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好去杠桿

1. 如何正確把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三去一降一補」

中國現在整個企業數量、市場主體數量,是7000萬個以上,大量的中小微企業中誰是落後產能代表,政府不可能一一甄別,必須在依靠政府維持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讓整個市場機制發揮作用過程中,以競爭中的優勝劣汰解決去除落後產能的問題。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去產能的主導機制。
他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領,首先是以「三去一降一補」為切入點。但為正確理解和掌握它,必須把「三去一降一補」放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整體邏輯關聯之內。
如果從中央這一戰略方針直接字義上來看,有三個詞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他認為首先要注意到,它是落在「改革」上,這表明什麼呢?可知決策層所強調的這個概念,就是在鄧小平於改革開放新時期之初就設定為大政方針的「改革」之路上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要求。但是這里又突出了一個新意,即新在直接標明了「供給側」,即改革就是要解決供給側的有效制度供給問題,並表明了決策層通過相關分析認定,我們現階段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在於供給側,必須面對與需求側總量問題迥然不同的供給側的「結構」問題,首先是制度結構優化、利益格局調整、「沖破利益固化的藩籬」的問題,攻堅克難推進改革而解決好有效制度供給,進而提高整個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這三個詞語聯結而成的鮮明表達,是得到「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理支撐的。
如果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以上三個概念聯結在一起理解,結合現實經濟生活,對於「三去一降一補」這樣供給側改革的具體要求其實施要領,需要做進一步的考察分析。
「去杠桿」須區分宏觀與微觀
賈康認為，說到「去杠桿」,可以直截了當地講,這在宏觀上是間接調控體系裡貨幣政策當局主導的控制廣義貨幣供應量(M2)方面要把握的要領,與「適度擴大總需求」而同時宏觀審慎地防範風險的權衡有關,也與如何更好掌握總量型的需求管理有關。在這個意義上,它的操作和我們各個地方、各個行業、各個企業並沒有直接關系。其他宏觀管理部門,則需要對我們的貨幣當局提供協調和配套:比如近年的財政政策,強調要提高赤字率,而提高赤字率意味著舉借債務的規模要擴大,財政部門的領導已指出,這是以財政的加杠桿服務於全局的去杠桿,這就體現了全局觀與國家層面的部門協調——這是從宏觀角度來說必須把握的「去杠桿」概念對於相關管理主體的要求。
另外,從地方政府視角來說,應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全局的去杠桿並不排除局部的加杠桿,而且局部的加杠桿一定是要求「理性供給管理」的結構性加杠桿。
比如,在全局去杠桿的同時,地方政府在本地發展戰略實施過程中需要發力支持優化結構的一些關鍵點上,卻是需要加杠桿的；大量三、四線城市去樓市庫存,也是需要配合必要的政策措施而加杠桿的。這些都迫切需要以一種理性的供給側的管理方案來設計,以求達到優化結構,從而也服務於降低總體杠桿風險程度的意願。
總之,管理當局要協調好的事情,是地方、行業在這方面應理性處理好怎麼樣以必要的結構性加杠桿來順應全局去杠桿,從而貫徹好發展戰略的問題。這是典型的供給管理的任務。
至於微觀企業主體降低自身負債率的「去杠桿」,則是必須「因企制宜」討論的問題,並沒有一個「一刀切」的合理解決方案,政府一般也不應按某個量值作硬性要求,關鍵是企業在競爭中要結合自己的生產經營戰略策略,力求於定製化處理中達到對負債經營較高水準的風險防控。微觀的「去杠桿」,實質是一個個企業特定的「資金供給管理方案」問題。
「去產能」應正確把握實質和機制
談到「去產能」，賈康認為要注意四點。其一,不宜籠統地講去所有的「過剩產能」。我國現在必須聚焦的其實是要去落後產能。各個行業里產能的「過剩還是不過剩」處在不斷變化中,准確的說法應是,在行業里高高低低可比的產能中,靠下的落後產能,是相對而言較好界定的概念和較好把握的去除對象。去產能工作重心放在「去落後產能」這個實質問題上,才能更直接、更聚焦地對應我們所追求的結構優化和打造升級版。
其二,所謂過剩產能,是可以通過我們的一些創新機制比如PPP來改變其屬性的。PPP是英文「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縮寫,過去直譯為「公私合作夥伴關系」,即是現在官方文件所表述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機制,這一創新顯然會把一部分過剩產能瞬間轉為有效產能。原來政府在要做的公共工程、基礎設施以及產業園區連片開發這些建設項目上,往往「心有餘而力不足」,現在可以吸引、拉動出已雄厚起來的民間資本、社會資金包括外資一起來做。
