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匯率是如何調控的。
匯率亦稱「外匯行市或匯價」。一國貨幣兌換另一國貨幣的比率，是以一種貨幣表示另一種貨幣的價格。由於世界各國貨幣的名稱不同，幣值不一，所以一國貨幣對其他國家的貨幣要規定一個兌換率，即匯率。
匯率是國際貿易中最重要的調節杠桿。因為一個國家生產的商品都是按本國貨幣來計算成本的，要拿到國際市場上競爭，其商品成本一定會與匯率相關。匯率的高低也就直接影響該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成本和價格，直接影響商品的國際競爭力。
例如，一件價值100元人民幣的商品，如果美元對人民幣匯率為8.25，則這件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就是12.12美元。如果美元匯率漲到8.50，也就是說美元升值，人民幣貶值，該商品在國內市場上成本實際上是低了，直接使它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變低。商品的價格升低，競爭力變強，肯定好賣，從而促進該商品的出口。反之，如果美元匯率跌到8.00，也就是說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必將有利於美國出口商品。同樣，美元升值而人民幣貶值就會有利於中國商品對美國的出口，反過來美元貶值而人民幣升值卻會大大刺激美國對中國的出口。
日本和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一個重要考量就是，人民幣升值可令中國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成本有較大幅度的增加，打擊中國商品的競爭力，並反過來刺激中國大量進口他們的商品。在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如果人民幣貶值，其他國家的金融危機將更糟糕。
正是由於匯率的波動會給進出口貿易帶來如此大范圍的波動，因此很多國家和地區都實行相對穩定的貨幣匯率政策。中國大陸的進出口額高速穩步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穩定的人民幣匯率政策。
各國貨幣之所以可以進行對比，能夠形成相互之間的比價關系，原因在於它們都代表著一定的價值量，這是匯率的決定基礎。 在金本位制度下，黃金為本位貨幣。兩個實行金本位制度的國家的貨幣單位可以根據它們各自的含金量多少來確定他們之間的比價，即匯率。 如在實行金幣本位制度時，英國規定1英鎊的重量為123.27447格令，成色為22開金，即含金量113.0016格令純金；美國規定1美元的重量為25.8格令，成色為千分之九百，即含金量23.22格令純金。根據兩種貨幣的含金量對比，1英鎊=4.8665美元，匯率就以此為基礎上下波動。 在紙幣制度下，各國發行紙幣作為金屬貨幣的代表，並且參照過去的作法，以法令規定紙幣的含金量，稱為金平價，金平價的對比是兩國匯率的決定基礎。 但是紙幣不能兌換成黃金，因此，紙幣的法定含金量往往形同虛設。所以在實行官方匯率的國家，由國家貨幣當局（財政部、中央銀行或外匯管理當局）規定匯率，一切外匯交易都必須按照這一匯率進行。在實行市場匯率的國家，匯率隨外匯市場上貨幣的供求關系變化而變化。 匯率對國際收支，國民收入等具有影響。
Ⅱ 各國貨幣當局為維持固定匯率制度所採取的措施
1、運用貨幣政策
運用貨幣政策主要是通過調整貼現率使利率發生變動，引起本國幣值發生變動和刺激國際資本流動，以引起外匯供求狀況改變，進而引起匯率變動。
2、調整外匯黃金儲備
一國為了滿足其對外政治、經濟往來需要，都必須保有一定數量黃金和外匯儲備，黃金和外匯儲備不僅是國際交往的周轉金，也是維持匯率穩定的後備力量，還是彌補國際收支逆差的手段之一。管理當局經常利用所掌握的黃金和外匯儲備，通過參與外匯市場上的交易（買賣外匯）平抑外匯供求關系，以維持匯率在規定的上下限內波動。
3、實行外匯管制
