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匯率改革的基礎和前提

『壹』 匯率改革的匯率制度

1994年以前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
新中國成立以來至改革開放前，人民幣匯率由國家實行嚴格的管理和控制。改革開放前我國的匯率體制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單一浮動匯率制（1949～1952年）、五六十年代的單一固定匯率制（1953～1972年）和布雷頓森林體系後以「一籃子貨幣」計算的單一浮動匯率制（1973～1980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的匯率體制從單一匯率制轉為雙重匯率制。經歷了官方匯率與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並存（1981～1984年）和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1985～1993年）兩個匯率雙軌制時期。
1994～2005年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
1993年12月，國務院正式頒布了《關於進一步改革外匯管理體制的通知》，採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具體包括，實現人民幣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價格並軌；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取消外匯留成，實行結售匯制度；建立全國統一的外匯交易市場等。 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正式並軌，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企業和個人按規定向銀行買賣外匯，銀行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進行交易，形成市場匯率。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主動收窄了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此後外匯管制進一步放寬。
2005年以來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
2005年7月21日，我國對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進行改革。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選擇若干種主要貨幣組成一個貨幣籃子，同時參考一籃子貨幣計算人民幣多邊匯率指數的變化。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人民幣總體小幅升值。 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新人民幣匯率制度平穩實施充分證明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符合我國匯制改革主動性、可控性、漸進性的要求。人民幣匯率將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後，中國人民銀行於每個工作日閉市後公布當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等交易貨幣對人民幣匯率的收盤價，作為下一個工作日該貨幣對人民幣交易的中間價。自2006年1月4日起，中國人民銀行授權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於每個工作日上午9時15分對外公布當日人民幣對美元、歐元、日元和港幣匯率中間價，作為當日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含OTC方式和撮合方式）以及銀行櫃台交易匯率的中間價。
2005年7月到2008年7月，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1%，而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反而大幅增長。
2008年，我國適當收窄了人民幣波動幅度以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在國際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候，許多國家貨幣對美元大幅貶值，而人民幣匯率保持了基本穩定。
2010年6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新聞發言人表示中國人民銀行決定「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

『貳』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歷程

匯改歷程：
1979年至1984年:人民幣經歷了從單一匯率到雙重匯率再到單一匯率的變遷。
1985年至1993年:人民幣對外幣官方牌價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向雙匯率回歸。
1994年:中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取消外匯留成和上繳，建立銀行之間的外匯交易市場，改進匯率形成機制。
2005年:中國建立健全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人民幣匯率1994年以前一直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制定並公布，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匯率並軌以後，實施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中國銀行，德意志銀行等七家銀行根據前一日銀行間外匯市場形成的價格，公布人民幣對美元等主要貨幣的匯率，各銀行以此為依據，在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浮動幅度內自行掛牌。
近期事件：
2010年4月13日，第四次胡奧會在美國華盛頓舉行，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態度強硬，超出國際市場的預期。他強調中國致力繼續推進人民幣匯率改革，但只會根據自身經濟發展需要而進行，不會屈服於外部壓力。
2015年8月11日，中國人民銀行完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並在下一步推進匯改安排中提出加快外匯市場發展，豐富外匯產品，推動外匯市場對外開放，延長外匯交易時間，引入合格境外主體，促進形成境內外一致的人民幣匯率。

『叄』 如何 匯率市場化改革

實際上，自1994年初以來，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大體上經歷了以下三個節點，即1994年實現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市場匯率並軌，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是人民幣匯率制度根本性的改革，奠定了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制度基礎；2005年7月21日，對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進行完善，引入了「一籃子貨幣」調節因素，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2015年8.11匯改對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進行了進一步調整，構建起「收盤價+一籃子貨幣調整」的中間價形成機制，使得人民幣匯率中間價更加真實地反映當期的市場外匯供求，體現出對市場的認可和尊重，匯率形成機制更趨於市場化。與匯率機制市場化改革進程相適應，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更加明顯，匯率靈活性和彈性也大大增強。
經過上述改革和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程度有了較大提升，但仍存在以下主要問題，如外匯供求關系「失真」。「經常項目可兌換、資本項目管理」的外匯管理制度，使得外匯市場供求關系不能全面、真實地反映市場主體對外匯的供求關系；匯率靈活性和彈性不夠。受匯率波動區間較窄的限制，匯率的靈活性和彈性受到較大制約；「常態式」外匯干預使得匯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失真」。從匯率實際運行看，匯率水平主要還是受到美元走勢的影響，參考一籃子貨幣因素並沒有得到充分的體現，等等。
央行行長周小川此前曾指出，匯率的浮動更加依靠於市場供求關系來決定，以及人民幣更多地成為可自由使用貨幣，是一個長期的進程。盡管過去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這個過程還沒有走完，所以今後還會繼續向前推進。
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筆者認為，下一步深化和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力：
一是逐步擴大匯率浮動區間。周小川行長指出，人民幣波幅的擴大並不是當前最緊要的事情。但擴大匯率浮動區間是個信號，表明匯改會向前邁一步。筆者認為，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應根據我國經濟金融發展和改革的實際情況，有步驟分階段地加以擴大，以增加匯率靈活性和彈性。可先考慮將人民幣對美元的浮動區間從目前2.0%擴大到3.0%，待市場參與者逐漸適應後，再漸進地擴大匯率浮動區間。
二是逐步放鬆外匯管理，外匯市場供求更全面地反映真實需求狀況。正如周小川行長之前指出的「外匯管制條件下的匯率不可能是真正的市場均衡匯率」。筆者認為，繼續鞏固經常項目可兌換基礎上，要逐步放鬆資本項下外匯管理，更好地滿足市場主體在資本項下的投融資外匯需求，同時，逐步放鬆個人資本項下外匯管理，滿足個人境外投融資需求，使得外匯市場供求關系能全面真實地反映市場主體的外匯需求；取消銀行結售匯周轉頭寸的限制，允許銀行根據其自身資產負債的情況，自主地進入外匯市場進行交易；增加境內外匯市場主體，允許符合條件的金融機構和企業集團直接參與外匯市場交易，讓市場參與者真正成為外匯市場的造市者。
三是進一步改進和完善人民幣匯率「雙錨機制」。8.11匯改後，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實行「美元+一籃子貨幣的雙錨機制」。從匯率實際運行看，當美元貶值時，人民幣主要是盯著一籃子貨幣，反之，則主要是盯住美元。兩者所傳導的信息和關注面有所不同。人民幣盯著美元，可以向市場傳達更為清晰的匯率變動信息，這與我國貿易計價和結算貨幣、外債幣種結構以及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是密切相關的；而盯著一籃子貨幣則主要是在政策和執行層面的意義更大。盡管盯著一籃子貨幣所傳遞的信息有時是比較模糊的，但已逐漸被市場尤其是機構投資者接受和認可。
理論上，盯住一籃子貨幣有助於避免交叉匯率的不穩定，但實踐中，很難實現預想的目標。短期看，「軟」盯住美元，並將一籃子貨幣作為匯率調節的參照系，應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一種比較理想的選擇。通過上述機制，使得人民幣對單一貨幣有升有貶雙向浮動，整體上應在合理均衡水平的基礎上保持基本穩定。
四是克服「害怕浮動」的觀念。保持匯率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是人民幣匯率的主基調，但並不意味著匯率將是固定不變的，或在一個較小的區間內窄幅波動。從匯率市場化改革和匯率實際運行看，人民幣匯率有升有貶的雙向波動將會是「常態化」，人民幣匯率不再會出現以往年度持續的、單向的大幅貶值，也難以出現持續的、單向的大幅升值態勢。市場參與者應該充分意識到匯率是浮動的，會根據外匯市場供求狀況出現升值或貶值，為此，市場參與者要克服「害怕浮動」的觀念，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積極主動地運用好規避匯率風險的工具和產品，將匯率變化的不確定性相應地變為可確定性，以鎖定匯率風險，降低成本，提升自身的競爭力。同時，要增加外匯市場交易品種，積極發展多元化的規避匯率風險的工具，豐富外匯產品，如外匯掉期、期權交易等，以滿足市場主體規避匯率風險的需求。
此外，要構建一個經濟金融良好的金融經濟生態環境。深化金融體制改革，進一步促進完善和健全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建設，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

