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杠桿周小川

❶ 個人住房加杠桿的邏輯在哪

周小川發言：個人住房加杠桿邏輯是對的。中國居民住房興起較晚，個人住房貸款在銀行總貸款額度中的比例較小，只佔百分之十幾，比其他國家的40-50%還有很大差距。而且個人住房貸款對銀行來講是比較安全的，銀行是喜歡的，所以個人住房貸款加貸款邏輯是對的。

這背後的邏輯恐怕不是這么簡單吧，真正的目的應該是移杠桿，居民個人加杠桿，企業和政府去杠桿，簡單的說，企業和政府負債率持續攀升，尤其中小企業銀行貸款額度不斷增加，一旦經濟下行經濟衰退，中小企業無法償還巨額貸款，破產風險巨大，直接導致銀行產生大批壞賬，導致銀行金融業危機。

環望當下，經濟面持續頹勢，股市一蹶不振，中小企業已經生存的極為艱難，銀行放水也不足以改變整個經濟態勢，從2008年到現在，M2指數持續增加，但GDP增速卻不斷下降，大量發行貨幣已經不能像前幾年那樣拉起經濟漲幅，如今M2和GDP的比值已經達到2:1，即發一塊錢的貨幣才能拉起5毛錢的GDP，而美國該比值是1:2。

呈指數增長的信用曲線越來越陡峭，要麼發行更多的貨幣來支撐經濟繁榮的假象，但是後果就是越堆越高的泡沫，一旦破滅將走向1990年日本泡沫破裂後失去的20年，這不是民眾想要看到的也不是政府想要看到的。另一種只能是慢慢擠泡沫，但是這個擠泡沫的過程同樣是痛苦的，部分抗風險能力差的中小企業破產，銀行信貸也勢必遭受影響。

從中長期來講，供給側改革是政府的著力點，最近也天天不厭其煩的講。但短期來講，移杠桿也成為必然的選擇，企業去杠桿，個人居民加杠桿，意思就是有風險大家一起擔，不能只讓企業擔，而且個人貸款風險的確比企業要小，只要經濟沒有大崩潰，沒有大規模裁員下崗潮，個人貸款壞賬的幾率並不大。

所以房價還得漲，因為房地產是杠桿轉移的最好手段，等杠桿加的差不多了，作為樓市和經濟的接盤俠們，做好經濟下行與政府共渡難關的准備吧。

❷ 中國如何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

近日，央行行長周小川在《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發表題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的署名文章。周小川在解讀十九大報告時，重點圍繞當前我國面臨的金融風險表現、成因及對策展開論述，著重強調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永恆主題。

在周小川的文章中，透露著未來金融行業發展大的政策方向，包括進一步推進金融業的改革開放，這是主動防範金融風險的未來抉擇；金融監管還會進一步強化，除當前實行的加強影子銀行、同業業務、互聯網金融監管外，建立健全對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對非法金融活動和亂辦交易所等亂象嚴格監管，以及加強對監管幹部被監管對象俘獲的利益輸送行為的問責也是未來監管重點；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的監管協調也將進一步加強，央行將在維護貨幣穩定的職責上進一步維護金融穩定，這也意味著其權責進一步提升；高杠桿是宏觀金融脆弱性的根源，去杠桿會持續下去，在此背景下，貨幣政策不會放鬆，將繼續保持穩健中性；金融企業的公司治理將進一步推進。

此外，周小川還提及了中央和地方監管部門未來監管的幾大重點領域，「一手抓金融機構亂搞同業、亂加杠桿、亂做表外業務、違法違規套利，一手抓非法集資、亂辦交易場所等嚴重擾亂金融市場秩序的非法金融活動。」

在加強黨的領導方面，周小川則強調，黨的領導要同金融企業法人治理必須一體化，必須貫徹到公司治理全過程，形成符合我國國情的金融企業公司治理機制。

系統性風險是指金融機構從事金融活動或交易所在的整個系統(機構系統或市場系統)因外部因素的沖擊或內部因素的牽連而發生劇烈波動、危機或癱瘓，使單個金融機構不能倖免，從而遭受經濟損失的可能性。系統性風險包括政策風險、經濟周期性波動風險、利率風險、購買力風險、匯率風險等。這種風險不能通過分散投資加以消除，因此又被稱為不可分散風險。 系統性風險可以用貝塔系數來衡量。

