並軌，形成了單一匯率。所謂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

(4)匯改前固定匯率擴展閱讀：

優缺點：

它具有自發調節國際收支的功能；它有助於遏制大規模的外匯投機風潮；它使各國政府擺脫了固定匯率制對經濟政策自主權的約束；它有更強的適應世界經濟環境的生命力；它有助於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浮動匯率制的缺陷：匯率波動給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活動帶來外匯風險，從而會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它們的順利發展。它削弱了固定匯率制下的貨幣紀律，助長了貨幣政策中的通貨膨脹傾向，各國政府無需通過抑制通貨膨脹來履行維持固定匯率的義務。

『伍』 怎樣看待三元悖論和匯率制度選擇的指導意義

綜合分析匯改的歷史成因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演進歷程1994年以前，我國先後經歷了固定匯率制度和雙軌匯率制度。1994年匯率並軌以後，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企業和個人按規定向銀行買賣外匯，銀行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進行交易，形成市場匯率。中央銀行設定一定的匯率浮動范圍，並通過調控市場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1997年以前，人民幣匯率穩中有升，東南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收窄，實際上實行的是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從表1可見，25年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總體經歷了一個不斷貶值的過程，由1981年一美元兌1.70元人民幣到1994年匯率改革時的一美元兌8.61元人民幣，隨後幾年略有上升，而1997年以來基本穩定在1美元兌8.27人民幣水平。（一）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原因分析我國在1994年開始實施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事實上是在1997年之後是以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該匯率制度符合當時我國的國情，為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維護地區乃至世界經濟金融的穩定做出了積極貢獻。但是，進入2000年以後，隨著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的變化，原有匯率制度也暴露出了一些弊端。1.國際收支失衡問題嚴重進入2000年以來，我國經常項目、資本項目「雙順差」呈擴大的趨勢，2004年尤其明顯。這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近年來美元不斷對外貶值，由於人民幣盯住美元，於是也跟著貶值，相對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人民幣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低估。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我國商品和服務出口的競爭力，使經常項目順差不斷擴大；二是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加大了外商對我國的投資，尤其是促使大量短期資金流入，使我國資本金融項目順差快速擴大。我國國際收支項目中不斷擴大的「雙順差」，加劇了我國跟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尤其是美國與歐洲，屢屢對中國挑起貿易之戰。2.貨幣政策獨立性受到挑戰受我國國際收支連年順差的影響，我國外匯儲備在近幾年增長極其迅速，僅2004年就增長了2067億美元，增幅達到近50%，至2005年6月底，我國外匯儲備已高達7110億美元。外匯儲備的高速增長造成了我國貨幣投放的過快增加，2004年出現了通貨膨脹的壓力。為了抑制國內信貸投放過猛、部分行業和地區盲目投資和重復建設嚴重的現象，中國人民銀行不得不採取在公開市場上對沖外匯占款的做法，對沖比率不斷提高，以至出現「無券可用」的情況，只能通過不斷滾動增發央行票據來回籠資金，使得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受到很大的挑戰。3.國際熱錢大量湧入1997年以來的我國實質上的盯住美元匯率制，在促進我國出口和吸引外資發展的同時，也給國際熱錢入侵留下了可乘之機。近十年來，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和我國外匯儲備的不斷增大，國際上對我國人民幣的升值預期不斷上升，國際炒家通過各種途徑大舉進入我國，豪賭人民幣升值。大量熱錢的湧入，在很大程度上危害了我國金融體系的穩定，降低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加大了我國的金融風險，不利於宏觀經濟的穩定發展。因此，為了進一步加強我國經濟金融穩定性，需要對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制度進行改革。（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時機選擇分析盡管2003年以來，歐美各國屢屢施壓，迫使人民幣升值，但是中國政府頂住了壓力，保持了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在當前人民幣升值預期降低情況下進行匯率制度調整，起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是相對比較科學的。1.國內條件分析從國內實際情況來看，人民幣匯率調整的條件是相對成熟的。首先，我國國民經濟繼續保持平穩快速增長勢頭，2004年的GDP增長率高達9.5%，今年上半年仍然保持了9.5%的增幅，這為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奠定了扎實的經濟基礎。