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去杠桿

① 政策倒向「明斯基」是什麼鬼

政策倒向「明斯基」是什麼鬼？

A股在3點收盤後港股跌幅又擴大了1%逼近下跌2%，恆生指數成份股中跌幅榜都是今年暴漲的牛股，可見港股的獲利盤壓力也不小，歐洲股市也是低開。

明斯基時刻主要是經濟長時期穩定可能導致債務增加、杠桿比率上升，進而從內部滋生爆發金融危機和陷入漫長去杠桿化周期的風險。通俗講就是現在經濟整體在穩定增長的時候如果不主動去杠杠，未來可能會出現長期被動去杠杠周期。重要的事情說三遍：去杠杠、去杠杠、去杠杠！

怎麼去呢？商品供給側......房子嚴調控......貨幣穩偏緊......金融去杠桿......股市去泡沫

最後給大家一個四季度防禦思路：滯漲、低估值、大市值、非資源

② 2017年中國樓市走勢趨勢說明什麼

此外，各家銀行對於個人住房按揭貸款的政策也不斷調整。據不完全統計，僅今年北京地區的銀行已經將首套房貸利率上調了3次，首套房貸利率也由去年的最低85折，上調至現在普遍的基準利率上浮10%。更有銀行將首套房貸利率上調至基準利率上浮20%，放款期限也越來越長。與此同時，監管層正在排查如銀行消費類貸款等領域資金用途情況，嚴防資金流向樓市。

③ 中國如何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

近日，央行行長周小川在《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發表題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的署名文章。周小川在解讀十九大報告時，重點圍繞當前我國面臨的金融風險表現、成因及對策展開論述，著重強調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永恆主題。

在周小川的文章中，透露著未來金融行業發展大的政策方向，包括進一步推進金融業的改革開放，這是主動防範金融風險的未來抉擇；金融監管還會進一步強化，除當前實行的加強影子銀行、同業業務、互聯網金融監管外，建立健全對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對非法金融活動和亂辦交易所等亂象嚴格監管，以及加強對監管幹部被監管對象俘獲的利益輸送行為的問責也是未來監管重點；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的監管協調也將進一步加強，央行將在維護貨幣穩定的職責上進一步維護金融穩定，這也意味著其權責進一步提升；高杠桿是宏觀金融脆弱性的根源，去杠桿會持續下去，在此背景下，貨幣政策不會放鬆，將繼續保持穩健中性；金融企業的公司治理將進一步推進。

此外，周小川還提及了中央和地方監管部門未來監管的幾大重點領域，「一手抓金融機構亂搞同業、亂加杠桿、亂做表外業務、違法違規套利，一手抓非法集資、亂辦交易場所等嚴重擾亂金融市場秩序的非法金融活動。」

在加強黨的領導方面，周小川則強調，黨的領導要同金融企業法人治理必須一體化，必須貫徹到公司治理全過程，形成符合我國國情的金融企業公司治理機制。

系統性風險是指金融機構從事金融活動或交易所在的整個系統(機構系統或市場系統)因外部因素的沖擊或內部因素的牽連而發生劇烈波動、危機或癱瘓，使單個金融機構不能倖免，從而遭受經濟損失的可能性。系統性風險包括政策風險、經濟周期性波動風險、利率風險、購買力風險、匯率風險等。這種風險不能通過分散投資加以消除，因此又被稱為不可分散風險。 系統性風險可以用貝塔系數來衡量。

④ 房價大跌對經濟有什麼影響

那得看是怎麼下跌了。
中國的房地產其實就是個貨幣池子，在之前全世界都進行量化寬松的時候，中國當然也進行量化寬松，那麼天量的貨幣除了進入市場流通外，就很容易引起通貨膨脹，因為畢竟人民幣還沒有到美元的那種國際化水平。因此多餘的貨幣就進入了房產市場，所以就推高了房價。可以說到了今天，高企的房價就相當於一個堰塞湖，不管什麼原因房價一旦發生暴跌，就好比堰塞湖決堤，其後果不堪設想，中國經濟倒退20年都是樂觀的估計。
中國房市的泡沫事實上比80年代末的日本房市泡沫還要大得多的多。但是中國好在是不是純粹的自由市場經濟國家，因此市場中會有一部分國家的政策影響和宏觀調控，所以會出現很多保護市場的行為。比如房產市場的限購，這個在美國日本是不可能發生的。但是這也不代表不好，畢竟通過調控最後時限經濟的軟著陸是最好不過的結果。
現在已經確定的事實是，美國已經進入了緊縮階段，首先是美聯儲在2017年加息了3次，然後美聯儲已經宣布要進行縮表（即銷毀回收的美元，也就是徹底緊縮的信號），還有就是特朗普剛通過的大規模減稅計劃。這些對於美國以外的那些高杠桿，泡沫很嚴重的，尤其是風險和銀行或金融系統相關聯的國家來說是非常危險的。中國的樓市泡沫就是個超級炸彈，所以我們也看到央行行長周小川也說了，要防止「明斯基時刻」，已經提出了金融風險的預警。緊接著中央說「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直接給未來的房地產市場的基本性質下了定義，即未來房子只可以有居住屬性，不可以有投資和金融屬性。在緊接著就是限購限賣，然後就是房貸首付上升等措施。我們看到經過這一番初步調控，一線城市房價急速上漲的態勢已經得到了初步遏制。北京等一線城市甚至連續數月出現環比下跌等情況。
目前可以確定的是，一線城市房價國家是不會允許再出現暴漲的情況了；二線城市大部分也被遏制，但是少數城市因為發展潛力巨大以及之前房價還有較大上漲空間，所以目前還有漲價的二線城市。三線城市和四線城市庫存多，也正在通過漲價去庫存（因為不漲價你不會跟著買房子）。等庫存去的差不多了，前面說貸款和首付都提高了門檻，即去杠桿化，前幾天又說調控後要有長效機制，其實就是傳說已久的房產稅。
房產稅目前預計在2019或2020年左右開始徵收，除了弱勢群體外沒有免徵的群體，預計2018年正式立法，然後各地根據自己情況決定稅率，稅收按照你的房屋的實施估價計算，1年交1次。因此等房產稅開征後，炒房的人要不就在開征前大規模拋售房屋，即容易造成房源供過於求，房價更會出現下跌的態勢；要不然就爛在手裡，每年繳納巨額稅金，為國家做貢獻。
但是這樣做的話中國經濟相對就安全多了，一方面去庫存降低杠桿率即降低金融系統風險，另一方面開征房產稅可以增加稅收，進而可以對企業減稅，從而增強對抗美國減稅的競爭力。最後最重要的是將資金引導進實體經濟，從而加速中國的產業升級步伐，實現未來的健康發展。

