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匯率制度差異

Ⅰ 世界各國匯率制度

匯率制度是指各國普遍採用的確定本國貨幣與其它貨幣匯率的體系。匯率制度在匯率的確定，匯率的變動等方面都有具體規定，因此，匯率制度對各國匯率的決定有重大影響。回顧和了解匯率制度，可以使我們對國際金融市場上匯率的波動有更深刻的理解。

在國際金融史上，一共出現了三種匯率制度，即金本位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

1、金本位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

1880-1914年的35年間，主要西方國家通行金本位制，即各國在流通中使用具有一定成色和重量的金幣作為貨幣，金幣可以自由鑄造、自由兌換及自由輸出入。在金本位體系下，兩國之間貨幣的匯率由它們各自的含金量之比--金平價（Gold Parity）來決定，例如一個英鎊的含金量為113.0015格林，而一個美元的含金量為23.22格林，則:

1英鎊=113.0015/23.22=4.8665美元

只要兩國貨幣的含金量不變，兩國貨幣的匯率就保持穩定。當然，這種固定匯率也要受外匯供求、國際收支的影響，但是匯率的波動僅限於黃金輸送點（Gold Point）。黃金輸送點是指匯價波動而引起黃金從一國輸出或輸入的界限。匯率波動的最高界限是鑄幣平價加運金費用，即黃金輸出點（Gold Export Point）；匯率波動的最低界限是鑄幣平價減運金費用，即黃金輸入點（Gold Import Point）。

當一國國際收支發生逆差，外匯匯率上漲超過黃金輸出點，將引起黃金外流，貨幣流通量減少，通貨緊縮，物價下降，從而提高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輸出增加，輸入減少，導致國際收支恢復平衡；反之，當國際收支發生順差時，外匯匯率下跌低於黃金輸入點，將引起黃金流入，貨幣流通量增加，物價上漲，輸出減少，輸入增加，最後導致國際收支恢復平衡。由於黃金輸送點和物價的機能作用，把匯率波動限制在有限的范圍內，對匯率起到自動調節的作用，從而保持匯率的相對穩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35年間，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家的匯率從未發生過升貶值波動。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各國停止黃金輸出入，金本位體系即告解體。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各國貨幣基本上沒有遵守一個普遍的匯率規則，處於混亂的各行其是的狀態。金本位體系的35年是自由資本主義繁榮昌盛的「黃金時代」，固定匯率制保障了國際貿易和信貸的安全，方便生產成本的核算，避免了國際投資的匯率風險，推動了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發展。但是，嚴格的固定匯率制使各國難以根據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執行有利的貨幣政策，經濟增長受到較大制約。

2、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

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也可以說是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制。1944年7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勝利的前夕，二戰中的45個同盟國在美國新罕布希爾州（New Hampshire）的布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村召開了「聯合和聯盟國家國際貨幣金融會議」，通過了以美國財長助理懷特提出的懷特計劃為基礎的《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總稱布雷頓森林協定，從此開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了國際貨幣合作機構（1945年12月成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又稱「世界銀行」），規定了各國必須遵守的匯率制度以及解決各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的措施，從而確定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

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匯率制度，概括起來就是美元與黃金掛鉤，其它貨幣與美元掛鉤的「雙掛鉤」制度。具體內容是：美國公布美元的含金量，1美元的含金量為0.888671克，美元與黃金的兌換比例為1盎司黃金=35美元。其它貨幣按各自的含金量與美元掛鉤，確定其與美元的匯率。這就意味著其他國家貨幣都釘住美元，美元成了各國貨幣圍繞的中心。各國貨幣對美元的匯率只能在平價上下各1%的限度內波動，1971年12月後調整為平價上下2.25%波動，超過這個限度，各國中央銀行有義務在外匯市場上進行干預，以保持匯率的穩定。只有在一國的國際收支發生「根本性不平衡」時，才允許貶值或升值。各會員國如需變更平價，必須事先通知基金組織，如果變動的幅度在舊平價的10%以下，基金組織應無異議；若超過10%，須取得基金組織同意後才能變更。如果在基金組織反對的情況下，會員國擅自變更貨幣平價，基金組織有權停止該會員國向基金組織借款的權利。

綜上所述，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實質上是一種可調整的釘住匯率制，它兼有固定匯率與彈性匯率的特點，即在短期內匯率要保持穩定，這類似金本位制度下的固定匯率制；但它又允許在一國國際收支發生根本性不平衡時可以隨時調整，這類似彈性匯率。

1971年8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美元貶值和美元停兌黃金，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崩潰，盡管1971年12月十國集團達成了《史密森協議》，宣布美元貶值，由1盎司黃金等於35美元調整到38美元，匯兌平價的幅度由1%擴大到2.5%，但到1973年2月，美元第二次貶值，歐洲國家及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紛紛退出固定匯率制，固定匯率制徹底瓦解。

固定匯率制解體的原因主要是美元供求與黃金儲備之間的矛盾造成的。貨幣間的匯兌平價只是戰後初期世界經濟形勢的反映，美國依靠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和黃金儲備，高估美元，低估黃金，而隨著日本和西歐經濟復甦和迅速發展，美國的霸權地位不斷下降，美元災加劇了黃金供求狀況的惡化，特別是美國為發展國內經濟及對付越南戰爭造成的國際收支逆差，又不斷增加貨幣發行，這使美元遠遠低於金平價，使黃金官價越來越成為買方一相情願的價格。加之國際市場上投機者抓住固定匯率制的瓦解趨勢推波助瀾，大肆借美元對黃金下賭注，進一步增加了美元的超額供應和對黃金的超額需求，最終美國黃金儲備面臨枯竭的危機，不得不放棄美元金本位，導致固定匯率制徹底崩潰。