其次，經過一年多的著力調控，我國經濟宏觀調控收到很好的效果，原先過熱的國內固定資產投資進入相對穩健的狀態，通貨膨脹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費物價水平降到了2.3%水平；第三，我國外匯市場發展迅速金融改革成效顯著，如外匯管理逐步放寬，外匯市場建設不斷加強，市場工具逐步推廣，各項金融改革取得了實質性進展。這為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後的正常運行創造了市場條件。2.國際條件分析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國際條件同樣趨於成熟。近來由於美國經濟增長加快和美聯儲的持續加息，從2001年開始的弱勢美元最近走向強勢。從今年1月份開始，美元對歐元、日元匯率開始大幅度升值。由於人民幣匯率與美元掛鉤，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的匯率也隨即走強，人民幣升值預期降低，升值壓力減輕。這為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創造了有利的外部條件，緩解了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帶來的外部沖擊。-------------------------------------研究現行匯率制度及正確認識人民幣匯率的波動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內容及其影響分析（一）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內容解讀這次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將人民幣匯率盯住美元改為參考一籃子貨幣。即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按照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選擇若干種主要貨幣，賦予相應的權重，組成一個貨幣籃子。同時，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計算人民幣多邊匯率指數的變化，對人民幣匯率進行管理和調節，維護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參考一籃子表明外幣之間的匯率變化會影響人民幣匯率，但參考一籃子不等於盯住一籃子貨幣，它還需要將市場供求關系作為另一重要依據，據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這一改革特點集中體現了我國政府在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所主張的「主動性」和「可控性」原則，既有利於政府對匯率制度靈活操作，又不至於引發匯率的過大波動。這次改革的又一重要內容，是對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水平進行小幅調整，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由1美元兌8.27元人民幣調整為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這一調整幅度主要是根據我國貿易順差程度和結構調整的需要來確定的，同時也考慮了國內企業進行結構調整的適應能力。與上個世紀80年代「廣場協議」後日本日元對美元升值將近一倍相比，我國政府頂住國際壓力，對進行人民幣小幅升值，有利於我國經濟金融穩定與持續發展。這一特點集中反映了我國政府在人民幣匯制改革中的「主動性」和「漸進性」原則。（二）人民幣匯率小幅升值的影響分析這次人民幣匯率小幅升值，會對我國經濟產生利弊兼有的影響，但總體而言是利大於弊。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好處有：一是人民幣升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我國企業進口成本；二是人民幣升值可以改善我國的貿易條件。近年來，我國出口商品基本上處於薄利多銷的狀況，出口利潤的增長遠低於出口量的增長，實際資源轉移速度加快，這對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不利的。人民幣升值後，出口商的人民幣收入相應減少，為了保持原有的利潤水平，其或是提高出口商品的國外售價，或是減少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量，從而使貿易條件得到改善。三是有利於減少國際貿易磨擦。近年來，國外對我國出口商品的反傾銷及其它貿易爭端不斷加劇，商品出口的國際環境惡化，人民幣升值使中國商品國外銷售價格提高，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種狀況；四是有利於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一方面，人民幣升值降低了我國企業進口先進技術、設備的成本，有利於出口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技術升級。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壓縮了我國出口商品的利潤空間，促使企業減少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增加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五是人民幣升值有利於我國企業的跨國投資活動。人民幣升值節省了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成本，使得國內企業更容易「走出去」；六是可以減緩我國外匯儲備的增長速度，從而減少由外匯儲備過快增長而帶來的一系列負面影響。人民幣升值的不利之處有：一是會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出口貿易起到抑製作用。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出口的商品在很大程度上靠價格取勝，人民幣升值削弱了很多商品出口的價格競爭優勢，從而影響我國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二是出口的抑制又會加大就業壓力。我國出口企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吸納了眾多的勞動力就業。人民幣升值對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影響遠大於對資本密集或技術密集型企業的影響，一旦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增速放緩，勢必造成就業壓力；三是人民幣升值會在一定程度上減緩外商來華投資的增長速度，因為人民幣升值雖然會使已在華外資企業的資產增值，但卻會使准備前來中國投資的外商的投資成本增大。