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匯率背景

1. 美元對人民幣匯率變動形成的經濟背景

2大背景
美國經濟疲軟，剛剛恢復經濟活力，美聯儲加緊印鈔機
中國人民幣匯改，以第二個為主
人民幣自2005年匯改升值以來，對美元首次連續貶值，從2014年初的最高點6.05貶到了2015年底的6.49，貶值幅度「高達」7%，引發了一場人民幣貶值的輿論炒作。近十年來，西方媒體一直在是說人民幣「不公平」地低估，要求人民幣繼續大幅升值，現在論調全變了，改而「預測」人民幣會貶到什麼位置去。典型的說法是2016年底貶到7「懸念不大」。這個前後矛盾說明，西方想通過輿論炒作影響人民幣匯率。新手投資外匯或者人民幣最好先去模擬欄目，看看基礎知識和人民幣相關背景，才能測匯率走勢

2. 中國匯率變化

針對中國這么一個封閉的市場(之前人民幣在境外不能交易，因為境外沒有人民幣，目前雖然離岸人民幣兌換市場已逐步發展起來，但目前對國內人民幣匯率的定價沒有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作用，暫時不考慮境外人民幣市場對境內市場的影響，即假設境內仍是個封閉的市場)，國際收支出現順差，代表外幣資金(美元)凈流入，凈流入部分的大部分會在境內變成外幣資金的凈賣出，如果凈賣出部門需要讓市場進行消化，則美元要下跌人民幣要升值；反之國際收支出現逆差，一般來說美元會升值，人民幣會貶值。所以你的說法的對的。
但對於美元，歐元這種貨幣在全球自由流通的貨幣，國際收支順差和逆差對匯率的影響作用會小很多。

3. 在美國用人民幣兌換美元和在中國的匯率一樣嗎

一樣。

固定匯率制是以本位貨幣本身或法定含金量作為確定匯率的基準，各國貨幣間的匯率基本固定，其波動限制在一定幅度之內的匯率制度。

固定匯率制分以下兩類：

(1) 金本位制下的固定匯率制。其特點是： 決定各國貨幣匯率的基礎是各國金鑄幣含金量之比，即鑄幣平價；市場匯率隨外匯供求關系的變化圍繞鑄幣平價上下波動；匯率的波動受黃金輸送點的制約，相對穩定；匯率的形成是自發的，各國沒有專門制訂和管理匯率的機構，國際間對於匯率也沒有統一的安排和規定。

(2) 紙幣流通制度下的固定匯率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制，規定基金組織會員國的貨幣根據法定含金量與美元建立固定比價，即黃金平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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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措施

1、運用貨幣政策

運用貨幣政策主要是通過調整貼現率使利率發生變動，引起本國幣值發生變動和刺激國際資本流動，以引起外匯供求狀況改變，進而引起匯率變動。當匯率上升，有超過匯率波動上限趨勢時，該國貨幣當局常常提高貼現率，帶動利率總體水平的上升。

這一方面使通貨收縮，本幣實際幣值提高；另一方面吸引外國資本流入，增加本國的外匯收入，從而減少國際收支逆差，使本幣匯率上升、外幣匯率下降，使匯率維持在規定的波動范圍之內。

當匯率下跌、低於規定下限時，則降低貼現率、帶動利率總體水平的下降，使國內貨幣供給增加、本幣對內價值降低、資本外流，本國外匯需求增加，最終使匯率在規定的幅度內變化。

2、調整外匯黃金儲備

一國為了滿足其對外政治、經濟往來需要，都必須保有一定數量黃金和外匯儲備，黃金和外匯儲備不僅是國際交往的周轉金，也是維持匯率穩定的後備力量，還是彌補國際收支逆差的手段之一。

管理當局經常利用所掌握的黃金和外匯儲備，通過參與外匯市場上的交易（買賣外匯）平抑外匯供求關系 ，以維持匯率在規定的上下限內波動。

3、實行外匯管制

一國國際收支狀況異常嚴峻和國際收支長期惡化，黃金外匯儲備不足,無力在外匯市場上大量買賣外匯以進行干預，則藉助於外匯管制手段，如直接限制外匯支出、 甚至直接控制匯率的變動。

