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中國金融業與資本賬戶的進一步開放會對中美利率聯動產生何種影響
⑵ 經濟研究中國應加速推進資本賬戶開放嗎
經濟危機對中國的影響:
一、 經濟危機
經濟危機指的是一個或多個國民經濟或整個世界經濟在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內不斷收縮（負的經濟增長率）。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周期爆發的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 。是經濟周期中的決定性階段。自1825年英國第一次爆發普遍的經濟危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從未擺脫過經濟危機的沖擊。 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體制的必然結果。由於資本主義的特性，其爆發也是存在一定的規律。
經濟危機是指經濟系統沒有產生足夠的消費價值。也就是生產能力過剩的危機。有的學者把經濟危機分為被動型危機與主動型危機兩種類型。
所謂被動型經濟危機是指該國宏觀經濟管理當局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出現經濟的嚴重衰退或大幅度的貨幣貶值從而引發金融危機進而演化為經濟危機的情況。如果危機的性質屬於這種被動型的，很難認為這種貨幣在危機之後還會回升，危機過程實際上是對該國貨幣價值重新尋求和確認的過程。
主動型危機是指宏觀經濟管理當局為了達到某種目的採取的政策行為的結果。危機的產生完全在管理當局的預料之中，危機或經濟衰退可以視作為改革的機會成本。
二、經濟危機是一個挑戰
第一個層面，海外投資。一方面，危機發生後，海外資本市場出現暴跌，對我國較多海外投資都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國際金融風暴使得海外許多股市大幅縮水，資產價格大幅下降，一些公司股票估值已居歷史低位；一些公司為了渡過目前的難關，賤賣公司資產或控股權；一些國家大幅降低了外資進入門檻。
第二個層面，進出口貿易。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主要發生在發達國家和地區，而我國一般貿易進出口的目標地也主要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因此這次危機對我國進出口將產生重大影響，尤其對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將會帶來沖擊，一些出口導向型企業面臨著資金回收困難、訂單減少的風險。我國一般性貿易出口收入、貿易順差、外匯收入等一系列宏觀經濟指標可能都會發生重要變化。
第三個層面，金融證券保險業。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金融業的影響主要表現為：
利率聯動、匯率波動及其對金融機構經營的影響；金融環境的變化對銀行貸款業務可能產生重要影響；
第四個層面，房地產業。這次危機從源頭上看是房地產市場危機。因此，由房地產市場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房地產業會產生多方面的影響：我國幾個一線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和部分二線城市的房地產市場，有可能面臨一些海外投資客拋售房產、抽離資金的情況。
第五個層面，旅遊業。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旅遊業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我國居民出國旅遊可能會更加便利，國內旅遊業面臨著旅遊人數分流的潛在壓力；另一方面，受金融危機引發經濟衰退的影響，海外入境的人數可能會明顯減少，這對涉外旅遊會產生較大影響。
第六個層面，勞動就業。此次危機對我國勞動就業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經濟增長放緩，新增就業機會可能相對減少。因此，未來一定時期可能面臨更大的就業壓力。
第七個層面，經濟增長。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衰退會對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
第八個層面，經濟地位。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恢復經濟的復雜程度、困難程度會比我國大得多。
三、經濟危機是個機遇
海外投資國際股資的縮水，為我國相關企業、機構創造了一系列海外直接或間接投資的潛在機會。國際金融危機延續時間越長，破壞程度越大、經濟恢復越慢，我國海外投資的潛在機會就會越多。 進出口貿易就我國進口而言，一些國家基於生產自救可能會出台一些有利於產品出口的政策，如降低出口關稅、降低出口價格、放鬆技術封鎖等。我國企業應抓住這一機遇，根據自身的需要和能力，擴大技術類、資源類、短缺類、價格優勢類商品的進口。
金融證券保險業在國際金融、證券市場沒有穩定之前，我國金融、證券市場不可能走出反向的單邊行情。影響我國金融、證券市場未來走勢的主要因素仍是國內的市場環境和運行機制。今後我國仍會堅持金融改革、開放、創新的發展路徑，但市場監管和風險防範會進一步加強。
房地產業基於美國這次房地產市場危機的深刻教訓，我國未來會進一步規范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會控制房地產虛假需求的擴大和價格的暴漲暴跌，以避免房地產市場的劇烈波動引發金融業系統性風險。
旅遊業受危機影響較深的國家，基於發展本國經濟、增加就業的需要，可能會出台促進本國旅遊業發展的舉措，以吸引更多境外遊客。
勞動就業金融危機爆發後金融業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失業金融從業人員有可能流向受金融危機影響較少的國家和地區。因此，我國面臨著引進海外金融人才的良好機遇，國內金融業也可能面臨著更加嚴峻的人才競爭的態勢。
經濟增長目前我國經濟增長基礎、方式與西方發達國家明顯不同。同時，我國經濟仍是投資推動型經濟，鐵路、公路、機場、港口、電網、城市基礎實施、新農村建設等領域仍有巨大的投資空間。
經濟地位。在未來幾年增速趨緩的情況下，我國經濟總量與發達國家的相對差距將會縮小，我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將會上升。
四、我國應該採取的政策
1、匯率政策和外匯管制。中國人民幣升值目前已經成為一種長期的預期，我個人覺得一定要通過各種手段打掉這種預期。可以採取的手段第一肯定是加快升值，人民幣在2008年應該以加快升值速度；第二改革出口政策，引導出口向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產品靠攏，增強中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第三擴大進口，加快進口我們需要資源、技術等重要物資；第四，我們既然已經被認為是匯率控制國，索性控制一把給他們看，人民幣可以有時升有時跌，讓熱錢找不到北；第四外資進來之後需要匯出利潤等必須到指定銀行換匯，換匯審批和換匯價格要完全掌握在我們手裡，扼住外資出逃喉嚨。 人民幣一旦升值到位，我相信美歐日又會聯合起來以市場經濟地位等等問題相威脅，逼迫中國放棄資本賬戶管制。我個人認為中國的經濟和金融體系遠遠沒有到可以承受放開資本賬戶的實力。在沒有準備好之前匆匆放開資本賬戶，帶來的肯定是經濟崩潰和金融危機。