四是人民幣升值為已流入中國的國際游資提供了獲利機會，並有可能增強國際游資對人民幣繼續升值的預期，從而加劇國際游資的非正常流動。綜上所述，這次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增大了我國匯率制度的彈性，更適合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雖然由於人民幣的小幅升值，短期內會引起我國進出口商品價格和貿易量的波動，但從長期來看，有利於我國市場經濟體系的完善，有利於我國產業結構和進出口商品結構的調整，從而有利於我國對外貿易與整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現行匯率制度對我國貨幣市場影響一、改革前匯率制度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制約從1994年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到這次匯率制度改革之間，人民幣匯率雖然名義上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實際上卻是一種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從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出發，在資本趨於自由流動的過程中，貨幣政策只有同浮動匯率相配合，才能真正體現其有效性，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貨幣政策僅在短期內有效，從長期來看無效。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固定匯率制度的安排與我國貨幣政策之間的沖突日益明顯。特別是在此輪經濟過熱中，我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對國民經濟進行干預，其中主要運用了貨幣政策，貨幣政策從幾年前的「穩健」逐步轉向「適度從緊」。但是由於我國國民經濟連續多年的快速增長和美元的持續走低等原因，使得人民幣幣值被低估，幣值的低估嚴重製約了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一）貨幣政策獨立性降低在開放經濟中，存在國際資本自由流動、匯率穩定和貨幣政策獨立性這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實現的矛盾，即「三元悖論」。此次匯率制度改革之前，我國選擇的是固定匯率與貨幣政策獨立性，對國際資本流動實施較為嚴格的控制。在一國金融體系尚未完善，抗金融風險能力較弱的情況下，這種制度安排無疑是符合中國當時的經濟實際。然而，隨著我國加入WTO，在開放經濟的大趨勢下，伴隨著金融全球化、一體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國內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程度的逐漸加強，合法和違規的資本大量湧入，致使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在我國無法實現。事實上，在此輪經濟過熱的治理過程中，我國政府雖然穩定了人民幣匯率，但卻是以喪失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為代價，對通貨膨脹的控制的依賴於行政手段，而不是貨幣政策。（二）外匯儲備的激增對貨幣政策有效性和主動性提出挑戰外匯儲備的增加主要源自於貿易順差和「熱錢」流動。由於人民幣幣值被低估，持續擴大的貿易順差和國外「熱錢」的蜂擁而至引起了我國外匯儲備的激增。今年上半年，我國出口為3423．4億美元，進口為3026．9億美元，貿易順差達到396．5億美元，而去年同期則是68億美元的逆差。截止到6月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7110億美元，同比增長51．1％；上半年外匯儲備增加1010億美元，同比多增337億美元，其中僅6月份外匯儲備就增加200億美元，同比多增80億美元。外匯儲備的激增會導致貨幣供給的增加，加大通貨膨脹壓力。為了緩解外匯儲備增長而帶來的通貨膨脹壓力，央行不得不加大力度進行沖銷操作來阻止貨幣供給的增加，但這又會造成信貸收縮，進而增大人民幣利率上升的壓力，反過來又迫使央行買入外匯儲備，最終增加貨幣供給，導致央行試圖改變貨幣供給的努力會大打折扣。上半年，我國出現了「寬貨幣、緊信貸」的局面，在信貸收縮的情況下，廣義貨幣供應量（M2，M2由國內信貸和外匯占款組成）仍然大幅增加，這說明央行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受到了外匯儲備的干擾，大大影響了貨幣政策的調控效果，其有效性面臨嚴峻挑戰。（三）利率工具的運用受到約束在我國，由於固定匯率原因，利率政策手段的效果十分有限，再加之國際社會和金融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使得利率工具的運用受到約束：1、在固定匯率制度下，當我國上調（下調）利率進行緊縮（擴張）調控時，會導致資本項目的順差（逆差）。為了穩定匯率，央行在外匯市場上買入（賣出）外匯，從而增加（減少）了外匯儲備，進一步影響到基礎貨幣的投放，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利率政策的效果。2、升值預期和跟隨美元的貶值導致我國出現大量貿易順差。在正常的經濟環境下，我國可以通過降低利率水平促使國內資金和國外短期資金外流，達到解決國際收支失衡的目的。但是，由於我國經濟過熱還未得到徹底解決，存在通貨膨脹壓力，降低利率有悖於宏觀調控的方向，以至於利率工具的運用面臨尷尬。3、由於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存在，如果大幅提高利率會吸引的境外資金流入國內，增加外匯儲備，從而進一步增大升值壓力。正是由於利率無法較大提高，且國內物價水平較高，致使我國實際利率水平較低甚至出現負利率現象。在國內金融投資品種比較少的情況下，股票市場又是持續低迷，於是各路資金追逐投資，尤其是房地產，使得固定資產投資增幅長期處於高位運行。（四）「熱錢」流動降低貨幣政策有效性隨著人民幣升值預期的不斷加劇，大量「熱錢」通過各種合法及非法渠道湧入中國。「熱錢」的流動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影響我國貨幣政策的執行：首先，「熱錢」的流入增加了外匯儲備，加大通貨膨脹壓力，從而削弱了適度從緊貨幣政策的力度；其次，「熱錢」具有高度流動性和不穩定性，它的快速流入流出會對我國金融系統造成巨大沖擊，因而加大了央行運用貨幣政策工具進行調控的難度；最後，在我國股市持續低迷的情況下，勢必有大量「熱錢」進入房地產市場，這將直接影響我國政府對房地產行業調控的效果。