❸ 由人民幣進入sdr想到的

美國東部時間11月30日（北京時間15年12月1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宣布，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籃子，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成為可自由使用的貨幣。這標志著人民幣成為第一個被納入SDR籃子的新興市場國家貨幣。
雙向流動規模都可能增加，但不宜過分誇大
當前全球官方儲備中美元、歐元、英鎊、日元分別佔63.8%、22.5%、4.7%和3.8%，人民幣在1.1%左右。加入SDR後，國際儲備中人民幣佔比若趕上日元水平，全球央行對人民幣資產需求將增加約2100億美元，若趕上英鎊水平，將增加約2900億美元。
所以短期內，人民幣加入SDR就像產品被貼上「馳名商標」標簽一樣，經過IMF認證後，人民幣在國際上的公信力更強。各國央行儲備中勢必會增加對人民幣資產的配臵，但這個數額不宜過分誇大。
最初資本流出規模可能更大，之後趨於均衡
最初資本流出的規模可能更大，之後流入流出不會相差太多。隨著過去兩年中國逐漸放寬資本賬戶管制，資本雙向流動規模已有所擴大、國內流動性的波動也有所加劇。從內部看，中國經濟面臨很多結構性問題，經濟增速在放緩，三季度GDP增速破7%。
從外部看，美國加息臨近，對國際資本吸引力增大。15年9月銀行結售匯逆差6953億元，創2010年1月有數據以來最大逆差，而金融機構口徑外匯占款余額較上月下降7613億元至27.4萬億元，再創歷史最大單月跌幅紀錄。這說明當前資本外流的壓力確實存在。
但是中長期來看，加入SDR還是會增加外匯儲備管理機構和主權財富基金對人民幣的需求。所以整體而言，考慮到決策層意圖保持穩定的匯率，我們預計之後資本流入和流出規模不會相差太多。
對自身匯率的影響：不會長期貶值，但波動將加劇
從人民幣國際化的角度看，加入SDR僅僅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重要環節，路途還很漫長，央行仍有維持幣值穩定的動機，以提升國際投資者持有和使用人民幣的意願。所以央行仍會持續干預外匯市場，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平穩。
從利率角度看，即使考慮了美國未來可能的加息，中國利率仍然比美國高很多。從10年期國債到期收益率看，中國為3.14%，美國僅為2.25%。而8月匯改以來人民幣已經釋放了一定的貶值壓力，所以只要美聯儲加息節奏緩慢，短期對人民幣匯率的沖擊相對有限。
但人民幣匯率波動將加劇。人民幣納入SDR，意味著朝著國際貨幣的方向邁進了一大步。我們可以試想一種極端情況，如果人民幣國際地位和美元接近，那麼中國央行也可以像美聯儲一樣只關心利率不關心匯率了。國際化程度越高，本國承受的匯率風險越小，央行干預匯率的動機就越弱。
加入SDR後，央行在「三元不可能悖論」中會更加糾結。國內看，無論是去杠桿還是穩增長，都需要央行進一步降息，加入SDR後勢必又要逐步擴大資本項目的開放，央行要維持匯率穩定需要消耗的外匯儲備將會更多，這也決定了未來央行要在「不可能三角」中做出一定取捨。
對美元地位的影響：沖擊微乎其微
我們認為人民幣加入SDR對美元的地位影響微乎其微，其在外匯市場中的主導地位仍然難以撼動。其一，美元外匯市場規模龐大，在外匯交易和國際外匯儲備中佔比均處於高位，同時美元也充當著國際商品和服務貿易中最主要的結算貨幣；其二，從交易成本考慮，使用美元作為中心媒介貨幣能夠大幅減少交易成本，產生規模效應，這也是美元能夠至今保持並鞏固其優勢地位的重要原因。
首先，全球約有90%的外匯交易都使用美元，其作為一種交換媒介，是外匯市場銀行間交易頻率最高的貨幣，也意味著美元是一國政府幹預外匯市場、調控匯率的重要手段。其次，美元是一種國際價值儲藏手段。2014年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顯示，美元佔比達到63.7%，而歐元僅為美元的三分之一。
其次，從國際貿易來看，雖然部分歐洲工業國家傾向於用本國貨幣進行出口結算，但是從全球來看，尤其是亞洲國家，美元仍然是世界貿易最主要的記賬單位。韓國工業化程度較高，從韓國的對外貿易計價貨幣來看，美元佔比達80%以上。相比之下，亞洲其他小型經濟體對美元的依賴程度更甚，在對外貿易中，美元處於絕對的主導地位。
再次，將美元作為中心媒介貨幣可減少交易成本，因此其主導地位得以維持鞏固。雖然美元霸權地位使得世界需要承受美國金融危機帶來的全球性風險，但是美元作為國際兌換的中心貨幣一直延續至今。理論上，使用一種貨幣作為中心媒介貨幣，可以大幅減少交易市場的數量，因而成為節約交易成本最自然的方式。
回顧歷史，歐元崛起對美元霸權地位帶來了沖擊，卻仍無法撼動美元的主導地位，尤其是歐洲債務危機以來，美元地位更加鞏固。歐元自誕生以來對美元匯率不斷上升，對美元世界貨幣的地位造成了沖擊。從2002年至2009年，歐元外匯儲備佔比逐漸上升至27.8%，美元受擠壓佔比減少，從2002年的67.1%降至62.1%，但也保持在60%以上。
但自09年歐債危機以來，不確定性的上升使得歐元面臨貶值壓力，外匯儲備佔比也逐漸下滑。2014年歐元外匯儲備佔比降至21%，美元相比較而言又成為了「安全」的貨幣。
對股市債市影響：債市吸引力增強，深港通凸顯決心