一國國際收支狀況異常嚴峻和國際收支長期惡化，黃金外匯儲備不足，無力在外匯市場上大量買賣外匯以進行干預，則藉助於外匯管制手段，如直接限制外匯支出、甚至直接控制匯率的變動。
4、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借款
一國出現暫時國際收支逆差而且有可能導致匯率波動超過規定幅度、同時動用外匯黃金儲備不足以干預外匯市場時，就可以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申請借款。這將減輕或避免為糾正國際收支不平衡而匆忙對本國貨幣宣布貶值、或採取緊縮性宏觀政策、或訴諸管制等非常措施給經濟發展帶來消極影響。
5、實行貨幣法定升值或貶值
當國際收支長期存在巨額順差時，一般會導致該國貨幣匯率大幅度上浮，超過規定上限，貨幣管理當局應對本國貨幣進行法定升值，但是盡管順差國外匯儲備大幅度增加，容易引起通貨膨脹，可政府能夠採用沖抵政策減少順差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其結果是順差國貨幣法定升值的內在壓力被嚴重削弱。
Ⅲ 國家的匯率是如何控制的
具體如下:
（1）運用財政金融手段，減少政府開支，提高存款准備率，提高利率，以緊縮經濟，促進擴大出口，減少進口。
（2）通過本國貨幣法定貶值，降低本國貨幣對外匯率，從而降低本國出口商品的成本，有利於增加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擴大國際市場；同時，提高進口商品的價格，減少國內對進口商品的需求。
（3）在進口方面發放進口許可證，憑進口許可證購買所需外匯。
（4）採用進口配額制，對一定時期內進口商品的數量和金額加以限制，對超過配額部分不準進口或徵收高關稅或罰款。
（5）進口存款制，是對某些限制進口商品要求進口商預交一定金額的進口存款作為無息存款。有些國家還規定進口方必須獲得出口方所提供的一定數量的出口信貸或提高開出信用證押金等方式限制進口。
（6）在出口方面給予出口信貸、出口補貼，鼓勵出口。
（7）管制資本輸出入。即根據經濟情況變化，有時採取一些措施鼓勵資本輸出，限制資本輸入。通常情況下，發達國家多實行限制資本輸入鼓勵資本輸出的政策；發展中國家多採取鼓勵資本輸出限制資本輸入的政策。
（8）建立外匯平準基金。當國際收支發生逆差，表現在國內外匯市場上就是外匯供不應求，外匯匯率必然上升。此時，中央銀行拋出外匯，阻止匯率繼續上揚；當國際收支出現順差而引起外匯匯率下跌時，買進外匯，防止匯率繼續下跌。這種外匯買賣活動，在國家不直接規定匯率變動幅度的情況下對匯率起到了緩沖和穩定作用。但是，這種方式只能對國際收支的短期逆差效果顯著，而對長期逆差作用不大。因為外匯平準基金數額有限，無法供應長期的外匯市場需求。
Ⅳ 國家干預匯率的目的和措施有哪些
1．防止匯率在短期內過分波動
2．避免匯率水平在中長期內失調
3．進行政策搭配的需要
4．其他目的,如政府維持低匯率刺激本國出口
措施:
1.對銀行利率進行調整
2.調整存款准備金率
3.干預股市以間接干預匯率
匯通外 匯
Ⅳ 當人民幣匯率波動時,政府如何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
央行在人民幣匯率波動時，可以通過匯率調控在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
匯率調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通過央行中間價和匯率波動區間的限制控制匯率波動幅度。央行每日公布央行基準價，並規定當日美元對人民幣的市場價格不得突破央行中間價的上下2%。這樣，央行只需控制中間價，就控制了市場匯率。
二是央行直接入市干預。通過直接在市場中買賣外匯，改變市場外幣與人民幣的供求關系，從而實現調控匯率的目的。
Ⅵ 國家是如何調控匯率變動的
