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居民部門杠桿率

⑴ 當前我國居民杠桿率是在上升還是下降

關於居民個人、和三個部門在中國經濟中的杠桿率（債務／GDP比重），因為統計數據等原因，難有一個精確的數字。但基於公開信息，在兩個方面是有共識的：一是全社會杠桿率超過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個部門之間，杠桿率最高，次之，居民的杠桿率最低。
具體說來，杠桿率被認為在120%~170%，領先於很多大經濟體；杠桿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隱性債務，可能更高）；居民杠桿率在40%以內，落後於主要國家。
從上述數字上看，三個部門中，居民加杠桿的空間最大；且居民杠桿形成的銀行資產，質量優於部門，是銀行偏愛的安全產品。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記者會上的表態，正應和了這一現實：「從宏觀層面看，中國如果想控制杠桿率，應掌握好整個杠桿率，關鍵還是要如何應對杠桿率過高的問題。也有一部分人比較關注地方的杠桿率是否偏高的問題，從總量上講個人消費貸款的杠桿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個部門之間杠桿率差別的原因，有助於判斷居民的杠桿空間到底有多大。
三個部門之間的杠桿率差別如此之大，特別是部門如此之高，筆者認為根本原因是代替和居民部門，提高並維持了其部門的杠桿率（當然，2009年之後貸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於刺激經濟的政策）；而不在於中國主要依賴於間接融資、不像美國有那麼發達的資本市場。資本市場同樣不如美國發達的其他幾個金磚國家，杠桿率甚至不及中國的一半。
如果只考慮認可的賬面的債務，杠桿率在30%左右，低於60%的國際警戒線。相信這是各種分析認為仍有加杠桿空間的理由。但如果考慮到地方的各種融資債務及全國范圍內社會保障的隱性負擔，情況顯然不容樂觀。也因為此，中央對地方債務擴大比較謹慎，在推出地方債務置換的同時，力保全國地產市場不大幅下跌，因為後者是維系地方乃至全國債務狀況穩定、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基礎。
同樣，的杠桿率幫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桿水平。不是每個居民都有資格加杠桿。穩定的現金收入應是首要條件。因此，對於加杠桿，佔全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農民工）。周小川行長希望鼓勵的群體，應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階層。而他們的收入均直接、間接來自於。可在經濟不景氣、PPI連續幾年負增長的情況下，要保證不虧損已經很難，維持運營、繳上稅費、發下工資，銀行貸款是最優選擇。
部分承擔和個人的杠桿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銀行貸款利息支出在6萬億元左右（如計算上銀行外的融資，成本會更高），超過名義GDP的年度增加額；貨幣供應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於支付這些利息。就是說，貸款的利息，也要用貸款來還了。經濟疲弱、無現金利潤、虧損，滾雪球般的債務模式不可持續。
是否可以不維持這種模式呢？那就是去杠桿(破產，退出市場），對上述的邏輯做一個調整，的杠桿率降下來、的杠桿率上升。個人的杠桿率也會下降，因為該破產的破產了、有些個人收入下降甚至沒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擔債務的條件，其歷史債務將轉嫁給銀行。最後的債務接盤者仍是，但真正的損失者是居民個人：如果不讓銀行破產，那債務只能通過全社會通脹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許銀行破產，通脹的幅度稍小，銀行的儲戶損失更大。同時伴隨的，將是GDP萎縮，資產價格暴跌。
兩害相權無輕者。這恐怕也是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自去年起就吹風降低社會負擔（五險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長在前述會議上同時提及：「從中國的情況看，個人住房貸款占銀行貸款中的比重還是相對偏低的，有很多國家個人貸款特別是住房貸款可能占總貸款的40%~50％，中國只有百分之十幾，比例比較低。」不難理解，希望通過房地產拉動經濟增長。
要實現這個預期，須考慮三個問題：房地產行業是否能發揮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桿空間是否足以滿足期望？期望房地產引領的經濟增長是否能在未來維持居民的杠桿水平？同時，這種具有明顯選擇性的政策暗示，也應考慮其他因素，比如中國經營性現金流是否可與這些國家比？中國是否有這些國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穩定、可加杠桿的居民群體？中國是否能承受大量的破產？