4. 美元指數的產生背景

1944年，經過激烈的爭論後英美兩國達成共識，美國於當年5月邀請參加籌建聯合國的44國政府代表在美國布雷頓森林舉行的會議，簽訂了《布雷頓森林協定》，建立了金本位制崩潰後的第二個國際貨幣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這一體系的核心是「雙掛鉤」制度，即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美元處於中心地位，起世界貨幣的作用，而美國則承擔以官價兌換黃金的義務。實際是一種新的金匯兌本位制，在布雷頓貨幣體制中，黃金在流通和在國際儲備方面的作用都有所降低，而美元成為這一體系中的主角。但因為黃金是穩定這一貨幣體系的最後屏障，所以黃金的價格及流動仍受到較嚴格的控制，各國禁止居民自由買賣黃金，這導致市場機制難以有效地發揮作用。
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是否能順利運轉與美元的信譽和地位密切相關。到20世紀60～70年代，美國深陷越南戰爭的泥潭，財政赤字巨大，國際收入情況惡化，美元的信譽受到極大的沖擊，爆發了多次美元危機。大量資本出逃，各國紛紛拋售自己手中的美元，搶購黃金，使美國黃金儲備急劇減少，倫敦金價暴漲。
20世紀60年代後期，美國進一步擴大了侵越戰爭，國際收支進一步惡化，美元危機再度爆發。美國再也沒有維持黃金官價的能力，經與黃金總庫(Gold Pool)成員協商後，宣布不再按每盎司35美元官價向市場供應黃金，市場金價自由浮動，但各國政府或中央銀行仍按官價結算，從此開始了市價和官價並存的黃金雙價制階段。但雙價制也僅維持了三年的時間。歐洲國家採取了「請君入瓮」的策略，既然美國拒不提高黃金價格，讓美元貶值，它們就以手中的美元兌換美國的儲備黃金。
當1971年8月傳出法國等西歐國家要以美元大量兌換黃金的消息後，美國於1971年8月15日不得不宣布停止履行對外國政府或中央銀行以美元向美國兌換黃金的義務。1971年12月以《史密森協定》為標志，美元對黃金貶值，同時美聯儲拒絕向國外中央銀行出售黃金。至此，美元與黃金掛鉤的體制名存實亡。1973年3月因美元貶值，再次引發了歐洲拋售美元、搶購黃金的風潮。西歐和日本外匯市場不得不關閉了17天。經過磋商，最後達成協議，西方國家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至此，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完全崩潰。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浮動匯率製取代了固定匯率制。從此，福匯環球金匯外匯交易進入市場化階段，進而外匯市場發展成為全球最大而且最活躍的金融市場，也是當今世界上流動性最強的市場。美元是當今所有貨幣中最強的強勢貨幣，各國的外匯儲備中最主要的外匯是美元，在國際市場上，絕大多數商品是以美元標價的。因此，美元的動向和漲跌是所有交易者最關心的事項。這時就需要一個反映美元在外匯市場上整體強弱的指標，即美元指數。
美元指數並非來自芝加哥期貨交易所(CBOT)或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而是出自紐約棉花交易所(NYCE)。紐約棉花交易所建立於1870年，初期由一群棉花商人及中介商組成，是紐約最古老的商品交易所，也是全球最重要的棉花期貨與期權交易所。在1985年，紐約棉花交易所成立了金融部門，正式進軍全球金融商品市場，首先推出的便是美元指數期貨。1986年，又推出了美元指數期貨期權。盡管比外匯期貨晚出現13年，但由於迎合了市場需要，獲得了成功，並使美元指數成為市場人士十分關注的一個重要經濟指標。

5. 我國匯率制度改革的歷史及背景

變革歷程：

1979年至1984年：人民幣經歷了從單一匯率到雙重匯率再到單一匯率的變遷。

1985年至1993年：人民幣對外幣官方牌價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向雙匯率回歸。

1994年：中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取消外匯留成和上繳，建立銀行之間的外匯交易市場，改進匯率形成機制。

2005年：中國建立健全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影響匯率制度的重要事件：

人民幣匯率1994年以前一直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制定並公布。

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匯率並軌以後，實施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中國銀行，德意志銀行等七家銀行根據前一日銀行間外匯市場形成的價格，公布人民幣對美元等主要貨幣的匯率，各銀行以此為依據，在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浮動幅度內自行掛牌。

2015年：在制定當日人民幣中間價時，首先參考上日「收盤匯率」，即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人民幣兌美元收盤匯率（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的供需狀況。

同時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即在一籃子貨幣兌美元匯率有所變化情況下為保持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基本穩定所要求的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匯率的調整幅度。各家做市商可以根據對不同籃子的權重選擇不同從而報出不同中間價。