在以往的宏觀調控政策中，利率政策處在核心地位。從利率與通脹率和匯率的關系看，主要是通過利率的升降來調控以匯率和通脹率為代表的內外平衡關系，即當通脹率上升時，內部需求會大於供給，相應引出貿易逆差，導致本幣貶值。因此在以往時代，當通脹率上升時，匯率是反向走勢，即會出現貶值。而提升利率，一方面可以抑制國內總需求水平上升，從而抑制了國內的通脹率，一方面也因為壓縮了國內需求，使進口得到抑制，同時促進了出口，本幣匯率由此得到提升。所以當加息對緊縮總需求發生了作用，使通脹率下降時，本幣匯率就會上升。
但是在新全球化時代，在中國出現了人民幣的「內貶外升」，即當通脹率與匯率出現同方向變動，在這樣的時代，如果繼續沿用以往的宏觀調控理論和工具，肯定不會收到以往的效果。
其一，從道理上說，在新全球化時代，由於中國與國際經濟已融為一體，而前面的分析也說明，中國的貿易順差增長和人民幣匯率提升是長期趨勢，這樣就會引來大量投機於人民幣升值的國際「熱錢」，而國際熱錢的成本是熱錢本幣的利率，收益率則是人民幣利率與匯率之和，所以人民幣利率的提升，也是熱錢收益率的提升，所以提升人民幣利率不僅不會減少國際熱錢的流入，反而會刺激熱錢更大規模地流入。而在現行外匯管理體制下，央行是用基礎貨幣收購外匯，這樣就會導致因外匯流入增長所投放的基礎貨幣的增長，導致貨幣供給量的增加。央行加息的目的本來是為了通過抑制貨幣投放而達到緊縮總需求的目的，但因為熱錢流入的增加，投放的基礎貨幣反而被迫上升，所以加息這一舉措就變成了刺激貨幣投放的宏觀政策效果。由於加息引來的外匯流入更多，加息會提升本幣匯率這個結果沒變，但是由於貨幣供給規模更大了，對抑制通脹的目的來說，就是適得其反。
其二，從實證角度看，加息沒有收到預期效果。自2007年3月以來，央行已進行了6次加息，但通脹率到11月份已上升到6.9%的十年以來高點，廣義貨幣M2的增長率也從去年1月份的15.4%上升到11月的18.5%，所以很難認為若央行在今年繼續加息，會有能壓制住通脹率和貨幣增長率的那一天。
有人認為，去年國際熱錢的大量湧入，其主因不是央行加息，而是中國資本市場如股市和地產價格的大幅度攀升，這個判斷我認為是不對的，因為去年在央行進行6次加息之後，國際熱錢流入佔新增外匯儲備的比重是明顯上升了。如果以FDI加貿易順差為正當外匯流入，這兩者之和在2003～2006年佔新增外匯儲備的比重是74%，但2007年前9個月這個比重卻下降到63%，下降了10個百分點以上。顯然，熱錢比重上升與人民幣利率上升是同時發生的，但2003～2006年我們卻沒有看到這個情況，而地產價格的上升自2003年以來就很強勁，以至於到2005年國家不得不出台抑制地產價格的大量措施。股市的「大牛市」出現在2006年，而當年FDI加貿易順差比當年新增外匯儲備還高出了3%，所以如果國際熱錢是為了投機於中國的資產價格，那為什麼在本輪經濟增長高潮的前幾年我們看不到，卻偏偏在央行連續加息後出現了呢？所以人民幣利率上升與熱錢比重上升同時出現，不應看成是偶然現象，而是有著因果關系的。
其三，從國際上看，近年來由於日元利率很低而美元利率很高，所以引發了大量「套息」交易，國際上估計有近萬億美元。而去年以來，日本央行為了應對經濟過熱而開始進入加息通道，美聯儲則為了應對房地產泡沫崩潰所引發的衰退不得不減息，所以日元與美元間的套息交易被大量取消，表現為日元對美元的大幅度升值，目前已從2007年初的1：123上升到1：109，可見利率始終是影響國際資本流向的重要機制，而對美元與日元間的套息交易萎縮，國際上一般都是用兩國利率水平的相對變化來解釋，而未見有用美元資產價格作解釋的言論。那麼，如果在國際主要貨幣資本之間發生的流向變動是因為利率變動，在人民幣與主要國際貨幣之間的流向變動就會例外嗎？
此外從國際上看，發達國家對利率政策的使用也在發生變化，例如去年美、歐都出現了明顯較以前年份為高的通脹率，但是美國為了應對金融市場危機，不得不連續減息，而歐盟自2006年以來為應對經濟過熱已開始連續加息，但在全球金融市場動盪的威脅下，也不得不放棄了加息舉措。到去年12月，歐元區的廣義貨幣增長率已高達10.7%的歷史高峰，已經遠遠高出原先所設定的4.5%的年增長率，但目前仍在醞釀減息。可見，由於時代不同了，在發達經濟體中利率與通脹率的關系也在發生變化，而並不似以往那樣，出現了通脹率的抬升就必須得加息。
所以，我們必須重新認識利率這個傳統宏觀調控工具在今天的作用，考慮新的宏觀政策工具組合。
重新認識匯率
如果利率調節宏觀總需求的能力在當代新經濟格局中被弱化，那麼哪個宏觀調節工具能取代？我認為首先考慮的應當是匯率。