⑤ 上周股市下跌如此慘烈，原因是什麼

近期市場暴跌的主要原因還是市場前期豐厚的獲利盤，加之管理層清查配資及降杠桿的要求，另外，近期IPO新股密集申購 ，特別是中國核電 、國泰君安等巨無霸抽取了大量市場資金，多重因素一觸而發。
更為主要的是，市場期待的央行每月一次的降准和降息並未如期而至，臨近6月30日，市場資金年中出現緊張，連續的下跌致使融資盤爆倉嚴重，多殺多致使踩踏出現。
市場有句話叫：「五窮，六絕，七翻身。」A股暴跌，是牛市結束了，還是「千金難買牛回頭」？
6月26日下午，證監會新聞發言人張曉軍回應稱，近期股市出現較大幅度下跌，是市場前期過快上漲的自發調整，是市場自身運行規律的結果，同時也與年中季末流動性波動、投資去杠桿、投資者對市場分歧加大等因素疊加影響有關。目前，改革開放紅利釋放、流動性總體充裕和居民資產配置的基本格局沒有發生改變，經濟企穩向好的趨勢更加明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將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他呼籲，各方要理性看待、不輕信、不盲從。
融資盤踩踏是元兇
A股端午「劫」餘波未平，6月26日再次將「黑色星期五」上演得淋漓盡致。
6月26日，A股繼前一個交易日大幅下挫之後，早盤深幅低開100多點，隨著一路震盪下行，盤中創出近期新低4139.53點，截至收盤，失守4200點；其中，A股股票跌停家數達1641家，跌幅超過九成的達2100家，只有53家公司股票飄紅，新股國泰君安首日上市漲幅超過40%顯得格外耀眼，盤中出現臨時停牌。
新時代證券研發中心總經理孫衛黨在接受《華夏時報》記者采訪時直言，近期的暴跌，特別是6月26日創業板指數幾近跌停，主要是融資盤的強行平倉，出現了嚴重的踩踏事件。前一陣強平的主要是大比例的融資盤，這幾日就開始是小規模的融資盤，等融資盤跌完了，市場將會企穩。
孫衛黨指出，最近市場持續暴跌，投資者心理出現恐慌，特別是對於滿倉的投資者，信心肯定備受打擊。在大成基金經理楊挺看來，當一個市場因為高杠桿推升至不再健康的「瘋牛」行情時，管理層對股市融資的杠桿進行監管、規范及限制是理所當然的，不破不立，這對於整個A股市場來說反而是好事。
楊挺直言，如果說上周股市的暴跌使那些高杠桿的投資者意識到市場風險主動去杠桿的話，這一周，特別是周五的暴跌後很多股票跌幅都高達40%，有的股票甚至達50%，這將大幅擊穿前期配資者的安全線，引發強制平倉，使主動去杠桿轉換為被動去杠桿。
「這種急速調整將大幅清退高杠桿操作的投資者。」楊挺認為，「但因為高杠桿資金不計成本的快速出逃，引起股市暴跌概率增加。而連續、大幅暴跌又將進一步影響市場信心，改變投資者預期，因此短期內市場難以有樂觀表現。」
據數據統計，6月18日，融資融券余額為2.27萬億元，為2015年最大值；截至6月25日，融資融券余額為2.19萬億，下降幅度為3.52%。
去杠桿後現錢緊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杠桿成就了A股上半場的輝煌，而去杠桿的扳機被觸發後，也造成了市場的快速下行。
近日，央行行長周小川在華盛頓舉行的第七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會議上接受媒體采訪時，拒絕回答貨幣政策相關問題，讓業界對近期國內降息的預期有所降溫，這無疑加劇了市場對於資金面乃至貨幣政策走勢的擔憂。
上投摩根首席策略分析師吳文哲認為，這是一次帶杠桿的牛市，經過了過去幾年非標資產迅速發展後，社會配資的渠道、方式大幅增加。這次牛市啟動，配資也成為了助推器。從中期維度看，雖然現在市場上很多聲音在質疑貨幣政策是否已經轉向，但是，支撐這輪牛市的因素仍在。
「去杠桿的過程是痛苦的，但低杠桿的環境對市場的健康上漲是有利的。」吳文哲分析稱，目前，地方債務置換需要貨幣政策的支持，經濟尚未企穩，在財政政策發力尚有限的背景下，貨幣政策仍不可缺。股票市場一方面起到了積極的融資渠道作用，另一方面引導經濟結構轉型上也扮演著重要的作用。
申萬宏源發布的報告稱，樓市局部過熱抑制貨幣寬松是此次調整的基本面邏輯之一。在經濟尚未真正企穩反彈之時，一線城市特別是深圳出現了房價快速上漲的局面，這使得寬松的貨幣政策面臨一定的挑戰，也打破了投資者對於貨幣政策將一路寬松的一致預期。
該報告稱，股市的調整本質是由這個邏輯引起，未來市場如果要重新企穩反彈，需要關注樓市的政策動向以及房價的變化趨勢，也就是等待這個靴子落地。參考歷次由基本面邏輯導致的中期調整的空間和時間，一般高點回落幅度會超過20%，時間跨度會超過2個月。
對於是否會出現「錢荒」，國泰君安報告認為，預計6 月「錢荒」重來的概率較小，7 月，1月期及以下期限的利率將逐步回落，但短期資金面邊際變緊；未來進入7
月份以後，導致利率上行的大多數因素將消失，但美聯儲加息預期影響仍在。
值得注意的是，6月24日，證監會核准了28家企業的首發申請，但是並未出現此前業內預期的江蘇銀行等大盤股。總體看，7月初新股的發行規模並不大。
另外，臨近6月底，一些IPO排隊企業財務資料有效期將到期，需補交相關材料，這意味著短期之內，IPO審核節奏有望放緩，對股市抽血效應有望減弱。