二、匯率制度改革增強了貨幣政策有效性此次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改變了匯率過於固定的狀況，形成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種匯率制度使得人民幣匯率更具靈活性，增強了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第一，在「三元悖論」中，此次匯率制度改革使我國的匯率波動區間變寬，意味著我國在資本自由流動程度逐漸提高的背景下，通過放棄匯率穩定的目標而增加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在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下，我國可以獨立的行使自己的貨幣政策，通過匯率杠桿對國際收支進行自動調節，改變了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因受多種因素牽制而被動行使貨幣政策的局面。第二，匯率制度改革以後，人民幣匯率可以根據市場供求狀況，不斷地進行微幅調整以平衡國際收支，使中央銀行的外匯干預有一定的調控空間，擺脫了為穩定匯率而在外匯市場上買入（賣出）外匯，從而被動的增加（減少）基礎貨幣投放的困境，提高了我國貨幣政策的主動性。目前，人民幣的小幅升值，那麼出口將會適度減少而進口增加，這樣可以消化一定數量過剩的外匯儲備，對於提高下一階段我國貨幣政策的效力有很大幫助。第三，浮動匯率制下，調解利率對國際收支產生的影響，可以通過匯率波動來進行反向平衡，從而增加利率政策的有效性。例如，當我國採取緊縮的貨幣政策，上調利率雖然會造成資本項目的順差而增加外匯儲備，但同時可以通過人民幣升值影響經常項目，抵消資本項目的順差，從而平衡國際收支，提高了利率政策的有效性。第四，靈活的匯率可以增加國際投機資本的投機風險，減少了國外「熱錢」的湧入，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外匯儲備過快增長的壓力，降低了投機資本對我國經濟的沖擊。----------------------------------------------在現行匯率制度下如何防範金融風險，制定投資計劃目前，我國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依然強勁，上半年GDP保持了9．5％的同比增長，CPI上漲2．3％，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為25．4％，其中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23．5％，成為固定資產投資保持高位增長的主要原因。雖然銀行信貸在上半年偏緊，但基礎貨幣的增長遲早將轉化為銀行貸款的增加，如果貨幣供應繼續寬松，商業銀行釋放貸款的能力將迅速恢復；同時，國際原油和主要原材料價格快速上漲造成的對下游產品漲價的壓力，這將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投資增速下降和糧食供給增加等因素導致的物價漲幅回落。由此可見，我國經濟所面臨的通貨膨脹壓力依然較大。本次人民幣升值2％，對我國經濟來說是一項緊縮的貨幣政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上述的通貨膨脹壓力。鑒於此，短期內我國的貨幣政策應以「穩健」為主基調，綜合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對國民經濟進行微調，在保持或促進經濟和物價穩定、改善和升級中國經濟結構、轉變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短期內不宜對利率水平進行調整，以免引起宏觀經濟的波動。但可以從利率結構下手，達到調控我國國民經濟的目的。這一思想已在上半年央行的工作中有所體現。接下來我國政府應繼續貫徹這一思想，適當調高短期利率，以抑制投資過熱和投機資金的流入；同時維持中長期利率的穩定，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第二，在信貸方面，綜合運用貨幣政策工具，引導商業銀行有針對性地增加信貸的投放，改變上半年信貸偏緊的局面：1、繼續嚴格控制投資過熱行業的資金供給，謹防物價反彈，穩定國民經濟；同時，對於資源能源消耗和高污染行業也要在信貸資金方面進行抑制，優化我國經濟結構。2、對於有成長性、可持續發展性的行業給予充分的資金支持，重點是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不僅符合我國經濟結構改革的需要，而且可以降低優質企業對外債的依賴程度，從而減輕由於外匯儲備增多所帶來的基礎貨幣被動投放的壓力。第三，目前，在推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投資下來了，凈出口拉動力也會因升值而隨之減弱，那麼，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重任就落在消費身上。房地產是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在擴大內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背景下，房地產市場應該承擔培育消費動力的重要責任。此前，我國貨幣政策主要針對房地產行業過度投資和投機性炒房進行調控，對房地產市場進行結構調整，從當前的結果來看，在過度投資和投機性炒房得到初步遏制的同時，個人住房消費也受到了打擊。所以，下一階段貨幣政策工作應在繼續對投資型住房實行嚴格控制的基礎上，給予自住型住房適當的支持，達到刺激內需的目的。另外，本次匯率制度改革，對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影響較為復雜，一方面，由於升值幅度較小，國外投機資金預期人民幣將有一個升值周期，於是大舉進入我國，主要是房地產市場；另一方面，一些投機資金會獲利了結，撤除房地產市場。在綜合影響很難確定的情況下，中央銀行應密切跟蹤房地產市場的變化，隨時採取適當的貨幣政策來熨平國際資本流動給房地產市場造成的波動，以促進我國房地產行業的健康發展。

『陸』 什麼叫固定匯率制，浮動匯率

以中國為例，2005年匯率改革前，中國一直把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匯率政策性固定在一個比值，如2005年為8.2765，這就是固定匯率。2005年匯改以後，人民幣走上了市場化的升值之路，這就是浮動匯率。