3、浮動匯率制度

一般講，全球金融體系自1973年3月以後，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制度就不復存在，而被浮動匯率制度所代替。

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的國家大都是世界主要工業國，如、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等，其他大多數國家和地區仍然實行釘住的匯率制度，其貨幣大都釘住美元、日元、法國法郎等。

在實行浮動匯率制後，各國原規定的貨幣法定含金量或與其他國家訂立紙幣的黃金平價，就不起任何作用了，因此，國家匯率體系趨向復雜化、市場化。

在浮動匯率制下，各國不再規定匯率上下波動的幅度，中央銀行也不再承擔維持波動上下限的義務，各國匯率是根據外匯市場中的外匯供求狀況，自行浮動和調整的結果。同時，一國國際收支狀況所引起的外匯供求變化是影響匯率變化的主要因素－－國際收支順差的國家，外匯供給增加，外國貨幣價格下跌、匯率下浮；國際收支逆差的國家，對外匯的需求增加，外國貨幣價格上漲、匯率上浮。匯率上下波動是外匯市場的正常現象，一國貨幣匯率上浮，就是貨幣升值，下浮就是貶值。

應該說，浮動匯率制是對固定匯率制的進步。隨著全球國際貨幣制度的不斷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1978年4月1日修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文並正式生效，實行所謂「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由於新的匯率協議使各國在匯率制度的選擇上具有很強的自由度，所以現在各國實行的匯率制度多種多樣，有單獨浮動、釘住浮動、彈性浮動、聯合浮動等待。

（1）.單獨浮動（Single Float）。指一國貨幣不與其它任何貨幣固定匯率，其匯率根據市場外匯供求關系來決定，目前，包括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等在內的三十多個國家實行單獨浮動。

（2）.釘住浮動（Pegged Float）。指一國貨幣與另一種貨幣保持固定匯率，隨後者的浮動而浮動。一般地，通貨不穩定的國家可以通過釘住一種穩定的貨幣來約束本國的通貨膨脹，提高貨幣信譽。當然，採用釘住浮動方式，也會使本國的經濟發展受制於被釘住國的經濟狀況，從而蒙受損失。目前全世界約有一百多多個國家或地區採用釘住浮動方式。

（3）.彈性浮動（Elastic Float）。指一國根據自身發展需要，對釘住匯率在一定彈性范圍內可自由浮動，或按一整套經濟指標對匯率進行調整，從而避免釘住浮動匯率的缺陷，獲得外匯管理、貨幣政策方面更多的自主權。目前，巴西、智利、阿根廷、阿富汗、巴林等十幾個國家採用彈性浮動方式。

（4）.聯合浮動（Joint Float）。指國家集團對成員國內部貨幣實行固定匯率，對集團外貨幣則實行聯合的浮動匯率。歐盟（歐共體）11國1979年成立了歐洲貨幣體系，設立了歐洲貨幣單位（ECU），各國貨幣與之掛鉤建立匯兌平價，並構成平價網，各國貨幣的波動必須保持在規定的幅度之內，一旦超過匯率波動預警線，有關各國要共同干預外匯市場。1991年歐盟簽定了《馬斯赫特里特條約》，制定了歐洲貨幣一體化的進程表，1999年1月1日，歐元正式啟動，歐洲貨幣一體化得以實現，歐盟這樣的區域性的貨幣集團已經出現。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過去美元在國際金融的一統天下，正在向多極化發展，國際貨幣體系將向各國匯率自由浮動、國際儲備多元化、金融自由化、國際化的趨勢發展

Ⅱ 近年來，中美兩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存在的分歧是什麼為什麼說人民幣升值要堅持自己的步伐和節奏

匯率政策就是一個國家的經濟主權，人民幣升值要堅持自己的步伐和節奏，人民幣升值空間已不大。

日元升值過快過猛損失慘重

周世儉首先談到，戰後日本就是在超低固定匯率的條件下出口猛增，日本的產品打遍天下無敵手，在1969年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實現了重新崛起。此後美國迫使日本實行浮動匯率，逼迫日元升值，到1995年4月，已從1971年12月的300日元兌1美元升到79日元兌1美元。

周世儉說，任何一個國家的貨幣升值都是有利有弊，利在有利於大家出國旅遊，有利於孩子出國留學，有利於到外國去買東西，有利於進口。曾經一度滿世界都是日本遊客，甚至有媒體驚呼日本在「購買」美國，但在日元大幅升值的情況下，挫傷了日本出口，日本開始出現股市泡沫、房地產泡沫，最後日本泡沫經濟破滅，日本資金以巨虧的代價整個從美國撤回，最終是日本在這場「貨幣戰爭」中打了敗仗。

匯率調整應把握節奏

周世儉表示，人民幣匯率政策應當以日本為前車之鑒。他談到，人民幣匯率從1979年改革開放之初的1．5元人民幣兌1美元貶值到1994年8．7元人民幣兌1美元，這也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階段，其中適度的低匯率政策功不可沒。

2005年4月6日，美國參議院通過提案，要求人民幣匯率必須在6個月內升值27．5％。人民幣從2007年10月19日開始進入了加速升值的階段，短短9個月人民幣便升了11個點。這給我國的外貿出口企業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和損失，2008年7月16日，人民幣停止升值，一直持續到今年6月19日，以此挽救外貿出口企業。不僅如此，人民幣升值還招來了境外熱錢的湧入。

匯率政策是國家經濟主權

「我早在2006年4月16日，就喊出了匯率政策是一個國家的經濟主權，不以別國的意志為轉移，貨幣的立場是要促進本國經濟發展，而不是有利於外國經濟的發展。」周世儉表示，中國要認真吸取日元大幅升值的慘痛教訓，日元升值最大的教訓是過快、過猛、過度。「人民幣升值要堅持自己的步伐和節奏，我國匯率改革實行的是主動性、堅定性和可控性三個原則，具體操作是窄幅波動。」

