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綜合當前的經濟形勢， 分析我國中央銀行如何運用一般性貨幣政策工具進行宏觀調控，其效應如何
下調存款准備金率、債券正回購、降低再貼現率、都屬於常用的釋放流動性工具。最後可能刺激力度比較大的，還有直接調息或者不對稱調息。
㈡ 運用宏觀調控理論分析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作用的必要性及其政策配套選擇
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以間接調控為基本特徵，即政府調控主體主要通過政策手段把經濟參數附加到市場中多種生產要素的價格信號上，進而調節、引導市場主體的生產經營行為。間接調控所依仗的主要政策手段，便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這兩大宏觀調控政策共同服務於宏觀調控的總目標，但分工而互補，需要相互協調配合，促使經濟運行趨於總量均衡和結構優化的理想狀態。隨著我國經濟日漸市場化和全球化，經濟運行的復雜程度大大提高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加強協調配合的必要性和復雜性也顯著增強。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必要性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具有緊密的聯系，這種緊密聯系從根本上說植根於雙方政策調控最終目標的一致性。兩大政策調控的著眼點，都是針對社會供需總量與結構在資金運動中表現出來的有悖於貨幣流通穩定和市場供求協調正常運行狀態的各種問題；兩大政策調控的歸宿，都是力求社會供需在動態過程中達到總量的平衡和結構的優化，從而使經濟盡可能實現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兩大政策的緊密聯系還來源於雙方政策手段的互補性以及政策傳導機制的互動性，一方的政策調控過程，通常都需要對方的政策手段或機制發揮其特長來加以配合策應，經濟學理論對此可以作出很好的闡釋。從社會總資金的運動來看，財政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和貨幣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相互間必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和連鎖反應，各自的政策實施及其變動，必然要牽動對方，產生協調配合的客觀要求。
當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協調配合中的角色側重
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和地區差異顯著的特點，決定了經濟增長過程中結構變動因素特別強烈，問題十分突出，涉及總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等諸多領域的矛盾，而且在開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環境中，這些結構性問題更容易傳遞總量問題，例如，在總需求結構中，消費需求比例偏低是導致出口壓力大的重要原因，而出口快速增長又是誘發流動性過剩以及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與此同時，我國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的趕超性質和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等，不允許我們坐等由漫長的平均利潤率形成過程和調節資源配置過程來解決結構問題。對此，財政收支可以成為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財政政策可以積極發揮其結構調整功能的優勢，以區別對待的方式，通過調整財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達到促進結構優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貨幣政策調控的特點決定了它不宜實施過多差別性的調控措施，因此，兩大政策在我國結構優化調控方面的協調配合，應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近期，財政政策的重點是合理把握財政支出規模，優化支出結構，較大幅度地增加在社會保障、教育、衛生、住房保障、生態保護和科技創新等方面的支出，同時積極探索有關稅制改革和推進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
在總量方面，目前我國所要解決的問題是避免經濟過熱和防止明顯的通貨膨脹，由於貨幣政策對於總量調控的功能更為顯著，效果更為直接，尤其長於通貨膨脹時期的總量緊縮，所以，貨幣政策應在當前擔任總量調控的主力。而財政政策的總量調控效果具有間接性，並且我國財政政策需要在較長時期內承載優化結構和為改革提供財力保障的歷史任務，不到非常時期，不宜實施過分緊縮的財政政策，因此，近期在緊縮總量的調控方面應以貨幣政策「從緊」為主導，財政政策發揮適當配合作用。財政政策在總需求調控方面的影響應盡量保持中性，在增加有效供給方面更多發揮作用。
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調控結合部重點領域的合理協調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過程中雖然覆蓋不同領域，使用著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又在某些領域存在天然的結合點，例如國債和財政國庫存款領域，而在有些特定領域，通過政策制定者的主動設計，也會成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結合部，例如通過發行特別國債購買超額儲備的外匯建立主權基金。
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jingjiguancha/20080305/11034582673.shtml
㈢ 請用IS-LM模型來分析中國政府應對新冠疫情所採取的經濟政策。
摘要 關鍵詞：IS-LM-BP模型；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宏觀調控
㈣ 匯率選擇理論分析中國目前應選擇怎麼樣的匯率制度
那麼，一國如何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匯率制度？首先應該指出的是，一國匯率制度的選擇不同於國際匯率體系的選擇。相對國際經濟體系而言最優的匯率制度，並不總是適合某國某個經濟發展階段的需要，即並不一定是最優的。但是要確定一國較合適的匯率制度，不得不考慮其所處的國際環境，包括國際貨幣體系所處的發展階段、國際匯率制度、調節機制、資本流動甚至不同的政治體制等因素。同時，如前所述，既然在當今國際貨幣體系中，固定、浮動匯率制度都不能完全避免危機的沖擊，那麼在一國匯率制度的選擇中，具體如何選擇，或者說，應注意些什麼？ （一）尋找最優貨幣區實際上，只要允許國際間的交易，則兩個市場之間不可避免地要發生相互作用，即不論採取何種匯率制度，經濟周期的相互傳遞不可避免，只是傳遞的方式不同而已。傳遞的程度取決於各經濟體的特徵（以不同的彈性表現，大國與小國又有明顯的區別），由此，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有效性也不盡相同。換句話說，選擇何種匯率制度，只是在選擇與外部國家之間經濟周期的傳遞方式而已。著名經濟學家蒙代爾在《資本流動和國家相對大小》一文中，在一個世界的模型分析中，證實了在固定和浮動匯率制度下（資本自由流動），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本國和世界的影響。證明在固定匯率下，貨幣政策的效果並沒有完全喪失，而是傳遞到了國外；在浮動匯率下，財政政策的效果並沒有喪失，而是傳遞到了世界其他地區。 （二）大國、小國與發達、發展中國家的不同選擇一國的經濟特徵，首先是大國與小國的區別。匯率作為國家之間的貨幣比率，當一個國家沒有對外經濟聯系時，匯率就沒有意義，這時任何匯率制度都沒有區別。因此，匯率制度的選擇必然是基於一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存在一定的經濟聯系基礎之上的。同樣，這個時候所謂的大國、小國，也與一國對外開放的程度密切相關。在閉關鎖國（或嚴格控制與世界的經濟聯系）的情況下，即使是像中國一樣的大國，在這里也不能認為是一個大國。因為在這種情形下，中國經濟的波動對世界無足輕重，世界經濟的波動對中國來說也是微不足道。因此，這里的大國、小國，既與一國的經濟規模、經濟的多樣性有關，也與一國對外開放程度、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有關。匯率制度的選擇，對於大國和小國，具有不同的意義。以上的討論都以小國為基礎，即本國的宏觀政策、經濟行為不會對世界經濟、貨幣環境造成實質性影響。但對於像美國、歐盟，甚至進入21世紀後的中國這樣的大國而言，其一舉一動都將對世界經濟帶來影響。類似於完全競爭的模型已不能提供足夠的分析線索，這些大國對匯率制度的選擇結果，需要進一步考慮其與世界之間的互動。（三）資本賬戶管制是對匯率制度的一種補充以上分析，原則上是建立在資本賬戶開放的基礎之上的。實際經濟生活中，一國可以通過資本賬戶管理這種「計劃經濟」手段，來調節兩個國家貨幣、金融市場的融合程度，並從數量管理上作為匯率這一價格機制的一種補充。或者說，資本賬戶管制規定了兩國在哪些金融市場將相互融合，哪些市場將相互分割（或不完全分割），從而規定了匯率波動所反映的市場范圍。資本賬戶的管制狀況，是一國金融市場的最重要特徵之一，影響著最優貨幣區的選擇。 （四）固定匯率制度與浮動匯率制度誰主沉浮歷史上，單個國家的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的表現是不一樣的，而且，不同時期不同的國際貨幣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度、浮動匯率制度，也表現出不同的特性。影響匯率制度的最終表現，不僅僅是匯率制度本身的差別，它還與政治環境、國際資本流動有關，與國內的經濟表現、宏觀調控目標、監管措施甚至金融微觀結構有關。說到底，匯率制度是從屬於一個國家的貨幣制度，其作用發揮的優劣結果也是整個貨幣體系與經濟相互作用的結果。因此，單純從一國匯率制度判斷其最後結果的優劣，並沒有明確的答案。更重要的是，國際匯率制度的演變本身，相當程度上只是國際政治環境、資本流動，特別是經濟全球化演進和國家間競爭的一個反映。由於存在網路效應，在匯率制度具體形式的選擇上具有歷史的偶然性，但需要解決的矛盾卻具有歷史的必然性。 （五）中間匯率制度是對固定和浮動匯率制度的揚棄現實世界中存在的匯率，除了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之外，還存在大量介於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之間的各種中間匯率制度。