形成背景：

1994年以前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新中國成立以來至改革開放前，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人民幣匯率由國家實行嚴格的管理和控制。

根據不同時期的經濟發展需要，改革開放前我國的匯率體制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單一浮動匯率制（1949～1952年）、五六十年代的單一固定匯率制（1953～1972年）和布雷頓森林體系後以「一籃子貨幣」計算的單一浮動匯率制（1973～1980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進入了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的改革開放新時期。為鼓勵外貿企業出口的積極性，我國的匯率體制從單一匯率制轉為雙重匯率制。

經歷了官方匯率與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並存（1981～1984年）和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1985～1993年）兩個匯率雙軌制時期。其中，以外匯留成制為基礎的外匯調劑市場的發展，對促進企業出口創匯、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收支平衡和中央銀行調節貨幣流通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的人民幣雙軌制的弊端逐漸顯現出來。一方面多種匯率的並存，造成了外匯市場秩序混亂，助長了投機；另一方面，長期外匯黑市的存在不利於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和人民幣的信譽。外匯體制改革的迫切性日益突出。

1994～2005年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要求，「改革外匯體制，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范的外匯市場，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貨幣。」

1993年12月，國務院正式頒布了《關於進一步改革外匯管理體制的通知》，採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具體包括，實現人民幣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價格並軌；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取消外匯留成，實行結售匯制度；建立全國統一的外匯交易市場等。

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正式並軌，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企業和個人按規定向銀行買賣外匯，銀行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進行交易，形成市場匯率。中央銀行設定一定的匯率浮動范圍，並通過調控市場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

1997年以前，人民幣匯率穩中有升，海內外對人民幣的信心不斷增強。但此後由於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為防止亞洲周邊國家和地區貨幣輪番貶值使危機深化，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主動收窄了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

隨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逐步減弱，近幾年來我國經濟持續、平穩較快發展，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金融領域改革取得了新的進展，外匯管制進一步放寬，外匯市場建設的深度和廣度不斷拓展，為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創造了條件。

黨中央、國務院於2005年7月21日出台了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改革的內容是，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按照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

根據對匯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測算，人民幣對美元即日升值2%，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兩個多月來，人民幣匯率制度有序過渡，平穩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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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人民幣匯率制度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人民幣的升值預期，有利於縮小國際收支差距，對於我國金融市場的維護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從一些層面方面看，這一匯率制度依然存在諸多不足之處，比如人民幣匯率因素貿易巨額順差關系太過密切。

「外需」變身為「內需」將推動國內資產泡沫迅速形成，還有一旦人民幣匯率出現拐點，升值預期的消失將導致投機人民幣升值的外資大量出逃等，這些問題都需逐步加以完善。

從長遠來看人民幣匯率應適用浮動匯率安排，而近中期內應完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是我國人民幣改革的方向所在，也是中心所在。

6. 各位老師，我想問一下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與美國對中國的GDP之間有什麼關系。

兩國GDP的比例和貨幣匯率的比例並不成正比。但GDP確實會對匯率產生影響。

一國的GDP大幅增長，反映出該國經濟發展蓬勃，國民收入增加，消費能力也隨之增強。在這種情況下，該國中央銀行將有可能提高利率，緊縮貨幣供應，國家經濟表現良好及利率的上升會增加該國貨幣的吸引力。反過來說，如果一國的GDP出現負增長，顯示該國經濟處於衰退狀態，消費能力減低。這時，該國中央銀行將可能減息以刺激經濟再度增長，利率下降加上經濟表現不振，該國貨幣的吸引力也就隨之降低了。

因此，一般來說，高經濟增長率會推動本國貨幣匯率的上漲，而低經濟增長率則會造成該國貨幣匯率下跌。例如，1995--1999年，美國GDP的年平均增長率為4.1%，而歐元區11國中除愛爾蘭(9.0%)較高外，法、德、意等主要國家的GDP增長率僅為2.2%、1.5%和1.2%，大大低於美國的水平。這促使歐元自1999年1月1日啟動以來，對美元匯率一路下滑，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貶值了30%。

但實際上，經濟增長率差異對匯率變動產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一是一國經濟增長率高，意味著收入增加，國內需求水平提高，將增加該國的進口，從而導致經常項目逆差，這樣，會使本國貨幣匯率下跌。

