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用IS-LM模型怎樣說明擴張性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
"IS-LM"模型,是由英國現代著名的經濟學家約翰·希克斯(John Richard Hicks)和美國凱恩斯學派的創始人漢森(Alvin Hansen),在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基礎上概括出的一個經濟分析模式,即"希克斯-漢森模型",也稱"希克斯-漢森綜合"或"希克斯-漢森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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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請教關於海地、丹麥的地理知識
海地 http://ke..com/view/22092.htm
丹麥 http://ke..com/view/6431.htm
C. 分析解釋美國雙赤字之間的傳導機制
財政赤字;宏觀經濟效應;傳導機制
作為重要的宏觀經濟調控方式,財政赤字對經濟發展究竟有什麼樣的影響, 有無效應、有多大效應,以及效應的產生過程和實現路徑,歷來是經濟學家們感興趣的問題,也是必須認真考慮和回答的問題。概括起來,主要有3 種觀點[1 ] :一是財政赤字有益論,主張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財政赤字有益於一國的經濟發展;二是財政赤字有害論,認為赤字對經濟發展有百害而無一利;三是財政赤字中性論,認為要分析財政赤字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必須要看財政赤字發生的一些條件,由於具體條件的差異,財政赤字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是不同的。財政赤字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是有利、有害或無關緊要,基本上取決於學者們對某種理論的選擇或偏好。
一、財政赤字宏觀經濟效應的一個理論分析框架
「最經久不衰的宏觀經濟爭論圍繞著聯邦政府財政展開。在宏觀經濟政策的5 個爭論問題中,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是否應當平衡其預算赤字。」自由競爭時期的古典經濟學家對財政赤字基本上持否定態度[2 ] 。從整個財政赤字理論的發展歷史看,最具有革命性的是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理論[3 ] ,主張推行赤字財政政策。直到20 世紀70 年代,凱恩斯主義的這種觀點主宰了整個經濟學界。盡管在20 世紀60 年代以後,由於經濟滯脹的原因,使凱恩斯的赤字財政理論從1970 年代開始逐步退出了主流經濟學理論的位置,但1980 年代以後興起的新凱恩斯主義進一步完善了凱恩斯學派的理論,使該學派又重新回到主流經濟學之中,並在1990 年代以後,繼續對一些國家制訂經濟政策提供理論指導[4 ] 。20 世紀60 年代以後興起的各經濟學流派有關財政赤字的看法也不盡相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學派認為,財政赤字政策不僅無效,而且有害。公共選擇學派主張約束政府的支出規模,保持財政平衡,反對財政赤字及相應的國債政策;貨幣學派對赤字財政政策也是堅決持反對態度;理性預期學派認為,凱恩斯學派的財政政策無論在短期還是在長期都是無效的,其代表人物之一Barro運用生命周期假說和跨時模型,用數理方法表達了李嘉圖的財政赤字中性理論;供給學派認為不能僅僅根據財政赤字規模的大小來對財政赤字的宏觀經濟效應進行評價,關鍵是導致財政赤字的根源是什麼。為了實現經濟長期增長,供給學派主張削減政府公共支出,同時實施減稅的財政政策,最終實現財政收支平衡。
Gale 和Orszag 提出的分析財政赤字宏觀經濟效應的理論框架和Saleh[5 ]關於財政赤字宏觀經濟效應的文獻綜述都指出,財政赤字的宏觀經濟效應體現在財政赤字對私人投資、私人消費、儲蓄、經濟增長、利率、匯率、通貨膨脹、貿易收支(或經常項目) 等宏觀經濟變數的影響上。其他的一些文獻還研究了財政赤字對貨幣供給、就業或失業的影響,以及財政赤字的供給效應、財政赤字與經濟周期、財政赤字的政治經濟學分析等問題。
本文以Saleh 關於財政赤字宏觀經濟效應的文獻綜述和Gale 和Orszag 提出的分析財政赤字宏觀經濟效應的理論框架為基礎,綜合考慮各學派有關財政赤字宏觀經濟效應的理論,對Gale 和Orszag 提出的理論分析框架加以改進和拓展,提出了一個更為完善和系統的分析財政赤字宏觀經濟效應的理論框架。
Saleh 僅僅分別討論財政赤字對有關宏觀經濟變數的影響,缺乏邏輯體系和理論分析框架;Gale 和Orszag 雖然建立了財政赤字宏觀經濟效應的理論分析框架,但並不完善,缺乏對財政赤字的貿易收支效應、通貨膨脹效應、貨幣供給效應等的分析。本文提出的理論分析框架的改進之處主要在於:補充了圖1 中的傳導機制①和④,並在傳導機制②和③中加入財政赤字的貿易收支效應。
二、對理論分析框架的解釋說明
具備可持續性是財政赤字政策有效發揮其宏觀調控作用的前提。同時,財政赤字的可持續性,其本身就是財政赤字宏觀經濟效應的體現。
Gale 和Orszag 認為,財政赤字與國民儲蓄的關系是分析財政赤字宏觀經濟效應的關鍵。根據國民收入恆等式,私人儲蓄= Y - T - C ,公共儲蓄= T - G,國民儲蓄S = 私人儲蓄+ 公共儲蓄= Y - C - G。其中, Y 為GDP , T 為稅收收入, C 為居民消費, G為政府支出。又有Y = C + I + G+ NX ,可得S = I + NX ,即國民儲蓄等於投資與凈出口之和。其中, I 為私人投資, NX 為凈出口。這個簡單的等式很好地描述了財政赤字的宏觀經濟效應。預算赤字增加導致國民儲蓄減少,則或投資減少,或凈出口減少,或兩者兼而有之。投資和凈出口減少之和正好與國民儲蓄的減少相等。凈出口的減少意味著貿易赤字的增加。國民儲蓄的減少對利率水平有影響,進而對匯率水平產生影響。財政赤字宏觀經濟效應的產生過程和實現路徑,可以圍繞這個簡單的等式進行。由於對該過程和路徑認識的不同,不同的學派有不同的觀點。