『肆』 人民幣匯率制度，未來改革的目標

面對新匯率環境經濟主體要主動校正行為模式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6月26日 09:38 金時網·金融時報

FN記者 黃麗珠 攝影 黑土

編者按 2005年7月21日，我國開始實施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十一個月來，人民幣匯率制度有序過渡，平穩運行。在人民幣匯率改革即將一周年之際，由本報與人民銀行南京分行、江蘇省金融學會共同舉辦了「匯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創新與風險規避」專題研討會。此次研討會也是「江蘇金融發展高層論壇

」的開壇之作。其意在促進區域金融和社會經濟發展，及時將研究成果轉化為人總行、政府部門、金融機構和企業的決策參考。以論壇的形式發布最新理論和政策研究成果，也是《理論周刊》實現理論與實踐更大范圍的結合，更好地推動區域經濟、金融良性互動之策。來自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及江蘇省委省政府有關部門、江蘇省社科院、江蘇省銀監局、各商業銀行、有關高校、企業等單位的領導和專家學者與會並作了精彩演講。此次研討會由人民銀行南京分行副行長魏革軍博士主持。

為匯率形成機制營造適宜的宏觀與微觀經濟環境

人民銀行南京分行行長 孫工聲

隨著人民幣可兌換進程的推進，各類經濟主體將面對愈來愈大的機遇和匯率風險。在此情況下，各類經濟主體要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充分提高風險意識，學會運用各種避險方式，加大技術創新力度，努力提高匯率避險能力。政府及有關部門也應作出相應調整，為實體經濟營造有利的環境。

一、加大配套政策支持力度，為匯率改革創造良好的氛圍

日本、德國、韓國等國家在經濟崛起過程中升值趨勢的經驗和教訓顯示，匯率改革中從外需帶動轉向內需帶動的增長路徑轉換才是至關重要的。從江蘇的情況來看，要加強財政、金融、稅收、投資、貿易等宏觀政策的協調配合，加大對發展內需和服務業的支持力度，將投資為出口服務的循環，轉變為投資為消費服務的循環，為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創造良好的經濟環境。

今後一段時期，針對目前基礎性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的問題，建議加大公共財政的支出，構建一個良好的社會保障體系，逐漸釋放居民的消費能力。也可考慮通過稅收政策支持企業進行技術改造，降低成本，增加出口產品附加值，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

二、加快外匯市場建設，為各類經濟主體規避風險提供有效渠道

要進一步加快外匯市場建設步伐。允許不同交易目的的主體進入外匯市場交易，提高外匯市場的競爭程度，同時為使市場參與主體具備風險管理能力，應適當增加匯率期權等衍生工具，拓寬經濟主體規避匯率風險的渠道，從而增加經濟主體的選擇，以減少人民幣升值預期中的投機行為，也使市場對人民幣的價值定價更加真實、准確。

三、引導企業主動適應匯率變化，適當運用金融工具規避風險

企業要進一步提高風險意識，培養和引進相關的專業人員，增強處置匯率風險的能力，增強對外匯市場變化的適應能力。同時，企業要加強成本核算，控制費用開支，進一步擴大利潤空間。並且應注重科技創新，提高核心競爭力，開發高附加值產品，盡快實現產業升級。

四、銀行應積極開發金融衍生產品，提高風險定價能力

商業銀行應適應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形勢和要求，抓住外匯市場快速發展和企業匯率避險需求迅速增長的機遇，正確處理改進金融服務與防範風險的關系，增強服務意識，創新金融產品，推出適應不同需求的外匯避險工具，並相應拓寬遠期結售匯業務的期限設置。

要關注和重視貨幣流動性和匯率彈性問題

金融時報社總編輯 宋輔良

今年5月31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了《2006年第一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報告》提出匯制改革的目標是「增加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彈性，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值得注意的是，《報告》中還清楚地闡明了「市場供求」在新體制中的「基礎性作用」。並提到深化外匯制度改革要用「創新手段」等。對「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涉及，比如QDII，這些政策的引入意在規避風險的前提下，實施有效的金融創新。