上面提到的第四第五條只是權宜之計，不能依靠這個與游資搏鬥，關鍵是中國經濟自身的內功要練好，至少要練到和上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那樣的實力。第一個關鍵是有自己核心競爭力、核心創新能力、符合現代企業制度要求、在市場競爭中成長起來的國際型大企業；第二個關鍵是加快金融改革，提高銀行、保險公司、券商等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提高金融市場效率和公平有效性，實現以投資者利益和存款人利益為先的金融監管；第三個關鍵是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政府一定要退出對經濟的微觀干預領域，加強宏觀管理，加快建立符合中國實際需要的社會保障制度（包括醫療、養老、工傷、失業保險等），增強老百姓對未來的信心，提高當期消費，是國內經濟真正成為一個以自我消費帶動為主的經濟體；第四個關鍵是政治方面的改革步伐，做好廉政建設、民主建設等；第五個關鍵是加快教育體制改革，培養一代代擁有自由、創新、實乾等良好品質的年輕人，保證未來發展後繼有人。我想如果做好這幾項關鍵工作，我們的國家會是一個政治安定、經濟活力充沛、市場高效、企業競爭力強、法律制度比較完備，在這種狀態下放開資本賬戶對我們經濟體和社會的沖擊會非常小。
2、利率政策與通貨膨脹。我想央行的首要任務是控制通貨膨脹，所以利率政策的導向要完全反映通貨膨脹的趨勢。在目前情況下，我們如果再不抓緊時間提高利率，通貨膨脹很快就會失控。因為從加息到通貨膨脹實際受到控制之間有一個明顯的時滯，如果央行不把握好這個節奏，很容易出現通脹失控的問題。
我們知道價格是市場經濟的核心，是資源配置的最主要手段。而通貨膨脹恰恰會打亂市場價格反映給經濟體的正常信號，一旦這個信號失真，很多企業和個人的行為會出現明顯的非理性，導致經濟體的混亂，甚至經濟危機，所以控制通貨膨脹是目前首要任務。但是政府目前採取行政手段直接打壓價格，例如不準方便麵漲價，不準汽油漲價，不準電力漲價等，這些政策的效果是短暫的。而且政府很有可能會因為這些暫時的效果而放棄實行根本的措施，這樣為未來埋下了禍根。
因為目前國內是實際利率為負，這樣就打亂了資金的正常價格，所以會出現股市和樓市的非正常上漲。一旦上漲的預期被實際上漲所證實，會引發下一輪上漲，最終到資產泡沫。資產泡沫一旦形成，刺破這個泡沫對經濟體的沖擊會是致命的，搞不好就會出現日本那樣十幾年通貨緊縮的局面。如果我們不主動刺破這個泡沫，泡沫最終會因為資金鏈的斷裂而自己破滅，這樣對經濟的打擊更大。 個人認為央行應該與通脹預期趕時間，加快升息步伐，首先要保證實際利率為正。我想在我們在保證全國一片安定保證十七大順利召開，之後央行的出手會更快更狠吧。
3、股市與房地產。我覺得中央真的要抓緊時間處理股市和房地產市場了，我們剩下的時間不多了。股市與房地產市場相比，我更擔心房地產市場，因為涉及面太廣了，一旦泡沫破滅對經濟的打擊是致命的，有可能會直接危及政權。股市泡沫了，最後被套牢的許多人肯定是有錢人，他們的錢沒有了應該還能生活下去。可是，房地產市場套牢的很多不是個人，而是一個個家庭，甚至是一個家庭加上一對年輕人的一輩子，還要加上我們的國有銀行。老百姓既然交了稅，國家就有義務為老百姓提供住所，滿足老百姓購房置家的夢想。當年日本在泡沫經濟破滅前也是股市樓市一飛沖天，特別是樓市，據說，按照市場價值計算，當年東京皇宮周圍4平方公里范圍內的房地產價值就相當於美國加州房地產價值的總和。
所以現在應該考慮採取以下措施對房地產市場降溫，必須打擊投機，在適當的時候開征物業稅和房地產轉讓資本增值稅。我想我們國家是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緊張，首先要保證老百姓有房子可住，所以對富人的高檔住宅必須進行限制。我想具體步驟應該是這樣的。首先，首先按照房子的面積和密度把商業房地產分成普通住宅和高檔住宅，鼓勵老百姓購買普通住宅，適當抑制高檔住宅。一個老百姓家庭購買第一套普通住宅免徵物業稅，購買第二套住宅徵收相對較低的物業稅，例如每年按照房地產市值的1%徵收，從第三套住宅開始徵收高額的物業稅，譬如每年按照市值5%徵收，這樣就可以從稅收上保證普通老百姓的住房需求；對於富人購買高檔房地產，就應該按照每年房地產市值3%以上的稅率徵收物業稅，對於第二套高檔住宅就要按照更高的稅率徵收物業稅，既然富人有錢就讓他多掏一點，這樣的稅收方式對老百姓也更公平的。關於房地產轉讓資本利得稅，應該考慮這樣徵收:普通房地產在購買之日起一年內轉讓的，應該按照轉讓資本利得80%的稅率徵收所得稅，同時繳納營業稅；在購買之日起二年內轉讓的，稅率可以降低到60%；依次按照持有年限的增長降低稅率，但最低不能低於30%，以打擊投機。至於高檔住宅的稅率應該可以適當降低，但是第一年內轉讓的稅率不能低於50%，最低的轉讓稅率不能低於20%。對於外資炒作性地購買房地產，就應該狠狠征稅，千萬不能手軟，否則受害的肯定是我們自己。這樣一種稅率安排大大打擊了投機性房地產炒作，體現了稅收對收入的調節，抑制了房價過快上升，有利於保證普通老百姓購買自住房產。政府可以用收到的土地出讓金和稅收建設經濟適用房、廉租房、限價房保證窮人有房可住。同時政府應該設立例如美國那樣的房地產金融機構支持老百姓取得較低成本的信貸融資，讓老百姓提前實現有房的夢想。
有朋友可能會擔心這樣一種稅制安排會大大打擊房地產市場，其實我想這種擔心是多餘的，看看我們老百姓對自住房地產的需求就知道房地產市場垮不了，而且在這樣一種制度安排下，非常有利於保證普通百姓的正常住房需求，保證了房地產行業的平穩發展和對經濟的支撐作用，減少了由於過度投機而出現泡沫影響經濟長期穩定的概率。
當然從目前房地產的泡沫來看，一下子實行這么嚴厲的政策會對房地產打擊太大，政府可以考慮步步推進，讓市場有一個明確的預期，政府是希望保證房地產市場長期穩定發展的，但是會不斷打擊投機，這樣對市場的沖擊會比較小，有利於實現房地產市場的軟著落。其實這方面做的最好的是新加坡，新加坡國家土地面積小，人口密度大，所以政府根本不允許房地產炒作，對房地產轉讓徵收100%的資本利得稅，所以新加坡的房價非常平穩，普通一套100平米的商品房，價格大概只有20萬到30萬新幣左右，換成人民幣也就是100萬到150萬，這個價格對於高收入的新加坡人來說是非常便宜的。
4、醫療體制改革和社會保障改革，和由此引出的啟動內需。這個問題其實早就應該解決，只不過我們一直在拖著，所謂等一個好的時機。可是什麼時候是好時機呢？我們不能拖到不能再拖的地步，否則就太晚了。這些改革的成本以前我們賴掉了，但是終歸是要還的，遲還不如早還，被逼著還不如主動還。我想這方面應該是十七大報告濃墨重彩的部分吧。另外，十七大報告肯定會對提振內需提出一些切實可行的措施吧。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不能靠貿易維持，這樣在政治上也很危險。而且我們不能永遠給別人打工，生產東西讓別人享受吧。我們生產這么多東西是應該讓我們的老百姓享受的。提振內需的關鍵在社會保障上，包括住房保障。
5、產業政策。中國是一個大國，我們應該有我們的產業政策。但是產業政策不是保護政策，更不是政府直接管制經濟的借口。產業政策更多的是一種正向引導，是一種激勵。我們如果能夠把產業政策做成一種創新推動力，我們的產業政策就成功了。但是說實話，目前的產業政策是很糟糕的，搞審批、搞評比、送貸款、送政策等等保護性的政策只是讓受保護的企業與未受保護的企業不公平競爭。產業政策的第一條是產業開放，取消不必要的市場准入，市場在對外開放前，至少提前五年對內開放，對民營資本開放；第二條是打破地方保護主義，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第三條是激勵政策，對創新有實質貢獻的企業進行公開獎勵。
6、新能源、新材料。能源和資源問題將是中國面臨的一個長期挑戰。中國經濟要發展，能源和資源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國很多重要資源缺乏，對外依存度過高，容易受制於人，所以我們對新能源、新材料的研究的迫切程度可能不亞於日本。我們要早作打算，早作安排。在國際上，該爭的時候就得爭，該打的時候就得打，該出錢的時候就出錢，沒有什麼可以客氣的。
7、就業政策。我想就業是我們以後歷屆政府面臨的最頭疼的事情。我們不能像現在一樣靠把大學生發配到基層去來解決問題，更何況基層總有一天也會人滿為患。關鍵的出路還在發展經濟，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可以適當以就業為指標對某些就業大戶實行獎勵。另外鼓勵年輕人創業，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特別是服務業；這些都是主要的出路。我想關於就業也應該是十七大報告的重點。
一直來，國際經濟關系和世界金融格局也影響和制約我們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各種貿易糾紛。金融危機也有利於我們加入國際經濟金融新體系中。這將體現在國際經濟金融秩序的變革中，產生在對主導世界經濟多邊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八國集團等機構的改革中。抓住百年一遇金融危機中的世界經濟組織結構調整的改革機遇，在國際合作中提出我們的合理訴求，實現我們中國在國際地位的逐步改變。
