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制度重要性

Ⅰ 匯率制度的重要性

對制度的重要性是為了促進國際上的金融貿易，促進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Ⅱ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必要性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具有緊密的聯系，這種緊密聯系從根本上說植根於雙方政策調控最終目標的一致性。兩大政策調控的著眼點，都是針對社會供需總量與結構在資金運動中表現出來的有悖於貨幣流通穩定和市場供求協調正常運行狀態的各種問題；兩大政策調控的歸宿，都是力求社會供需在動態過程中達到總量的平衡和結構的優化，從而使經濟盡可能實現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兩大政策的緊密聯系還來源於雙方政策手段的互補性以及政策傳導機制的互動性，一方的政策調控過程，通常都需要對方的政策手段或機制發揮其特長來加以配合策應，經濟學理論對此可以作出很好的闡釋。從社會總資金的運動來看，財政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和貨幣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相互間必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和連鎖反應，各自的政策實施及其變動，必然要牽動對方，產生協調配合的客觀要求。

Ⅲ 商業銀行在貨幣政策中的重要性

商業銀行在貨幣政策中的重要性：通過放貸發行貨幣，中央銀行可以通過控制准備金來控制商業銀行放貸，從而控制貨幣發行量。

商業銀行在貨幣政策執行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貨幣政策的傳導、流動性的「吞吐」，主要是以商業銀行為載體進行的。

資金從銀行融出後，逐步滲透到整個貨幣市場和金融市場，進而進入實體經濟，形成了逐級擴散、逐級傳遞的「暈輪結構」。銀行經營理念、經營模式、經營手段的變化，會放大市場流動性走勢，對流動性狀況產生重要影響。

(3)匯率制度重要性擴展閱讀：

商業銀行是我國金融體系的主體，在貨幣政策執行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商業銀行的流動性變化將會放大市場流動性走勢，對市場整體流動性產生重要影響。因此，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首先必須要防範商業銀行的流動性風險。

長期以來，我國商業銀行經營管理一直處於相對穩定的市場環境，更加重視信用風險、操作風險，對流動性、市場等風險重視不夠。隨著利率市場化和金融改革的深入，利率、匯率等幾乎不變的「常量」，都已經成為「變數」。這些「變數」波動，會帶來銀行的流動性風險，需要引起更多重視。