近來，我國金融體系內的流動性問題有加劇的態勢。使得貨幣流動性、匯率彈性與經濟政策的獨立性等問題日益引起各界的廣泛關注。人民幣的流動性過剩雖然有國內金融結構的原因，但與美元流動性過剩在中國匯率需增強彈性情況下輸入有著緊密的聯系。巨額外匯儲備占款導致人民幣發行過多是目前人民幣流動性過剩的根源之一。

綜觀國際社會，美元的泛濫只能輸入到以美元為國際儲備貨幣，並且在匯率上主要盯住美元的准固定匯率國家。因此，在當前情況下，不僅外部通貨膨脹可能會輸入我國，而且外部的資本價格、商品價格變化都將傳輸到我國，對此,我們要進行定量的和定性的分析研究,採取有效措施加以妥善應對。

當前，匯制改革工作正在按預定目標向前推進，我們要努力按照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原則，不斷完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發揮市場供求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中的基礎性作用。

同時，要堅定不移地推進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使之成為政企分離、可獨立承擔金融風險的主體；在國內逐步推出外匯套期保值衍生工具和避險產品，為金融機構和企業能夠規避外匯風險奠定基礎；依靠收入政策、稅收政策、信貸政策和匯率政策的組合，擴大內需，減少經濟增長對外需的依賴，實現內外部經濟的均衡發展。這里，我特別強調的一點就是要重點關注經濟微觀主體——銀行和企業對匯率改革和匯率變動的反映，關注他們的反饋，這會使匯率形成機制有一個良好的微觀基礎。

積極應對人民幣升值和通貨膨脹的雙重壓力

江蘇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 汪泉

自去年7月21日我國實施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盡管在短期內變動的不確定性較大，但從中長期來看，基本呈現出人民幣升值的「漸進性」格局。就是說，人民幣升值的方向是可預期的。這就給外貿出口企業留下了一個「學習期」或「適應期」。對於外貿出口企業來說，與其說面臨匯率不確定性風險，還不如說是面臨能否如期消化匯率升值成本的風險。因此，要求外貿出口企業在「學習期」或「適應期」內，增強匯率風險意識，加強自主創新，挖掘內部潛力，調整產品結構，並學會運用匯率避險工具。金融機構則要積極開發金融衍生產品和工具，加強對外貿出口企業的培訓和咨詢，為企業匯率避險提供優質服務。

在高度關注匯率風險的同時，我們也不應忽視通貨膨脹的風險。近年來，通貨膨脹的壓力已先後在房地產和股票等資產價格等諸多方面均有明顯反映。之所以尚沒有在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上充分反映出來，可能有多方面原因：譬如加工業產能過剩，市場過度競爭；糧食等主要農產品並不完全由市場調節，市場供應充足等。特別是由於經濟國際化的發展，國內商品市場價格受國際商品市場價格影響的程度越來越大，國內市場商品和國際市場商品的價格聯動效應日益顯現。如果國際市場商品價格不上漲，國內市場商品價格也難以有較大幅度上漲。

不久前央行已採取了提高貸款基準利率0.27個百分點的調控措施。顯而易見，不提高存款利率是為了促進內需，同時防止增加人民幣升值壓力；提高貸款利率是為了抑制貸款需求，控制信貸投放。但另一方面，利差擴大也可能增加金融機構放款動力。因此，提高貸款基準利率的措施，其重要意義在於發出了央行旨在控制貸款過快增長的強烈信號。如果全球性的加息趨勢進一步發展，特別是歐美等主要貿易國進一步加息，就會給我國在人民幣升值壓力背景下提高存款利率騰出空間。銀根收緊和利率上升，將對信貸和投資過快增長以及資產和商品價格的上漲，起到有力的遏製作用。對此，居民、企業和金融機構都應有所預期和准備，密切關注經濟金融走勢。

周小川行長針對匯率改革指出：「各類經濟主體要主動校正自己的行為模式以進一步適應彈性增加、波動加大的匯率環境。」可以想見，隨著人民幣匯率日益走向彈性化、市場化，以及人民幣可兌換進程的不斷推進，各類經濟主體將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再過一個月就是人民幣匯率改革一周年，在這個時點下，召開「匯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創新與風險規避」專題研討會意義深遠。與會各界人士就匯制改革後，經濟微觀主體如何適應新的匯率形勢的變化，不斷進行金融創新，有效規避匯率風險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各方面眾多觀點的交流和碰撞，生產了許多新的金融智慧，加深和推動了人們對匯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創新與風險規避等問題的認識，這將有力地推動這項改革的深入和發展。

市場化是外匯儲備制度改革的根本取向

江蘇銀監局局長周忠明認為，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的「三元悖論」，一個國家在資本自由流動、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與固定的匯率制度之間，最多隻能舍一求二，不可兼得。人民銀行作為貨幣政策的制定者，同時，又是事實上最終的和最大的外匯需求方和供給方。既要穩定的貨幣政策，又要保持相對適量的外匯儲備，這雙重角色的沖突使得人民銀行必須有所取捨。

人民銀行是專司貨幣政策的宏觀經濟管理部門，外匯制度應該服從並服務於貨幣政策。因此，人民銀行在外匯管理上的角色需要有根本的轉變，將外匯的供給和需求還給市場和大眾。簡而言之，就是要將目前的藏匯於人民銀行轉變為藏匯於人民和銀行。

藏匯於人民和銀行，是我國外匯管理體制市場化的又一重要進程。市場機制是一種分散決策機制，通過市場價格的波動，全面、准確地反映各方參與者的偏好。藏匯於人民和銀行，就是希望通過市場化方式來消化央行手上過多的外匯儲備，讓國內投資者更便利地進入外匯市場，表達多元化的偏好。外匯市場要由行政性的集中決策向市場化的分散決策轉變，充分發揮市場在匯率形成機制中的基礎性作用。

匯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創新

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司長韓紅梅認為，所謂「金融創新」，指在中國現有社會經濟背景下的一種制度創新。國際上已經有成型的外匯市場和外匯產品，像掉期、遠期、期權、期貨等。所以，在產品創新方面，我們還處於學習階段；就制度上來講，國際上也有非常成型的衍生產品、避險產品的制度。我國的金融創新應該是通過市場化的手段，增強企業、銀行和各類經濟主體的競爭能力。

