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金融風暴前各國的匯率政策

A. 1997年亞洲發生金融危機，中國卻採取穩定人民幣匯率的政策。

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全世界幾乎異口同聲地宣稱:人民幣應當貶值,否則中國經濟將面臨滅頂之災。然而,中國政府經過多方面權衡,在出口增長率下降、國內需求不振、失業增多和遭遇特大洪澇災害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本著高度負責的態度,從維護本地區穩定和發展的大局出發,作出人民幣不貶值的決定,承受了巨大壓力,付出了很大代價。

人民幣不貶值的意義:首先,避免貨幣危機進一步擴大,特別是保護香港的聯系匯率制；其次,減輕了已實行貨幣貶值國家的經濟壓力,因為如果中國也貶值,周邊國家貨幣貶值可能帶來的出口增長將會受到影響;第三,樹立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第四,人民幣不貶值維護了東南亞的經濟秩序。

在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同時,中國政府採取努力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保持了國內經濟的健康和穩定增長,對緩解亞洲經濟緊張形勢、帶動亞洲經濟復甦發揮了重要作用。

B.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前前後後 索羅斯所做的一切

1992年9月16日，金融家喬治 • 索羅斯挑戰英國政府，打賭英鎊對德國馬克及其他歐洲貨幣的匯率偏高，歷史上一場賭注最大的賭博游戲由此展開。

在投入了100億美元之後，索羅斯勝出，英鎊被迫貶值，而索羅斯則從中賺取了9.5億美元。

至今索羅斯仍以「能夠擊敗英格蘭銀行的人」而聞名於世，然而他那次行動所產生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一人一事的范圍。在此之前，人們都認為世界各大中央銀行的儲備足以抵禦貨幣價值的任何波動。然而索羅斯卻證明，日常貨幣交易的強度和數量已經遠遠超過各國中央銀行的儲備。實際上，這種力量對比從有利於政府向有利於個人金融市場的轉化，早在1986年就發生了，並且在1998年達到了頂峰。

沒有哪裡的變化會比世界金融市場上的變化更富戲劇性。曾經由銀行（經常還有政府）主導的那種封閉的、嚴密控制的金融體系，已經被資本跨境自由流動所取代，規模更大、一體化程度更高的全球市場取代了封閉的國內市場，人們所熟悉的按照地域劃分的市場和產業結構也處於不斷變化中。英格蘭銀行領悟到，決策權已不再把握在少數人手中，而是由成千上萬個企業及投資者所掌握，尤其是大型機構投資者。市場經常是由索羅斯這樣的特立獨行者所引導，在獎勵優勝者的同時，無情地淘汰失敗者。

雖然這一新的金融格局帶來諸多好處，但我們更要面對這樣一個現實：眾多「新興市場」國家已向全球資本開放了金融體系，而且幾乎無一例外地是在必要的市場基礎設施和標准尚未具備的情況下實行開放的。銀行監管、會計和治理及法律保護等方面的發展均不充分，難以保證金融市場的穩定運行。結果，金融危機隨之而來。

一、概說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的定義。金融危機被公認為難以定義，如果僅以現象和觀點看，其開端和終結也是難以准確認定的。世界銀行官員在一份報告中將金融危機定義為：迫使銀行體系遭受重大損失甚至消除的金融事件。我們認為，危機涵蓋了兩方面基本內容：其一，涉及金融方面，對銀行流動性、支付系統與償付能力的沉重打擊而導致的金融衰弱是金融危機的顯著特點；其二，恐慌呼嘯而來，存款人和投資人的信心急轉直下，不僅使銀行體系的形勢更加嚴峻，也加劇了實體經濟中的問題，進而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

金融危機正在頻頻爆發。1970年代，危機表現為拉美債務危機，對拉美的銀行造成了沖擊；1980年代早期，智利和摩洛哥遭遇金融危機；1980年代末，美國儲蓄與貸款協會（S&L）遭受金融危機的打擊；90年代初，危機登陸瑞典、芬蘭、挪威以及大多數轉型中的社會主義經濟體；1994年至1995年，危機席捲委內瑞拉、巴西和墨西哥；1997年，泰國、印度尼西亞以及其他多個亞洲國家也爆發危機；1998年，俄羅斯拖欠債務引發震盪，影響之廣甚至波及到遙遠的巴西。

在過去的20年間，全球金融危機發生的次數有增無減，而近10年間這一趨勢更加猛烈。據世界銀行統計，20世紀80年代共發生了45起系統性的重大銀行危機。到了90年代，重大銀行危機增至63起，增幅超過60%。此外，新興市場經濟體危機發生次數的激增更是為這一趨勢火上澆油，這在拉美、亞洲及正從國營經濟向市場為導向的金融體制轉型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和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中尤為嚴峻。

我們目睹了危機中的眾生相。在厄瓜多和阿根廷，中產階級儲戶為了提取他們一生的積蓄，徒勞地敲打著銀行的大門，而銀行卻因遭到全國性流動危機的打擊而關門歇業。2002年的阿根廷，不僅金融系統崩潰，其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也全面瓦解。在印尼，我們親眼目睹了店主們在雅加達街頭暴亂中苦苦挽救自己的生意。在韓國和日本，我們眼見兢兢業業的員工被失業的威脅壓彎了腰，關於自殺事件的新聞報道不絕於耳。

按照常理，金融危機會在幾年後逐漸平息：政府出手挽救有償還能力的銀行，將破產銀行清盤，存款人得到擔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會提供短期貸款。按照常理，危機造成的直接損失指的是正在發生的新增成本，但實際上並非經常如此。更為准確的解釋應該是把損失當成「沉入」成本，並把所謂的直接損失看作在銀行危機中納稅人對存款人的轉移支付。從這一角度來看，危機就是政府在全體公民之間分配損失的過程。然而，對於外部觀察者而言，形勢已經趨於正常，報紙上有關危機的大字標題也逐漸消失，或者至少從頭版退到了商務版。有三分之一的危機是這樣發生和收場的。

金融危機的代價。危機對各經濟體而言均意味著巨額損失，因為挽救金融系統要付出直接成本（即納稅人為存款人的存款安全提供擔保和為銀行系統注入資本金），而增長受挫還會造成更為重大的代價。在瑞典和美國，危機給納稅人造成的損失，大約相當於該國GDP的4%-5%。而在墨西哥，相應成本接近750億美元，約相當於GDP的20%。

在發展中國家，這一比例上升至30%-40%，甚至更高。在韓國，據英格蘭銀行研究，韓國政府已直接投入1250億美元用於穩定金融體系，約為該國GDP的35%，1981年的智利和1997年的泰國為42%，1980年的阿根廷和1999年的印尼則達到50%以上。英格蘭銀行的研究顯示：過去25年間，銀行危機所造成的損失平均相當於GDP的15%-25%。

在亞洲，潛在的損失十分驚人。據安永會計師事務所（Ernst & Young）2001年估算，亞洲地區不良貸款總額在危機發生後的短短2年時間里便增長了約1/3，高達2萬億美元。

還有更加重要又鮮有人論及的代價，即機會和增長的損失。這些代價是隨著現金流枯竭、貸款停發、存款交易凍結、不動產價格劇烈動盪而出現的。例如，韓國因為危機所喪失的經濟增長機會約相當於其GDP的17%，這一比例在墨西哥約為10%，在瑞典則為5%。

逐步擴大的風險。金融危機通常曠日持久，過去20年間，半數以上的金融危機持續了4年以上。截至2002年，牙買加在金融危機中苦熬了8年，而那一年也正是印度尼西亞深陷危機的第5個年頭。1998年金融危機和貨幣貶值後，俄羅斯的銀行在4年後才有能力再次發行國際債券。在日本和印度尼西亞等國，由於缺乏解決危機的政治意志，危機久拖不決。

有些金融危機則周期性地爆發。1994年，土耳其因不均衡的自由化、巨額財政赤字及對未對沖的短期外幣貸款的依賴引發了危機。其中央銀行和財政部態度猶豫不決，平息事態的措施力度不夠，無法解決其經濟和銀行系統存在的深層問題，甚至是在掩蓋問題。結果到2001年，區區一家中等規模的德米爾銀行（Demirbank）倒閉，就引發了危機卷土重來。直到2002年初，土耳其為了爭取達到歐盟的入盟要求，才開始處理其銀行系統的結構性問題。

對股東和社會來說，金融危機堪稱重大事件，決不能放任不管。更為嚴重的是，危機常蔓延過政治邊界，一些附帶效應逐漸顯現，比如在其他一些未料想到的國家會出現較高的風險溢價，而且政府最終也可能倒台——近年來，在印度尼西亞、厄瓜多、俄羅斯和阿根廷，危機就引發了政府倒台。

