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錨定

A. 當初美國為什麼讓人民幣錨定美元

在岸人民幣匯率USDCNY：指中國大陸的人民幣即期匯率，由中國人民銀行授權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公布。
離岸人民幣匯率USDCNH：所謂離岸人民幣市場，是指中國大陸之外，可經營人民幣存、放款業務的市場。

境內人民幣匯率和離岸市場人民幣匯率定價機制不同。
境內人民幣與外幣之間仍不能完全自由兌換，人民幣和外幣兌換需要滿足外管局監管條件，都是以實需為交易背景的，因此匯率更多地是由實需背景下的人民幣與外幣的供需決定。
離岸市場人民幣匯率不受境內監管，交易屬於自由兌換，是市場化的定價，既包含了境外的實需原則，更多地是體現者的投機需求，因此境外人民幣匯率與境內匯率會不一樣，有些時候差異較大。
但是，人民幣匯率的定價權還是在國內，所以雖然境內外匯率有可能會有價差，但價差不會太大，太大的價差維持不了太長時間。原因是如果境內外存在價差，在目前人民幣跨境結算比較便利的背景下，境內客戶可以採用人民幣跨境結算方式，選擇更好的境外匯率進行結匯和售匯，這樣的套利交易會導致境內外匯差空間被抹平。

B. 人民幣跟美元的兌換比率如果變成1:1，世界的格局會發生哪些變化

如果人民幣兌換美元比例是1:1，那人民幣就值錢了，我可以拿著人民幣去美國花，而且中國的經濟一定好的不能在好，大家一定都非常富裕，帶著我們的錢上美國消費一點壓力都沒有！

這樣的結果只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美國只有打仗才能解決這個問題，在有其實對我國也並不是什麼好事，只能進口，不會再有出口了，人家美國的東西那麼便宜，我們國家的東西那麼貴，最後的結果就是工廠倒閉，大家沒有工作，很多遊民，工資降低，其實也還是一樣的。

C. 聯系匯率存在的必要性在哪裡

聯系匯率是指通過將貨幣匯率固定於與另一個國家相同的匯率而穩定貨幣。香港有三家發鈔銀行：匯豐銀行、渣打銀行、中國銀行。它們每發行7.8港幣必須向香港的金融管理局交納1美元，以此來保證港幣背後有美元作為支撐，維持匯率穩定。香港作為開放性非常大的港灣性城市，是全球金融中心之一，香港因其獨特地位在全球化的貿易、金融、投資中需要一個穩定的匯率機制來承擔「交易基準」的功能，而所謂聯系匯率就是在一個區間內自由浮動，如果匯率跌破7.8就說明出現金融風險，政府需要干預和調節，作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香港成為世界資本的中轉站，這必將成為每一輪國際炒家的靶場，搶灘香港也成為了國際貨幣戰的重中之重，但是作為節點也只有降低交易費用才能吸引大量投資，繼續繁榮。聯系匯率的意義在於穩定幣值且降低交易費，雖然實惠但是就像國際大海中的小舢板，金融海嘯來臨將會隨風飄搖變得異常飄忽不定且脆弱異常，因為一旦決定採取聯匯制必將無法行使最終貸款人的作用，即不能通過貨幣寬松政策大幅度提高流動性，而組成銀行體系的是中央銀行、政策性銀行、商業性銀行，這時商業銀行將變得孤立無援無法獲得中央銀行和政策性銀行的救援，這就是把刀交給了聯匯制貨幣發行機構，對於香港也就是美元，這時候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當美元對港幣發起沖擊你已經交出了你手裡牌，必將損失本幣發行、本幣需求增長、本幣存量利息的鑄幣稅收入，每一次聯匯保衛戰都是腥風血雨。每一次全球經濟到了這種地步都要干一仗，只要一打起來經濟就活了一半，打死幾個國家剩下的全活了，獲得大蛋糕獎勵的將會獲得未來國際騰飛buff，國民衣食無憂buff，快速崛起buff，國聯話語權buff，但是現在核威懾在那兒誰也動不了，所以就打金融戰吧。美元對付人民幣首先就搶灘港幣，打垮港幣周圍亞太小國家全都跟著慫了，這時候對付人民幣就輕松多了，所以要守住人民幣底線就先守住港幣底線，而聯系前一段時間索羅斯那貨說要做空人民幣雖然有過度解讀但是我著實有點懵逼，一個只有300億美元的對沖基金叫板一個有3.33萬億外匯儲備的大國我感覺有點崩潰，中國現在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位置，那巨大的經濟體量就那幾百億就想砸了中國的飯碗是不是有點少啊，中國的底牌讓中國政府可以有足夠的底氣應對美帝的做空風險，就像人民日報說的對於世界水準而言中國人民的日子還是很好過的。