傳導機制①總結的是傳統的凱恩斯學派的理論思路。在凱恩斯主義看來,公眾中的很大一部分或者是缺乏遠見的或者是受流動性約束的。這些人傾向在當前的個人可支配收入水平范圍外進行消費。因此,暫時的政府支出增加或稅收削減會立即對總需求產生相當數量的影響。如果經濟中的資源初始時未充分利用,則國民收入增加,進而產生著名的「凱恩斯乘數效應(Keynesian multiplier) 」。由於財政赤字對消費和國民收入均產生刺激作用,儲蓄和資本積累並不隨財政赤字增加而減少。這樣,恰當控制的財政赤字給經濟帶來有利影響。通常,財政赤字增加導致GDP 增加和就業增加,使私人投資者對未來的預期樂觀而增加投資,稱之為「擠進效應」。凱恩斯主義的吸收理論指出,財政赤字的增加會通過乘數效應增加國民收入,誘導國內吸收和進口擴張而惡化貿易收支(或經常項目) 。若國內吸收超過國民收入,則貿易赤字,否則貿易順差。傳統凱恩斯學派財政赤字理論的傳導機制在於:財政赤字增加→財政支出增加或稅收減少→GDP 增加(乘數效應和擠進效應) →國內吸收增加→惡化貿易收支(或經常項目) 。因此,財政赤字增加對經濟增長具有有利影響。需要注意的是,傳統的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主義存在兩個基本的區別:一是資源可能處於非充分就業狀態;二是存在大量受流動性約束的居民,總消費對可支配收入的變動非常敏感。許多傳統的凱恩斯主義者認為財政赤字並不一定擠出私人投資。如Eisner (1989) 認為,總需求的增加提高了私人投資的利潤率,導致在任何利率水平上增加投資。因此,財政赤字可能刺激儲蓄和投資,盡管財政赤字提高了利率。財政赤字並非具有擠出效應,反而具有擠進效應。一方面,作為替代,公共投資擠出私人投資;另一方面,由於提高了私人投資的回報率,公共資本擠進私人資本。這兩股力量決定了公共投資對私人投資到底是擠出效應還是擠進效應。當公共資本主要投資於基礎設施時,將提高私人投資的邊際生產率而與私人投資產生互補作用,即產生「擠進效應」(Aschauer ,1989) 。如果政府部門與私人部門競爭購買資源而產生過度需求,則公共投資將擠出私人投資和消費( Yellen ,1989) 。Premchhand (1984) 指出,如果通過發行政府債券為財政赤字融資,為了提高政府債券的吸引力,政府債券的利率水平上升,將阻礙私人投資和私人消費。因此,財政赤字的這種融資方式會產生擠出效應。
傳導機制②總結的是李嘉圖等價定理的理論思路。根據李嘉圖等價定理(the Ricardian Equivalence) ,財政赤字增加導致的私人儲蓄增加的數量恰好等於政府儲蓄減少的數量(即財政赤字增加的數量) , 國民總儲蓄保持不變[6 ] 。其傳導機制在於:財政赤字增加→私人儲蓄增加量恰好等於財政赤字增加量→無需資本內流→GDP 不變→利率不變→匯率不變→貿易收支(或經常項目) 狀況不變。因此,財政赤字增加對經濟無影響。
傳導機制③總結的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學派的理論思路。由於S = I + NFI ,則ΔS =ΔI +ΔNFI 。其中,NFI為凈外國投資。若國民儲蓄下降,或者國內投資下降,或者凈外國投資下降,或者是兩者的不同組合。這些投資數量的變化會導致價格(利率、匯率) 的不同變化從而對經濟產生一定的影響。
如果私人儲蓄增加的數量少於公共儲蓄減少的數量,則國民儲蓄下降,需要進一步調整,使國民儲蓄同國內投資與凈國外投資之和再度保持平衡。如果私人儲蓄的增加不能完全抵消公共儲蓄的下降,若外國資本流入具有無限彈性,則數量調整完全依賴資本流入(ΔS =ΔNFI) 。此時,凈外國投資下降,國內資本存量保持不變(ΔI = 0) 。由於國內資本存量保持不變,國內產出(GDP) 保持不變。然而,由於增加的國外借貸(資本內流) 需要償還,因此,未來的國民生產總值(GNP) 會下降。在這種情形下,由於資本流入具有無限彈性,利率水平不發生改變。對本幣投資的需求增加,因而本幣升值。本幣升值,吸引外資內流,出口減少,進口增加,貿易收支(或經常項目) 惡化。盡管利率水平不發生改變,更多的財政赤字仍然會減少將來的GNP。
這種情形被稱之為小型開放經濟、完全資本流動情況(thesmall open economy viewor the perfect capital mobility view) 。其傳導機制在於:財政赤字增加→私人儲蓄增加量少於財政赤字增加量→國民儲蓄減少、將來的GNP 減少→資本內流增加量等於國民儲蓄減少量(資本完全流動) →GDP 不變→利率上升或不變→本幣升值→惡化貿易收支(或經常項目) 。因此,財政赤字增加對經濟具有有害影響。另外一種可能情況是,國際資本的供給並非具有無限彈性。此時,相關的價格(利率、匯率) 及數量調整與小國開放經濟的情況有差異,但最終結果——將來的國民收入下降——仍然相同。在資本不能完全流動性的情況下,國民儲蓄下降意味著,在現有的利率和匯率水平下,投資資金出現短缺。由於廠商爭奪有限的投資資金,這種不平衡帶來利率上漲的壓力。利率提高導致國內投資減少(擠出效應,ΔI < 0) 。在封閉經濟中,對國民儲蓄減少的調整完全來自於國內投資(ΔI =ΔS) 。在資本不完全流動的開放經濟中,國民儲蓄的減少導致的利率上升,會導致兩個結果:一是國內投資減少,二是凈外國投資下降(即資本內流增加) 。擠出效應的大小取決於利率上升對資本內流影響的程度。這種變化必須足夠以保證國民投資(national in許雄奇,等:財政赤字宏觀經濟效應的理論傳導機制) 等於國民儲蓄。利率上升,吸引外資內流,本幣升值,出口減少,進口增加,貿易收支(或經常項目) 惡化。根據Elmendrof 和Mankiw[7 ] 的表述,這種情況稱之為傳統觀點(the conventional view) 。其傳導機制在於:財政赤字增加→私人儲蓄增加量少於財政赤字增加量→國民儲蓄減少、將來的GNP 減少→資本內流增加量少於國民儲蓄減少量(資本不完全流動) →GDP 下降→利率上升→本幣升值或匯率不變→惡化貿易收支(或經常項目) 。此時,財政赤字增加對經濟的影響也是不利的。
傳導機制④總結的是不同的經濟學學派對財政赤字不同彌補方式所產生的宏觀經濟效應理論思路上的差異。一般而言,當出現財政赤字時,政府通過借債(包括外債和內債) 或發行貨幣以創造鑄幣稅收入來為其支出融資。經濟理論指出,財政赤字的貨幣供給效應、通貨膨脹效應依賴於財政赤字的融資方式和財政赤字對總需求、總供給等的影響。