Ⅳ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相互配合的必要性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宏觀調控的兩大手段，它們各自的特點決定了在調節經濟的過程中，彼此是互補的關系，缺一不可，不能互相替代。積極財政政策實施六年來雖然取得了巨大成績，但離不開貨幣政策的配合與支持。本文將分析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必要性，以及在不同的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的方式。
一、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必要性
1.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調節范圍的不同要求兩者必須協調配合。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是以調節社會總需求為基點來實現社會總供求平衡的政策，但兩者的調節范圍卻不盡相同.具體表現為：財政政策主要在分配領域實施調節，貨幣政策對社會總需求的影響則主要是通過影響流通中的貨幣量來實現的、其調節行為主要發生在流通領域。正是這種調節范圍的不同，使得不論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對社會總供求的調節都有局限性。
2.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目標的側重點不同要求兩者協調配合。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對總量和結構進行調節，但在資源配置和經濟結構上，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強調資源配置的優化和經濟結構的調整，有結構特徵。而貨幣政策的重點是調節社會需求總量，具有總量特徵。
3.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時滯性不同要求兩者協調配合。在政策制定上，財政政策的變動，需要通過立法機構、經過立法程序，而貨幣政策的變動通常由中央銀行決定；在政策執行上，財政政策措施通過立法之後，還要交給有關執行單位具體實施，而貨幣政策在中央銀行決策之後，可以立即付諸實施。因此，財政政策的決策時滯＿般比貨幣政策要長。但是，從效果時滯來看，財政政策則可能優於貨幣政策。由於財政政策直接影響消費總量和投資總量，從而直接影響社會的有效需求。而貨幣政策主要是影響利率水平的變化，通過利率水平變化引導經濟活動的改變，對社會總需求的影響是間接的。從這一點分析，貨幣政策比財政政策對經濟運行產生影響所需的時間要長。
由此看來，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是有「定的局限性，如果單純運用其中某一項政策，很難全面實現宏觀調控的目標。這就要求兩者互相協調、密切配合，充分發揮它們的綜合調控能力。
二、不同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方式
1.在1998年通貨緊縮，需求不足的條件下財政貨幣政策同時松動，既有總量措施上的配合，又有結構措施上的協調。既有間接調控手段上的組合，又有直接調控手段上的搭配。譬如，在總量方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同向松動。在結構方面，財政支出結構與稅收對象結構的優化同信貸投入結構的調整並行不悖。這至少反映在三個側面，一是以基礎設施建設為重點的財政建設性支出的擴大與以上述領域為重點的信貸投入的增加遙相呼應；二是在財政下調小企業增值稅率的同時，銀行也開始消除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歧視，並一再強調改善和加強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服務；三是在財政增加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生活費和離退休人員養老金等經濟性支出的同時，銀行對個人消費信貸的投入比重也大幅上升。在手段方面，政策支出、信貸規模、外匯管制等直接調控工具與稅收、利率、准備金率等間接調控工具相互融合，優勢互補。積極財政政策通過適當增加財政貼息資金的規模；擴大貼息政策適用范圍；建立全國性的中小企業貨款擔保基金，為中小企業貸款融資創造條件等方式來拓展貨幣政策作用的空間。在貨幣政策方面，也通過一定手段使之與積極的財政政策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如建立向中小金融機構提供再貸款的正常渠道和機制，增加再貸款投放；適時增加公開市場的操作頻率，擴大可進入公開市場的金融機構范圍，完善和擴大公開市場操作，使之成為吞吐基礎貨幣、調節貨幣供應量和市場利率的中央政策工具；要求商業銀行合理配置分支行貸款許可權，建立合理的貸款約束和激勵機制，把握好貸款的投放，支持經濟發展；逐步放開管制，讓商業銀行自動購買和持有各種債券。積極的財政政策所帶來的投資需求的擴大，需要商業銀行信貸資金的支持，8000億元的國債資金，拉動了大批的社會投資，而社會資金的大部分，是商業銀行的信貸資金。積極的財政政策所帶來的消費需求的擴大，同樣離不開穩健的貨幣政策的支持。近年來，住房貸款、汽車貸款、教育貸款均有了大幅度的增長，不僅僅使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效應落到實處，更直接擴大了內需。
2.2003年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發生了一些出人意料的變化，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具體實施中出現了政策沖突的現象。2003年以來，我國貨幣供應量增長較快，金融機構貸款大幅度增加。2003年下半年，央行加大央行票據的發行力度，力圖收回商業銀行的流動性，壓縮貨幣信貸量過快增長的態勢。然而，貨幣信貸快速增長的趨勢並沒有因此而明顯減弱。在這種情況下，2003年8月23日，央行被迫給出貨幣政策的一劑「猛葯」，從9月21日起將存款准備金率由6%提高到7%。綜觀2003年貨幣政策實施的全過程，我們可以看出，無論央行實行公開市場操作——主要採取回購方式和發行央行票據，還是提高存款准備金率，已使貨幣政策實際走向緊縮，而財政政策仍然積極。因此，2003年的宏觀調控中出現了一些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沖突的現象，主要表現在下面三個方面：