D. 匯率制度的制度分類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早期，成員國很難找到一個與其國際收支均衡相一致的平價，以及伴隨貨幣危機而來的對平價的重新調整，人們由此開始了對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的持久爭論。傳統上的匯率制度分類是兩分法：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或彈性匯率)，這也是最簡單的匯率制度分類。但固定或浮動的程度是很難掌握的，在固定匯率或浮動匯率之間還存在眾多的中間匯率制度。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有兩種方法運用於事實上的匯率制度分類：一種方法是通過官方儲備和利率的變化來分析中央銀行的干預行為(Popper,1994)；另外一種方法是通過檢驗匯率平價的變化，來對匯率政策的結果進行經驗性分析 (Frankel，1993)。日以後的匯率制度分類方法，除了RR分類以外，一直是這兩種分類方法的應用和延伸。
匯率制度分類最根本的問題是基於何種匯率進行分類。現有文獻對匯率制度分類的歸納，一般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基於事實上(de facto)的分類；另一種是基於各國所公開宣稱的法定上(de jure)的分類。由於這兩種分類都是基於官方匯率的分類，所以這一歸納存在著局限性，還應進一步擴展。從經濟學最核心的一個命題一市場調節還是國家干預——出發，最根本的出發點應該是基於市場匯率還是基於官方匯率來進行分類。 (一)IMF的分類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IMF把匯率制度簡單地分為釘住匯率制度和其它；而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後。IMF則不斷地細化匯率制度分類。IMF原來對各成員國匯率制度的分類，主要依據的是各成員國所公開宣稱的匯率制度；但純粹依賴各成員國所宣稱的匯率制度的分類，具有事實做法和官方宣稱經常不符的局限性。
IMF在1997年和1999年分別對基於官方宣稱的匯率制度分類方法進行了修正，其1999年的分類是：
(1)無獨立法定貨幣的匯率安排，主要有美元化匯率和貨幣聯盟匯率；
(2)貨幣局匯率；
(3)傳統的釘住匯率；
(4)有波幅的釘住匯率；
(5)爬行釘住匯率；
(6)有波幅的爬行釘住匯率；
(7)管理浮動匯率；
(8)完全浮動匯率。
IMF(2006)強調，它的分類體系是基於各成員國真實的、事實上的安排；這一安排已被IMF所認可，而不同於各成員國官方宣稱的安排。這一分類方案的基礎是匯率彈性(flexibility)的程度，以及各種正式的與非正式的對匯率變化路徑的承諾。引人注目的是，IMF從2001年開始將匯率制度分類與貨幣政策框架聯系在一起，即在對各成員國進行匯率制度分類的同時，也對其貨幣政策框架進行分類。IMF認為，不同匯率制度的劃分還有助於評價匯率制度選擇對於貨幣政策獨立性程度的含意。該分類體系通過展示各成員國在不同貨幣政策框架下的匯率制度安排以及使用這兩個分類標准，從而使得分類方案更具透明性，以此表明不同的匯率制度可以和同一貨幣政策框架相容。據此，IMF對其分類作了較小調整，例如其2005年的分類是：
(1)無獨立法定貨幣的匯率安排(41個成員)，主要有美元化匯率和貨幣聯盟匯率；
(2)貨幣局安排匯率(7個成員)；
(3)其他傳統的固定釘住安排(42個成員)；
(4)水平帶內釘住匯率(5個成員)；
(5)爬行釘住匯率(5個成員)；
(6)爬行帶內浮動匯率(1個成員)；
(7)不事先公布干預方式的管理浮動制(52個成員)；
(8)獨立浮動匯率(34個成員)。
如果將上述匯率制度劃分為硬釘住匯率制、中間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那麼硬釘住制包括(1)和(2)，中間匯率制包括(3)至(6)，浮動匯率制包括(7)和(8)。按照IMF 的分類，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間匯率制度的比重在不斷縮減，並不斷向硬釘住和浮動集聚。但是，中間匯率制度仍然沒有消失，如在2005年，中間匯率制度在IMF所有成員國中的比重為28.4%，無法證明「中間匯率制度消失論」。
(二)Ghosh、Guide、Ostry和Wolf的分類(GGOW分類) Ghosh等人(1997)認為，事實分類和法定分類各有優缺點，他們試圖將兩種分類方法綜合在一起。但實際上，他們主要採用的還是基於IMF各成員國中央銀行所公開宣稱的法定分類，其宏觀經濟數據也主要來源於IMF的資料庫。
GGOW分類有兩種：
一種是三分法，即釘住匯率制、中間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
另一種是更加細致的九分法，即釘住匯率制包括釘住單一貨幣、釘住SDR、其它公開的一籃子釘住和秘密的一籃子釘住，中間匯率制包括貨幣合作體系匯率、無分類的浮動匯率和預定范圍內的浮動匯率，浮動匯率制包括無預定范圍內的浮動匯率和純粹浮動匯率。
Ghosh等人並沒有對各國匯率制度進行具體分類，其主要目的是檢驗匯率制度與宏觀經濟表現之間的關系。