而要想實現金融創新，首先要在觀念上創新。政策制定者要認識到不同交易主體在市場發育過程中不同的作用，不斷完善市場基礎設施，並對市場進行必要的監管。企業要從企業成本核算方面進行觀念更新。雖然企業利用遠期結售匯來規避風險的比例在增長，但是，占總交易量還很低。銀行需要在人員配備、會計核算、技術支持等方面加大創新力度。國外市場主體追求高附加值產品，而我們可以用漸進的方式做好基礎性產品，培育市場後再逐步走向高端產品。

其次，從外匯管理局目前的研究看，要克服制度性約束、增強金融創新，需要加強行業組織的作用。對於監管和政策設計、管理者，需要不斷增強監管能力。同時，在設計產品方面，要加強對市場系統性風險的研究，保證國家金融安全。

外匯管理局作為政府管理部門，主要職責是為商業銀行和企業提供更加充分有效的政策環境和制度保障。我們將努力為更多外匯市場新產品的推出提供良好的市場發展空間和配套政策措施，推進我國外匯市場的健康發展。

不斷增強對匯率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

人民銀行南京分行副行長魏革軍博士認為，經濟主體的靈活性、適應性，是有效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基礎。在漸進改革的戰略下，匯率形成機制的變化與各類經濟主體的適應程度既相互關聯，又相互制約、相互促進。我們不能僅僅把目光盯在匯率本身的變化上，應著力觀察匯價背後所隱含的深度和廣度變化。一年來，我國經濟金融結構已經發生了一些明顯變化，金融改革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治理結構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外匯市場產品和價格形成機制更加多元化和市場化，各類經濟主體對匯率改革適應性逐步增強。這些變化本身體現了我國關於匯率改革漸進性、可控性和主動性原則，體現了我國經濟的實際狀況和對外開放的整體戰略。

在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後，國際收支不平衡所帶來的種種壓力並沒有根本緩解，經濟主體的適應性也有待增強。這反映了經濟運行的復雜性和經濟結構的特殊性。必須看到，國際收支不平衡不是單純的貨幣問題和匯率問題，需要政策、市場和國際協調多方面的努力。今後一段時期，要盡快減少政策特別是稅收政策和利用外資政策所帶來的扭曲，逐步消除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的非理性繁榮，同時，不斷完善、培育和深化外匯市場。此外，還要重視外匯改革及其相關政策的溝通，為市場主體了解政策、了解改革、適應改革創造更好的條件。

我國匯制改革的遠景目標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副總裁裴傳智認為，我國匯制改革的遠景目標有兩個：一個是人民幣從局部可兌換到最終完全可兌換；另一個是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從以市場供求為基礎變成把市場供求作為主導的力量。大家知道，由市場供求來決定價格，來決定資源的配置，這是市場規律。市場供求的力量在市場中是最基本、最主導的力量。它的不平衡會引起波動，即引起金融危機或者金融風暴，所以，我們要尊重市場的供求規律，把市場供求作為匯率最終的主導力量。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放棄宏觀調控，放眼當今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放棄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只是調控的方式不同而已。市場經濟越不發達，越不成熟，調控的方式更多的是直接的；市場經濟成熟時，更多的是用利率來調節。

那麼，匯率制度改革會給我們帶來什麼機遇和挑戰呢？匯率的波動會帶來風險，這就需要我們規避風險。在市場開放的條件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們融入國際社會的程度在不斷加深，就必須學會規避和管理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它會迫使國內金融機構和企業有緊迫感，加快掌握和運用避險工具，同時也給銀行的中間業務進一步打開了空間。

當然，也給我們帶來了挑戰。我們知道，匯率變化以後，即期匯率或遠期匯率怎麼確定，它有成型的經濟理論。但在匯率決定模型中，我們現在知道的主流理論只是其中一個主要的變數而已，而在現實中，操作這些避險工具需要尖端人才。所以，第一個挑戰就是需要知識的創新和人才的創新。第二個挑戰是制度方面的創新。在制度創新方面，一方面監管部門在制度方面要做出更多的創新；另一方面商業銀行在內部制度上也要多創新。第三個挑戰是需要更多的金融避險工具。所有的避險都需要工具。目前我們能夠做的只有遠期和互換，下一步我們需要更多的金融工具。

以風險控制為保障實現銀行業穩健發展

中國銀行江蘇省分行副行長郭寧寧提出，外匯業務是中國銀行的傳統優勢，如何應對匯制改革帶來的變化，是中行關注的重點。匯制改革以後，中行敏感地意識到市場對產品創新的要求，注重研究並及時為企業和個人提供外匯避險、保值、增值的相關金融產品，幫助企業和個人合理運用金融衍生產品規避匯率和市場風險。2005年中國銀行及時推出人民幣貨幣掉期業務，並成為全國首家擁有開辦銀行間人民幣與外幣掉期交易資格的銀行。中行江蘇分行在去年9月份成功敘做了全國第一筆人民幣貨幣掉期業務；研發並敘做了公司及個人人民幣結構型理財產品，向市場推出規避人民幣匯率風險的新產品———補貼式售匯(NDO)和提升式遠期結匯(三角形NDF)；完善國際結算遠期結售匯產品，提供出口信用證項下人民幣押匯業務、(假)遠期信用證、海外代付等業務；研發「出口全益達」、「進口匯利達」、「國內綜合保理」等國際結算新產品，積極向客戶推薦貿易融資產品等。

當然，由於人民幣目前仍屬於不可自由兌換貨幣，雖然從產品角度有很多的國際化經驗可以借鑒，但是，鑒於國內匯率改革政策的循序漸進性，目前有效規避人民幣匯率和利率風險，或者結構較為復雜的理財產品需要銀監部門進一步的審批通過。所以，總體上來說，銀行和客戶操作空間還很有限。

新匯率制度下銀行業的風險管控

南京市商業銀行副行長禹志強認為，在未來幾年裡，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的匯率改革政策理念，將貫穿匯率制度改革的始終。匯率制度改革進程的加快，向國內銀行業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對國內銀行的風險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此，針對匯率制度改革的要求，銀行應採取以下對策：