制定和掌握政策就是尋求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我們需要用科學的方法深入分析金融危機對我國金融經濟的影響，實現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協調發展。振興股市擴大內需，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建議，要嚴格區分好過度復雜的金融衍生工具和成熟完善的金融市場保值工具，防止因咽廢食，用虛擬經濟的健康發展促進實體經濟發展。
⑶ 2013的貨幣政策是什麼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明年貨幣政策指明了方向——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注意把握好度，增強操作的靈活性。要適當擴大社會融資總規模，保持貸款適度增加，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切實降低實體經濟發展的融資成本。
時至年末，經濟已現企穩回升跡象，通脹壓力明顯緩解並進入「2」時代，然而硬幣的另一面，則是外需受國際金融危機的持續影響仍顯疲弱，國內內生增長動力尚顯不足。這樣的經濟形勢，客觀要求貨幣政策維持穩健，既不可輕易放鬆，嚴防通脹東山再起；也不可轉向收緊，扼殺經濟回升活力。穩健，將依舊是明年貨幣政策堅持的基調。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為明年的貨幣政策指明了方向——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注意把握好度，增強操作的靈活性。要適當擴大社會融資總規模，保持貸款適度增加，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切實降低實體經濟發展的融資成本。
分析人士指出，經濟形勢、貨幣環境復雜多變，需要貨幣政策謹慎權衡，增強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和靈活性，繼續把握好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和風險防範三者的平衡。工具選擇上會堅持公開市場操作的靈活性，同時存款准備金率以及基準利率均有下調的空間。
在經濟初步企穩、通脹形勢復雜、國際主要經濟體量化寬松政策持續的國內外背景下，今年我國貨幣政策將如何發力？
在連續兩年維持「穩健」基調後，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調2013年我國貨幣政策繼續「穩健」。2012年12月31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新年致辭中表示，2013年將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增強前瞻性、針對性和靈活性。但市場普遍認為，與以往相比，盡管表述上同為「穩健」，但其內涵有了新內容。
「雖然同為"穩健"，但政策的關注點和節奏、力度均會有很大變化。」來自工行的分析人士認為，全年看，經濟形勢的復雜決定了貨幣政策實施的難度：在經濟初步回暖時又遭遇通脹壓力，在國際環境艱難復甦時國內內生性動力尚未真正開啟，在上一輪刺激性政策影響還未消除時又迎來新一輪「投資熱」，加之金融區域和行業性風險有逐步累積、暴露的可能，這些因素將令2013年金融宏觀調控更加難以把控。
「基於穩增長的要求，去年穩健貨幣政策在實際操作中具有"穩中略松"的特點，今年考慮到物價壓力和國際資本流動形勢等問題，預計貨幣政策將由2012年的適度寬松轉為中性，即既不顯著擴張也不顯著寬松，總體呈中性態勢。」中國銀行(601988,股吧)國際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宗良指出。
專家表示，今年貨幣政策操作需要關注幾方面因素：一是經濟形勢的復雜性。我國經濟正在步入健康發展的軌道，但目前的經濟結構調整才剛剛開始，穩增長與調結構的關系尚需進一步平衡；此外，國內一系列改革發展問題又與國際金融形勢交織、影響，使得2013年我國經濟形勢整體不容樂觀。專家預計，經濟形勢的復雜，決定了今年貨幣政策的預調微調或將多於往年。
二是日益顯露的通脹壓力。不久前發布的1月份CPI同比增長達2%，遠高於此前市場預期。業內人士預計，加上節日的因素，2月份CPI可能會有比較大的增長幅度。加上PPI的環比上升，今年通貨膨脹的壓力是央行不得不關注的大問題。央行2月6日發布2012年第四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基調未變，但「管理通脹預期」的表述變成「控通脹」，也顯現出對通脹壓力的警惕。如何在經濟增長與物價穩定兩大目標間實現平衡，將成為今年貨幣政策的看點。
三是國際量化寬松政策的負面溢出效應。當前，在經歷了幾輪量化寬松政策後，國際市場泛濫的流動性正在流向新興市場。量化寬松政策的負面溢出效應之一，就是干擾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專家預計，今年國際資金動盪加劇的態勢也會給我國貨幣政策操作帶來影響。加之國內年初信貸快速擴張的態勢十分明顯，新一輪投資熱潮正在興起的態勢十分明顯，以及1月M2增長達到16%以上，從這些情況看，當前進一步加強流動性管理的任務較為迫切。
國際金融問題專家趙慶明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從2013年的形勢看，貨幣政策的執行在上半年可能傾向於穩健偏松，而下半年則可能穩健偏緊。他解釋認為，從目前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看，雖然復甦已經確定，但力度依然比較脆弱，因此貨幣政策需要偏松；而到了下半年，考慮到基數原因，通脹壓力將較上半年更大，貨幣政策將傾向於偏緊。
在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上，有分析人士稱，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約為3%，而2013年CPI增速就可能達到3%至3.5%左右，這意味著未來降息的可能性很小。同時，由於美歐日目前均接近於零利率水平，我國加息可能會導致更大規模短期資本流入，預計2013年加息的可能性也不大。基準利率可能依然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但基準利率的浮動區間可能繼續放大。
市場分析人士普遍認為，存款准備金率的變動空間取決於下一階段國際資本的流動狀況。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預計，雖然增長繼續沿著溫和復甦的軌跡運行，但回升基礎尚不穩固，基於今年公開市場到期量以及外匯占款難以大幅回升的判斷，上半年降准仍是大概率事件。另有業內人士表示，如果短期資本轉為大量流入，則法定存款准備金率就不具備顯著下調的空間。
「從去年全年實施效果來看，央行對公開市場操作工具的使用嫻熟而有效。與降准相比，逆回購的期限較短，釋放的流動性到期能夠及時收回，具備更多靈活性。央行在1月份推出SLO，進一步豐富了短期流動性管理工具，預計今年公開市場操作仍是加強流動性管理的主要手段。」華安證券分析人士稱。
農行日前發布的研究報告也預計，今年公開市場操作仍以逆回購為主。如果不考慮財政存款，影響流動性的因素主要包括外匯占款、法定存款准備金和公開市場操作，其中公開市場操作更為靈活可控。2013年預計有10340億元央票到期，比上年多2490 億元，主要集中在二、三季度。預計央行將繼續採用逆回購來調節季度之間的流動性。
「今年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就是要在滿足我國實體經濟合理增長的貨幣需求的同時，不斷根據經濟發展態勢進行預調微調，增強政策靈活性和前瞻性，同時不斷配合各方改革，協調推進利率、匯率改革和資本賬戶開放。此外，也要注意，貨幣政策並非"包打天下"的良葯，要實現中國經濟穩健發展，還需進一步加強政策間的配合與協調，積極發揮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的作用。」宗良稱
⑷ 現在我國如果開放資本賬戶會對利率產生怎樣影響