⑥ 住房貸款應該有大力發展空間是什麼意思

今天上午，G20會議在上海正式召開，上午9點半，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就資本外流、匯率走勢以及貨幣信貸政策進行了分析和解讀。
1
談外匯儲備：中國的對外支付能力沒什麼可擔心的
去年11月份以來，中國外匯儲備下滑較快，針對一定規模的資本外流，周小川稱，「保持我國對外支付的能力，沒有什麼值得擔心的地方。」
周小川表示，中國外匯儲備始終是變動之中，不是固定的。2002年末中國外匯儲備余額不足3000億美元，到2014年年中則接近4萬億美元，儲備規模已顯偏移。除了經常項目順差與外商直接投資以外，近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當中，也有三分之一左右是額外資本流入，這部分資金會擇機掉頭，並不奇怪。在此過程中，儲備規模有所下降是正常的，也是與經濟調整和經濟趨向更加平衡的增長相匹配的。
2015年12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為3.33萬億美元，有明顯的資本流出。外匯儲備規模變動受多種因素影響。其中包括外匯儲備投資資產的價格波動、交叉匯率變化以及支持「走出去」的資金運用等。比如，匯率、價格等變動會減少外匯儲備賬面價值千餘億美元，這不同於實際的外匯流出。企業等主體增持外匯存款、提前償還外匯貸款，都會減少外匯儲備。外匯儲備支持「走出去」等方面的資金也會從外匯儲備規模中調出。外匯儲備這些變動屬於正常現象。
此外，也有一部分外匯儲備的變動是由於市場參與者近期在預期基礎上的行為所導致的，如出口商延遲結匯，進口商提前購匯，投資者提前離場，消費者提前消費，民營企業加快海外投資等等。周小川指出，穩定對人民幣匯率的預期更顯得特別重要。同時相信只要經濟基本面健康且匯率接近均衡，預期會回歸理性。
周小川稱，「總的來看，外匯儲備的變化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某些時候甚至可能會產生一些「過沖」，但也不應把這種「過沖」當成趨勢。外匯儲備的波動終將回歸理性，中國的外匯儲備會保持在合理、適度的水平。」
2
談匯率：人民幣不存在貶值基礎
中國2015年匯改時明確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不是一個新提法，但受各種因素影響，參照一籃子這一特徵顯得並不清晰，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匯率過於穩定，彈性不足。
周小川表示，「參照一籃子貨幣，進展起起伏伏。美元仍舊是一籃子貨幣中最重要的貨幣，有主導性的作用，但也不排除歐元、日元和其他新興市場貨幣的影響。」
但從近期市場情況看，人民幣匯率走勢還是比較好地反映了上述機制。總體上人民幣匯率大的走勢反應了市場供求的變化，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保持了基本穩定。
「人民幣匯率不存在持續貶值的基礎，市場短期波動將向經濟基本面回歸。」周小川指出，市場往往對短期因素反應比較充分，而央行作為宏觀部門，主要從長期視角觀察人民幣匯率走勢，強調經濟基本面因素。目前看，中國經常項目順差仍較高，從基本面因素看人民幣匯率不存在貶值的基礎。中長期來看，供求關系等規律性因素還是會發揮主導作用，人民幣匯率的走向將反映經濟基本面。
3
談1月2.5萬億信貸：主要是中國新年因素
一月份貨幣信貸數據公布後，有觀點認為，中國貨幣信貸增長過快、貨幣政策「放水」、中國在進一步「加杠桿」等看法。對此，周小川表示，「我們會高度重視總需求的調控和杠桿率的變化。」
周小川指出，一月份的部分數據確實比較高，但央行一般不對一月份的數字作過分的反應，主要是傳統中國新年因素。許多公司、機構集中發獎金，補發所欠工資；居民大量旅行、購物和家庭團聚，現金的需求量會多出2萬億元；商業銀行也往往傾向於年初多放貸款。央行傾向於節後穩定一段後再適度引導。
4
談債務水平：確實偏高，但有中國特殊的國情
最近，央行下調了二套房購房比例，一月信貸新增也很大，很多人認為中國是在加杠桿，應該如何看待去杠桿和加杠桿的平衡以及應該如何去杠桿？
周小川認為，中國政府高度關注債務水平，也精心進行了國際比較。發現中國是偏高的，同時還在繼續增長，需要引起警惕。但中國有中國的特點，有三個因素要關註：
1儲蓄率高，接近50%，其中最主力的還是居民儲蓄；

