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浮動匯率制度為什麼有利於人民幣的國際化
外國都是浮動匯率制度啊，人家外幣都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匯率變動不是國家定的，雖然我們稱我們現在是浮動匯率制度，人家美國等發達國家不承認啊，我們的確是有操縱匯率的嫌疑，不然的話人民現在應該升值升的厲害了，一但升的厲害了，不利於我們出口，因為我們的商品就會貴了啊，我們出口就是靠我們的東西便宜，所以我們現在內部知道是國家管著，對外稱我們浮動匯率制度。。
Ⅱ 舉一個關於匯率政策的例子。。
你好，這是這樣的
匯率（又稱外匯利率，外匯匯率或外匯行市）兩種貨幣之間的對換的比率，亦可視為一個國家的貨幣對另一種貨幣的價值。匯率又是各個國家為了達到其政治目的的金融手段。匯率會因為利率，通貨膨脹，國家的政治和每個國家的經濟等原因而變動。而匯率是由外匯市場決定。外匯市場開放予不同類型的買家和賣家以作廣泛及連續的貨幣交易(外匯交易除周末外每天24小時進行，即從GMT時間周日8:15至GMT時間周五22:00。即期匯率是指於當前的匯率，而遠期匯率則指於當日報價及交易，但於未來特定日期支付的匯率）。
影響因素
（1）國際收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如果一國國際收支為順差，則外匯收入大於外匯支出，外匯儲備增加，該國對於外匯的供給大於對於外匯的需求，同時外國對於該國貨幣需求增加，則該國外匯匯率下降，本幣對外升值；如果為逆差，反之。
需要注意的是，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不斷增加，但美元卻保持長期的強勢，這是很特殊的情況，也是許多專業人士正在研討的課題。
（2）通貨膨脹率。任何一個國家都有通貨膨脹，如果本國通貨膨脹率相對於外國高，則本國貨幣對外貶值，外匯匯率上升。
（3）利率。利率水平對於外匯匯率的影響是通過不同國家的利率水平的不同，促使短期資金流動導致外匯需求變動。如果一國利率提高，外國對於該國貨幣需求增加，該國貨幣升值，則其匯率下降。當然利率影響的資本流動是需要考慮遠期匯率的影響，只有當利率變動抵消未來匯率不利變動仍有足夠的好處，資本才能在國際間流動。[2]
（4）經濟增長率。如果一國為高經濟增長率，則該國貨幣匯率高。
（5）財政赤字。如果一國的財政預算出現巨額赤字，則其貨幣匯率將下降。
（6）外匯儲備。如果一國外匯儲備高，則該國貨幣匯率將升高。
（7）投資者的心理預期。投資者的心理預期在國際金融市場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匯兌心理學認為外匯匯率是外匯供求雙方對貨幣主觀心理評價的集中體現。評價高，信心強，則貨幣升值。這一理論在解釋無數短線或極短線的匯率波動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如果對你有幫助，請採納。
Ⅲ 世界各國匯率制度
匯率制度是指各國普遍採用的確定本國貨幣與其它貨幣匯率的體系。匯率制度在匯率的確定，匯率的變動等方面都有具體規定，因此，匯率制度對各國匯率的決定有重大影響。回顧和了解匯率制度，可以使我們對國際金融市場上匯率的波動有更深刻的理解。
在國際金融史上，一共出現了三種匯率制度，即金本位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
1、金本位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
1880-1914年的35年間，主要西方國家通行金本位制，即各國在流通中使用具有一定成色和重量的金幣作為貨幣，金幣可以自由鑄造、自由兌換及自由輸出入。在金本位體系下，兩國之間貨幣的匯率由它們各自的含金量之比--金平價（Gold Parity）來決定，例如一個英鎊的含金量為113.0015格林，而一個美元的含金量為23.22格林，則:
1英鎊=113.0015/23.22=4.8665美元
只要兩國貨幣的含金量不變，兩國貨幣的匯率就保持穩定。當然，這種固定匯率也要受外匯供求、國際收支的影響，但是匯率的波動僅限於黃金輸送點（Gold Point）。黃金輸送點是指匯價波動而引起黃金從一國輸出或輸入的界限。匯率波動的最高界限是鑄幣平價加運金費用，即黃金輸出點（Gold Export Point）；匯率波動的最低界限是鑄幣平價減運金費用，即黃金輸入點（Gold Import Point）。
當一國國際收支發生逆差，外匯匯率上漲超過黃金輸出點，將引起黃金外流，貨幣流通量減少，通貨緊縮，物價下降，從而提高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輸出增加，輸入減少，導致國際收支恢復平衡；反之，當國際收支發生順差時，外匯匯率下跌低於黃金輸入點，將引起黃金流入，貨幣流通量增加，物價上漲，輸出減少，輸入增加，最後導致國際收支恢復平衡。由於黃金輸送點和物價的機能作用，把匯率波動限制在有限的范圍內，對匯率起到自動調節的作用，從而保持匯率的相對穩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35年間，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家的匯率從未發生過升貶值波動。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各國停止黃金輸出入，金本位體系即告解體。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各國貨幣基本上沒有遵守一個普遍的匯率規則，處於混亂的各行其是的狀態。金本位體系的35年是自由資本主義繁榮昌盛的「黃金時代」，固定匯率制保障了國際貿易和信貸的安全，方便生產成本的核算，避免了國際投資的匯率風險，推動了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發展。但是，嚴格的固定匯率制使各國難以根據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執行有利的貨幣政策，經濟增長受到較大制約。
2、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
