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如何順利實現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
一、新常態仍待努力確立
對於經濟大局，現在最熱門的話題就是中國經濟新常態。現在亟需做的，是對什麼是中國經濟的新常態，以及我們應當做些什麼去適應新常態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近年來大多數人已經認識到，中國經濟高增長、低效率、靠大量投資支撐的舊常態已經不可維持。它必然要過渡到一種新的常態。
這個新常態具備哪些特徵？有多種不同的理解。大體上在兩點上比較一致：第一是GDP從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甚至中速增長轉換。第二是增長方式從靠投資驅動的粗放增長轉向靠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驅動的集約增長。
應該看到，這兩者有著很不相同的情況。前一點，增長減速已經是一個經濟增長速度降低到了中高速，並將進一步降低，已經是不爭的事實，而且也取得了朝野共識。至於第二點，經濟增長的優化、經濟效率的提高，或者說增長方式的轉變，卻是一件尚未實現、有待努力的事情。
我們面臨這樣一種情況：如果增長速度下降過程中，效率沒有改善，原來由GDP數量擴張所掩蓋的矛盾就會暴露出來，而且造成減速過快，加劇經濟社會矛盾。因此，僅有增長減速而沒有增長質量的提高，並不是我們希望見到的一種常態。相反，如果能夠在增長減速的同時提高增長的質量，優化結構、提高效率，就能減輕增長減速的沖擊，甚至能夠在中速增長的情況下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實惠。所以，在較高效率支撐下的中速增長，才是我們希望建立的新常態。
二、「三駕馬車」分析框架的誤區
研究增長降速，可以採取兩種不同的分析框架 。運用不同的分析框架，所得出的政策結論也會有很大的不同。
大致上從2009年開始，不知什麼原因，在分析中國宏觀經濟走勢的時候，流行起一種認為經濟增長速度取決於消費、投資、凈出口等 「三駕馬車」的需求大小的分析方法。也就是說，中國的增長乏力，是由消費、投資和凈出口等三項需求造成的。只要能夠把需求擴大到足夠的水平，增長就能夠重上台階。
我認為這一套分析有重大的缺點。
首先，它用錯了分析框架。十分明顯，「三駕馬車」分析法運用的是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如同大家知道的，凱恩斯主義認為，需求決定了供給的邊界，因此，產出總量等於消費、投資、財政赤字和凈出口四項需求的總和。不過凱恩斯用這一理論框架來分析短期經濟問題，把它用來分析長期發展顯然是用錯了分析框架。
其次，用這個理論框架去分析經濟增長的趨勢所得出的政策結論，也是有問題的。因為消費、投資、出口需求有多大，歸根到底是由一些客觀因素決定的，並不取決於中國的願望。以凈出口為例，它最終取決於整個的國際經濟走勢。過去中國對發達國家有大量的凈出口，第一是因為在高消費、高福利導向下，西方國家的儲蓄率很低，在儲蓄和投資之間有很大的缺口，需要靠從發展中國家凈出口來填補；第二是因為中國低成本的競爭力很強，能夠在西方國家的凈進口中分到一塊比較大的「蛋糕」。全球經濟危機發生以後，西方國家去杠桿化，提高了自己的儲蓄率。這樣一來，根據經濟學的「雙缺口模型」，只要這個西方國家儲蓄跟投資的缺口越小，發展中國家凈出口的可能性也越小。美國的儲蓄率會有起伏，但是要想回到危機以前的水平，我看是不大可能的。隨著中國勞動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國產品的低成本優勢也在減弱，因此在出口蛋糕中所佔份額也會降低。消費需求的提高，也不是以人們的願望為轉移的。例如有人說，城市化可以使消費需求提高，因為農民進城以後消費需求會有很大的提高，所以只要加快城鎮化消費需求就提高了。這里其實是把消費需求和消費願望混為一談了。在經濟分析中所說的需求是說有購買力的需求，有錢做後盾的需求。所以要增加勞動者消費需求的前提，是增加他們的收入。而增加勞動者收入的首要辦法，是發展生產，提高效率。即使政府能夠給予補貼，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不可能使人民普遍富裕起來的。
這樣，每一次出現了速度下降，用「三駕馬車」的分析辦法算來算去，最後的結論就是進行強刺激，多發鈔票，增加投資。2009年以後，用4萬億投資（兩年）10萬億貸款進行刺激，結果造成了增長率的短期回升，但貨幣超發、負債增加等消極後果也同時發生。2012年以後，又多次採用增加投資的辦法刺激經濟，但正面效果愈來愈差，負面效果愈來愈大，這使許多人認識到這不是個好辦法。
研究長期增長走勢更可靠的辦法，是對驅動經濟增長的三個因素——勞動投入、資本投入和生產效率的狀況進行分析。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是怎麼來的呢？主要是靠大規模的投資。還有一些次要的因素。第一個次要因素是大量新增勞動力，也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蔡昉教授所說的「人口紅利」。還有一個因素就是效率的提高。改革開放對提高效率產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一方面，市場化改革改變了城鄉隔絕的狀況，大量過去低效利用的農村勞動力和農村土地轉移到城市，這種結構變化使資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開放使我們能夠通過引入外國的設備和技術，很快地提高中國的生產技術水平。
這樣一來，改革開放以後，生產效率提高對增長的貢獻較之改革開放以前有了相當大的提高。