(三)Frankel的分類Frankel(1999)認為，匯率制度是一個連續統一體，由最具剛性的到最具彈性的匯率安排依次是：貨幣聯盟匯率(包括美元化匯率)、貨幣局匯率、「真實固定」的匯率、可調整的釘住匯率、爬行釘住匯率、一籃子釘住匯率、目標區或目標帶匯率、管理浮動匯率和自由浮動匯率。隨後，Frankel(2003)又對匯率制度分類作了調整和細化，按照通常的三分法。由最具彈性的到最具剛性的匯率安排依次是：
(1)浮動匯率，包括自由浮動匯率和管理浮動匯率兩類；
(2)中間制度匯率，包括目標區或目標帶匯率(細分為Bergsten-Williamson目標區和Krugmen-ERM目標區兩種)、爬行釘住(細分為指數化的釘住和預先申明的爬行)、一籃子釘住和可調整的釘住四類；
(3)嚴格固定，包括貨幣局匯率、美元化匯率(或歐元化匯率)和貨幣聯盟匯率三類。
Frankel認為，中間制度和浮動的分界線在於中央銀行的外匯干預是否有一個明確的目標。中央銀行雖然偶爾干預外匯市場，但並沒有聲明任何目標的國家應當歸類為浮動。嚴格固定和中間制度的分界線在於對固定匯率是否有一個制度性承諾；若有的話，就是嚴格固定。但是，Frankel的分類只是對IMF分類的一 種修正和理論描述，並沒有自己分類的詳細標准，更沒有據此對各國的匯率制度進行具體分類。按照Frankel的看法， 「中間匯率制度消失論」 (或「中空論」) 和世界上的貨幣會越來越少的觀點是完全站不住腳的。Frankel認為，世界貨幣池類似於馬爾可夫靜態平衡過程，獨立的貨幣總是會被創造、消失或在匯率制度之間轉換，但池子里的貨幣大體保持穩定。
(四)Levy-Yeyati Sturzenegger的分類(LYS分類) Levy-Yeyafi和Sturzenegger(2003，2005)的分類是基於事實上的分類，它與IMF早期的基於各國所公開宣稱的法定上的分類不同。三個分類變數是：
(1)名義匯率的變動率；
(2)匯率變化的變動率；
(3)國際儲備的變動率。
分類的依據是：在固定匯率制下，國際儲備應該有較大變化，以減少名義匯率的變動性；而彈性匯率制則以名義匯率的持續變動和相對穩定的國際儲備為特徵。因此，這三個變數的組合足以決定各個國家的匯率制度歸屬。LYS分類使用聚類分析方法，計算了1974～2000年向IMF報告的所有183個國家的數據，因此避免了研究者選取分類變數時的隨意性。LYS分類有兩個：一個是四分法，即浮動匯率、骯臟浮動匯率、爬行釘住匯率和釘住匯率；另一個是三分法，即浮動匯率、中間匯率制和[[硬釘住匯率]]。
LYS分類和IMF分類高度一致，大約2/3的觀測值是相同的。LYS分類發現了幾個事實：
(1)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的20年間，固定匯率制的數量確實在下降；但在20世紀90年代，相比較IMF的分類而言，固定匯率制卻相對穩定。他們把這一現象叫作「隱蔽釘住」 (hidden pegs)或「害怕釘住」。在他們的研究中，公開報告中採取中間匯率制度或彈性匯率制度而實際上採取釘住匯率制度的國家比例，已從20世紀80年代的 15%上升至90年代的40%。但「害怕浮動」和「隱蔽釘住」是不同的，前者是指想要浮動，但為了通貨膨脹目標制和金融穩定性而將浮動限制在一定范圍內；後者是指想要釘住，但為了使投機性沖擊的成本更高而允許一定程度的匯率波動。許多使用匯率作為名義錨的國家，特別是小型開放經濟體，為了避免投機性沖擊所帶來的匯率制度的脆弱性，傾向於迴避對匯率水平的公開承諾。
(2)傳統的或爬行的釘住等中間匯率變得越來越少，從而證實了「中空論」(Eichengreen，1994)或「兩極論」 (Fiseher，2001)的存在。怛是，「中空論」對於非新興市場非工業化國家是不成立的，這表明了對國際資本流動的開放對於經濟發展是必須的。
(3)「事實」上的浮動，其匯率的變化率很小。那些宣稱浮動的國家，為了穩定匯率而經常性地使用很多的干預措施，從而證實了「害怕浮動」的存在，而且「害怕浮動」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就已是普遍現象(Calvo和Reinhart，2000)。
2291個分類觀測值的分布情況，並與 IMF的分類作了比較。從表中可以看出，工業化國家更傾向於使用浮動匯率制，而非工業化國家更傾向於使用中間和固定匯率制；31.8%的工業化國家是固定匯率制，而非工業化國家的這個比例是48.1%。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總的來說支持了「兩極論」的觀點。
相比較其他分類，LYS分類有如下進展：
(1)通過聚類數據的識別，使分類方法更具客觀性：
(2)權衡了分類結果和政策變數的關系；
(3)為今後的進一步經驗分析提供了綜合資料庫；
(4)對匯率制度做出了實際的評估；
(5)通過兩輪的分類步驟，可以辨別不同匯率制度所面臨的沖擊強度，從而克服了無關性假設帶來的偏差，特別是匯率制度對其他變數的影響只有在較高變動率水平上才顯著這樣的假設。但是，由於LYS分類是基於日歷年度的，所以在匯率制度發生變化或貨幣貶值的年度，就不是很可靠了。另外，許多觀察值的分類也是值得懷疑的，甚至有6%的觀測值是無法分類的，例如中國和印度的匯率制度在20世紀90年代就有許多年份是不能確定的。