中間匯率制度本質上是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的一種組合，在某種條件下使用所釘住國家的貨幣政策，在其他條件下則允許本國採取較為靈活的匯率制度。巴里·艾肯格林（1994）、奧伯斯費爾德和羅格夫 （1995）等依據資本高度流動使得匯率承諾變得日益脆弱分析，提出了「兩極論」或「中間空洞論」匯率制度假說。「兩極論」認為，一個國家的匯率制度要麼是固定匯率，要麼是浮動匯率，沒有中間匯率可以選擇。如奧伯斯費爾德和羅格夫認為，「形成和保持信譽已變得越來越困難，甚至像歐洲貨幣體系（EMS）那樣的寬幅匯率目標區也面臨投機攻擊，因而浮動匯率與共同貨幣之間的中間匯率制度不再是合意的。」 （六）不能忽視匯率制度轉換過程本身的重要性最後想指出的是，匯率制度選擇是否合理，有否風險，不僅僅是被選的匯率制度本身，還涉及到從被選前的匯率制度向被選匯率制度這一轉換過程本身。20世紀70年代以來，各國匯率制度頻繁變動（見表4-9）。1975~1999年各國匯率制度變動次數合計高達310次之多。其中，退出次數最多的就是單一貨幣釘住制度，而同時轉換到這一制度的為39次；進入合計次數最多的就是任意干預的管理浮動匯率制度，達107次，而同時轉換出這一制度的為82次。從每種匯率制度實際採用的時間看，嚴格釘住制度的久期最長，均值為14.9年，中值為23年；單一貨幣釘住和貨幣籃子釘住的久期次之，均值為9~10年，中值為6~8年；浮動匯率制度的久期最短，均值為4~6年，中值為2~4年。這表明，一是匯率制度轉換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沒有任何一種匯率制度會一勞永逸。當決定匯率制度的主導因素發生變化時，原有的匯率制度必然重新面臨選擇。即匯率制度的選擇不是一個靜態問題，而是一個動態轉換過程，具有歷史階段性。起碼這一從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來的國際匯率體系歷史性特徵，即使因美國2008年引致了全球危機，但全球都在探索國際體系重建，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內，這一歷史性特徵仍不會消失。二是一國匯率制度往往不是一次性轉換到位，而是需要多次的反復和轉軌。
㈤ 今年以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及貨幣政策取向變化後對經濟金融產生的影響
國家宏觀調控政策演變對蘭州經濟發展的影響
改革開放25年以來，我國經濟運行機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計劃經濟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逐步完善，市場調節在社會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得到應有發揮，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實現了以經濟"短缺"為基本特徵的供給約束型，向以市場需求約束為主轉變，增長方式也由粗放經營開始向集約經營轉變，人民生活已告別短缺，跨越溫飽，步入小康。與此同時，國家宏觀調控機制也能動地作用於經濟運行，有效地確保了國民經濟由大起大落轉向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受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蘭州經濟25年來也經歷了一個波浪式跌盪起伏的周期增長發展過程，呈現出自身的特殊性。
我國的宏觀調控與市場化過程相伴隨,先後經歷了總需求大於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於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其中1997年以前,面對賣方市場的情形,宏觀調控主要是通過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來實現經濟總量的平衡。1997年以後,市場機制的作用不斷擴大,形成了買方市場的情形,政府實施了更具有市場經濟意義的一系列財政和貨幣政策。具體說來，根據經濟運行態勢和體制環境不同，我國的宏觀調控主要經歷了六個階段：①1979-1981年；②1985-1986年；③1988-1990年；④1993年下半年-1996年；⑤1998-2003年上半年；⑥2003年下半年-至今。本文著重從後四個階段談談國家宏觀調控對蘭州經濟的影響。
一、1988-1990年治理整頓時期
（一）國家宏觀調控的背景及措施
始於"六五"中後期全國出現的經濟高速增長，在"七五"中期其所日趨積聚的諸多問題顯露出來，信貸投資和消費失控，通貨膨脹加劇，經濟秩序混亂。為此, 從1988年10月開始，黨中央、國務院提出了治理整頓的方針, 把穩定通貨、物價作為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首要目標，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大力壓縮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努力增加有效供給,整頓商品流通秩序。在貨幣政策方面，提高利率，實行保值貼補，穩定存款；適當收縮信貸規模、控制貨幣發行、控制職工貨幣收入的增長。在財政政策方面，開征特別消費稅、徵收預算外調節資金、延期歸還企事業單位的國庫券本息等。在行政手段方面，對漲價過猛的商品（如農業生產資料）實行專營，對部分商品實行控購（如控制社會集團的商品購買）、清理公司、憑證供應；凍結部分生產資料和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並相應增加國家的物價補貼。通過治理整頓，使居高不下長達20個月的零售物價指數從1989年4月起開始回落,治理整頓初見成效。這個時期宏觀調整和緊縮政策的手段主要是國家行政措施和增加物價補貼，以直接調控為主。
（二）蘭州的背景及調控效果
與國家治理整頓背景"高增長、高通脹"略有不同，蘭州市呈現"低增長，高通脹"局面，即所謂的"滯脹"。自1979年開始的三年調整整頓期和黨的十二大提出有計劃商品經濟後，全市經濟在1982年逐漸步入正軌，1983-1985得GDP每年增速均在11%-17%高位運行，1984年達到高峰，除1985年與全國持平外，1983、1984年分別高出全國0.5個和1.8個百分點。進入"七五"時期，受"六五"中後期出現的經濟高速增長影響，"七五"初期，蘭州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就已開始急劇膨脹，增長率突破26%，高於全國4-5個百分點。經濟增長受1987年一產下滑12.4個百分點，1988年三產又滑落10.2個百分點影響，呈逐年下滑之勢，GDP增長率由1985年的13.5%、1986年的12.3%、1987年的7.8%，滑落至1988年的3.8%；物價上漲指數從1987年始逐步回升，由9.8%上升到1988年的25.1%。
國家緊縮政策實施後，對蘭州市經濟產生了以下影響：
1、一定程度上初步控制了蘭州市總需求的膨脹，投資、消費全面下降，市場極度疲軟。1988年全市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急劇下滑，僅為8.13%，比1987年下跌18.14個百分點，1989年呈現負增長，比全國下降7.2%的降幅還低4.23個百分點；消費活動由非理性的搶購迅速降溫，消費水平增速由1988年的36.82%滑落至1989年的11.48%，1990年出現負增長，下降13.15%。
2、供需總量失衡的矛盾大大緩解，出現部分商品的買方市場，物價上漲得到遏制，通貨膨脹勢頭得到緩解。物價上漲指數從1989年開始由1988年的上漲25.1%快速回落，1989年物價指數為116.3%，到1990年出現負增長。
3、本已低速運行的經濟急劇滑入低谷。由於採取"急剎車"力度過大，經濟增長率在"七五"後三年都在低於5%的水平上運行，1991年經濟增長跌至2.2%。整個"七五"時期經濟表現出較為明顯的波動，年均增速僅為6.41%，分別低於同期全國、全省1.46和3. 15個百分點，是改革開放後幾個五年計劃期的最低點。
二、1993-1996年適度從緊時期
（一）國家宏觀調控的背景及措施
經過三年治理整頓，1991年我國經濟開始逐步走出低谷。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和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後，我國經濟再次進入高速增長期，"八五"時期除1991年外，其它4年全國經濟增長都在兩位數以上，伴隨經濟的高增長，也出現了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房地產業嚴重膨脹，開發區盲目擴張，信貸投資猛增。面對再次過熱的國民經濟，1993年黨中央、國務院及時加強了宏觀調控。以整頓金融秩序為重點、治理通貨膨脹為首要任務，採取適度從緊的宏觀經濟政策，尤其是總量控制、結構調整和改進調控方式等經濟政策，出台了宏觀調控16條措施，加強和穩定農業基礎，控制固定資產投資的過快增長。在調整優化產業結構政策方面，強化交通運輸和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加快能源和重要原材料工業的發展，重點是煤炭、電力、鋼鐵、建築材料和石化工業的發展；大幅度地增加農業優質品種的產量；按照規模經濟、合理布局和突出重點的原則，積極發展機械電子、石油化工、汽車製造和建築業，使之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同時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在財政政策方面，通過稅制改革、清理預算外資金、增收節支等手段，將財政赤字控制在預算規模之內。在貨幣政策方面，央行運用多種手段改進金融調控方式，注重對貨幣供應量進行調整，改變貨幣供應量增長過快和貨幣結構不合理的局面，採取"對沖"措施，收回央行再貸款減少基礎貨幣投放，通過兩次利率下調，調整了貨幣結構，通過控制固定資產和消費基金的過快增長，將現金發行控制在預定的調控目標之內，為抑制通貨膨脹、實現經濟"軟著陸"創造了條件。這一時期國家宏觀調控手段主要是堅持以適度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為主，再輔之以產業政策、外貿政策以及利率、匯率、價格、關稅等經濟杠桿，國民經濟調控方式實現了由直接調控為主向間接調控為主的轉變。
（二）蘭州的背景及調控效果
本輪調控中蘭州與國家的背景基本一致，都出現了"高增長，高投資，高膨脹"，但受地處西部內陸邊遠地區限制，蘭州市經濟發展與國家宏觀政策等因素影響明顯滯後，存在著一個政策時滯期。全國經濟1991年就已開始回升，GDP增長率由1990年的3.8%上升到9.2%，1992年達到高峰期，為14.2%；蘭州經濟則從1992年開始逐步回升，由1991年的3.4%上升到6.4%，1994年達到高峰期，增幅為12.6%。投資增速全國1990年開始回升，1993年達到高峰；蘭州則從1992年開始回升，1994年達到高峰。1993年全國經濟就已開始回落，蘭州則從1995年開始回落。
經過三年國家宏觀調控措施的落實，蘭州經濟逐步走出低谷，1996年成功實現經濟"軟著陸"。
1、以重工業、基礎原材料產品為主的工業格局相應得到了較好的發展空間，生產開始得到有效調整，扭轉了1992年以前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逐步下滑的局面。1993-1995年工業增加值以9-15.3%的高速運行,佔GDP的構成由1992年的45.85% 逐步上升到1993、1994、1995年的50.91%、51.51%、52.02%。