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也可以說是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制。1944年7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勝利的前夕，二戰中的45個同盟國在美國新罕布希爾州（New Hampshire）的布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村召開了「聯合和聯盟國家國際貨幣金融會議」，通過了以美國財長助理懷特提出的懷特計劃為基礎的《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總稱布雷頓森林協定，從此開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了國際貨幣合作機構（1945年12月成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又稱「世界銀行」），規定了各國必須遵守的匯率制度以及解決各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的措施，從而確定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
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匯率制度，概括起來就是美元與黃金掛鉤，其它貨幣與美元掛鉤的「雙掛鉤」制度。具體內容是：美國公布美元的含金量，1美元的含金量為0.888671克，美元與黃金的兌換比例為1盎司黃金=35美元。其它貨幣按各自的含金量與美元掛鉤，確定其與美元的匯率。這就意味著其他國家貨幣都釘住美元，美元成了各國貨幣圍繞的中心。各國貨幣對美元的匯率只能在平價上下各1%的限度內波動，1971年12月後調整為平價上下2.25%波動，超過這個限度，各國中央銀行有義務在外匯市場上進行干預，以保持匯率的穩定。只有在一國的國際收支發生「根本性不平衡」時，才允許貶值或升值。各會員國如需變更平價，必須事先通知基金組織，如果變動的幅度在舊平價的10%以下，基金組織應無異議；若超過10%，須取得基金組織同意後才能變更。如果在基金組織反對的情況下，會員國擅自變更貨幣平價，基金組織有權停止該會員國向基金組織借款的權利。
綜上所述，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實質上是一種可調整的釘住匯率制，它兼有固定匯率與彈性匯率的特點，即在短期內匯率要保持穩定，這類似金本位制度下的固定匯率制；但它又允許在一國國際收支發生根本性不平衡時可以隨時調整，這類似彈性匯率。
1971年8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美元貶值和美元停兌黃金，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崩潰，盡管1971年12月十國集團達成了《史密森協議》，宣布美元貶值，由1盎司黃金等於35美元調整到38美元，匯兌平價的幅度由1%擴大到2.5%，但到1973年2月，美元第二次貶值，歐洲國家及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紛紛退出固定匯率制，固定匯率制徹底瓦解。
固定匯率制解體的原因主要是美元供求與黃金儲備之間的矛盾造成的。貨幣間的匯兌平價只是戰後初期世界經濟形勢的反映，美國依靠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和黃金儲備，高估美元，低估黃金，而隨著日本和西歐經濟復甦和迅速發展，美國的霸權地位不斷下降，美元災加劇了黃金供求狀況的惡化，特別是美國為發展國內經濟及對付越南戰爭造成的國際收支逆差，又不斷增加貨幣發行，這使美元遠遠低於金平價，使黃金官價越來越成為買方一相情願的價格。加之國際市場上投機者抓住固定匯率制的瓦解趨勢推波助瀾，大肆借美元對黃金下賭注，進一步增加了美元的超額供應和對黃金的超額需求，最終美國黃金儲備面臨枯竭的危機，不得不放棄美元金本位，導致固定匯率制徹底崩潰。
3、浮動匯率制度
一般講，全球金融體系自1973年3月以後，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制度就不復存在，而被浮動匯率制度所代替。
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的國家大都是世界主要工業國，如、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等，其他大多數國家和地區仍然實行釘住的匯率制度，其貨幣大都釘住美元、日元、法國法郎等。
在實行浮動匯率制後，各國原規定的貨幣法定含金量或與其他國家訂立紙幣的黃金平價，就不起任何作用了，因此，國家匯率體系趨向復雜化、市場化。
在浮動匯率制下，各國不再規定匯率上下波動的幅度，中央銀行也不再承擔維持波動上下限的義務，各國匯率是根據外匯市場中的外匯供求狀況，自行浮動和調整的結果。同時，一國國際收支狀況所引起的外匯供求變化是影響匯率變化的主要因素－－國際收支順差的國家，外匯供給增加，外國貨幣價格下跌、匯率下浮；國際收支逆差的國家，對外匯的需求增加，外國貨幣價格上漲、匯率上浮。匯率上下波動是外匯市場的正常現象，一國貨幣匯率上浮，就是貨幣升值，下浮就是貶值。
應該說，浮動匯率制是對固定匯率制的進步。隨著全球國際貨幣制度的不斷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1978年4月1日修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文並正式生效，實行所謂「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由於新的匯率協議使各國在匯率制度的選擇上具有很強的自由度，所以現在各國實行的匯率制度多種多樣，有單獨浮動、釘住浮動、彈性浮動、聯合浮動等待。
（1）.單獨浮動（Single Float）。指一國貨幣不與其它任何貨幣固定匯率，其匯率根據市場外匯供求關系來決定，目前，包括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等在內的三十多個國家實行單獨浮動。
（2）.釘住浮動（Pegged Float）。指一國貨幣與另一種貨幣保持固定匯率，隨後者的浮動而浮動。一般地，通貨不穩定的國家可以通過釘住一種穩定的貨幣來約束本國的通貨膨脹，提高貨幣信譽。當然，採用釘住浮動方式，也會使本國的經濟發展受制於被釘住國的經濟狀況，從而蒙受損失。目前全世界約有一百多多個國家或地區採用釘住浮動方式。
（3）.彈性浮動（Elastic Float）。指一國根據自身發展需要，對釘住匯率在一定彈性范圍內可自由浮動，或按一整套經濟指標對匯率進行調整，從而避免釘住浮動匯率的缺陷，獲得外匯管理、貨幣政策方面更多的自主權。目前，巴西、智利、阿根廷、阿富汗、巴林等十幾個國家採用彈性浮動方式。