在貨幣主義的框架中,財政赤字是否引發通貨膨脹取決於財政赤字貨幣化的程度。在財政占優的經濟體制中,央行被迫貨幣化財政赤字而引發通貨膨脹。Sargent 和Wallace[8 ]指出,若財政赤字是持續性的,政府最終將不得不增加基礎貨幣並引發通貨膨脹。如果實際利率超過經濟增長率,政府債務將以快於實際收入的速度增長。此時,貨幣當局被迫通過貨幣創造為政府赤字融資。在內生貨幣供給理論的框架下,即使央行足夠獨立,財政赤字支出也可通過影響經濟增長和利率、物價等而對貨幣供給產生影響。弗里德曼也認為財政赤字能夠促成物價上漲和助長過度的政府支出。
從微觀角度講,如果政府用公債融資取代稅收融資,持有公債的消費者認為自己的資產(財富) 增加了,消費支出將增加,就會產生擴張性效應[9 ] 而引發通貨膨脹。根據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如果資源沒有充分利用,預算赤字的增加就會對總需求產生正效應。總需求的擴張通過乘數效應增加國民收入,貨幣交易需求隨之增加,央行將不得不適應貨幣需求的變化而增加貨幣供給並提高價格水平。薩繆爾森在他的名著《經濟學》中指出,預算赤字的增大如靠增加貨幣供應量來彌補,則意味著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積極的貨幣政策,這雖然會增加GNP ,但同時也導致通貨膨脹的加劇和擠出投資。
巴羅[10 ]認為,公債不是凈財富;在財政支出既定的情況下,稅收融資和債務融資的相對數量變化,對總需求、利率和資本形成都沒有影響,因此,李嘉圖等價定理成立,財政赤字的彌補方式對貨幣供給和價格水平無影響。綜觀各經濟學學派,對現代財政赤字政策爭論激烈,觀點迥異,但財政赤字政策始終在坎坷中不斷發展,成為各國宏觀調控的主流政策。各個學派的財政赤字理論都不能完美地解釋現實,但都能夠在某一方面對現實做出比較成功的解釋。
三、中國財政赤字政策的理論基礎
從財政經濟理論的發展過程來看,在古典經濟學的財政理論體系裡,資源的充分就業是在市場機制的相互作用下自動完成的,其思想根源在於著名的薩伊定律,認為財政政策不起作用,政府應當追求不幹預政策或自由放任政策。
面對1929 —1933 年的經濟大蕭條,古典經濟學的宏觀經濟理論束手無策,凱恩斯學派應運而生,經過希克斯、漢森、薩繆爾森等經濟學家的發展,凱恩斯主義的理論體系逐漸完善,認為增加總需求的赤字財政政策(再輔之以擴張的貨幣政策) 是解決伴隨大規模失業的通貨緊縮問題的唯一出路,主張實行「逆經濟風向而動」的反周期財政政策。
在20 世紀40 年代到60 年代,凱恩斯主義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盛行之際,新自由主義抬頭,出現了貨幣學派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學派。他們極力反對政府對經濟的強有力的干預,認為旨在調控總需求水平的財政政策,不僅不會穩定經濟,反而會使經濟更加不穩定。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學派以其現代貨幣數量論為依據,強調貨幣在影響宏觀經濟運行中的核心地位,在政策主張上反對凱恩斯學派的相機抉擇財政政策,實行單一的貨幣政策。貨幣學派主張恢復自由放任和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反對國家干預和調節經濟。進入20 世紀70 年代後,西方國家陷入「滯脹」困境,凱恩斯學派經濟學所倡導的由國家運用財政政策進行「需求管理」的一套政策措施出現了危機。這時,以盧卡斯、薩金特和華萊士等為主要代表人物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學派,根據「理性預期假說」和「持續的市場出清」假說,對凱恩斯學派的理論和政策主張提出挑戰,全盤否定穩定政策的有效性,認為政府應該放棄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主張用規則的財政政策抑制通貨膨脹。
面對各經濟學派的批評,一批被Parkin 命名為「新凱恩斯主義者」的經濟學家(包括曼昆、斯蒂格利茨等) ,堅持傳統凱恩斯學派的基本信條,從20 世紀80 年代起,逐漸建立和形成了具有微觀基礎的新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派,反駁了需求管理政策無效的觀點,對「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和理性預期在使政策無效方面的作用這2 個方面提出質疑。新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派不但認為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是有用的,而且是有效的[11 ] 。
一些轉軌國家根據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制定的改革方案,在實施中不斷遇到許多始料不及的巨大困難。這似乎能夠表明,新古典經濟學對市場經濟的理解存在某種缺陷,對過渡經濟的認識則准備不足。倘若李嘉圖等價定理成立,那麼,以增發國債為赤字融資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就不會產生擴大總需求的效應。新凱恩斯主義不贊同「李嘉圖等價定理」,認為據此得出的結論不僅在理論上是錯誤的,而且和經驗事實也是相悖的。很顯然,如果這一定理是成立的,那麼財政政策特別是凱恩斯主義的赤字財政政策就是根本無效的。無論是針對美國還是其他發達國家,關於李嘉圖等價定理的經驗研究都沒有得到明確的結論。Bernheim(1987) 、Masson 等(1995) 、Giavazzi (2000) 等的經驗研究都否定了李嘉圖等價定理[12 ] 。一般認為,李嘉圖等價定理成立所必需的條件在發展中國家比在發達國家更不可能得到滿足。Agenor 和Montiel (1996) 指出,在發展中國家,金融體系欠發達,資本市場常常受到高度扭曲和壓抑,消費者對稅收歸宿也很不清楚。因此,在發展中國家,李嘉圖等價定理也很難成立。郭慶旺等對中國的經驗分析也證實李嘉圖等價定理在中國不成立。劉溶滄等[13 ] ,趙志耘等[14 ] ,付文林、沈坤榮[15 ] ,馬拴友[16 ] ,許雄奇[17 - 18 ] 等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均認為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對促進中國經濟增長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學派完全否定財政赤字政策的有效性,以及李嘉圖等價定理認為財政赤字政策對宏觀經濟無影響的理論觀點,都不太符合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實際狀況。