http://intl.ce.cn/sjjj/qy/201206/05/t20120605_23380066.shtml
資本項目開放利弊之辯
2012年06月05日 07:36 來源：人民網 孫時聯 周茂華
【名詞解釋】資本項目開放所謂「資本項目」亦稱「資本和金融賬戶」，它與「經常項目」、「平衡項目」並列組成國際收支平衡表，主要記錄一國在國際經濟交易中發生的資本跨境流動情況，包括證券、債券跨境交易，以及一國政府、企業或居民在境外的存款等。
資本項目開放是指，放鬆或取消資本項目下的各子項目交易的管制，它包含三層含義：
第一，放鬆或取消跨境資本交易的管制；
第二，放鬆或取消與資本交易相關的外匯自由兌換管制；
第三，對外開放本國金融市場。
國際爭論
國際經濟領域，資本項目開放的利弊之辯由來已久。近來，國內關於中國資本項目開放與否的爭論亦不絕於耳。
倡導者：資本管制降低投資效率
20世紀90年代以前，國際上，尤其是西方，主張資本項目開放的觀點處於主流地位。倡導者及其主要觀點如下：
金融抑制和金融管制降低經濟和投資效率。」——IMF前第一副總裁，資本賬戶自由化條件的定義者斯坦利·費舍爾
金融管制對經濟效率可能存在負面影響。」——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資本管制是十分有害的，其中，對資本流動規模管制遠比對跨境資本交易征稅的危害程度要高。規模管制阻隔國內資本市場參與國際競爭，妨礙金融創新。」——WTO經濟事務官員盧德格爾·舒克內希特
雖然金融市場開放存在風險，但這不應該成為管制資本的理由。」——哈佛大學前校長勞倫斯·薩莫斯
二戰後初期為控制國際資本流動而實施的資本管制，從長期看是沒有功效的。資本管制會切斷資本投資的流入，同時限制與資本流入相伴而行的高技術水平和高生活水平。」——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前主席格林斯潘
資本管制猶如把洗澡水連同嬰兒一起倒掉，資本管制的效率值得懷疑，它阻止用於滿足生產性投資的外部資金流入，雖然資本管制可以避免資本流動引起的貸款快速增加，但管制也會產生資源的無效配置。」——著名經濟學家米什金
質疑者：資本開放易致金融體系動盪
然而，20世紀90年代，國際經濟領域接二連三爆發的金融危機，引發專家對資本項目開放的重新思考。反對資本項目自由化的聲音漸強。質疑者及其主要觀點如下：
只要粗略地看一下歷史就能發現，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收益微乎其微。中國和日本的政治、社會以及歷史雖然不同，但都是在資本項目未實現可兌換的情況下實現快速增長的。西歐也是在資本項目未開放的情況下恢復繁榮的。除瑞士以外，資本項目的自由化最初是相當慢的，直到20世紀80年代後期才加快。而有些歐洲國家，如葡萄牙和愛爾蘭，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才進行資本項目開放。」——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巴格瓦蒂
一個缺乏管制的銀行和資本市場，將容易導致金融體系的動盪；應該對一國銀行等金融機構向國際金融市場借貸進行必要的管制，或對該借貸征稅。」——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巴瑞·易臣格瑞
某個國家是否存在經濟危機，僅在於他們是否開放了資本項目，如泰國、韓國及印度尼西亞，在受到危機沖擊之前的經濟基本面均比印度好，但後者卻能倖免於危機，關鍵在於該國對其資本項目實行了管制。類似的情況，如同樣未開放資本項目的中國，它不僅避免了金融危機而且仍保持著高速增長。」——著名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
迄今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開放過程，還沒有出現不發生危機的現象。」——美國前財長羅伯特·魯賓
在一定條件下，一國對短期資本流動的管制，不但不會影響長期資本流入，一旦投資者認識到暫時管制的正面效應，反而會增強市場信心。因此抑制金融危機蔓延的最好辦法是實行資本管制。」——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
國內之爭
中國資本項目開放利與弊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資本項目的劃分標准為七大類43項。目前，中國資本項目基本取消管制和部分取消管制項目已達到2/3。總體來說，中國資本項目管制有了較大放鬆，但仍有相當的開放空間。
中國資本項目開放的利益如下：
(一)能較好地促進中國投融資渠道的通暢，獲得低成本資本。由於國內金融體系發展滯後、效率不佳，使得作為資金中介主渠道的銀行不能有效地將金融資源轉化為企業投資。
(二)促進國內金融體系改革，以便更好地服務於實體經濟。金融基礎設施等相對發達國家仍顯滯後。
(三)中國資本得以在全球范圍內配置。國內金融市場發展滯後，金融工具與投資產品缺乏。(四)促進國際收支平衡。一般情況下，一國的外匯儲備量超過預防性儲備需求的部分便產生投資性需求，投資性儲備的過度增長會迫使政府開放資本流出渠道。另外，外匯儲備的增加也會加重本幣升值壓力。
(五)有利於推動本幣國際化。資本項目開放為人民幣輸出與迴流暢通了渠道；便利了人民幣對外的投資與存款。
中國資本項目開放的風險在於：
(一)「貨幣錯配」沖擊銀行體系穩定。中國由於經濟模式及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非主導地位，導致其國際收支平衡表或企業參與主體的資產和負債表中存在著幣種配置問題，因此，凈資產和負債對於匯率變動相當敏感，當貨幣錯配程度達到一定時，只要國際經濟金融形勢發生變化，尤其是匯率變化時，將可能通過惡化該國銀行體系資產負債表，進而影響銀行體系的穩定。(二)「道德風險」與「期限錯配」風險。政府對銀行違約行為約束和懲罰機制缺失，銀行部門會為追求利潤而對一些風險大的項目進行非理性過度放貸，進而引發銀行清償危機。
(三)影響匯率穩定。「不可能三角」理論認為，資本自由流動、匯率穩定與貨幣政策具備獨立性，三者不可能同時實現，例如資本自由流動時，匯率穩定與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間存在矛盾。
(四)增加宏觀經濟調控難度。在國內金融市場的廣度與深度不夠的情況下，國際短期資本將可能對部分行業產生直接沖擊；隨著資本項目開放，境外人民幣數量增多，人民幣現金與流動性需求難以監控、央行實施公開市場沖銷過剩流動性的難度增大。
焦點問題
中國資本項目長期趨於開放
東亞金融危機之後，國內主張中國資本項目放開的聲音漸弱，直至今年2月，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課題組公開發表題為《我國加快資本賬戶開放的條件基本成熟》的報告，沉寂已久的中國資本項目開放爭論再起。
目前看，國內對於中國資本項目長期趨於開放的觀點正在達成共識。但各方爭論的焦點在於：資本項目開放的節奏、如何開放、資本管制效率等。
第一，關於開放的節奏。部分學者認為中國資本項目開放應該越快越有利於國內金融體系的完善。首先，經過了30多年的改革發展，中國國際收支、外匯儲備及金融系統健康狀況均表現良好，因此開放資本項目的基本條件已基本成熟；其次，其他經濟領域通過「開放促改革」的實踐同樣適用於資本項目。部分學者還認為，可設定一個明晰開放時間表，因為國際上從經常項目開放到資本項目開放的時間跨度平均為5-7年，中國從1996年至今已逾15年，可適時逐步、有序、可控地放開資本項目。
反對者認為，「開放促改革」並不完全適用於資本項目，中國30多年的「漸進式」改革開放，同樣給了我們「穩步推進」的成功經驗。
第二，關於如何開放。針對「先改革還是先開放」或者是「同時進行」的問題，部分學者認為，目前中國基本條件已完全成熟，可以選擇國內金融體系改革，利率市場化及匯率制度改革與資本項目開放同時進行。
反對聲認為，目前國內金融市場的深度與廣度不足，匯率的彈性區間並未達到一個合理的水平，因此，國內金融體系、利率與匯率改革必須先於資本項目開放；從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實踐也可以看出，一國金融市場未成熟時開放資本項目，其代價往往慘重。
更有學者，如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提出，當前中國資本項目不應該開放，在短期內，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升級等，投資空間依然很大，而預計未來相當一段時期國際經濟環境並不樂觀，泛濫的國際資本容易造成資產泡沫。