（4）.聯合浮動（Joint Float）。指國家集團對成員國內部貨幣實行固定匯率，對集團外貨幣則實行聯合的浮動匯率。歐盟（歐共體）11國1979年成立了歐洲貨幣體系，設立了歐洲貨幣單位（ECU），各國貨幣與之掛鉤建立匯兌平價，並構成平價網，各國貨幣的波動必須保持在規定的幅度之內，一旦超過匯率波動預警線，有關各國要共同干預外匯市場。1991年歐盟簽定了《馬斯赫特里特條約》，制定了歐洲貨幣一體化的進程表，1999年1月1日，歐元正式啟動，歐洲貨幣一體化得以實現，歐盟這樣的區域性的貨幣集團已經出現。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過去美元在國際金融的一統天下，正在向多極化發展，國際貨幣體系將向各國匯率自由浮動、國際儲備多元化、金融自由化、國際化的趨勢發展
Ⅳ 人民幣為什麼要進行國際化
人民幣國際化的必要性體現在中國經濟存量保值、經濟增量平衡，及增加國際話語權三個方面：
實現中國經濟存量之保值
由於人民幣不是國際貨幣，中國的出口和進口都需要用外幣計價。我們的出口持續超出進口，累積起巨額的外匯儲備，也就是說我們的財富很大一部分是用外幣（特別是美元）持有，並無奈地大量投資於美元國債之中，國際資本市場的風吹草動將可能導致國家外匯儲備數十億美元的帳面虧損。降低外匯儲備的規模有助於減少因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對中國經濟存量的影響。如果人民幣在對外經濟貿易中能更廣泛地作為結算貨幣，我們的企業須承擔的外匯風險就會更低，政府經營外匯儲備的壓力也會大為緩解。
促進中國經濟增量之平衡
在全球金融危機中有一種論調或許大家還記得，說中國的廉價產品壓低了美國的物價，中國大量外匯投資於美國的債券壓低了美國的利率，結果導致美國流動性泛濫及房地產泡沫，並引發了2008年的金融風暴。在對這種論調感到憤懣之餘，我們也都認識到，中國經濟的確存在著投資與消費的不平衡、出口與內需的不平衡。中國龐大及持續的貿易順差一方面將這種不平衡帶到全球經濟體中；另一方面也影響了自身經濟持續與健康發展，並對中國的匯率、利率政策帶來重重壓力。人民幣國際化本身雖不能直接減少這樣結構上的不平衡，但它在有效控制外匯儲備的增長，緩解匯率壓力與加大中國與其主要區域及資源夥伴國之間經濟與貿易平衡協同發展等方面有重要意義。
獲得更大的政治經濟話語權
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在國際經濟和金融領域，中國的發言權和影響力還遠不能與之相稱，這很大程度上與人民幣缺乏國際地位有關。如果人民幣能夠得到周邊國家和地區及其主要資源夥伴國接受，成為結算貨幣和投資貨幣，對於睦鄰友好、促進區域經濟合作都將產生十分積極的作用。人民幣被中國貿易夥伴逐步接受為結算貨幣，將加大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影響力，更為中國政府的匯率政策增加主動性與靈活度。而人民幣在向國際儲備貨幣邁進的每一步都是中國在全球地緣政治話語權提升的具體體現。因此，人民幣國際化既非可做可不做，更非貪大求洋。這是中國經濟發展到現階段，不論從經濟發展還是從國家戰略與地緣政治考慮，均有必要邁出的戰略步伐
Ⅳ 結合影響一國匯率制度選擇的因素，分析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趨勢。 這是一個論述題，麻煩您了
第一，一般認為經濟規模較小的國家不太適用浮動匯率制，而經濟規模較大的國家則較適宜採用浮動匯率制；
第二，通常認為通貨膨脹率較高的國家適宜採用固定匯率制，而通貨膨脹率較低的國家適宜採用浮動匯率制；
第三，在全球化背景下，如果一國已經放鬆了對國際資本流入、流出本國的限制，而且貨幣當局手中沒有掌握足夠的外匯儲備數量，則適宜採用浮動匯率制，反之，則適宜採用固定匯率制。
（2）1994年，我國改革人民幣匯率制度，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2005年，我國進一步推進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增加了匯率彈性。
（3）伴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及經濟、金融對外開放程度的逐步深化，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我國確立的匯率制度改革目標是建立健全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在匯率制度改革中應堅持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的原則。
Ⅵ 國家是如何調控匯率變動的
在以往的宏觀調控政策中，利率政策處在核心地位。從利率與通脹率和匯率的關系看，主要是通過利率的升降來調控以匯率和通脹率為代表的內外平衡關系，即當通脹率上升時，內部需求會大於供給，相應引出貿易逆差，導致本幣貶值。因此在以往時代，當通脹率上升時，匯率是反向走勢，即會出現貶值。而提升利率，一方面可以抑制國內總需求水平上升，從而抑制了國內的通脹率，一方面也因為壓縮了國內需求，使進口得到抑制，同時促進了出口，本幣匯率由此得到提升。所以當加息對緊縮總需求發生了作用，使通脹率下降時，本幣匯率就會上升。
但是在新全球化時代，在中國出現了人民幣的「內貶外升」，即當通脹率與匯率出現同方向變動，在這樣的時代，如果繼續沿用以往的宏觀調控理論和工具，肯定不會收到以往的效果。
其一，從道理上說，在新全球化時代，由於中國與國際經濟已融為一體，而前面的分析也說明，中國的貿易順差增長和人民幣匯率提升是長期趨勢，這樣就會引來大量投機於人民幣升值的國際「熱錢」，而國際熱錢的成本是熱錢本幣的利率，收益率則是人民幣利率與匯率之和，所以人民幣利率的提升，也是熱錢收益率的提升，所以提升人民幣利率不僅不會減少國際熱錢的流入，反而會刺激熱錢更大規模地流入。而在現行外匯管理體制下，央行是用基礎貨幣收購外匯，這樣就會導致因外匯流入增長所投放的基礎貨幣的增長，導致貨幣供給量的增加。央行加息的目的本來是為了通過抑制貨幣投放而達到緊縮總需求的目的，但因為熱錢流入的增加，投放的基礎貨幣反而被迫上升，所以加息這一舉措就變成了刺激貨幣投放的宏觀政策效果。由於加息引來的外匯流入更多，加息會提升本幣匯率這個結果沒變，但是由於貨幣供給規模更大了，對抑制通脹的目的來說，就是適得其反。
其二，從實證角度看，加息沒有收到預期效果。自2007年3月以來，央行已進行了6次加息，但通脹率到11月份已上升到6.9%的十年以來高點，廣義貨幣M2的增長率也從去年1月份的15.4%上升到11月的18.5%，所以很難認為若央行在今年繼續加息，會有能壓制住通脹率和貨幣增長率的那一天。