人民幣沖刺SDR，國內債市受矚目
人民幣納入SDR將為債券市場帶來增量資金。如果人民幣加入SDR成為儲備貨幣，中國債市將具有更大的市場容量和更好的風險收益特性。2015年，中國債券市場規模增長至6.3萬億美元，成為全球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的第三大在岸債市。截至15年6月，境外機構持有國債2,348億元，政策性金融債2,493億元，分別占人民幣境外機構持債的40%和43%。
人民幣債券國際投資者佔比提升，債市容量將加大。截至15年6月，境外機構在銀行間債券投資規模占銀行間債券存量的2%左右，相比之下，韓國境外機構持有國債比例約23%，日本約8%，而美國比例接近48%。假設未來五年GDP增速為7%，至2020年時債券總存量/GDP達到60%（目前為56.54%），境外機構持有中國債券總額佔比提高至5%，則屆時境外機構持有債券總額將達4.78萬億，較目前增加4萬億以上。
漸進開放資本賬戶，深港通望加速推出
人民幣納入SDR可以作為中國金融改革的一個催化劑，相應會為海外投資者提供更多渠道參與內地股票市場。14年11月17日，滬港通開通，截止目前，流入香港市場資金合計892億人民幣，合計港幣1097億港幣，而目前市場對深港通也心懷期待。
隨著中國漸進開放資本賬戶，海外投資者通過QFII和RQFII、外國投資者通過進入銀行間債券市場試點等官方投資渠道及跨境借貸等非官方渠道進入國內市場。周小川也曾指出今年逐步解除對個人跨境投資，以及推出「深港通」，允許投資者在國內和海外資本市場更自由的投資是必須完成的任務。
SDR之後，還有幾步棋要走？
我國政府爭取將人民幣納入SDR的努力無疑增強了金融改革動力，也凸顯出資本賬戶開放的潛力。加入SDR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IMF和官方機構的背書，也是對中國在世界經濟中日益增強的影響力的認可。展望未來中國金融改革與發展，必然繞不開人民幣匯率形成市場化改革、國際資本流動管理和國內債券市場開放等三個重大問題。
匯率浮動區間，或許進一步擴大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遵循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原則。從匯改進程看，人民幣匯率浮動幅度是逐步擴大的。94年浮動幅度是0.3%，07年擴大至0.5%，12年擴大至1%，14年3月17日，浮動區間從1%擴大至2%。所以，長期看，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程度提高，央行會逐步減少對人民幣匯率的干預，我們預計未來人民幣匯率波動區間有可能擴大到3%甚至更大。
事實上，人民幣匯率必須更加靈活、更有彈性，反映市場供求平衡，才能有效地促進SDR合理價值的形成。如果人民幣未來仍然只釘住美元，加入貨幣籃子只會進一步增加美元對SDR估值的影響，與SDR貨幣籃子多元化的初衷背道而馳。
浮動區間擴大的背後，是央行外匯市場干預的逐步退出，是市場開始相信人民幣匯率已經接近其均衡水平。這一變化意味著央行重構其基礎貨幣的發行機制，基礎貨幣增長的動能可能進一步減弱。而未來大幅降低存款准備金率以提高貨幣乘數則成為貨幣政策的新常態。
國際資本流動管理，放鬆擴大「Q系列」
15年8月11日央行宣布新匯改以來，唱空中國外儲的悲觀言論一度甚囂塵上，而其背後的邏輯卻是很荒謬。由於我國有巨額貿易順差和相對高利率的支撐，人民幣貶值空間有限，因而資金大規模流出也並非常態，更何況央行有足夠能力對沖。
目前在人民幣加入SDR的預期下，從各方信息看，未來有可能出台以下針對國際資本流動管理的措施：1.正式推出個人投資者出海計劃（QDII2），放鬆對個人跨境投資的限制；2.盡快推出「深港通」，加強在岸和離岸市場之間的聯系；3.允許境外主體在中國市場發行金融產品（衍生品除外）；4.進一步擴大QFII、RQFII和QDII的參與者群體、投資范圍和投資額度，可能最終改審批制為注冊制；5.進一步升級自貿區內的金融開放措施並擴大自貿區試驗的輻射范圍。
人民幣高息貨幣，開放國內債券市場
擴大國內債券市場開放也有客觀條件和需要：十三五規劃建議明確指出，顯著提高直接融資比例，放寬民間資本和外資進入金融領域的門檻。而且，相比於股票市場，境內債券市場相較周邊市場的開放程度更低，具有巨大潛力。
相比於普遍的低利率、零利率甚至負利率，人民幣仍屬於世界主要貨幣中的高息貨幣，這對於境外固定利率產品投資者尤其是央行、養老金、保險公司等長期機構投資者具有較大吸引力。
一方面，可以考慮放鬆外國投資者進入中國銀行間市場、特別是債券市場的門檻。引進優質境外機構到境內發債，有助於完善人民幣債券的收益率曲線，豐富境內債券投資產品。
另一方面，可以考慮取消外債規模審批。我國對外債一直實施規模管理：外資企業外債規模不得超過「投注差」（注冊資本和投資總額的差額范圍），內資企業則需取得國發改委或外匯局核定的外債指標。今年5月，發改委已取消企業發行外債的額度審批。而央行和國家外管局均在今年2月已開始嘗試外債宏觀審慎管理試點（在北京中關村、深圳前海和江蘇張家港三個地區）。
而現在美元有加息升值預期，相對來說，理性的企業，不會有負債外幣化的沖動，所以即使放寬額度，也不太願意去美元融資，外債負債激增及外債失控風險的可能性都比較小，正是我們改革外債規模審批的大好時機。