周世儉談到，今年下半年我國將恢復浮動匯率，加大人民幣彈性，目的是使之市場化，但不是一味的升值，人民幣可能升值，也可能貶值。從2008年到現在，我們的外貿順差以每年減少一千億以上大幅度下降，並且去年我國的旅遊外匯60年來首次出現了逆差，周世儉由此判斷，未來人民幣升值的空間不大，充其量2個百分點。

Ⅲ 匯率制度的種類及區別 急~~ 謝謝

匯率制度的種類包括固定匯率以及浮動匯率。

固定匯率是基本固定，匯率的波動幅度限制在一個規定的范圍內的匯率。在金本位制下，黃金輸送點是匯率波動的界限。二戰以後，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規定，會員國的貨幣平價一律以一定數量的黃金或美元來表示，成員國的貨幣匯率，僅能按金平價之比在一定幅度內作上下限各1％的浮動。當某國貨幣對美元的匯率波動超過這一幅度時，該國官方有義務將匯率波動限制在規定上下限之內。

浮動匯率制指——某個國家中央銀行不規定本國貨幣與他國貨幣的官方匯率，聽任匯率由外匯市場自發地決定。浮動匯率制又分為自由浮動與管理浮動。自由浮動又稱「清潔浮動」，指中央銀行對外匯市場不採取任何干預活動，匯率完全由市場力量自發地決定；管理浮動又稱「骯臟浮動」，指實行浮動匯率制的國家，其中央銀行為了控制或減緩市場匯率的波動，對外匯市場進行各種形式的干預活動，主要是根據外匯市場的情況售出或購入外匯，以通過對供求的影響來影響匯率。

Ⅳ 中美匯率分歧是什麼

美國等西方國家不斷對人民幣匯率政策施加壓力，要求對人民幣匯率進行重估，或與美元脫鉤，或採取更靈活的匯率制度，甚至主張人民幣完全浮動。與此同時，中國政府的響應，一是堅持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一貫立場；二是承諾人民幣自由兌換，但必須採取謹慎而漸進的方式，人民幣匯率將維持在一個合理水平內。
匯率政策是一個國家的經濟主權，不以別國的意志為轉移，貨幣的立場是要促進本國經濟發展，而不是有利於外國經濟的發展

Ⅳ 世界匯率制度的類型比較，急急急急急！！！！！！！！！

中間匯率制度與金融危機關系的實證研究
朱孟楠 林瑩 喻海燕
摘要: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領域的危機呈現出一個新的特點,即危機越來越多地爆發在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而且投機攻擊也越來越多地發生在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是否中間匯率制度與金融危機之間存在某種必然聯系,本文嘗試通過一些實證分析和理論探討,來研究這一問題,以期為我國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深度改革提供一個新的思路.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經濟,金融全球化的發生和發展,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領域的危機(包括綜合性金融危機,銀行危機,貨幣危機,匯率制度危機等各種類型和程度的危機)呈現出一個新的發展特點,即危機越來越多地爆發在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而且投機攻擊也越來越多地發生在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所謂的中間匯率制度(Intermediate exchange rate regime)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1999年對其成員國的匯率制度分類體系進行重新調整後產生的概念范疇,是指處於完全固定匯率制度和完全自由浮動匯率之間的各種層次的匯率制度,.統計數據顯示,20世紀90年代以來,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數所佔比例也有縮小的趨勢,而實行角點匯率制度(除了中間匯率制度之外的匯率制度)國家比例則越來越高.
理論來自於實踐,相應地,理論界也產生一個全新的理論——"中間匯率制度消失論"(The hypothesis of the vanishing intermediate exchange rate regime).該理論認為在資本流動性日益增長的經濟中,一國實行的匯率制度將不得不在完全固定匯率制度和完全自由流動匯率制度之間做出選擇,任何形式的中間匯率制度都是不可持續的.雖然該理論的論點有偏激之嫌,也因此產生了很多反對觀點,但關於這方面的探討正在取代傳統的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的優劣之爭而成為匯率制度選擇理論爭論的焦點問題.
盡管國際學術界關於"中間匯率制度消失論"及其相關問題的探討方興未艾,但對"中間匯率制度消失論"的理論基礎問題仍未有定論,還處於探索階段.但是這一論斷的提出至少表明了中間匯率制度和金融危機之間存在著某種關系,由此導致中間匯率制度的可持續性發展遭到質疑,也才有"消失"之說.目前理論界關於"中間匯率制度消失論"的理論探討較少有對它與金融危機的關系做出較全面,系統論述的,而筆者則認為這方面的研究是有很大的現實和理論意義的.就我國而言,正在實行的匯率制度就是一種中間匯率制度.因此,在不斷開放的經濟,金融背景下,探討中間匯率制度及其與金融危機的關系,對我國匯率制度的選擇與轉換,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與完善以及任何採取策略防範於未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二,中間匯率制度與金融危機關系的實證分析
(一)樣本的選擇
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以及"中間匯率制度消失論"產生的年代,本研究的樣本期設定為1990—2001年.樣本國家僅限於已經或者正在融入資本流動日益加劇的國際金融市場的發達市場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具體有澳大利亞,玻利維亞,加拿大,哥倫比亞,埃及,印度尼西亞,義大利,韓國,馬來西亞,墨西哥,奈及利亞,菲律賓,西班牙,瑞典,瑞士,泰國,土耳其,英國,美國,烏拉圭這20個國家.
我們選取三類變數:宏觀經濟變數,金融變數和虛擬變數.宏觀經濟變數包括GDP增長率,實際利率,通貨膨脹率,中央政府赤字與GDP之比,金融變數包括M2與外匯儲備之比,私人部門信貸與GDP之比,銀行流動儲備與銀行資產之比,國內信貸的增長率,此外,我們引入虛擬變數——匯率制度的選擇,即當匯率制度是中間匯率制度時變數值為1,當它是角點匯率制度時變數值為0.樣本變數數據來源是IMF的國際金融統計.
(二)模型的選擇
本文借鑒Demirgüc和Detragiache(1998)在研究銀行危機時的方法,使用多變數logit模型研究匯率制度的選擇與金融危機的關系,具體而言,本研究將匯率制度的選擇以虛擬變數的形式作為解釋變數之一,通過模型得出其對金融危機的發生概率這一被解釋變數的解釋能力.
在樣本觀察期的每個時間段(每年)內,一個國家的危機狀態有兩種可能:存在金融危機或不存在金融危機.則危機這一被解釋變數為一個二元變數,設以代表國家在年份的危機狀態:當危機存在時,取值為1,其概率為;當危機不存在時,取值為0,其概率為.設為解釋變數,它是一個維向量,代表對某一特定國家或地區在某一特定時段的金融危機產生影響的一組變數.是對應解釋變數的系數向量,它的值由模型回歸確定.是概率分布函數.
根據logit函數的定義,可得的概率分布為
(1)
其似然函數為
(2) 設,則可以表示為
(3)
將其代入似然函數,得
(4)
對(3.4)式兩邊取對數,得
(5)
使用logit估計對上述模型進行回歸,得到系數向量的估計值.但是,並非是它所對應的解釋變數的彈性.只是的正負號說明被解釋變數的發生的概率變化的方向.既如果為正值,則解釋變數與危機發生概率呈同方向變動;如果為負值,則該解釋變數與危機發生的概率呈反方向變動.
由於危機發生期間各經濟變數並非是獨立的,當危機發生時,它們之間相互影響會增加,因此,這會影響到模型的回歸結果.考慮到這一點,本研究的樣本剔除了危機持續期間的樣本點,只保留了危機發生前的年份,危機爆發的年份和危機結束後的年份的樣本,以此削弱危機本身對模型回歸結果的干擾.
(三)研究過程及結果
先對所有的九個變數進行回歸,結果由EQ1表示,再對其中的幾個宏觀經濟變數和虛擬變數進行回歸,結果為EQ2,然後對金融變數和虛擬變數進行回歸,結果為EQ3.最後在此基礎上,選出統計檢驗顯著性較好的變數,對這些變數進行回歸,結果為EQ4.表1列出了對九個經濟變數的幾個回歸結果.
在幾個方程中,解釋變數"匯率制度"都以90%或95%通過了統計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匯率制度的選擇對危機發生概率存在影響.
在比較logit模型的回歸結果時,通常使用的參數是AIC(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根據"最小AIC法則"——AIC值較小的模型回歸效果較好.表3.1所示的多個模型回歸結果中EQ4的效果最好,這是由於該模型的解釋變數選擇是建立在其他回歸模型結果基礎上的.使用EQ4對在其他條件均相同的情況下,中間匯率制度與角點匯率制度引發金融危機的概率做研究,結果顯示,中間匯率制度下誘發金融危機的概率為11.52%,遠遠大於角點匯率制度的1.17%.
表1 logit模型研究結果