2、投資結構得到大幅調整，基礎設施建設大規模邁出重要一步。1994年國務院五部委確定建設蘭州商貿中心後，為了改善投資硬環境，政府加大了對舊城區的改造，進行了幾條主幹線道路的拓建，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有了突破性進展，1993-1995年基建投資中用於第三產業的投資比重均超過了50%，改變了過去投資主要以二產，尤其是工業為主的格局。在國家1994年投資逐步回落時，蘭州市則受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的影響，投資繼續保持高速增長，1993-1995年投資年均增速達37.31%，高於全國1.97個百分點,使整個"八五"時期投資年均增速達26.56%,成為蘭州市各個五年計劃中重點建設搞得最好、增長最快的時期。投資結構方向的調整,同時也加快了蘭州市第三產業的發展，"八五"時期全市三產年均增速達8.81%，比"七五"提高了4.25個百分點。
3、物價指數逐漸回落，總體經濟保持持續、穩定增長。在控制物價指數方面，市上通過加大實施各項宏觀調控和平抑物價的力度，加強對直接影響人民生活的糧油、肉、菜等商品的最高限價、差率控制，同時大力組織供給，物價上漲指數在1996年由1994、1995年的21.9%、15.5%回落到5.7%。在降低通貨膨脹率的同時，經濟增長幅度由1994年的12.6%逐步回落到1996年的9.1%，實現了"軟著陸"，使"八五"時期成為蘭州市改革開放20多年中（除"十五"前三年）的頂峰期，GDP 年均增速達9.12%。
三、1998-2003年上半年擴大內需時期
（一）國家宏觀調控的背景及措施
1997年，為鞏固前三年"軟著陸"成果，中央在繼續實行"適度從緊"的宏觀調控政策的同時，針對通貨膨脹水平不斷下降的新情況，實施穩中求進的政策，兩次下調利率，使經濟運行實現了"高增長、低通脹"。1998年由於遭受國內特大洪澇災害和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上體制轉軌，經濟轉型和經濟國際化進程加快，國內商品供求矛盾逐步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需求不足的問題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突出矛盾。黨中央、國務院及時調整宏觀調控政策，由"適度從緊"、"穩中求進"轉向了"擴大內需"，從反通貨膨脹轉為防止出現通貨緊縮趨勢，主要採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同時還輔之以產業和貿易等各種政策工具。積極財政政策的核心內容是增發長期建設國債，擴大政府支出，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五年中，又推出了一些其他配套政策，如：增發國債用於企業技改貸款貼息；調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國企下崗職工、失業人員以及城鎮居民低保對象等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增加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工資和離退休人員的養老金；調整抑制消費需求的稅收政策，開征利息所得稅、鼓勵消費信貸、延長法定節假日等；提高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率，加大退稅力度，支持出口；對高新技術產業給予稅收優惠，改造傳統產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國債投資向中、西部傾斜，支持西部大開發等等。此外，財政政策還進行了分稅制和稅制改革，加強預算外資金的管理，加快"費改稅"步伐，擴大中央財政收入，強化轉移支付制度，加大對社保基金的支持。在貨幣政策上，目標是穩定幣值，支持增長，對內保持物價穩定，對外保持匯率穩定。一是通過取消貸款規模限額管理，代之以資產負債比例管理；二是注重運用存款准備金、再貼現、再貸款等多種手段對貨幣供應量的調節，積極試點公開市場業務，靈活運用利率手段，自1996年以來連續8次降息，以刺激消費和投資，拉動市場需求；三是發行特別國債充實銀行資本金，降低不良資產，防範金融風險。從這一時期國家宏觀調控的手段，表明國家宏觀調控水平上升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從以前注重追求增長速度，轉變為既注重增長速度又注重提高增長質量和結構優化升級上來。
（二）蘭州的背景及調控效果
與國家本輪宏觀調控背景一致，"九五"初期蘭州經濟"軟著陸"後，到1998年經濟一直呈下滑態勢，由1996年的9.1%下滑至1997、1998年的8.7%和8.3%，增長率一年滑落0.4個百分點。物價上漲指數也逐年下滑，由1996年的5.7%滑落至1997年的1.5%，98年出現負增長。1999年蘭州經濟發展出現拐點，自2000年起，一路穩定走高。
國家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五年來，蘭州產業結構得到優化升級。
1、基建投資結構得到進一步調整，一、三產升，二產降，城市基礎設施狀況得到大大改善。基建投資結構在"八五"得到調整的基礎上，"九五"初期又回復到以二產投資為主的局面，1996、1997年其比重達到62.37%和57.23%，三產投資比重下滑至37.63%和42.76%，一產維持在0.01%以下。隨著國債投資向西部的傾斜，尤其是農林水利、鐵路、通訊、環保和城市基礎設施的重點加強，蘭州市基建投資中用於三產的比重穩步提高， 1998年上升至57.68% ，1999-2003年為69-77%之間，交通運輸郵電業投資佔三產比重達到33-45%之間，用於一產的比重上升至1.3-5.9%之間。二產比重下降至20-29%之間，投資乘數效應的釋放，使1999-2003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速達10.42%，超過同時期全市GDP增速0.78個百分點。
2、企業技術改造投資得到進一步加大，經濟增長模式由粗放型的外延增長逐步向集約型的內涵增長轉變。以高新技術對石油化工、有色冶金、輕紡、儀器機械、建材等傳統產業進行的升級改造，為蘭州市工業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新的經濟效益和實力。2000-2003年全市用於工業技術改造的投資占技改投資的比重逐年上升，由35.43%上升到75.05%。四年累計投入141.07億元，年均增長23.23%。工業技改為新一輪經濟加速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工業增加值增速在"九五"末期止跌回升，由1998年的5%上升至1999、2000年的7.01%和7.9%，進入"十五"時期擺脫前兩年的弱勢增長，呈現出逐年加快發展的好勢頭，2001-2003年工業增速分別達到10.1%、10.84%和11.9%，促使1999-2003年年均增速達9.53%。
3、二、三產業協調發展，有力的拉動了經濟的全面增長，避免了蘭州市經濟增長率持續下跌的趨勢。2000-2003年經濟增長率逐步反彈，2003年達到11%。"九五"時期GDP年均增速8.58%，"十五"前三年達到10.48%，為最高期。三次產業結構也由1999年的5.7:51.7:42.6調整到2003年的4.2:52.8:43，總體上呈現一產降，二、三產升，產業間及產業內部結構更趨合理，增強了經濟發展的穩定性。
四、2003年下半年以來冷熱兼治、雙向使勁時期（一）國家宏觀調控的背景及措施
面對經濟在"十五"前三年連續"加速增長"之後，經濟運行中存在的片面追求增長速度、部分行業盲目重復投資、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偏大、貨幣信貸增長偏快、以及亂占濫用耕地、糧食供求關系發生變化等問題，繼發了部分行業、部分地區工業、投資"過熱"，農業、服務業"偏冷"的"結構性失衡"，出現了一定范圍的"油荒"和"煤荒"，煤電油運等供應全面緊張的現象。針對這種情況，為了保持經濟發展的良好勢頭，避免出現大起大落，同時為了抑制高耗能產業的盲目發展，從2003年8月起，以央行提高商業銀行准備金率為標志，國家逐漸加大了對經濟的宏觀調控轉型力度。特別是從今年4月份以來，面對物價上漲逼近5%的臨界線，國家果斷地陸續出台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措施。財政政策由前幾年的"積極"取向逐漸向"中性"方向轉變，貨幣政策由前幾年的"穩健"逐步轉向"適度從緊"，並對市場機制還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的領域，如土地管理等，適當運用一些行政手段。具體包括：
一是加強貨幣信貸投放調控。央行在去年8月將存款准備金率提高1個百分點的基礎上，今年4月又提高了0.5個百分點。同時，央行加強公開市場操作，向貸款增加較多的商業銀行發行500億元定向票據，收緊放貸能力。出台了加強窗口指導和銀行監管的措施，將信貸政策與產業政策協調配合起來，要求商業銀行一方面嚴格控制對鋼鐵等過熱行業的信貸投放，另一方面支持有利於調整結構、擴大消費和增加就業的項目資金需要。
二是圍繞產業政策准入，嚴格用地管理。開展了土地市場特別是開發區的清理整頓。從5月份開始凍結土地審批半年，農轉非用地半年內停止審批。停止對鋼鐵、水泥、電解鋁和高檔別墅、高爾夫球場等房地產開發的土地供應。配合做好制止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行業盲目投資工作，嚴格加強用地管理，防止突擊批地。對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行業准入標準的建設項目，一律不批准用地。對違法違規佔地嚴重的地方，暫停土地使用審批。堅決收回違規多佔或占而未用的土地。
三是全面清理固定資產投資項目。對在建和擬建項目進行全面清理和審核，對國家明令禁止的、違反有關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不符合環保規定、城市規劃、信貸管理和項目審批程序等有關規定的在建項目停建緩建，並視情況進行處理。暫停審批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辦公樓、培訓中心和各類會展中心、大學城等項目。
四是提高建設項目市場准入標准。將鋼鐵、電解鋁、水泥、房地產（經濟實用房除外）等部分行業建設項目資本金比例提高了15個百分點，其中鋼鐵項目資本金比例由25％提高到40％以上；水泥、電解鋁、房地產開發項目資本金比例由20％提高到35％以上。並相繼制定出台了一些相關產業政策和行業標准，切實按照產業政策和環保、安全、能耗、技術、質量等市場准入標准，從嚴審核新建項目。
五是強化經濟運行調節。加大煤電油運協調力度，促進煤電油運和重要原材料的供需銜接，限制不符合產業政策、沒有達到市場准入條件企業的用電用油用煤額度。加快能源、電網建設，制定有序供電方案，優先保證城鄉居民生活和重點單位的用電需求，充分挖掘煤電油運企業的生產潛力，努力保障重要物資運輸。調整煤價和電價，實行新的用電政策。全國范圍內提高電價，取消地方出台的優惠電價，對高耗能行業實行差別電價，積極疏導矛盾。組織開展全國資源節約活動，號召把節能特別是節約用電變成全社會的共同行動。