❹ 海外一直因為什麼看空中國現在卻改變了論調

杠桿率過高以及去杠桿力度過大對經濟可能產生明顯的收縮效應，一直是海外看空中國經濟前景的重要理由之一。

但現在，他們的論調發生了改變。

德意志資產管理公司稱，從中國銀行業近期發布的三季度業績報告可知，中國政府推動金融體系內杠桿明顯降低。

中國去杠桿已取得不小的進展。不僅用於購買高風險、高收益資產的理財產品存量下降，金融機構相互間拆借的增速也明顯放緩。

趙錫軍對記者表示，不管是「去」也好，還是「穩」也好，現在最重要的是精細化地區分杠桿。在新時代，去杠桿不是要強調規模和水平，而是杠桿要用在何處、資源配置在何處著力的問題。

他同時強調，未來的金融工作不是單純地擴大規模、增加利潤，更不是簡單地通過加杠桿刺激投資和消費，更重要的著力點在於如何配置好資源，使經濟社會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得到補充、均衡，形成高質量的供給體系。

「在應對金融危機期間，形成了大量的杠桿和債務，在結構調整過程中可能會存在較大的風險隱患。在下一階段金融領域的工作中，一方面要把杠桿用在刀刃上，另一方面要化解好已經形成的高杠桿和杠桿風險」趙錫軍說。

對於風險隱患，鄧海清同樣表示擔憂。鄧海清認為，銀行機構之間的同業往來不應受到過多的監管壓制，這與央行主導的「利率市場化」背道而馳。另一方面，如果「利率市場化」脫離銀行體系，反而通過APP、互聯網金融等來實現，將對金融系統產生嚴重後果，這同樣也是未來監管思路里要做的修正。

中國社科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張曉晶認為，通過杠桿轉移，糾正杠桿錯配，可以實現在保持總杠桿率相對穩定的情況下，盡量將杠桿風險降到最低。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李揚表示，今後一段時間，我國風險管理和加強監管的任務主要集中在去杠桿上，而增加GDP，即保持經濟穩定增長，也是去杠桿的治本之道。

見了成效了，肯定會轉變看法了。

❺ 造成2016年下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較大幅度變化的原因是什麼

2016年下半年匯率波動比較大一些，有多種因素。其中，2016年下半年，中國對外投資和其他方面的外部花銷比較猛一些，每年下半年這個季節都會多一些，去年多得明顯一些，也包括有一些企業在外面收購的熱情比較高。第二，美國大選，特朗普當選，之後出現了很多和一般人預期不太符合的變化，因此導致美元指數上升比較猛。在這種情況下，匯率波動比較大。
從外部來看，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之間經濟周期和經濟政策分化所帶來的外溢效應沖擊是人民幣匯率波動的重要原因。人民幣中間價定價新規則——「收盤匯率+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表明，人民幣匯率走勢更多關注與一籃子貨幣相關聯。2016年以來，上述國家的匯率均呈現明顯波動，美元指數最高接近100，最低值不到92。而且，由於美國經濟數據的搖擺、英國退歐黑天鵝等事件，匯率市場波動劇烈。
從內部來看，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性和靈活性上升也是匯率正在更多由市場因素驅動的表現。伴隨著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深入，匯市的參與主體更加多元化，預期也更為多元化和分散，主體的多元化和行為的變化可能會在短期內加劇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2016年以來，受企業外幣負債去杠桿以及海外兼並收購意願不斷升溫等因素影響，中國外匯市場呈現階段性的外匯供小於求的局面，人民幣對美元收盤匯率階段性地呈現較中間價貶值的走勢。
市場對匯率形成機制的變化需要一個適應的過程，離岸和在岸匯差階段性較大的問題也需要一個過程來逐步化解。2016年2月13日周小川行長接受專訪，首次就匯改與市場進行全面系統的政策溝通，是這一輪人民幣匯率改革以來注重政策溝通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之後，央行不斷強化與市場的溝通，在匯率引導上也更加市場化，干預頻次在減少，但在市場出現異常波動時積極干預，有助於預期的穩定。