EQ1
EQ2
EQ3
EQ4
宏觀經濟變數
GDP增長率
-0.184877**
-0.149640*
-0.159432*
(0.0242)
(0.0625)
(0.0656)
實際利率
-0.013369***
-0.010129***
-0.012098***
(0.0023)
(0.0001)
(0.0013)
通貨膨脹率
0.015943^
0.00375
(0.1816)
(0.6711)
中央政府赤字與GDP之比
0.145525*
0.026868**
0.032395**
(0.0548)
(0.022)
(0.0179)
金融變數
M2與外匯儲備之比
-0.0079887*
-0.045964
(0.0991)
(0.2489)
私人部門信貸與GDP之比
-0.112009^
0.01062
(0.1484)
(0.3967)
銀行流動儲備與銀行資產之比
-12.29622**
-5.050808
-4.514626^
(0.0379)
(0.2538)
(0.1756)
國內信貸的增長率
1.341618
0.054941
(0.2002)
(0.6017)
虛擬變數
匯率制度
2.340511*
2.096929*
1.980507*
2.379285**
(0.0527)
(0.0614)
(0.0781)
(0.0336)
AIC
0.598474
0.592889
0.631794
0.586634
注:單元格中的數字是回歸中各解釋變數所對應的系數,括弧中的數字代表它的概率度.
用^,*,**和***四種符號表示解釋變數通過了顯著性分別為0.80,0.90,0.95和0.99的統計檢驗.
三,中間匯率制度與金融危機關系的理論分析
實證的結果表明中間匯率制度的確比角點匯率制度更容易引發金融危機,其原因,我們認為主要是:
(一)中間匯率制度的隱含擔保(Implicit assurance)易誘發金融道德風險
經濟學中的道德風險(Moral hazard)一般是指在委託—代理關系中,代理人(泛指信息優勢方)受自利本能的驅使,利用制度漏洞和擁有的信息優勢,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損害委託人(泛指信息劣勢方)或其他代理人的效用所帶來的風險.金融道德風險就是指資金融通過程中,由於代理人的投機敗德行為,而使委託人金融資產遭受損失的可能性.根據Eichengreen和Hausmann(1999),金融體系中的道德風險是一個具有以下性質的問題:銀行擁有有限債務,市場對於銀行承擔的風險具有不對稱信息,當銀行陷入困境時有一定的獲救概率.根據這一定義,在所有金融系統中或多或少都存在道德風險問題.金融體系道德風險中,銀行是金融風險的最主要發生源.在當局監管不力或政府為銀行提供明確或隱含擔保的情況下,銀行就會缺少實行充足風險管理的激勵,在利益最大化的驅使下,將會為了追逐利潤而去冒極大的風險,比如銀行會在超過資本許可和自身經營能力的范圍之外過度借貸,以爭奪國內市場份額,並導致自身資產質量下降等問題.一旦資本流動方向逆轉,就可能發生嚴重的金融問題,甚至危機.
在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政府承諾維護匯率的一個特定價值或者把匯率穩定在一個小范圍之內.實際上政府就向市場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政府有決心,有能力維持中間匯率制度,維持匯率的相對穩定,即相當於為匯率穩定提供了一個隱含擔保.隱含擔保是孳生道德風險的源頭之一.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幾個國家的情況就是很好的例子,Krugman(1998)就說過,"雖然金融機構的債權人並沒有來自政府的顯性擔保.然而,媒體報道確實暗示了大多數對泰國財務公司,韓國銀行等金融機構提供資金的那些人相信他們會受風險保護,這些機構所有人與政府很強的政治關系的也加深了這種印象." 銀行,公眾等金融市場借款人預期到政府將會維持匯率不變或沿著其公布的方式小幅變動,這就降低了他們對沖其外幣敞口頭寸(Foreign exposure)的激勵,相反卻增加了他們進行有風險投資的激勵,使得大量外匯頭寸暴露在匯率變動的風險中.同時,由於銀行借貸的是不對沖的外債,為了減小不確定性的發生,外國貸款人多是貸給其短期債務,一些原來的長期項目不得不靠短期貸款提供資金來源,使經濟,金融體系更加不穩定.
事實的情況正是如此. 在20世紀90年代的幾次金融危機中,銀行都沒有完全對沖其外匯風險,以至於在危機發生時許多銀行破產,導致了銀行—貨幣雙生危機(Twin crises).以東南亞金融危機為例,當時在東南亞幾國中與其他成熟市場國家相比的較低的匯率波動率(見表2)使投資者相信當局會對匯率風險進行擔保,結果是導致大量的短期外國資本通過銀行體系的中介流入國內,而銀行等借款人則沒有激勵去對沖外幣借貸(見表3).此時,一旦某個危機信號閃現(比如短期債務的激增等),投資者認為該國金融體系出現問題,匯率可能會下跌,就會用本幣兌換外匯儲備直至政府放棄中間匯率制度,結果是匯率貶值,銀行本幣收入無法償還其外幣債務,只能宣布破產,同時也激活了政府對外國債權人的義務,使政府陷入債務困境之中.
不僅銀行如此,企業和個人的也存在同樣的狀況,在中間匯率制度下,他們也沒有動機完全對沖其借貸外債的匯率風險.比如東南亞金融危機時,在印度尼西亞,許多公司直接從離岸市場貸款,他們的不對沖頭寸使得向其提供本幣貸款的國內銀行遭受了巨大的信貸風險.表4顯示了1996年一些亞洲國家的債務狀況,可見這些國家外國債務占總債務的比重相當高,其中短期外債的比例還普遍高於長期外債的比重.