2如果一個國家，股本融資如果發育成熟，就會有很多資金變成企業股權，中國有強烈願望更好發展股本融資；

3中國從70年代末期開始改革開放，人均GDP低，人民底子薄，辦企業要借錢，這也是其中一個因素。當人民財富積累多了，債務率也會逐漸下降。我們也會充分吸收國際經驗，也會結合自身特色改善這個問題。
5
談樓市：住房貸款有大力發展的空間
周小川指出，住房貸款應該有大力發展的空間。個人住房貸款在銀行總貸款的比重還是偏低的，有的國家佔到40%-50%，中國只有百分之十幾，所以銀行覺得還是比較安全的產品，所以有很大的發展機會。
周小川同時稱，房地產市場時冷時熱，所以要進行逆周期調節。首付比例原來是30%，現在降低是有空間的。今後可能會考慮給銀行更多自主權，來制定首付比、利率。監管部門同時對銀行進行監管。
「原來中央和監管部門直接規定的事情多一些，這樣有優點，但也有缺點，比如銀行沒有靈活性和區別性。所以我們今後對金融機構總體審慎性要加強，但具體的事情給他們一定的裁量權，確保總體風險可控。」
6
談金融監管：不一定要改革，中國的金融監管有調整壓力
有媒體問：危機後世界各國都推進了以宏觀審慎為主線的金融監管架構改革，央行對系統性風險的管理明顯加強，大多數央行都承擔了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十三五規劃中指出要改革並完善適應現代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監管框架，實現金融風險監管全覆蓋。您認為即將啟動的金融監管架構改革的最優模式是怎樣的？
周小川回答稱：這個問題分兩個層次，一個是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一個是G20政策成果之一。金融危機後，G20國家一起，在以往研究基礎上，正式批准同意使用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來應對經濟危機，包括金融政策要有逆周期性，防止經濟大起大落，同時修訂一部分過去的指標體系，使得宏觀調控更加審慎，這是規則方面，達成了共識。
在各個國家實行要參與不同情況，各國按照框架精神來執行。但並不是說，這一框架的執行一定要有監管改革，這是更復雜，更具挑戰性的改革。有些缺陷會導致某些問題的突發，大家希望要改革金融監管體制，全球有不同的做法，沒有完全一致的模式。
我們國際的金融監管體制，也會出現一些不滿意的地方，2015年中國金融市場出現動盪，需要改變，需要調整的壓力，目前仍處於研究之中。其中一個因素要考慮，是否有利於宏觀審慎框架的有效運行。

⑦ 央行會繼續通過去杠桿等來防範系統性風險嗎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14日在華盛頓表示，中國政府有能力和信心防範系統性風險，同時保持經濟健康、穩定運行。

周小川當天在提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決策機構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的聲明中說，近年來由於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結構性調整以及國際金融市場大幅波動等原因，中國金融業的潛在風險有所增加，但總體上風險可控。