六是鼓勵和扶持糧食生產。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鼓勵糧食生產的政策措施，包括對種糧農民的直接補貼、良種補貼、購買農機補貼、農資價格管理、農業稅減免、對糧食購銷市場全面放開等。
這一時期國家運用了"統籌兼顧、協調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宏觀調控主要向兩個方面側重，既 "防熱"，控制部分行業投資過快增長，適時適度調控回升過程中出現的各種苗頭性問題，防止局部過熱現象蔓延；又"升溫"，加大對農業、交通、能源等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避免大起大落，保持經濟的可持續協調發展。與前三次宏觀調控不同，本次調控充分體現了適時適度，區別對待，不"急剎車"，不"一刀切"，注重實效的方針。1至5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比上年同期增長34.8%,增幅比前4個月回落8個百分點，其中5月份比上年同期增長18.3%，增速比4月份和3月份分別回落16.4和25.2個百分點，投資增長過快勢頭有所遏制,房地產等部分行業過度投資的勢頭開始回落，糧食價格趨穩，重要生產資料價格漲勢減緩。財政支出增速成明顯減慢，銀行信貸有所控制，貸款余額比上月回落1.3個百分點。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8.1%，增速比前4個月回落0.1個百分點。
（二）蘭州的背景及調控效應
這一時期蘭州與國家宏觀調控背景略有不同，結構性失衡問題表現的不明顯，也未出現過熱現象，但宏觀政策影響已開始顯現。"十五"前三年蘭州市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一直保持在9.9-12.85%之間，2003年僅為9.97%，均低於全國，且差距日漸拉大，2003年相差16.74個百分點，年均增幅低於全國7.07個百分點,尚未出現固定資產投資過熱的現象。2001-2003年全市工業年均增速與三產年均增速相差僅0.26個百分點，2003年相差0.9個百分點，二、三產同步協調發展，而同時期全國工業與三產年均增長相差3.03個百分點，2003年差距高於3年年均增速2.87個百分點，三產增速僅為6.7%，低於三產年均增速0.83個百分點。與全國27省會城市對比分析，2003年除第三產業處於中下游序列，蘭州GDP、二產增加值以及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均處於下游位置，也未出現"過熱"的跡象。
隨著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逐步到位，尤其是蘭州市經濟發展受政策影響明顯滯後特點，省市早動手，防患與未然，積極採取有效措施將各項政策落到實處。為緩解三農問題，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糧食生產和保護農民利益的政策措施。如安排糧食生產直接補貼資金，繼續推進稅費改革，降低和取消了農業稅，加大對農業產業化專項資金的投入力度。為嚴格控制部分行業出現的盲目投資和低水平重復建設問題，蘭州市對有關行業的項目建設情況進行了認真清理檢查，從產業政策、行業規劃、市場准入、環境保護、土地管理等方面嚴格控制新開工項目。為切實加強對耕地的保護工作，從嚴控制農田轉為建設用地的審批。從上半年經濟運行情況看蘭州市上述宏觀調控效應已初步顯現。
1、銀行貸款大幅回落，新增貸款短期化特徵明顯。自4月份起貸款增量減緩，增幅回落逐月加大。上半年全市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比年初增加78.21億元，較上年同期少增31.81億元，比年初增長8.17%，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5.74個百分點，回落幅度比1-4月落差拉大3.66個百分點。5-6兩月環比增加貸款同比減少27.89億元，占上半年新增貸款的35.60%，而上年同期為47.21%。從貸款結構看，六月底工業短期貸款比年初新增27.65億元，同比增長34.22%，比前4月增幅回落15.92個百分點；中長期新增貸款28.24億元，主要重點支持電力、公路、電信、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城市居民住宅開發項目等，同比下降37.62%，比前4月增幅回落8.1個百分點，其中基建貸款上半年降幅比前4月擴大43.37個百分點,技改貸款增幅比前4月回落5.72倍，增加額度佔新增貸款比重比前4月回落1.53個百分點。技改貸款大幅回落將會給企業今後結構調整帶來資金約束。
2、土地市場嚴格審批，主要影響全市基本建設和房地產開發項目，尤其是後期影響較大。截至5月底，全市各類開發園區由22個撤消、合並為6個，使違規設立、違法圈地問題得到有效遏制。但同時，作為建設項目載體的土地，今年縮減用地規模，半年內停止土地審批，對於對土地依賴程度較大的基本建設和房地產開發影響較大。2003年，在全市土地購置費中，基本建設和房地產開發分別佔33.63%和45.36%，更新改造僅佔15.76%。上半年基建和房地產開發的土地購置費分別佔全市的31.89%和58.77%，更新改造與2003年持平。基本建設購置費同比下降33.13%，房地產開發土地購置面積同比下降30.37%。土地規模的縮小影響了全市投資規模。上半年全市固定資產投資增幅比前4月回落15.29個百分點。其中基本建設投資回落21.87個百分點；房地產開發投資回落7.36個百分點，房地產開發中住宅和辦公樓投資比重比上年略有下降；更改投資上升1.58個百分點。土地市場的從嚴審批，對於下半年即將舉辦的"蘭洽會"和以項目促發展的蘭州而言，會導致部分新增項目無法立項，部分招商引資項目無法簽約，影響新開工項目上馬和後期項目儲備，進而影響全市後期投資與經濟增長。
3、宏觀調控的重點工業行業增速減緩，產成品庫存上升。受國家宏觀調控直接和間接影響的有色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建材製造業上半年同比增長13.85%，低於全市限上工業增速6.2個百分點,比1-5月回落4.03個百分點。1-5月產成品庫存45.03億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5.49%，其中主要集中在有色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和化學原料及化學製品製造業，分別比去年同期上升2.28倍和50.56%。從短期看,受煤電油運及資金緊張和國家對部分原材料能源的調價因素影響,部分企業的生產、銷售及效益會受到一定製約，但從遠期看,部分行業市場准入門檻的提高以及對能源的加快建設，將會抑制產品結構不合理，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以及產能盲目擴張的企業，減緩企業競爭力，對於以重型、資源型、基礎產業型為主體的蘭州工業而言，優勢企業規模將會得到擴大，結構會得到優化，效益也會得到進一步提高，上游產品原材料供應緊缺狀況會得到大大緩解，全市工業發展前景看好。
4、部分生產資料價格逐月下降。在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下，蘭州市鋼材、水泥等部分生產資料供需矛盾得到緩解，出廠價格開始逐月回落。上半年全市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為107.34%，漲幅比1－5月份回落1.11百分點。但部分生產資料價格漲幅仍然較高。1－6月普通大型鋼材、焊接鋼管和電爐硅鐵分別比去年同期增長15.66%、12.95%和48.63%。
5、農業產業結構調整進一步優化，農民現金收入呈現兩位數增長。糧食播種面積受蔬菜、瓜類等經濟作物播種面積上升的結構調整和建設征地等影響有所下降。據統計，2004年蘭州市夏糧播種面積為125.39萬畝，與上年的127.8萬畝相比，減少2.4萬畝，減幅1.88%。為了彌補夏糧播種面積減少的損失，加快了主導產業和優勢產品的開發，優質高效農作物比重提高。今年蘭州市完成優質農作物播種面積 77.93萬畝，占已播農作物面積比重28.58 %，比上年提高4.11個百分比。其中優質糧食播種面積55.98萬畝，同比增長20.13%。由於今年優質專用小麥、優質加工型馬鈴薯售價高,比較效益較好,農民種植積極性較高，兩者的播種面積大幅上漲,比去年同期增長超過了30%（增幅分別為37.42%和42.84%）；優質專用玉米6.63 萬畝，同比增長15.3%。預計夏糧總產可達23.18萬噸，增長3%左右。夏糧平均畝產184.86公斤，與去年相比單產增加8.76公斤，增長4.97%。由於積極落實中央一號文件精神，同時農副產品價格的全面上揚也激發了農民種養殖的積極性，確保了農民的增產增收。上半年農民人均現金收入為996元，同比增長10.5%，為近幾年來最高。伴隨"三補一減"措施效應的逐步顯現，預計今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將會有一個快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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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http://www.gsjsw.gov.cn/html/rkzlyj/21_19_01_68.html
㈥ 分析在宏觀調控中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相互配合的意義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兩大基本政策手段。二者主要是通過實施擴張性或收縮性政策，來調整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二者既各有側重，又緊密聯系，必須准確把握和正確處理二者的關系，根據實際情況協調而靈活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才能充分發揮其應有作用，保證國民經濟健康持續快速發展。
㈦ 匯率制度為什麼能成為宏觀調控的一個工具