現在的問題在於，以上這些有利於維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縮減，有的正在消失。首先，新增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越來越小了，就像蔡昉教授在2006年就已提出，根據他們前三年的調查發現，剩餘勞動力無限供應的情況正在發生改變，「劉易斯拐點」已經出現。其次，隨著中國一般技術水平跟西方國家相接近，用引進外國設備和技術的辦法去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技術水平就變得不大可行了。清華大學的白崇恩教授和其他一些研究者都得到大致上一致的結論，就是從本世紀初開始，中國經濟增長中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貢獻明顯降低，並引起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降。
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在由現有資源狀況和技術狀況決定的潛在增長率降低的情況下，要短期拉升增長率，唯一的辦法就是採取刺激政策，通過信用擴張向市場「放水」。但是就中國的情況而言，長時期採取刺激政策已經使宏觀經濟變得十分脆弱，蘊藏著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危險。
說到過度投資造成的風險，野村綜合研究所的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寫過好幾本書來總結日本近年來經濟衰退的教訓。他在書中指出，日本的這次衰退以至全球多次重要的金融危機，都是在泡沫破滅後出現的衰退，而出現資產負債表衰退的基礎，則是資產負債杠桿率（負債率）過高的缺陷。在我看來，如果說西方國家資產負債表的缺陷的主要成因是高消費和高福利，東亞國家的杠桿率過高則主要是由於企業和各級政府借債投資造成的。在目前我國資產負債表杠桿率過高的病象已經十分明顯的情況下，某些政府機構和企業就會出現償債困難，甚至「跑路」逃債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要做的是「去杠桿化」，控制和消解風險，而不是用加法「刺激」的辦法，提高杠桿率將使爆發系統性風險的危險加大。
更何況2009年以來多次採取刺激政策，其效果遞減已經變得非常明顯。如果說2009年的4萬億投資和10萬億貸款還把2009年第四季度和2010年第一、第二季度的增長率拉高到10%以上。2014年第二季度的1萬億左右投資只把增長率從第一季度的7.4%提高到第二季度的7.5%，拉升了0.1個百分點，第三季度又降到7.3%。經濟學所說的「投資報酬遞減規律」的效應已經充分顯現。
以上的分析說明，唯一的出路在於提高所謂索洛餘量，即「技術進步、效率提高」對增長的貢獻，也就是說，要優化結構，促進創新，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從粗放發展到集約發展的轉變。
三、體制轉型是發展轉型的基礎
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型或者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並不是一個新口號和新要求。從1996-2000年的第九個五年計劃開始，就提出實現這一轉型的要求，只不過執行的情況很不理想。問題的症結在於發展方式轉型受到舊體制的掣肘。
1995年制定「九五計劃」的時候，先是原國家計委提出需要進行增長方式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轉變。在後來的討論中，人們總結了蘇聯轉型不成功的教訓，指出體制的轉變是增長方式轉變的基礎。因此，「九五」規定要實現「兩個根本性轉變」，一個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轉變，一個是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在「九五計劃」期間，由於執行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市場取向改革全面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也取得一定成就。可是到了2001-2005年的第十個五年計劃期間，城市化加速這件好事在中國體制下卻使各級政府大大增加他們手中掌握的土地等重要資源，於是許多地方都出現了政府主導的重化工業投資高潮。由於政府主導了重要資源的配置，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出現了逆轉。
「十一五」總結了「十五」的教訓，再次提出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為主線。但是由於「十一五」期間改革推進緩慢，雖然我們制定了一個很好的「十一五規劃」，但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乏善可陳，以致中共中央在「十一五」最後一年的2010年提出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刻不容緩」。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在當前的情況下應當採取的方針，就應當是在採取措施保證不發生系統性危機的條件下，把自己的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進改革上。因為只有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建立一個好的經濟社會體制，才能優化結構，轉變方式，確立由較高效率支撐的中速增長的新常態。
四、控制和消解風險，保持宏觀經濟穩定
我國宏觀經濟部門的負責人都在講話中指出，目前中國宏觀經濟雖然存在不容忽視的風險，但是總體上是可控的。我認為他們這個說法是有道理的。只要採取正確的措施，系統性風險是能夠避免的。
我認為，可以採取的措施門類較多，其中包括：
第一，停止對回報過低或者是沒有回報的項目的無效投資。現在有一種流行的說法，基礎建設投資不需要考慮近期有沒有回報，因為東西在這兒，早晚會有用。這完全不是經濟學的思考方法。經濟學考慮問題的一個最重要的前提，是資源具有稀缺性，做了這樣就不能做那樣，因此有一個選擇的問題。只能做些效益最好、最需要做的事情。在這方面，我們要汲取日本的教訓。1986年發生內需不足的問題以後，日本政府為拉動經濟增長，啟動了大規模的公共基礎設施投資計劃，結果釀成了最後的大崩盤。