1、加快觀念轉變，增強適應能力。在市場營銷、內部控制、風險管理、考核激勵等方面及時做出調整，應對變化。2、加強研究力量，提高分析能力。加強對人民幣匯率走勢以及國內金融市場利率走勢的跟蹤分析，為風險產品的定價提供准確的決策依據。3、加強內控制度建設，完善風險管理體系。對金融衍生產品交易中涉及的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操作風險等要建立完整的風險管理辦法和操作流程。4、加強對金融衍生產品的研究，提高創新能力，將外匯市場的成熟產品復制到本幣市場來，從中挖掘獲利的機遇。5、抓住市場機遇，大力發展個人理財產品。6、利用差別定價策略提高利潤，降低風險。商業銀行可根據不同的客戶、不同的交易方式、不同的風險靈活定價，實現規避匯率風險、提高自身利潤的目標。7、推動本外幣交易一體化。通過本外幣市場不同工具的組合運用，實現對沖匯率風險、利率風險等目標。

在固定利率與浮動利率之間尋找平衡

英國渣打銀行南京分行行長陳蓮英認為，利率市場化改革是內地金融改革中的重要一環。先放開貨幣市場利率和債券市場利率，再逐步推進存、貸款利率的市場化，央行按照這樣的思路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這固然減緩了一次性推動利率市場化的風險，但貨幣市場的浮動利率制度與商業銀行存貸款的固定利率制度同時存在，也造成了一些問題。

以剛剛過去的2005年為例。2005年3月，央行大幅下調超額存款准備金率，加之2005年的宏觀調控，商業銀行存款高速增長，貸款增速卻有所回落，這兩項因素導致銀行資金過剩。在資金過剩的局面下，完全自由浮動的貨幣市場利率便自然走低。

根據統計，在2005年3月超額存款准備金率降低之後，銀行間市場利率以及1日回購利率迅速走低，並在5月之後持續連綿的陰跌態勢。

另一方面，商業銀行存款利率由於仍是固定利率制度，而保持2004年9月上調後的基礎不變，即保持在1年期存款利率2.25%的水平上。商業銀行存款利率不變，貨幣市場連續陰跌，在2005年的很多時間里，便出現了貨幣市場主要投資工具利率與存款利率倒掛現象。對我們銀行來說，存、貸款間的利差意味著盈利，持續下跌的貨幣市場利率則意味著損失。

所以，近期央行正採取措施推動貨幣市場利率上行，並有序地進行利率市場化的進一步改革，這對金融及資本市場的發展都有正面影響。

外貿企業規避匯率風險的策略選擇

江蘇蘇美達集團董事長余本禮在發言中說，去年匯制改革啟動當天，人民幣「出其不意」地升值2%，一夜之間我們公司賬戶上收到的外匯賬款，一下子縮水了近1000萬元，影響還是較大的。對於習慣了匯率穩定的外貿企業來說，在匯率變動的不確定性、彈性逐漸增強的現實情況下，該如何規避匯率風險、保證既得利益的實現是對外貿企業經營和管理能力的又一次考驗。為此，在充分利用現有的銀行避險工具；改變貿易結算方式和結算貨幣；加強管理，增強企業自身抗風險能力；尋求政策支持，申請外匯資金集中管理的基礎上，提出幾點建議：

1、期待人民幣匯率及早參照一籃子貨幣自由浮動，使企業盡快適應，並採取有效措施防範匯率風險。

2、目前銀行推出的匯率避險產品種類不夠豐富，實用性不強，希望金融機構盡快提供期貨、期權、互換產品等高端品種，進一步豐富和完善金融避險工具。

3、匯率變動影響的是全部進出口企業，是「一刀切」政策，國家應更多地通過下調出口退稅率、提高利率等手段合理引導企業優化出口產品的結構，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推進外匯制度改革的緊迫性

江蘇省社科院信息研究所所長吳先滿教授認為，外匯制度改革應該加緊推進，其緊迫性來自以下幾方面：

第一，從廣義市場的建立與完善角度來看，外匯市場的發展與完善非常緊迫。目前，外匯市場發展滯後於其他要素市場的發展。在「十一五」期間，外匯改革的重要任務就是進一步推進外匯市場的改革。

第二，從廣義的價格體系建立與完善角度來看，一般商品勞務價格都已放開，市場調節機制基本形成，要素價格形成機制也比較完善，但是，匯率機制的市場化程度還比較低，影響了整個價格體系功能的發揮。在「十一五」期間，要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就必須把價格體系完整地建立起來，要在目前匯率形成機制的基礎上，鞏固成果，深化推進。

第三，從廣義的國家經濟實力來看，匯率制度改革的緊迫性凸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力增強，成為儲備大國，但同時也隱藏了很多問題。但外匯儲備的增加也為我們更多、更大幅度地推進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條件。

解決人民幣內外價值偏離的策略

南京大學商學院副院長裴平教授提出，糾正人民幣內外價值偏離不可操之過急，要穩步前行。短期內，應在均衡、合理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積極採取有效措施，緩解人民幣對外升值壓力和對內貶值壓力，減輕內外價值的偏離程度。一是緩解人民幣外部的升值壓力。在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的背景下，要調節經濟的內外平衡，須從總量和結構兩方面入手。在總量方面，可以通過刺激總需求或者保持高增長來減輕匯率升值壓力；在結構方面，可以通過調整關稅水平和出口退稅率，放鬆資本流出管制和居民持有外匯的限制，進一步提高國內投資率，以及擴大消費、降低國內儲蓄等。二是預防惡性的通貨膨脹。要求貨幣政策要有預見性或前瞻性，避免貨幣在傳導過程中偏離目標，適度控制貨幣信貸的增長。三是增強公眾對匯率變動的心理准備。在內外部壓力減輕和公眾有心理准備時，擴大匯率浮動區間，可以暫時緩解人民幣內外價值的偏離程度。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有利於短期內維護人民幣匯率的正常浮動，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並為長期內改革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糾正人民幣內外價值偏離奠定基礎。