以增發國債為主要特徵的積極財政政策會在一定程度上帶動貨幣供應量和銀行貸款的過度增加。銀行機構構成國債的主要買主，銀行機構購買了大量國債，會增加貨幣投放。據估算，銀行機構增持國債而創造的貨幣，約占貨幣供應量的10%左右。另外，銀行機構需要為國債投資項目提供配套的貸款，以及財政貼息而帶動一部分銀行貸款，這些也會推動銀行貸款的增加和貨幣供應量的擴大。
2003年趨向緊縮的貨幣政策導致國債發行成本上升，影響了國債的發行。由於央行貨幣政策的基調一直傾向於控制貨幣信貸的過快增長，頻發票據回籠貨幣，特別是央行決定上調存款准備金率後，市場由此產生利率上漲預期，打壓債市，影響了國債的發行。為降低國債發行成本，完成2003年的發債計劃，財政部被迫調整第四季度國債發行品種，且採用先發行、交易，然後再繳款的方式。
作為兩大宏觀經濟政策聯結的重要工具，國債在市場化運行中還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問題：國債市場分割成銀行間債券市場、交易所債券市場和商業銀行櫃台市場；國債發行體制在國債利率市場化、國債品種多樣化和國債期限分布平緩化等方面存在很多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的存在，一方面使中央銀行利用公開市場業務進行貨幣政策的微調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和很難兼顧各方利益；另一方面，也使國債管理部門難以根據市場狀況，靈活、有效實施國債發行和債務管理操作。另外，我國目前財政投融資體制存在的財政投融資與商業銀行投融資界限不清，效益低下，盲目、重復建設現象普遍，以及財政融資渠道單一，資金不足等問題，導致財政、金融部門職能界定不清，影響了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
3.在2004年經濟增長速度加快，投資過熱的條件下，為加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積極財政政策將轉型為中性財政政策，與略微從緊的貨幣政策協調配合，並推進國債運作管理和財政投融資體制的改革。
鑒於我國經濟形勢已經趨向好轉，積極財政政策將轉型為中性財政政策，可以適當減少國債的發行規模。同時，由於我國在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方面欠債很多，所以要調整國債資金的使用方向，更多地注重財政資金在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方面的投入，加大對社會性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持，重點轉向農村、醫療衛生、教育、環保等方面。要合理、靈活、及時地應用各種財政手段進行宏觀調控，時機成熟時也可進行稅制改革，重點由拉動投資需求轉移為調節社會分配、拉動消費需求。要按照公共財政理論及政策框架確立我國的公共財政制度，實施積極的公共財政政策，使財政功能由經濟建設型轉為公共服務型，從而實現社會經濟和諧穩定地增長。
為抑制投資過熱，防止物價全面上漲，應實施略微從緊的貨幣政策，適當控制銀行信貸投放的規模和速度。2004年3月24日央行宣布從2004年4月25日起實行差別存款准備金率制度，同時實行再貸款浮息制度，從2004年3月25日起，對期限在1年以內、用於金融機構頭寸調節和短期流動性支持的各檔次再貸款利率，在現行再貸款基準利率基礎上加0.63個百分點。隨後，中國人民銀行又於4月25日，再次決定提高存款准備金率0.5個百分點，將直接凍結資金1100億元，按貨幣乘數效應估計會收縮資金3000億-4000億元。4月25日開始實施的這兩個政策突出的特點，是對農村金融機構沒有實行這個政策，其目的就是要保證春耕生產對資金使用的需求和農業領域的其他有效資金投入。這一政策目標非常明顯，就是體現了中央改變城鄉二元結構、保證農民增收致富的政策意圖。
為抑制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信貸投放大幅增加的勢頭，中國銀監會發出通知，要求各銀行業金融機構和銀監會派出機構認真落實國家宏觀調控的目標和任務，進一步加強貸款的風險管理。通知指出：對於盲目投資、低水平擴張、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市場准入條件，未按規定程序審批的項目，各商業銀行一律不得發放新的貸款。已給予授信和已發生貸款的要採取適當、穩妥的方式予以糾正，適時、適度對鋼鐵、電解鋁、水泥以及房地產、汽車等過熱行業貸款進行合理控制。但對於煤炭、電力、石油、交通、供水等公共設施、基礎設施項目的貸款，要給予重點傾斜。銀監會要求各銀行要嚴格執行審慎的貸款准備金制度，提高資本充足率水平，並加強對貸款的逐筆、實時監控，對重點機構和客戶進行直接監測。
推進國債運作管理和財政投融資體制的改革是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協調的兩大基點。在國債運作管理方面，可以考慮實行「國債余額管理」制度，即全國人大每年給財政部批准一個國債余額指標，這個指標是上一年的國債余額加上本年度財政預算赤字之和。只要國債發行不突破這個余額，由財政部視市場情況靈活掌握發行規模和期限品種。為解決財政部發行短期國債缺少動力，而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又缺乏短期國債作為操作工具這一矛盾，一年期以內的短期國債，可不列入當年的國債發行計劃，當財政賬戶出現臨時性頭寸不足之時，財政部可以迅速發行短期國債用於周轉。在財政投融資體制改革中，要明確財政投融資與商業銀行投融資的界限，既提高財政投融資的投資效益，又保障貨幣政策免受政策性金融業務的沖擊。
基於上述分析，筆者認為，在不同的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政策應相互配合與協調，在保持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政府和市場兩方面的作用，加強對經濟運行的監測，著力解決經濟運行中存在的一些傾向性、苗頭性的問題。在財政政策轉型的過程中應重點解決市場所不能解決的全局性的問題，促進第三產業的恢復和發展，緩解就業壓力，著力解決「三農」問題，處理好經濟增長與生態環保的關系，促進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貨幣政策應適度從緊，要防止貨幣供應總量和信貸規模大起大落，同時要切實加強對商業銀行貸款行為的監督管理，降低金融風險。在此基礎上推動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和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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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2005年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內容及意義