綜合分析匯改的歷史成因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演進歷程1994年以前，我國先後經歷了固定匯率制度和雙軌匯率制度。1994年匯率並軌以後，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企業和個人按規定向銀行買賣外匯，銀行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進行交易，形成市場匯率。中央銀行設定一定的匯率浮動范圍，並通過調控市場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1997年以前，人民幣匯率穩中有升，東南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收窄，實際上實行的是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從表1可見，25年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總體經歷了一個不斷貶值的過程，由1981年一美元兌1.70元人民幣到1994年匯率改革時的一美元兌8.61元人民幣，隨後幾年略有上升，而1997年以來基本穩定在1美元兌8.27人民幣水平。（一）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原因分析我國在1994年開始實施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事實上是在1997年之後是以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該匯率制度符合當時我國的國情，為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維護地區乃至世界經濟金融的穩定做出了積極貢獻。但是，進入2000年以後，隨著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的變化，原有匯率制度也暴露出了一些弊端。1.國際收支失衡問題嚴重進入2000年以來，我國經常項目、資本項目「雙順差」呈擴大的趨勢，2004年尤其明顯。這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近年來美元不斷對外貶值，由於人民幣盯住美元，於是也跟著貶值，相對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人民幣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低估。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我國商品和服務出口的競爭力，使經常項目順差不斷擴大；二是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加大了外商對我國的投資，尤其是促使大量短期資金流入，使我國資本金融項目順差快速擴大。我國國際收支項目中不斷擴大的「雙順差」，加劇了我國跟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尤其是美國與歐洲，屢屢對中國挑起貿易之戰。2.貨幣政策獨立性受到挑戰受我國國際收支連年順差的影響，我國外匯儲備在近幾年增長極其迅速，僅2004年就增長了2067億美元，增幅達到近50%，至2005年6月底，我國外匯儲備已高達7110億美元。外匯儲備的高速增長造成了我國貨幣投放的過快增加，2004年出現了通貨膨脹的壓力。為了抑制國內信貸投放過猛、部分行業和地區盲目投資和重復建設嚴重的現象，中國人民銀行不得不採取在公開市場上對沖外匯占款的做法，對沖比率不斷提高，以至出現「無券可用」的情況，只能通過不斷滾動增發央行票據來回籠資金，使得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受到很大的挑戰。3.國際熱錢大量湧入1997年以來的我國實質上的盯住美元匯率制，在促進我國出口和吸引外資發展的同時，也給國際熱錢入侵留下了可乘之機。近十年來，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和我國外匯儲備的不斷增大，國際上對我國人民幣的升值預期不斷上升，國際炒家通過各種途徑大舉進入我國，豪賭人民幣升值。大量熱錢的湧入，在很大程度上危害了我國金融體系的穩定，降低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加大了我國的金融風險，不利於宏觀經濟的穩定發展。因此，為了進一步加強我國經濟金融穩定性，需要對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制度進行改革。（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時機選擇分析盡管2003年以來，歐美各國屢屢施壓，迫使人民幣升值，但是中國政府頂住了壓力，保持了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在當前人民幣升值預期降低情況下進行匯率制度調整，起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是相對比較科學的。1.國內條件分析從國內實際情況來看，人民幣匯率調整的條件是相對成熟的。首先，我國國民經濟繼續保持平穩快速增長勢頭，2004年的GDP增長率高達9.5%，今年上半年仍然保持了9.5%的增幅，這為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奠定了扎實的經濟基礎。其次，經過一年多的著力調控，我國經濟宏觀調控收到很好的效果，原先過熱的國內固定資產投資進入相對穩健的狀態，通貨膨脹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費物價水平降到了2.3%水平；第三，我國外匯市場發展迅速金融改革成效顯著，如外匯管理逐步放寬，外匯市場建設不斷加強，市場工具逐步推廣，各項金融改革取得了實質性進展。這為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後的正常運行創造了市場條件。2.國際條件分析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國際條件同樣趨於成熟。近來由於美國經濟增長加快和美聯儲的持續加息，從2001年開始的弱勢美元最近走向強勢。從今年1月份開始，美元對歐元、日元匯率開始大幅度升值。由於人民幣匯率與美元掛鉤，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的匯率也隨即走強，人民幣升值預期降低，升值壓力減輕。這為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創造了有利的外部條件，緩解了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帶來的外部沖擊。-------------------------------------研究現行匯率制度及正確認識人民幣匯率的波動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內容及其影響分析（一）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內容解讀這次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將人民幣匯率盯住美元改為參考一籃子貨幣。即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按照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選擇若干種主要貨幣，賦予相應的權重，組成一個貨幣籃子。同時，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計算人民幣多邊匯率指數的變化，對人民幣匯率進行管理和調節，維護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參考一籃子表明外幣之間的匯率變化會影響人民幣匯率，但參考一籃子不等於盯住一籃子貨幣，它還需要將市場供求關系作為另一重要依據，據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這一改革特點集中體現了我國政府在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所主張的「主動性」和「可控性」原則，既有利於政府對匯率制度靈活操作，又不至於引發匯率的過大波動。這次改革的又一重要內容，是對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水平進行小幅調整，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由1美元兌8.27元人民幣調整為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這一調整幅度主要是根據我國貿易順差程度和結構調整的需要來確定的，同時也考慮了國內企業進行結構調整的適應能力。與上個世紀80年代「廣場協議」後日本日元對美元升值將近一倍相比，我國政府頂住國際壓力，對進行人民幣小幅升值，有利於我國經濟金融穩定與持續發展。這一特點集中反映了我國政府在人民幣匯制改革中的「主動性」和「漸進性」原則。（二）人民幣匯率小幅升值的影響分析這次人民幣匯率小幅升值，會對我國經濟產生利弊兼有的影響，但總體而言是利大於弊。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好處有：一是人民幣升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我國企業進口成本；二是人民幣升值可以改善我國的貿易條件。近年來，我國出口商品基本上處於薄利多銷的狀況，出口利潤的增長遠低於出口量的增長，實際資源轉移速度加快，這對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不利的。人民幣升值後，出口商的人民幣收入相應減少，為了保持原有的利潤水平，其或是提高出口商品的國外售價，或是減少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量，從而使貿易條件得到改善。三是有利於減少國際貿易磨擦。近年來，國外對我國出口商品的反傾銷及其它貿易爭端不斷加劇，商品出口的國際環境惡化，人民幣升值使中國商品國外銷售價格提高，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種狀況；四是有利於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一方面，人民幣升值降低了我國企業進口先進技術、設備的成本，有利於出口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技術升級。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壓縮了我國出口商品的利潤空間，促使企業減少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增加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五是人民幣升值有利於我國企業的跨國投資活動。人民幣升值節省了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成本，使得國內企業更容易「走出去」；六是可以減緩我國外匯儲備的增長速度，從而減少由外匯儲備過快增長而帶來的一系列負面影響。人民幣升值的不利之處有：一是會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出口貿易起到抑製作用。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出口的商品在很大程度上靠價格取勝，人民幣升值削弱了很多商品出口的價格競爭優勢，從而影響我國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二是出口的抑制又會加大就業壓力。我國出口企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吸納了眾多的勞動力就業。