二是如果該國經濟是以出口為導向，經濟增長是為了生產更多的出口產品，則出口的增長會彌補進口的增加，減緩本國貨幣匯率下跌的壓力。

三是一國經濟增長率高，意味著勞動生產率提高很快，成本降低，因而改善本國產品的競爭地位而有利於增加出口，抑制進口;並且經濟增長率高使得該國貨幣在外匯市場上被看好，因而該國貨幣匯率會有上升的趨勢。

你可以對比一下美國GDP、中國GDP的改變，和美元/人民幣匯率的變化

7.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形成背景

1994年以前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新中國成立以來至改革開放前，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人民幣匯率由國家實行嚴格的管理和控制。根據不同時期的經濟發展需要，改革開放前我國的匯率體制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單一浮動匯率制（1949～1952年）、五六十年代的單一固定匯率制（1953～1972年）和布雷頓森林體系後以「一籃子貨幣」計算的單一浮動匯率制（1973～1980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進入了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的改革開放新時期。為鼓勵外貿企業出口的積極性，我國的匯率體制從單一匯率制轉為雙重匯率制。經歷了官方匯率與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並存（1981～1984年）和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1985～1993年）兩個匯率雙軌制時期。其中，以外匯留成制為基礎的外匯調劑市場的發展，對促進企業出口創匯、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收支平衡和中央銀行調節貨幣流通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的人民幣雙軌制的弊端逐漸顯現出來。一方面多種匯率的並存，造成了外匯市場秩序混亂，助長了投機；另一方面，長期外匯黑市的存在不利於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和人民幣的信譽。外匯體制改革的迫切性日益突出。1994～2005年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要求，「改革外匯體制，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范的外匯市場，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貨幣。」1993年12月，國務院正式頒布了《關於進一步改革外匯管理體制的通知》，採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具體包括，實現人民幣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價格並軌；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取消外匯留成，實行結售匯制度；建立全國統一的外匯交易市場等。
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正式並軌，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企業和個人按規定向銀行買賣外匯，銀行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進行交易，形成市場匯率。中央銀行設定一定的匯率浮動范圍，並通過調控市場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
1997年以前，人民幣匯率穩中有升，海內外對人民幣的信心不斷增強。但此後由於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為防止亞洲周邊國家和地區貨幣輪番貶值使危機深化，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主動收窄了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隨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逐步減弱，近幾年來我國經濟持續、平穩較快發展，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金融領域改革取得了新的進展，外匯管制進一步放寬，外匯市場建設的深度和廣度不斷拓展，為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創造了條件。
黨中央、國務院於2005年7月21日出台了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改革的內容是，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按照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根據對匯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測算，人民幣對美元即日升值2%，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兩個多月來，人民幣匯率制度有序過渡，平穩運行。

8. 中美匯率會不會跌到6

雖然目前看起來到6還比較遠，但這種可能性確實存在。
在美國，疫情的影響仍然很嚴重，整個經濟狀況不容樂觀，寬松的貨幣政策還會持續，並且還會有較強的刺激計劃。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元匯率跌的慢點都不錯了。
在中國，疫情控制的非常好，各方面的生產經營活動基本上快要恢復到疫情發生之前，經濟也是穩步增長的態勢。在這樣的背景下，人民幣是走強的基本盤。
兩相比較，一個走弱一個走強，那麼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是逐漸減小的。當前是6.48左右，繼續減小就是朝著6的方向走，當然是有可能跌到6的。

9. 中美關系緊張對匯率的影響

5月9日至10日，在第十一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期間，美方對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征的關稅從10%升至25%，並計劃對額外3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25%關稅。中美貿易再掀波瀾，離岸人民幣匯率一周之內貶值超千點，收於6.845，而且是在美元指數走弱的情況下大幅貶值。中美貿易戰下，人民幣匯率將向何處去?