一、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背景

從2002年末以來，由日本等少數國家開始在國際社會上散布「中國輸出通貨緊縮論」，2003年，這種論調進一步升級為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到2005年前後，日本、美國、歐盟等主要發達國家或基於國內經濟的需要，或迫於國內政治的壓力，要求中國改變匯率制度或強迫人民幣升值。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根據對匯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測算，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同時美元每天浮動范圍限制在上一交易日收盤價的上下3‰之內，對非美元則在1.5％的范圍內浮動。然而，人民幣匯率政策調整，並非受到上述國家的壓力，而是出於對未來的發展道路的高瞻遠矚，主動的調整。之所以選擇目前這個時機來改革匯率機制，是由於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對外開放度提高，以及人民幣升值預期強化等導致外匯儲備快速增加，外匯占款不斷提高，中央銀行不得不大規模發行票據對沖，提高了宏觀經濟調控成本，使得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的成本上升。據最新數據顯示，經濟增長、固定資產投資、進出口等保持高速態勢，物價漲幅等則持續下滑，為匯率機制改革提供了穩定的經濟環境。而美元持續反彈，歐元和日元回軟也為改變盯住美元匯率制度創造了良機。

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成本與收益問題

(一)對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成本的反思
由於人民幣改革後有一定的升值，面臨的成本大概有以下幾點：一是可能減少外部需求和出口，並影響到實現短期的經濟增長目標；二是可能增加國外直接投資成本，不利於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三是可能造成結構性調整所帶來的短期失業問題。
但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並非有如上的成本發生，即使有，其影響也十分有限，甚至模糊不清。
1. 人民幣升值對出口的影響可能並不明顯。高盛銀行胡祖六(2003)指出，人民幣匯率出口彈性非常小，匯率調整不會給出口帶來太大的變化。這與中國獨特貿易結構有關。目前來料加工裝配貿易和進料加工貿易在中國的出口中佔55％。同時，來料加工裝配貿易、進料加工貿易和外商的機械設備進口占所有進口的60％，來料加工裝配貿易只賺取固定的工繳費，與匯率的變動基本沒有關系。進口加工貿易的情況也相差不大。同時，中國的部分出口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佔有率相當的高，而且與競爭對手的成本相差很遠，人民幣升值2％反而會提高出口收入，而不是降低出口收入。
2. 90年代中期以後，FDI(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動因發生了新的變化。更多的FDI來自歐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投資於中國的目的更傾向於瞄準中國的國內市場，而不像以往那些東南亞中小企業利用中國作為出口加工平台(UNCTAD, 2002)。匯率升值雖然提高了FDI新建投資的投資成本，但是，也提高了美元計價的外商企業在本地的銷售收入。一方面它可能阻礙了一部分利用中國勞動力、土地等各方面成本優勢的FDI流入，但同時也可能鼓勵一批試圖進入中國市場的FDI的流入，因此，2％的人民幣升值並不會對FDI有太大的影響。
3.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2002年《貿易與發展報告》的計算，在17個重要樣本國家內，中國的單位勞動工資最低，樣本國工資分別是中國工資的2.5-47.8倍不等，即使考慮到單位勞動生產率，17個樣本國家當中也有10個國家高於中國的成本。所以，2％的人民幣升值並不會對就業造成影響。退一步說，即使出口部門的就業受到一定的影響，但從長期來看，考慮到製造業提供就業機會幾乎沒有改變，而服務業提供的就業機會正在大幅度的提高，服務部門增加就業機會完全可以彌補出口部門減少的就業機會。
4. 央行匯率改革使用「參考」而非「盯住」貨幣籃子的做法，其不利之處在於匯率更具靈活性的同時，央行對匯率政策的相機抉擇更容易受到來自政府其他職能部門的影響。所以，央行必須在行使靈活的相機抉擇權和維護匯率政策的動態一致性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

(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收益的考察
匯率改革的收益是多方面的。第一，將匯率調整到與實際均衡匯率運動趨勢保持一致的水平上，同時也意味著得到了與國際經濟資源配置效率最優的匯率價格。它有利於各個產業的平衡發展，有利於長期的資源配置和經濟增長。第二，匯率積極調整把匯率調整的主動權交到了貨幣管理當局手中，同時也留給貨幣當局一定的政策調整空間，有利於宏觀經濟穩定。第三，匯率改革提升了人民幣購買力，有助於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平。同時匯率升值導致的收入更利於農民和城市的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第四，匯率改革等於向市場宣布，中國貨幣當局是以國際收支平衡而不是以狹隘的貿易順差為政策目標的。
從目前中國的現實情況來看，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收益還是非常明顯的，新匯率制度對我國主要產生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
雖難以平衡國際收支，但大幅度減少央行的干預頻率
匯率改革後國際收支狀況仍然是調整人民幣匯率的重要基礎，從2005年以來，我國月均外匯儲備增長在150億美元左右，近三個月更是到達了200億美元，外匯儲備始終在持續大幅度的增長。但我們不能簡單的認為，當期的儲備增長扣除外匯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外都是熱錢。以2004年的國際收支為例，全年順差2066億美元，其中貨物貿易順差和直接投資順差分別為590億美元和531億美元，這並不能理解為其餘的國際收支順差全部都可歸納為所謂「熱錢」，其餘大多數差額，是可以用經常轉移、證券投資和貿易信貸來解釋的。
中國國際收支平衡更注重於商品和服務貿易兩項的總體平衡，從2000年到2004年，這兩項基本是穩定的，商品貿易大約是200億美元至300億美元的順差，服務貿易大約是100億美元的逆差，這兩項合計占我國GDP的2％左右，占進出口的總額也在2％左右，從今年上半年來看，我國進出口總值達6450.3億美元，高出低進使得貿易順差達到396億美元，突破去年全年水平，而預期下半年中國外貿出口、進口增速分別為22％和18％左右，可實現順差300億美元以上，因此單純依賴匯率改革，並不能迅速、顯著的使國際收支恢復到基本平衡的軌道上來，所以在短期內並不能改變央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只是減少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頻率，央行只在必要的時候對外匯市場進行以防止匯率出現過大的波動，而不必每天進行干預操作，這時的外匯市場能比較真實地反映匯率的變化。
帶來金融創新熱潮
匯率機制改革之後，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將是一個常態，因此需要相應的衍生工具來規避和鎖定風險，其本身就意味著對加快外匯市場發展和相關金融產品創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8月4日，央行在其上半年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指出，下半年將加快發展外匯市場和各種外匯衍生產品，盡快開辦銀行間遠期外匯交易，推出人民幣對外幣掉期等產品。8月9日，央行決定擴大外匯指定銀行遠期結售匯業務和開辦人民幣與外幣掉期業務。這些衍生工具的推出將有助於穩定現行的匯率，可以通過市場交易形成對人民幣的下一步波動的預期，同時給市場一個導向，從而更好地消化人民幣的匯率風險。
提高銀行對匯率風險管理的能力
「有管理的浮動」考驗了銀行對風險管理的難度，對於這次匯率改革，銀企如果過於關注人民幣對美元和非美元即期匯率的波動區間是遠遠不夠的。
就銀行而言，商業銀行必須對不同幣種的小額和大額現鈔、現匯等具有差別定價能力，必須對來自居民、企業和同業的外匯供求有差別化的定價能力，必須對流動性較好的人民幣兌美元等即期品種和其他流動性相對較弱的非美元品種具有差別的定價能力。這種審時度勢的差別定價，較之央行為外匯交易市場確定的波動區間要靈活得多。如果商業銀行忽視了匯率改革帶來的風險定價挑戰，其貿易融資的信用風險、結售匯凈頭寸的匯率風險，以及外匯代客理財業務風險等都會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所以，這次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給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能力帶來了挑戰，有助於商業銀行提高其風險管理能力。