人民幣升值對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影響遠大於對資本密集或技術密集型企業的影響，一旦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增速放緩，勢必造成就業壓力；三是人民幣升值會在一定程度上減緩外商來華投資的增長速度，因為人民幣升值雖然會使已在華外資企業的資產增值，但卻會使准備前來中國投資的外商的投資成本增大。四是人民幣升值為已流入中國的國際游資提供了獲利機會，並有可能增強國際游資對人民幣繼續升值的預期，從而加劇國際游資的非正常流動。綜上所述，這次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增大了我國匯率制度的彈性，更適合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雖然由於人民幣的小幅升值，短期內會引起我國進出口商品價格和貿易量的波動，但從長期來看，有利於我國市場經濟體系的完善，有利於我國產業結構和進出口商品結構的調整，從而有利於我國對外貿易與整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現行匯率制度對我國貨幣市場影響一、改革前匯率制度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制約從1994年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到這次匯率制度改革之間，人民幣匯率雖然名義上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實際上卻是一種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從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出發，在資本趨於自由流動的過程中，貨幣政策只有同浮動匯率相配合，才能真正體現其有效性，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貨幣政策僅在短期內有效，從長期來看無效。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固定匯率制度的安排與我國貨幣政策之間的沖突日益明顯。特別是在此輪經濟過熱中，我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對國民經濟進行干預，其中主要運用了貨幣政策，貨幣政策從幾年前的「穩健」逐步轉向「適度從緊」。但是由於我國國民經濟連續多年的快速增長和美元的持續走低等原因，使得人民幣幣值被低估，幣值的低估嚴重製約了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一）貨幣政策獨立性降低在開放經濟中，存在國際資本自由流動、匯率穩定和貨幣政策獨立性這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實現的矛盾，即「三元悖論」。此次匯率制度改革之前，我國選擇的是固定匯率與貨幣政策獨立性，對國際資本流動實施較為嚴格的控制。在一國金融體系尚未完善，抗金融風險能力較弱的情況下，這種制度安排無疑是符合中國當時的經濟實際。然而，隨著我國加入WTO，在開放經濟的大趨勢下，伴隨著金融全球化、一體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國內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程度的逐漸加強，合法和違規的資本大量湧入，致使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在我國無法實現。事實上，在此輪經濟過熱的治理過程中，我國政府雖然穩定了人民幣匯率，但卻是以喪失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為代價，對通貨膨脹的控制的依賴於行政手段，而不是貨幣政策。（二）外匯儲備的激增對貨幣政策有效性和主動性提出挑戰外匯儲備的增加主要源自於貿易順差和「熱錢」流動。由於人民幣幣值被低估，持續擴大的貿易順差和國外「熱錢」的蜂擁而至引起了我國外匯儲備的激增。今年上半年，我國出口為3423．4億美元，進口為3026．9億美元，貿易順差達到396．5億美元，而去年同期則是68億美元的逆差。截止到6月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7110億美元，同比增長51．1％；上半年外匯儲備增加1010億美元，同比多增337億美元，其中僅6月份外匯儲備就增加200億美元，同比多增80億美元。外匯儲備的激增會導致貨幣供給的增加，加大通貨膨脹壓力。為了緩解外匯儲備增長而帶來的通貨膨脹壓力，央行不得不加大力度進行沖銷操作來阻止貨幣供給的增加，但這又會造成信貸收縮，進而增大人民幣利率上升的壓力，反過來又迫使央行買入外匯儲備，最終增加貨幣供給，導致央行試圖改變貨幣供給的努力會大打折扣。上半年，我國出現了「寬貨幣、緊信貸」的局面，在信貸收縮的情況下，廣義貨幣供應量（M2，M2由國內信貸和外匯占款組成）仍然大幅增加，這說明央行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受到了外匯儲備的干擾，大大影響了貨幣政策的調控效果，其有效性面臨嚴峻挑戰。（三）利率工具的運用受到約束在我國，由於固定匯率原因，利率政策手段的效果十分有限，再加之國際社會和金融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使得利率工具的運用受到約束：1、在固定匯率制度下，當我國上調（下調）利率進行緊縮（擴張）調控時，會導致資本項目的順差（逆差）。為了穩定匯率，央行在外匯市場上買入（賣出）外匯，從而增加（減少）了外匯儲備，進一步影響到基礎貨幣的投放，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利率政策的效果。2、升值預期和跟隨美元的貶值導致我國出現大量貿易順差。在正常的經濟環境下，我國可以通過降低利率水平促使國內資金和國外短期資金外流，達到解決國際收支失衡的目的。但是，由於我國經濟過熱還未得到徹底解決，存在通貨膨脹壓力，降低利率有悖於宏觀調控的方向，以至於利率工具的運用面臨尷尬。3、由於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存在，如果大幅提高利率會吸引的境外資金流入國內，增加外匯儲備，從而進一步增大升值壓力。正是由於利率無法較大提高，且國內物價水平較高，致使我國實際利率水平較低甚至出現負利率現象。在國內金融投資品種比較少的情況下，股票市場又是持續低迷，於是各路資金追逐投資，尤其是房地產，使得固定資產投資增幅長期處於高位運行。（四）「熱錢」流動降低貨幣政策有效性隨著人民幣升值預期的不斷加劇，大量「熱錢」通過各種合法及非法渠道湧入中國。「熱錢」的流動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影響我國貨幣政策的執行：首先，「熱錢」的流入增加了外匯儲備，加大通貨膨脹壓力，從而削弱了適度從緊貨幣政策的力度；其次，「熱錢」具有高度流動性和不穩定性，它的快速流入流出會對我國金融系統造成巨大沖擊，因而加大了央行運用貨幣政策工具進行調控的難度；最後，在我國股市持續低迷的情況下，勢必有大量「熱錢」進入房地產市場，這將直接影響我國政府對房地產行業調控的效果。二、匯率制度改革增強了貨幣政策有效性此次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改變了匯率過於固定的狀況，形成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種匯率制度使得人民幣匯率更具靈活性，增強了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第一，在「三元悖論」中，此次匯率制度改革使我國的匯率波動區間變寬，意味著我國在資本自由流動程度逐漸提高的背景下，通過放棄匯率穩定的目標而增加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在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下，我國可以獨立的行使自己的貨幣政策，通過匯率杠桿對國際收支進行自動調節，改變了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因受多種因素牽制而被動行使貨幣政策的局面。第二，匯率制度改革以後，人民幣匯率可以根據市場供求狀況，不斷地進行微幅調整以平衡國際收支，使中央銀行的外匯干預有一定的調控空間，擺脫了為穩定匯率而在外匯市場上買入（賣出）外匯，從而被動的增加（減少）基礎貨幣投放的困境，提高了我國貨幣政策的主動性。目前，人民幣的小幅升值，那麼出口將會適度減少而進口增加，這樣可以消化一定數量過剩的外匯儲備，對於提高下一階段我國貨幣政策的效力有很大幫助。第三，浮動匯率制下，調解利率對國際收支產生的影響，可以通過匯率波動來進行反向平衡，從而增加利率政策的有效性。例如，當我國採取緊縮的貨幣政策，上調利率雖然會造成資本項目的順差而增加外匯儲備，但同時可以通過人民幣升值影響經常項目，抵消資本項目的順差，從而平衡國際收支，提高了利率政策的有效性。第四，靈活的匯率可以增加國際投機資本的投機風險，減少了國外「熱錢」的湧入，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外匯儲備過快增長的壓力，降低了投機資本對我國經濟的沖擊。----------------------------------------------在現行匯率制度下如何防範金融風險，制定投資計劃目前，我國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依然強勁，上半年GDP保持了9．5％的同比增長，CPI上漲2．3％，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為25．4％，其中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23．5％，成為固定資產投資保持高位增長的主要原因。雖然銀行信貸在上半年偏緊，但基礎貨幣的增長遲早將轉化為銀行貸款的增加，如果貨幣供應繼續寬松，商業銀行釋放貸款的能力將迅速恢復；同時，國際原油和主要原材料價格快速上漲造成的對下游產品漲價的壓力，這將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投資增速下降和糧食供給增加等因素導致的物價漲幅回落。由此可見，我國經濟所面臨的通貨膨脹壓力依然較大。本次人民幣升值2％，對我國經濟來說是一項緊縮的貨幣政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上述的通貨膨脹壓力。鑒於此，短期內我國的貨幣政策應以「穩健」為主基調，綜合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對國民經濟進行微調，在保持或促進經濟和物價穩定、改善和升級中國經濟結構、轉變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短期內不宜對利率水平進行調整，以免引起宏觀經濟的波動。但可以從利率結構下手，達到調控我國國民經濟的目的。這一思想已在上半年央行的工作中有所體現。接下來我國政府應繼續貫徹這一思想，適當調高短期利率，以抑制投資過熱和投機資金的流入；同時維持中長期利率的穩定，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第二，在信貸方面，綜合運用貨幣政策工具，引導商業銀行有針對性地增加信貸的投放，改變上半年信貸偏緊的局面：1、繼續嚴格控制投資過熱行業的資金供給，謹防物價反彈，穩定國民經濟；同時，對於資源能源消耗和高污染行業也要在信貸資金方面進行抑制，優化我國經濟結構。