IMF近日將中國經濟今明兩年增速預期較7月份預測值均上調0．1個百分點，分別至6．8％和6．5％。這也是IMF今年第四次上調中國經濟增長預期。

IMF總裁拉加德近日在新聞發布會上說，IMF非常歡迎中國央行近期採取的控制信貸增長的措施，繼續推進這些措施對於防範金融風險很有必要。

⑧ 是努力去杠桿還是在默默加杠桿

鳳凰財經訊 在2014年已經較高債務的基礎上，2015年的中國經濟繼續加杠桿，而今年依然繼續提高。
近日，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警示：目前我國金融杠桿率不斷提高，去年已經超過警戒線，並且至今還在繼續提高，這蘊藏著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危險，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也指出，目前我國貨幣增長繼續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桿，還要迅速提高杠桿率。王小魯擔憂稱，在此情況下，未來我們離金融危機將不遠。
那麼我國政府、居民和企業的杠桿情況分別如何呢？今日華泰證券[1.04% 資金 研報]在華爾街見聞發布最新研究結果，對這一情況進行了分析。
中央、地方政府：已接近國際警戒線，仍持續加杠桿
統計顯示，截至2015年底，全國政府債務約為388250億元，佔GDP比重為57.37%，國際警戒線為60%，可見我國政府部門杠桿率已然偏高，但低於發達國家。然而，從政府此前表態可以預見，為「穩增長」今後一段時期政府部門仍將處於加杠桿進程。
有許多學者反映，政府部門的「錢」應該花在「正地方」，財政支出應該是幫助經濟結構升級、轉型的支出。市場預計我國今年一季度的社會融資規模會超過5.5萬億元，而其中居民部門加杠桿基數相對較小，所以5.5萬億元的社會融資，絕大部分還是進入了傳統的地方政府的融資平台。廣發證券[1.37% 資金 研報]首席經濟學家劉煜輝表示其經過調研發現，「地方政府拿這個錢，在現有的政策激勵下也沒什麼人幹活，大部分又買入了銀行的理財產品，這是中國目前的金融空轉的狀態。」
居民部門：加杠桿進程，但遠低於發達國家
華泰證券報告顯示，我國居民部門負債率與發達國家相比明顯低，與新興經濟體相比則略高。負債率低與我國的高儲蓄率有著必然的聯系，此外，居民部門的債務構成單一，只有貸款，其中住房抵押貸款為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15年樓市回暖，購房需求集中釋放，人們紛紛前去申請公積金貸款買房。近日數據顯示，北京、上海、深圳、南京、蘇州、合肥、福州等多城市公積金貸款額度吃緊，公積金賬戶幾乎出現「被貸空」的現象。今年房地產持續高溫，這一現象恐怕會加劇。
企業部門：去杠桿進程，未來幾年仍將持續
報告數據顯示，上市公司企業資產負債率變化較為平穩，呈穩中有降格局，工業企業則呈一個明顯的下降趨勢。產能過剩行業以及部分傳統行業去杠桿效果明顯。而房地產、部分服務業、新興產業等行業在不斷加杠桿，尤其是房地產行業「加杠桿」明顯。此外，大中型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明顯偏高，地方企業高於中央企業。
華泰證券預期，企業部門去杠桿趨勢在未來幾年仍將持續。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企業部門處於加杠桿進程，但是我國企業部門的杠桿率較高。數據顯示，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無論與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經濟體相比，均居於首位，高出發達國家平均值80個百分點，高出新興經濟體國家平均值66個百分點。由於經濟下行、企業盈利能力惡化，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近5年內增加了42個百分點。
對此，央行行長周小川多次強調，我國當前金融體系以間接融資為主，特別是商業銀行主導，這個金融格局直接造成了我國總體杠桿率偏高的事實。未來我們將通過股權投資，減少企業對於借貸杠桿的依賴性。
我國2016年的五大經濟政策任務中，去杠桿位列其首，但是，真的會「去」嗎？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表示，核心問題在於去杠桿和保持適當增長速度存在著矛盾。在經濟增速下行趨勢未得到扭轉的背景下，保持適當增長速度會成為政府的首選。雖然去杠桿關乎經濟長遠健康發展，但在短期內就會被犧牲。危機持續過程中設定去杠桿的任務，核心的意義在於提醒全社會不能迷失方向，不能過度依賴需求方調控，需要供給側合理安排去杠桿的路線圖。李揚認為，降低杠桿率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在控制債務增長速度的同時保持中高速的經濟增長。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表示，在一定意義上我們似乎陷入了一個高杠桿陷阱，因為我們很難接受短期調整的成本，不但宏觀層面去杠桿的可能性很低，微觀層面的資產重組也很難推進，金融體系轉型更是無法一步到位。黃益平建議，短期內不宜在宏觀層面過度強調去杠桿，以政府、居民和民企加杠桿配合國企去杠桿。
樓市去庫存應加杠桿還是去杠桿？
關於樓市去庫存應該是加杠桿還是減杠桿的問題，在兩會期間就被討論得沸沸揚揚。重慶市長黃奇帆認為，目前房地產領域用加杠桿的辦法去庫存，風險很大，容易引發金融危機，美國次貸危機就是先例。而央行行長副行長潘功勝的態度則是，目前中國房地產的杠桿率並不高。
此前，經濟學家李迅雷撰文稱，同時做到去庫存、去產能和去杠桿理論上是可以實現的，但是現實中概率很小。目前看到的，至少在房地產領域，還是為了去庫存而加杠桿，但加杠桿的結果，卻是一二線城市房價的大漲，三線及以下城市的去庫存的效果尚不明顯。這是由於市場的自發資源配置之下資金的虹吸效應造成的——資金一致流向那些更具有保值投資前景的一線城市樓市。這種情況不僅會帶來對實體產業的抽血，也為三四線城市的去庫存難題更添一重難度。
現在的貨幣政策究竟是穩健的還是寬松的？
最後，華泰證券表示，當前「去杠桿」更需要一個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環境。事實上，我們今年也這么做了，從此前央行降准、逆回購「天天見」，SLF(7天期常備借貸便利操作)「月月見」可見一斑。
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引用數據稱，去年的GDP增長率是6.9%，但是名義增長率只有6.4%，相比起來，M2增長率是13.3%，「比GDP增長高了7個百分點。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實際上已經是寬松的了。」
「今年1月份，貸款投放增長2.5萬億，同比多增了1萬多億，按這個速度，我們的貨幣增長還要繼續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桿，還要迅速提高杠桿率。」王小魯擔憂稱，「這種情況下，未來我們離金融危機還遠嗎？」
海通證券[0.06% 資金 研報]副總經理兼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稱，09年至今，中國的M2規模不僅超越美國，而且接近於美國的兩倍。有人說，這是中國版的QE，但美國的三次QE，前提是出清，即企業、金融機構和個人都去杠桿了。然後再慢慢加杠桿。中國目前則是在杠桿的基礎上加杠桿，在泡沫的條件下創造泡沫， 在債務的基礎上增加債務。這就很難實現去杠桿和化解泡沫的目標。如果說，寬松的環境有助於改革的順利推進，但過度寬松的環境則往往會樂不思蜀。
說到底，我們都明白，提高經濟生產率、推動供給側改革和結構性改革，才是去杠桿最具活力的方式。