第二，要停止對僵屍企業輸血。這也是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失敗地「拉動內需」留下的教訓。現在一些地方政府耗費財政資源，用貸款、用補貼維持一些根本無法起死回生的企業。政府不是發揮自己應當承擔的社會保障功能，幫助解決企業破產帶來的困難，而是支持這類僵屍企業繼續無謂地浪費社會資源，這只會增加風險積累。
第三，動用國有資本償還國家的或有負債。所謂「或有負債」，是在資產負債表上沒有記載，卻早晚必須償還的負債。其中最突出的是社會保障基金缺口。據計算，其中對老職工的社會保障欠賬就高達幾萬億元。及早歸還這類欠賬，可以減輕償債壓力，還能創造更有效的公有制實現形式。對於這一點，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有明確的規定，要求撥付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應當盡快實現。
第四，對資不抵債的企業實施破產清盤或者在破產保護下重整。對於一些破產企業的債務，停止由政府出資實行100%的剛性兌付，來避免加大道德風險。這樣來化大震為小震，避免風險積累，導致大震。
第五，盤活「死資產」。由於前一時期的過度投資和粗放增長，全國各地形成了一大批「曬太陽」的開發區、綿延好幾個街區的「死城」等「死資產」。雖然很難，但是應當努力設法盤活，這樣就能把資產負債表的杠桿率降下來，降低出現「資產負債表衰退」的可能性。
除了採取以上這類堵塞漏洞、釋放風險的措施，還應當輔之以宏觀經濟當局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適度的短期調節。這兩類措施的綜合運用，使我們能夠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不出現系統性危機，為推進改革爭取時間，使改革和發展進入良性循環。
五、堅定有序地推進改革，保證合意的新常態得以確定
對於全面深化改革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們面臨的問題，當前應當把提升增長速度、還是應當把推進改革放在優先地位，學術界和經濟界一直有爭論。
在我看來，改革能夠解決問題，不僅是一個在理論上得到證明的問題，也已經為近期的實踐所證實。
有的經濟學家認為，中國需要維持8%以上的GDP增長率，因為要保就業。保就業當然是必要的，但是這種觀點從學理上說有點問題，就是把就業情況和GDP增長之間的關系看成是線性的。其實情況並不是這樣的。因為增長有個結構問題，有的行業增長1%，它的就業可能超過1%，有的行業增長1%，它的就業可能不到1%。我們過去大量投資建設的資本密集型產業，長期就業數量並不大。這幾年的情況非常明顯，最近三年的經濟增長率是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往下走的，但是就業的狀況卻有所改善。比如說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從2010年的10.4%一路下行，降到7.7%，但就業的情況、特別是低技術水平勞動者的就業情況卻比以前來得好。據國家統計局報告，2013年原來要求城鎮新增就業900萬人，實際完成1310萬人；2014年前三季度增長率再下一個台階，但就業情況比2013年還好一點。實際的情況可能沒有統計數字那麼好，但就業情況有所改善是肯定的。
為什麼發生這樣的情況？主要原因在於服務業加快了發展。
服務業的發展曾經是整個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我國的「十一五規劃」總結「十五」的經驗，提出要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核心是提高效率。我的《中國增長模式的抉擇》這本書講到了當時討論的提高效率的四個主要源泉。第一，是讓農民工變成市民，成為有知識、有技術的勞動者。第二，是要實現製造業的服務化，或者說，產業鏈向微笑曲線的兩端延伸，實現製造業的服務化。第三，是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第四，是用現代信息技術改造整個國民經濟，而信息產業從本質上說，或者說它的主要的成分，就是服務業。所以總而言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效率的要點，就是要發展服務業。
但是很可惜，「十一五」期間並沒有做到這一點，有些地方稍有改善，有些地方甚至有所退步。但是最近兩年的情況發生了改變。服務業的發展明顯加快。原來一直是製造業一枝獨秀，到2012年兩個產業的增長率並駕齊驅。2013年服務業進一步提高了增長率，第三產業第一次成為中國第一大的產業。
這種變化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過去政府三令五申要求發展服務業，它卻發展不起來，為什麼這兩年突然發生了改變呢？看來看去，就是我們從十八大前開始的，十八大後更進一步推廣的兩項改革推動了服務業的發展。
第一項改革是2012年從上海開始、接著很快在全國推開的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改增」）改革。財稅部門把「營改增」列在為企業「減負」項下。目前中國企業的稅負太重，減負是應該的，但這並不是最主要的。經濟學家之所以主張全面推廣「營改增」，是因為他們相信亞當?斯密所說，分工是推動經濟發展最主要動力的道理。營業稅由於存在轉移價值要重復征稅的問題，是一種妨礙分工深化的稅種。增值稅只對增加價值征稅，就不存在這個問題。所以營改增有利於分工深化。這在服務業，例如電商服務表現得十分明顯。
第二項改革就是2012年從廣東開始，本屆政府把它規定為轉變政府職能的重要內容的工商登記便利化改革。有些地方這兩年新登記的工商戶增長了百分之幾十。