Ⅵ 試述世界各國匯率制度的演變過程和中國的匯率制度。

回顧和了解匯率制度，可以使我們對國際金融市場上匯率的波動有更深刻的理解。

在國際金融史上，一共出現了三種匯率制度，即金本位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

1、金本位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

1880-1914年的35年間，主要西方國家通行金本位制，即各國在流通中使用具有一定成色和重量的金幣作為貨幣，金幣可以自由鑄造、自由兌換及自由輸出入。在金本位體系下，兩國之間貨幣的匯率由它們各自的含金量之比--金平價（Gold Parity）來決定，例如一個英鎊的含金量為113.0015格林，而一個美元的含金量為23.22格林，則:

1英鎊=113.0015/23.22=4.8665美元

只要兩國貨幣的含金量不變，兩國貨幣的匯率就保持穩定。當然，這種固定匯率也要受外匯供求、國際收支的影響，但是匯率的波動僅限於黃金輸送點（Gold Point）。黃金輸送點是指匯價波動而引起黃金從一國輸出或輸入的界限。匯率波動的最高界限是鑄幣平價加運金費用，即黃金輸出點（Gold Export Point）；匯率波動的最低界限是鑄幣平價減運金費用，即黃金輸入點（Gold Import Point）。

當一國國際收支發生逆差，外匯匯率上漲超過黃金輸出點，將引起黃金外流，貨幣流通量減少，通貨緊縮，物價下降，從而提高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輸出增加，輸入減少，導致國際收支恢復平衡；反之，當國際收支發生順差時，外匯匯率下跌低於黃金輸入點，將引起黃金流入，貨幣流通量增加，物價上漲，輸出減少，輸入增加，最後導致國際收支恢復平衡。由於黃金輸送點和物價的機能作用，把匯率波動限制在有限的范圍內，對匯率起到自動調節的作用，從而保持匯率的相對穩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35年間，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家的匯率從未發生過升貶值波動。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各國停止黃金輸出入，金本位體系即告解體。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各國貨幣基本上沒有遵守一個普遍的匯率規則，處於混亂的各行其是的狀態。金本位體系的35年是自由資本主義繁榮昌盛的「黃金時代」，固定匯率制保障了國際貿易和信貸的安全，方便生產成本的核算，避免了國際投資的匯率風險，推動了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發展。但是，嚴格的固定匯率制使各國難以根據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執行有利的貨幣政策，經濟增長受到較大制約。

2、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

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也可以說是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制。1944年7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勝利的前夕，二戰中的45個同盟國在美國新罕布希爾州（New Hampshire）的布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村召開了「聯合和聯盟國家國際貨幣金融會議」，通過了以美國財長助理懷特提出的懷特計劃為基礎的《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總稱布雷頓森林協定，從此開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了國際貨幣合作機構（1945年12月成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又稱「世界銀行」），規定了各國必須遵守的匯率制度以及解決各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的措施，從而確定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