從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發展過程來看,在過去60 余年的大部分時間里,面對經濟衰退和通貨緊縮或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各國政府所採取的宏觀調控措施,基本上都是以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及其需求管理政策理論作為理論基礎。從歐、美、日等國的財政政策實踐來看,盡管有學者否定和政界人士反對,但赤字政策仍然作為最主要的反周期政策被使用,一直到現在從未被放棄過,只是使用的強度和方式隨著時代和國家的不同而有所變化罷了。
中國財政運行從平衡財政到赤字財政是以1978 年為界限和轉折點的。在1978 年以前,中國的財政預算是嚴格按照收支平衡並略有結余的原則進行的,財政支出堅持的是量入為出的原則。改革開放以後,為了加快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步伐,基本上安排了赤字預算
自改革開放之後,尤其是20 世紀90 年代之後,財政政策就逐步走到了中國宏觀調控的前台。從20 世紀80 年代末的擴張財政政策到90 年代初中期的緊縮財政政策,再到2000 年前後的積極財政政策,2005 年前後的穩健財政政策,以及2008 年底開始的積極財政政策,可以看出中國財政政策中的相機選擇性較強,財政政策規模和操作具有顯著的周期性特徵,符合現代宏觀經濟政策理論的逆調節要求。中國近年來實施的財政赤字政策也是把擴大社會總需求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目標之一,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仍然是治理(由需求不足導致的) 經濟衰退和通貨緊縮的有效方式,應該成為中國實施赤字財政政策的理論基礎。
綜上所述,作者認為,凱恩斯主義的財政赤字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成為中國赤字財政政策的理論基礎。雖然中國的宏觀經濟正處在一個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階段,市場機制尚不完善,不同於西方發達國家,且在中國的財政政策中,政府直接投資還是影響經濟最主要的手段,但是,近年來中國的宏觀管理實踐證實,中國的財政政策在反周期的實際操作中發揮著巨大作用,並且隨著改革的深化,中國已經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因此,中國財政赤字政策的實踐基本上是符合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理論的。
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矛盾不是一個簡單的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而是一種相對過剩問題,表現出來的是結構性矛盾,供給過剩與需求不足並存。因此,中國應實施總量調節與結構調整相結的財政政策,不能完全照搬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財政赤字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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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講解下IS-LM模型中各個區域應當實行的財政貨幣政策組合
一、封閉經濟下的LM-IS均衡
(一)緊縮的貨幣政策
初始狀態LM、IS線如圖,現在央行通過公開市場業務減少流通中的貨幣量,LM線向左移至LM』,在新的均衡點E,利率升高,Qd減少。
1、在古典總供給曲線下,價格降低,產量保持不變。價格降低使經濟中的實際貨幣余額升高,從而LM』線向右移動,恢復到初始狀態。在這種情況下,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將造成貨幣量的減少,價格降低,總產量、利率不發生變化。
2、在經典凱恩斯供給曲線下,價格降低,產量減少。同樣,價格降低使LM』線內生地向右移動,在初始LM線左達到新的均衡。在這種情況下,緊縮性貨幣政策造成貨幣量的減小,價格降低,利率升高及產量下降。
3、在極端凱恩斯供給曲線下,價格不變,產量減少。緊縮的貨幣政策完全作用在產量上,在E點達到LM-IS均衡,利率水平相應提高。
(二)緊縮的財政政策
初始LM、IS線如圖,政府採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IS線向左移至IS』,在新的均衡點E,利率下降,Qd減少。同樣在三種不同的供給曲線下,緊縮的財政政策造成的結果不一樣。
1、在古典總供給曲線下,價格降低,產量保持不變。價格降低使經濟中的實際貨幣余額升高,從而LM線向右移至LM',在初始利率和總需求上達到均衡。在這種情況下,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將造成價格降低,總產量、利率不發生變化;政府財政支出的減少被居民消費、投資增加所彌補。
2、在經典凱恩斯供給曲線下,價格降低,產量減少。同樣,價格降低使LM線內生地向右移動,在新的均衡下產出不能完全回到初始狀態,利率小幅升高,需求量小幅下降。在這種情況下,緊縮性財政政策造成價格降低,利率升高及產量下降。居民消費、投資部分彌補財政緊縮缺口。