目前在就業領域內存在的一個問題，是大學畢業生、有學位的研究生就業存在一定的困難，有些人拿到的薪酬甚至比保姆還低。這是跟經濟發展模式沒有實現根本性轉變有關的。這說明就業方面有些問題還要進一步解決，但是總體情況還是不錯的。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剛才講的這兩項改革僅僅是全面深化改革序幕期間的小試牛刀，雖然它們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效率的問題，但是小試牛刀尚且能夠起這么好的作用，應該增強我們對於改革能夠解決問題的信心。中國提高效率的餘地是很大的，問題在於落後體制的掣肘。所以關鍵在於堅決執行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的決議，堅定有序地推進改革。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從經濟改革來說，有些改革項目正在有序推進。比如說金融的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改革的進度甚至比原來預想的還快一些。財政改革在得到深改小組批准以後，正在正常推進。從國務院這邊來說，簡政放權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效，它的成果有待鞏固和進一步擴大。
我個人認為，從今年的執行情況看，有些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
首先是國有經濟的改革。在深改小組的336項改革分工中，國有經濟改革方案由四個單位牽頭制定。其中，只有一個國有企業領導人員薪酬改革方案已經公布實施。不過在我看來，這項改革只是現有體制下應答民眾和行政部門官員質疑的措施。其餘的方案還沒有看到。但是從有關部委官員公開發表的文章可以看到，他們對於十八屆三中全會有關國有資產管理從直接管企業轉向以管資本為主存在認識上的差別。最近深改領導小組直接派出八個調查組到各地對國有經濟進行調查，這預示著國有經濟改革將在深改小組直接把握下加快。
還有一項重要的改革項目是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進行的實驗。它的意義非常重大，因為它是中國的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涉及的問題不僅事關上海，而且事關中國採取什麼樣的國際戰略和建立什麼樣的對外經濟體系。
上海自貿試驗區經驗在其他地區、乃至全國的推廣，不但對於形成進一步開放的體制，而且對於建設我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都會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這一點在負面清單的引進上已經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市場進入要實行負面清單制度，本來是在中美雙邊投資談判中指出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要求在國內市場上也實行負面清單制度。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對於建設我國法治的市場經濟體制具有基礎性的意義。李總理說得很對，在法治化的市場經濟中，對於企業來說，法不禁止即可為，對於政府來說，法無授權就不可為。如果真能實現這個，我們的市場體系就大進一步，接近於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所說的「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了。
⑵ 如何自覺踐行新發展思路，多策破解經濟下行壓力，著力推動經濟穩步向好
新常態需要新心態新作為 尊重並積極引領經濟新常態
經濟增長速度由什麼因素決定？目前有許多人用消費、投資和出口等
「三駕馬車」的狀況來解釋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他們認為，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是因為由消費、投資和出口構成的總需求不足，而總需求是可以用宏觀經濟
政策來加以調節的，因此，政府應當採取有力措施「擴需求」，「保增長」。十分明顯，人們在這里運用的，其實是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即使認為凱恩斯主
義的理論是正確的，用它來分析中國的長期增長問題，也是一種誤用。在我看來，一個國家的長期增長走勢，是由支持經濟增長的勞動、資本、效率等基本因素的狀
況決定的。因此，我們只能用產出總量由勞動、資本、效率等基本因素的狀況決定的「生產函數」作為基本的分析框架來進行分析。
經濟增長的第一個驅動因素是勞動力的增加。過去30多年高速增長得到了「人口紅利」，即大量新增勞動力的支持。但是，早在本世紀初，中國社
科院的蔡昉教授就已指出 「劉易斯拐點」（富餘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情況發生逆轉）的出現，「人口紅利」會逐步縮減以至消失。這種情況現已表現得愈來愈明顯。
第二個驅動因素是資本的增加，即投資。從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來，中國一直是靠大規模投資拉動經濟。經濟學家對投資拉動經濟造成的消極後果
做過許多分析。例如，馬克思在《資本論》里就已指出，當時資本主義國家採取的投資拉動的增長方式，必然引起生產過剩、需求不足的經濟問題和無產階級貧困
化、階級矛盾尖銳化的社會問題。多年來，我們主要靠大規模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到20世紀末期，資源耗竭、環境破壞、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變得愈來愈突出。近
年來，不但以上矛盾日益激化，而且造成了宏觀經濟的失衡。這集中表現為國民資產負債表特別是其中地方政府和企業資產負債表的杠桿率（負債率）過高。如果繼
續用大量投資去拉動增長，就會進一步提高杠桿率，甚至導致系統性風險的發生。
第三個驅動因素是經濟效率的提高。我國的經濟效率在改革開放以後比起改革開放以前有所提高，主要原因是：第一，市場化改變了過去城鄉隔絕的
狀態，大量農村用的資源，包括勞動力和土地轉入城市，得到了相對高效的利用。第二，開放以後引進外國設備、學習外國技術，很快縮小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