有人認為，去年國際熱錢的大量湧入，其主因不是央行加息，而是中國資本市場如股市和地產價格的大幅度攀升，這個判斷我認為是不對的，因為去年在央行進行6次加息之後，國際熱錢流入佔新增外匯儲備的比重是明顯上升了。如果以FDI加貿易順差為正當外匯流入，這兩者之和在2003～2006年佔新增外匯儲備的比重是74%，但2007年前9個月這個比重卻下降到63%，下降了10個百分點以上。顯然，熱錢比重上升與人民幣利率上升是同時發生的，但2003～2006年我們卻沒有看到這個情況，而地產價格的上升自2003年以來就很強勁，以至於到2005年國家不得不出台抑制地產價格的大量措施。股市的「大牛市」出現在2006年，而當年FDI加貿易順差比當年新增外匯儲備還高出了3%，所以如果國際熱錢是為了投機於中國的資產價格，那為什麼在本輪經濟增長高潮的前幾年我們看不到，卻偏偏在央行連續加息後出現了呢？所以人民幣利率上升與熱錢比重上升同時出現，不應看成是偶然現象，而是有著因果關系的。
其三，從國際上看，近年來由於日元利率很低而美元利率很高，所以引發了大量「套息」交易，國際上估計有近萬億美元。而去年以來，日本央行為了應對經濟過熱而開始進入加息通道，美聯儲則為了應對房地產泡沫崩潰所引發的衰退不得不減息，所以日元與美元間的套息交易被大量取消，表現為日元對美元的大幅度升值，目前已從2007年初的1：123上升到1：109，可見利率始終是影響國際資本流向的重要機制，而對美元與日元間的套息交易萎縮，國際上一般都是用兩國利率水平的相對變化來解釋，而未見有用美元資產價格作解釋的言論。那麼，如果在國際主要貨幣資本之間發生的流向變動是因為利率變動，在人民幣與主要國際貨幣之間的流向變動就會例外嗎？
此外從國際上看，發達國家對利率政策的使用也在發生變化，例如去年美、歐都出現了明顯較以前年份為高的通脹率，但是美國為了應對金融市場危機，不得不連續減息，而歐盟自2006年以來為應對經濟過熱已開始連續加息，但在全球金融市場動盪的威脅下，也不得不放棄了加息舉措。到去年12月，歐元區的廣義貨幣增長率已高達10.7%的歷史高峰，已經遠遠高出原先所設定的4.5%的年增長率，但目前仍在醞釀減息。可見，由於時代不同了，在發達經濟體中利率與通脹率的關系也在發生變化，而並不似以往那樣，出現了通脹率的抬升就必須得加息。
所以，我們必須重新認識利率這個傳統宏觀調控工具在今天的作用，考慮新的宏觀政策工具組合。
重新認識匯率
如果利率調節宏觀總需求的能力在當代新經濟格局中被弱化，那麼哪個宏觀調節工具能取代？我認為首先考慮的應當是匯率。
在傳統經濟發展過程中利率的地位之所以特別突出，是因為利率對需求水平變動的影響最大，但這是在內需主導時代得出的經驗和理論。進入新世紀以來，雖然內需在中國的需求增長中仍是主導因素，但外需的增長速度顯然更快。從凈出口佔GDP的比重看，2006年為4.5%，去年一季度已上升到7.7%，二季度進一步上升到9.8%，三季度則超過了10%，外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已經越來越大了，而且今後肯定還會上升。從工業化國家的歷史經驗看，美國在工業化過程中出口佔GDP的比重長期在9%左右，日本號稱出口導向型經濟，可戰後到70年代完成工業化的長期內，出口比重最高也只有16%，而中國目前已經達到40%，在未來時期進入到前面所提到的承接發達國家重工業轉移時代後，出口比重肯定還會上升，可見外需因素對中國工業化過程的影響，已經與以往的工業化過程完全不同了。而正是由於外需在中國需求的邊際變化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就使匯率在調節中國總需求水平方面，以及對國內通脹率的影響與控制能力方面，可能替代利率的地位。
具體地說，由於在新全球化時代中國面臨著日益增長的巨大外部需求，而提升匯率是出口企業的減收因素，出口企業為了維持原有利潤就得提高供貨價格，這樣就可能使發達國家對中國的出口需求發生轉移，從而達到緊縮總需求擴張的目的。然而在長期內保持較低匯率水平，是中國獲取更多新全球化利益，在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競爭中保持優勢的重要條件，因此過快或過多地讓人民幣升值，從長遠看對中國並不是有利的選擇。但若因外需增長過快，過度拉升了中國的通脹率，導致中國內部經濟的不穩定性增強，提升匯率就是抑制國內通脹的重要宏觀調控手段，所以從新全球化時代所構成的新環境看，人民幣匯率的提升速度必須把握在不顯著快於其他主要發展中國家匯率上升速度的水平上，並兼顧國內經濟穩定增長的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講，匯率就是平衡中國的全球化利益與保持國內經濟穩定增長關系的核心。
重新認識通貨膨脹問題
前面的分析已經指出，由於在中國這類發展中國家與當代發達國家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價格體系差距，而在新全球化時代市場的力量要糾正這個差距，所以主要發展中國家在長期內出現較高通脹率就會是一個長期趨勢。提升匯率是抑制通脹率的必然選擇，但會使中國喪失新全球化利益，所以是讓匯率較高對中國的長期增長有利，還是讓通脹率較高對中國的長期增長有利，就必須進行選擇。
以往的經濟理論通常認為，年均不足1個百分點的物價上漲可以定義為「通縮」，1～3個百分點的物價上漲是合理通脹，超過5個百分點的物價上漲是顯著通脹，10個百分點以上是嚴重通脹，而若到幾十個百分點以上就是惡性通脹了。但是在新全球化時代，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有著巨大的價格水平差距，即便保持10%的通脹率也要30年左右才能與發達國家拉近價格水平，所以，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在長期內出現6%～8%之間的較高通脹率，可能是一個新全球化時代的特有現象，也是中國為了享受新全球化利益所必須支付的代價。不僅是在中國，在其他能夠享受到新全球化利益的國家，目前都在經濟增長率顯著提升的同時，也伴隨著較高的物價上漲率。例如印度，2007年經濟增長率達到18年來最高點，為9.2%，而去年前10個月的通脹率也上升到了6.7%，並不比中國低。近年來俄羅斯和越南的經濟增長率也顯著提高，去年前10個月前者的通脹率為10.8%，後者為8.1%，更高於中國。所以在新全球化時代，通脹率的合理水平至少在主要發展中國家都發生了變化，需要我們重新認識。
Ⅶ 人民幣國際化對世界經濟產生怎樣的影響
人民幣國際化有助於緩解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
如果世上有一個穩定的國際匯率制度，或者說，世上存在一個平等、互信、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當今中國未必一定需要追求人民幣的國際化。但當今的金融世界不太平，問題太多。主導世界的主要儲備貨幣的運行，不能合理反映國家間經濟實力變化，不能維護世界經濟的穩定發展，中國要避免現實金融世界對本國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人民幣國際化是迫不得已的追求。