『伍』 2005年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內容及意義

一、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背景

從2002年末以來，由日本等少數國家開始在國際社會上散布「中國輸出通貨緊縮論」，2003年，這種論調進一步升級為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到2005年前後，日本、美國、歐盟等主要發達國家或基於國內經濟的需要，或迫於國內政治的壓力，要求中國改變匯率制度或強迫人民幣升值。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根據對匯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測算，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同時美元每天浮動范圍限制在上一交易日收盤價的上下3‰之內，對非美元則在1.5％的范圍內浮動。然而，人民幣匯率政策調整，並非受到上述國家的壓力，而是出於對未來的發展道路的高瞻遠矚，主動的調整。之所以選擇目前這個時機來改革匯率機制，是由於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對外開放度提高，以及人民幣升值預期強化等導致外匯儲備快速增加，外匯占款不斷提高，中央銀行不得不大規模發行票據對沖，提高了宏觀經濟調控成本，使得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的成本上升。據最新數據顯示，經濟增長、固定資產投資、進出口等保持高速態勢，物價漲幅等則持續下滑，為匯率機制改革提供了穩定的經濟環境。而美元持續反彈，歐元和日元回軟也為改變盯住美元匯率制度創造了良機。

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成本與收益問題

(一)對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成本的反思
由於人民幣改革後有一定的升值，面臨的成本大概有以下幾點：一是可能減少外部需求和出口，並影響到實現短期的經濟增長目標；二是可能增加國外直接投資成本，不利於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三是可能造成結構性調整所帶來的短期失業問題。
但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並非有如上的成本發生，即使有，其影響也十分有限，甚至模糊不清。
1. 人民幣升值對出口的影響可能並不明顯。高盛銀行胡祖六(2003)指出，人民幣匯率出口彈性非常小，匯率調整不會給出口帶來太大的變化。這與中國獨特貿易結構有關。目前來料加工裝配貿易和進料加工貿易在中國的出口中佔55％。同時，來料加工裝配貿易、進料加工貿易和外商的機械設備進口占所有進口的60％，來料加工裝配貿易只賺取固定的工繳費，與匯率的變動基本沒有關系。進口加工貿易的情況也相差不大。同時，中國的部分出口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佔有率相當的高，而且與競爭對手的成本相差很遠，人民幣升值2％反而會提高出口收入，而不是降低出口收入。
2. 90年代中期以後，FDI(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動因發生了新的變化。更多的FDI來自歐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投資於中國的目的更傾向於瞄準中國的國內市場，而不像以往那些東南亞中小企業利用中國作為出口加工平台(UNCTAD, 2002)。匯率升值雖然提高了FDI新建投資的投資成本，但是，也提高了美元計價的外商企業在本地的銷售收入。一方面它可能阻礙了一部分利用中國勞動力、土地等各方面成本優勢的FDI流入，但同時也可能鼓勵一批試圖進入中國市場的FDI的流入，因此，2％的人民幣升值並不會對FDI有太大的影響。
3.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2002年《貿易與發展報告》的計算，在17個重要樣本國家內，中國的單位勞動工資最低，樣本國工資分別是中國工資的2.5-47.8倍不等，即使考慮到單位勞動生產率，17個樣本國家當中也有10個國家高於中國的成本。所以，2％的人民幣升值並不會對就業造成影響。退一步說，即使出口部門的就業受到一定的影響，但從長期來看，考慮到製造業提供就業機會幾乎沒有改變，而服務業提供的就業機會正在大幅度的提高，服務部門增加就業機會完全可以彌補出口部門減少的就業機會。
4. 央行匯率改革使用「參考」而非「盯住」貨幣籃子的做法，其不利之處在於匯率更具靈活性的同時，央行對匯率政策的相機抉擇更容易受到來自政府其他職能部門的影響。所以，央行必須在行使靈活的相機抉擇權和維護匯率政策的動態一致性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

(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收益的考察
匯率改革的收益是多方面的。第一，將匯率調整到與實際均衡匯率運動趨勢保持一致的水平上，同時也意味著得到了與國際經濟資源配置效率最優的匯率價格。它有利於各個產業的平衡發展，有利於長期的資源配置和經濟增長。第二，匯率積極調整把匯率調整的主動權交到了貨幣管理當局手中，同時也留給貨幣當局一定的政策調整空間，有利於宏觀經濟穩定。第三，匯率改革提升了人民幣購買力，有助於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平。同時匯率升值導致的收入更利於農民和城市的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第四，匯率改革等於向市場宣布，中國貨幣當局是以國際收支平衡而不是以狹隘的貿易順差為政策目標的。
從目前中國的現實情況來看，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收益還是非常明顯的，新匯率制度對我國主要產生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
雖難以平衡國際收支，但大幅度減少央行的干預頻率
匯率改革後國際收支狀況仍然是調整人民幣匯率的重要基礎，從2005年以來，我國月均外匯儲備增長在150億美元左右，近三個月更是到達了200億美元，外匯儲備始終在持續大幅度的增長。但我們不能簡單的認為，當期的儲備增長扣除外匯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外都是熱錢。以2004年的國際收支為例，全年順差2066億美元，其中貨物貿易順差和直接投資順差分別為590億美元和531億美元，這並不能理解為其餘的國際收支順差全部都可歸納為所謂「熱錢」，其餘大多數差額，是可以用經常轉移、證券投資和貿易信貸來解釋的。
中國國際收支平衡更注重於商品和服務貿易兩項的總體平衡，從2000年到2004年，這兩項基本是穩定的，商品貿易大約是200億美元至300億美元的順差，服務貿易大約是100億美元的逆差，這兩項合計占我國GDP的2％左右，占進出口的總額也在2％左右，從今年上半年來看，我國進出口總值達6450.3億美元，高出低進使得貿易順差達到396億美元，突破去年全年水平，而預期下半年中國外貿出口、進口增速分別為22％和18％左右，可實現順差300億美元以上，因此單純依賴匯率改革，並不能迅速、顯著的使國際收支恢復到基本平衡的軌道上來，所以在短期內並不能改變央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只是減少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頻率，央行只在必要的時候對外匯市場進行以防止匯率出現過大的波動，而不必每天進行干預操作，這時的外匯市場能比較真實地反映匯率的變化。
帶來金融創新熱潮
匯率機制改革之後，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將是一個常態，因此需要相應的衍生工具來規避和鎖定風險，其本身就意味著對加快外匯市場發展和相關金融產品創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8月4日，央行在其上半年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指出，下半年將加快發展外匯市場和各種外匯衍生產品，盡快開辦銀行間遠期外匯交易，推出人民幣對外幣掉期等產品。8月9日，央行決定擴大外匯指定銀行遠期結售匯業務和開辦人民幣與外幣掉期業務。這些衍生工具的推出將有助於穩定現行的匯率，可以通過市場交易形成對人民幣的下一步波動的預期，同時給市場一個導向，從而更好地消化人民幣的匯率風險。
提高銀行對匯率風險管理的能力
「有管理的浮動」考驗了銀行對風險管理的難度，對於這次匯率改革，銀企如果過於關注人民幣對美元和非美元即期匯率的波動區間是遠遠不夠的。
就銀行而言，商業銀行必須對不同幣種的小額和大額現鈔、現匯等具有差別定價能力，必須對來自居民、企業和同業的外匯供求有差別化的定價能力，必須對流動性較好的人民幣兌美元等即期品種和其他流動性相對較弱的非美元品種具有差別的定價能力。這種審時度勢的差別定價，較之央行為外匯交易市場確定的波動區間要靈活得多。如果商業銀行忽視了匯率改革帶來的風險定價挑戰，其貿易融資的信用風險、結售匯凈頭寸的匯率風險，以及外匯代客理財業務風險等都會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所以，這次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給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能力帶來了挑戰，有助於商業銀行提高其風險管理能力。