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匯率制度，概括起來就是美元與黃金掛鉤，其它貨幣與美元掛鉤的「雙掛鉤」制度。具體內容是：美國公布美元的含金量，1美元的含金量為0.888671克，美元與黃金的兌換比例為1盎司黃金=35美元。其它貨幣按各自的含金量與美元掛鉤，確定其與美元的匯率。這就意味著其他國家貨幣都釘住美元，美元成了各國貨幣圍繞的中心。各國貨幣對美元的匯率只能在平價上下各1%的限度內波動，1971年12月後調整為平價上下2.25%波動，超過這個限度，各國中央銀行有義務在外匯市場上進行干預，以保持匯率的穩定。只有在一國的國際收支發生「根本性不平衡」時，才允許貶值或升值。各會員國如需變更平價，必須事先通知基金組織，如果變動的幅度在舊平價的10%以下，基金組織應無異議；若超過10%，須取得基金組織同意後才能變更。如果在基金組織反對的情況下，會員國擅自變更貨幣平價，基金組織有權停止該會員國向基金組織借款的權利。

綜上所述，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實質上是一種可調整的釘住匯率制，它兼有固定匯率與彈性匯率的特點，即在短期內匯率要保持穩定，這類似金本位制度下的固定匯率制；但它又允許在一國國際收支發生根本性不平衡時可以隨時調整，這類似彈性匯率。

1971年8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美元貶值和美元停兌黃金，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崩潰，盡管1971年12月十國集團達成了《史密森協議》，宣布美元貶值，由1盎司黃金等於35美元調整到38美元，匯兌平價的幅度由1%擴大到2.5%，但到1973年2月，美元第二次貶值，歐洲國家及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紛紛退出固定匯率制，固定匯率制徹底瓦解。

固定匯率制解體的原因主要是美元供求與黃金儲備之間的矛盾造成的。貨幣間的匯兌平價只是戰後初期世界經濟形勢的反映，美國依靠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和黃金儲備，高估美元，低估黃金，而隨著日本和西歐經濟復甦和迅速發展，美國的霸權地位不斷下降，美元災加劇了黃金供求狀況的惡化，特別是美國為發展國內經濟及對付越南戰爭造成的國際收支逆差，又不斷增加貨幣發行，這使美元遠遠低於金平價，使黃金官價越來越成為買方一相情願的價格。加之國際市場上投機者抓住固定匯率制的瓦解趨勢推波助瀾，大肆借美元對黃金下賭注，進一步增加了美元的超額供應和對黃金的超額需求，最終美國黃金儲備面臨枯竭的危機，不得不放棄美元金本位，導致固定匯率制徹底崩潰。

3、浮動匯率制度

一般講，全球金融體系自1973年3月以後，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制度就不復存在，而被浮動匯率制度所代替。

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的國家大都是世界主要工業國，如、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等，其他大多數國家和地區仍然實行釘住的匯率制度，其貨幣大都釘住美元、日元、法國法郎等。

在實行浮動匯率制後，各國原規定的貨幣法定含金量或與其他國家訂立紙幣的黃金平價，就不起任何作用了，因此，國家匯率體系趨向復雜化、市場化。

在浮動匯率制下，各國不再規定匯率上下波動的幅度，中央銀行也不再承擔維持波動上下限的義務，各國匯率是根據外匯市場中的外匯供求狀況，自行浮動和調整的結果。同時，一國國際收支狀況所引起的外匯供求變化是影響匯率變化的主要因素－－國際收支順差的國家，外匯供給增加，外國貨幣價格下跌、匯率下浮；國際收支逆差的國家，對外匯的需求增加，外國貨幣價格上漲、匯率上浮。匯率上下波動是外匯市場的正常現象，一國貨幣匯率上浮，就是貨幣升值，下浮就是貶值。

應該說，浮動匯率制是對固定匯率制的進步。隨著全球國際貨幣制度的不斷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1978年4月1日修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文並正式生效，實行所謂「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由於新的匯率協議使各國在匯率制度的選擇上具有很強的自由度，所以現在各國實行的匯率制度多種多樣，有單獨浮動、釘住浮動、彈性浮動、聯合浮動等待。

（1）.單獨浮動（Single Float）。指一國貨幣不與其它任何貨幣固定匯率，其匯率根據市場外匯供求關系來決定，目前，包括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等在內的三十多個國家實行單獨浮動。

（2）.釘住浮動（Pegged Float）。指一國貨幣與另一種貨幣保持固定匯率，隨後者的浮動而浮動。一般地，通貨不穩定的國家可以通過釘住一種穩定的貨幣來約束本國的通貨膨脹，提高貨幣信譽。當然，採用釘住浮動方式，也會使本國的經濟發展受制於被釘住國的經濟狀況，從而蒙受損失。目前全世界約有一百多多個國家或地區採用釘住浮動方式。

（3）.彈性浮動（Elastic Float）。指一國根據自身發展需要，對釘住匯率在一定彈性范圍內可自由浮動，或按一整套經濟指標對匯率進行調整，從而避免釘住浮動匯率的缺陷，獲得外匯管理、貨幣政策方面更多的自主權。目前，巴西、智利、阿根廷、阿富汗、巴林等十幾個國家採用彈性浮動方式。