從下面2003年至今的美元對人民幣走勢圖上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下面是來自網路的名詞解釋：

固定匯率是將一國貨幣與另一國家貨幣的兌換比率基本固定的匯率，固定匯率並非匯率完全固定不動，而是圍繞一個相對固定的平價的上下限范圍波動，該范圍最高點叫「上限」,最低點叫「下限」。當匯價漲或跌到上限或下限時，政府的中央銀行要採取措施，使匯率維持不變。在19世紀初到20世紀30年代的金本位制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70年代初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都實行固定匯率制。

浮動匯率指一國貨幣同他國貨幣的兌換比率沒有上下限波動幅度，而由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自行決定。1971年8月15日，美國實行新經濟政策，任由美元匯率自由浮動，到1973年，各國普遍實行浮動匯率制度。也正是從那時開始，外匯市場隨著各種匯率的不停的浮動而不斷發展。

浮動匯率按政府是否干預，分為自由浮動匯率和管理浮動匯率兩種。在現實生活中，政府對本國貨幣的匯率不採取任何干預措施，完全採取自由浮動匯率的國家幾乎沒有。由於匯率對國家的國際收支和經濟的均衡有重大影響，各國政府大多通過調整利率、在外匯市場上買賣外匯以及控制資本移動等形式來控制匯率的走向。

『柒』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形成背景

1994年以前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新中國成立以來至改革開放前，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人民幣匯率由國家實行嚴格的管理和控制。根據不同時期的經濟發展需要，改革開放前我國的匯率體制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單一浮動匯率制（1949～1952年）、五六十年代的單一固定匯率制（1953～1972年）和布雷頓森林體系後以「一籃子貨幣」計算的單一浮動匯率制（1973～1980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進入了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的改革開放新時期。為鼓勵外貿企業出口的積極性，我國的匯率體制從單一匯率制轉為雙重匯率制。經歷了官方匯率與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並存（1981～1984年）和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1985～1993年）兩個匯率雙軌制時期。其中，以外匯留成制為基礎的外匯調劑市場的發展，對促進企業出口創匯、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收支平衡和中央銀行調節貨幣流通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的人民幣雙軌制的弊端逐漸顯現出來。一方面多種匯率的並存，造成了外匯市場秩序混亂，助長了投機；另一方面，長期外匯黑市的存在不利於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和人民幣的信譽。外匯體制改革的迫切性日益突出。1994～2005年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要求，「改革外匯體制，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范的外匯市場，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貨幣。」1993年12月，國務院正式頒布了《關於進一步改革外匯管理體制的通知》，採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具體包括，實現人民幣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價格並軌；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取消外匯留成，實行結售匯制度；建立全國統一的外匯交易市場等。
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正式並軌，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企業和個人按規定向銀行買賣外匯，銀行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進行交易，形成市場匯率。中央銀行設定一定的匯率浮動范圍，並通過調控市場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
1997年以前，人民幣匯率穩中有升，海內外對人民幣的信心不斷增強。但此後由於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為防止亞洲周邊國家和地區貨幣輪番貶值使危機深化，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主動收窄了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隨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逐步減弱，近幾年來我國經濟持續、平穩較快發展，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金融領域改革取得了新的進展，外匯管制進一步放寬，外匯市場建設的深度和廣度不斷拓展，為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創造了條件。
黨中央、國務院於2005年7月21日出台了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改革的內容是，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按照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根據對匯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測算，人民幣對美元即日升值2%，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兩個多月來，人民幣匯率制度有序過渡，平穩運行。