水平差距，推動了效率提高。這些都使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對增長的貢獻率增加。但是，這種情況在本世紀初發生了變化。首先，不論是人口城市化還是土地城市化
的速度都在放緩。其次，經過2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的一般生產技術水平與發達國家日益接近。這樣，用學習引進的方法提高技術水平的空間就不那麼大了。哪怕
是引進外國技術，也要經過消化以後的再創新。這時，原有的體制缺陷就表現出來了。許多經濟學家對中國潛在生產力的研究都表明，從本世紀初開始，效率提高對
於增長的貢獻率開始下降。
在驅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都發生推力下降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就面臨會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實即原來支撐經濟增長的一些動力開始減退，如果找不到新動力，就可能陷入陷阱，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而無法超越。
以上分析說明，我們面臨的一項迫切任務，就是找到新增長動力。根據理論分析和各國的歷史經驗，這個新動力集中到一點，就是技術創新和效率提高。
要以冷靜的平常心態來對待GDP的減速
既然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入中速增長是客觀因素決定的，我們就只能用平常心態來對待它。所謂用平常心態對待，就是不要急急忙忙用強刺激和大規模投資的老辦法去把增長速度拉起來。
2009年以來的經歷表明，用強刺激的辦法去拉動經濟增長，時效變得越來越短。經濟學所說的「投資回報遞減規律」的作用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
了。另外，用強刺激的辦法，大規模進行投資，投資回報又很差，結果就使宏觀經濟狀況變得越來越脆弱。不管是各級地方政府的負債率，還是企業的負債率，都增
長得非常快，已經達到甚至超出公認的警戒線。最近個別企業資金鏈斷裂、「跑路」的事件頻頻發生，一些地方政府發生償債困難，都發出了警示信號。資產負債表
狀況的惡化蘊含著系統性風險。一些曾經有過長時期高速增長的東亞國家，比如日本，在爆發了系統性危機以後不但喪失了原來的優勢，還造成了國民經濟長期低
迷。這是我們必須竭力避免的。
必須努力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
用平常心去對待經濟減速的新態勢，不等於說我們可以無所作為。如果我們不能在GDP增長減速的情況下改善增長質量，優化結構和提高增長效
率，過去被GDP數量所掩蓋的經濟和社會矛盾就會暴露並趨於激化。具體表現，一個就是使減速過快，造成很多問題。另外，在增長速度降低的同時如果不能通過
提高增長質量得到彌補，我們就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許多社會的物質文化需要就無法得到滿足，許多歷史欠賬無法得到補償。如果減速的同時能夠提高增長的
質量，提高增長中效率的貢獻度，雖然數量增加得少了，可是人民和整個經濟所得到的實際好處會比過去的低效率、高增長時期還要多。
從國際范圍內看，有一些國家因為它的增長主要是靠效率提高，所以有個3%、4%、5%的增長率就是很好的情況了。我們也應該爭取這樣的結果。所以，現在不應該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拉動經濟增長的數量上，而是集中到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優化結構和提高效率上。
在較高效率支撐下的中速增長，才是一種合意可欲的新常態。
提高經濟增長質量要靠推進改革
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優化結構和提高效率，對於中國來說並不是一個新問題。改革開放剛開始，全國人大在1981年12月批准了國務院提出的經
濟建設十大方針。它環繞的一個核心內容就是提高效率（當時叫做「效益」）。
到1995年制定「九五計劃」時，就明確提出了「實現兩個根本轉變」的方針。第一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轉變」，即從主要靠投資驅動的增
長方式，轉變到主要靠技術創新和效率提高驅動的增長方式。第二是「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後一轉變是前一轉變的基礎。
幾十年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方針在不同時期的執行情況差別很大。問題在於，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要靠經濟體制以及其他社會
政治體制的轉變來推動。「九五」改革的力度比較大，轉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十五」、「十一五」期間經濟發展方式轉型顯得不那麼有力，以至於到「十一
五」最後一年的2010年，黨中央提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刻不容緩」。
30多年經濟發展的歷程表明，經濟發展方式轉型進行得好不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體制改革的進度。改革有所推進，體制有所改善，發展方式轉型就容易取得成效；否則即使三令五申，反復動員號召，轉型也還是舉步維艱，成效不大。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推動下確立技術進步、效率提高支持下中速增長的新常態
值得慶幸的是，當前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得到了新的強大推動力。十八大決定全面深化改革，這就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了體制上的基礎。
近年來，一些同志對經濟增長持續減速十分著急，因為按照過去的經驗，經濟增長一減速就會立即導致嚴重的社會經濟後果。但是實際情況沒有那麼