2、對於有成長性、可持續發展性的行業給予充分的資金支持，重點是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不僅符合我國經濟結構改革的需要，而且可以降低優質企業對外債的依賴程度，從而減輕由於外匯儲備增多所帶來的基礎貨幣被動投放的壓力。第三，目前，在推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投資下來了，凈出口拉動力也會因升值而隨之減弱，那麼，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重任就落在消費身上。房地產是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在擴大內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背景下，房地產市場應該承擔培育消費動力的重要責任。此前，我國貨幣政策主要針對房地產行業過度投資和投機性炒房進行調控，對房地產市場進行結構調整，從當前的結果來看，在過度投資和投機性炒房得到初步遏制的同時，個人住房消費也受到了打擊。所以，下一階段貨幣政策工作應在繼續對投資型住房實行嚴格控制的基礎上，給予自住型住房適當的支持，達到刺激內需的目的。另外，本次匯率制度改革，對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影響較為復雜，一方面，由於升值幅度較小，國外投機資金預期人民幣將有一個升值周期，於是大舉進入我國，主要是房地產市場；另一方面，一些投機資金會獲利了結，撤除房地產市場。在綜合影響很難確定的情況下，中央銀行應密切跟蹤房地產市場的變化，隨時採取適當的貨幣政策來熨平國際資本流動給房地產市場造成的波動，以促進我國房地產行業的健康發展。
㈧ 宏觀調控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如何認識宏觀調控有效性問題（3））
從2003年開始，隨著宏觀經濟增長加速，我國經濟運行中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和矛盾，主要是農業生產增長緩慢，糧食供求關系趨緊；固定資產投資膨脹，某些部門的投資增長過快；貨幣信貸投放過快，流動性過剩日趨嚴重；外貿順差較大，國際收支不平衡矛盾突出；煤電油運緊張，能源資源供應趨緊；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節能減排形勢嚴峻。針對這些問題，2003年下半年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審時度勢，實施了新一輪宏觀調控。實踐表明，宏觀調控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五年來，不僅經濟增長的速度保持平穩快速，而且經濟增長的質量明顯提高。
宏觀調控十分必要 深入認識宏觀調控的必要性，需要分析市場經濟與政府幹預的關系。市場經濟條件下，有些領域存在市場失靈，必須通過政府幹預來糾正。政府幹預是在任何市場經濟國家都存在的，它主要包括微觀規制、宏觀調控和制度建設三項內容。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階段，即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階段，政府幹預更具有特殊必要性。第一，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加快發展經濟的任務迫切而繁重。我們既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又要注重克服市場的缺陷和防範其可能引發的經濟較大波動，努力實現經濟持續穩定快速增長。這決定了政府在促進經濟發展方面必須發揮更積極、更主動的作用。第二，我國是正處於改革過程中的體制轉軌國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雖已建立，但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在這一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和新矛盾尤其需要密切關注和及時化解。這決定了我國政府承擔的職能遠比發達國家政府更為廣泛而復雜。第三，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政府的基本功能是實現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保障全體居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這決定了政府宏觀調控的目標必然是多重的，而且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變得更加豐富。 宏觀調控成效明顯 2003年，中央提出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和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是這一輪宏觀調控取得顯著成效的根本保障。總體來看，本輪宏觀調控的成效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實現了經濟的平穩快速增長。2003年以來，在過高的投資增速有所抑制和國內消費需求逐步增強的基礎上，GDP年增長率連續保持在10％及以上，年度間增幅波動不超過1個百分點，沒有出現大的起落。這樣的經濟增長局面，在新中國成立以來是首次，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也是少見的。與上世紀幾次宏觀調控相比較，此次宏觀調控的難度加大。以前幾次宏觀調控的背景，基本上與當時的國內需求特別是投資需求過高密切相關。這一輪調控不僅與投資需求過高相關，而且與出口需求較高相關。受國際因素復雜性、不確定性的制約，宏觀調控的難度明顯增大。宏觀調控著力於解決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部分行業產能過剩、貨幣信貸投放增加過快、對外貿易和國際收支不平衡以及房價上漲過快等突出問題。政策措施主要是，嚴把土地、信貸兩個閘門，提高市場准入門檻，適時調整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完善產業政策和土地政策。2003年以來，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多次及時調整金融機構存款准備金率、存貸款基準利率，取消或降低部分「兩高一資」產品的出口退稅。實踐表明，這些措施產生了明顯效果。 在調控總量的同時，注重加強結構調整的力度，將短期穩定與長期可持續發展有機結合起來。這一輪宏觀調控從加強農業基礎入手，從制度上、政策上和投入上採取了一系列重大舉措，實現了糧食連年增產、農民持續增收。農業生產的加強，為經濟的持續穩定快速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國民經濟的其他薄弱環節也在這幾年得到加強，煤電油運等以往的瓶頸制約得到明顯改善。我們在這幾年宏觀調控實踐中形成的「堅持區別對待，有保有壓，不搞一刀切，不搞急剎車」的做法和「從實際出發，注重效果，維護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穩定」的原則，不僅保證了本輪宏觀調控的成效，而且豐富了宏觀調控的理論與實踐，為今後的宏觀調控積累了寶貴經驗。 在調控經濟的同時，積極推進改革開放，著力改善民生，注重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促進經濟社會運行步入科學發展的軌道。宏觀調控為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創造了良好的經濟環境條件；改革開放特別是金融體制改革和財稅體制改革，為宏觀調控政策措施產生積極效果提供了必要保證。這幾年，經濟平穩快速增長，國力明顯增強，為全面加強社會建設、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了物質條件。財政對教育、醫療、社保等社會事業的投入逐年增加，就業狀況有所改善，居民收入持續較大幅度提高，各項社會事業得到發展，一些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改善，促進了社會和諧與公平正義。把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目標和內容，不僅豐富了宏觀調控手段、擴大了宏觀調控成效，而且使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理念深入人心，使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從認識到實踐都發生了重要轉變。 本輪宏觀調控的成效，還體現在調控經驗的豐富和對宏觀調控認識的提高方面。宏觀調控的目標應該是多重的，要兼顧穩定與增長、發展與改革等多方面的綜合效應。調控手段主要是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發揮各種政策的組合效應。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既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又要注重克服市場的缺陷和防範其可能引發的經濟較大波動。特別是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和改革攻堅的過程中，更需要通過宏觀調控實現經濟總量的基本平衡，促進經濟結構優化，保持經濟平穩運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成功實踐，使我們加深了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增強了駕馭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的本領。實踐表明，有效的宏觀調控是實現科學發展的重要基礎。健全的市場機制和有效的宏觀調控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兩者相輔相成、互為依託，統一於經濟運行的全過程。 進一步深化對宏觀調控的認識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正處於關鍵階段，宏觀調控的任務愈益繁重。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不斷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有必要討論兩個關於宏觀調控的認識問題。 關於如何看待宏觀調控中的行政手段。有些人認為我們在宏觀調控中過多地使用了行政手段，而市場手段使用力度不足。這其實是一種誤解。 首先，必要的行政手段本身就是宏觀調控的工具之一。現代市場經濟並不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所有市場運行主體的行為都必須遵從市場經濟規則。