(五)Reinhart和Rogoff的分類(RR分類) 無論是基於法定的匯率制度分類還是基於事實的匯率制度分類，都是僅僅依賴於官方匯率的分類。Reinhart和Rogoff(2004)認為，復匯率制不但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期間還是之後。都是廣泛存在的。他們使用了 1946～2001年153個國家由市場決定的平行匯率的月度數據(以五年為計算期限)，對匯率制度進行了分類。RR分類在方法上有兩個創新：第一個創新是首次採用了平行和雙重市場匯率的數據。這些市場不但在發展中國家，而且在一些發達國家也是相當重要的。Reinhart和Rogoff認為，在大部分復匯率或雙重匯率經濟體中，雙重匯率或平行匯率相比較官方匯率而言，不僅是更好的貨幣政策的風向標，而且是最具經濟意義的匯率。因此，RR分類的主要依據是由市場決定的匯率，而不是官方匯率。第二個創新是發展了各國詳細的匯率制度安排和相關因素(例如匯率管制和貨幣改革)的歷史年表，並通過使用一套描述性統計學方法，區分了官方宣稱的法定匯率和實踐中的事實匯率之間的差別。RR分類把這種分類命名為自然分類，並把匯率制度劃分為14種類型(如果把超級浮動作為一種獨立的類別，則有15種)，同時把這14種類型再歸納為五大類，這樣就可與IMF的分類作比較。RR分類最有特色的分類是增加了自由跌落，其數據來源與其他分類方法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Pick貨幣年鑒」、Pick黑市年鑒」、「世界貨幣報告 」、IMF和各國央行的數據。
從RR的自然分類可以看到，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後，1974～1990年和1991～2001年兩個階段具有兩個發展趨勢：
(1)自由跌落在匯率制度中都是重要的種類，在前一階段佔12%、後一階段佔13%。對於20世紀90年代的轉型國家而言，40%的國家是屬於自由跌落的。
(2)與官方匯率的世界貨幣史相比較，匯率制度向彈性匯率制聚集。有限的彈性——在自然分類中主要是實際爬行釘住——變得更加重要，而在官方匯率分類體系 (指IMF分類)中是微不足道的。在過去的1991～2001年間，釘住制是最為重要的，其次就是有限的彈性。另一個令人吃驚的差異是自由浮動的重要性在下降。在1991～2001年間，按照官方匯率分類，30%多的國家屬於自由浮動；而按照自然分類，只有不到10%的國家屬於自由浮動。這進一步證明了「 害怕浮動」的存在。實際上，自由跌落的國家要多於自由浮動的國家。另外可以看出，無論考不考慮自由跌落，RR分類並不支持「中間匯率制度消失論」。
自然分類與官方匯率分類有很大的差異，兩者的相關系數有0.42，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的匯率制度分類上分歧巨大。這充分說明了在發展中國家平行市場的普遍性。RR分類還得出了一個與通常想像大不相同的結論：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前和瓦解後，匯率制度的變化很小，這說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對匯率制度的影響不大。RR分類的最大優點是克服了分類者的主觀判斷，並且對匯率制度的細微差別做了區別。特別重要的是，它對歷史事實做了一個詳細的梳理，縱橫結合，較為科學合理。
(六)Courdert和Dubert的分類(CD分類) Courdert和Dubert(2004)的分類發展了事實分類方法，提出了區分事實匯率制度的統計方法，並將匯率制度分為浮動匯率、管理浮動匯率、爬行釘住匯率和釘住匯率四種類型。如果按照三分法，中間匯率制度包括管理浮動和爬行釘住。其分類的依據和LYS分類相似，主要考慮了名義匯率和官方儲備的變動率，並通過四個分類步驟，檢驗了數據的序貫性。
在CD分類中，浮動匯率的國家比IMF和LYS分類要少得多，這進一步證明了「害怕浮動」的存在。同時，CD分類還證實了亞洲國家的貨幣普遍釘住美元，幾乎65%的匯率制度是釘住或是爬行釘住美元的。與RR分類不同，CD分類使用的是季度數據，所以能夠觀察到匯率制度的年內變化，並將時間序列數據處理為不同的分布情形，在一定的自由度下檢驗原假設是否成立。CD分類結果與RR分類很相近。這一分類的特點是區分了爬行釘住和管理浮動，並確認了貶值的存在。
(七)Dubas、Lee和Mark的分類(DLM分類) DLM分類是基於有效匯率的事實上的分類。Dubas、Lee和Mark(2005)的創新點就在於將有效匯率的變動率作為分類的決定因素，而以往的文獻強調的是相對於錨定貨幣的雙邊匯率變化。他們提出了三個理由：
(1)一些保持硬釘住的國家，其有效匯率比雙邊匯率更不穩定，例如阿根廷；
(2)那些與錨定貨幣國雙邊貿易額較小的國家，雙邊貨幣匯率的變動是無關緊要的；
(3)在各國中央銀行日益分散它們的主要以美元標價的儲備資產時(例如韓國)，評價匯率穩定性的多邊方法是有用的。根據他們的計算，在172個可獲得數據的國家中，有92個國家的有效匯率變動率大於雙邊匯率變動率，其中有12個是OECD的成員國。從匯率制度的發展來看，在20世紀70年代，固定匯率的比例有減少的趨勢，但在80年代和90年代卻保持穩定，並一直在各種匯率制度中占最大比重。
相比較LYS或IMF分類，有效匯率分類與RR 自然分類的一致性較高；LYS或IMF分類與有效匯率變動性不相關。基於Ghosh等人的法定分類，DLM分類按逐漸增強的匯率穩定性將匯率制度分為6 種：