三、我國不可能較快地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制度
人民幣向有管理的浮動制度回歸，其優勢是明顯的，但從中國實際情況來看，中國不可能較快的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是因為：
(1)我國的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還很不發達。在金融市場體系不完善、不發達的情況下，如果匯率出現大幅度波動，金融市場無法在整體上做出靈敏的反應和自發的調整，就可能造成局部市場的嚴重失衡和秩序混亂；經濟主體無法進行適宜的資產頭寸調整，從而發生嚴重損失。目前我國正規的外匯市場只局限於少數銀行，企業個人無法直接進入，還沒有外匯期貨市場，遠期外匯市場交易也沒有全面開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匯率出現大幅度波動，微觀經濟主體、特別是進出口企業將很難通過外匯交易來規避匯率風險。
(2)人民幣還不是國際貨幣。對非國際貨幣國家來說，匯率制度改革過程實際上就是與國際金融制度與規則接軌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基於對政府依賴的慣性，企業除了考慮從市場競爭中謀取利益和發展外，還特別注重從政府及其政策中謀取利益，他們對政府的政策具有很高的期待。因此，政府一旦出現決策失誤，將可能給企業和國家造成巨大的損失，由此招致強烈的反對，匯率制度改革就可能夭折，並可能造成經濟的大幅動盪。
(3)我國金融體系還比較脆弱。我國目前的金融結構仍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而銀行、特別是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率還相當高。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全面放開匯率，貶值預期會造成人民幣存款被大量提取，升值預期會造成外幣存款被大量提取，嚴重時可能引起擠兌，引發銀行危機，並由此爆發貨幣危機。
(4)我國市場化的金融監管和金融調控體系還不完善。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執行嚴格的外匯管制，習慣於在狹小的外匯市場上以盯住的方式控制匯率，缺乏一套開放市場條件下外匯管理和市場干預的制度、規則、手段和經驗。在這種情況下，突然完全放開匯率，就未免會出現市場混亂、匯率失控等問題。
(5)我國貨幣錯配矛盾突出。根據戈登斯坦(Goldstein, 2005)教授的定義，所謂貨幣錯配是：「在權益的凈值或凈收入(或二者兼而有之)對匯率的變動非常敏感時，就出現了所謂的『貨幣錯配』。從存量的角度看，貨幣錯配指的是資產負債表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從流量的角度看，貨幣錯配則是指損益表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凈值(凈收入)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越高，貨幣錯配的程度就越嚴重。」
貨幣錯配的形成，既有外因也有內因。就外因而言，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錯配是國際貨幣格局的自然產物。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後，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關鍵貨幣」角色主要是由美元和歐元來承擔，這事實上將歐美以外所有其他國家的貨幣「邊緣化」了。由於國內貨幣無法在國際經濟交往中使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資產/負債、收入/支出便呈現多種貨幣並存的局面，貨幣錯配由此成為常態。就內因而言，資本市場普遍落後和匯率長期保持固定都加劇了發展中國家貨幣錯配。在資本市場發展滯後的情況下，缺乏有效資金來源的企業不得不通過各種渠道到海外去籌資，而難以尋求到有效投資機會的「過剩」儲蓄又不得不大量流向國際資本市場。由於國際資本市場不接受發展中國家的本幣，資本市場發展滯後導致的跨國資本流動更加劇了發展中國家貨幣錯配。從形成機制看，中國難以避免貨幣錯配。一方面，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還為時甚遠，因而「原罪」和「高儲蓄兩難」特徵在相當長時期內還難以消除；另一方面，中國資本市場的效率低下有目共睹，這無疑加劇了貨幣錯配；此外，長期實施得盯住美元固定匯率制度，已經使中國的微觀經濟主體對貨幣錯配麻木不仁。簡單計算的結果顯示，中國目前已屬貨幣錯配比較嚴重的國家之一。截止2004年底，中國居民持有的外幣資產佔M2的比重已達27％，如果再考慮到中國外債余額在2004年已經高達2285.96億美元的現實，貨幣錯配矛盾顯然更為突出。巨額的貨幣錯配使得中國不可能較快地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

四、完善我國匯率機制的配套措施

隨著中國金融開放的日漸推進，我國需要對人民幣匯率穩定機制進行改革和完善，如何在實行管理浮動匯率制度的過程中避免貨幣錯配風險的失控，避免匯率的大幅度波動，要有一個與之相應的經濟政策作為保障，我們也應當從多方面採取措施，逐步推進改革，以實現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第一，保持較高的外匯儲備水平，加強外匯儲備的管理和運用。較高水平的外匯儲備水平有助於控制貨幣錯配風險。首先，較高水平的外匯儲備是管理浮動匯率制度抵禦國際投機資本沖擊的重要保證。20世紀90年代以來，貨幣危機的威脅促使發展中國家迅速增加了國際儲備。從「保持信心」看，國際儲備水平越高，其「引而不發」的「威脅」作用就越大，國際投機資本對該國的匯率制度就越不敢造次。其次，較高水平的國際儲備可以保證政府有能力接手私人部門的貨幣錯配，通過政府承擔貨幣錯配損失來避免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全面沖擊。