最近幾年的新問題是，一個國家的危機經常毫不留情地波及其他市場。1998年8月俄羅斯出現債務違約後，全球幾乎每個債券市場的債券收益率均大幅上漲，結果導致巴西的公司被迫支付比以前高出1300個基點的利率。同時在美國，新設立的公司發現，無論利率開出多高都無法發行債券。

二、解析爆發原因

是什麼原因促使金融危機的發生越來越頻繁，影響也更為廣泛？答案很簡單。我們知道，運行不佳的市場能夠滋生出危機，這一點在發展中國家尤為真切。回顧過去，很多新興市場國家向外資流開放的時機不夠成熟，無法有效質詢和監督管理層。而國外投資者則不這么認為，他們把錢撒向這些國家，指望獲取高額回報。結果是，這些資本流產生了問題：宏觀經濟政策越「利好」，資本湧入量就越大，導致了宏觀經濟游刃有餘，微觀經濟卻不堪重負，困境重重。

金融市場正在進入新時代。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60年代末，政府管制、資本缺乏流動性、標准不統一和技術限制在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構築起了地域壁壘。經濟主要是在各國境內運行，國家間交換的主要形式是貨物貿易和貿易融資所需的貨幣。由於中央銀行控制貨幣供應和匯率，戰後還未發生過全面金融危機，特別是蔓延到其他國家市場上的危機。即使出現問題，通常都僅限於個別銀行，而且多是因為貸款不夠審慎而導致的。

實行固定匯率制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所有這一切開始發生變化。北美、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採取浮動匯率制，開始開放資本項目，允許跨國金融投資，並放鬆了對本國金融機構的管制。1970至1980年代，跨境資本流動穩步增長，但主要局限於各工業化經濟體。1989年柏林牆倒塌，標志著金融市場的新時代的開始。國家喪失對利率和匯率的管制權，數字通信的飛速進步帶來了真正的全球化，新興市場和前蘇聯集團的轉型經濟體也加入了金融自由化的行列，且一般都得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明確支持。資本流動迅速湧向全球各地，深入各個偏僻角落。

跨境資本流動的激增生動地顯示出這一變化。1980年，跨境股票(相關:理財 財經)和債券的年交易總額只有區區515億美元，到2000年，這個數字上升到1.8萬億美元——年復合增長率達到20%。與此同時，跨境銀行貸款也從4165億美元增長到近1.8萬億美元。在國外證券(相關:理財 財經)交易所發行股票的公司數從1990年的242家發展到2000年的2070家以上，同期籌資額也從160億美元增長到3160億美元，約增長了20倍。

新興市場與全球資本市場聯系起來。新興市場向海外投資者打開大門以吸引外資潮，始於1980年代的拉丁美洲，並在1990年代日漸興起。這給金融危機創造了條件，因為這些國家沒有必要的市場基礎設施和保障措施。更糟的是，在新興市場金融系統占支配地位的是銀行，而不是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在美國，銀行只向私人部門提供其所需外部資金的25%，其餘則由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提供。而在亞洲、東歐、非洲以及南美的市場中，這一比例通常是顛倒過來的。資本市場在這些國家的發展不充分達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

從金融體系穩定性的角度來看，銀行業存在內在風險性。它吸收短期存款，但提供浮動匯率和固定利率的長期貸款。在許多新興市場中，當銀行以短期借款和外幣借款形式吸納資金，而後對外提供長期本幣貸款的時候，將會出現資產和負債期限錯配，以及貨幣錯配的問題。銀行的企業客戶有時為追求較低的利率而甘冒貨幣風險，後來往往會後悔不迭。

由於銀行承擔著每一個借款人的全部違約風險，因此是在集中風險，而非分散風險。1980年代，當新興經濟體欠發達的、脆弱的金融體系融入全球金融體系後，全球金融體系的架構就發生了變化，並產生了雙向風險：新興市場要立即應付來自世界金融中心強大力量的挑戰；而發達市場的金融體系則不得不應對和消化此舉帶來的更大的波動性。

銀行貸款過熱引發波動。毋庸置疑，國際資本流動確實波動性強，是誘發眾多金融危機的因素之一。但令人驚異的是，一直以來，外國銀行貸款比跨境股票債券投資的波動還大。例如，1996年，發生亞洲金融危機的5個國家共接受了478億美元的外國銀行貸款，而1997年危機發生後，這一資金流入變成了299億美元的資金流出，一入一出相差750億美元。一年以後在俄羅斯，外國銀行貸款再次成為逃離最快的資金。1990年代晚期，外資銀行貸款總額的年變化幅度遠遠大於債券和股票資金流的變化幅度，因此具有更大的波動性。

很多人以為銀行貸款是長期專項貸款，不可能突然撤走，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債券和股票市場主要通過價格而不是數量來適應變化的市場條件，當危機發生，為避免損失立即化為現實，投資者不可能大舉拋售。但銀行貸款則不同，它不具有流動性，且利潤固定，因此銀行通過貸款數量而不是價格來適應不斷變化的經濟狀況。當問題出現苗頭時，銀行只要減少貸款就能夠避免出現貸款違約，因此每家都巴不得第一個撤走，這種一致的行為更加大了波動性。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越是在情況最糟糕的時候，銀行越是大力貸款給新興市場，以獲取潛在高回報。面對本國堆積如山的壞帳和極低的總體回報率，日本的銀行成為泰國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最大貸款人，截止到1997年6月的貸款總額已達到972億美元。但同時，外資銀行貸款又對潛在的損失高度敏感，當危機剛剛發生，就大量抽走資金，1997年6-12月，東南亞的貸款總額大約下降175億美元，其中有105億美元是由日本銀行抽走的。當一個國家像泰國那樣在僅僅3個月內便有81億美元資金抽逃時，當地本來就不夠穩健的金融機構便出現崩潰，銀行和企業大面積倒閉。

發生整體性風險的可能性增大。當今金融市場不穩定性的根源，還包括大銀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機構日益密切的聯系，表現為回購協議和貸款擔保。以俄羅斯「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為例。在連續幾年獲得驚人的回報率（1995年和1996年均超過40%）後，它的對沖基金增加48億美元，其中包括來自基金16位合夥人的19億美元。LTCM以此為擔保向銀行借款，加大在市場上的賭注。到1998年夏，金融交易賬面金額估計高達1000億美元。但俄羅斯出現債務違約後，各大債券市場的債券收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LTCM開始缺少補交准備金的資金，並且很可能會被迫中途平倉。

面對LTCM將被迫拋售的可能性，它的主要貸款人和投資者開始焦頭爛額，這其中包括不少大型國際投資銀行。除了巨額損失外，他們還擔心LTCM的平倉會使更多的資本市場陷入低迷。為此一批聯邦儲備委員會官員利用私人資金的解決方案，對LTCM加大資金投入，取得控股權。這樣，LTCM的危局靠私人部門的力量得以化解，避免了更為糟糕的後果。但從這個事例中可以看出，由於市場和其主力參與者之間聯系日益復雜，個體主力參與者的倒閉可能會給遠在其他地區的參與者造成潛在的系統性風險。

三、危機的發展進程

通過對眾多案例的觀察和分析，我們發現，金融危機在各國的發展進程驚人地相似，大多為同一模式，即發端於實體部門的薄弱環節；銀行貸款投向錯誤使問題更為嚴重；監管體系失效使危機進一步蔓延；宏觀經濟政策和外來沖擊引發危機。

以泰國為例。早在1992年，泰國實體部門就已經業績欠佳了。隨著泰國實行金融體系自由化，使國內投資者可以獲得海外資金，引發危機的因素開始形成。這個過程中，政府讓泰銖釘住美元，刺激了外國銀行向該國投放大量短期貸款，造成經濟過熱。由於當時基本不存在貶值風險，泰國的金融機構輕率地大舉借入美元、發放泰銖貸款，沒有防範貨幣錯配問題。這些貸款很多進入了房地產領域（這是經濟泡沫另一個常見的特點，由此導致經濟最終崩潰並發生危機），不久房地產價值迅速上升，由於監管鬆懈且缺乏必要的信貸技能，金融機構將高估的房地產價值作為新發貸款的依據，股市也在國內外投資者的合理推動下扶搖直上，國內外投資者都忽略了企業已經出現問題這一明顯的信號。然而，對泰國經濟的信心正在悄然喪失。1997年春，投資者開始撤走資金，隨後銀行擠兌耗盡了中央銀行的貨幣儲備，隨著政府在7月對泰銖實行浮動匯率，風暴正式襲來。