3、在極端凱恩斯供給曲線下,價格不變,產量減少。緊縮的財政政策全部作用在產量上,居民消費、投資並沒有彌補需求缺口,在E點達到LM-IS均衡,利率水平降低。
二、固定匯率下的LM-IS均衡
在開放經濟的固定匯率制度下,經濟中的貨幣余額量是內生的,資本或貿易的流動將使利率水平維持在世界利率上。如果總需求不發生變化,任何用於改變經濟狀況的貨幣政策都是徒勞的;一旦總需求發生變化,經濟中的貨幣狀況會進行相應的調整。
(一)緊縮的貨幣政策
初始LM、IS線如上,央行通過公開市場業務減少貨幣供給,LM線左移至LM』,在新的均衡點E,利率升高,Qd減少。
1、在資本可以自由流動的經濟中,利率升高給資本帶來逐利空間,本國居民將國外資產轉移進國內,從而使得經濟中的貨幣供給量增加,LM』線右移至初始狀態。利率維持在世界利率水平,產量恢復到初始狀態;央行增加了與初始公開市場操作相等的外匯儲備。
2、在實施資本控制的經濟中,由於不存在資本流動,本國與國外的聯系唯一是通過對外貿易,因而這種情況下經濟達到新的均衡要緩慢的多。利率升高使儲蓄上升,投資減少,國際貿易狀況改善,購買本國產品外幣通過央行轉換為本幣進入流通領域,貨幣供給增加,LM』線右移至初始狀態達到均衡,國際貿易恢復初始狀態。同樣,央行增加了與初始公開市場操作相等的外匯儲備。
(二)緊縮的財政政策
初始LM、IS線如上,政府減少財政支出影響總需求,IS線左移至IS』,在新的均衡點E,利率降低,Qd減少。
1、在資本可以自由流動的經濟中,利率降低,本國居民將持有的本國資產轉移到國外,從而使得經濟中的貨幣供給量減少,LM線左移至LM』,利率維持在世界利率水平,總需求量減少;央行外匯儲備減少。總需求量減少對價格、產量以及最終LM-IS均衡的影響同樣由於供給曲線的不同而不同(如封閉經濟中的情況),這里不做具體分析。
2、在實施資本控制的經濟中,利率下降使儲蓄下升,投資增加,國際貿易狀況惡化,購買國外產品使本國貨幣供給減少,LM線左移至LM』,利率維持在世界利率上,總需求量減少,央行外匯儲備減少。
三、彈性匯率下的LM-IS均衡
彈性匯率下,IS線是內生的,匯率的浮動使貨幣價格因供求關系而發生變化,套利資本不僅要關注利率變化,而且也要關注匯率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貨幣狀況將影響總需求狀況,而總需求的變化不會作用到貨幣上。
(一)緊縮的貨幣政策
初始LM、IS線如上,央行通過公開市場業務減少貨幣供給,LM線左移至LM』,在新的均衡點E,利率升高,Qd減少。
1、小國情況。在小國經濟中,利率升高不會影響世界利率,世界利率維持在初始水平上。利率升高出現逐利空間,本國貨幣升值,本國商品價格相對國外商品價格升高,對外貿易惡化,總需求減少,IS線左移至IS』。最終均衡利率仍在世界利率上,總需求量減少。
2、大國情況。大國利率上升將使世界利率上升,世界利率上升幅度小於大國利率上升幅度。如同小國經濟,大國對外貿易惡化,其他國家對外貿易狀況改善,大國總需求減少,IS』線與LM』線在較高的世界利率上達到均衡。這種情況下,世界利率上升,大國對外貿易惡化,總需求減少。
上面兩種情況,總需求變化對產量、價格及LM-IS均衡的影響因為總供給曲線不同存在差異,這里不作解釋。
(二)緊縮的財政政策
初始LM、IS線如上,政府減少財政支出降低總需求,IS線左移至IS』,在新的均衡點E,利率降低,Qd減少。
1、小國情況。利率降低不會影響世界利率,世界利率維持在初始水平上。利率降低導致本國居民資產外移,外幣需求上升,本國貨幣貶值,本國商品價格相對國外商品價格降低,對外貿易狀況改善,總需求增加,IS』線左移至初始狀態。最終均衡利率仍在世界利率上,總需求量不變,政府支出減少被對外貿易彌補。
2、大國情況。大國利率降低將使世界利率降低,世界利率的降低幅度小於大國利率降低幅度。如同小國經濟,大國對外貿易改善,其他國家對外貿易狀況惡化,大國總需求內生地增加,IS』線左移在較高的世界利率上與LM線達到均衡。這種情況下,世界利率上升,大國對外貿易改善,總需求略有減少。
E. 財政政策效果與IS和LM曲線的斜率有什麼關系
在IS—LM框架中,引起IS和LM曲線移動的因素很多,如政府購買、轉移支付、稅收、進出口等等貨幣政策效果變動都會使IS移動,而實際貨幣供給和貨幣需求變動都會使LM移動,這些移動都會引起均衡收入和利率的變動。例如,政府減稅使人們可支配收入增加,在其他情況不變時,消費支出水平就會上升。再如,匯率變動,比方說本國貨幣貶值在其他情況不變時會使出口增加,進口減小,從而使凈出口增加.IS曲線也會向右上方移動。同樣,在價格水平不變時增加名義貨幣供給或減少名義貨幣需求,或者在貨幣名義供求不變時價格水平下降,都會使LM曲線向右下方移動。在諸多使IS曲線和LM曲線移動的因素中,西方學者特別重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變動。政府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IS曲線向右上方移動,收入和利率同時上升,並且通過與不同斜率的IS和LM曲線相交可清楚表現出財政政策的效果.同樣,政府實行擴張貸幣的政策,LM曲線向右下方移動,利率下降,收入增加,並且通過與不同斜率的IS和LM曲線相交可清楚表現出貨幣政策的效果。因此,西方學者常常用IS--LM模型作為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及其效果的簡明而直觀的工具。
F. 用islm模型說明資本完全自由流動和浮動匯率條件下貨幣政策充分效性
1、首先在電腦中打開Word2013,如下圖所示。
G. 拉爾斯漢森第幾次到中國
2014年6月18日,是其首次來到中國上海。
一、拉爾斯漢森(Lars Peter Hansen),2013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現為芝加哥大學經濟和社會科學資深講座教授。他主要的貢獻在於發現了在經濟和金融研究中極為重要的廣義矩方法。傳統的計量經濟學估計方法有廣義最小二乘法、工具變數法和極大似然法等,但都存在自身的局限性。目前,漢森正利用穩定控制理論和遞歸經濟學理論研究風險在定價和決策中的作用。
二、「諾獎得主中國行」是由《時代周報》傾力打造的年度品牌活動。
2014年6月18日「諾獎得主中國行」活動在上海盛大舉行!活動主題定為《金融改革創新與風險防範》。此次為拉爾斯 • 漢森首次來中國,就中國經濟改革中的創新與可能存在的風險,在上海獨家對話中國經濟專家,與中國精英共同迸發思想熱潮,一同為中國經濟的改革創新出謀劃策!