⑨ 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的歷次情況

◆1999年12月16日德國柏林
1999年12月16日，二十國集團的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在柏林舉行二十國集團創始會議。會議強調，二十國集團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框架內非正式對話的一種新機制，旨在推動國際金融體制改革以及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之間就實質性問題進行討論和研究，以尋求合作並促進世界經濟的穩定和持續增長。
◆2000年10月24日-25日加拿大蒙特利爾
2000年10月24日至25日，20國財長會議在加拿大蒙特利爾舉行。會議討論了經濟全球化以及如何防止和解決具有全球性影響的金融危機問題。與會者達成了旨在推動經濟全球化和共同對付金融危機的「蒙特利爾共識」。蒙特利爾共識主要包括：共同推動經濟、貿易的全球化，使其成果延及發展中國家；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機構，增加這些機構的透明度；繼續朝建立統一的國際金融標准和規則的方向努力，以增強聯合抵抗金融危機的能力；對債務沉重的國家進行援助，並協助這些國家進入全球經濟體系；在農業研究、環境保護和艾滋病等疾病的防治方面加強合作。
◆2001年11月16日-17日加拿大渥太華
2001年11月16日至17日，20國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渥太華舉行。會議著重討論在美國「9·11」事件後各國如何在財經領域就打擊恐怖主義開展合作等問題。中國財政部長項懷誠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出席了會議。
◆2002年11月22日-23日印度新德里
2002年11月22至23日，20國第4次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於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開。會議主要就金融危機防範與化解、經濟全球化、打擊恐怖融資以及發展援助等議題進行了討論。
◆2003年10月26日墨西城城市莫雷利亞
2003年10月26日，20國集團在墨西哥城市莫雷利亞舉行第5次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年會。與會代表就全球經濟增長面臨的挑戰、金融危機的防範與處理、打擊國際恐怖活動的融資等議題進行了廣泛交流。
◆2004年11月20日-22日德國柏林
2004年11月20日為期兩天的20國集團第6次財政部長與中央銀行行長會議在德國首都柏林舉行。德國財長艾歇爾在開幕式上致辭時指出，本次會議將主要討論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全球化背景下促進穩定與增長、金融部門機構建設、打擊濫用國際金融體系、老齡化挑戰與移民、主權債務重組以及區域一體化等議題。進一步增強20國集團的地位與影響是本次會議的主要目的之一。
11月21日中國財政部長金人慶在20國集團財長與央行行長第6次會議結束後與德國財長艾歇爾聯合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中國將於2005年擔任20國集團會議的輪值主席國。
◆2005年10月15日-16日中國北京
2005年10月15至16日第七屆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北京舉行。本次會議以「加強全球合作：實現世界經濟平衡有序發展」為主題，討論了各種重要的全球經濟問題，重申了在實現平衡、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共同目標和責任。
此次會議除發表例行的《聯合聲明》外，作為兩個具體成果，還發表了《二十國關於改革布雷頓森林機構的聲明》和《二十國有關全球發展問題的聲明》。
◆2006年11月18日－19日澳大利亞墨爾本
2006年11月18日至19日，第八屆20國集團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在澳大利亞第二大城市墨爾本舉行。會議對全球經濟前景表示樂觀，並探討了能源與礦產問題的解決辦法。
◆2007年11月17日－18日南非開普敦
2007年11月17日至18日，二十國集團財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在南非開普敦郊外的克萊蒙德舉行。二十國集團成員的財長和央行行長就確保世界金融市場穩定等問題進行了討論。會議還討論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改革等問題。
◆2008年11月8日－9日巴西聖保羅
2008年11月8日至9日，二十國集團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年會在巴西聖保羅舉行，與會代表一致認為有必要改革國際金融體系，採取共同行動應對全球金融危機。
◆2009年3月14日英國霍舍姆
2009年3月14日，二十國集團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在英國首都倫敦以南約50公里的霍舍姆舉行，並發表聯合公報，同意進一步行動恢復全球經濟增長，推進國際金融體系改革。
◆2009年9月4日－5日英國倫敦
2009年9月4日至5日，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英國倫敦舉行。會議同意繼續採取措施刺激經濟以保證全球經濟的持久復甦和增長，並在時機成熟時退出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戰略。
◆2010年10月22日－23日韓國慶州
2010年10月22日至23日，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韓國慶州舉行。會議討論了當前全球經濟形勢、「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框架」、國際金融機構改革和全球金融安全網以及金融監管改革等議題並發表《聯合公報》。中國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率中國代表團參加會議。與會代表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改革取得重大進展。根據這項改革協議，歐盟國家將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行董事會讓出兩個席位給發展中國家。
2016年2月27日，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與會代表在上海合影。 27日於上海閉幕的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會後發表的聯合公報中，G20財長和央行行長亦坦承全球經濟下行風險和脆弱性在加大。但公報同時也提出，近期市場波動的程度「並未反映全球經濟基本面」，多數發達經濟體的經濟活動仍將繼續溫和擴張，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增長將保持強勁。
這不意味著全球經濟前20強將無所作為。根據公報，G20成員將各自和共同採取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貨幣、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等，來提振增長。 2009年3月14日，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英國霍舍姆市舉行。會議集中討論了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各國應對危機的政策措施、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以及加強金融監管等重要議題，並就將於4月2日舉行的第二次G20領導人峰會籌備進行了討論。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率中國代表團參加了會議。
會議指出，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仍在蔓延。世界經濟形勢繼續惡化，增長明顯放緩，西方主要經濟體同時陷入衰退，新興市場國家也面臨增長下滑的壓力。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抬頭，廣大發展中國家面臨嚴峻的發展挑戰。當務之急是加強各國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加大經濟刺激措施的力度，避免發生全球性經濟衰退。在當前形勢下，國際社會尤其要旗幟鮮明地反對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促進國際貿易健康發展。