瑞典的危機與此類似。1985年，瑞典告別了銀行業嚴格監管的歷史，對金融部門放鬆了管制。貸款限制的取消引發國內外銀行大舉放貸，其中很大一部分直接進入了房地產領域。不久房地產價格猛漲。1989年，瑞典解除對資金的限制，允許國民投資海外資產。很多人在國外購置了房產，以較低利率借入外幣。隨著這個問題逐漸嚴重，瑞典經濟也受到日益上升的貿易赤字的不良影響，部分原因是實際匯率上升。此外，政府釘住匯率的政策也鼓勵貸款人發放未經對沖的外幣貸款。由於釘住的貨幣掩蓋了真實的匯率風險，因此借貸人獲得看似「便宜的」外幣貸款，卻很少考慮瑞典克朗也會貶值。1992年，為了在動盪的國際局勢中維護匯率，政府實行了一套新的稅收制度以鼓勵儲蓄，並推出了更為緊縮的貨幣政策。這些措施導致通漲水平急劇下降，稅後實際利率大幅飆升，結果房地產市場暴跌，造成大量不良貸款。到1993年初，瑞典克朗貶值25%，外國資金紛紛逃離瑞典。

墨西哥的案例則更加典型。1989年，墨西哥開始經濟改革進程，金融部門實行了自由化，並向外國競相開放，18家國有銀行實行私有化。銀行的新任所有人，包括許多經驗不夠豐富的，支付了很高的價格：平均達到賬面價值的202%（當時美國的銀行是以賬面價值120%的價格出售）。新的所有人希望通過快速擴張收回投資。與此同時，由於對准備金的要求取消，存款出現增長，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國外借款也推波助瀾，銀行帳面資金十分充裕。

此時墨西哥實行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絕大部分的國外借款以美元計算，這使得銀行極易受匯率變動和外國投資者看法變化的影響。銀行對潛在的威脅毫無察覺，反而向許多沒有美元收入的企業提供美元貸款，還在不具備對客戶進行信用分析技能的情況下貸款給那些低信用客戶，結果造成了巨大的信貸風險。事實上許多墨西哥公司已經陷入困境，1994年危機前夕，墨西哥的銀行以市價評估的貸款組合價值，損失達到250億美元——足以抵銷銀行系統的全部凈資產。隨著政局不穩定和美國利率上升削弱投資者對墨西哥的信心，釘住匯率最終瓦解，危機正式爆發。

1994年墨西哥還舉行了一次大選。這顯然不是一個競選的好年頭，競選期間一位支持率處於領先位置的候選人遭到暗殺，同時恰帕斯地區還爆發了叛亂，進一步破壞了投資者的信心。利率和外債還款飆升，信貸枯竭，大批公司破產。

四、危機的一般規律

按照傳統認識及眾多學術文獻的觀點，許多人認為金融危機難以預測。由於引發金融危機的原由有多種，因各國國情、文化及政治的不同而各異，因此應對危機的生存戰略也難以預先制訂。上述結論使貨幣管理官員以為，在金融風暴爆發前，我們根本無法對其各項因素進行認識、防範和管理。

對此我們不能苟同。根據經驗，我們認為對各國而言，危機的徵兆是相同的。我們經常會看到某些公司、甚至整個經濟部門年復一年地始終在破壞股東價值，結果埋下了金融危機的禍根。我們也經常發現銀行系統在基礎面上是十分脆弱的，尤其是在一些新興市場。新興市場的銀行在國民經濟中扮演的角色，如果和其他波動性較小的資本市場相比，則過於突出。這些脆弱的國家金融體系與全球資本市場的連接效率經常非常低下，增加了所有借款人的本地資金成本。我們經常會發現公司治理水平低下、會計制度和透明度不足等問題。此外，我們總能發現金融監管機構缺乏必要的技能和政治獨立性，無法有效開展工作。各國金融體系比較脆弱，而且往往在未做好充分准備的情況下即與全球資本市場接軌，大量資金在誤導的假定條件下流入，加大了發生危機的可能性。地區之間或國家之間固然存在差異，然而興衰之勢還是有其共同模式的。具有遠見的領導者能夠洞察危機，並採取有效措施加以應對，在危機爆發前後從戰略高度管理危機。

（一）危機的醞釀階段，大體上可以從三方面分析：

實體部門中經營水平低下的企業。實體部門的價值損失是發生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我們所見過的大多數情況下，實體部門在危機發生多年前就遭受經濟損失了。同時，為這些企業提供資金的金融中介的貸款風險也在逐步——有時甚至是迅速地——上升。以韓國為例，在發生危機前的十五年，只有四年企業能夠負擔稅前債務成本，整個國民經濟中只有電子和鋼鐵兩個行業在創造價值，其他部門的資本效率都十分低下。在墨西哥，危機發生前四年間的情形更加令人沮喪，只有電信部門獲得的回報高於其稅後債務成本，而且這還要歸功於墨西哥電話公司（擁有長途業務壟斷控制權）的巨大影響。

對此問題，各國政府提升企業業績的態度一致，實施的方法和手段卻不一。在墨西哥和阿根廷，經濟改革將市場競爭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業績不佳的企業暴露出來。結果，許多企業陷入了更加急劇的下滑中，這正是痛苦但必需的自由市場療法。而在日本、韓國、泰國、印尼等國家，企業在政府的庇護下部分避免了外國企業的直接競爭，但卻因傳統的產業結構和政策不當而遭到損害，這種政策鼓勵對關鍵行業部門進行過度投資，實行的保護主義對國內企業造成了麻痹，拖延了企業進行必要調整的時間。同樣，在俄羅斯、羅馬尼亞等國，政府對經濟進行了幾十年的干預，實體部門深受其害。歸根結底，實體部門業績不佳是由經濟的封閉性所致，只有這樣的經濟能夠容忍指令性放貸、缺乏真正的競爭以及企業智力水平低下等現象。

銀行的舊游戲與新游戲。在經濟全球化之前，銀行業舊有的游戲方式是在一個封閉的經濟體中將資金輸送給企業。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中，銀行對放貸的對象、項目和利率幾乎沒有選擇餘地。銀行的作用是建立一個存款的基礎，將資金借給政府和經濟中的戰略部門，且經常按照政府或銀行所屬集團所有人的指令行事。銀行並沒有認識到自己也是風險承擔者——畢竟它們的債務人極少、甚至根本沒有面臨競爭，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被「允許」破產。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銀行都樂於與政府合作，有時甚至感覺自己就是一個政府機構。

然而，改革從根本上改變了這種環境。隨著進入壁壘的消除和相關法規的修訂，銀行的放貸限制被大大放寬，可以自行決定對象和金額，同時外資銀行加入了對其原有放貸對象的爭奪中。幾乎一夜之間，銀行的游戲規則發生了徹底的變化，機遇與風險同時降臨。多數銀行不能適應這一新的規則。由於信貸技能薄弱、風險管理意識缺乏以及其他眾多因素，對於越來越不穩定的企業實體，銀行不僅不停止對其貸款，反而繼續增加——甚至是大幅增加貸款量。有些銀行則避開自己具有專門技術優勢的領域，轉向高風險的對公貸款和消費貸款，導致壞賬激增，業績開始被損害。隨著銀行業績不斷下滑，海外貸款繼續流入，銀行體系逐漸變成了紙牌搭成的房子，危機的侵蝕漸漸從實體經濟深化到金融層面。

與此同時，危機的跨國傳播渠道也開始形成。例如，韓國很多商人銀行為高額回報所吸引，利用短期資金積極參與泰國和印尼的房地產投資，但它們缺乏基本的對沖技能，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承擔的隱含風險。使問題更加復雜的是，韓國的許多商業銀行和證券公司為這些商人銀行及其海外業務提供了擔保，使得風險水平在各部門乃至各國間不斷升高，並存在交叉流動的可能。

進退兩難的監管體系。危機醞釀時，監管者未能發現金融體系正在出現的失衡現象，抑或未能迅速採取行動及時阻止災難發生，這種監管失效的深層根源在於監管系統的結構性缺陷。即使是在發達的經濟體中，銀行監管也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監管者按資歷而不是業績獲得提升，其薪酬與其提供的服務並不匹配，因此很少有人在工作中追求卓越表現。此外，有些國家的監管者與被監管的銀行領導人屬於同一個內部人組成的圈子，監管力量往往被約束。最重要的是，監管者極少由於取得成功而得到稱頌，卻常因為工作不得力而遭到詆毀。銀行系統的持續穩健運行無法誕生英雄，系統一旦崩潰卻會使很多人成為禍首。這就導致新興市場中歷來缺乏優秀的監管者。

當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危險開始襲來的時候，監管者面臨痛苦的兩難境地：很多銀行通過相互貸款和交叉擔保聯系在一起，使得聯系性增強而實際上的風險集中程度更高。一家銀行倒閉，就有可能搞壞整個銀行系統的可信度。因此在多數情況下，關閉一家大型銀行就等於斷掉經濟的資金供給，這會扼殺許多要靠貸款才能完成經營預算的企業。此舉會破壞這些企業向其他銀行償還貸款的能力。而銀行也有壓力，銀行信心下降導致放貸金額的減少，同時損毀了銀行的信譽，這樣便會引發監管者極不願看到的危機。因此在面臨危機時，監管者往往顧慮重重，各種利益糾葛使他們左右為難。就在他們舉棋不定的時候，危機已經發生了，所以看上去他們的反應就是無所作為。