⑵ 月入一萬花銷一千！是什麼力量在擠壓年輕人的消費能力

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老百姓似乎比從前更願意消費了，特別是當高鐵爆滿、五星級酒店客房入住率上升、境外人均購物消費額領先全球等劇情頻頻上演時，更多的人急於張開雙臂去擁抱消費升級新時代。

然而，有這樣一大群人，「月入一萬，花銷一千」。你或許會覺得不可思議，但在現實生活中這絕不是個例。這恰恰是當前許多在城市打拚的年輕中國家庭的縮影。

持續上行的中國居民部門杠桿率

是什麼原因，讓年紀輕輕且月收入不低的人們去承受節衣縮食的窘迫？

負債！

以大城市舉例，諸多機會與巨大的發展空間，吸引著無數年輕人的湧入，但高企的房價讓年輕人買房不得不背負起巨額債務。

數據顯示，參與負債的城市家庭年齡大體上呈駝峰分布，其中大部分都是年輕家庭，而30歲以下的年輕家庭的負債參與率與30-44歲中年人群的負債參與率接近，也遠高於其他年齡群體（見下圖）。這也反映出，年輕人群已經成為負債一族的主要成員。

衡量居民負債情況，有一個業內熟知的指標叫居民杠桿率，用以表徵居民部門債務佔GDP的比重。從下圖中可以清晰地看到，1996年中國居民杠桿率只有3%，2008年也僅為18%，但是自2008年以來居民杠桿率開始呈現迅速增長態勢，短短六年間翻了一倍，達到36.4%，到了2017年二季度居民杠桿率已經高達47.4%，較之2008年激增了近30個百分點，這也高於國際上新興市場的平均水平。

賬面上的信息或許還無法完全反映出真實情況。根據海通證券姜超的測算結果，倘若考慮到住房公積金貸款，那麼中國居民部門債務佔GDP的比重已經於2017年7月突破了53%；如果按照當前速度擴張，到2017年底就將達到56%左右，這與不少發達經濟體60%以上的居民杠桿率水平已經相差無幾。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居民部門債務率從20%提升到50%以上用了接近40年時間，而中國只用了不到10年，中國居民部門杠桿率飆升速度之快可見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來自居民部門的負債往往不是幾個月就能還清的，大多都要長達數年甚至數十年（房產按揭還款的期限一般為10-30年）。數據顯示，來自居民部門的新增貸款中，中長期貸款自2012年第三季度起一直高於短期貸款，且從2015年第三季度開始，二者差距有明顯的加大趨勢，中長期貸款佔比一度達到94.9%。近期居民部門中長期貸款的比重雖然有所回落，但也保持在70%以上（見下圖）。

來自居民部門的負債之所以會呈現上述情況，究其根本，是因為近年來房價的快速上漲。當房價「一年翻一番，五年乘以三」的劇情在各地上演的時候，現實的壓力讓一大群剛剛步入社會的年輕人還沒來得及繼續燃燒青春的激情，就早早地投身於買房大業之中，因為他們預期「如果現在不買，以後更買不起」，由此也背負了一身的長期巨額債務。

債務逼近收入，抑制居民消費水平

當然，中國居民部門負債率仍稱不上高，遠低於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70%以上的水平，距離85%的債務閾值更是相去甚遠。為此，有些專家學者公然表達了對居民部門加杠桿的支持，其理由是：

自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總體杠桿率快速攀升，從170%上升至235%，其中以非金融企業部門的債務問題最為嚴重，其杠桿率也在全球主要國家中處於最高水平；相比之下，政府部門與居民部門的杠桿率相對較低，這也為決策部門提供了一條「杠桿轉移」的新思路，即居民和政府部門加杠桿的同時，為非金融企業去杠桿騰出空間。