會議強調要積極落實G20華盛頓峰會在加強金融監管、增強市場誠信、加快國際金融機構改革等方面的共識。金融穩定論壇（FSF）已決定將其成員擴大到所有G20成員國，這將有效地增強其在全球經濟金融體系中的合法性和新興市場的代表性，為FSF在全球金融穩定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奠定基礎。為加強對具有系統重要性的跨國金融機構的國際性聯合監管，FSF正在積極組建聯合監管機制。此外，FSF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加強監管方面的合作也取得新進展。
會議決定將為國際金融機構尋求各種可能的動員資金和流動性的方式，幫助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會議認為基金組織迫切需要大幅度增加資金，包括進一步通過雙邊支持，顯著擴大和增加「新借款安排」，並加速份額審查；決定確保所有多邊開發銀行得到所需資本，並首先對亞洲開發銀行增資；決定加強國際金融機構的治理，並確保其治理結構能反映世界經濟的變化，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包括最貧窮國家應享有更大的發言權和代表性。會議承諾在2011年1月前完成基金組織新一輪份額審議，敦促立即執行基金組織2008年關於增加發展中國家發言權和代表性的一攬子措施，在2010年春季會議前完成世界銀行改革；要求國際金融機構的領導人應通過公開、擇優的過程進行選拔。各方一致要求世行和其他多邊行加快治理結構改革，制定時間表和路線圖，進一步提高發展中國家在決策過程中的發言權和代表性。
會上，謝旭人部長介紹了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和中國政府為應對危機而採取的主要措施，並呼籲推動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金融體系，加快國際金融機構治理結構改革。周小川行長指出，要改善國際金融監管和合作，加強對具有系統性影響的金融機構、信用評級機構的監管，反對各種形式的金融保護主義。他敦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加強對發達國家特別是儲備貨幣發行國和成熟金融市場的監督，同時呼籲發達經濟體為穩定本國經濟和全球金融市場做出應有貢獻。
會議期間，謝旭人部長還分別與英國財政大臣達林、美國財長蓋特納、以及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財長進行了雙邊會談。 2013年2月15-16日，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俄羅斯莫斯科舉行。本次會議是俄羅斯擔任2013年G20輪值主席國後舉行的首次財長和央行行長會。會議主要討論了全球經濟形勢、G20「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框架」、長期投資融資、國際金融架構改革以及金融部門改革等議題。會後發表了聯合公報。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和財政部部長謝旭人率中國代表團出席了會議。 會議認為，當前全球經濟面臨的尾部風險下降，金融市場形勢有所改善。但全球經濟增長仍然疲弱，並面臨很多風險和挑戰，主要包括發達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存在很大不確定性、私人部門持續「去杠桿化」、信貸中介功能受損以及全球需求再平衡進程尚未完成等。為應對當前挑戰，發達國家應首先制定出可信的中期財政整頓戰略，貨幣政策應以國內價格穩定和經濟復甦為目標，並盡量減小對其他國家的負面溢出效應。各國要繼續落實金融部門改革和結構改革的政策承諾，促進需求再平衡，推動全球經濟盡快復甦，同時繼續推進市場決定的匯率體制，堅決抵制競爭性貶值，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
主要成就
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16日在莫斯科閉幕。與會各方就全球經濟形勢、長期投資融資、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等議題展開討論。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指出，當前全球經濟下行風險減弱，但全球經濟增長依然過於疲弱。各方應協調努力，強化互信，履行此前作出的改革承諾，推動全球經濟穩步復甦並實現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
穩定和增長為共同訴求
會後發布的聯合公報指出，盡管全球經濟下行風險減弱，金融市場形勢有所改善，但全球經濟依然面臨很多風險，主要包括發達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存在很大不確定性、私人部門持續「去杠桿化」、財政拖累、信貸中介功能受損以及全球需求再平衡進程尚未完成等。
鑒於此，二十國集團成員同意「繼續落實金融部門改革以建立更完善的金融體系，並進行深度結構改革促進經濟增長」。各國貨幣政策應以國內價格穩定和經濟復甦為目標，並盡量減小對其他國家的負面溢出效應。
會議還要求發達國家根據去年洛斯卡沃斯峰會的精神，在今年9月G20聖彼得堡峰會前制定出可信的中期財政整頓戰略。
中國代表團在發言中指出，為促進全球經濟復甦與增長，G20各國應繼續將促進復甦、增長和就業作為當前首要任務，採取切實可行的宏觀經濟政策，加快推動結構改革；發達國家應妥善處理好財政整頓與經濟復甦的關系。
在金融監管方面，以提高銀行資本充足率為主要內容的巴塞爾協議Ⅲ的執行再現曙光。美國和歐洲方面均已承諾將在近期執行該協議。
「貨幣戰」話題遇冷
在本次會議前，有關「貨幣戰」的爭論一度占據各大媒體主要位置。部分分析人士甚至認為這一話題將成為會議的中心話題之一，但事實並非如此。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在內的多位國際財經組織掌門人均表示，圍繞貨幣戰的爭論「毫無根據」且「徒勞無益」。
貨幣戰的討論源於日本去年年底以來實施超寬松貨幣政策，引發不少國家的批評，認為這可能使各國競相通過本幣貶值、資本管制等抵禦匯率沖擊，從而引發貨幣戰甚至貿易戰。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副秘書長皮耶爾·帕多安對新華社記者說，日本採取的超寬松貨幣政策意在解決目前遇到的經濟發展問題，但從長期看，包括日本在內的各國政府應該採取措施強化金融監管，著力保障長期投資融資，推動經濟增長。
本次會議的聯合公報著重強調，各國應堅持市場決定的匯率體制，堅決抵制競爭性貶值，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保持市場開放。
中方認為，發達國家應減少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負面外溢效應。中方還呼籲IMF加強有關國家財政、貨幣政策及其溢出效應的監督。
俄財政部長西盧阿諾夫也認為，那些實行超寬松貨幣政策的國家應該注意其風險，全球需求再平衡不應該僅僅依賴匯率調整，而應該通過一系列綜合措施特別是結構性改革來實現。
IMF份額改革面臨重啟
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依然是本次會議的重要議題。聯合公報強調，要提高IMF的可信度、合法性和有效性，必須盡快落實2010年首爾峰會關於IMF份額和治理改革的內容，就份額公式改革達成共識，確保在2014年1月前完成份額總檢查。聯合公報重申，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近年來強勁增長，由此帶來的在世界經濟格局中地位的變化應體現在IMF的相關改革中。
中方代表團在發言中也呼籲盡快就IMF份額公式改革達成共識，確保份額總檢查盡快完成。俄羅斯總統普京在會前會見與會代表時說，希望今年的聖彼得堡峰會能充分考慮全球經濟力量分布變化，就IMF份額改革取得進展。拉加德在會議結束後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IMF承諾在全球經濟力量分布變化的基礎上，對份額進行調整。
新興國家加強協調
在本次會議框架內，金磚國家財長和央行行長副手舉行了會議。巴西、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南非就強化財政、金融領域合作，特別是籌建金磚國家發展銀行和儲備庫的可行性進行了充分探討。
出席會議的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介紹說，此次會議是為今年3月在南非德班舉行的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進行政策准備。「這次領導人會晤將包含重要的金融、財政議題，將反映自去年新德里峰會以來金磚國家的經濟合作進展情況，討論、研究建立金磚國家發展銀行和建立金磚國家貨幣儲備庫等具體議題。」事實上，在本次會議期間，與會財經人士在紛紛呼籲新興經濟體加快結構改革的同時，也建議新興經濟體深化相互協作，保持經濟可持續發展，帶動全球經濟穩定復甦和增長。