（二）危機發展的實質性階段，會在宏觀經濟政策和外來沖擊引發危機時到來。

宏觀經濟政策（設定匯率和財政政策）決定危機發生的時間和規模，而外部沖擊則成為危機的觸發因素。在眾多因素的推動下，國家一步步地陷入危機的漩渦。

釘住匯率與幣值高估：在造成金融風暴的「大氣條件」中，匯率也許是最直接的觸發因素。實際上，如果按照貨幣的定義，任何「有管理的」匯率都是對貨幣「市場價格」的扭曲。如果存在釘住匯率的安排，就會加劇扭曲的狀況，進而影響資源配置。在釘住匯率制度下，每一個經濟的參與者都在嚴密關注匯率，試圖從中發現疲軟的最初信號，以此評估制度本身的可信性和可持續性。因此政府在堅決捍衛貨幣穩定的同時，背上了沉重的經濟管理和公共關系負擔，極有可能在不堪重負之際對匯率進行突然的重新定價。

在很多案例中，國內相對疲弱的實體經濟無法與貨幣制度的要求同步，導致貨幣在危機發生前就已經被認為是高估了，商品交易部門失去競爭力，不能與選擇釘住的貨幣（如美元）保持一致。維持此政策的時間越長，貨幣供需的扭曲程度越大，匯率的高估程度也越大，實際匯率必然下跌。

利率捍衛匯率：為了捍衛下跌的匯率，大多數政府會首先收緊利率，進而動用外匯儲備。此舉雖有利於提高對貨幣的需求，進而支撐起本國貨幣估價，但也會產生實體經濟部門實際支付提高、經濟活動總量減少、投資下滑的負面影響。

這種下滑會給銀行帶來三個方面的不良影響：首先，經濟放緩會減少對銀行貸款的總需求，銀行新增貸款會發生萎縮；其次，企業和個人投資回報減少，銀行不良貸款數量增加，未償貸款的盈利性也會下降；第三，貨

C. 在當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俄羅斯政府面對國際炒家提前採取的擴大匯率浮動的措施，是怎麼奏效的，為什麼

舉個例子，假如我國實行浮動匯率，然後美國大炒家來炒作人民幣，經過他們的一炒，我們的人民幣肯定貶值，如果實行浮動匯率，那相對於美元來說，我們的貨幣必然面對二次貶值。當我們的貨幣大量貶值後，我們的出口將會相當受益，在國際上受到追捧，從而可以通過出口來填補經濟的損失，拉動經濟增長，這是能保證度過經濟危機的一個辦法，比如小日本，他們就長期保持低匯率。但是這樣的後果是導致其他國家的本國經濟受到沖擊，因為中國便宜貨大量涌進，必然沖擊本國產業。所以為什麼在98年，中國發誓人民幣不會貶值，這是拯救亞洲的行為，可以說犧牲了自己，在國際上贏得了贊譽，樹立了一個大國的形象和該有的擔當。

D. 一百分！給我詳細介紹1997年和2008年金融危機各國前後三年的狀況！謝謝了，大神幫忙啊

一下由本人整理得到，希望採納！ 一：簡介 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關鍵詞是匯率、外匯儲備、國際游資。亞洲國家經濟對外依賴，貨幣政策缺陷，給人可乘之機。當時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提升貨幣信心，壓力很大。 08年全球經濟危機是07年的次貸危機的升級，07年關鍵詞，我認為是美聯儲升息、資產證券化、信用透支。低息->房貸多->升息->還不了->次債公司倒閉->次債持有公司危機（各大投行、大得不能倒的公司告急）->美國經濟-<連鎖反應。從美國到全球，影響到我國的外銷，外儲里的美元資產保值等等。 二：對比 相同：都是金融領域出現很多不穩定現象，通貨膨脹嚴重，股市折腰跌損，大批商業銀行，尤其大銀行損失慘重，社會動盪，騷亂時有發生。 不同：1997年是越南引起的 ，主要在波及東南亞地區 。2008年金額危機 都是美國的錯 ，危機彌漫群球，起危害更甚於1997. 對於本次金融危機 我國政府採取了 對匯率的控制(中央銀行）、對各大商業銀行保證資金的注入、穩定物價、引導企業出口等措施 。 1997年 我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 在匯率的控制 上給予了 東南亞各國 很大的幫助 ，同時注資穩定香港的金融市場 ，當時中國改革開放很不 久。97金融危機實際上對我國影響不大 三：關鍵是原因 10年之前，在泰國爆發的一場金融危機很快波及到整個東南亞，然後傳染到韓國，釀成了一場震動全球的風波。10年之後，回頭去看，這場危機依然驚心動魄。 東亞會爆發金融危機，出乎大多數經濟學家的意料之外。從1993年世界銀行發表了《東亞的奇跡：經濟增長和政府政策》之後，東亞國家便被視為發展中世界的優秀畢業生，東亞模式成為其他發展中國家學習的榜樣。國際貨幣基金也沒有意識到東亞會出問題。1996年底在印度尼西亞的雅加達開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認為東南亞聯盟的經濟前景非常良好。 對東亞模式提出質疑的經濟學家也有，克魯格曼就是一個。克魯格曼1994年在《外交雜志》上發表了《亞洲奇跡的神話》一文。他指出，東亞奇跡其實是靠高投資驅動的，但是高投資幷沒有帶來生產率的增長。1986-1990年泰國為33%，到1991-1995年則增加到41.1%。馬來西亞的投資率在1986-1990年間為23.4%，但是到1991-1995年已提高到39.1%。韓國的投資率也從1986-1990年間的31.9%增長到1991-1995年間的37.4%。克魯格曼說東亞的模式和前蘇聯的模式是一樣的，東亞的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所謂的東亞四小虎，其實是紙老虎。但是，包括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Bhagwati等在內的很多經濟學家認為克魯格曼說的幷不對，因為根據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核算，東亞的生產率確實提高了，東亞的高投資率在經濟上是合理的，因為在東亞的投資回報相對較高。 盡管後來發生的東亞金融危機使克魯格曼名聲大噪，但是克魯格曼幷沒有預言到東亞會爆發金融危機。1996年聯合國也發表了一個報告，說由於勞動力價格的提高，東亞的經濟起飛已經基本結束。但這也不是東亞爆發金融危機的真正原因。從宏觀基本面的情況來看，在爆發金融危機之前，東亞國家的財政狀況幷不差，通貨膨脹率也不高，唯一出現惡化的宏觀指標是1996年東亞的出口惡化。泰國1995年出口增長了25%，但是1996年卻下降了1%。馬來西亞的出口增長從1995年的26%下降到1996年的6%，印度尼西亞從13%下降到10%，韓國從30%下降到4%。但是東亞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當年電子市場不景氣。出口下降同樣不是東亞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 金融危機有金融危機的規律。1996年3月， 兩位女經濟學家Carmen Reinhart 和 Graciela Kaminsky合作發表了一篇討論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的關聯的論文。她們指出，很多國家在放鬆對銀行的管制之後導致貸款大量增加，貸款質量下降。銀行貸款質量下降限制了央行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所以在遇到外部失衡的時候央行祗能任由貨幣貶值。她們還指出，發展中國家爆發的危機比發達國家更嚴重。 這篇論文沒有引起東亞國家的關注，因為她們的例子大部分選擇的是拉美國家。拉美國家往往有大量的赤字，通貨膨脹也很高，但是東亞國家的財政赤字幷不嚴重，通貨膨脹也很低。但是，著名的索羅斯基金在紐約的一個分析員讀到了Reinhart和kaminsky的論文，此人叫Armenio Fraga，是個巴西人。1997年1月，他和另一個索羅斯基金的分析師，紐西蘭人Rodney Jones一起到曼谷和漢城。 Armenio Fraga和Rodney Jones是直接引發泰國金融危機的兩個關鍵人物。他們發現泰國的情況幷不妙。泰國在90年代初期就已經開放國內銀行部門，泰國的銀行和金融機構可以給本地顧客提供美元貸款。泰國公司更願意借美元，因為美元利率比泰銖利率低，於是，私人部門的外債急劇增長。到1997年8月，泰國的中央銀行承認泰國的外債共有900億美元，其中730億美元是對私人部門的貸款。大量的外債用於房地產投資。從1992到1996年，曼谷共建房子75.5萬套，比國家原本計劃的數量多一倍。住宅空置率25-30%。商業空置率14%。這導致貸款質量下降，由於借款是美元，匯率風險增加。但是在當時，泰國的銀行家幷沒有特別擔心。他們自認為和企業和政府的關系很鐵，因此不害怕風險。此外，日本在東亞有大量的投資，所以萬一出事，泰國人相信日本會出手救助。1985年日元升值之後，日本大量對外投資。1992年到1995年，東亞共吸收了大約350億美元的日本投資，占日本對外投資的1/4。不過日本的情況也發生了變化，日本銀行業的不良貸款比例很高，所以日本銀行變得更加謹慎。 2月份，Jones寫了一個報告，說泰國很可能爆發金融危機。這份直接導致泰銖危機的報告這樣寫到： 「泰國目前的固定匯率制度面臨壓力。泰國中央銀行已經連續6個月失去外匯儲備，但是在一月份和這個月前期仍然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到目前為止，他們的反應是在現期和遠期泰銖市場上同時干預，幷允許利率提高了300個基本點. 到目前為止基本面情況是脆弱的。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出現的債務/地產高潮已經破滅，這將引發一場即將到來的銀行危機。據估計，銀行和金融公司的貸款中有16%都是不良債權。事實上每一家上市的地產公司債務負擔都很重，從技術上講它們都已經資不抵債。目前已經沒有地產交易發生。 另外，從1992年開始的開放對外國債務市場的自由化導致私人部門對外借債的急劇增加。私人部門的債務從1990年底的100億美元已經上升到現在的850億美元。其中銀行部門的債務有400億美元，公司的外債有350億美元，此外外國人還持有大約100億美元的以泰銖計價的商業票據。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據稱泰國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祗有大約360億美元。 銀行/債務危機伴隨著經常賬戶的惡化。1996年泰國的經常賬戶赤字佔GDP的8%，而且1997年沒有改善的跡象。美元的急劇升值（泰銖釘住的是一攬子貨幣，其中83%是美元），傳統的出口部門如紡織品和鞋子的競爭力問題（由於工資成本的上升和中國的競爭） 使得泰國的出口出現了20多年來的最低點。 禍不單行。1996年Banharn政府還失去了對財政政策的控制。1996年政府支出提高了30%，這是最近20年來增長幅度最大的一年。與此同時，經濟的緩慢增長導致財政收入不足，因此泰國的財政狀況嚴重惡化。1995年泰國的財政盈餘佔GDP的3%，到1997年財政赤字將佔GDP的2%。盡管新上任的財政部長Amnuay試圖控制支出的增長，但是Chavalit政府卻仍然預期1997年財政支出要增長23%。」 Armenio Fraga和Rodney Jones建議索羅斯基金做空泰銖，隨後，索羅斯基金建立了數十億美元的空倉。當脆弱的信心崩潰之後，危機如同山崩轟然到來。五月，Jones回到曼谷，發現他所預期的銀行危機已經變成一個全面的金融危機。 值得一提的是，後來到了1999年，當巴西遇到金融危機的威脅時，Armenio Fraga臨危受命，成為巴西中央銀行行長。 當前的金融危機是由美國住宅市場泡沫促成的。從某些方面來說，這一金融危機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每隔4年至10年爆發的其它危機有相似之處。 然而，在金融危機之間，存在著本質的不同。當前的危機標志信貸擴張時代的終結，這個時代是建立在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美元基礎上的。其它周期性危機則是規模較大的繁榮-蕭條過程中的組成部分。當前的金融危機則是一輪超級繁榮周期的頂峰，此輪周期已持續了60多年。 繁榮-蕭條周期通常圍繞著信貸狀況循環出現，同時始終會涉及到一種偏見或誤解。這通常是未能認識到貸款意願和抵押品價值之間存在一種反身（reflexive）、循環的關系。如果容易獲得信貸，就帶來了需求，而這種需求推高了房地產價值；反過來，這種情況又增加了可獲得信貸的數量。當人們購買房產，並期待能夠從抵押貸款再融資中獲利，泡沫便由此產生。近年來，美國住宅市場繁榮就是一個佐證。而持續60年的超級繁榮，則是一個更為復雜的例子。 每當信貸擴張遇到麻煩時，金融當局都採取了干預措施，（向市場）注入流動性，並尋找其它途徑，刺激經濟增長。這就造就了一個非對稱激勵體系，也被稱之為道德風險，它推動了信貸越來越強勁的擴張。這一體系是如此成功，以至於人們開始相信前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所說的「市場的魔術」——而我則稱之為「市場原教旨主義」(market fundamentalism)。原教旨主義者認為，市場會趨於平衡，而允許市場參與者追尋自身利益，將最有利於共同的利益。這顯然是一種誤解，因為使金融市場免於崩盤的並非市場本身，而是當局的干預。不過，市場原教旨主義上世紀80年代開始成為占據主宰地位的思維方式，當時金融市場剛開始全球化，美國則開始出現經常賬戶赤字。 全球化使美國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區的儲蓄，並消費高出自身產出的物品。2006年，美國經常賬戶赤字達到了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6.2%。通過推出越來越復雜的產品和更為慷慨的條件，金融市場鼓勵消費者借貸。每當全球金融系統面臨危險之際，金融當局就出手干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80年以來，監管不斷放寬，甚至到了名存實亡的地步。 次貸危機導致發達國家金融機構必須重新估計風險、分配資產，未來兩年，發達國家資金將紛紛逆轉回涌，加強當地金融機構的穩定度。由此將導致新興市場國家的證券市場價格大幅縮水、本幣貶值、投資規模下降、經濟增長放緩甚至衰退，其中最為脆弱的是波羅的海三國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機將為中國經濟增長帶來壓力，但中國資金也面臨「走出去」抄底整合並購相應企業的好時機。