因為歷史表明，發展中國家在參與經濟、金融全球化的過程中，過度依賴中心貨幣國提供的貨幣、金融網路及服務，將給本國發展增添新的不確定性風險。針對中國目前所具有的發展中、轉軌、大國經濟體特徵而言，特別在當前以浮動匯率為主且又缺乏必要國際約束力的國際貨幣體系中，更是如此。
因此人民幣國際化是中國金融開放的核心利益追求。盡管中國政策研究者清醒地認識到，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即使經過10年的努力，其佔世界儲備貨幣的比例也許僅為3%～5%，但是當今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意義，在於戰略布局，在於在追求和推進人民幣國際地位的長期過程中，推動國內各種制度的改革和金融市場的開放、改善經濟結構、提高經濟增長效率，並在此過程中推動創造穩定的國際貨幣環境。
當然，如果人民幣能成為國際主要貨幣之一，和歐元等其他儲備貨幣一起，與美元形成一定程度的競爭，則是有助於從制度層面消除世界經濟失衡的基礎。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中國如果能與亞洲各國實現各種有效的貨幣與金融合作，尋求創建區域內的匯率穩定機制和區域性貨幣，對亞洲和世界經濟發展來說，同樣是件好事。
人民幣區域化的現實路徑選擇
人民幣國際化是在中國匯率已出現有關浮動，但沒有完全浮動，仍存在資本賬戶部分管制的情況下推進的。這意味著中國的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是要採取與世界現有主要儲備貨幣不同的形成道路，是史上未曾有過的模式。
首先判斷，未來中國匯率制度的方向，將會融入當今國際經濟主導的浮動匯率體系。但在今後八九年內，中國經濟面臨的大量改革難題與世界經濟金融不確定的態勢，決定了在匯率制度上，可能將繼續選擇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當然在浮動區間、浮動頻率上更趨於市場化，籃子中貨幣權重會有所調整)，而非完全的浮動匯率制度。
這可能是較符合中國經濟特徵需求的。配合匯率制度的逐步市場化進程，資本項下的開放也必然是逐步的開放。同時，面對當今世界有缺失的國際貨幣體系，為了確保中國經濟穩定增長不受更大的負面沖擊，需要實現與本國經濟開放度相適應的人民幣區域化。
這一戰略選擇，將面臨不可迴避的困境：要保持較為穩定的匯率環境，資本項下開放的步伐不宜過快；而資本項下開放步伐不宜過快，決定了人民幣就不可能盡快或者說真正實現國際化。因為人民幣要真正實現國際化，必須允許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意味著資本項下的管制必須完全放開，也就意味著匯率水平只能基本由國際和國內的市場供求所決定，但這又恰恰是中國經濟近階段所難以接受的。而中國放棄對人民幣國際化的追求，不僅不利於實現自身經濟發展所需的穩定匯率環境，對國際社會而言，也缺少了一股能體現世界經濟實力格局變化的、對有缺失國際貨幣體系制衡的改善力量，這將是制約國際貨幣間匯率過度動盪中的一個遺憾。
困境是客觀存在的。能否使困境降到最低程度？這只能期望中國在戰略實施中，第一，匯率政策、資本管理政策與國內改革政策的變動，要盡可能地銜接好，以免引起宏觀經濟的不穩定；第二，在人民幣逐步區域化的過程中，銜接好匯率與資本管理政策的適度改革；第三，通過創設人民幣離岸市場，在部分實質性地向境外開放國內金融市場的同時，相對隔離人民幣區域化過程中國際金融風險向國內市場的傳遞，同時視國內匯率、資本管理政策的演進，調控人民幣離岸市場的規模與結構，適時擴大「離岸」與「在岸」兩個市場的「通道」，以不斷推進中國整體金融市場的開放步伐和改革力度。
當前，要加快推進人民幣區域化進程，關鍵是三條：一是先要想盡辦法讓人民幣走到境外；二是鑒於中國資本項下未完全放開的現實，能讓境外的人民幣像其他自由兌換貨幣一樣，可用於存款、貸款、結算支付、資產管理、投資、匯率避險等全方位業務，形成自身一定的市場交易、循環規模；三是要做到境外各機構與自然人參與、擴大境外人民幣的市場持有及市場交易活動，必須讓境外各機構與自然人，能通過中國政府允許的人民幣可兌換通道，享受或部分享受中國經濟高增長的收益，否則，境外機構與自然人不可能有持有人民幣的積極性。
與此同時，仍要始終不渝地充分利用國際組織和世界各國相關力量，改善國際貨幣體系，對現有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的貨幣濫發行為，進行適當的約束。支持各地區「貨幣區域化」和貨幣金融合作，為人民幣的國際化預留空間。特別是在積極推動亞洲金融合作過程中，求大同，存小異，積極塑造人民幣在亞洲區內「關鍵貨幣」的良好形象。
要控制好人民幣國際化可能帶來的風險。為此，要安排好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順序，使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與我國的宏觀調控能力、金融市場發育程度相適應。
人民幣國際化，一方面意味著貨幣職能作用地域和領域的擴大，這會給中國的貨幣政策帶來沖擊。另一方面，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不可避免要觸動資本賬戶與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問題。因此，與人民幣國際化相伴，特別需要關注資本賬戶開放和匯率自由浮動區間的政策搭配和進程。
在中國當前的貨幣運行機制下，短期內，人民幣國際化會進一步加劇外匯儲備的積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風險不僅在於國際化本身對一國貨幣政策的影響，更在於推動資本賬戶和匯率變化的轉軌過程。後者屬於「轉軌」風險，是「價格管制」放鬆可能導致的風險。
因此，降低風險的根本之路，在於盡快推動中國金融的市場化。只有這樣，資本賬戶開放和匯率浮動才能形成「水到渠成」之勢。如果中國問題在短期內無法解決，則應盡可能減少由於資本賬戶管理和匯率過快的、不切實際的「轉軌」帶來的沖擊。(夏斌)
Ⅷ 匯率制度對一個國家收支順差的影響
由於全球化進程加快和國際分工格局變化，以及世界經濟結構調整的困難，世界經濟失衡現象可能會在一定時間內存在，並成為我們研究國際經濟走向、制訂宏觀經濟政策的背景。本文將通過對世界經濟失衡原因的分析，說明目前的失衡是一種動態均衡，世界經濟將在失衡中繼續保持較快增長。
一、失衡的表現和分析方法
目前世界經濟失衡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美國經常賬戶的巨額逆差。2000年美國經常賬戶逆差為4160億美元，2004年擴大為6659億美元，2005年達到8065億美元（見圖一）。二是亞洲國家經常賬戶大量順差，尤其是對美貿易順差。2000年亞洲國家經常賬戶順差為2057億美元，2004年擴大為2487億美元，2005年達到3557億美元（見圖二）。