三、值得關注的是,說到漢森,不可不提的就是他的中華情結。
漢森的岳父蔣碩傑也是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他出生於上海,博士畢業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曾在北京大學、台灣大學、羅徹斯特大學和康奈爾大學任教,並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長達十年。蔣碩傑也是台灣地區中華經濟研究院的首任院長。作為一名自由派的經濟學家,蔣碩傑在台灣地區推動貿易自由化、匯率改革等一系列自由經濟政策,為台灣地區的經濟改革和之後的經濟騰飛作出了重要貢獻。
H. 成都漢森商務有限公司怎麼樣
簡介:成都漢森商務有限公司成立於1996年08月01日,主要經營范圍為商務咨詢(國家有專項規定的除外)等。
法定代表人:余鴻
成立時間:1996-08-01
注冊資本:2000萬人民幣
工商注冊號:510109000019903
企業類型:有限責任公司(自然人投資或控股)
公司地址:成都市外南新加坡工業園區(慶雲村)
I. 歷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有哪些
諾貝爾經濟學獎歷年得主:
1960s
1969年
拉格納·弗里希(Ragnar Frisch)挪威人 (1895-1973)
簡·丁伯根(Jan Tinbergen)荷蘭人 (1903-1994)
他們發展了動態模型來分析經濟進程,前者是經濟計量學的奠基人,後者經濟計量學模式建造者之父。
1970s
1970年
保羅·薩繆爾森(Paul A. Samuelson )美國人 (1915- 2009)
他發展了數理和動態經濟理論,將經濟科學提高到新的水平。他的研究涉及經濟學的全部領域。
1971年
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 )烏克蘭人,後入美國籍 (1901-1985)
在研究人口發展趨勢及人口結構對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關系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
1972年
約翰·希克斯(John R. Hicks)英國人 (1904-1989)
肯尼斯·約瑟夫·阿羅(Kenneth J. Arrow)美國人 (1921- )
他們深入研究了經濟均衡理論和福利理論。
1973年
華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蘇聯人 (1906-1999)
發展了投入產出方法,該方法在許多重要的經濟問題中得到運用。
1974年
弗里德里克·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奧地利人 (1899-1992)
綱納·繆達爾(Gunnar Myrdal)瑞典人 (1898-1987)
他們深入研究了貨幣理論和經濟波動,並深入分析了經濟、社會和制度現象的互相依賴。
1975年
列奧尼德·康托羅維奇(Leonid Vitaliyevich Kantorovich)蘇聯人 (1912-1986)
佳林·庫普曼斯(Tjalling C. Koopmans)美國人 (1910-1985)
前者在1939年創立了享譽全球的線形規劃要點,後者將數理統計學成功運用於經濟計量學。他們對資源最優分配理論做出了貢獻。
1976年
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美國人 (1912-2006 )
創立了貨幣主義理論,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說。
1977年
戈特哈德·貝蒂·俄林(Bertil Ohlin)瑞典人 (1899-1979)
詹姆斯·愛德華·米德(James E. Meade)英國人 (1907-1995)
對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資本流動作了開創性研究。
1978年
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美國人 (1916-2001)
對於經濟組織內的決策程序進行了研究,這一有關決策程序的基本理論被公認為關於公司企業實際決策的創見解。
1979年
威廉·阿瑟·劉易斯(Sir Arthur Lewis)英國人,後入美國籍 (1915-1991)
在發展經濟學方面頗有建樹,提出了二元經濟模型和進出口交換比價模型。
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 W. Schultz)美國人 (1902-1998)
在經濟發展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研究,深入研究了發展中國家在發展經濟中應特別考慮的問題。
1980s
1980年
勞倫斯·羅·克萊因(Lawrence R. Klein)美國人 (1920- )
以經濟學說為基礎,根據現實經濟中實有數據所作的經驗性估計,建立起經濟體制的數學模型。
1981年
詹姆斯·托賓(James Tobin)美國人 (1918-2002)
闡述和發展了凱恩斯的系列理論及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宏觀模型。在金融市場及相關的支出決定、就業、產品和價格等方面的分析做出了重要貢獻。
1982年
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美國人 (1911-1991)
在工業結構、市場的作用和公共經濟法規的作用與影響方面,做出了創造性重大貢獻。
1983年
羅拉爾·德布魯(Gerard Debreu)美國人 (1921-2004 )
概括了帕累托最優理論,創立了相關商品的經濟與社會均衡的存在定理。
1984年
理查德·約翰·斯通(Richard Stone)英國人 (1913-1991)
國民經濟統計之父,在國民帳戶體系的發展中做出了奠基性貢獻,極大地改進了經濟實證分析的基礎。
1985年
弗蘭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義大利(1918- )
第一個提出儲蓄的生命周期假設。這一假設在研究家庭和企業儲蓄中得到了廣泛應用。
1986年
詹姆斯·麥基爾·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Jr.)美國人 (1919- )
將政治決策的分析同經濟理論結合起來,使經濟分析擴大和應用到社會—政治法規的選擇。
1987年
羅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美國人 (1924- )
對經濟增長理論做出貢獻。提出長期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技術進步,而不是依靠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
1988年
莫里斯·阿萊斯(Maurice Allais)法國人(1911- )
他在市場理論及資源有效利用方面做出了開創性貢獻。對一般均衡理論重新做了系統闡述。
1989年
特里夫·哈維默(Trygve Haavelmo)挪威人 (1911- 1999)
建立了現代經濟計量學的基礎性指導原則。
1990s
1990年
默頓·米勒(Merton H. Miller)美國人 (1923-2000)
哈里·馬科維茨(Harry M. Markowitz)美國人 (1927- )
威廉·夏普(William F. Sharpe)美國人 (1934- )
他們在金融經濟學方面做出了開創性工作。
1991年
羅納德·科斯(Ronald H. Coase)英國人(1910- )
揭示並澄清了經濟制度結構和函數中交易費用和產權的重要性。
1992年
加里·貝克爾(Gary S. Becker)美國人 (1930- )
將微觀經濟學的理論擴展到對於人類行為的分析上,包括非市場經濟行為。
1993年
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C. North)美國人 (1920- )
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W. Fogel)美國人 (1926- )
前者建立了包括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在內的「制度變遷理論」。後者用經濟史的新理論及數理工具重新詮釋了過去的經濟發展過程。
1994年
約翰·福布斯·納什(John F. Nash Jr.)美國人 (1928- )
約翰·海薩尼(John C. Harsanyi)美國人 (1920- 2000)
萊因哈德·澤爾騰(Reinhard Selten)德國人( 1930- )
這三位數學家在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理論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對博弈論和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
1995年