嚴重。特別是近幾年，經濟增速雖然一再探底，但是就業和經濟結構的狀況在改善。最明顯的是普通勞動者就業情況的改善。去年政府預期的城鎮新就業人數是
900萬人，結果完成了1310萬人，達到預期目標的145%。今年把這個預期目標提高到1000萬人，到10月已經完成，全年的情況比去年還會稍有改
善。經濟減速並沒有引起失業增加和社會動盪。
普通勞動者就業情況良好，是和產業結構改善相聯系的。我國的產業結構從前年開始發生了良性改變。過去我國的產業結構一直存在一個問題，就是
第二產業一枝獨秀。2012年第三產業的增長速度和第二產業第一次實現齊平。到去年，第三產業的增長速度進一步超過了第二產業，並使第三產業第一次成為整
個國民經濟的最大產業。今年這個趨勢還在繼續。
為什麼「十一五」反復強調要發展服務業卻沒有取得明顯成效，近年來卻突然發生了改變呢？答案無非是從十八大前開始進行了一些改革。這些改革不算大，但對改善產業結構和增加就業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一項是2012年從上海開始然後很快在全國推廣開來的營業稅改增值稅改革。對於「營改增」，許多人注意的是它減輕稅負的作用，經濟學界關注
和支持的原因卻是這是一項有利於分工深化的改革。營業稅是全額征稅的，分工越細，稅收重復的次數就越多；增值稅是就價值增值征稅的，有利於分工深化。而正
如亞當·斯密所說的，分工正是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推動力量。大家可以看到，「營改增」在全國推廣以後，對分工深化、新行業的出現產生了強大的推動作用。光一
個網路購物就分化出眾多行業：快遞、結算、售後服務等等，增加了許多就業。
另一項改革是2012年從廣東開始、本屆政府把它作為轉變政府職能的重要內容在全國推廣的，這就是工商登記的便利化，它導致新增工商戶數量大大增加，今年前三個季度全國新注冊登記的工商戶數比去年同期又增加了60%。
這只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期間的一些不算很大的改革，我把它叫做小試牛刀。小試牛刀尚且能夠取得這樣的成效，這就證明全面深化改革能夠顯著改善經濟增長的質量，提高效率，從而從根本上解決我們面臨的各種深層次問題。
實現從粗放發展方式向集約發展方式的轉型，這是整個經濟和社會長治久安的重要基礎。只要我們按照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扎實有序地推進改革，就一定能夠使中國經濟在進入中速增長的情況下，增加經濟增長中效率的貢獻度，最終確立我們所希望的新常態。
⑶ 在新常態下用什麼樣的心態擁抱變革，如何提高自身素質和能力主動適應變化
新常態需要新心態新作為
舊常態已經不能維持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中國經濟以高投資支撐的高速增長持續30多年，現在這種舊常態已不可能繼續維持了。GDP增長速度的下降，是由一系列客觀因素決定的，而不以人們的願望為轉移。
經濟增長速度由什麼因素決定？目前有許多人用消費、投資和出口等
「三駕馬車」的狀況來解釋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他們認為，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是因為由消費、投資和出口構成的總需求不足，而總需求是可以用宏觀經濟
政策來加以調節的，因此，政府應當採取有力措施「擴需求」，「保增長」。十分明顯，人們在這里運用的，其實是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即使認為凱恩斯主
義的理論是正確的，用它來分析中國的長期增長問題，也是一種誤用。在我看來，一個國家的長期增長走勢，是由支持經濟增長的勞動、資本、效率等基本因素的狀
況決定的。因此，我們只能用產出總量由勞動、資本、效率等基本因素的狀況決定的「生產函數」作為基本的分析框架來進行分析。
經濟增長的第一個驅動因素是勞動力的增加。過去30多年高速增長得到了「人口紅利」，即大量新增勞動力的支持。但是，早在本世紀初，中國社
科院的蔡昉教授就已指出 「劉易斯拐點」（富餘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情況發生逆轉）的出現，「人口紅利」會逐步縮減以至消失。這種情況現已表現得愈來愈明顯。
第二個驅動因素是資本的增加，即投資。從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來，中國一直是靠大規模投資拉動經濟。經濟學家對投資拉動經濟造成的消極後果
做過許多分析。例如，馬克思在《資本論》里就已指出，當時資本主義國家採取的投資拉動的增長方式，必然引起生產過剩、需求不足的經濟問題和無產階級貧困
化、階級矛盾尖銳化的社會問題。多年來，我們主要靠大規模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到20世紀末期，資源耗竭、環境破壞、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變得愈來愈突出。近
年來，不但以上矛盾日益激化，而且造成了宏觀經濟的失衡。這集中表現為國民資產負債表特別是其中地方政府和企業資產負債表的杠桿率（負債率）過高。如果繼
續用大量投資去拉動增長，就會進一步提高杠桿率，甚至導致系統性風險的發生。
第三個驅動因素是經濟效率的提高。我國的經濟效率在改革開放以後比起改革開放以前有所提高，主要原因是：第一，市場化改變了過去城鄉隔絕的
狀態，大量農村用的資源，包括勞動力和土地轉入城市，得到了相對高效的利用。第二，開放以後引進外國設備、學習外國技術，很快縮小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
水平差距，推動了效率提高。這些都使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對增長的貢獻率增加。但是，這種情況在本世紀初發生了變化。首先，不論是人口城市化還是土地城市化
的速度都在放緩。其次，經過2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的一般生產技術水平與發達國家日益接近。這樣，用學習引進的方法提高技術水平的空間就不那麼大了。哪怕