❻ 小川為什麼不敢說股市調整已經到位

據中國人民銀行官方網站5日消息，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表示，目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已經趨於穩定，股市調整已大致到位，金融市場可望更為穩定。這是2015年以來，周小川第三次公開談及中國股市。
周小川前兩次談股市時，股市表現如何？
周小川今年第一次談到中國股市，是在1月21日的瑞士達沃斯論壇上。在被問及中國股市時周小川表示，中國股市應該更關註上市公司的基本面。
當時，受證監會開出多張兩融罰單等利空影響，中國股市剛剛遭遇了「1.19」大跌：上證綜指在1月19日收盤下跌7.7%，收於3116.35點，創下當時近7年的最大單日跌幅。不過，1月21日，上證綜指大漲4.74%成功站上3300點，收於3323.61點。
周小川第二次公開談及股市，是在3月12日全國「兩會」期間主題為「金融改革與發展」的答記者問上。這一次，周小川否認了資金進股市就是不支持實體經濟的看法。周小川說：「通過股票市場來融資，使實體經濟得到了發展。確實有一些股票市場和金融市場中其他的環節中有一些金融交易有可能脫離實體經濟，是一種純粹的投機炒作的做法，但是不能一概而論，好像去了股市就是不支持實體經濟。」
從3月開始，上證指數就開始一路向上，直到6月，上漲了70%。周小川在此期間再未談及中國股市。
為何股市調整是「大致」到位？
分析人士表示，如果說3月12日那次周小川談話助推了股市登頂5100的話，這次談話對股市應該仍舊有著提振作用。畢竟，周小川是曾經的證監會主席，對股市還是有相當研究的，他選擇在大盤進入底部時發言，其保險系數還是比較大的。對國內的投資者來講，應將今年周小川的講話聯系起來看。那就是股市對實體經濟絕非可有可無，而「大致調整到位」也絕不是隨便說的。
民生固收李奇霖指出，目前股市缺的不是錢，而是信心，但驅動股票牛市的宏觀層面因素其實並沒有發生變化。第一波下跌是因為監管層去杠桿措施，並非源於宏觀層面。第二波下跌是因為股市信心不穩時就引導了匯率貶值，導致套利的各路資金集中平倉。其實，引導居民資產重配金融，驅動股牛的「寬信用與財政積極托底+實體經濟的不確定+無風險利率下行」等宏觀因素沒有發生改變，而且杠桿也降得差不多了，目前缺的只是信心。這就是為什麼周小川行長強調股市已調整到位的原因，主要在於提振投資者的信心，資產價格穩定、寬信用以及匯率穩定其實已成為了一條繩子上的螞蚱。
江錫鈺還指出，盡管如此，周小川也還是留有餘地的，說股市「大致調整到位」。一個「大致」，也許就讓這位萬眾矚目的央行行長進退有據了。

❼ 適度引導居民部門加杠桿有多重好處

你可以參考一下！
關於居民個人、企業和三個部門在中國經濟中的杠桿率（債務／GDP比重），因為統計數據等原因，難有一個精確的數字。但基於公開信息，在兩個方面是有共識的：一是全社會杠桿率超過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個部門之間，企業杠桿率最高，次之，居民的杠桿率最低。
具體說來，企業杠桿率被認為在120%~170%，領先於很多大經濟體；杠桿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隱性債務，可能更高）；居民杠桿率在40%以內，落後於主要國家。
從上述數字上看，三個部門中，居民加杠桿的空間最大；且居民杠桿形成的銀行資產，質量優於企業部門，是銀行偏愛的安全產品。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記者會上的表態，正應和了這一現實：「從宏觀層面看，中國如果想控制杠桿率，應掌握好整個杠桿率，關鍵還是要如何應對企業杠桿率過高的問題。也有一部分人比較關注地方的杠桿率是否偏高的問題，從總量上講個人消費貸款的杠桿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個部門之間杠桿率差別的原因，有助於判斷居民的杠桿空間到底有多大。
三個部門之間的杠桿率差別如此之大，特別是企業部門如此之高，筆者認為根本原因是企業代替和居民部門，提高並維持了其部門的杠桿率（當然，2009年之後企業貸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於刺激經濟的政策）；而不在於中國企業主要依賴於間接融資、不像美國有那麼發達的資本市場。資本市場同樣不如美國發達的其他幾個金磚國家，企業杠桿率甚至不及中國的一半。
如果只考慮認可的賬面的債務，杠桿率在30%左右，低於60%的國際警戒線。相信這是各種分析認為仍有加杠桿空間的理由。但如果考慮到地方的各種融資平台債務及全國范圍內社會保障的隱性負擔，情況顯然不容樂觀。也因為此，中央對地方債務擴大比較謹慎，在推出地方債務置換的同時，力保全國地產市場不大幅下跌，因為後者是維系地方乃至全國債務狀況穩定、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基礎。
同樣，企業的杠桿率幫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桿水平。不是每個居民都有資格加杠桿。穩定的現金收入應是首要條件。因此，對於加杠桿，佔全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農民工）。周小川行長希望鼓勵的群體，應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階層。而他們的收入均直接、間接來自於企業。可在經濟不景氣、PPI連續幾年負增長的情況下，企業要保證不虧損已經很難，維持運營、繳上稅費、發下工資，銀行貸款是最優選擇。
企業部分承擔和個人的杠桿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銀行貸款利息支出在6萬億元左右（如計算上銀行外的融資，成本會更高），超過名義GDP的年度增加額；貨幣供應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於支付這些利息。就是說，貸款的利息，也要用貸款來還了。經濟疲弱、企業無現金利潤、虧損，滾雪球般的債務模式不可持續。
是否可以不維持這種模式呢？那就是企業去杠桿(破產，退出市場），對上述的邏輯做一個調整，企業的杠桿率降下來、的杠桿率上升。個人的杠桿率也會下降，因為該破產的企業破產了、有些個人收入下降甚至沒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擔債務的條件，其歷史債務將轉嫁給銀行。最後的債務接盤者仍是，但真正的損失者是居民個人：如果不讓銀行破產，那債務只能通過全社會通脹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許銀行破產，通脹的幅度稍小，銀行的儲戶損失更大。同時伴隨的，將是GDP萎縮，資產價格暴跌。
兩害相權無輕者。這恐怕也是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自去年起就吹風降低企業社會負擔（五險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長在前述會議上同時提及：「從中國的情況看，個人住房貸款占銀行貸款中的比重還是相對偏低的，有很多國家個人貸款特別是住房貸款可能占總貸款的40%~50％，中國只有百分之十幾，比例比較低。」不難理解，希望通過房地產拉動經濟增長。
要實現這個預期，須考慮三個問題：房地產行業是否能發揮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桿空間是否足以滿足期望？期望房地產引領的經濟增長是否能在未來維持居民的杠桿水平？同時，這種具有明顯選擇性的政策暗示，也應考慮其他因素，比如中國企業經營性現金流是否可與這些國家比？中國是否有這些國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穩定、可加杠桿的居民群體？中國是否能承受大量的企業破產？
我知道所以你知道！