小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E. Lucas Jr.)美國人 (1937- )
倡導和發展了理性預期與宏觀經濟學研究的運用理論,深化了人們對經濟政策的理解,並對經濟周期理論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1996年
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 Mirrlees)英國人(1936- )
威廉·維克瑞(William Vickrey)美國人 (1914-1996)
前者在信息經濟學理論領域做出了重大貢獻,尤其是不對稱信息條件下的經濟激勵理論。 後者在信息經濟學、激勵理論、博弈論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貢獻。
1997年
羅伯特·默頓(Robert C. Merton)美國人 (1944- )
邁倫·斯科爾斯(Myron S. Scholes)美國人(1941- )
前者對布萊克-斯科爾斯公式所依賴的假設條件做了進一步減弱,在許多方面對其做了推廣。後者給出了著名的布萊克-斯科爾斯期權定價公式,該法則已成為金融機構涉及金融新產品的思想方法。
1998年
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印度人(1933- )
對福利經濟學幾個重大問題做出了貢獻,包括社會選擇理論、對福利和貧窮標準的定義、對匱乏的研究等。
1999年
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A. Mundell)加拿大人 (1923- )
他對不同匯率體制下貨幣與財政政策以及最適宜的貨幣流通區域所做的分析使他獲得這一殊榮。
2000s
2000年
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 Heckman)1944 年生於美國芝加哥,曾就讀於科羅拉多學院。1971年獲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博士學位。現為芝加哥大學的教授。
丹尼爾·麥克法登(Daniel L. McFadden)1937 年生於美國北卡羅來那州的瑞雷,曾就讀於明尼蘇達大學。1962年獲得明尼蘇達大學博士學位。現為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教授。
在微觀計量經濟學領域,他們發展了廣泛應用於個體和家庭行為實證分析的理論和方法。
2001年
喬治·阿克爾洛夫(George A. Akerlof )生於1940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教授
邁克爾·斯賓塞(A. Michael Spence )生於1943年,美國加州斯坦福大學教授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生於1943年,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為不對稱信息市場的一般理論奠定了基石。他們的理論迅速得到了應用,從傳統的農業市場到現代的金融市場。他們的貢獻來自於現代信息經濟學的核心部分。
2002年
丹尼爾·卡納曼(Daniel Kahneman)1934年出生,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和公共事務教授。
弗農·史密斯(Vernon L. Smith)1927年出生,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和法律教授。
傳統上,經濟學研究主要建立在人們受自身利益驅動並能作出理性決策的假設基礎之上。長期以來,經濟學被普遍視為是一種依賴於實際觀察的經驗科學,或者是建立在演繹、推理方法基礎之上的思辯性哲學,而不是在可控實驗室中進行檢測的實驗性科學。然而,現在經濟學研究越來越重視修正和測試基礎經濟理論的前提假設,並越來越依賴於在實驗室里而不是從實地獲得的數據。這種研究源於兩個截然不同但目前正在相互融合的領域:一個是用認知心理學分析方法研究人類的判斷和決策行為的領域;另一個是通過實驗室實驗來測試或檢驗根據經濟學理論作出預測的未知或不確定性領域。卡納曼和史密斯正是這兩個研究領域的先驅。卡納曼因卓有成效地把心理學分析方法與經濟學研究融合在一起,而為創立一個新的經濟學研究領域奠定了基礎,其主要研究成果是,他發現了人類決策的不確定性,即發現人類決策常常與根據標准經濟理論假設所作出的預測大相徑庭。他與已故的阿莫斯·特維爾斯基合作,提出了一種能夠更好地說明人類行為的期望理論。
2003年
克萊夫·格蘭傑(Clive W.J. Granger) 1934年生於英國威爾士的斯旺西,現為英國公民。他1959年獲英國諾丁漢大學博士學位,現是美國聖迭戈加利福尼亞大學榮譽經濟學教授。
羅伯特·恩格爾(Robert F. Engle III) 1942年生於美國紐約的錫拉丘茲,1969年獲美國康奈爾大學博士學位,現為美國紐約大學金融服務管理學教授。
他們分別用「隨著時間變化的易變性」和「共同趨勢」兩種新方法分析經濟時間序列,從而給經濟學研究和經濟發展帶來巨大影響。研究人員在進行估量關系、作出預測以及檢驗經濟學理論中的假設時,往往以時間序列,即以按時間排列的觀察周期的形式來使用數據。這種時間序列顯示了國內生產總值、價格、利率、股票價格等的演變。在上個世紀80年代,兩位獲獎者發明了新的統計方法來處理許多經濟時間序列中兩個關鍵屬性:隨時間變化的易變性和非穩定性。在金融市場上,隨著時間的隨機波動,即易變性,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因為股票和各類有價證券的價值取決於易變性的風險。波動可以隨著時間發生很大變化:一個波動很大的動盪期後總是一個波動很小的平靜期。恩格爾所發明的「自動遞減條件下的異方差性」(ARCH)理論能精確地獲取很多時間序列的特徵,並對能把隨時間變化的易變性進行統計模型化的方法進行了發展。現在,他的ARCH模型已經不僅是研究人員不可缺少的工具,金融市場上的分析家也用它來進行資產定價和證券投資風險評估。 大部分整體經濟時間序列都有一個隨機趨勢,一次暫時的失調會產生長期持續的影響。這些時間序列被叫做「非穩定的」序列。格蘭傑論證出,當用於穩定時間序列的統計方法運用於非穩定的數據分析時,人們很容易做出安全錯誤的判斷。他的重大發現是,把兩個以上非穩定的時間序列進行特殊組合後可能呈現穩定性。格蘭傑把這種現象叫作「共和體」。他這一方法在對諸如儲蓄和消費的關系、匯率和物價的關系以及短期和長期利率的關系等經濟學領域的研究中有著意義非凡的作用。
2004年
芬恩·基德蘭德(Finn E. Kydland),1943年生於挪威。1973年從匹茲堡的卡內基—梅隆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現任卡內基—梅隆大學和加利福尼亞聖巴巴拉分校的教授。
愛德華·普雷斯科特(Edward C. Prescott),1940年生於美國紐約州。1967年從匹茲堡的卡內基-梅隆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普雷斯科特曾先後在賓州大學、卡內基-梅隆大學和明尼蘇達大學任教,現任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凱瑞(W.P. Carey) 商學院經濟學講席教授,並擔任明尼阿波利斯聯邦儲備銀行的資深顧問。他在卡內基—梅隆大學任教期間曾擔任基德蘭德的博士論文導師。
他們一是通過對宏觀經濟政策運用中「時間連貫性難題」的分析研究,為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的實際有效運用提供了思路;二是在對商業周期的研究中,通過對引起商業周期波動的各種因素和各因素間相互關系的分析,使人們對於這一現象的認識更加深入。
2005年
托馬斯·克羅姆比·謝林(Thomas Crombie Schelling),1921年生於美國。哈佛大學博士。現任馬里蘭大學教授。
羅伯特·約翰·奧曼(Robert John Aumann),1930年生於德國。麻省理工學院博士。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教授。
通過博弈論分析促進了對沖突與合作的理解。
2006年
埃德蒙德·菲爾普斯(Edmund Phelps) 1933年出生,美國人。
菲爾普斯教授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於宏觀經濟學的各個領域,包括就業、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儲蓄、公債、稅收、代際公平、價格、工資、微觀主體行為、資本形成、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及他最有成就的領域——經濟增長問題,被譽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締造者」和「影響經濟學進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菲爾普斯教授最重要的貢獻在於經濟增長理論。他繼羅伯特·索洛之後,對經濟增長的動態最優化路徑進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經濟增長黃金律」,從而正式確立了經濟增長理論。