經常項目的經濟學意義是國際借貸，我們可以分別從微觀和宏觀兩個方面對經常項目差額進行分析（這一差額既包括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也包括亞洲國家的經常項目順差）。從微觀方面看，國際借款的發生是由於本國出口收入和其他經常性收入不足以彌補本國對進口和其他經常性的支付，因此，經常項目差額主要表現為貿易差額。從宏觀方面看，國際借款的發生是由於本國國民儲蓄不足以為本國投資提供足夠的資金，需要從其他國家借入資金，因此，經常項目差額等於儲蓄與投資的缺口。這兩種分析方法是完全等價的。根據國民核算恆等式可以推出，經常項目恆等於貿易差額加上國外凈要素支付，也恆等於儲蓄減去投資。
二、失衡的主要原因分析
（一）美國經常項目巨額赤字的原因
1．儲蓄率下降
美國經濟靠消費拉動，近年來這一傾向被不斷強化。20世紀80年代，美國消費佔GDP的比重為67％，2005年達到72％。與此相對應，美國儲蓄率急劇下降，可用三個指標來說明：（1）國民凈儲蓄率，這是一個剔除貨幣貶值因素後反映家庭、企業和政府部門總體儲蓄狀況的指標。1994年美國國民凈儲蓄率為14％－15％，2001年後一直徘徊在1．5％。（2）個人儲蓄率，1995年美國個人儲蓄率為4％－5％左右，1999年開始大幅下降，2004年下降為0．2％，2005年降至負數，2005年第三季度達到－1．6％，為1929年經濟大危機以來的最低水平。（3）儲蓄佔GDP的比重，1990－1999年這一比重的平均值為16．3％，2000－2002年的平均值為16．2％，2003年為13．5％，2004年為13．7％（僅為世界其他國家平均水平的一半）。從1990年到2004年美國儲蓄佔GDP比重的變動率為－2．8％。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全美儲蓄率下降是造成經常賬戶逆差的主要原因，由於過度消費、儲蓄不足，美國必須吸收國外儲蓄以維持本國經濟增長，從而形成巨大的經常賬戶赤字。
2．儲蓄／投資關系惡化
在20世紀90年代的近10年中，美國的生產率持續、大幅提高，使美國經濟實現了低通脹下的高速增長。生產率提高與其他因素一起共同影響了產量與需求的差額，進而影響儲蓄與投資的平衡。也就是說，經濟快速增長刺激了投資支出擴張；收入和資產價值快速增長擴大了消費，減少了儲蓄，從而引起儲蓄／投資狀況惡化。
近年來美國投資佔GDP的比重則持續上升，這與美國儲蓄佔GDP比重持續下降的情況形成了鮮明對照。1990－1999年美國投資佔GDP比重的平均值為18．7％，2000－2002年為19．4％，2003年為18．4％，2004年為19．7％，也就是說，從1990年到2004年美國投資佔GDP比重的變動率為＋1．1％，遠遠高於歐洲（－2．9％）和日本（－9％）。
3．儲蓄戰略改變
近年來由於美國房地產價格的大幅上升，使居民金融名義資產大量增加，消費傾向迅速上升。有關統計數據表明，目前美國居民消費增長中的60％與其住房再融資有關。1991年，在美國居民的家庭資產中，有價證券佔13％。2000年初，有價證券比例上升到35％。2003年底，房地產比重首次超過有價證券。目前美國家庭持有約14萬億美元的房地產凈值，是有價證券的2倍多。美國以收入為基礎的儲蓄戰略逐漸向以資產為基礎的儲蓄戰略轉移，表現為國內儲蓄率不斷下降和經濟項目赤字不斷擴大。
（二）亞洲國家經常項目大量順差的原因
1．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
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一些亞洲國家經常賬戶的巨額逆差引發了亞洲金融危機。在危機中，東南亞國家的貨幣大幅度貶值，產出下降，但與此同時，由於這些國家的國內需求以更大幅度下降，因而縮小了經常項目赤字。需要強調的是，這次危機給了亞洲很多深刻的教訓，使其選擇更多依靠自己積累，包括家庭和政府部門的儲蓄，來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危機。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不少亞洲國家一方面採取了謹慎的國際資本管理戰略，從國際資本市場的凈借款者轉為凈放貸者；另一方面，努力降低國內投資支出，並通過高利率吸引國內儲蓄，從而使其儲蓄大大超過投資。
2．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
多數亞洲國家選擇了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出口－投資拉動型」的增長模式成為亞洲地區經濟發展的基礎，這一戰略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抑制了國內的消費需求，形成了過高儲蓄和巨額經常項目順差。
3．投資率下降
盡管亞洲國家（除日本外）正在以較低的贍養率推動著較高的儲蓄率，國際石油價格大幅上升也推動了中東以及其他石油出口國的儲蓄率持續攀升。但是，有研究表明，最近幾年亞洲地區出現的巨額經常賬戶盈餘並不是儲蓄率上升的結果，而是投資率下降的結果。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亞洲地區投資急劇下降。1996－2004年亞洲（除中國和日本外）投資率下降了8．7個百分點。
實際上，金融危機對投資需求的影響都是負面的，包括墨西哥金融危機對拉丁美洲投資的影響，也包括亞洲金融危機對亞洲地區投資的影響。1997年之後，亞洲國家的投資系數均呈負值（見附表）。
（三）國際分工格局的變化及其影響
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生產要素跨國流動的趨勢進一步加強。生產要素國際流動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的國際分工方式，即主要使用本國生產要素進行的生產出口，形成了生產要素在一些國家的集中，並進行面向世界生產的新格局，表現為跨國外包發展與全球供應鏈延長。跨國外包是指跨國公司將生產或服務的一部分搬到海外，人工成本更低廉，賦稅更低，企業負擔的其他成本也更低。近年來，由於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把生產或服務轉移到海外，再把產品納入旗下的全球供應體系，從而使全球商品供應鏈延長。