是引進外國技術，也要經過消化以後的再創新。這時，原有的體制缺陷就表現出來了。許多經濟學家對中國潛在生產力的研究都表明，從本世紀初開始，效率提高對
於增長的貢獻率開始下降。
在驅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都發生推力下降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就面臨會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實即原來支撐經濟增長的一些動力開始減退，如果找不到新動力，就可能陷入陷阱，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而無法超越。
以上分析說明，我們面臨的一項迫切任務，就是找到新增長動力。根據理論分析和各國的歷史經驗，這個新動力集中到一點，就是技術創新和效率提高。
要以冷靜的平常心態來對待GDP的減速
既然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入中速增長是客觀因素決定的，我們就只能用平常心態來對待它。所謂用平常心態對待，就是不要急急忙忙用強刺激和大規模投資的老辦法去把增長速度拉起來。
2009年以來的經歷表明，用強刺激的辦法去拉動經濟增長，時效變得越來越短。經濟學所說的「投資回報遞減規律」的作用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
了。另外，用強刺激的辦法，大規模進行投資，投資回報又很差，結果就使宏觀經濟狀況變得越來越脆弱。不管是各級地方政府的負債率，還是企業的負債率，都增
長得非常快，已經達到甚至超出公認的警戒線。最近個別企業資金鏈斷裂、「跑路」的事件頻頻發生，一些地方政府發生償債困難，都發出了警示信號。資產負債表
狀況的惡化蘊含著系統性風險。一些曾經有過長時期高速增長的東亞國家，比如日本，在爆發了系統性危機以後不但喪失了原來的優勢，還造成了國民經濟長期低
迷。這是我們必須竭力避免的。
必須努力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
用平常心去對待經濟減速的新態勢，不等於說我們可以無所作為。如果我們不能在GDP增長減速的情況下改善增長質量，優化結構和提高增長效
率，過去被GDP數量所掩蓋的經濟和社會矛盾就會暴露並趨於激化。具體表現，一個就是使減速過快，造成很多問題。另外，在增長速度降低的同時如果不能通過
提高增長質量得到彌補，我們就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許多社會的物質文化需要就無法得到滿足，許多歷史欠賬無法得到補償。如果減速的同時能夠提高增長的
質量，提高增長中效率的貢獻度，雖然數量增加得少了，可是人民和整個經濟所得到的實際好處會比過去的低效率、高增長時期還要多。
從國際范圍內看，有一些國家因為它的增長主要是靠效率提高，所以有個3%、4%、5%的增長率就是很好的情況了。我們也應該爭取這樣的結果。所以，現在不應該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拉動經濟增長的數量上，而是集中到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優化結構和提高效率上。
在較高效率支撐下的中速增長，才是一種合意可欲的新常態。
提高經濟增長質量要靠推進改革
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優化結構和提高效率，對於中國來說並不是一個新問題。改革開放剛開始，全國人大在1981年12月批准了國務院提出的經
濟建設十大方針。它環繞的一個核心內容就是提高效率（當時叫做「效益」）。
到1995年制定「九五計劃」時，就明確提出了「實現兩個根本轉變」的方針。第一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轉變」，即從主要靠投資驅動的增
長方式，轉變到主要靠技術創新和效率提高驅動的增長方式。第二是「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後一轉變是前一轉變的基礎。
幾十年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方針在不同時期的執行情況差別很大。問題在於，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要靠經濟體制以及其他社會
政治體制的轉變來推動。「九五」改革的力度比較大，轉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十五」、「十一五」期間經濟發展方式轉型顯得不那麼有力，以至於到「十一
五」最後一年的2010年，黨中央提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刻不容緩」。
30多年經濟發展的歷程表明，經濟發展方式轉型進行得好不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體制改革的進度。改革有所推進，體制有所改善，發展方式轉型就容易取得成效；否則即使三令五申，反復動員號召，轉型也還是舉步維艱，成效不大。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推動下確立技術進步、效率提高支持下中速增長的新常態
值得慶幸的是，當前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得到了新的強大推動力。十八大決定全面深化改革，這就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了體制上的基礎。
近年來，一些同志對經濟增長持續減速十分著急，因為按照過去的經驗，經濟增長一減速就會立即導致嚴重的社會經濟後果。但是實際情況沒有那麼
嚴重。特別是近幾年，經濟增速雖然一再探底，但是就業和經濟結構的狀況在改善。最明顯的是普通勞動者就業情況的改善。去年政府預期的城鎮新就業人數是
900萬人，結果完成了1310萬人，達到預期目標的145%。今年把這個預期目標提高到1000萬人，到10月已經完成，全年的情況比去年還會稍有改
善。經濟減速並沒有引起失業增加和社會動盪。