我們認為，中美貿易沖突迭起勢必帶來人民幣貶值壓力，但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和大幅貶值的空間都沒有。而若中美貿易談判走向緩和，人民幣匯率仍將受到更多支撐：金融對外開放帶來外資流入，以及中美利差短期回到安全區間，是其中比較突出的兩個因素。
看形勢：中美貿易戰勢必帶來人民幣貶值壓力
年初以來，人民幣匯率升值主要是市場供求推動的結果，其核心原因是中美談判取得積極進展提振了市場情緒，而與政策干預關聯不大。而人民幣匯率近期快速貶值，也與中美貿易談判的反復相吻合(圖1)。當前情境，與去年6月下旬美方決定加征關稅後，人民幣匯率的一波急貶有相似之處，但市場供求的主導性更強。當時，人民幣中間價的拆解中可以看到政策助推貶值的影子;而上周人民幣中間價的變化也呈現出這一跡象，但市場供求是主導因素，逆周期因子是否助推貶值有待觀察(圖2)。上周期權市場反映人民幣貶值預期快速躥升，體現中美關系反復導致市場對人民幣匯率的看法轉變。
看美元：人民幣與美元是一枚硬幣的兩面，美元震盪偏強但缺乏持續大幅上行的動能，因此人民幣匯率有階段性的、較有限的貶值壓力
當前，美國經濟「一枝獨秀」的現狀尚未根本改變。近期受困於「火車頭」德國經濟的波折，歐洲經濟復甦之路依然蹣跚反復，只有美國經濟依然保持相對強勢的狀態。不過，今年一季度美國經濟表現強勢，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於中美貿易談判的轉圜、得益於全球風險偏好的回升;而一旦中美貿易關系走向惡化，這一切可能都會打個折扣。根據IMF的測算，對中美之間所有貿易徵收25%的關稅，將使美國的GDP下降0.3%-0.6%，使中國的GDP下降0.5%-1.5%。近期，美國經濟超預期的程度已持續弱於歐洲，其在中美貿易戰中面臨的「雙輸」沖擊，將會進一步限制美元指數上行的空間(圖3)。
看經濟：外部沖擊下需要人民幣匯率更有彈性，機械承諾維護人民幣匯率穩定不太可取
中美貿易戰最直接的沖擊就體現在出口上。2018年11月以來，全球出口增速大幅下挫，全球貿易向2015-2016年的形勢演化。2018年對美國對中國5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征25%關稅，導致這部分商品出口增速從20%下挫至-10%左右;美方此番對中國商品全面徵收25%的關稅，將對中國出口產生重大沖擊。
事實上，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出口凋敝已經構成中國經濟減速的一條主線。2012年，中國出口增速從20%下挫至8%，當年中國GDP增速目標不再「保8」(從9.5%下降到7.9%)，而是把新增就業作為政府工作報告的首要目標。國內政策也只進行了有限的寬松，繼續踐行房地產調控，當年4月12日人民幣匯改也進行了一次比較實質性的改革，將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區間從0.5%擴展到1%;2015年，中國出口增速從6%下挫至-3%，當年8月11日的匯改引入了人民幣中間價的市場定價，國內政策在寬松基礎上又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路。
回顧過去，至少有兩個啟示：1)出口減速是倒逼中國加速改革調整的因素;2)出口減速要求人民幣匯率更有彈性。
當前中美貿易談判正酣，美國率先加征關稅，而中國不加干預，讓人民幣按市場供求方向貶值，是短期博弈的一個層面。但中美貿易談判只要繼續，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和大幅貶值的空間都沒有：大幅升值，不符合當前人民幣匯率並未明顯低估的基本面，也會顯著削弱中國的出口競爭力，並可能加劇不利的資本流動壓力;大幅貶值，不符合秉持重商主義理念、施壓中國迅速削減對美貿易順差的美方訴求。目前來看，中美匯率協議的大框架或與《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的匯率部分相似：更加註重匯率(調整)規則的「公平」，而不以促成美元大幅貶值為目的。何況，人民幣也不是美元指數的構成貨幣!
如果中美貿易談判走向緩和，那麼人民幣匯率仍將受到支撐。
第一個支撐是，金融對外開放帶來外資流入。2019年，受益於MSCI提高A股納入因子、富時羅素GEIS指數集合納入A股、彭博巴克萊指數納入中國債券，海外資金被動流入將大幅增加，規模保守估計在1000億美元以上。對比2018年中國國際收支總差額為1087.7億美元，該體量不容小覷。而且，海外還可能繼續主動增配中國。目前，全球資金對美國資產的配置處於歷史最高水平(超高配)，但新興市場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已經超過60%，中國又是新興市場的佼佼者，海外資金的重新配置有望帶來可觀的外資流入。
第二個支撐是，中美利差短期回到安全區間。
隨著美聯儲暫停加息並於5月啟動停止縮表計劃，年初以來美債收益率震盪下行;倘若中美談判走向緩和，以當前中國經濟展現出的「韌性」，以及中國政府不「走老路」的決心，中國利率下行速度應不會太快。短期內，中美利差能夠提供一定緩沖，但其走向取決於中美貿易戰的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