❽ 為何廣義貨幣這個池子里的錢可以用得更有效率

3月9日上午10點，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行記者會，邀請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副行長易綱，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就「金融改革與發展」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講，我們也要看到，中國廣義貨幣的總量在經濟體中已經相當大，在追求質量型增長的時候，就有可能減少過去大量依靠資金支持的這種增長方式。所以，實際上整個中國經濟體里的廣義貨幣這個池子里的錢可以用得更有效率，一旦用得更有效率以後，也並不見得就是說資金就緊張。

❾ 為什麼利率一路下行

2019年11月21日，前中國證監會主席、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2019年創新經濟論壇中講到：「中國可以盡量避免快速地進入到負利率時代」。

周小川透漏出什麼呢？利率進入負時代是必然，只是快慢的問題，中國可以盡量慢一點，讓大家有個適應的過程。

開年來全球經濟都進入了休眠，為刺激經濟，「降息潮」來勢洶洶。僅3月就有20多個國家的央行宣布降息。美聯儲更是決定把聯邦基金利率由1至1.25%降至0至0.25%。

近些年利率下行趨勢從未改變，我們一直擔心的零利率時代提前到來，負利率開始全球蔓延。

回看過去8年

1、普通理財從6%降到3.5%

2、定期存款從3%降到1.5%

3、余額寶從7%降到1.67 %

無論是余額寶也好看，銀行理財也好，我們會發現，這幾年的利率都是在不斷的下降。其中有一部分的因素是利率本身的下行，另一部分的因素是現在去杠桿去剛兌的結果。

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國家的需求，老百姓的收入等都會有一個幅度的增長，只有供需平衡了，國家的國際收支才不會出問題，才不會有經濟危機。

所以需要大量的投資和大量的貨幣來滿足人們的生活生產需要。

此時，央行會採取適度的貨幣政策，利率下行，釋放更多的貨幣到市場上，增加貨幣流動性就成了其中一個手段。

還有一點就是中國正面臨人口老齡化、少子化。技術進步放緩、增長紅利消失等不利因素，經濟增速也在持續下滑。

01.從宏觀層面上來說

1）利率是國家調控的工具。如果利率上升就是國家希望收攏資金，如果利率往下走的話，就是國家釋放出一部分資金來拉動GDP，目前這種經濟環境下利率下行，通過內需來拉動GDP，這也是一個必然發生情。

2）利率是用來吸收外匯用的。中國以前的一個階段下，人民幣定一個比較高的利率水平來吸引外資是有必要的，但是目前外資基本上是超國民待遇已經結束了，人民幣如果現在還定一個比較高的利率水平，實際上也會增加國家的成本。

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兩個辦法—

一、印鈔票，自己印出來的錢是沒有成本的，但是超發貨幣會造成惡性的通貨膨脹，這個其實在前幾年我國的經濟情形勢下已經非常的明顯了，所以一部分的錢把它鎖在了房市裡面，另外一部分把它鎖在了股市裡面，鎖定了這一部分的流動性。

二、現在推行的人民幣國際化，也是解決前幾年貨幣超發的問題。

02.我們常說的利率水平，更多的是指向理財產品的利率。也就是說大家以前對於理財產品的安全性這種界限是比較模糊的，只要看到一個利率值，都敢往裡面投，都覺得是保本保收益的。

但是現在一些銀行理財或者信託產品，已經把保本剛兌的這條線給去掉了。所以如果是非保本型產品，最後也是沒有辦法去實現剛兌的。所以保本保收益類型的產品的利率水平就不像之前那麼高了。