E. 97年亞洲金融危機是怎麼回事

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對東南亞各國、日本、韓國等國家的經濟產生了嚴重影響。
1、危機首先在東南亞爆發並波及港台
短期資金大量進出：泰國於97年首季有19億美元的凈資金流入，第2季變成62億美元的凈資金外流；馬來西亞、泰國、韓國、印尼與菲律賓於96年共獲得478億美元的資金凈流入，97年卻變成300億美元的資金凈流出。
自1997年初起，東南亞地區特別是泰國的泰銖受國際投機者的攻擊，泰銖不斷走軟，最終不得不放棄固定匯率制，造成泰銖狂跌。接著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尼3國的貨幣也狂跌。
東南亞國家貨幣貶值影響到它們的股市，大多數東盟國家的股票市值至10月底都下跌了20％以上。
1997年第三季度台灣和香港的金融市場也被攻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迅速採取了有力的調控措施，成功地捍衛了港元聯系匯率制。但香港股市卻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從16800多點跌至9000點左右。
2、危機蔓延至東北亞
從10月底起韓元持續下跌，股市跌幅也超過40％。
在金融危機中，韓國的大企業紛紛遭殃，又連累了一大批為其生產配套設備的中小企業。企業的大量倒閉使韓國銀行呆帳和壞帳劇增，信譽大幅度下降，幾乎已不可能到國際市場上融資了，到期應償還的外債卻越來越多。
東南亞和韓國的金融風暴很快刮到了日本，使原本就不景氣的日本經濟愈益惡化。
3、危機深化並波及俄羅斯、巴西
1998年上半年，金融危機給東亞經濟造成的巨大殺傷力不斷顯現，大多數東亞國家的經濟跌入谷底。
盡管各國的貨幣都已大幅度貶值，但出口仍呈下降趨勢。
內外投資也呈持續減少的態勢：在國內，由於金融危機造成高利率和貨幣貶值，私人投資者極其謹慎；海外投資由於擔心金融危機造成東亞地區投資環境的惡化，進入的數量銳減，而大量本地資金卻因對本地區經濟前景捉摸不定而逃逸。
危機造成的另一個苦果是通貨膨脹：1998年6月，菲律賓的通貨膨脹率達 10.7％，泰國6月份通脹率亦為10.7%,1998年5月一個月,印尼的通脹率就達5.24% 。
由於出口不振、投資乏力和大量企業破產、倒閉，失業已成為不少東亞國家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韓國1998年4月的失業率比一年前增加了一倍以上，1998年5月，菲律賓的失業率高達13.3%。
1998年8月，亞洲金融危機嚴重影響俄羅斯、俄股市、匯市猛瀉。之後不久，巴西金融市場持續動盪匯市和股市大瀉。俄羅斯和巴西的金融動盪表明亞洲金融危機已對世界金融市場產生破壞性影響。

F. 問一下亞洲金融危機時亞洲各國匯率的變化情況

這個可以嗎？

G. 亞洲金融危機中香港是怎麼能捍衛固定匯率的

危機之前的香港是實施的完全放任的金融政策，政府對金融市場不幹預。這樣自由的金融環境也是香港成為世界最大金融中心之一的原因。
金融危機爆發的罪魁是當時的金融巨鱷索羅斯。他正是憑借自己強大的財力加上東南亞各國放任的金融政策整垮了泰國等國的貨幣體系，並從中獲利。
當他企圖操縱香港股市並利用股指期貨大賺一筆時，香港政府放棄了不幹預的金融政策，政府介入股市，同時大陸又對香港給予了強有力支持。索羅斯萬萬沒有想到香港政府會介入股市同時大陸的支持也是他始料未及的，同索羅斯財團的戰斗一直持續到股指期貨結算的那天。最終索羅斯沒能按自己意願操縱股指，損失慘重。
以上是個人大約能記起來的相關內容。記得有個專題視頻 你可以搜一下