三、我國不可能較快地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制度
人民幣向有管理的浮動制度回歸，其優勢是明顯的，但從中國實際情況來看，中國不可能較快的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是因為：
(1)我國的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還很不發達。在金融市場體系不完善、不發達的情況下，如果匯率出現大幅度波動，金融市場無法在整體上做出靈敏的反應和自發的調整，就可能造成局部市場的嚴重失衡和秩序混亂；經濟主體無法進行適宜的資產頭寸調整，從而發生嚴重損失。目前我國正規的外匯市場只局限於少數銀行，企業個人無法直接進入，還沒有外匯期貨市場，遠期外匯市場交易也沒有全面開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匯率出現大幅度波動，微觀經濟主體、特別是進出口企業將很難通過外匯交易來規避匯率風險。
(2)人民幣還不是國際貨幣。對非國際貨幣國家來說，匯率制度改革過程實際上就是與國際金融制度與規則接軌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基於對政府依賴的慣性，企業除了考慮從市場競爭中謀取利益和發展外，還特別注重從政府及其政策中謀取利益，他們對政府的政策具有很高的期待。因此，政府一旦出現決策失誤，將可能給企業和國家造成巨大的損失，由此招致強烈的反對，匯率制度改革就可能夭折，並可能造成經濟的大幅動盪。
(3)我國金融體系還比較脆弱。我國目前的金融結構仍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而銀行、特別是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率還相當高。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全面放開匯率，貶值預期會造成人民幣存款被大量提取，升值預期會造成外幣存款被大量提取，嚴重時可能引起擠兌，引發銀行危機，並由此爆發貨幣危機。
(4)我國市場化的金融監管和金融調控體系還不完善。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執行嚴格的外匯管制，習慣於在狹小的外匯市場上以盯住的方式控制匯率，缺乏一套開放市場條件下外匯管理和市場干預的制度、規則、手段和經驗。在這種情況下，突然完全放開匯率，就未免會出現市場混亂、匯率失控等問題。
(5)我國貨幣錯配矛盾突出。根據戈登斯坦(Goldstein, 2005)教授的定義，所謂貨幣錯配是：「在權益的凈值或凈收入(或二者兼而有之)對匯率的變動非常敏感時，就出現了所謂的『貨幣錯配』。從存量的角度看，貨幣錯配指的是資產負債表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從流量的角度看，貨幣錯配則是指損益表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凈值(凈收入)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越高，貨幣錯配的程度就越嚴重。」
貨幣錯配的形成，既有外因也有內因。就外因而言，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錯配是國際貨幣格局的自然產物。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後，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關鍵貨幣」角色主要是由美元和歐元來承擔，這事實上將歐美以外所有其他國家的貨幣「邊緣化」了。由於國內貨幣無法在國際經濟交往中使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資產/負債、收入/支出便呈現多種貨幣並存的局面，貨幣錯配由此成為常態。就內因而言，資本市場普遍落後和匯率長期保持固定都加劇了發展中國家貨幣錯配。在資本市場發展滯後的情況下，缺乏有效資金來源的企業不得不通過各種渠道到海外去籌資，而難以尋求到有效投資機會的「過剩」儲蓄又不得不大量流向國際資本市場。由於國際資本市場不接受發展中國家的本幣，資本市場發展滯後導致的跨國資本流動更加劇了發展中國家貨幣錯配。從形成機制看，中國難以避免貨幣錯配。一方面，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還為時甚遠，因而「原罪」和「高儲蓄兩難」特徵在相當長時期內還難以消除；另一方面，中國資本市場的效率低下有目共睹，這無疑加劇了貨幣錯配；此外，長期實施得盯住美元固定匯率制度，已經使中國的微觀經濟主體對貨幣錯配麻木不仁。簡單計算的結果顯示，中國目前已屬貨幣錯配比較嚴重的國家之一。截止2004年底，中國居民持有的外幣資產佔M2的比重已達27％，如果再考慮到中國外債余額在2004年已經高達2285.96億美元的現實，貨幣錯配矛盾顯然更為突出。巨額的貨幣錯配使得中國不可能較快地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