這樣看來，居民加杠桿似乎還有較大上升空間。然而，從另一個維度――債務收入比來看，事實恐怕不甚樂觀。

所謂債務收入比，指的是家庭總債務和年收入的比值，相較於居民杠桿率這樣的宏觀指標，債務收入比更能衡量一個家庭的負擔程度和家庭債務風險。Wind數據顯示，中國居民部門債務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從2006年時的18.5%暴漲至2017年8月的77.1%。

考慮到上述統計只是來自商業銀行的數據，事實上，中國居民不僅僅向銀行借貸，還會向父母、親戚、朋友借款，向大量的小型互聯網金融公司借款，而這些隱形的杠桿是沒有計算在內的。由此可見，前文的計算結果實際上很可能低估了居民部門的杠桿率，這也說明，中國居民加杠桿的空間著實已經不多。

另外，從存貸比的維度來衡量，同樣可以佐證上述觀點。存款可以反映居民的資產和財富狀況，貸款則可以反映負債狀況，所以居民存貸比可以衡量舉債和償債能力的變化。從下圖可以看到，自2009年以來，中國居民部門貸款/存款的數值一直呈大幅上行態勢，2014年比2008年近乎翻番。海通證券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7月份，這一比例已經達到62%的歷史新高，這也進一步印證了中國居民負債水平的日漸走高，加杠桿空間已然不大。

此外，還有一個情況值得我們深思，那就是高負債率嚴重抑制了居民的消費水平。按照今天的居民負債程度，如果一個人每月可以支配的收入為10000元，那麼他首先需要從中拿出7710元用於還債（如房貸），如此一來，剩下的2000多元錢才是他真實可供日常開支的收入。

讀到這里，相信有人要問：眼下不正值消費升級新時代嗎？既然這么多人被債務所累，怎麼能叫消費升級呢？

誠然，老百姓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是鐵一般的事實，消費結構與消費水平的進化也是毋庸置疑，然而，消費升級的熱風可能只是吹到了一小部分人，大多數人還沒有張開雙臂擁抱消費升級的實力。

李迅雷的一篇研究報告顯示，當前中國經濟分化日漸加劇，消費升級實際上只發生在3億中產人士身上，他們才是引發開篇提到的高鐵爆滿、五星級酒店客房入住率上升、境外人均購物消費額領先全球等現象的主要力量。剩下那十億人，還在負債前行，真真是「想買不能買才最寂寞」。

高負債讓國民經濟發展挑戰重重

話說回來，居民部門適度加杠桿，可以刺激內需並推動經濟增長，同時還能緩沖宏觀經濟去杠桿的壓力和風險，這一點是眾所周知的。然而，過度加杠桿也會對經濟增長起到反作用。IMF在《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中指出，如果一個國家的家庭債務佔GDP的比重低於10%，債務增加可能會對經濟增長起到積極作用，當家庭信貸超過GDP的30%，債務的增加就會開始損害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增長。從這個標准來看，中國持續攀升的居民部門杠桿率可能不利於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相關論述如下：

一方面，從微觀角度來看，誠如前文所說，過高的債務讓無數年輕人有錢不敢花，即便他們收入再高，在巨額債務面前也是枉然。幾年前的熱播電視劇《蝸居》中，郭海萍的人生可謂是這一群體的真實寫照，她在劇中的一段台詞淋漓盡致地表達出這些收入水平已經位居金字塔中部，而實際上卻是「窮人」的真實生存狀態：

「每天一睜開眼，就有一串數字蹦出腦海：房貸六千，吃穿用度兩千五，冉冉上幼兒園一千五，人情往來六百，交通費五百八，物業管理費三四百，手機電話費兩百五，還有煤氣水電費兩百。也就是說，從我蘇醒的第一個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進賬四百，至少??這就是我活在這個城市的成本。這些數字逼得我一天都不敢懈怠，根本來不及細想未來十年。」

如此可見，「消費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日漸提升」這一現象看似美好，卻暗藏危機。當內需難以進一步刺激時，經濟發展的良好勢頭是否還能得以延續？