在傳統經濟發展過程中利率的地位之所以特別突出，是因為利率對需求水平變動的影響最大，但這是在內需主導時代得出的經驗和理論。進入新世紀以來，雖然內需在中國的需求增長中仍是主導因素，但外需的增長速度顯然更快。從凈出口佔GDP的比重看，2006年為4.5%，去年一季度已上升到7.7%，二季度進一步上升到9.8%，三季度則超過了10%，外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已經越來越大了，而且今後肯定還會上升。從工業化國家的歷史經驗看，美國在工業化過程中出口佔GDP的比重長期在9%左右，日本號稱出口導向型經濟，可戰後到70年代完成工業化的長期內，出口比重最高也只有16%，而中國目前已經達到40%，在未來時期進入到前面所提到的承接發達國家重工業轉移時代後，出口比重肯定還會上升，可見外需因素對中國工業化過程的影響，已經與以往的工業化過程完全不同了。而正是由於外需在中國需求的邊際變化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就使匯率在調節中國總需求水平方面，以及對國內通脹率的影響與控制能力方面，可能替代利率的地位。
具體地說，由於在新全球化時代中國面臨著日益增長的巨大外部需求，而提升匯率是出口企業的減收因素，出口企業為了維持原有利潤就得提高供貨價格，這樣就可能使發達國家對中國的出口需求發生轉移，從而達到緊縮總需求擴張的目的。然而在長期內保持較低匯率水平，是中國獲取更多新全球化利益，在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競爭中保持優勢的重要條件，因此過快或過多地讓人民幣升值，從長遠看對中國並不是有利的選擇。但若因外需增長過快，過度拉升了中國的通脹率，導致中國內部經濟的不穩定性增強，提升匯率就是抑制國內通脹的重要宏觀調控手段，所以從新全球化時代所構成的新環境看，人民幣匯率的提升速度必須把握在不顯著快於其他主要發展中國家匯率上升速度的水平上，並兼顧國內經濟穩定增長的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講，匯率就是平衡中國的全球化利益與保持國內經濟穩定增長關系的核心。
重新認識通貨膨脹問題
前面的分析已經指出，由於在中國這類發展中國家與當代發達國家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價格體系差距，而在新全球化時代市場的力量要糾正這個差距，所以主要發展中國家在長期內出現較高通脹率就會是一個長期趨勢。提升匯率是抑制通脹率的必然選擇，但會使中國喪失新全球化利益，所以是讓匯率較高對中國的長期增長有利，還是讓通脹率較高對中國的長期增長有利，就必須進行選擇。
以往的經濟理論通常認為，年均不足1個百分點的物價上漲可以定義為「通縮」，1～3個百分點的物價上漲是合理通脹，超過5個百分點的物價上漲是顯著通脹，10個百分點以上是嚴重通脹，而若到幾十個百分點以上就是惡性通脹了。但是在新全球化時代，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有著巨大的價格水平差距，即便保持10%的通脹率也要30年左右才能與發達國家拉近價格水平，所以，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在長期內出現6%～8%之間的較高通脹率，可能是一個新全球化時代的特有現象，也是中國為了享受新全球化利益所必須支付的代價。不僅是在中國，在其他能夠享受到新全球化利益的國家，目前都在經濟增長率顯著提升的同時，也伴隨著較高的物價上漲率。例如印度，2007年經濟增長率達到18年來最高點，為9.2%，而去年前10個月的通脹率也上升到了6.7%，並不比中國低。近年來俄羅斯和越南的經濟增長率也顯著提高，去年前10個月前者的通脹率為10.8%，後者為8.1%，更高於中國。所以在新全球化時代，通脹率的合理水平至少在主要發展中國家都發生了變化，需要我們重新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