四、完善我國匯率機制的配套措施

隨著中國金融開放的日漸推進，我國需要對人民幣匯率穩定機制進行改革和完善，如何在實行管理浮動匯率制度的過程中避免貨幣錯配風險的失控，避免匯率的大幅度波動，要有一個與之相應的經濟政策作為保障，我們也應當從多方面採取措施，逐步推進改革，以實現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第一，保持較高的外匯儲備水平，加強外匯儲備的管理和運用。較高水平的外匯儲備水平有助於控制貨幣錯配風險。首先，較高水平的外匯儲備是管理浮動匯率制度抵禦國際投機資本沖擊的重要保證。20世紀90年代以來，貨幣危機的威脅促使發展中國家迅速增加了國際儲備。從「保持信心」看，國際儲備水平越高，其「引而不發」的「威脅」作用就越大，國際投機資本對該國的匯率制度就越不敢造次。其次，較高水平的國際儲備可以保證政府有能力接手私人部門的貨幣錯配，通過政府承擔貨幣錯配損失來避免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全面沖擊。

第二，積極參與和構築區域貨幣合作。亞洲地區經濟與貿易聯系的不斷加深為區域金融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巨額的外匯儲備加強了亞洲資金自我循環和抵禦外部沖擊的實力。中國作為亞洲的經濟發展大國，應積極參與和構築亞洲貨幣合作。(1)以積極的姿態進一步開放金融業，支持區內貿易的發展。(2)發揮香港國際金融兩種新的優勢，並積極推進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設，使其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優勢和功能互補，由此進一步發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綜合功能。(3)在東亞貨幣合作中發揮主導作用，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4)積極加強亞洲各國和各地區的中央銀行的合作。(5)積極推進國內金融體系改革，建立健康的金融體系，並與亞洲各國及時交流降低不良貸款和處置高風險金融機構的經驗與教訓，共同建立亞洲地區金融風險早期預警機制，加強各國各地區金融監管當局的合作，共同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

第三，通過提供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和完善的微觀制度來促進資本市場發展。貨幣錯配的起因之一是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市場不發達。從這一角度來看，發展資本市場應在管理貨幣錯配奉獻的戰略中居於重要地位。從根本上說，穩定的經濟環境是資本市場發展的前提。在貨幣政策方面，中國應當逐步過渡到通貨膨脹目標制度，而不是簡單地從控制貨幣供應轉向調控利率。在財政政策方面，通過審慎的財政政策來穩定公眾與企業絕對必要。對資本市場發展而言，僅有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還不夠，加強微觀制度層面的建設同樣重要。同時，中國在微觀制度的許多方面都存在阻礙資本市場發展的因素，都需要通過改革來加以完善。

第四，加強資本跨境流動管理。匯率改革後，國際資本流動管理面臨新的壓力：短期資本流動更頻繁；資本流動均衡管理的重要性更突出；外匯管理的有效性難以保證。針對國際資本的非均衡流動，現階段應採取的措施是建立「以不變應萬變」，能應對「升值」和「貶值」壓力交替出現的、均衡管理的新機制：合理調整外匯儲備規模；利用利率和匯率的變動來影響宏觀經濟；靈活利用政策，在制度設計上體現流出入並重，根據實際情況相機抉擇，有效應對「升值」和「貶值」預期的轉換。同時，一方面，加強資本跨境流動管理是加強外債管理和外匯儲備管理，抵禦國際投機資本沖擊匯率的一項重要措施；另一方面，通過針對性的安排，可以限制因國內資本市場發展滯後帶來的「過度」國際借貸和「過度」國際投資。

第五，加強宏觀政策的搭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政策的搭配基本突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而匯率政策幾乎缺失，隨著人民幣匯率制度將由中間道路向浮動匯率制度演進，匯率政策對經濟的調節作用也將日益突出。因此，應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的相互協調，合理搭配。(1)明確匯率政策是貨幣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將匯率納入貨幣政策的框架之中，並使匯率政策發揮其市場調節的作用。(2)運用創新政策工具。但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不協調時，特別是面臨嚴重困境時，可及時採用創新政策工具，以擺脫困境。(3)妥善處理好匯率穩定與匯率失調的關系。穩步、深入推進結構改革，實現各類市場的良好銜接。