第三，關於資本管制的效率。主張取消資本管制的觀點認為，中國目前的資本管制效率低下，央行課題組就指出：「國際收支中許多項目同時具備了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特性，很難嚴格區分，資本項目資金往往混入經常項目以逃避管制」，並且隨著國際金融衍生工具復雜化、國際收支統計方法滯後等使得資本管製成本很高。
對此，有學者反對，他們認為，國內資本管制效率雖有所下降但基本有效，這已經得到了眾多國內外學者的驗證；其次，隨著信息技術的進步和新監管體系的建立，資本管制的成本可以降低。
國際經驗
開放切忌「激進」資本項目的開放為資本跨國界自由流動掃清了障礙，促進了資金在全球范圍內的配置。然而，大規模的國際資本流動也給部分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帶來巨大負面沖擊。
(一)日本：日本從經常賬戶開放到資本項目開放歷時約36年，屬於「漸進式」改革，並成功實現了日元的國際化，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但緊隨其後的是，日本經濟陷入長期停滯、衰退。有學者稱日本是在「威逼利誘」下實現資本項目開放的，「威逼」源於國際壓力，「利誘」來自日元的國際化誘惑。
【經驗與教訓】(1)遵循由低風險項目開放到高風險項目原則性開放；(2)資本項目的開放要注重與國內經濟、金融發展狀況相適應；(3)國內金融體系不完善，信用體系不健全，金融機構抗風險能力較弱時，尤其是利率未實現市場化之前，資本項目開放應推後。
(二)拉美國家：拉美國家是最早開放資本項目的發展中國家，從經常項目開放到資本項目開放歷時約3年，總體屬於「激進式」。其開放的主要內容包括：放鬆對外直接投資限制；放鬆對利潤匯出和利息支付限制；放鬆國內企業、居民對外舉債限制；放鬆對資本流動的管制。對其的評價是失敗多於成功。
【經驗與教訓】對於發展中國家，首先，應根據各國國情把握開放所具備的前提條件及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開放順序；其次，應協調好資本項目開放與其他領域改革順序等；第三，必要時應實施資本項目管制措施。但值得一提的是，智利資本項目開放是非常成功的，其法寶之一是實施「無息存款准備金」政策。
(三)印度：從印度開放資本項目實踐上看，其成功之處在於：首先，它在確保國內經濟金融穩定的前提下，有序地逐步開放資本管制；其次，在推行資本項目開放的過程中，始終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並堅持對資本項目的管控力度，以法律形式規定，在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受到沖擊時，隨時恢復管控權。但是，該國的教訓也顯而易見：如在財政赤字、經常項目赤字尚未回歸到合理水平，國內金融體系運行狀況並非良好的背景下，強行推行資本項目開放，以實現資本的完全流動，使本國的經濟和金融都面臨巨大的風險。(四)泰國：泰國的資本項目開放過程比較激進，也是因開放資本項目，而遭受外部沖擊最嚴重的國家之一。1990年5月泰國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八條款國，實現經常項目自由化；1990年5月至1994年1月期間對資本項目進行了四次改革，並迅速地放鬆了管制。
【經驗與教訓】
(1)避免國內金融體系的扭曲，尤其是匯率制度缺乏靈活性條件下，對資本流入採取了激進式的放鬆管制；
(2)宏觀經濟基本面及宏觀經濟政策協調能力良好；
(3)國內相關法律散亂，嚴重弱化了央行對金融體系的監管力度；
(4)銀行體系存在嚴重的「貨幣錯配」，這使得國家、銀行或非金融企業等權益實體的收支活動使用不同幣種計價，導致其資產和負債幣種結構不同，進而其資產和負債凈值對匯率波動敏感。
(作者系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孫時聯 南開大學虛擬經濟與管理研究中心博士周茂華)（來源：國際金融報）
⑸ 余永定、張明：支持資本賬戶開放的理由有效嗎
【原文按】：中國資本賬戶開放舉世矚目，這不僅關系人民幣國際化，更與中國金融改革與宏觀穩定緊密關聯。也正因此，資本賬戶開放並不僅僅是要不要開放的問題，何時、何地、何種方式亦值得深入探究：當下是否為資本賬戶開放的「戰略機遇期」？什麼是資本賬戶開放的最優順序？「以開放促進改革」的思路是否適用於資本賬戶開放？觀察者網轉發中國社科院余永定、張明、張斌三位學者的文章，他們認為中國有必要進一步完善資本項目管理，但大幅放鬆對短期資本流動的管制需要格外審慎，這必須要在以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改革等一系列相關改革措施配套才能逐步推進。以下為文章全文：近期，關於中國政府可能加快資本賬戶開放的表態紛至沓來。有傳聞表明，中國政府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宣布一個資本賬戶開放的時間表。根據這個時間表，中國政府將在2015年實現資本賬戶的基本開放，在2020年實現資本賬戶的全面開放。一旦上述傳聞變成現實，這意味著中國的資本賬戶開放進程將顯著提速。當前環境下談論要不要進一步開放資本賬戶，主要的內容是要不要開放跨境短期資本流動。迄今為止，中國的資本賬戶開放進程已經取得較大進展。根據中國央行調統司在2012年發布的一份報告，在IMF規定的資本賬戶管制的40個子項中，中國已經有14項為基本可兌換、22項為部分可兌換，僅有4項為不可兌換。目前中國對中長期性質的雙向直接投資與貿易融資已經基本放開，但在證券投資、跨境借貸與衍生品交易等短期資本流動仍存在較為嚴格的管制。因此，進一步開放資本項目，主要的開放內容是短期資本流動。贊成加快資本賬戶開放的理由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方面。第一，實現跨境資金流動的平衡管理。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對跨境資本流動採取了「寬進嚴出」的管理策略，該策略在中國國內外匯資金短缺時固然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當市場環境變化後，該策略導致中國外匯儲備攀升、央行沖銷壓力巨大、國內流動性過剩，因此，通過放寬對資本流出的管理，既有助於降低央行的資本管理與沖銷壓力，也有助於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第二，通過加快資本賬戶開放來倒逼國內結構性改革。由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已經進入存量改革階段，在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下，各種結構性改革舉步維艱。通過開放資本賬戶來倒逼國內結構性改革，或許能夠發揮2001年通過加入WTO來倒逼銀行業改革相似的作用；第三，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目前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受制於離岸人民幣規模有限、全球范圍內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供給不足等，而資本賬戶開放則有望緩解上述約束、進一步推進人民幣的跨境使用；第四，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為中國開放資本賬戶提供了一個「戰略機遇期」，特別是發達國家公司估值處於低位、對外部資金的需求較為強烈，這為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提供了良機。第五，現有的資本管制措施很難真正管得住資本流動。在經常項目已經可兌換的條件下，很多資本可以通過變通的辦法躲避資本管制措施。與其這樣，還不如放鬆管制，讓藏在地下的資本流動浮上水面，以此提高跨境資本流動透明度，讓監管更加有效。我們認為上述有些理由反映了包括資本管制政策在內的一些宏觀經濟管理措施的弊端，中國也有必要進一步完善資本項目管理。