另一方面，從宏觀角度來看，近年來中國居民杠桿率快速上升，且集中在房地產領域，難免會引發人們對次貸危機與房地產泡沫的擔憂。特別是，自2016年底以來，由於規模和佔比控制，按揭貸款受限，居民被迫借道高成本、短期化、風險大的消費貸款，甚至互聯網金融、非銀行金融機構「過橋貸款」等等，過度加杠桿進入樓市，從而讓本處於安全區的居民杠桿率，開始顯現出結構性的風險。倘若對其繼續放任卻不採取有效措施加以調控，一旦風險積累帶來「明斯基時刻」的爆發，那結果可能是不能承受之重。

我們該如何控制居民杠桿率？

當然，解決問題的關鍵仍然在於對居民杠桿率的有效控制。而要控制居民杠桿率――

首先就要改變熱點城市房價「只漲不跌」、「長期上漲」的預期。人們之所以如此熱衷於瘋狂加杠桿購房，源頭就在於過去十多年來形成的房價堅挺、只漲不跌的頑固預期並未得到改觀。因此，我們要堅持樓市調控的最終目標，穩住力度不放鬆，同時也應盡快推出長效機制，打破「政策一松綁、房價即反彈」的樓市不良循環。

其次，要嚴格防範金融機構的系統性風險。特別是針對銀監會部署的「三違反」「三套利」「四不當」檢查各項內容（即「違法、違規、違章」、「監管套利、空轉套利、關聯套利」、「不當創新、不當交易、不當激勵、不當收費」），進一步加以規范整改，並有效引導資金向實體經濟部門流動，從而確保系統性風險處於可控范圍。

最後，作為居民部門成員的我們自己，要不斷提高自己的知識素養與業務水平。力求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創造更多的財富，從而更加游刃有餘地應對種種狀況：有債的更加從容地還債，沒債的更加踏實地消費。特別是當前，人工智慧、大數據、雲計算等新技術的爆炸式發展，讓更多新興經濟業態不斷涌現，自然也帶來了種種可能獲得更高收入的新機會。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審時度勢，從變革自己做起呢？

（來源：蘇寧財富資訊；作者：蘇寧金融研究院研究員付一夫）

⑶ 什麼是全社會杠桿率為249

2015年全社會杠桿率為249%,李揚稱中國的債務水平從全球看不算太高,一直以來，中國的債務問題不僅是各方人士關注的高頻話題，也是海外評級機構十分關注的一個方面。近期，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披露的最新研究顯示，截至2015年底，我國債務總額為168.48萬億元，全社會杠桿率為249%，其中，居民部門債務率約為40%，金融部門債務率約為21%，政府部門債務率約為40%。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試驗室理事長李揚認為，這樣的債務水平，從全球來看不算太高，且中國政府的債務處於可控范圍內。

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末，納入預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債務10.66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務16萬億元，合計26.66萬億元，佔GDP比重約為39.4%。即便將地方融資平台的債務加入，以更寬的口徑估算，政府債務水平達到56.8%，仍低於歐盟60%的預警線。與此同時，日本這一數字為200%，美國超過120%，法國超過120%，德國80%，巴西100%左右。

盡管如此，但在經濟學家宋清輝看來，2015年全社會杠桿率249%這個數字仍然不低，若再不重視中國實體經濟和全社會杠桿率過高的問題，將帶來較大的風險隱患。降低全社會杠桿率就是降低全經濟風險，也是經濟穩健發展的前提。

中投顧問宏觀經濟研究員白朋鳴告訴《證券日報》記者，杠桿率偏高則企業債務負擔偏重，使得企業很大一部分現金流用於還本付息，而用於維持正常生產經營的資金減少，不利於企業釋放活力與經濟增長。全社會杠桿率偏高增加了經濟運行中的風險，一旦企業資不抵債大規模爆發，將沖擊到銀行體系的穩定性，甚至誘發金融危機。

宋清輝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世界經濟局勢撲所迷離的背景下，中國亟需加快金融、房地產、鋼鐵等行業風險出清的步伐，加強抵禦風險的能力。這些高杠桿行業必須率先出清，否則「脫虛向實」將是一句空話。