（4）.聯合浮動（Joint Float）。指國家集團對成員國內部貨幣實行固定匯率，對集團外貨幣則實行聯合的浮動匯率。歐盟（歐共體）11國1979年成立了歐洲貨幣體系，設立了歐洲貨幣單位（ECU），各國貨幣與之掛鉤建立匯兌平價，並構成平價網，各國貨幣的波動必須保持在規定的幅度之內，一旦超過匯率波動預警線，有關各國要共同干預外匯市場。1991年歐盟簽定了《馬斯赫特里特條約》，制定了歐洲貨幣一體化的進程表，1999年1月1日，歐元正式啟動，歐洲貨幣一體化得以實現，歐盟這樣的區域性的貨幣集團已經出現。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過去美元在國際金融的一統天下，正在向多極化發展，國際貨幣體系將向各國匯率自由浮動、國際儲備多元化、金融自由化、國際化的趨勢發展

中國匯率制度 我國的匯率制度不同於浮動匯率，固定匯率，而是資本管制。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都是中央銀行接受你任何的買賣貨幣的請求，無論數額大小。而中國是不允許你自由兌換外幣的。所以現在西方一直說中國的匯率沒有市場化。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本次匯率機制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三個方面：
一是匯率調控的方式。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參照一籃子貨幣、根據市場供求關系來進行浮動。這里的"一籃子貨幣"，是指按照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選擇若干種主要貨幣，賦予相應的權重，組成一個貨幣籃子。同時，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計算人民幣多邊匯率指數的變化，對人民幣匯率進行管理和調節，維護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籃子內的貨幣構成，將綜合考慮在我國對外貿易、外債、外商直接投資等外經貿活動占較大比重的主要國家、地區及其貨幣。參考一籃子表明外幣之間的匯率變化會影響人民幣匯率，但參考一籃子貨幣不等於盯住一籃子貨幣，它還需要將市場供求關系作為另一重要依據，據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這將有利於增加匯率彈性，抑制單邊投機，維護多邊匯.
二是中間價的確定和日浮動區間。中國人民銀行於每個工作日閉市後公布當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等交易貨幣對人民幣匯率的收盤價，作為下一個工作日該貨幣對人民幣交易的中間價格。現階段，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對人民幣的交易價仍在人民銀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間價上下0.3%的幅度內浮動，非美元貨幣對人民幣的交易價在人民銀行公布的該貨幣交易中間價3%的幅度內浮動率穩定。
三是起始匯率的調整。2005年7月21日19時，美元對人民幣交易價格調整為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作為次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上外匯指定銀行之間交易的中間價，外匯指定銀行可自此時起調整對客戶的掛牌匯價。這是一次性地小幅升值2%，並不是指人民幣匯率第一步調整2%，事後還會有進一步的調整。因為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重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而非人民幣匯率水平在數量上的增減。這一調整幅度主要是根據我國貿易順差程度和結構調整的需要來確定的，同時也考慮了國內企業進行結構調整的適應能力。

Ⅶ 求一篇中國與美國貨幣政策的區別

1，中國2008年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執行中就發生了偏差,對房地產業貨幣(信貸)過度寬松,埋下
了日後房地產過度投機的隱患！08年當時，刺激的太厲害了。現在，我國三率全動了，寬松的後果可怕啊。

2，自2008年以來,美聯儲將聯邦基金利率維持在0到0.25%的接近於零利率的歷史最低水平,並於
去年8月和9月購買了總額為3000億美元的美國長期國債,即第一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方面,美國2009財年因實施刺激性政策而導致財政赤字佔GDP的比重達到10.1%,本
財年略降至8.6%。總體看,美國大規模實施進一步刺激政策的空間很小。

3，區別：中國多發錢就漲價 美國濫發貨幣卻不通脹
注意表現在美國的"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與中國的人民幣匯率問題上。
金融危機爆發後，為應對危機，中國人民銀行和美聯儲均採取了包括大幅降息在內的寬松貨幣政策。然而，基於中美兩國受危機影響、經濟形勢、金融體制等因素的不同，中美寬松貨幣政策在擴張動因、工具選擇、擴張程度、政策傳導上都有著本質的區別，貨幣政策效果迥異。深入剖析中美寬松貨幣政策本質區別，對中央銀行平衡經濟恢復和管理通脹預期，制定科學合理的退出戰略具有重要意義。基於上述分析，文章從中美兩國中央銀行寬松貨幣政策退出的緊迫性和必要性、退出時機、退出方式等方面闡述了各自的最優退出戰略。

我給你的參考資料裡面講的很詳細。

Ⅷ 美國實行什麼匯率制度不是自由浮動匯率制是什麼

美國的匯率制度(american exchange rate system/American Exchange Rate Regime)

美國的匯率制度是二戰後由固定匯率制度逐漸演變成浮動匯率制度。美國憑借其經濟實力，建立了黃金一美元本位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使美元成為世界貨幣。

1971年8月15日美元停止兌換黃金後，國際貨幣本位就變為純粹的美元本位，各國對維持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採取了積極的合作態度，這是因為：沒有其他替代辦法；美元仍能兌換其他通貨，即它具有「市場可兌換性」；由於在有N個國家通貨的世界裡，只有N－l種匯率，而美國一直願意承擔第N 個國家的被動角色，其他國家則傾向將其貨幣低估。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臨時委員會1976年1月在牙買加召開會議，通過了以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主張的自由選擇匯率制度的「牙買加協定」。實際上，該體系是當時的一種權宜之計，但浮動匯率使美元有貶值權利；通過黃金非貨幣化，使美國賴掉其所欠外債；而SDR一直不能成為主要儲備資產，國際貨幣制度出現事實上的美元本位。

隨著美國經濟實力的下降和美元的貶值，1995年美國開始實行強勢美元政策，美國聯合日本、法國等七國集團成員國央行，聯手干預外匯市場，拉抬美元，奠定了強勢美元的基礎，並將該政策維持至今。在追求強勢美元的七年裡，美國獲得了極大的益處，外國人大量持有美元或以美元計價的資產，致使美國的資本市場實力雄厚，流動性更強。

因此，從美國的匯率制度可以看出：美國的匯率制度隨著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的環境而變化；美國的匯率政策以及經濟力量是支持其現行的浮動匯率制度的強有力的保證。

Ⅸ 中美關系緊張對匯率的影響

5月9日至10日，在第十一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期間，美方對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征的關稅從10%升至25%，並計劃對額外3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25%關稅。中美貿易再掀波瀾，離岸人民幣匯率一周之內貶值超千點，收於6.845，而且是在美元指數走弱的情況下大幅貶值。中美貿易戰下，人民幣匯率將向何處去?