(1)獨立浮動；
(2)管理浮動匯率；
(3)按照既定指標的調整；
(4)合作安排；
(5)有限彈性；
(6)貨幣釘住。
如果按照通常的三分法， (1)和(2)屬於浮動匯率， (3)和(4)屬於中間匯率， (5)和(6)屬於固定匯率。按照這一分類，不同組別的分類結果顯示，非工業化國家採用的匯率制度中。比率較高的是有限彈性和合作安排；而工業化國家則是合作安排和有限彈性。沒有發生危機的匯率制度中，有限彈性和合作安排的比率較高；而獨立浮動和管理浮動下，危機發生的比率較高。 以上匯率制度的分類都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或共同點：首先，基本上都承認浮動匯率、中間匯率和硬釘住三種基本匯率制度的劃分，這在學術界和政策界都取得了共識，同時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匯率制度分類的可比性。其次，各種匯率制度分類均充分證明了「害怕浮動」現象的存在。再者，基本上都朝著事實分類的方向收斂，至少是考慮到了匯率制度上「做的」(Deeds)和「說的」 (Words)的差異性。然而，不同之處也是顯而易見的，具體有以下四點。
1各種匯率制度分類的相關性較低。RR分類與DLM分類的相關度最高(0.527)，RR分類與IMF分類的相關度最低(0.184)，這說明現有的各種分類方法存在很大的差異性。
2CD分類與IMF和LYS分類由於在方法上和考察樣本范圍上的差異，所以分類結果也有所不同。
3IMF分類，由於主要是基於各國的官方聲明，因此與其他分類方法相比高估了純粹浮動的比例(因為有「害怕浮動」的廣泛存在)。
4IMF和LYS分類都沒有考慮到貨幣貶值或自由跌落的特殊情形。當這兩種情況發生時，往往伴隨著激烈的經濟衰退。
總的來說，IMF分類、RR分類和LYS分類是迄今為止最為詳盡的匯率制度分類；RR分類還兼具事實分類的優點，故已有一些經驗性研究均採用了RR分類結果。DLM分類對大國的匯率制度研究有一定的參考意義。因為大國的貿易夥伴的多樣化程度要比小國復雜得多。考慮多邊匯率而不僅僅是與主要貨幣的雙邊匯率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有效匯率的概念需要進一步拓展。 DLM分類使用的權重是商品貿易地理分布的比例，然而在當今服務貿易快速發展，特別是國際資本市場日益一體化的今天，計算有效匯率也應包括服務貿易和資本流動地理分布的權重。
由「做的」和「說的」不同而導致的法定分類的缺陷之外，現有匯率制度分類還存在著如下一些缺陷。
1、沒有共同的、核心的分類標准和分類方法。相互之間可比性較差。哪些核心因素決定匯率制度的變化，這應該是匯率制度分類理論的基礎；但由於匯率決定理論還不成熟。匯率制度分類方法還有待發展和創新。
2、主要是運用統計學方法進行事後分類，而統計檢驗的一個弱點是：哪怕是自由浮動的匯率，如果它反映了經濟的基本面，其變動率也有可能較低；而釘住匯率如果脫離了經濟的基本面，也難免會頻繁變動。甚至出現自由跌落或貶值。同時，國際儲備不僅僅是一種外匯干預資產，還是一種支付手段，與匯率制度的關系有可能是間接的，這一點在發展中國家更為明顯。因此，以匯率或國際儲備的變動率作為統計分類的標准難免會出現偏差。
3、現有分類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即都只是考慮了名義匯率而不是實際匯率；如果是考慮實際匯率的話，結論可能又會不一樣。
匯率對市場的影響
對市場的影響主要受到兩個方面因素決定，一是匯改帶來的匯率調整空間，二則是匯改帶來的資產增值收益。
就匯改的空間而言，人行的發言人強調此次在2005年匯改基礎上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人民幣匯率不進行一次性重估調整，重在堅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繼續按照已公布的外匯市場匯率浮動區間，對人民幣匯率浮動進行動態管理和調節，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維護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的穩定。這實際上就是給漸進式推進的匯改定調，也間接提示匯率的浮動空間不會太大。實際上，這也非常符合如今國際國內經濟復甦進度緩慢，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環境的客觀現實。
在匯率調整空間不大的背景下，又恰逢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帶來的資產價格調整，人民幣資產價格的波動風險甚至大於匯改帶來的收益，因此總體資產增值收益也不大。
從這個角度來看，本次匯改對市場的直接影響有限，更多體現在短期心理層面，不會對市場產生明顯的中期影響。
總之，匯率制度分類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如今還沒有形成一個被廣泛接受的客觀性標准和分類方法。未來的發展方向是，各種分類方法既需要取長補短，還取決於匯率決定理論的進一步發展。