將如何去杠桿

「綜合來看，對於負債率超過80%的企業，需要多管齊下形成合力，即通過減虧止虧、增收節支以及妥善處置低效資產等措施，把資產負債率控制在合理區間，減少佔比過高的金融杠桿，規避企業經營上的風險。」宋清輝說道。

白朋鳴則認為，對於一些產能過剩行業來說，降低杠桿率可以通過以下幾種方式，首先是償還債務，可以通過出售資產減債等方式；其次是通過上市或其他方式增資來降低杠桿率；最後是債轉股，通過組建資產管理公司收購銀行不良資產，來把債權債務關系轉變成控股與被控股關系，達到降低杠桿目的。

⑷ 美國杠桿和中國哪個高

近日，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家庭債務課題組發布報告指出，2013年至2016年，中國家庭債務佔GDP的比重由30.7%上升到44.4%，已經超過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前的家庭債務累積速度。有意思的是，

再者，「短貸長用」後患無窮。資料顯示，2017年3月以來新增異常短期消費貸款金額約3700億元，估計有約3000億元流向房地產市場。而在這些流向房地產的消費貸中，有很多家庭連30%的首付款也付不出，於是只能想到通過借消費貸去付房款的首付，這無疑是變相的首付貸。

變想的「短貸長用」是披著「新馬甲」進入房地產市場的消費貸，因為其杠桿率更高，只圖房價在短期內持續瘋漲，一旦房價出現調整，其違約隨意性更大，甚至要比房貸更可怕，存在更大的潛在的金融風險。所以，堵住所有流向房地產、股市的資金渠道，已是當前監管部門的當務之急。

最後，在高負債時代，這些中青年的財富最危險。如果房價出現較大波動，或者經濟持續下滑，他們的家庭債務風險就會顯現出來。一旦資不抵債、斷供停貸，甚至會造成更大的系統性風險。

之前，在網路上被推上風口浪尖的深圳中興科技員工跳樓和華為清退34歲以上員工等事件，暴露出「中年危機」的現實。前些年也有媒體報道，由於鋼鐵廠效果不景氣，廠里已經好些年沒加工資了，一位40歲不到的工程師要求廠領導，讓他到一線崗位上班，一線崗位的工資相對高一些，這樣可以償還所欠房貸。

從「怕欠債」到「高負債」，這既說明了時代轉變，中國家庭追求生活品質的需求也在升級，但加杠桿要適度，適度的杠桿對我國的經濟、消費都有利，而不顧一切，寅吃卯糧，過度透支消費肯定是不足取的，因為它會對中國經濟產生很大的金融隱患，尤其是這幾年我國居民杠桿率過快攀升，這更是要警惕的。