『捌』 匯率制度的制度分類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早期，成員國很難找到一個與其國際收支均衡相一致的平價，以及伴隨貨幣危機而來的對平價的重新調整，人們由此開始了對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的持久爭論。傳統上的匯率制度分類是兩分法：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或彈性匯率)，這也是最簡單的匯率制度分類。但固定或浮動的程度是很難掌握的，在固定匯率或浮動匯率之間還存在眾多的中間匯率制度。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有兩種方法運用於事實上的匯率制度分類：一種方法是通過官方儲備和利率的變化來分析中央銀行的干預行為(Popper,1994)；另外一種方法是通過檢驗匯率平價的變化，來對匯率政策的結果進行經驗性分析 (Frankel，1993)。日以後的匯率制度分類方法，除了RR分類以外，一直是這兩種分類方法的應用和延伸。
匯率制度分類最根本的問題是基於何種匯率進行分類。現有文獻對匯率制度分類的歸納，一般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基於事實上(de facto)的分類；另一種是基於各國所公開宣稱的法定上(de jure)的分類。由於這兩種分類都是基於官方匯率的分類，所以這一歸納存在著局限性，還應進一步擴展。從經濟學最核心的一個命題一市場調節還是國家干預——出發，最根本的出發點應該是基於市場匯率還是基於官方匯率來進行分類。 (一)IMF的分類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IMF把匯率制度簡單地分為釘住匯率制度和其它；而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後。IMF則不斷地細化匯率制度分類。IMF原來對各成員國匯率制度的分類，主要依據的是各成員國所公開宣稱的匯率制度；但純粹依賴各成員國所宣稱的匯率制度的分類，具有事實做法和官方宣稱經常不符的局限性。
IMF在1997年和1999年分別對基於官方宣稱的匯率制度分類方法進行了修正，其1999年的分類是：
(1)無獨立法定貨幣的匯率安排，主要有美元化匯率和貨幣聯盟匯率；
(2)貨幣局匯率；
(3)傳統的釘住匯率；
(4)有波幅的釘住匯率；
(5)爬行釘住匯率；
(6)有波幅的爬行釘住匯率；
(7)管理浮動匯率；
(8)完全浮動匯率。
IMF(2006)強調，它的分類體系是基於各成員國真實的、事實上的安排；這一安排已被IMF所認可，而不同於各成員國官方宣稱的安排。這一分類方案的基礎是匯率彈性(flexibility)的程度，以及各種正式的與非正式的對匯率變化路徑的承諾。引人注目的是，IMF從2001年開始將匯率制度分類與貨幣政策框架聯系在一起，即在對各成員國進行匯率制度分類的同時，也對其貨幣政策框架進行分類。IMF認為，不同匯率制度的劃分還有助於評價匯率制度選擇對於貨幣政策獨立性程度的含意。該分類體系通過展示各成員國在不同貨幣政策框架下的匯率制度安排以及使用這兩個分類標准，從而使得分類方案更具透明性，以此表明不同的匯率制度可以和同一貨幣政策框架相容。據此，IMF對其分類作了較小調整，例如其2005年的分類是：
(1)無獨立法定貨幣的匯率安排(41個成員)，主要有美元化匯率和貨幣聯盟匯率；
(2)貨幣局安排匯率(7個成員)；
(3)其他傳統的固定釘住安排(42個成員)；
(4)水平帶內釘住匯率(5個成員)；
(5)爬行釘住匯率(5個成員)；
(6)爬行帶內浮動匯率(1個成員)；
(7)不事先公布干預方式的管理浮動制(52個成員)；
(8)獨立浮動匯率(34個成員)。
如果將上述匯率制度劃分為硬釘住匯率制、中間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那麼硬釘住制包括(1)和(2)，中間匯率制包括(3)至(6)，浮動匯率制包括(7)和(8)。按照IMF 的分類，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間匯率制度的比重在不斷縮減，並不斷向硬釘住和浮動集聚。但是，中間匯率制度仍然沒有消失，如在2005年，中間匯率制度在IMF所有成員國中的比重為28.4%，無法證明「中間匯率制度消失論」。
(二)Ghosh、Guide、Ostry和Wolf的分類(GGOW分類) Ghosh等人(1997)認為，事實分類和法定分類各有優缺點，他們試圖將兩種分類方法綜合在一起。但實際上，他們主要採用的還是基於IMF各成員國中央銀行所公開宣稱的法定分類，其宏觀經濟數據也主要來源於IMF的資料庫。
GGOW分類有兩種：
一種是三分法，即釘住匯率制、中間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
另一種是更加細致的九分法，即釘住匯率制包括釘住單一貨幣、釘住SDR、其它公開的一籃子釘住和秘密的一籃子釘住，中間匯率制包括貨幣合作體系匯率、無分類的浮動匯率和預定范圍內的浮動匯率，浮動匯率制包括無預定范圍內的浮動匯率和純粹浮動匯率。
Ghosh等人並沒有對各國匯率制度進行具體分類，其主要目的是檢驗匯率制度與宏觀經濟表現之間的關系。
(三)Frankel的分類Frankel(1999)認為，匯率制度是一個連續統一體，由最具剛性的到最具彈性的匯率安排依次是：貨幣聯盟匯率(包括美元化匯率)、貨幣局匯率、「真實固定」的匯率、可調整的釘住匯率、爬行釘住匯率、一籃子釘住匯率、目標區或目標帶匯率、管理浮動匯率和自由浮動匯率。隨後，Frankel(2003)又對匯率制度分類作了調整和細化，按照通常的三分法。由最具彈性的到最具剛性的匯率安排依次是：
(1)浮動匯率，包括自由浮動匯率和管理浮動匯率兩類；
(2)中間制度匯率，包括目標區或目標帶匯率(細分為Bergsten-Williamson目標區和Krugmen-ERM目標區兩種)、爬行釘住(細分為指數化的釘住和預先申明的爬行)、一籃子釘住和可調整的釘住四類；
(3)嚴格固定，包括貨幣局匯率、美元化匯率(或歐元化匯率)和貨幣聯盟匯率三類。
Frankel認為，中間制度和浮動的分界線在於中央銀行的外匯干預是否有一個明確的目標。中央銀行雖然偶爾干預外匯市場，但並沒有聲明任何目標的國家應當歸類為浮動。嚴格固定和中間制度的分界線在於對固定匯率是否有一個制度性承諾；若有的話，就是嚴格固定。但是，Frankel的分類只是對IMF分類的一 種修正和理論描述，並沒有自己分類的詳細標准，更沒有據此對各國的匯率制度進行具體分類。按照Frankel的看法， 「中間匯率制度消失論」 (或「中空論」) 和世界上的貨幣會越來越少的觀點是完全站不住腳的。Frankel認為，世界貨幣池類似於馬爾可夫靜態平衡過程，獨立的貨幣總是會被創造、消失或在匯率制度之間轉換，但池子里的貨幣大體保持穩定。
(四)Levy-Yeyati Sturzenegger的分類(LYS分類) Levy-Yeyafi和Sturzenegger(2003，2005)的分類是基於事實上的分類，它與IMF早期的基於各國所公開宣稱的法定上的分類不同。三個分類變數是：