普通勞動者就業情況良好，是和產業結構改善相聯系的。我國的產業結構從前年開始發生了良性改變。過去我國的產業結構一直存在一個問題，就是
第二產業一枝獨秀。2012年第三產業的增長速度和第二產業第一次實現齊平。到去年，第三產業的增長速度進一步超過了第二產業，並使第三產業第一次成為整
個國民經濟的最大產業。今年這個趨勢還在繼續。
為什麼「十一五」反復強調要發展服務業卻沒有取得明顯成效，近年來卻突然發生了改變呢？答案無非是從十八大前開始進行了一些改革。這些改革不算大，但對改善產業結構和增加就業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一項是2012年從上海開始然後很快在全國推廣開來的營業稅改增值稅改革。對於「營改增」，許多人注意的是它減輕稅負的作用，經濟學界關注
和支持的原因卻是這是一項有利於分工深化的改革。營業稅是全額征稅的，分工越細，稅收重復的次數就越多；增值稅是就價值增值征稅的，有利於分工深化。而正
如亞當·斯密所說的，分工正是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推動力量。大家可以看到，「營改增」在全國推廣以後，對分工深化、新行業的出現產生了強大的推動作用。光一
個網路購物就分化出眾多行業：快遞、結算、售後服務等等，增加了許多就業。
另一項改革是2012年從廣東開始、本屆政府把它作為轉變政府職能的重要內容在全國推廣的，這就是工商登記的便利化，它導致新增工商戶數量大大增加，今年前三個季度全國新注冊登記的工商戶數比去年同期又增加了60%。
這只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期間的一些不算很大的改革，我把它叫做小試牛刀。小試牛刀尚且能夠取得這樣的成效，這就證明全面深化改革能夠顯著改善經濟增長的質量，提高效率，從而從根本上解決我們面臨的各種深層次問題。
實現從粗放發展方式向集約發展方式的轉型，這是整個經濟和社會長治久安的重要基礎。只要我們按照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扎實有序地推進改革，就一定能夠使中國經濟在進入中速增長的情況下，增加經濟增長中效率的貢獻度，最終確立我們所希望的新常態。
⑷ 國家統計局新常態下政策是什麼
日前，國家統計局發布了5月份主要經濟指標數據。在主要經濟指標仍處於合理區間的同時，就業形勢成了媒體關注的熱點。為此，《中國信息報》記者采訪了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高級統計師張志斌。
記者：就業一直是政府和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的重要領域。在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的情況下，當前的就業形勢表現如何？
答：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就業問題，始終把就業作為民生之本，作為增加百姓收入的重要舉措。雖然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但從剛剛發布的數據來看，5月份國民經濟仍運行在合理區間，部分經濟指標出現了回暖跡象。根據國家統計局月度勞動力調查結果，就業形勢保持總體穩定，初步統計，5月份大城市調查失業率仍為5.1%左右，比上月有所下降。
記者：從調查數據來看，就業形勢發生了哪些變化，有何特點？
答：通過對就業人員的戶籍和年齡情況進行分析，我們發現外來非農戶籍失業率和青年失業率降幅較大，是5月份就業情況的兩個突出表現。
5月份，本地非農業戶籍人口，也就是城鎮居民的失業率比上月下降了0.05個百分點左右，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0.25個百分點。外來非農業戶籍人口失業率比上月和去年同期下降均在0.2個百分點左右。
青年人就業大家都非常關心。5月份，城鎮16-24歲青年人口失業率比上月降低0.25個百分點左右，比去年同期降低0.15個百分點左右。其中，20-24歲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青年失業率比上月和去年同期降幅均超過1個百分點。以上數據表明，當前就業壓力較大的青年人和年輕大學生失業率都有所下降，而且降幅不低。
記者：出現這些積極變化的原因是什麼？
答：經濟平穩運行是前提，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促進就業創業政策舉措發揮了重要作用。
雖然我國經濟增速有所回落，但總體平穩，且創造的經濟總量還在擴大，對勞動力的需求也在增加。特別是當前我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服務業快速發展，有助於增加勞動力需求，促進勞動力結構的改善。這為就業穩定打下了重要基礎。
尤為重要的是，今年以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戰略的實施，極大激發了大眾創業熱情，擴展了就業空間，也帶動了就業增長。我們可以看以下幾個數據。一是商事制度改革後，新登記注冊企業數量呈「井噴」式增長。根據工商總局數據，僅今年4月，全國新登記注冊市場主體134.6萬戶，同比增長12.0%，其中個體工商戶93.5萬戶，增長17.1%。在去年高增長的情況下繼續保持較快增長，市場新主體快速成長。二是從國家統計局開展的勞動力調查數據看，5月份，創業人員佔全部就業人員的比重比1月份上升了0.12個百分點，這說明就業人員中創業人員佔比有所增加，更多的人選擇了創業。為創業做准備的失業人員佔全部失業人員的比重比1月份上升了0.17個百分點，這說明更多的失業人員正在准備創業，而非等待或者尋找工作。在新增的創業以及准備創業的人員中，大專以上學歷人員佔56.51%，這說明更多的高學歷人員開始選擇創業，將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緩解「大學生就業難」問題。由此可見，新常態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效果有所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