⑩ 房貸杠桿率是什麼意思

杠桿率一般是指資產負債表中總資產與權益資本的比率。杠桿率是一個衡量公司負債風險的指標，從側面反映出公司的還款能力，杠桿率的倒數為杠桿倍數。

無論企業營業利潤多少，債務利息和優先股的股利都是固定不變的。

當息稅前利潤增大時，每一元盈餘所負擔的固定財務費用就會相對減少，這能給普通股股東帶來更多的盈餘。

這種債務對投資者收益的影響，稱為財務杠桿。

財務杠桿影響的是企業的稅後利潤而不是息前稅前利潤。

財務杠桿率等於息稅前利潤與營業利潤之比，反映由於固定的債務存在，財務費用（利息）對保險企業利潤的影響程度。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業負債的程度和企業償債能力，財務杠桿率越高反映利息費用越高，導致ROE指標越低。

(10)周小川去杠桿擴展閱讀

1、杠桿率的優點

一是反映股東出資的真金白銀對存款人的保護和抵禦風險的作用，有利於維持銀行的最低資本充足水平，確保銀行擁有一定水平的高質量資本(普通股和留存利潤)。

二是能夠避免加權風險資本充足率的復雜性問題，減少資本套利空間。本次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在新資本協議框架下，如果商業銀行利用新資本協議的復雜性進行監管套利， 將會嚴重影響銀行的資本水平。有關數據顯示，一些銀行的核心資本充足率和杠桿比率出現背離。2008年年末，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的核心資本充足率為13.1% ，但杠桿比率只有2.9%；UBS核心資本充足率為11.5%，杠桿比率卻只有2.6%。通過引入杠桿率，能夠避免過於復雜的計量問題，控制風險計量的風險。

三是有利於控制銀行資產負債表的過快增長。通過引入杠桿率，使得資本擴張的規模控制在銀行有形資本的一定倍數之內，有利於控制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的過快增長。

2、杠桿率的缺點：

一是對不同風險的資產不加以區分，對所有資產都要求同樣的資本，難以起到鼓勵銀行有效控制資產風險的目的。

二是商業銀行可能通過將資產表外化等方式規避杠桿率的監管要求。

三是杠桿率缺乏統一的標准和定義， 同時對會計准則有很強的依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