E. 匯率下降和上升什麼意思

1美元=8人民幣變成1美元=6人民幣是人民幣升值，對人民幣來說是匯率上升。

8人民幣=1美元變成10人民幣=1美元這是人民幣貶值，對人民幣來說是匯率下降。

匯率上升和下降是相對的，比如人民幣匯率一般指的就是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人民幣匯率上升指的就是人民幣幣值上升，也就是說一單位人民幣可以比以前兌現更多的美元，也就是人民幣匯率上升，美元匯率下降；

同理人民幣匯率下降，同樣單位的人民幣比以前兌現更少的美元，人民幣匯率下降，美元匯率上升。

(5)匯率錨定擴展閱讀：

匯率（又稱外匯利率，外匯匯率或外匯行市）兩種貨幣之間兌換的比率，亦可視為一個國家的貨幣對另一種貨幣的價值。匯率又是各個國家為了達到其政治目的的金融手段。匯率會因為利率，通貨膨脹，國家的政治和每個國家的經濟等原因而變動。

而匯率是由外匯市場決定。外匯市場開放予不同類型的買家和賣家以作廣泛及連續的貨幣交易(外匯交易除周末外每天24小時進行，即從GMT時間周日8:15至GMT時間周五22:00。即期匯率是指於當前的匯率，而遠期匯率則指於當日報價及交易，但於未來特定日期支付的匯率）。

一國外匯行市的升降，對進出口貿易和經濟結構、生產布局等會產生影響。匯率是國際貿易中最重要的調節杠桿，匯率下降，能起到促進出口、抑制進口的作用。

F. 目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處於什麼階段的最新相關信息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在端午節後兩個交易日的大幅度升值，使得很多人修正了對人民幣匯率的預期。
年底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預測中值為6.9350，但在這一波上漲前的調查結果是7。一時之間，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年底「破7」的預期迅速褪去。

不過，市場對這一波人民幣升值的原因，主要還是從博弈的角度分析，即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變化，主要是中國人民銀行（央行）策略性行為的結果，而不是基本面預期出現了根本性變化。而這種策略性行為的目的被認為是為了應對穆迪調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在美聯儲本月即將加息之前先發制人維護人民幣匯率等。

央行的策略性行為「被認為」有兩個，一個是收緊離岸人民幣流動性，另一個則是在人民幣中間價定價公式中加入「逆周期因子」。

這一波人民幣升值的一個特點，就是先從離岸人民幣市場開始急升，然後「傳導」到在岸人民幣市場，進而兩個市場同時走高。就目前而言，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還是要比在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高出近400點。這也反映了離岸人民幣市場流動性的緊張。為了應對離岸人民幣市場流動性緊張問題，6月1日晚間，香港金管局已向銀行提供流動性支援，並表示將會繼續密切監察離岸人民幣市場的情況。

央行將調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定價公式的消息在5月26日得到證實，這個時間點也正好與離岸人民幣匯率快速走高的時間基本符合。而所謂在定價公式中加入「逆周期因子」，簡單地理解，就是在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的定價過程中，減少市場情緒的權重，增加央行意志的權重。當然，中間價一直被認為反應了央行的意志，但調整前後，差別在於程度的深淺。

近年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貶值，與2015年「8•11」匯改有關。「8•11」匯改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變為「收盤匯率+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形成了「雙錨機制」，即錨定美元和一籃子貨幣，與之前之前相比，「8·11」匯改後，市場對中間價的影響權重大大增加了。