所以從這兩個層面上來說，我們都非常的明確的看到了未來的一個降息趨勢。

03.根據國際市場的情況

如果中國是一個向好的發展，也會向國際進入市場不停的去靠近，所以也會逐漸的實現一個利率趨同的情況，未來的利率水平也極有可能像美金一樣下降到1%左右的保本保收益水平。

所以，長期來看，利率下行是必然趨勢。

❿ 三去一降一補落實方案3篇

三去一降一補方案一

「十三五」開局之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發力攻堅。如何完成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重點任務，考驗著宏觀調控和深化改革的能力，決定著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前景，成為前來參加全國兩會代表委員關注的焦點。

去產能

下決心落實到位

「壓減產能不是動動嘴皮子那麼簡單，整個過程非常艱難，涉及企業債務、職工安置、轉型升級等一系列問題。」全國人大代表、河北永洋特鋼集團公司董事長杜慶申告訴記者，公司產能從300萬噸壓減到240萬噸後，通過調整生產線生產汽車用鋼、挖掘機鏟頭等新產品，企業利潤不降反升。

部分行業產能嚴重過剩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痼疾，經濟步入新常態後，這個問題越發成為轉型升級的羈絆。「去產能是五大任務之首。這個問題不解決，去杠桿、去庫存等其他問題也難以取得實際效果。」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一語中的。

全國人大代表、經濟學家辜勝阻分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先就是要把資源要素從產能過剩行業企業中釋放出來，並通過創業創新為新興產業輸送更多勞動力、資本和技術。

去產能，關鍵在於落實。全國人大代表、湖南冷水江鋼鐵公司董事長陳代富說，政府和社會要多方面創造新就業機會，為企業員工謀出路;企業自身也要擺脫「等要靠」心理，努力通過科技創新解決效率低下和效益不高的問題。

辜勝阻說，去產能會帶來失業和稅收減少等問題，是非常痛苦的過程，關鍵要做好社會政策兜底。同時大力推動創新創業和服務業的發展，有效對沖去產能對經濟發展造成的壓力。

去庫存

妥善應對分化格局

一線城市房地產市場火爆、房價持續上漲，而不少二線特別是三四線城市卻依然「寒意十足」。

「房地產市場分化加劇，增加了去庫存的難度和復雜性。」全國人大代表、民革吉林省委專職副主委郭乃碩說，一線城市本身具有較強的「虹吸效應」，房價上漲有一定基礎。但非理性上漲顯然不利於房地產市場健康穩定發展，並透支三四線城市的購買力。

「現階段三四線城市是去庫存的焦點。」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建議，要發展批量化租賃市場，在人口凈流出地區控制房地產用地供給量，並為農村轉移人口提供政策優惠。

在市場分化加劇背景下，「一刀切」式的調控手段已不能適應房地產市場的變化。

「解決矛盾的關鍵是改革和調整房地產供給結構。」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說，要把投資型市場與自住和改善型市場區分開來。

去杠桿

守好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部分銀行貸款不良率抬頭，「去杠桿」壓力進一步增強。

通俗地說，杠桿率就是債務負債率。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認為，中國債務水平需要引起警惕，既要防止過高債務率可能造成的問題，也要審慎分析中國國情，尋找一條道路逐步緩解這樣的現象。

「金融風險點多面廣，相互傳染，要高度重視當前金融領域各種風險點。」辜勝阻代表說，這需要把握好去產能、去庫存和去杠桿的力度和節奏。要更多用市場化方法去產能，建立房地產調控的長效機制，規范地方政府舉債。

全國人大代表、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說：「關鍵還要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速，通過提高經濟總量『分母』來降低杠桿率。」

降成本

讓企業「輕裝上陣」

「長期以來，我國實體經濟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成本居高不下，高昂的成本擠佔了企業狹窄的利潤空間。」辜勝阻代表說。

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下，企業面臨的融資貴、稅負重、用工難、隱性成本居高不下等問題更為突出。據統計，去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率僅為5%出頭，而僅貸款利息一項通常就會超過5%。

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與人力資源研究所副所長李蘭建議，在已採取一系列減稅措施基礎上，進一步加大企業減稅力度，提振企業家信心和發展動力，調動企業家投資實業的積極性。

辜勝阻代表說，穩固經濟增長之基，要打好削減實體經濟成本的「組合拳」，讓企業「輕裝上陣」。

補短板

抓住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點

一隻木桶能裝多少水，取決於最短的那塊木板。最薄弱的環節制約著經濟社會發展整體水平。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中央調研部部長蔡玲說，當前扶貧攻堅任務艱巨，城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能力不足，百姓對教育、養老、醫療、旅遊、文化等領域的需求不斷升級，這些都是補短板的主要領域。

「扶貧攻堅是最緊迫的，提高創新能力是最長遠的。提高有效供給核心還是要靠創新，而不論企業技術升級設備改造還是研發創新，都需要巨大的投入。」全國人大代表、浪潮集團董事長孫丕恕說。