H. 請問，1997～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前因後果，

一、亞洲金融風暴與香港匯股震盪

1、亞洲金融風暴的演進與特點

從今年7月泰國放棄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而引發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受沖擊的亞洲各國或地區出現匯市和股市大幅波動（參見表一、表二），並引發全球性股市動盪。目前亞洲金融風暴已持續近6個月，其間大致經歷了較為明顯的三個階段【注1】。
表一 金融風暴下的亞洲匯市波動[略]
表二 金融風暴下的亞洲股市波動[略]

資料來源：引自香港《信報財經月刊》各期
【注1】除非特別指明，本報告所引資料來自：《香港經濟日報》、香港《信報》各期；李羅力主編《金融風暴：東南亞金融危機透視》，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第一階段：泰銖危機爆發並波及整個東南亞，各國匯率屢創歷史新低，股市持續下跌。 7月2日，泰國中央銀行宣布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取代泰銖對一攬子貨幣的固定匯率制，泰銖危機爆發，當天泰銖匯率下跌20%。一場以泰銖危機開始爆發的金融危機迅速波及其他東南亞各國。7月11日菲律賓宣布實行匯率自由浮動。8月下旬至9月上旬，印尼、馬來西亞、韓國、新加坡等國貨幣相繼與美元脫鉤。在匯率制度變動下，東南亞貨幣匯率屢創歷史新低，同時受貨幣匯率下跌影響，東南亞各國股市狂瀉不止。

第二階段：台灣和香港匯市再次受沖擊,香港股市暴跌引致世界股市巨幅震盪。10月17日，在東南亞金融風暴中堅守了近四個月後，台灣放棄與美元掛鉤，宣布自由浮動，導致台灣匯市和台灣股市重挫。隨後國際金融投機家第四次狙擊仍堅持聯系匯率制的港元，香港特區政府被迫動用外匯儲備基金維持聯系匯率制。在港幣流量受控，利率大幅上升，各大銀行相繼提高拆放貸利率和短期同業拆借息口後，港元匯率迅速平穩下來。但這次港元保衛戰付出的代價十分沉重。10月20日至10月28日，香港恆生指數就從13601點跌破1萬點大關，跌幅達33.4%。其中僅10月21日--24日港股市值損失高達8000億港元。10月28日後，香港股市大跌導致紐約、倫敦、東京股市震盪，反過來又帶動香港股市劇烈震盪。

第三階段：東南亞金融危機沖擊韓國和日本。進入11月份以來，韓元加速貶值，韓元危機爆發。到11月20日，韓元匯率跌至1139兌1美元，跌幅達兩成有餘，以美元表示的國際購買力減少五分之一。接著日本山一證券因1065億日元的外匯虧損和1583億日元的證券交易虧損，於11月24日宣布倒閉，東京股市大幅下跌，隨即帶動紐約、倫敦股市的連鎖下跌，亞洲金融風暴蔓延至日本。12月8日，東京外匯市場上日元對美元的匯率跌破130日元兌1美元的水平，創1992年5月以來的最低點。

從上述演進歷程來分析,本次亞洲金融風暴帶有兩個十分顯著的特點：

（1）以區內國家（或地區）的綜合經濟實力為序,按多米諾效應方式,由弱到強依次受到沖擊。7月泰銖首先與美元脫鉤，隨後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韓國、新加坡相繼宣布與美元脫鉤，東亞美元區匯市和股市雙雙受到沖擊。10月，台灣放棄與美元掛溝而自由浮動，台幣與台股遭受重挫，同時香港在確保港元匯率穩定的同時，出現股市大幅震盪。11月以來，韓元加速貶值，韓元危機爆發。隨後日本股市因山一證券倒閉而出現波動，日元兌美元也大幅下降。從本幣貶值和股市跌幅來看，受金融風暴沖擊的亞洲國家或地區大致可以分為三類【注2】。其中經濟實力相對弱小的東盟國家，幣值和股市損失明顯高於「四小龍」及日本。

（2）金融風暴在區內多次吹襲、反復震盪、相互影響，同時強度逐漸加大，進而波及全球，由此產生較大的破壞性。與九十年代後出現的幾次國際金融動盪【注3】,如1992年的歐洲金融市場動盪、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6年日美英等主要發達國家的銀行破產兼並和倒閉危機所造成的破壞相比（參見圖一），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不但波及面廣,持續時間長,而且危機的強度和破壞力更大。可以預期,經此金融風暴的沖擊, 雖不至於達到使「東亞奇跡」破滅的程度,但東亞地區的經濟增長將會明顯放慢,並為該地區的長期發展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

2、亞洲金融風暴的主要原因

從東南亞開始並波及到東北亞的亞洲金融風暴,是在九十年代以來全球金

融自由化步伐加快、金融動盪加劇的背景下，由於東南亞國家普遍存在一些經濟

結構和經濟發展問題,同時受國際投機資本的外部持續沖擊而產生的。因此我們認為，今次亞洲金融風暴既有九十年代後全球金融危機頻繁爆發的共同原因，同時又有由自身經濟問題決定的特殊原因。

【注2】參見綜合開發研究院課題組：《東南亞金融危機：理論與政策分析》（唐傑、馮蘇寶、龍隆執筆）,《開放導報》1997年第11期。

【注3】世界銀行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在70年代至90年代90個國家出現的100多起銀行破產中，23個國家的直接損失佔GDP比重超過3%，最高（阿根廷）達50%以上。參見《世界銀行發展經濟學年度會議》，1996年，華盛頓。轉引自世界銀行：《2020年的中國》，中國財經出版社,1997年10月。

圖一 金融危機的直接損失[略]

資料來源：轉引自世界銀行：《2020年的中國》第35頁，中國財經出版社,1997年。

（1）亞洲金融風暴反映了九十年代以來國際金融動盪加劇的趨勢，而導致全球金融危機頻繁爆發的因素則構成本次亞洲金融風暴的背景原因。

第一，隨著全球金融自由化步伐加快，國際金融市場不斷擴大，一體化趨勢日益發展，同時出現資金活動日趨國際化、自由化，由此導致巨額國際游資、國際清算資金和國際儲備資金在全球范圍內頻繁調動，從而間接為國際金融動盪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國際資本總額不斷增加，目前已超過1萬億美元，其中1996年西方主要國家跨國股票和債券累計額占其GDP的比重超過100%，美國高達10萬億美元。另一方面國際資本流動速度加快，跨國外匯交易急劇增加，從1986年的1880億美元增至1995年的1.2萬億美元。1996年流入東亞的資金總量達到1087億美元【注4】。結果客觀上導致九十年代後國際金融市場劇烈波動，
（日本）Takuma Takahashi：《金融危機與產業政策》，轉引自《開放導報》1997年第11期。

主要表現為外匯和利率波動。1993年--1996年國際金融市場上利率波動幅度達到3個百分點，1991年--1997年3月日元匯率變動幅度高達70%，美元、德國馬克、加拿大元也達20-30%。當國際資本為賺取利率和匯率差價而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頻繁進出時，經濟基礎和金融體系存在問題的國家出現金融動盪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

第二，隨著金融工具不斷創新，金融經營品種也不斷多樣化。目前金融衍生工具已達1200多種,金融衍生交易額也不斷提高。金融衍生工具一方面有利於經濟發展對資金和投資保值的巨大需求,但另一方面也為過度投機創造了條件。隨著金融衍生工具這一現代交易手段的推廣,九十年以來以金融詐騙、銀行危機、金融市場動盪為主要內容的國際金融危機愈演愈烈。特別是在信息時代的現代操作條件下，具有較大投機性的國際游資利用衍生工具，可在瞬間完成全球不同市場上的大筆投機性交易，實現巨額資金在不同地區的快速轉移，從而為引發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乃至全球的金融危機和金融動盪創造了條件。

第三,在國際金融動盪不斷加劇的趨勢面前,由國際金融市場、本國金融調控和金融機構監管三個層次構成的金融監管卻出現失控和乏力，結果進一步加劇了全球性的金融動盪與危機【注5】。

(2)亞洲金融風暴是亞洲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國家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各種經濟矛盾的集中爆發。這些國家或地區普遍存在的經濟基礎及金融體系方面的缺陷,便成為本次亞洲金融風暴的內在原因。

第一，經濟增長方式未能根據形勢及時調整和轉換，是東南亞國家普遍爆發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東南亞國家普遍選擇的出口導向型工業化道路，創造並延續了「東亞經濟奇跡」。但在基本實現工業化發展目標後，先行的「四小龍」