第二，積極參與和構築區域貨幣合作。亞洲地區經濟與貿易聯系的不斷加深為區域金融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巨額的外匯儲備加強了亞洲資金自我循環和抵禦外部沖擊的實力。中國作為亞洲的經濟發展大國，應積極參與和構築亞洲貨幣合作。(1)以積極的姿態進一步開放金融業，支持區內貿易的發展。(2)發揮香港國際金融兩種新的優勢，並積極推進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設，使其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優勢和功能互補，由此進一步發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綜合功能。(3)在東亞貨幣合作中發揮主導作用，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4)積極加強亞洲各國和各地區的中央銀行的合作。(5)積極推進國內金融體系改革，建立健康的金融體系，並與亞洲各國及時交流降低不良貸款和處置高風險金融機構的經驗與教訓，共同建立亞洲地區金融風險早期預警機制，加強各國各地區金融監管當局的合作，共同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

第三，通過提供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和完善的微觀制度來促進資本市場發展。貨幣錯配的起因之一是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市場不發達。從這一角度來看，發展資本市場應在管理貨幣錯配奉獻的戰略中居於重要地位。從根本上說，穩定的經濟環境是資本市場發展的前提。在貨幣政策方面，中國應當逐步過渡到通貨膨脹目標制度，而不是簡單地從控制貨幣供應轉向調控利率。在財政政策方面，通過審慎的財政政策來穩定公眾與企業絕對必要。對資本市場發展而言，僅有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還不夠，加強微觀制度層面的建設同樣重要。同時，中國在微觀制度的許多方面都存在阻礙資本市場發展的因素，都需要通過改革來加以完善。

第四，加強資本跨境流動管理。匯率改革後，國際資本流動管理面臨新的壓力：短期資本流動更頻繁；資本流動均衡管理的重要性更突出；外匯管理的有效性難以保證。針對國際資本的非均衡流動，現階段應採取的措施是建立「以不變應萬變」，能應對「升值」和「貶值」壓力交替出現的、均衡管理的新機制：合理調整外匯儲備規模；利用利率和匯率的變動來影響宏觀經濟；靈活利用政策，在制度設計上體現流出入並重，根據實際情況相機抉擇，有效應對「升值」和「貶值」預期的轉換。同時，一方面，加強資本跨境流動管理是加強外債管理和外匯儲備管理，抵禦國際投機資本沖擊匯率的一項重要措施；另一方面，通過針對性的安排，可以限制因國內資本市場發展滯後帶來的「過度」國際借貸和「過度」國際投資。

第五，加強宏觀政策的搭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政策的搭配基本突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而匯率政策幾乎缺失，隨著人民幣匯率制度將由中間道路向浮動匯率制度演進，匯率政策對經濟的調節作用也將日益突出。因此，應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的相互協調，合理搭配。(1)明確匯率政策是貨幣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將匯率納入貨幣政策的框架之中，並使匯率政策發揮其市場調節的作用。(2)運用創新政策工具。但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不協調時，特別是面臨嚴重困境時，可及時採用創新政策工具，以擺脫困境。(3)妥善處理好匯率穩定與匯率失調的關系。穩步、深入推進結構改革，實現各類市場的良好銜接。

『陸』 深化匯率改革的基礎和前提有哪些

所謂人民幣匯率改革 就是建立以市場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的內在要求，也是深化經濟金融體制改革、健全宏觀調控體系的重要內容，符合黨中央和國務院關於建立以市場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的要求，符合我國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有利於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對於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柒』 如何理解改革開放以來，人民幣匯率的基本趨勢及其推動因素。

改革開放以來，人民幣與外幣兌換從一個完全管制，逐步過度到匯率雙軌制。直至1998年東南亞出現金融危機，朱鎔基總理為了幫助亞洲國家度過危機，承諾人民幣匯率不貶值，這一不貶值政策，一直使得人民幣匯率對美元保持了7年的固定匯率。在此之間，中國的外匯儲備由1998年年底的1450億美元快速上漲到2005年7月底的7327億美元。
2005年7月，央行宣布進行人民幣匯率改革，將之前實行的與美元固定匯率制改為以市場供需為基礎，參考一攬子貨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同時將人民幣一次性升值2%，由之前的8.2765升值到8.11。之後，人民幣匯率雖有波折，但一直維持單邊上漲的態勢，目前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在6.14左右。
匯改後美元對人民幣的持續升值，最主要的因素是中國一直維持國際收支雙順差。出口導向型經濟導致外貿盈餘大量積累，鼓勵吸引外資政策使得流入境內的海外投資遠大於出境投資額，同時我國目前仍實現資本項下管制，資金不能自由流出，人民幣不能完全自由兌換，人民幣與外幣之間的買賣只能採用實需原則，這些因素都導致了境內封閉市場美元和人民幣供求失衡，大量凈流入的美元需要在境內得到消化，只能通過人民幣持續升值的方式來解決。

『捌』 發展和改革的前提是什麼

現階段,我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革和發展的前提是穩定.
發展是目標,改革是手段,穩定是基礎!但是穩定壓倒一切!
發展是目標,發展是為了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之類的.
改革是手段,通過改革才能發展.
但是改革和發展必須基於穩定的基礎上,要想實現快速發展,僅有改革是不行的,必須一穩定為前提!.總之,現階段,我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革和發展必須以穩定為前提.
「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是總攬全局的首要的基本關系，處理好三者之間的關系，集中體現了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的要求。一.改革、發展、穩定三者存在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發展是硬道理。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要靠自己的發展。改革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是為了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穩定是發展和改革的前提。二.在特定的時期，改革、發展、穩定這三者之間會經常出現相互矛盾的現象，有時候是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的矛盾。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根本出發點。把人民群眾的利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這是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結合點。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推進改革就會得到更加廣泛的支持。把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和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結合起來，從而把人民群眾的利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

『玖』 我國匯率制度改革堅持的原則是什麼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始終堅持的基本原則是：堅持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主動性，就是根據我國自身改革和發展的需要，決定匯率改革的方式、內容和時機。可控性，就是人民幣匯率的波動要在宏觀管理上能夠控製得住，既要推進改革，又不能失去控制，避免出現金融市場動盪和宏觀經濟大的波動。漸進性，就是根據市場變化，充分考慮各方面的承受能力，有步驟地推進匯率制度改革。

『拾』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基礎是什麼

市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