但是，大幅放鬆對短期資本流動的管制需要格外審慎，這必須要在以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改革等一系列相關改革措施配套的情況下，才能逐步推進。在沒有其他改革措施的配合下，單方面的擴大資本項目開放，未必能實現改革初衷。試圖實行對跨境資本流動的平衡管理，這一目標無可厚非。但問題在於，短期資本流動通常是順周期的，放鬆對短期資本流動的限制未必能實現資本平衡流動。短期資本流動的順周期特徵，通常是在中國政府不希望資金大規模流入時（例如經濟過熱、資產價格泡沫、流動性過剩），短期資本會大規模流入；而當中國政府不希望資金大規模流出時（例如國內流動性不足、爆發金融危機、美聯儲加息），短期資本卻偏偏會大規模流出。因此，加快開放資本賬戶，未必能夠真正實現跨境資本流動的平衡，而很可能會放大短期資本流動的規模與波動性。加快資本賬戶開放未必能夠穩定人民幣匯率，反而可能導致人民幣匯率出現超調。以2013年第1季度為例，盡管經常賬戶佔GDP比率處於較低水平，但人民幣對美元名義匯率以及人民幣有效匯率均出現大幅升值，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短期資本流入激增導致的。盡管我們自2003年以來就一直呼籲加快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改革，但我們認為，這一改革得以完成的前提條件，是中國政府依然保持適當的資本管制，從而使得人民幣匯率走勢主要反映經常賬戶的變動。否則，短期資本的大進大出將導致人民幣匯率大起大落，從而給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造成阻力。如果央行基本不直接干預外匯市場匯率，在市場供求關系的作用下匯率將圍繞均衡匯率上下波動。在這種情況下，盡管匯率的波幅度可能較大，但由於波動的雙向性，匯率投機將受到抑制，持續的升值（貶值）壓力將因套匯資本流入的減少而減少。如果央行不希望看到匯率升值（貶值）過快而維持對匯率的干預，在沒有資本管制的情況下，投機資本就會不斷流入（流出），從事無風險套匯。套匯資本的流入（流出）必然加大或大大加大升值（貶值）壓力。通過干預實現小幅升值的政策或許可以減緩對出口（進口）企業的經營壓力，但卻會造成國民福利的巨大損失，造成資源配置的極大扭曲。如果央行認為，在目前政治、經濟條件下，讓人民幣逐步升值是唯一的選擇，央行就應該盡可能維持資本管制，抑制熱錢流入，以減少升值壓力和國民福利損失。可以說，在持續干預外匯市場的同時實行資本項目自由化，是所有可能的政策組合中最不合理的一種組合。「以開放促改革」的經驗有成功的經驗，也有不成功的經驗，國內國外皆如此。我們尤其不贊成以加快資本賬戶開放來促進國內結構性改革的做法。壓力面前，未必一定做出正確選擇，以放鬆短期資本流動倒逼國內改革是巨大的冒險。其一，與商品貿易的開放不同，資本賬戶開放對一國宏觀經濟與金融市場的沖擊可能是巨大的、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而且一旦開放後很難逆轉；其二，如果未來幾年內，資本賬戶過快開放導致國內爆發系統性危機，那麼危機之後，對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而言不可或缺的結構性改革，可能被再度推遲。從短期與中期來看，加快資本賬戶開放與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相輔相成，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然而，如在人民幣利率與匯率形成機制尚未充分市場化的前提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會導致人民幣離岸市場與在岸市場之間的套利與套匯行為大行其道。目前大部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發生在內地與香港之間，而非大中華區與全球其他地區之間，這不是中國政府推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初衷。從國際金融的歷史來看，貨幣國際化是市場選擇的結果，而非政府人為推動的結果。只要中國經濟在未來20年能夠保持持續較快增長、中國金融市場能夠發展壯大並避免系統性金融危機的爆發，人民幣必將成長為重要的國際貨幣。而日元國際化的教訓表明，如果政府過快開放資本賬戶導致系統性金融危機的爆發，那麼貨幣國際化的步伐不僅可能顯著放慢，而且可能歸於失敗。當前並非中國加快資本賬戶開放的時間窗口或「戰略機遇期」。目前發達國家央行正在集體實施量化寬松政策、全球流動性過剩加劇、新興市場經濟體正在面臨大規模短期資本流入，一旦中國加快資本賬戶開放，那麼中國很可能首先面臨大規模短期資本流入，而隨著美國逐漸削減量化寬松政策並步入新的加息周期，中國很可能接著面臨大規模短期資本流出。短期資本的大進大出會嚴重損害中國的宏觀經濟與金融市場穩定。從國際層面來看，巴西、韓國等過去已經充分開放資本賬戶的國家，在意識到不受約束的短期資本頻繁流動的壞處後，開始考慮重新引入新的資本流動管理措施。而過去幾十年一直以推進資本賬戶自由化為己任的IMF，最近兩年也改變了對資本管制的態度，認為資本管制應該與宏觀經濟政策、宏觀審慎監管一起成為新興市場國家管理資本流動的工具。中國的資本管制體系的確存在一些漏洞，且管制效力近年來有所下降，但中國的資本賬戶管制依然大致有效。盡管中國政府尚未全面開放資本賬戶，但近年來中國面臨的國際資本流動規模明顯放大，波動性也明顯增強，這被一些政策制定者與研究者解讀為資本賬戶管制已經無效，因此不如盡快開放。然而，近年來大多數研究中國資本賬戶管制的實證文獻均發現，盡管中國資本賬戶存在一些漏洞，但大體上依然是有效的。在內地人民幣市場與離岸人民幣市場上存在顯著的息差與匯差，就是中國的資本賬戶管制依然有效的明證。此外，內地與離岸市場的抵補利率平價存在顯著偏差，意味著跨境套利者依然面臨著較大的交易成本，這也說明了資本賬戶管制的效力。如果中國政府明文規定一些跨境資本轉移行為屬於非法行為，並承諾進行嚴厲懲罰，這應當能夠起到一定的阻嚇作用。從這一意義上而言，我們高度贊賞近期外管局出台的抑制短期資本流動的規定。我們相信，只要中國政府真正想抑制短期資本流動，在現有體制下，中國政府就能找到辦法加強資本賬戶管制。一個貼切的比喻是，目前國內外流動性水位均處於高位，而資本賬戶管制就是一道防護中國金融安全的大壩。目前這個大壩已經出現了一些管涌。我們究竟是應該修補漏洞加固大壩呢，還是乾脆炸掉大壩？結論是不言自明的。將2015年作為資本賬戶基本開放的時點具有較大風險。從國內來看，隨著潛在增長率的放緩，未來幾年中國企業部門將面臨去杠桿化沖擊，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也可能加劇，中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可能顯著上升，國內金融市場脆弱性不斷累積，這將導致中國居民與企業對中國經濟信心下降，將資金撤離中國的動機增強。從國外來看，再經過兩年左右調整，美國經濟有望在2015年前後強勁復甦，而美聯儲也可能從2014年年底或2015年年初開始加息。外部吸引力的增強可能導致中國資金加快外流。在上述國內外因素的沖擊下，中國可能面臨巨大的資本外流。考慮到中國外匯儲備/M2比例並不算高，大量的資本外流將導致中國外匯儲備規模迅速下降，加劇人民幣貶值預期。而在人民幣貶值預期下，可能發生更大規模的資本外流。巨大的資本外流可能導致中國爆發與1997年至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相似的危機。因此，中國未來幾年面臨的真正威脅並不是大規模資本流入，而是大規模資本外流。中國政府仍應審慎、漸進、可控、有序地開放資本賬戶，以維護中國宏觀經濟與金融市場穩定。中國政府應該堅定不移地克服既得利益集團阻力，推進國內結構性改革，而不能因為結構性改革難度很大就迴避這些改革。中國政府需要改善國民收入在居民、政府與企業三部門之間的分配，以及居民部門內部的收入分配；中國政府需要盡快打破若干服務業部門內國有企業的壟斷，從民間資本真正開放這些部門；中國政府需要加快推進包括利率與匯率在內的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當人民幣匯率與利率市場化改革基本結束、中國金融市場發展到一定水平（對國內資本已經充分開放）、中國經濟已經大致完成增長方式由投資與出口驅動向消費與投資平行驅動的轉型後，無論是資本賬戶的全面開放，還是人民幣國際化，都將成為水到渠成的事情。基於以上分析，我們建議，中國政府與其給出資本賬戶開放的時間表，不如給出推動國內結構性改革的時間表。對於資本賬戶開放而言，中國政府最好不要給出特別具體的時間表，而是闡明資本賬戶開放的大致方向，根據國內外形勢變動以及國內結構性改革節奏，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靈活地把握資本賬戶開放的節奏，而不受事先承諾的資本賬戶開放時點的掣肘。