⑸ 如何看樓市泡沫居民部門繼續加杠桿可行嗎

房地產本質是一種資產，其價格變動和居民部門收入及投資行為的演進密切相關。一些數據指出，近年居民收入的絕對值顯著提高，但在種種制約分配公平的因素之下，居民收入分配的結構調整進程相對緩慢，其中最典型特徵在於中間收入階層佔比改善不顯著，中國仍然是典型的「金字塔型」收入結構，而非發達國家「紡錘體」的居民部門收入結構。然而在收入增長的同時，居民資產擴張的速度持續而顯著地高於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即居民部門出現信用擴張和主動加杠桿的趨勢，而房地產資產則是居民獲得金融資源的重要載體。當前中國居民總資產中房地產資產的比重已顯著超過美國日本等國家。
過去20年，中國房地產價格漲跌背後的邏輯，在2008年之前，人口年齡結構、城市化進程、收入水平是決定房地產價格持續上行的主要因素；自2008年之後，驅動房價漲落的因素逐漸切換到利率、信貸等金融因素上。不過這一輪，即2015年以來一線城市及少部分二線城市的房價繼續上漲，背後的邏輯和前些年並不完全相同：從2015年2季度末開始，股票的瘋狂上漲及之後的「股災」，8·11匯改後人民幣貶值壓力加大，國內實體經濟也缺乏好的資產配置方向。可以認為，一線城市房價上漲與國內資產配置缺少出路，資金尋找「安全島」有關，同時也仍有寬松的金融大環境在支持。
中國的全社會杠桿率過去幾年裡不斷攀升，其中企業部門杠桿率更是其餘部門的數倍，而居民部門杠桿率較低一直是市場所關注的對象。但是居民部門為什麼杠桿率低？——需要認真審視居民的收入分配和居民的房地產資產在總資產中的比重。
盡管和2009年相比，我國的居民收入結構略有改善，但基本還是典型的「金字塔」結構。這樣的收入結構意味著，最頂部的不具備大幅加杠桿的意願，最底部的不具備大幅加杠桿的能力。要改善居民收入結構，就避不開城鄉戶籍制度、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體系的差異，還有土地要素價格、資本市場價格及利率扭曲等因素，以及微觀領域生產要素市場的制度性扭曲等一系列帶有「剛性」特徵的障礙。同時，當前我國居民總資產中房地產資產的比重也已顯著高於美國日本等國家。
更進一步地，通過對諸多中微觀數據做了細致的梳理，我們發現雖然近一年來一二線城市房價與成交量均出現較大漲幅，但一線城市以及較為重要的二線城市（天津、武漢、重慶、南京、杭州、成都），當前都有明顯的去庫存特徵。短期而言，庫存周期短、價格漲幅穩定的上海及蘇州、南京等二線城市或仍未見頂。然而歷史的循環總有其共性：美國、日本和香港的歷史告訴我們，房地產價格的飆升通常伴隨著寬松的貨幣政策和信貸政策支持，地產膨脹不斷裹挾經濟，助長過熱並沖向頂峰，期間伴隨著居民杠桿率的大幅攀升；而隨後的泡沫破滅的起因或不一而同，但均將經濟拖入了更長久的危機。
望採納，謝謝！

⑹ 公司杠桿比率一般多少

從公司的債權人復立場來講，制公司的負債應控制在百分之五十左右，當然公司的負債肯定是越低越好，資產負債率反映在總資產中有多大比例是通過借債來籌資的，也可以衡量企業在清算時保護債權人利益的程度。同時也是一項衡量公司利用債權人資金進行經營活動的能力指標，反映債權人發放貸款的安全程度。

⑺ 居民部門杠桿率是怎麼計算的舉例說明

居民部門杠桿率=居民部門貸款余額/名義GDP
如:2016年我國GDP74.4萬億,居民部門貸款余額大約33.33萬億,相除後得2016年末居民部門杠桿率為44.8%。
杠桿率一般是指資產負債表中權益資本與總資產的比率。杠桿率是一個衡量公司負債風險的指標，從側面反應出公司的還款能力。杠桿率的倒數為杠桿倍數，一般來說，投行的杠桿倍數比較高，美林銀行的杠桿倍數在2007年是28倍，摩根士丹利的杠桿倍數在2007年為33倍。
杠桿率的優點
引入杠桿率作為資本監管的補充手段，其主要優點為：一是反映股東出資的真金白銀對存款人的保護和抵禦風險的作用，有利於維持銀行的最低資本充足水平，確保銀行擁有一定水平的高質量資本(普通股和留存利潤)。二是能夠避免加權風險資本充足率的復雜性問題，減少資本套利空間。本次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在新資本協議框架下，如果商業銀行利用新資本協議的復雜性進行監管套利， 將會嚴重影響銀行的資本水平。有關數據顯示，一些銀行的核心資本充足率和杠桿比率出現背離。