2007年
埃里克·馬斯金(Eric S. Maskin),1950年出生於美國紐約。1976年獲得哈佛大學應用數學博士學位。1985至2000年任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2003年出任世界計量經濟學會會長,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社會科學部主任。
在現代經濟學最為基礎的領域里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其中包括公共選擇理論、博弈論、激勵理論與信息理論以及機制設計。被譽當今國際經濟學最受尊敬的經濟學大師。
羅傑·邁爾森(Roger B. Myerson),1951年3月29日生於美國波士頓,美國國籍。1976年獲得哈佛大學應用數學博士學位。
其博士課題為「一種合作博弈理論(A Theory of Cooperative Games)」,對博弈論有深入的研究。著有《博弈論:矛盾沖突分析》(Game Theory: Analysis of Conflict)及《經濟決策的概率模型》(Probability Models for Economic Decisions)。
里奧尼德·赫維克茲(Leonid Hurwicz) 猶太人,1917年出生於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來到美國。美國科學院院士,美國經濟學會院士,總統獎獲得者,明尼蘇達大學校董事會講座教授。
開始時興趣主要是計量經濟學,對動態計量模型的識別問題作出了奠基性的工作。1947年首先提出並定義了宏觀經濟學中的理性預期概念。其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機制和機構設計以及數理經濟學。最重要的研究工作是開創了經濟機制設計理論。他曾於1990年由於「對現代分散分配機制的先鋒性研究」獲得美國國家科學獎。
2008年
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美國經濟學家,1953年出生
保羅·克魯格曼是自由經濟學派的新生代,他的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貿易模式和區域經濟活動。
2009年
奧利弗·威廉姆森(Oliver·Williamson,1932.9.27— ):「新制度經濟學」的命名者
奧利弗·威廉姆森被譽為重新發現「高斯定理(又譯科斯定理)」的人,至少是由於他的宣傳功勞,才使高斯的交易費用學說成為現代經濟學中異軍突起的一派,並匯聚了包括組織理論、法學、經濟學在內的大量學科交叉和學術創新,逐步發展成當代經濟學的一個新的分支。
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奧利弗·E·威廉姆森,以表彰「他對經濟治理的分析,特別是對公司的經濟治理邊界的分析」。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美國公共選擇學派的創始人之一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中文名為歐玲,埃莉諾·奧斯特羅姆1933年出生於美國,現供職於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政治經濟學家、行政學家和政策分析學家。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獲頒2009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以表彰「她對經濟治理的分析,尤其是對普通人經濟治理活動的研究」。
2010s
2010年
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生於1940年,1960年畢業於耶魯大學,獲數學學士學位;1963年,年僅23歲就獲得了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後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開始教學生涯。
「市場大部分交易都是為貿易而進行的,當然會出現一些貿易摩擦,買者很難得到想要買的買品,而賣者很難找到消費者。」 彼特-戴蒙德等人所開發的理論是解釋了市場上這種沖突。他的理論是遠遠可以適用於勞動力市場之外其它領域,可以用於整個房地產市場在經濟學以及家庭經濟學等等。
戴爾·莫滕森(Dale T. Mortensen),生於1939年2月2日,美國公民,現任職於美國西北大學。莫滕森在卡內基梅隆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在維拉馬特大學獲得學士學位。他的學術思想影響了皮薩里迪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
戴爾·莫滕森其主要研究領域集中在勞動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等經濟理論。
「市場大部分交易都是為貿易而進行的,當然會出現一些貿易摩擦,買者很難得到想要買的買品,而賣者很難找到消費者。」 彼特-戴蒙德等人所開發的理論是解釋了市場上這種沖突,他們的理論是基於微觀經濟學理論的,也就是市場合理產出。
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他的研究方向集中在宏觀經濟學的多個領域,其中最主要的是勞工、經濟增長和經濟政策。
2011年
托瑪斯·薩金特(Thomas J. Sargent, 1943年7月19日-),美國經濟學家,擅長於總體經濟學、貨幣經濟學、時間序列等領域。他和小羅伯特·盧卡斯、尼爾·華勒斯、羅伯特·巴羅等人同為理性預期革命的重要代表人物,並且是數篇開創性論文的作者。
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A.Sims)生於1942年10月21日。1989年成為美國科學院院士。
2012年
埃爾文·羅斯(Alvin E. Roth)生於1951年12月19日,是一位美國經濟學家,目前在哈佛商學院擔任經濟及工商管理喬治-岡德(George Gund)教授。
羅伊德·沙普利(Lloyd S. Shapley)生於1923年6月2日,美國著名數學家和經濟學家,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擔任數學和經濟系擔任教授。在數理經濟學與博弈論領域有卓越貢獻。在40年代的紐曼(Neuman)和摩根斯坦(Morgenstern)之後,沙普利被認為是博弈論領域最出色的學者。
2013年
尤金·法瑪(Eugene Fama,1939年2月14日-),生於美國麻塞諸塞州波斯頓,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專長於現代投資組合理論與資產定價理論,因提出「有效市場假說」聞名。
彼得·漢森(Peter Hansen,1952年出生-),生於香檳伊利諾州,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最主要的貢獻在於發現了在經濟和金融研究中極為重要的廣義矩方法。目前,漢森正利用穩定控制理論和遞歸經濟學理論研究風險在定價和決策中的作用。
羅伯特·席勒(Robert J. Shiller,1946年3月26日-),美國經濟學家,學者,暢銷書作家。他是耶魯大學亞瑟·奧肯(Arthur M. Okun)經濟學教授,也是耶魯管理學院金融國際中心成員。
2014年
讓·梯若爾(Jean Tirole)1953年8月9日出生於法國,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現擔任法國圖盧茲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科研所長,同時在巴黎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擔任兼職教授,並先後在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擔任客座教授。被譽為當代「天才經濟學家」。
2015年
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1945年10月19日出生在蘇格蘭愛丁堡,是一位微觀經濟學家。
2016年北京時間10月10日,諾貝爾獎經濟學獎揭曉,哈佛大學的奧利弗·哈特Oliver Hart和麻省理工的本特·霍姆斯特羅姆Bengt Holmström獲得了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以表彰他們對契約理論做出的貢獻。
拓展資料:
諾貝爾經濟學獎(The Nobel Economics Prize),全稱是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瑞典銀行經濟學獎(The Bank of Sweden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通常稱為諾貝爾經濟學獎,也稱瑞典銀行經濟學獎。
參考資料:諾貝爾經濟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