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初步完成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而後來的東盟國家大多仍然依靠粗放型發展戰略，未能及時調整產業結構和完成經濟增長方式轉換；即使對產業結構進行了調整，也存在過於迎合外資流向，不但與周邊國家產業結構趨同，

【注5】胡進、張才進：「全球金融動盪加劇的四大成因」, 《港澳經濟》,1997年第3期。

而且過分集中於簡單加工業。結果在國際競爭日益加劇的沖擊下，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體的東南亞國家出口擴張勢頭放緩，帶動經濟增長下降，從而導致經常項目赤字、外匯儲備減少，進而對固定匯率產生壓力，最終使金融風暴在區內廣泛爆發。相比之下，在金融風暴中「四小龍」的損失之所以低於東盟國家，從根本上看就是因為其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換快於後者。

第二，東南亞國家普遍存在的外貿逆差遞增、經常項目赤字高企、外匯儲備遞減、外資使用效益不高等問題，是構成本次金融危機的直接隱患。以金融風暴發源地的泰國為例來分析【注6】，其危機的隱患早在90年代初期就已經埋下。從1990年起，泰國的外貿逆差逐年遞增、經常項目赤字居高不下、外匯儲備每年只減不增，分別從1990年的74.94億美元、72.82億美元和32.3億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92.68億美元、82.22億美元和41.75億美元。另一方面，泰國的外債從90年代開始也急劇膨脹，從1990年的280億美元，膨脹到1996年的900億美元，僅1998年即將到期的短期外債就達400多億美元，超過其全部外匯儲備。

第三，東南亞國家金融體系存在根本缺陷是爆發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原因。東南亞國家在金融體繫上的根本缺陷，一是金融市場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為長期債券市場不發達，短期貸款高於長期貸款，非生產性貸款（特別是房地產和消費性貸款）高於生產性貸款，外資大多以短期資本形式進入國內。結果客觀上導致泡沫經濟大量出現。二是金融資產結構不合理，大多數國家或地區的商業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資產增加普遍高於中央銀行，結果使得中央銀行的調控能力下降，金融動盪得以在東南亞各國普遍出現。三是銀行資產質量不高，金融風險加劇，導致金融危機在區內廣泛產生。

第四，在金融制度不健全的基礎上實行金融盲目自由化，直接加劇了亞洲金融危機的進程。金融自由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也是世界經濟一體化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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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參見陳曉軍：「泰國經濟金融危機的演變及其初步啟示」, 《信報財經月刊》,1997年第11期；余永定：「泰國的貨幣危機及其啟示」,《國際經濟評論》,1997年第9-10期；李量、伍達枝：《泰國貨幣危機：教訓及其啟示》,見《開放導報》1997年第11期。

域一體化的客觀要求。但是在國內金融制度不健全，金融市場設施不完備，監管措施和監管機構不完善的條件下，東南亞國家過早開放金融市場，必然會引起金融市場的動盪。這一點以泰國為例可以看得更為清楚。90年代以來，泰國為吸引外資，先後推出了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1990年4月正式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的有關義務，取消了經常項目國際支付的限制。1991年，開始減少對資本項目交易的外匯限制。1992年又對外資開放，允許國內投資者直接通過銀行獲得低息的外國資金，導致肆意借貸低息資金。1994年又進一步放鬆這方面的限制，比如放寬出入境時可攜帶的外幣限額，允許持有泰國離岸銀行執照的外國銀行在泰國各城市設立分支機構等等。但是，在實行金融自由化的同時卻未能完善金融管理體系，缺乏有效的金融監管，使外匯投機的渠道增加，從而加劇了投機者對泰國金融穩定性的沖擊。此外，日本和韓國也存在類似的問題。

第五，政策失誤加劇了金融危機的破壞程度。從泰國的情況看【注7】，政策失誤主要表現為，一是長期實行釘住以美元為主的一籃子匯率政策,無法與

利用貨幣供應量和利率來調節經濟的貨幣政策有效配合；二是宏觀政策沒能協調國內經濟平衡目標與國際收支平衡目標的關系,從而產生經常帳戶赤字；三是在外匯管理制度上沒能處理好開產資本帳戶與保護本幣安全的相互關系。

第六，政府不當干預在引發投資者信心危機的同時也加劇了金融風暴。這次東南亞金融風暴發生後，東南亞許多國家一方面採取緊縮銀根、提高利率等經濟杠桿來調節。如印尼在印尼盾兌美元的比率跌破3000的水平以後，為了收緊資金流動，中央銀行把利率上調2倍。另一方面甚至採取行政手段直接干預市場,如馬來西亞一度採取措施,限制投資人賣空一百種重要股票；印尼也宣布類似做法，限制外國人進行外匯交易。結果事與願違,馬來西亞宣布限制後，投資人因無法自由買賣而信心大失，資金大規模移出，導致當日吉隆坡股市下挫，並帶動整個東南亞地區股市下跌。印尼的情況也類似，顯示出以限制市場運作的這種短期做法根本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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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參見謝多：「泰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失調與貨幣危機」, 《國際經濟評論》,1997年第9-10期。

3、對香港金融風暴的基本評價

在亞洲金融風暴的反復沖擊下, 香港不但未能倖免，反而一度成為金融風暴的主戰場。港元數度遭到國際炒家的強烈狙擊，但均被香港特區政府擊退，確保了港元匯率的穩定。與此同時，特區政府提高利率也導致香港股市大幅波動，從而引發以股市和樓市為代表的資產價格大幅下跌，為保證港元匯率穩定付出了重大代價。

香港金融危機的產生，既有與東南亞國家或地區出現金融風暴相近的共同背景，又存在不同經濟基礎和金融制度上的特殊原因。第一，與東南亞國家或地區相似，在經濟高度開放條件下，國際金融市場波動的各種背景性因素均會對香港產生直接影響；同時大致相似的經濟增長方式，由產業結構和投資趨向引發的經濟泡沫現象，以及長期實行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制度，則決定了金融危機的本質特徵。第二，與東南亞國家不同的是，香港並不存在新興市場化和經濟轉型國家或地區普遍出現的一些共性問題，如過分依賴外資來推動經濟發展，在國內金融體系、金融市場設施和金融監管條件還不成熟時盲目對外開放和實行金融自由化，長期資本市場不發達，金融資產結構不合理和銀行資產質量不高等。與這些國家相比，香港經濟體系和金融制度更為完善，這就使得香港具備了確保港元匯率穩定的可靠基礎。第三，受東南亞金融風暴波及而產生的香港金融危機，主要表現為沖擊聯系匯率制和香港股市大幅下降。我們認為，港股下跌決不僅僅是由於為穩定港元匯率而提高利率所致。實際上，對包括「中國概念股」在內的過度投機性炒作，使股市風險不斷積聚，才是這次香港股市大幅下挫的根本原因。為確保聯系匯率制而調高利率，不過是這種長期積累投機風險的釋放誘因而已。

對於本次香港金融危機，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評價。

第一、在亞洲金融風暴中，香港是唯一保持匯率穩定、繼續與美元掛鉤的地區。這表明與區內大多數國家（或地區）相比，香港具有更為穩定、健康的金融制度、監管體系和經濟基礎，抵抗外部沖擊和國際金融動盪的能力更為強大。

與東南亞國家相比，香港能夠成功地抵抗外部沖擊和國際金融動盪、進而確保港元匯率穩定的原因在於：（1）與大多數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相比，香港經濟基礎穩健，經濟實力雄厚，發展前景良好，盡管還存在一些內部隱患，但仍能從總體上為穩定匯率提供一個可靠的經濟基礎。（2）聯系匯率制度是實現港元匯率穩定的內在機制，同時香港特區政府堅持聯系匯率制度的一系列應對操作，客觀上給投資者以極大的信心支持，使港元匯率穩定成為可能。（3）香港擁有龐大的外匯儲備，總量在全世界排名第三（888億美元），人均則為全球第二（13660美元），同時財政盈餘和儲備十分可觀，此外還得到外匯率儲備量達1340億美元的中國政府大力支持。這與金融風暴中大多數國家財政赤字和外匯儲備有限的現狀相比，香港自然具有穩定港元匯率的重要條件。（4）香港金融體系和金融管理體系較為完善，特別是近年來實行了諸如修改銀行條例、實施「會計安排」、「流動資金調節」、「即時結算制」等系列改革【注8】，增加了香港銀行體系的安全度以及對金融體系的監管力度，從而避免了大多數東南亞國家在金融制度和監管體系方面的缺陷，為穩定港元匯率提供了金融制度上的保障。