⑻ 適度引導居民部門加杠桿有多重好處

你可以參考一下！
關於居民個人、企業和三個部門在中國經濟中的杠桿率（債務／GDP比重），因為統計數據等原因，難有一個精確的數字。但基於公開信息，在兩個方面是有共識的：一是全社會杠桿率超過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個部門之間，企業杠桿率最高，次之，居民的杠桿率最低。
具體說來，企業杠桿率被認為在120%~170%，領先於很多大經濟體；杠桿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隱性債務，可能更高）；居民杠桿率在40%以內，落後於主要國家。
從上述數字上看，三個部門中，居民加杠桿的空間最大；且居民杠桿形成的銀行資產，質量優於企業部門，是銀行偏愛的安全產品。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記者會上的表態，正應和了這一現實：「從宏觀層面看，中國如果想控制杠桿率，應掌握好整個杠桿率，關鍵還是要如何應對企業杠桿率過高的問題。也有一部分人比較關注地方的杠桿率是否偏高的問題，從總量上講個人消費貸款的杠桿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個部門之間杠桿率差別的原因，有助於判斷居民的杠桿空間到底有多大。
三個部門之間的杠桿率差別如此之大，特別是企業部門如此之高，筆者認為根本原因是企業代替和居民部門，提高並維持了其部門的杠桿率（當然，2009年之後企業貸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於刺激經濟的政策）；而不在於中國企業主要依賴於間接融資、不像美國有那麼發達的資本市場。資本市場同樣不如美國發達的其他幾個金磚國家，企業杠桿率甚至不及中國的一半。
如果只考慮認可的賬面的債務，杠桿率在30%左右，低於60%的國際警戒線。相信這是各種分析認為仍有加杠桿空間的理由。但如果考慮到地方的各種融資平台債務及全國范圍內社會保障的隱性負擔，情況顯然不容樂觀。也因為此，中央對地方債務擴大比較謹慎，在推出地方債務置換的同時，力保全國地產市場不大幅下跌，因為後者是維系地方乃至全國債務狀況穩定、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基礎。
同樣，企業的杠桿率幫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桿水平。不是每個居民都有資格加杠桿。穩定的現金收入應是首要條件。因此，對於加杠桿，佔全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農民工）。周小川行長希望鼓勵的群體，應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階層。而他們的收入均直接、間接來自於企業。可在經濟不景氣、PPI連續幾年負增長的情況下，企業要保證不虧損已經很難，維持運營、繳上稅費、發下工資，銀行貸款是最優選擇。
企業部分承擔和個人的杠桿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銀行貸款利息支出在6萬億元左右（如計算上銀行外的融資，成本會更高），超過名義GDP的年度增加額；貨幣供應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於支付這些利息。就是說，貸款的利息，也要用貸款來還了。經濟疲弱、企業無現金利潤、虧損，滾雪球般的債務模式不可持續。
是否可以不維持這種模式呢？那就是企業去杠桿(破產，退出市場），對上述的邏輯做一個調整，企業的杠桿率降下來、的杠桿率上升。個人的杠桿率也會下降，因為該破產的企業破產了、有些個人收入下降甚至沒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擔債務的條件，其歷史債務將轉嫁給銀行。最後的債務接盤者仍是，但真正的損失者是居民個人：如果不讓銀行破產，那債務只能通過全社會通脹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許銀行破產，通脹的幅度稍小，銀行的儲戶損失更大。同時伴隨的，將是GDP萎縮，資產價格暴跌。
兩害相權無輕者。這恐怕也是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自去年起就吹風降低企業社會負擔（五險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長在前述會議上同時提及：「從中國的情況看，個人住房貸款占銀行貸款中的比重還是相對偏低的，有很多國家個人貸款特別是住房貸款可能占總貸款的40%~50％，中國只有百分之十幾，比例比較低。」不難理解，希望通過房地產拉動經濟增長。
要實現這個預期，須考慮三個問題：房地產行業是否能發揮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桿空間是否足以滿足期望？期望房地產引領的經濟增長是否能在未來維持居民的杠桿水平？同時，這種具有明顯選擇性的政策暗示，也應考慮其他因素，比如中國企業經營性現金流是否可與這些國家比？中國是否有這些國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穩定、可加杠桿的居民群體？中國是否能承受大量的企業破產？
我知道所以你知道！

⑼ 居民部門杠桿率偏低非金融企業杠桿率過高說明啥

居民部門杠桿率偏低說明還有加杠桿釋放需求動力的空間。

非金融企業杠桿率過高說明企業運營成本較高，較多的運用財務杠桿，風險性因素可能會被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