近期國家確定了進一步支持新能源汽車產業的措施。蔡繼明代表說，大力發展新能源汽車不僅能緩解困擾我國的資源環境等問題，還將帶動整個產業鏈飛躍式發展。「在經濟新常態下，有效『補短板』對於加快經濟轉型升級意義重大。」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重點任務有壓有保，有減有加。」辜勝阻代表說，在經濟下行壓力下，補短板可成為經濟增長新的發力點。

三去一降一補方案二

同時，有些政策措施需要進一步研究制定，有的地方還沒有有力行動起來，有的工作抓得還不精準。要深刻理解時代背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有周期性、總量性問題，但結構性問題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給質量滿足需要，使供給能力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當前重點是推進「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本質屬性是深化改革，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深化價格、財稅、金融、社保等領域基礎性改革。

要把工作做細做實，有針對性制定政策、解疑釋惑;具體工作要從實際出發，盯住看，有人管，馬上干。

關於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強調，必須堅持有質量有效益的發展，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為人民群眾生活改善打下更為雄厚的基礎;必須弘揚勤勞致富精神，激勵人們通過勞動創造美好生活;必須完善收入分配製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處理好政府、企業、居民三者分配關系。

必須強化人力資本，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力度，著力把教育質量搞上去，建設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必須發揮好企業家作用，幫助企業解決困難、化解困惑，保障各種要素投入獲得回報;必須加強產權保護，健全現代產權制度，加強對國有資產所有權、經營權、企業法人財產權保護，加強對非公有制經濟產權保護，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增強人民群眾財產安全感。

******黨校教授辛鳴、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勝軍分別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內容要點做出解讀評論。

三去一降一補方案三

************、******、中央******、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5月16日上午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分別研究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工作。******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綜合研判世界經濟形勢和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作出的重大決策，各地區各部門要重點推進「三去一降一補」，不能因為包袱重而等待、困難多而不作為、有風險而躲避、有陣痛而不前。

會議分別聽取了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務院國資委、住房城鄉建設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關工作方案的匯報，聽取了江蘇、重慶、河北以及深圳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情況的匯報，聽取了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關於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工作的匯報。領導小組成員進行了討論。

深化價格、財稅、社保等領域改革

******指出，黨中央作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決策後，各地區各部門認識不斷提高、主動開展工作，有關部門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許多地區研究制定了綜合性方案和專項方案，成效逐步顯現，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貢獻。同時，有些政策措施需要進一步研究制定，有的地方還沒有有力行動起來，有的工作抓得還不精準。

******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系全局、關系長遠，一定要切實抓好。要深刻理解時代背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有周期性、總量性問題，但結構性問題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要准確把握基本要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給質量滿足需要，使供給能力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當前重點是推進「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本質屬性是深化改革，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深化價格、財稅、金融、社保等領域基礎性改革。

******強調，要發揮好市場和政府作用，一方面遵循市場規律，善於用市場機制解決問題，另一方面政府要勇於承擔責任，各部門各級地方政府都要勇於擔當，干好自己該乾的事。要突破重點難點，堅持重點論，集中攻關，以點帶面。要把工作做細做實，有針對性制定政策、解疑釋惑;具體工作要從實際出發，盯住看，有人管，馬上干。要平衡好各方面關系，把握好節奏和力度，注意減少風險隱患。

保障各種要素投入獲得回報

******強調，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關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是轉方式調結構的必然要求，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必須堅持有質量有效益的發展，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為人民群眾生活改善打下更為雄厚的基礎;必須弘揚勤勞致富精神，激勵人們通過勞動創造美好生活;

必須完善收入分配製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處理好政府、企業、居民三者分配關系;必須強化人力資本，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力度，著力把教育質量搞上去，建設現代職業教育體系;

必須發揮好企業家作用，幫助企業解決困難、化解困惑，保障各種要素投入獲得回報;

必須加強產權保護，健全現代產權制度，加強對國有資產所有權、經營權、企業法人財產權保護，加強對非公有制經濟產權保護，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增強人民群眾財產安全感。

中等收入群體如何界定?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介紹，中等收入群體有很多定義，國際通行的標準是收入處於社會平均收入或收入中位數及其附近區間的勞動者。

我國高度重視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調控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縮小城鄉、區域、行業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欖形分配格局。

形成橄欖形分配格局，關鍵是讓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是釋放消費潛力、擴大內需，建設「橄欖形」社會的重要基礎。此前，遲福林提出建議，應當把中等收入群體倍增作為國家戰略，在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基礎上，制定專項國家規劃。

2013年，我國發布《關於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若干意見》，其中一個重要目標就是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橄欖形」分配結構逐步形成。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也明確，完善收入分配製度，縮小收入差距，提高中等收入人口比重。

近年來，全社會收入差距逐漸縮小，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不斷擴大，但邁向「橄欖形」分配結構仍有發力空間。蘇海南說，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重點和難點是：一方面要使偏低收入者群體進入中等收入群體，另一方面要讓現有的中等收入勞動者不因為各種原因重新下掉到低收入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