⑹ 什麼是資本賬戶開放
資本帳戶開放是指不對資本跨國交易進行限制或對其採取可能會影響其交易成本的相關措施。這里有幾點值得強調，第一：資本帳戶開放不僅應當取消「匯兌和支付」方面的限制，還應當包括取消對「交易」本身的限制；第二：資本帳戶開放不僅應取消針對資本流動的限制，還應該包括取消對任何可能對資本交易成本影響的相關措施，例如「交易稅收和補貼」；第三，資本帳戶開放包括單一匯率或非歧視性匯率安排的要求，但不一定要求實行自由市場匯率，因為不能排除「硬盯住安排」或貨幣局的安排，如阿根廷和我國香港的做法。
資本帳戶開放的意義
進入20世紀80—90年代以後，資本帳戶開放逐漸成為世界經濟發展中的一個新亮點。當然，資本帳戶開放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全新的課題，對整個發展中國家來說也是新事物，故對資本帳戶開放認識也有一個發展的過程。
1995年，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舉辦的一次圓桌會議上，以智利為代表的一些拉美國家，根據其藉助資本管制有效遏制了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外部沖擊的經驗，再次肯定了資本管制在一定條件下的積極作用。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則持不同的觀點。近年來，基金組織強調，要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第八條款要求的自由兌換從原來規定的經常項目擴展到資本項目。他們強調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很難區分，資本類型也難以區分，並且對資本管制的持久作用表示懷疑。因而提出不是要不要實現資本帳戶自由化的問題，而是應如何實現，以及實現的速度和步驟的問題。
1997年，馬來西亞為應付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大鱷的沖擊，被迫實施了資本項目下的外匯管制。為此，曾遭到國際輿論的非議。當時流行的正統觀念是：即使有限的資本管制也是不能接受的；市場是神聖的，應該遵守市場自律調節的原則。然而，一年後俄羅斯金融危機的教訓，似乎改變了人們對資本管製作用的一些看法。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期的一份《有關國家的經驗與資本管制的自由化》報告中，對資本管制在應付資本流動劇烈波動中所起的作用給予了關注，同時意識到開放資本帳戶這一問題的復雜性。該報告指出：「一定范圍內宏觀及金融政策的穩定是最為普遍的目標，一切審慎的措施在實現這一目標中均可能發揮作用。」不過，該報告同時也指出資本管制需付出一定的代價：「首先，限制資本流動(特別是當管制措施是綜合性的，涉及面很寬時)會影響正常的經常性交易，使正常的資本流動減少；其次，資本管制要付出非常大的管理代價，特別是當管制措施不得不拓寬以堵塞潛在漏洞時；再次，也存在通過管製造成對國內金融市場庇護的風險，還會延緩政策的調整，阻礙私人部門適應國際環境的變化；最後，資本管制使市場信號扭曲，進而使實施資本管制的國家更難以吸引外資或使其籌資成本更高。」
另據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表明，資本管制的效力正在不斷下降，同時資本管制的成本卻在不斷提高。對東南亞國家資本帳戶開放和管理的研究結果表明，政府已開始意識到對資本帳戶的管理是低效的。如用低報出口、高報進口的辦法，或利用轉移價格和利潤的辦法，或通過改變交易時間和條件的安排，甚至通過行賄手段均可達到逃避管制的目的。尤其是在已實現經常項目可兌換後，資本可通過經常項目渠道輸出入。
因此，實現資本帳戶的對外開放或資本項目可兌換，亦即實現資本在國際間的自由流動，其意義十分深遠，主要表現在：
(1)實現資本帳戶開放和貨幣可兌換乃是世界各國發展的必然趨勢。當今世界，發達國家無不實現了貨幣的可兌換，一些最發達國家且均已實現了資本帳戶開放和貨幣的自由兌換。相對來說，國家越發達，對外開放程度越高，則資本帳戶開放和貨幣可自由兌換的程度也越高。
(2)世界經濟發展的國際化將加速各國貨幣可兌換和資本帳戶開放的進程。世界經濟發展國際化的必然結果便是各國經濟相互聯系和融合的程度不斷加深，而作為其交往媒介的貨幣也必將逐漸國際化。這一國際化趨勢最突出的體現便是區域性國際貨幣歐元的產生。同時，資本的自由流動將促使金融服務的專業化，使國際經濟變得更有效率。取消資本管制將提高資源從儲蓄者向投資者轉移的中介效率。全球儲蓄將被分配到生產率最高的領域和地區。此外，自由化也可使國內居民有機會在國際范圍內對其證券資產進行分散組合，並有更多的機會運用國外新的生產技術和管理技巧。
(3)實施資本帳戶開放有利於我國經濟與國際經濟接軌，促進對外開放。目前國際間提倡推行資本帳戶開放，它可使我國利用外資和外匯管理體制符合國際慣例，適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其成員國的基本要求，從而減少加入世界性經濟組織以及吸引外資的障礙。此外，資本帳戶開放將有助於我國實施大經貿戰略，建立開放型經濟。對外開放不僅是物資的國際交換，更是生產要素的全面交流。資本帳戶的開放將不僅有助於商品勞務的廣泛國際交流，也同樣有利於國際技術經濟合作的不斷擴大。
(4)資本帳戶開放可加速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主要表現在：將密切人民幣與外幣的聯系，促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合理化；將促進貨幣市場建設，加速公開市場業務的運作和利率的市場化，改善中央銀行宏觀調控能力；將促進對外經貿的進一步擴大，有利於國際收支的積極平衡；將進一步推動國內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使我國資本市場的規范化運作和有效性得到大大提高。
(5)資本帳戶的開放將為我國的金融以及其他產業部門帶來動態經濟效益。因為來自國外同業的競爭壓力將迫使國內的金融機構不斷改進服務質量，努力降低經營成本，以提高其經營效率。同時，對改革和完善國內融資環境，提高國內企業資本運營和風險管理的意識和技能，轉換經營方式，以適應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等，均具有難以估量的價值。
⑺ 如何對待資本賬戶開放
論壇顧問、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余永定；論壇成員、對外經貿大學金融學院院長丁志傑、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司長管濤、國泰君安證券高級經濟學家林采宜、中信證券董事總經理徐剛、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袁力、國家統計局總工程師鄭京平；論壇理事、SAC中國宏觀研究主管邢自強、北京艾億新融資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家林；論壇理事會單位代表、國家開發銀行首席國際業務顧問李山、中國農業銀行戰略規劃部副總經理李運；論壇特邀嘉賓、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研究員丁寧寧、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二司副司長郭建偉、新天域資本投研負責人黃鄭、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盧鋒、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都鐸投資公司中國經濟和策略總監馬青、慕容投資有限公司創始合夥人趙眾；論壇特邀研究員、瑞穗證券亞洲公司董事總經理沈建光、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張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張明參加了本次會議。 研討會上半場，盛松成、林毅夫分別就「協調推進利率、匯率改革與資本賬戶開放 」、「加快資本賬戶開放：弊大於利」發表了主題演講；研討會下半場，正反方論壇成員及嘉賓就資本賬戶開放的時間表、路線圖之規劃與風險等核心問題展開了進一步討論。本次會議由論壇秘書長王海明主持，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協辦。