Ⅵ 貨幣政策的重要性

影響貨幣政策效果的因素有很多，如公眾的預期、貨幣政策
時滯、工人對物價上漲的談判等。結合我國實際，下面將從貨幣
狀態、工人對物價上漲的談判來分析影響我國當前貨幣政策有效
性的因素。
1．從貨幣狀態考慮
通貨膨脹，是指流通中的貨幣量超過實際需求的貨幣量。但
流通中的貨幣量並不一定是在發揮著實際作用的，及所謂的貨幣
沉澱現象。目前國內的通貨膨脹預期大都是根據貨幣數量學派的
長期無效性理論推理出來的，認為貨幣政策會因為預期的存在而
只會導致通貨膨脹不會帶來經濟增長。現代貨幣主義的開山鼻祖
弗里德曼也認為只對短期產出有影響，以他的研究，貨幣供應增
長延時平均一年和一年半，就會引發通貨膨脹。從現實來看，貨
幣信貸快速增長，而物價卻依然是負增長。2009年7月末，M2
余額57．3萬億元，同比增長28．42％，。從信貸來看，金融機構
各項人民幣貸款同比增長33．9％，增幅比2008年末高出l5．17個
百分點。相比之下，物價一直低位運行，卜7月份CPI和PPI
都為負數。這組數據表明，快速的貨幣信貸投放對物價幾乎沒有
產生仟何影響。
其原因就在於，貨幣同質的假設在現實中是很難實現的。貨
幣實際上具有不同的「狀態」，在不同時期貨幣政策對貨幣供應
所產生的影響是不同的。也就是說，不同時期的貨幣流量和貨幣
存量不是「同質」的，但統計數據掩蓋了這種差異。在經濟危機
時，經濟變冷，投放出來的貨幣相當一部分就會被「冰凍」起來，
就像水流遇到零度以下的溫度就失去了流動性，流動性從過剩變
為緊張。特別是我國居民儲蓄傾向居高不下的情況下，貨幣沉澱
現象就會更加嚴重，即出現了內需不足。而貨幣供給是完全由貨
幣需求決定時，央行堅持經濟發行，物價才會平穩，經濟能夠不
受通脹或通縮的困擾。貨幣需求的確定不是一件易事，受貨幣不
同狀態的影響使得貨幣供給很難確定是否是超出還是過少。例
如，我國2008年初股市強勁時還在討論如何預防流動性太多，如
何抑制通貨膨脹，到2008年四季度受金融危機影響，許多流動
性突然消失不見了，貨幣政策由從緊變為寬松。因此說需求變動
8．I essu e
是極其不穩定的。如果僅僅從貨幣數量來看，流通中的貨幣量並
沒有減少；相反，相對於經濟滑坡，貨幣是「過剩」的。然而現
實並沒有遵循貨幣數量論的邏輯，而是依據「貨幣狀態」的變化
調整了貨幣政策。
現在的「貨幣狀態」是否已經改變，進而要求調整貨幣政策
再次由松到緊呢?答案是否定的。從數量上說：去年固定資產投
資增長達到34％左右，高於2003年-2007年31％的平均增速，成
功對沖了出口不足對經濟的影響，但一定程度上也加劇了產能過
剩。今年固定資產投資主要是保證在建項目，其增速可能要降到
20％一25％。從出口方面：今年貿易摩擦可能增多。而且美國過去
依靠負債消費，如今儲蓄率有所提高，美國對我國都是貿易逆差，
而金融危機後新一輪調整正在深化，未來幾年貿易需求不會很活
躍。從結構上說：我國出口需求型企業現以滿足內需來緩解出口
壓力，但內銷產品是否適銷對路也會使企業面臨產能過剩的危
機。綜上未來我國仍可能出現需求動力不足的問題。
2．新菲利普斯曲線在我國不適用
我國工會發展不夠壯大，工人對於工資的談判能力和慾望都
較差。附加工人對工資的談判的新菲利弗斯曲線在我國並不適
用。工人特別是農民工的收入在信貸規模擴大時可能不升反降。
從我國4萬億刺激經濟措施的效果來看，2009年12月末，M2餘
額為60．62萬億元，同比增長27．68％； M1餘額為22．00萬億元，
同比增長32．35％；MO余額為3．82萬億元，同比增長11．77％。全
年累計凈投放現金4027億元，同比少投放71億元。最需要現金
的農民工可拿到的現金反而減少了。這說明大量投放的貨幣信貸
不少滯留在金融體系內部和政府的投融資機構手中。至於股市、
樓市等資產價格快速上漲，恰恰說明居民購買力不足相當嚴重，
流動性並非過剩。除了政府的大項目和大企業之外，實體經濟依
然缺乏流動性；居民對未來收入預期不樂觀就會造成儲蓄增多，
如此等等，均說明當前流動性滯存短期內難有改善。
從這個角度來分析，通貨膨脹是僅僅依據貨幣數量論的邏輯
主觀推導出來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收緊貨幣信貸政策，將會導
致實體經濟中流動性緊缺雪上加霜。
希望採納

Ⅶ 穩健的貨幣政策的背景、必要性和影響。

一個國家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的經濟背景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著不同地搭配，目的最主要目標是（促進經濟增長，其次是增加就業，穩定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彌補市場調節的不足。）當今的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不是發達國家。所以 運用了穩健的貨幣政策，