我們認為，中美貿易沖突迭起勢必帶來人民幣貶值壓力，但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和大幅貶值的空間都沒有。而若中美貿易談判走向緩和，人民幣匯率仍將受到更多支撐：金融對外開放帶來外資流入，以及中美利差短期回到安全區間，是其中比較突出的兩個因素。
看形勢：中美貿易戰勢必帶來人民幣貶值壓力
年初以來，人民幣匯率升值主要是市場供求推動的結果，其核心原因是中美談判取得積極進展提振了市場情緒，而與政策干預關聯不大。而人民幣匯率近期快速貶值，也與中美貿易談判的反復相吻合(圖1)。當前情境，與去年6月下旬美方決定加征關稅後，人民幣匯率的一波急貶有相似之處，但市場供求的主導性更強。當時，人民幣中間價的拆解中可以看到政策助推貶值的影子;而上周人民幣中間價的變化也呈現出這一跡象，但市場供求是主導因素，逆周期因子是否助推貶值有待觀察(圖2)。上周期權市場反映人民幣貶值預期快速躥升，體現中美關系反復導致市場對人民幣匯率的看法轉變。
看美元：人民幣與美元是一枚硬幣的兩面，美元震盪偏強但缺乏持續大幅上行的動能，因此人民幣匯率有階段性的、較有限的貶值壓力
當前，美國經濟「一枝獨秀」的現狀尚未根本改變。近期受困於「火車頭」德國經濟的波折，歐洲經濟復甦之路依然蹣跚反復，只有美國經濟依然保持相對強勢的狀態。不過，今年一季度美國經濟表現強勢，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於中美貿易談判的轉圜、得益於全球風險偏好的回升;而一旦中美貿易關系走向惡化，這一切可能都會打個折扣。根據IMF的測算，對中美之間所有貿易徵收25%的關稅，將使美國的GDP下降0.3%-0.6%，使中國的GDP下降0.5%-1.5%。近期，美國經濟超預期的程度已持續弱於歐洲，其在中美貿易戰中面臨的「雙輸」沖擊，將會進一步限制美元指數上行的空間(圖3)。
看經濟：外部沖擊下需要人民幣匯率更有彈性，機械承諾維護人民幣匯率穩定不太可取
中美貿易戰最直接的沖擊就體現在出口上。2018年11月以來，全球出口增速大幅下挫，全球貿易向2015-2016年的形勢演化。2018年對美國對中國5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征25%關稅，導致這部分商品出口增速從20%下挫至-10%左右;美方此番對中國商品全面徵收25%的關稅，將對中國出口產生重大沖擊。
事實上，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出口凋敝已經構成中國經濟減速的一條主線。2012年，中國出口增速從20%下挫至8%，當年中國GDP增速目標不再「保8」(從9.5%下降到7.9%)，而是把新增就業作為政府工作報告的首要目標。國內政策也只進行了有限的寬松，繼續踐行房地產調控，當年4月12日人民幣匯改也進行了一次比較實質性的改革，將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區間從0.5%擴展到1%;2015年，中國出口增速從6%下挫至-3%，當年8月11日的匯改引入了人民幣中間價的市場定價，國內政策在寬松基礎上又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路。
回顧過去，至少有兩個啟示：1)出口減速是倒逼中國加速改革調整的因素;2)出口減速要求人民幣匯率更有彈性。
當前中美貿易談判正酣，美國率先加征關稅，而中國不加干預，讓人民幣按市場供求方向貶值，是短期博弈的一個層面。但中美貿易談判只要繼續，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和大幅貶值的空間都沒有：大幅升值，不符合當前人民幣匯率並未明顯低估的基本面，也會顯著削弱中國的出口競爭力，並可能加劇不利的資本流動壓力;大幅貶值，不符合秉持重商主義理念、施壓中國迅速削減對美貿易順差的美方訴求。目前來看，中美匯率協議的大框架或與《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的匯率部分相似：更加註重匯率(調整)規則的「公平」，而不以促成美元大幅貶值為目的。何況，人民幣也不是美元指數的構成貨幣!
如果中美貿易談判走向緩和，那麼人民幣匯率仍將受到支撐。
第一個支撐是，金融對外開放帶來外資流入。2019年，受益於MSCI提高A股納入因子、富時羅素GEIS指數集合納入A股、彭博巴克萊指數納入中國債券，海外資金被動流入將大幅增加，規模保守估計在1000億美元以上。對比2018年中國國際收支總差額為1087.7億美元，該體量不容小覷。而且，海外還可能繼續主動增配中國。目前，全球資金對美國資產的配置處於歷史最高水平(超高配)，但新興市場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已經超過60%，中國又是新興市場的佼佼者，海外資金的重新配置有望帶來可觀的外資流入。
第二個支撐是，中美利差短期回到安全區間。
隨著美聯儲暫停加息並於5月啟動停止縮表計劃，年初以來美債收益率震盪下行;倘若中美談判走向緩和，以當前中國經濟展現出的「韌性」，以及中國政府不「走老路」的決心，中國利率下行速度應不會太快。短期內，中美利差能夠提供一定緩沖，但其走向取決於中美貿易戰的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