(1)名義匯率的變動率；
(2)匯率變化的變動率；
(3)國際儲備的變動率。
分類的依據是：在固定匯率制下，國際儲備應該有較大變化，以減少名義匯率的變動性；而彈性匯率制則以名義匯率的持續變動和相對穩定的國際儲備為特徵。因此，這三個變數的組合足以決定各個國家的匯率制度歸屬。LYS分類使用聚類分析方法，計算了1974～2000年向IMF報告的所有183個國家的數據，因此避免了研究者選取分類變數時的隨意性。LYS分類有兩個：一個是四分法，即浮動匯率、骯臟浮動匯率、爬行釘住匯率和釘住匯率；另一個是三分法，即浮動匯率、中間匯率制和[[硬釘住匯率]]。
LYS分類和IMF分類高度一致，大約2/3的觀測值是相同的。LYS分類發現了幾個事實：
(1)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的20年間，固定匯率制的數量確實在下降；但在20世紀90年代，相比較IMF的分類而言，固定匯率制卻相對穩定。他們把這一現象叫作「隱蔽釘住」 (hidden pegs)或「害怕釘住」。在他們的研究中，公開報告中採取中間匯率制度或彈性匯率制度而實際上採取釘住匯率制度的國家比例，已從20世紀80年代的 15%上升至90年代的40%。但「害怕浮動」和「隱蔽釘住」是不同的，前者是指想要浮動，但為了通貨膨脹目標制和金融穩定性而將浮動限制在一定范圍內；後者是指想要釘住，但為了使投機性沖擊的成本更高而允許一定程度的匯率波動。許多使用匯率作為名義錨的國家，特別是小型開放經濟體，為了避免投機性沖擊所帶來的匯率制度的脆弱性，傾向於迴避對匯率水平的公開承諾。
(2)傳統的或爬行的釘住等中間匯率變得越來越少，從而證實了「中空論」(Eichengreen，1994)或「兩極論」 (Fiseher，2001)的存在。怛是，「中空論」對於非新興市場非工業化國家是不成立的，這表明了對國際資本流動的開放對於經濟發展是必須的。
(3)「事實」上的浮動，其匯率的變化率很小。那些宣稱浮動的國家，為了穩定匯率而經常性地使用很多的干預措施，從而證實了「害怕浮動」的存在，而且「害怕浮動」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就已是普遍現象(Calvo和Reinhart，2000)。
2291個分類觀測值的分布情況，並與 IMF的分類作了比較。從表中可以看出，工業化國家更傾向於使用浮動匯率制，而非工業化國家更傾向於使用中間和固定匯率制；31.8%的工業化國家是固定匯率制，而非工業化國家的這個比例是48.1%。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總的來說支持了「兩極論」的觀點。
相比較其他分類，LYS分類有如下進展：
(1)通過聚類數據的識別，使分類方法更具客觀性：
(2)權衡了分類結果和政策變數的關系；
(3)為今後的進一步經驗分析提供了綜合資料庫；
(4)對匯率制度做出了實際的評估；
(5)通過兩輪的分類步驟，可以辨別不同匯率制度所面臨的沖擊強度，從而克服了無關性假設帶來的偏差，特別是匯率制度對其他變數的影響只有在較高變動率水平上才顯著這樣的假設。但是，由於LYS分類是基於日歷年度的，所以在匯率制度發生變化或貨幣貶值的年度，就不是很可靠了。另外，許多觀察值的分類也是值得懷疑的，甚至有6%的觀測值是無法分類的，例如中國和印度的匯率制度在20世紀90年代就有許多年份是不能確定的。
(五)Reinhart和Rogoff的分類(RR分類) 無論是基於法定的匯率制度分類還是基於事實的匯率制度分類，都是僅僅依賴於官方匯率的分類。Reinhart和Rogoff(2004)認為，復匯率制不但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期間還是之後。都是廣泛存在的。他們使用了 1946～2001年153個國家由市場決定的平行匯率的月度數據(以五年為計算期限)，對匯率制度進行了分類。RR分類在方法上有兩個創新：第一個創新是首次採用了平行和雙重市場匯率的數據。這些市場不但在發展中國家，而且在一些發達國家也是相當重要的。Reinhart和Rogoff認為，在大部分復匯率或雙重匯率經濟體中，雙重匯率或平行匯率相比較官方匯率而言，不僅是更好的貨幣政策的風向標，而且是最具經濟意義的匯率。因此，RR分類的主要依據是由市場決定的匯率，而不是官方匯率。第二個創新是發展了各國詳細的匯率制度安排和相關因素(例如匯率管制和貨幣改革)的歷史年表，並通過使用一套描述性統計學方法，區分了官方宣稱的法定匯率和實踐中的事實匯率之間的差別。RR分類把這種分類命名為自然分類，並把匯率制度劃分為14種類型(如果把超級浮動作為一種獨立的類別，則有15種)，同時把這14種類型再歸納為五大類，這樣就可與IMF的分類作比較。RR分類最有特色的分類是增加了自由跌落，其數據來源與其他分類方法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Pick貨幣年鑒」、Pick黑市年鑒」、「世界貨幣報告 」、IMF和各國央行的數據。
從RR的自然分類可以看到，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後，1974～1990年和1991～2001年兩個階段具有兩個發展趨勢：
(1)自由跌落在匯率制度中都是重要的種類，在前一階段佔12%、後一階段佔13%。對於20世紀90年代的轉型國家而言，40%的國家是屬於自由跌落的。
(2)與官方匯率的世界貨幣史相比較，匯率制度向彈性匯率制聚集。有限的彈性——在自然分類中主要是實際爬行釘住——變得更加重要，而在官方匯率分類體系 (指IMF分類)中是微不足道的。在過去的1991～2001年間，釘住制是最為重要的，其次就是有限的彈性。另一個令人吃驚的差異是自由浮動的重要性在下降。在1991～2001年間，按照官方匯率分類，30%多的國家屬於自由浮動；而按照自然分類，只有不到10%的國家屬於自由浮動。這進一步證明了「 害怕浮動」的存在。實際上，自由跌落的國家要多於自由浮動的國家。另外可以看出，無論考不考慮自由跌落，RR分類並不支持「中間匯率制度消失論」。
自然分類與官方匯率分類有很大的差異，兩者的相關系數有0.42，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的匯率制度分類上分歧巨大。這充分說明了在發展中國家平行市場的普遍性。RR分類還得出了一個與通常想像大不相同的結論：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前和瓦解後，匯率制度的變化很小，這說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對匯率制度的影響不大。RR分類的最大優點是克服了分類者的主觀判斷，並且對匯率制度的細微差別做了區別。特別重要的是，它對歷史事實做了一個詳細的梳理，縱橫結合，較為科學合理。
(六)Courdert和Dubert的分類(CD分類) Courdert和Dubert(2004)的分類發展了事實分類方法，提出了區分事實匯率制度的統計方法，並將匯率制度分為浮動匯率、管理浮動匯率、爬行釘住匯率和釘住匯率四種類型。如果按照三分法，中間匯率制度包括管理浮動和爬行釘住。其分類的依據和LYS分類相似，主要考慮了名義匯率和官方儲備的變動率，並通過四個分類步驟，檢驗了數據的序貫性。