G. 固定匯率制度有何特點浮動匯率對經濟有什麼影響

特點：
固定匯率制度是貨幣當局把本國國幣兌換其他貨幣的匯率加以固定，並把兩國貨幣比價的波動幅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
對經濟的作用：
1、浮動匯率有利於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2、對匯率的適度管制可以保證金融市場的安全。
3、匯率政策是重要的宏觀調控手段。

H. 是恐慌的黃金坑，還是"索羅斯"又來了

這幾天，全球股市的下跌，讓很多人迷茫，沉悶，甚至恐慌，而更可怕的一點，還有不少人並沒意識到這輪全球性的股災，原因究竟是什麼，2016年投資又何去何從?

繼人民幣連續貶值1個月之後，就在上個星期五(1月8日)，因為人民幣貶值導致資本外流，兌換港幣需求急增，被壓在強方保證線(7.75港元/美元)上的港匯，突然松動。有人猜測，如果港幣匯率真出問題，或者說聯系匯率制度出問題，那麼香港資本市場的所有估值系統，則不可以再應用，這樣的話，低廉的估值對於整個香港資本市場都會變得無用。這將會給香港金融市場造成非常重大的影響。

我們都知道港幣和美元，採用的是聯系匯率制度。自1983年開始，香港的聯系匯率制度就規定，港元兌美元的兌換匯率為7.80港元兌1美元。香港金管局會在7.75港元兌1美元的匯率水平時，從持牌銀行買入美元;當觸及7.85港元的弱方保證時，則會賣出美元，從而讓強弱雙向的兌換保證能以聯系匯率7.80港元為中心點對稱地運作。

而隨著中國和香港的協同發展，會出現一種交錯的錨定。貨幣上，港幣的匯率因為聯系匯率制度，「錨定」的是美元，而香港因為回歸之後，受中國內地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所以香港的經濟卻「錨定」於中國經濟。

在2005年人民幣匯改之前，這種經濟與貨幣的「雙錨」格局並沒有多大問題，因為人民幣盯住的也是美元。但人民幣匯改動搖了過去的格局，隨著人民幣持續升值，港元被迫針對人民幣貶值，「經濟錨」與「貨幣錨」的矛盾對香港的撕扯越來越明顯。

自2015年8月11日，人民幣再次進行匯率改革，人民幣開始進入貶值周期，市場對於人民幣匯率的預期，發生了逆轉。貶值預期從8月11日至今，尤其是最近2個月，愈演愈烈。香港市場，國際市場也因為這樣的貶值預期，於2016年年初，兩個星期就經歷了慘烈的下跌。

而就在上個禮拜，港幣從7.75港元/美元的強方保證線突然松動，給香港經濟和香港資本市場，敲響了警鍾。

香港的經濟，在過去5年，出現了明顯的倒退，或者說增速下滑，一方面是因為國內的發展速度實在太快，另一方面則是香港本身的守舊體制，確實落後了。對香港經濟的具體分析，可以參考格隆匯以前的文章《雙城記：深圳的崛起與香港的衰落(下)——香港因何而落》。

本輪人民幣貶值的根本原因是救出口，救經濟。但人民幣貶值，會造成資本外流。而因為港幣和美元綁定，所以絕大多數內地資本，如果想兌換成美元，會選擇兌換成港幣。這也是為什麼自人民幣貶值預期形成以來，港幣匯率一直壓在強方保證線上的原因，而這種突增的資本流入，使得香港金管局不得不連續21次注資，才可以維持聯系匯率制度。

對於目前港幣的需求與供給，我們可以看看下面這張圖。

因為人民幣貶值，通道A的貨幣轉換，一直處於比較強烈的需求中，而我們一定要知道，也有部分資產，會選擇直接兌換成美元，所以從港幣兌換成美元的B通道，也是一直動態存在的。

之前，之所以港匯會一直壓在7.75港元/美元，那是因為通道A大於B。大量的國內資金出來，使得A通道資金明顯增大，在B通道基本不變的情況下，金管局不得不注資保證聯系匯率制度。這種狀況維持了2個月。