具有中國特色的穩健的貨幣政策是1998年以後逐漸形成的。所謂穩健的貨幣政策，其含義是指：以幣值穩定為目標，正確處理防範金融風險與支持經濟增長的關系，在提高貸款質量的前提下，保持貨幣供應量適度增長，支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穩健的貨幣政策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一種提法，它講的是制定貨幣政策的指導思想和方針，它不同於經濟學教科書關於貨幣政策操作層面的提法(如「寬松的」、「中性的」或「緊縮的」貨幣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與穩定幣值目標相聯系，它包含既防止通貨緊縮又防止通貨膨脹兩方面的要求，它不妨礙根據經濟形勢需要對貨幣政策實行或擴張、或緊縮的操作。

中央提出穩健貨幣政策的背景主要有這樣幾方面：一是經過90年代初的房地產和開發區熱，到1997、1998年，部分中小金融機構的風險問題已相當突出，當時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銀行面臨化解金融風險和防範出現新的更嚴重金融風險的重要任務；二是當時盡管社會總需求不足的矛盾已經暴露，但是最突出的還是結構性問題，實際有效貸款需求不足；三是由於過去我們長期實行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制，企業高負債經營，自有資金比例很低，再繼續大幅度增加貸款，不良貸款問題會更加突出；四是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本身包括了對貨幣政策的運用，財政增發國債，銀行參與購買，其本身就包含了運用貨幣政策支持經濟增長的內容。

1998年以來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貨幣信貸總量平穩增長。1998～2001年，廣義貨幣供應量增幅基本控制在14％～15％之間，與過去一些年代貨幣和信貸大起大落相比，近幾年我們終於把貨幣信貸的增長調控得比較平穩了。二是信貸結構有了大幅度的調整。在一系列信貸政策的推動下，個人住房貸款、基礎設施貸款和農業貸款比重大幅度上升，在當年貸款新增額中上述三項貸款大體佔七成，信貸結構的這種調整有力促進了國民經濟結構的調整。三是保持了國內金融穩定和人民幣匯率的穩定。 1997年部分中小金融機構開始出現支付問題，近幾年利用通貨緊縮時機增加再貸款，幫助地方政府關閉了部分中小金融機構，保持了金融穩定和社會穩定。人民幣匯率穩定不僅對亞洲經濟和世界經濟作出了貢獻，也符合我國國家利益，這幾年國際收支平衡，國家外匯儲備持續增加。四是基本實現了貨幣政策由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的轉變。1998年1月1日取消貸款限額控制後的這幾年，公開市場操作實際成為貨幣政策日常操作的主要工具。

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這幾年來，國民經濟成功實現了低通脹、高增長，國內生產總值每年增長基本保持在 7％～8％，物價基本控制在零上下波動。雖然我們現在還不能精確估計經濟的低通脹、高增長，貨幣政策在其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但是，這幾年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和物價的持續平穩，的確是與貨幣和信貸的持續平穩增長同時出現的。回顧建國以來(包括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我國經濟多次出現過較大幅度的波動，雖然每次原因都比較復雜，但每次經濟波動都同時伴隨著貨幣信貸的大幅度波動，貨幣信貸的大幅度波動無疑是經濟大幅度波動的重要條件。近幾年，貫徹穩健貨幣政策方針，我們堅定地將保持貨幣信貸平穩增長作為重要目標，在具體操作上，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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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商業銀行在貨幣政策中的重要性

商業銀行是中國銀行業的重要組成和特殊群體，其前身是20世紀80年代設立的城市信用社，當時的業務定位是：為中小企業提供金融支持，為地方經濟搭橋鋪路。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20世紀90年代，全國各地的城市信用社發展到了5000多家。然而，隨著中國金融事業的發展，城市信用社在發展過程中逐漸暴露出許多風險管理方面的問題。
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央以城市信用社為基礎，組建城市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是在中國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是中央金融主管部門整肅城市信用社、化解地方金融風險的產物。至今全國城市商業銀行已有112家，遍及除西藏以外的各個省（市、自治區）。截至2003年底，全國共有的城市商業銀行112家，營業網點5162個，從業人員16.9萬，生產總額14552 億元，佔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的6.27%，佔全國股份制商業銀行總資產的27.7%。
經過近10年的發展，城市商業銀行已經逐漸發展成熟，盡管其發展程度良莠不齊，但有相當多的城市的商業銀行已經完成了股份制改革，並通過各種途徑逐步消化歷史上的不良資產，降低不良貸款率，轉變經營模式，在當地佔有了相當大的市場份額。其中，更是出現了上海銀行這樣發展迅速，已經躋身於全球銀行500強行列的優秀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在我國正逐步發展為一個具有相當數量和規模銀行階層，與四大國有銀行和12家股份制商業銀行一起，形成我國銀行業4、12、112的格局

Ⅸ 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重要性

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是中央銀行為實現貨幣政策最終目標而選擇作為調節對象的目標。
中介目標之所以重要，在西方貨幣理論看來主要有兩點原因：
一是人們長久以來認識到貨幣政策作用機理具有滯後性和動態性，因而有必要藉助於一些能夠較為迅速地反映經濟狀況變化的金融或非金融指標，作為觀察貨幣政策實施效果的信號；
二是為避免貨幣政策制定者的機會主義行為，因此需為貨幣當局設定一個名義錨，以便社會公眾觀察和判斷貨幣當局的言行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