在CD分類中，浮動匯率的國家比IMF和LYS分類要少得多，這進一步證明了「害怕浮動」的存在。同時，CD分類還證實了亞洲國家的貨幣普遍釘住美元，幾乎65%的匯率制度是釘住或是爬行釘住美元的。與RR分類不同，CD分類使用的是季度數據，所以能夠觀察到匯率制度的年內變化，並將時間序列數據處理為不同的分布情形，在一定的自由度下檢驗原假設是否成立。CD分類結果與RR分類很相近。這一分類的特點是區分了爬行釘住和管理浮動，並確認了貶值的存在。
(七)Dubas、Lee和Mark的分類(DLM分類) DLM分類是基於有效匯率的事實上的分類。Dubas、Lee和Mark(2005)的創新點就在於將有效匯率的變動率作為分類的決定因素，而以往的文獻強調的是相對於錨定貨幣的雙邊匯率變化。他們提出了三個理由：
(1)一些保持硬釘住的國家，其有效匯率比雙邊匯率更不穩定，例如阿根廷；
(2)那些與錨定貨幣國雙邊貿易額較小的國家，雙邊貨幣匯率的變動是無關緊要的；
(3)在各國中央銀行日益分散它們的主要以美元標價的儲備資產時(例如韓國)，評價匯率穩定性的多邊方法是有用的。根據他們的計算，在172個可獲得數據的國家中，有92個國家的有效匯率變動率大於雙邊匯率變動率，其中有12個是OECD的成員國。從匯率制度的發展來看，在20世紀70年代，固定匯率的比例有減少的趨勢，但在80年代和90年代卻保持穩定，並一直在各種匯率制度中占最大比重。
相比較LYS或IMF分類，有效匯率分類與RR 自然分類的一致性較高；LYS或IMF分類與有效匯率變動性不相關。基於Ghosh等人的法定分類，DLM分類按逐漸增強的匯率穩定性將匯率制度分為6 種：
(1)獨立浮動；
(2)管理浮動匯率；
(3)按照既定指標的調整；
(4)合作安排；
(5)有限彈性；
(6)貨幣釘住。
如果按照通常的三分法， (1)和(2)屬於浮動匯率， (3)和(4)屬於中間匯率， (5)和(6)屬於固定匯率。按照這一分類，不同組別的分類結果顯示，非工業化國家採用的匯率制度中。比率較高的是有限彈性和合作安排；而工業化國家則是合作安排和有限彈性。沒有發生危機的匯率制度中，有限彈性和合作安排的比率較高；而獨立浮動和管理浮動下，危機發生的比率較高。 以上匯率制度的分類都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或共同點：首先，基本上都承認浮動匯率、中間匯率和硬釘住三種基本匯率制度的劃分，這在學術界和政策界都取得了共識，同時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匯率制度分類的可比性。其次，各種匯率制度分類均充分證明了「害怕浮動」現象的存在。再者，基本上都朝著事實分類的方向收斂，至少是考慮到了匯率制度上「做的」(Deeds)和「說的」 (Words)的差異性。然而，不同之處也是顯而易見的，具體有以下四點。
1各種匯率制度分類的相關性較低。RR分類與DLM分類的相關度最高(0.527)，RR分類與IMF分類的相關度最低(0.184)，這說明現有的各種分類方法存在很大的差異性。
2CD分類與IMF和LYS分類由於在方法上和考察樣本范圍上的差異，所以分類結果也有所不同。
3IMF分類，由於主要是基於各國的官方聲明，因此與其他分類方法相比高估了純粹浮動的比例(因為有「害怕浮動」的廣泛存在)。
4IMF和LYS分類都沒有考慮到貨幣貶值或自由跌落的特殊情形。當這兩種情況發生時，往往伴隨著激烈的經濟衰退。
總的來說，IMF分類、RR分類和LYS分類是迄今為止最為詳盡的匯率制度分類；RR分類還兼具事實分類的優點，故已有一些經驗性研究均採用了RR分類結果。DLM分類對大國的匯率制度研究有一定的參考意義。因為大國的貿易夥伴的多樣化程度要比小國復雜得多。考慮多邊匯率而不僅僅是與主要貨幣的雙邊匯率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有效匯率的概念需要進一步拓展。 DLM分類使用的權重是商品貿易地理分布的比例，然而在當今服務貿易快速發展，特別是國際資本市場日益一體化的今天，計算有效匯率也應包括服務貿易和資本流動地理分布的權重。
由「做的」和「說的」不同而導致的法定分類的缺陷之外，現有匯率制度分類還存在著如下一些缺陷。
1、沒有共同的、核心的分類標准和分類方法。相互之間可比性較差。哪些核心因素決定匯率制度的變化，這應該是匯率制度分類理論的基礎；但由於匯率決定理論還不成熟。匯率制度分類方法還有待發展和創新。
2、主要是運用統計學方法進行事後分類，而統計檢驗的一個弱點是：哪怕是自由浮動的匯率，如果它反映了經濟的基本面，其變動率也有可能較低；而釘住匯率如果脫離了經濟的基本面，也難免會頻繁變動。甚至出現自由跌落或貶值。同時，國際儲備不僅僅是一種外匯干預資產，還是一種支付手段，與匯率制度的關系有可能是間接的，這一點在發展中國家更為明顯。因此，以匯率或國際儲備的變動率作為統計分類的標准難免會出現偏差。
3、現有分類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即都只是考慮了名義匯率而不是實際匯率；如果是考慮實際匯率的話，結論可能又會不一樣。
匯率對市場的影響
對市場的影響主要受到兩個方面因素決定，一是匯改帶來的匯率調整空間，二則是匯改帶來的資產增值收益。
就匯改的空間而言，人行的發言人強調此次在2005年匯改基礎上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人民幣匯率不進行一次性重估調整，重在堅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繼續按照已公布的外匯市場匯率浮動區間，對人民幣匯率浮動進行動態管理和調節，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維護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的穩定。這實際上就是給漸進式推進的匯改定調，也間接提示匯率的浮動空間不會太大。實際上，這也非常符合如今國際國內經濟復甦進度緩慢，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環境的客觀現實。
在匯率調整空間不大的背景下，又恰逢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帶來的資產價格調整，人民幣資產價格的波動風險甚至大於匯改帶來的收益，因此總體資產增值收益也不大。
從這個角度來看，本次匯改對市場的直接影響有限，更多體現在短期心理層面，不會對市場產生明顯的中期影響。
總之，匯率制度分類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如今還沒有形成一個被廣泛接受的客觀性標准和分類方法。未來的發展方向是，各種分類方法既需要取長補短，還取決於匯率決定理論的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