而如果一旦出現A通道有所下滑，或者B通道有所增加的情況，當B大於A的時候。這種動態的平衡，就會導致港幣兌美元的匯率，出現松動，正如上周末的匯率反應。

I. 中國央行有能力守住當前匯率嗎

據報道，荷蘭合作銀行集團（Rabobank Group）預計，以現在的外儲消耗速度，到今年12月初，中國央行不得不停止支持人民幣匯率，任由人民幣貶值。他們預計，到今年年底，人民幣兌 美元將從現在的6.4左右跌至7，「如果明年中國經濟基本面並未好轉，美聯儲繼續收緊貨幣，人民幣兌美元也並非絕不可能跌破7.50。」
在這些機構看來，就當前中國外匯儲備減少的速度來看，今年上半年已經減少1500億美元了，如果按照當前中國央行穩定人民幣匯率的方式，在今年最後的四個月，中國外匯儲備還將每個月 減少400億美元，達2000億美元。同時，按照中國進口商品及外債支付中國央行至少手中要持有2.7萬億美元。所以，中國要穩定人民幣匯率不能夠堅持多久。
其實，這種計算的意義根本就不大，一則這些計算按照傳統國際經濟學理論，並是以金本位為前提的。而這些傳統智慧與現在國際金融市場相比已經太脫離了。二是這些計算僅是以靜態的方 式來看，但實際上市場的變化與這相差很遠。中國手上持有多少外匯儲備多少與實際的貿易關系關聯性不是那樣大。他們這樣是計算不出中國央行要穩定人民幣匯率應該持有多少外匯儲備的 。
其實，就當前國際市場的情況來看，人民幣匯率不在於中國央行外匯儲備持有多少，而在於人民幣匯率開始企穩並小幅升值之後，人民幣匯率應該錨定在哪裡？有了這個錨定，人民幣企穩了 ，就不需要太多的外匯儲備來支撐人民幣匯率了。
因為，在當前以信用貨幣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下，一國對另一國貨幣的匯率多少，並非如金本位制下可以錨定在貴金屬黃金的價格上，而更多的是國與國之間利益博弈及利益權衡。在 這種情況下，匯率的錨定既有匯率制度安排的問題，也有匯率錨定水平在哪的問題。
就目前人民幣匯率的情況來看，有分析認為，這次「新匯改」目的就是要改變以往更多盯著美元匯率變化的匯率制度安排，增加人民幣匯率對美元的彈性空間，甚至於逐漸地向一藍子貨幣匯 率制度過渡。
其實，從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現實基礎及國際外匯市場波動的情況來看，並非一藍子貨幣匯率制度一定會比盯住美元匯率制度會更優化、更市場化，因為，在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下， 不僅在全球市場作為結算貨幣、投資貨幣及儲備貨幣的美元佔有絕對高的比重，而且美元作為國際市場上的強勢貨幣，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因此，在當前的市場條件下， 人民幣匯率制度有限度的錨定盯住美元可能會更有利於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更有利於降低交易成本及風險。而參考一藍子貨幣的匯率制度，如果藍子里的貨幣波動較大些，不是增加了人民幣 的匯率市場化程度，而是會增加人民幣匯率的不穩定性。所以，那種為了脫鉤而脫鉤的匯率制度改革是不可取的。
對於人民幣匯率的錨定水平在哪裡？是6.2，還是6.5？或更多的其他水平。在當前的情況下，這應該是相當不確定的。因為，當前各種匯率理論模型所得出的人民幣匯率是高估還是低估，基 本上是不成立的，因為這些理論模型都是以金本位為前提的。當這種前提條件不成立時，其得出的結論當然是可質疑了
那麼，當前人民幣的錨定水平應該在哪裡？又是如何決定的？它完全取決於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利益博弈與利益平衡。而這種利益博弈又是以下各方面的因素決定的。比如，一個國家現實經濟 狀況、經濟實力、經濟發展戰略、國家信用、要素的綜合價格水平及國內外投資者的預期等。而這些因素中有根本上是無法用量化的方式來獲得的。在這種情況下，不少匯率計價模型也無法 計算出人民幣匯率估值高低了。
也就是說，人民幣的匯率水平在哪裡，並非取決於人民幣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也不是取決於要素的綜合價格水平，而最為重要的是取決於市場當事人的預期，而這種市場預期是由多重因素 決定的。
所以，在不同的時期，人民幣匯率的錨定水平應該是一個十分靈活的量而不是一個定值。就目前的情況來看，人民幣錨定水平應該先企穩在6.4左右水平並些許升值，由此從根本上扭轉由於「 新匯改」所造成的人民幣貶值預期。然後在人民幣絕對企穩、貶值預期扭轉之後，讓人民幣匯率錨定水平的彈性擴大，比如先在6.4左右的3%范圍內上下浮動，以此來讓市場適應適應人民幣匯 率的上下浮動。如果沒有這樣的一個適應期，以後任何人民幣匯率波動很容易造成對市場的巨大震盪。
還有，在當前國際貨幣體系下，中國央行不要追求人民幣匯率為市場化而市場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仍然是當前中國匯率制度重心，在這個重心下，政府要以國家利益最大化來權衡人民 幣匯率的錨定水平，這樣既可打擊對人民幣匯率的過度套利，也可保證人民幣匯率穩定及國家利益最大化。
也就是說，如果中國央行對人民幣匯率有個確定的錨定，讓人民幣匯率企穩及些許升值，這就可能徹底地扭轉人民幣的貶值預期。這種情況下，中國央行完全有能力來穩定人民幣的匯率。而 這是當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