⑻ 利率和匯率有什麼關系和影響
回顧過去二十多年，中國每次重大的經濟啟動都由深遠的改革所奠定。但2008年和2009年的經濟刺激政策，卻是一種典型的只有寬松但無配套改革的政策。瑞信證券中國研究部主管陳昌華認為，應加速推進利率和匯率市場化，並推動國企改革、加大民營經濟活力。 仔細研究了利率與利差方面的數據，一年之內降息三到四次的可能性在上升，這自然是個極度寬松的信號，但不是全面寬松，有保有壓必須保持，財政政策必須同步配合，切實引導資金流入實體，並促使各層次資本市場結構優化，當然，匯率政策也須部分配合，加速健全離岸人民幣市場，引導跨境資本為我所用！ 天秤座明日運勢：福星獅子座，剋星白羊座。休閑游樂運佳，由你來主導行程大家都能玩得很盡興喔。當然注目的焦點在你身上，所以今天對裝扮得講究一點啰。而今天也可利用來與朋友討論些有關財務方面的話題，對最近匯率與銀行利率做些研究，不一定要立刻有 新錦江大酒店，央行調統司盛司長在上海發展沙龍上發表演講：協調推進利率，匯率改革和資本賬戶開放 我們經歷過重大的金融改革：1992年小平南巡談話後正規資本市場的形成；1996年農業銀行與農村信用社脫鉤，出現了國有和合作制兩種所有制形式；2005年後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另外一些內容則純屬技術安排，比如一行三會管理格局、資本充足率、匯率形成機制、利率市場化等。 ：中國經濟今天需要的是，打破銀行壟斷，打破國企壟斷，削減企業稅負，降低民營資本在重要行業的准入門坎，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只有在體制上有所突破，生產力才可能上到新的台階，就業與收入才可能有可持續的增加，經濟才可能有新的繁榮 歐元區對核心國和邊緣國都是有利，核心國避免匯率上升，邊緣國獲得超低利率融資。從宏觀經濟原則來講，希臘退歐是必須，它一方面不可能通過緊縮重塑競爭力，另一方面也不可能達到歐洲的要求。問題是，這種退出是有序還是突然性？這需要歐洲領導人的智慧和給希臘一定程度的讓利。
⑼ 關於資本賬戶開放
當資本帳戶開放時，資本流動對匯率的影響將會增強。如果進一步開放了短期資本帳戶，本外幣利率差別對外匯供求影響極大。當資本流入過多時，會導致本幣貨幣供給的增加，使通貨膨脹的壓力加大；但當中央銀行提高本幣利率以防止通貨膨脹壓力上升時，又會導致國際短期資本流入增加，從而使中央銀行在利率政策上處於兩難的狀況，難以有效地控制貨幣。
⑽ 中國資本賬戶應怎樣開放以及如何控制風險
一、中國的資本賬戶開放
對資本的跨境流動進行管制，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基石之一。在鄧小平啟動改革之後的三十餘年中，中國的資本賬戶管制政策一方面引導資本流向戰略性發展目標，另一方面維持著金融體系穩定。這一時期是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最成功的經濟增長階段，此間中國年均經濟增速超過10%。此外，中國有保留的金融全球化使得改革能夠按計劃順利推進。在20世紀90年代，金融危機蔓延全球，新興市場受到重創，其中亞洲受創尤為嚴重。然而，中國相對封閉的資本賬戶緩解了金融危機對中國的沖擊。
中國的領袖們認為，中國經濟需要轉換發展模式，中國政府也為實現新的發展模式而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嘗試。漸進的資本賬戶開放始於1994年。迄今為止，中國政府幾乎取消了所有針對外國來華直接投資的限制，顯著放寬了對間接投資的限制（但仍然對間接投資進行額度管理），但跨境貨幣市場交易與金融衍生品交易依然受到嚴格管制。然而，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中國的資本賬戶開放從2009年起已然加速。人民幣交易結算機制以及所謂的「迴流機制」，已經導致跨境短期資本流動面臨的限制顯著放鬆。香港的人民幣交易，則為利用人民幣匯率價差進行套利創造了大量的機會和風險。穩定的人民幣升值預期，導致針對人民幣的套利交易變得十分火爆。香港等離岸人民幣交易市場的發展，以及針對跨境短期資本流動的部分開放，使得部分人士認為中國的資本賬戶要比官方政策表述的更加開放。根據有關估計，2014年中國跨境銀行信貸敞口達到一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GDP的12%（Verma, 2014）。從2009年起，在中國事實上形成了資本流動監管的「雙軌制」：以美元結算的跨境資本流動仍然由隸屬於中國人民銀行的國家外匯管理局實行更嚴格的管理；然而，以人民幣結算的跨境資本流動則由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二司的附屬部門管理，其監管力度遠較前者寬松。換言之，人民幣國際化的實踐，事實上已經為中國的跨境短期資本流動進一步松綁。
在2013年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再次證實了這一動向。中國政府表示，將「推動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有序提高跨境資本和金融交易可兌換程度，建立健全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債和資本流動管理體系，加快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CPC Central Committee，2013）
因此，爭論中國是否應該開放資本賬戶已經沒有意義，這是因為中國政府已經做出了推進資本賬戶開放的決定。但是，討論資本賬戶如何開放以及以怎樣的速度開放，仍然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二、資本賬戶開放的風險
從理論上來講，當一個國家管理其金融部門的能力達到一定閾值後，資本賬戶開放能夠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資本賬戶開放能夠促進金融部門的競爭、促進投資多樣化，並且改善經常賬戶失衡。截止上世紀末，許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已經開放了資本賬戶。
然而，經濟學研究並沒有發現，對新興市場經濟體而言，在資本賬戶開放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必然聯系。與之相反，在資本賬戶開放與金融危機爆發之間似乎存在相關性。此外，有證據表明，資本賬戶開放可能導致不平等程度加深。
對中國而言更值得關注的是，有新的證據表明，資本賬戶開放將會加劇不平等。由Furceri和Loungani (2013) 完成的一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觀察了50個發達經濟體關於資本賬戶開放的案例。發現在資本賬戶完全開放的一年後，經濟體的不平等程度（用基尼系數來衡量）大約會增加1%，而五年後則會增加2%。
此外，政府官員和經濟學家們還擔心，資本賬戶開放將會削弱一國制定經濟政策的能力。在資本賬戶開放方面，政策制定者總是處於「三難選擇」。經濟學家羅伯特.q蒙代爾通過將凱恩斯的相關研究進一步理論化，指出一個國家只能同時使用以下三種政策工具中的兩種：作為貨幣政策工具的利率、對匯率的控制以及對跨境資本流動進行管理。
事實上，資本賬戶開放所導致的政策控制力削弱，可能比蒙代爾所言更為嚴重。有關部門可能徹底失去對貨幣的控制權，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只能選擇資本賬戶波動究竟在哪裡顯露出來：是在貨幣與信貸總量上，還是在匯率上。對中國而言，為應對三難選擇而對匯率進行干預，支付了巨大的沖銷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