國際分工格局的變化使世界各國對其比較優勢進行了重組，即勞動密集型生產和服務通常率先轉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國家，包括多數亞洲國家，使其擁有相對的出口競爭優勢；美國等發達國家主要向國際市場提供資本密集型產品和服務，這些產品和服務會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和新的出口優勢。但是，這兩個周期通常是不同步的，尤其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開發需要一個過程，表現為技術創新周期。這樣，各國比較優勢的體現，包括新的出口和就業機會的出現，呈現不同步性：當亞洲國家的比較優勢體現出來，美國的比較優勢還未能充分體現出來時；或者當美國的比較優勢表現出來，而亞洲國家的比較優勢還未能充分體現出來時，都有可能表現為雙方的貿易差額或經常項目差額。
三、失衡將在一定時期內存在
（一）宏觀經濟政策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失衡現象
由以上分析可知，引起世界經濟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復雜的，要解決由要素流動形成的全球經濟失衡問題更是一項長期的任務，它涉及到經濟結構、經濟制度、國際分工體系等深層問題，很難通過個別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在短期內改變。具體講，在解決失衡問題上，貨幣政策（包括利率政策、匯率政策）和財政政策是可以發揮作用的，但其作用有限。也就是說通過宏觀政策調整可以將經常賬戶差額限制在一定的限度內，但其作為總量政策很難從根本解決問題。
就調整儲蓄率來看，雖然通過利率政策可以調整儲蓄水平，但無論是美國提高儲蓄率，還是亞洲國家降低儲蓄率，都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因為儲蓄率不僅與利率水平有關，還涉及到一國的經濟和文化傳統，包括人口的年齡結構和勞動生產率水平，任何政府都很難通過擴張性貨幣政策或緊縮性貨幣政策在短期內改變一國的儲蓄率。
實際上，無論何時、以何種方式對失衡進行調整，都會涉及三個廣泛而又相互關聯的問題。一是美元實際匯率需要相對亞洲國家貨幣貶值，以減少亞洲國家對商品和勞務的總需求；二是美國內需增長應逐步慢於產出增長，以使其凈出口有增加的餘地。同時，美國需要提高儲蓄率，減少對外部儲蓄的使用。三是包括亞洲國家在內的其他發展中國家擴大內需，以減少凈出口，並降低儲蓄率（邁克爾·穆薩，2004）。很明顯，這三個問題都不是短期內能夠真正得到解決的。
從表面上看，利用匯率調整最容易，只要美元貶值（其他貨幣相對美元升值）就有可能減少美國的經常賬戶赤字。但實際上，美元相對於歐元、日元等主要貨幣貶值相對容易，而美元對亞洲國家貨幣貶值則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它遠遠超過了宏觀經濟政策操作的范疇。亞洲金融危機沖垮了亞洲國家曾經普遍實行的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然而，亞洲金融危機之後，由於「浮動恐懼」等原因，一些亞洲國家又重新回到了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上，其政府對本國外匯市場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干預。2002－2004年，美元曾對歐元和日元大幅貶值，最高跌幅達到50％，但是，由於亞洲貨幣普遍釘住美元，因而亞洲國家和美國的貿易差額都沒有能夠得到充分調整。
即使亞洲國家的貨幣能夠自由浮動，匯率的作用也是有限的。第一，單個亞洲國家的貨幣升值只會改變美國進口商對進口地的選擇，不會改變整個亞洲在新的國際分工格局中的地位。第二，亞洲國家的貨幣升值不可能在短期內改變亞洲地區的高儲蓄傳統和消費習慣。第三，亞洲國家需要貿易順差。對於那些實行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的國家來說，較快的出口增長意味著較高的經濟增長。對於那些飽受亞洲金融危機之苦的國家來說，較高的出口增長率意味著較大的外匯儲備規模。從某種意義上講，亞洲國家的「順差飢渴」和「外匯儲備偏好」可能會伴隨其整個趕超過程的始終。
（二）通過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可以將失衡限制在一定的限度內
世界各國正在為消除失衡進行著各種努力，正是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失衡狀況，使世界經濟能夠在失衡中保持較快增長。也就是說，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調整和經濟制度改革（包括匯率制度改革）可以將世界經濟失衡問題限制在一定限度內，避免使其演化成為金融危機，從而為解決這一問題贏得時間。
就財政政策來說，一些經濟學家認為，近年來美國經常項目赤字的增加是由其儲蓄率下降引起的，而其儲蓄率的下降則與其財政赤字有關。2001－2005年，美國財政余額佔GDP比重從＋2．5％下降到－3．5％，使其儲蓄佔GDP的比重則從16．2％下降到13．7％，經常賬戶赤字佔GDP的比重從4％左右上升到7％以上。因此，要降低經常項目逆差，就必須實行緊縮性財政政策，抑制需求的過快增長，減少進口。有關數據表明，美國已經在減少預算赤字方面有所行動。在2005財政年度中，美國的財政預算赤字下降為3186億美元，為2002年以來最少的一年。
從貨幣政策方面看。2004年6月份以來，美聯儲持續17次以同樣的幅度提高基準利率，目前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已經達到5．25％。對於儲蓄短缺、資產依存度極高的美國經濟來說，較高的利率水平有助於抑制過度消費。隨著美元利率上升，美國房地產市場正在逐漸降溫。美聯儲主席伯南科認為，房地產價格上漲速度趨緩可能提升未來兩年美國的儲蓄率。
在亞洲方面，亞洲國家經濟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進展，匯率制度的靈活性有所增加。許多亞洲國家正在進一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擴大內需。此外，近年來由於日本和歐洲經濟持續低迷，亞洲國家的貿易順差主要由美國市場吸收，表現為美國經常賬戶赤字。隨著日本和歐洲經濟復甦，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一問題。
四、目前的失衡是一種動態均衡