這些市場經濟規則表現為法律、政府法令法規、同業准則規定等形式。政府管理監督市場運行主體遵從這些法律法規的過程本身就必須權威性地運用行政力量。政府根據需要制定的相關宏觀調控政策的推行也需要行政權威，特別是在調控對象不願意認真執行宏觀調控政策時，更需要政府以行政方式推行政策。此外，處理國際經濟交往中的相關問題也需要政府根據國際法和國際慣例使用行政手段。因此可以說，政府在經濟管理與調控市場時使用行政手段並非人們的主觀偏好，而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的客觀要求。 其次，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尚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主要表現在：我國還處於工業化的中期階段，工業化的歷史任務尚未完成，生產力水平低，同時產業結構落後，增長方式粗放，科學技術等方面與發達國家還有較大差距；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發展很不平衡，城鄉二元經濟的狀況還十分明顯；我國經濟總量雖然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水平仍然落後，屬於中下等收入水平國家。這些特點決定了：一方面，必須不斷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努力保持經濟穩定協調快速發展，避免出現大起大落，盡快縮小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另一方面，由於市場不完善、市場機制不健全而增加了宏觀調控的難度，主要是：第一，我國宏觀調控是在經濟體制轉軌的大背景下進行的，由於市場體系不健全，市場作用難以充分發揮，微觀經濟主體對一些宏觀政策變化不敏感。例如，企業對資金價格變化反應不靈敏，影響了利率等金融調控手段的效力；資源價格形成機制不完善，不少重要資源能源的價格長期低估，企業缺乏節約的動力和積極性，必然影響節能減排措施的落實。第二，由於中央與地方財權和事權劃分不清晰，政績考核體系不健全，管理體制未理順，有些地方政府對宏觀調控措施的落實不積極、不到位，在控制投資、調控房價、節能降耗、治理污染等問題上，不同程度地存在「上頭熱，下頭冷」、「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第三，各地發展不平衡，發展狀況差別較大，宏觀調控必須統籌兼顧，有保有壓，促進區域平衡發展。第四，隨著對外開放的擴大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內外市場聯系日益緊密，相互影響增強。而我國應對外部沖擊的經驗和能力都不如發達國家，進一步加大了宏觀調控的難度。這些問題的存在，要求政府有針對性地及時採取必要的措施加以應對。這並不是過多地使用了行政手段。 再次，評價市場手段使用的力度，需要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第一，隨著我國經濟規模的持續增大和改革的不斷深入以及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聯系日益緊密，我國宏觀經濟問題的復雜性、不確定性越來越突出，外部影響越來越大，宏觀調控中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市場手段的使用越來越需要兼顧宏觀經濟運行的各個不同方面。除非受到強烈的沖擊，在多數情況下，及時適度的微調才是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第二，現代經濟學理論已經證明，在某些場合，純粹的市場手段無法實現所有目標。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謂的「三元悖論」，即一個經濟體中，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匯率的穩定性、資本的完全流動性往往難以同時實現，最多隻能同時選擇實現其中兩個目標，而放棄第三個目標。事實上，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各國在面對「三元悖論」情況時，也只能選擇其中對自己較為有利的兩個目標。在目前條件下，市場化的貨幣政策作用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約是難以完全避免的，必須根據具體的實際情況，使用市場化手段並輔之以數量控制等行政手段，才能取得較好效果。2007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制定的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就是針對當前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提出來的。要做到既防止經濟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又加強對發展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同時能夠應對外部環境可能出現的各種變化，就必須綜合採取經濟手段、法律手段並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 關於如何看待宏觀調控的效果。正確評價宏觀調控效果，需要分析在宏觀經濟運行中政府幹預的內涵。 前面已經提到，政府幹預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內容：微觀規制、宏觀調控、制度建設。微觀規制主要適用於局部、行業、部門、企業乃至個體，主要針對如環境的使用和補償這樣的經濟外部性問題以及自然壟斷行業等方面的問題。微觀規制的目標是使局部、行業、部門、企業、個體的行為遵循國家的法律、條例、規定，符合國家總體利益。宏觀調控主要針對總體的、全局的問題，特別是短期內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矛盾或不均衡問題。宏觀調控的目標是有限的，即經濟增長、物價穩定、保障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四個方面，其目的是保持宏觀經濟的持續穩定快速增長，實現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協調、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承受能力的協調，並要兼顧短期經濟增長與國家長期戰略目標的一致。而制度建設則主要針對長期的體制性、機制性、結構性等問題。我國制度建設的目標是通過深化改革，逐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經濟社會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宏觀調控與微觀規制、制度建設存在相互關聯、相輔相成的關系。宏觀調控為微觀規制、制度建設營造良好的經濟大環境，宏觀調控的效果又在不斷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各項改革中，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過程中，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各項工作的落實中得到增強。 從政府幹預的這三方面內容來看，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至少有兩個特點：第一，雖然宏觀調控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注意與長期問題的解決有機結合起來，但宏觀調控的重點主要是解決短期的經濟穩定問題，調節總供需之間的不平衡。無論宏觀調控的目標還是宏觀調控的手段，其面對的問題主要是宏觀經濟短期的、流量性的問題，而不是長期的、存量性的問題。第二，雖然宏觀調控效果是否明顯依賴於經濟社會制度框架，但宏觀調控不能解決經濟社會制度性問題。全面完成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任務，主要應依靠政府幹預的制度建設功能（現階段主要表現為體制改革），而不是宏觀調控功能。在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宏觀調控與制度建設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相互依存、相互推動以及相互制約的關系。因此，在分析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時，不能把宏觀調控的范圍泛化。不能把安全生產、食品安全、環境事件等主要應由微觀規制解決的問題歸為宏觀調控問題；同樣，也不能把一些需要長期解決的深層次的結構性、制度性問題歸於宏觀調控。對於宏觀調控的效果，必須科學分析、客觀評價。 當前，宏觀調控面臨著新的艱巨任務。針對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和深層次矛盾，我們要把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作為首要任務。同時，要密切關注國際國內新出現的問題，如我國南方大范圍低溫雨雪冰凍災害、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危機等所可能帶來的影響，科學把握宏觀調控的節奏和力度。通過進一步提高宏觀調控的科學性、預見性和有效性，避免出現大的起落，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為完成黨的十七大提出的戰略目標奠定堅實基礎。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
㈨ 匯率制度為什麼能成為宏觀調控的工具
1。首先宏觀調控是發脹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市場並非萬能，也有自身的弱點和缺陷需要國家進行必要的宏觀調控。2。宏觀調控有助於解決防止和克服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嚴重失衡，避免經濟資源的巨大浪費。有助於解決社會公共職能領域內的資源配置問題，為政府承擔社會公共職能提供必要條件。有助於縮小貧富差距懸殊，實現社會收入分配的相對公平。一方面可以使市場機製得到修整，或者說，使其缺陷得到克服；另一方面。他在市場機制所不及的特殊領域里，能夠直接發生作用。3。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為全體人民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必須在宏觀調控方面做的更好。堅持並不斷優化國家隊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是實現我國經濟戰略目標的可靠保證，也是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