第二，捍衛聯系匯率制度十分必要，但僅靠提高利率來穩定港元匯率代價沉重。大量事實表明，聯系匯率制度是香港金融市場、經濟發展秩序、政治制度的「穩定器」，在本次金融風暴中香港特區政府成功地捍衛聯系匯率制度，確保香港金融制度和整體經濟基礎的穩定與健全，從而為香港未來發展提供了堅實基礎和可靠保證。從1983年港府推出聯系匯率制度以來，先後成功地渡過了多次政經事件沖擊和港元風潮。實施十多年來，港元兌美元匯價最為低時為7.95:1，最高為7.714:1，港元匯率波幅從未超過2%，充分顯示了該制度在金融危機時期穩定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重要作用，以及維護金融秩序和市場信心的有效性。因此，從香港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看，捍衛聯系匯率制度十分必要。當然也應看到，在現行操作條件下，香港為保持港元匯率穩定也付出了以股市和樓市為代表的資產價格大幅下跌的沉重代價。

第三，香港為穩定港元匯率而付出的重大代價，客觀上有利於香港未來長期發展。本次金融風暴表明，以金融和地產為核心內容的服務型經濟容易形成泡沫經濟。對香港而言，伴隨經濟轉型而在香港實行多年的高地價高房價政策，以

及近期證券市場上的過度投機性炒作，從長期來看不但增加了香港總體運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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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8】饒余慶：「東南亞貨幣危機的影響與教訓」，《信報財經月刊》,1997年第10期。

本，而且更使香港經濟的泡沫成分不斷加大，對香港長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客觀上要求對此進行調整。我們認為，在本次金融危機中，以證券和地產為代表的資產緊縮以及由此產生的巨大損失，實際上就是對香港前期發展模式的被動式過度調整。而在此過程中所產生的嚴重後果，客觀上表明進行這種調整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香港如果能夠利用金融危機付出的重大代價，來換取對服務型經濟主導條件下的發展路向進行必要的調整，那麼對香港未來長期發展來說，這種代價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就近期而言，以證券和地產為代表的資產緊縮，至少可以使香港降低經濟運行成本，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強香港的國際競爭力。

第四、港股近期走勢不會大幅回升，同時港元可能再度被狙擊。港股經歷了10月下旬的股災後，其泡沫成分被擠了出來，但目前至少有以下幾個因素使得港股近期難以大幅走好：（1）東南亞股市尤其是香港的股災引起了紐約、倫敦、東京股市的震盪，並反過來影響東南亞及香港股市持續波動。這種相互聯動局面一但形成，由於受慣性影響，一般不會馬上停止。（2）目前亞洲金融風暴仍未有停息的跡象，特別是韓國與日本受沖擊後，有可能進一步向世界更大范圍蔓延。在此背景下，香港股市仍有可能動盪。（3）在東南亞國家紛紛放棄原來的固定匯率制度，並導致本國貨幣主動或被動貶值後，香港作為區內唯一保持匯率穩定且仍然實行原來聯系匯率制度不變的地區，相對升值的港元受到國際投機資本沖擊的可能性大大增強，進而引發香港股市震盪。

二、金融風暴表明香港經濟仍潛存隱患

1、缺乏彈性的聯系匯率制度有待完善

香港於1983年開始實行的聯系匯率制，本質上是一種貨幣局制度（Currency Board），在銀行同業港鈔的固定匯率和公開外匯市場的浮動匯率之間，通過銀行套戥機制，實現港幣兌美元的匯率穩定【注9】。實行十多年來，基本取得了預期效果，確保了香港金融和經濟體系的穩定（參見圖二）。但從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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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9】參見饒余慶：《走向未來的香港金融》,香港三聯書店,1993年；劉志強、沙振林：《九十年代香港金融改革與發展》, 香港三聯書店,1997年；呂汝漢：《香港金融體系》，香港商務印書館，1991年9月

次金融風暴來看，聯系匯率制度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香港未來的發展。

圖二 港元匯率走勢（1982年1月--1996年12月）[略]

資料來源：香港金管局，轉引自劉志強等：《九十年代香港金融改革與發展》第14頁，香港三聯書店，1997年。

（1）聯系匯率制存在內部問題，給未來發展帶來不確定性。雖然套戥機制使得港幣兌美元保持穩定，但由於這種穩定是在銀行同業港鈔的固定匯率與公開外匯市場的浮動匯率之間實現的，因此產生以下兩大自身難以解決的問題。

第一，港元與美元的固定匯率如果存在高估或低估，特別是在兩國經濟水平有所差異的條件下，兩種貨幣的市值無法反映其國際競爭力與經常項目收支，從而創造出

http://..com/question/7347252.html?fr=qrl3

I. 亞洲金融危機各國（除中國外）為何貨幣貶值

要解答這個問題，先要知道亞洲金融危機是怎麼來的。
當時東南亞各國大多都是採用「固定匯率制」，即一國不論國際收支如何變動，匯率都保持固定不變。而西方國家一般都是「浮動匯率制」，凈出口變動、外商直接投資變動、國際熱錢進出等國際收支變動都會相應使一國匯率發生上下浮動。
兩種匯率制度各有利弊，但一般來說浮動匯率制是比較好的，因為匯率的浮動能反映出各國貨幣的供求，乃至各國經濟實力的變化。我們可以想像，如果A國的商品物美價廉，並且人們需求旺盛，而B國的商品價高質次，沒有人買，那麼A國向B國的出口就會大幅增加，現在問題出來了，如果A國採用固定匯率制，那麼B國進口一定量的A國商品就永遠是一個價錢，這就使國際貿易的經濟效率降低，因為供不應求時理應價格上漲，這是價格規律，是市場機制，而現在A國商品大量出口，對B國卻始終不漲價，這樣就違背了市場原則。而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因為索羅斯看到亞洲多是採用固定匯率制，才決定對其金融體系進行沖擊。
一國要維持固定匯率，需要政府的市場操作。當本幣升值時，貨幣當局一般會採取兩個方法使本幣相應貶值以穩定匯率：一.買進外匯。（央行在市場上買進外幣，賣出本幣，會平衡貨幣供求，平抑升值趨勢）二.降低利率。（原因有二——1.由於利差交易，本國降低利率會使世界市場上以本幣投資的利息變低，這樣就加速了本幣流出，使本幣出現貶值；2.降低利率會使境外持有本幣的收益減少，促使外資流出，使本幣貶值）而當本幣貶值時政府就會採取相反的操作。
索羅斯第一個下手的是泰國，而他是怎麼打破固定匯率制的呢？
首先，索羅斯將手中大量的美元逐步兌換成泰銖，這時泰銖就產生了升值壓力，泰國政府將市場上的外匯吃進，以平抑外匯波動。然後，他開始大規模瘋狂地拋售手中的泰銖，使泰銖短時間內面臨大幅貶值的壓力，這時泰國政府為了維持匯率穩定，大量拋售其外匯儲備，承接索羅斯拋售的泰銖，但由於其外匯儲備不夠多，很快就沒有外匯拋售了，於是泰銖就出現了貶值，索羅斯拋售泰銖就可以獲得更多的美元。接著索羅斯又以更多的美元逐步買入泰銖，再像剛才一樣瘋狂拋售泰銖，又換得更多美元，循環往復。就這樣，泰銖在國際金融大鱷的攻擊下大幅貶值，國內產生了惡性的恐慌情緒，所有的民眾都爭先恐後地將手中的泰銖兌換成外幣，更加速了泰銖的貶值。最終泰國政府不得不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
如法炮製，索羅斯還攻擊了亞洲多個實行固定匯率制的國家，紛紛得逞，使亞洲出現了普遍的貨幣貶值。
而索羅斯在香港碰了釘子。香港實行的是聯系匯率制，即匯率在人為操縱下「相對固定」。當索羅斯按照上面的方法攻擊港幣時，中國政府出手了，由於中國政府擁有非常多的外匯儲備，當索羅斯拋售港幣時，中國政府大幅拋售手中的外匯，承接港幣，由於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相當大，有足夠的外匯用於拋售，因此最終沒有讓港幣貶值，成功地維護了香港的聯系匯率制度。
而中國本身由於國際收支的資本項目賬戶還沒有充分放開，外資流入受到國家政府部門的監管，因此也沒有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

J. 索羅斯引起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各國分別採取什麼措施應對

從大的方面來說，在應對東南亞金融危機中，根據各國的國情各國所採取的方法都不大相同，但總的來說可以分為兩個時期的對策，一是：危急中的措施；二是危機後的措施。首先是危急中，各國採取的措施普遍都是圍繞著「匯市」、「股市」和「期市」和對沖資金進行反向操作，但各國較於外匯儲備的金額不足（外匯儲備＜對沖資金）而相告失敗。其次是危機後，各國受損失都較為嚴重，各國都對外匯管理制度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其中泰國，韓國，馬來西亞的的外匯管理制度都發生了質的變化，總的來說分為三大改革方向：（1）變固定匯率為浮動利率，（2）加強了熱錢進出境的管理，（3）加強資本市場的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