從理論上講，不平衡是絕對的、常態的；平衡是相對的、暫時的。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在任何時間內保持國際收支平衡，通常是在一段時間內出現貿易順差或經常賬戶順差，在另一時期內出現貿易逆差或經常賬戶逆差。一些國家的國際收支赤字必然同時表現為另外一些國家的國際收支盈餘；一些國家的國際收支順差必然同時表現為另外一些國家的國際收支赤字。
從現實出發，就美國與亞洲國家的貿易關系看，失衡是存在的、也是嚴重的，在長期內不可能持續。但是，在短期內，由於這種失衡表現為一種動態均衡，因而呈現出一種相對的可持續性：
第一，亞洲國家儲蓄多，美國消費多；亞洲地區的勞動力多，美國市場資本充裕。這些分開來看是不平衡，放在一起看則是相對平衡。
第二，在目前國際分工的新格局中，美國相對充裕的資本和技術與亞洲國家相對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的組合，能夠充分發揮各方比較優勢，是一種較為現實的選擇。
第三，目前亞洲國家以債券的形式積累了對美國的債權；美國以直接投資的形式積累了對亞洲國家的債權。這一不平衡根源於美國與亞洲國家金融市場效率的差異（目前美國的金融市場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市場之一），隨著亞洲國家金融市場的發展和完善，這一失衡會自動得到糾正。
第四，近年來出現的跨國外包與供應鏈延長是世界經濟適應全球化趨勢的必然結果，它降低了生產成本，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增加了公司利潤，發揮了各方的比較優勢，2001年以來，包括美國和亞洲國家在內的整個世界經濟都基本上實現了較低的通脹率下的經濟較快增長。
目前世界經濟失衡表現為「雙循環」：即一方面為了實現趕超戰略、為了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率、為了積累外匯儲備，亞洲國家想通過各種方式提高出口增長率，形成了巨額的經常項目順差。由於近年來歐洲和日本經濟持續低迷，亞洲國家的貿易順差主要為美國市場吸收，表現為美國經常賬戶赤字。另一方面，為了追求較高的資產收益率、為了保持儲備資產安全（包括維持美元匯率穩定，避免儲備資產損失），亞洲國家的資金又迴流到美國市場，彌補了美國的經常賬戶逆差，維持了美國的國際收支平衡，2004年美國經常項目逆差為6，659億美元，當年資本凈流入為8，218億美元。正是由於美國金融市場吸收了亞洲國家經常項目的順差；亞洲國家資金迴流彌補了美國經常項目賬戶的缺口，使國際金融市場達到了一種動態均衡，從而使世界經濟在失衡中保持了較快增長。
總之，由於引起世界經濟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復雜的，要解決由要素流動形成的失衡更是一項長期任務。但國際分工格局變動是世界經濟和國際市場適應全球化趨勢調整的結果，目前的失衡是一種動態均衡，世界經濟將在失
Ⅸ 我國匯率政策的主要內容包括
一、我國匯率政策的主要內容包括：
1、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
2、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
3、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二、中國匯率制度的調控：
1、方式。
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參照一籃子貨幣、根據市場供求關系來進行浮動。這里的"一籃子貨幣"，是指按照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選擇若干種主要貨幣，賦予相應的權重，組成一個貨幣籃子。同時，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計算人民幣多邊匯率指數的變化，對人民幣匯率進行管理和調節，維護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籃子內的貨幣構成，將綜合考慮在我國對外貿易、外債、外商直接投資等外經貿活動占較大比重的主要國家、地區及其貨幣。參考一籃子表明外幣之間的匯率變化會影響人民幣匯率，但參考一籃子貨幣不等於盯住一籃子貨幣，它還需要將市場供求關系作為另一重要依據，據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這將有利於增加匯率彈性，抑制單邊投機，維護多邊匯.
2、中間價。
中國人民銀行於每個工作日閉市後公布當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等交易貨幣對人民幣匯率的收盤價，作為下一個工作日該貨幣對人民幣交易的中間價格。現階段，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對人民幣的交易價仍在人民銀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間價上下0.3%的幅度內浮動，非美元貨幣對人民幣的交易價在人民銀行公布的該貨幣交易中間價3%的幅度內浮動率穩定。
3、調整。
2005年7月21日19時，美元對人民幣的交易價格調整為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作為次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上外匯指定銀行之間交易的中間價，外匯指定銀行可自此時起調整對客戶的掛牌匯價。這是一次性地小幅升值2%，並不是指人民幣匯率第一步調整2%，事後還會有進一步的調整。
因為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重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而非人民幣匯率水平在數量上的增減。這一調整幅度主要是根據我國貿易順差程度和結構調整的需要來確定的，同時也考慮了國內企業進行結構調整的適應能力。
Ⅹ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選擇趨勢是什麼
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選擇趨勢它是下降的趨勢由於全球經濟貨幣出現了極度的萎縮導致人民幣匯率兌換美元的匯率大幅大幅上升導致人民幣貶值的情況常的大希望採納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選擇趨勢，它是下降的趨勢，由於全球經濟貨幣出現了極度的萎縮導致人民幣匯率兌換美元的匯率大幅大幅上升導致人民幣貶值的情況，常的大希望採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