只要把這個事情做好,便會產生一系列正面效應,包括緩解政府未來很長時間段上城鎮化和老齡化壓力下的財政支出壓力;使民生改善,老百姓得實惠而且實惠可持續,因為它是政府、企業和專業機構「1+1+1>3」的績效提升機制,也正是落實共享發展的機制創新;它還會給一批與政府合作的企業打開取得「非暴利但可接受」的長期投資回報這樣的生存發展空間;它又對接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對接非常重要、中國必須推進的法治化、民主化制度建設,是一種對全面法治化的倒逼機制和催化劑。
同時,它又是在引領新常態過程中可以把一部分所謂過剩產能成功轉為有效產能、進行有效投資(「聰明投資」)的創新機制。比如在北京,在原來有地鐵4號線PPP項目的基礎上,現在繼續運用這種成功經驗引進外資建設地鐵16號線,正是緩解首都公共交通體系有效供給不足的一個重要的建設項目。如無PPP,16號線何時可動工建設還可能遙遙無期,有了PPP,便可以把這一建設項目立即啟動,而且是「好事做實、實事做好」。加快項目建設所需要的鋼材、建材、施工設備等的一大批訂單。對應的是什麼產能呢?正是一部分原來所謂的「過剩產能」——PPP這個機制創新會把一部分所謂的過剩產能很快轉為有效產能。
其三,我們需要意識到,在行業、企業升級換代中,並不應把所有在競爭力上有一定劣勢的企業,馬上認定為所謂的「僵屍企業」,「僵屍企業」這個概念是可以用的,但應僅限於少數確實無可救葯而遲遲未出局的企業。某些在競爭中已經感到有壓力、有困難的企業,如果能成功地實現升級換代的創新,就可能改變面貌,原來被人們認為是過剩產能的代表,可能轉為有效產能的組成部分,這是可變的,是要有「事在人為」的努力加入進去的。所以,在去產能方面,一定要真正聚焦到在整個行業或某一個領域里那種應被市場競爭淘汰的落後產能能不能去除這個關鍵問題和「真問題」上。
其四——這一點非常重要:去產能的主體與機制何在?去產能中,對於為數不多的某些成規模的企業,政府如認定它是落後產能代表,在沒有挽救的可能性的情況下,可以由政府為主體實施關停並轉的操作,這是最便捷的操作,但是對不起,這種方式的適應性非常有限。中國現在整個企業數量、市場主體數量,是7000萬個以上,大量的中小微企業中誰是落後產能代表,政府不可能一一甄別,必須在依靠政府維持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讓整個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過程中,以競爭中的優勝劣汰解決去除落後產能的問題。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去產能的主導機制。
及時總結「去產能」的正反兩方面經驗
賈康認為，有必要及時總結「去產能」的正反兩方面經驗。他說，在深化供給側改革的2017年,亟須總結2016年「去產能」方面的運行情況,掌握好「去產能」的實質內容及其合理機制。不應過於注重有關部門算出一個總規模以後、表面上看砍掉了多少產量,關鍵是那些真正需要淘汰的落後產能,怎麼能被擠出去。
賈康直言，我國鋼鐵行業、煤炭行業從整個產能規模看來是過剩的,所以成為2016年去產能的重點,但實際生活中如以行政手段為主把鋼鐵和煤炭產能總量的壓減目標作為指令性任務「切塊」下達,由各地管理部門或「揀軟柿子捏」挑選去除對象,或者「排頭砍去」一刀切操作,能夠如願達到去落後產能的結果嗎?這種方式下,應有的面對著千千萬萬分散的市場主體,政府管理部門其實沒有能力去全面地一一甄別企業中的每一個是什麼樣產能的代表。對於為數不多的成規模的企業,可以作為重點對象來排查,能夠認定真正無可救葯的落後產能代表,可以「關停並轉」,但這種操作的適應性是有限的。全國約7000萬個市場主體中,絕大多數是中小微企業,其中的那些落後產能,應該在劃清某些必要的准入標准(如污染物排放的技術標准)之後,主要通過市場競爭中的優勝劣汰來去除,如果依靠行政官員去覆蓋總計幾千萬個市場主體一一作甄別,不可能真正掌握好准確度。
賈康說，實際生活中,我們很遺憾地看到,在這樣的一個矛盾面前,管理部門的手段往往是傾向於靠行政指令來給出指標往下壓任務,比如,整個鋼鐵行業和整個煤炭行業要求要去多少多少萬噸的產能,作為任務,然後層層切塊,下達到各個區域,各地區再在本地相關的企業里靠行政手段挑選「去產能」對象,而實際帶來的結果往往是很容易發生的扭曲與不公正,還有乾脆「一刀切」地壓產量的做法。
以煤炭行業為例,2016年不少地方就是落入了不甄別的「一刀切」。煤炭行業經歷了幾年的困難、產品價位一路走低之後,2016年二季度以後煤品市場開始回暖,到三季度迅速回暖已成定局,而四季度聽到的消息,是市場上的動力煤價格從原來的280元/噸左右直沖600元/噸,而焦炭已從原來的600元/噸左右直沖2000元/噸。這樣迅猛的回暖升溫,逼得管理部門召開多次緊急會議,在全國重新考慮怎麼樣調配煤炭的供給能力。
這個從「過剩」到「供應吃緊」急劇轉變的背景是什麼呢?是在前面的一段時間里,有關部門要求各個煤礦要按照一年內礦井開工運行不能超過276天來封頂。這就完全改變了過去煤炭行業里早已形成全套經驗的全年如無大修365天連軸轉的工作狀態(賈康在上世紀70年代初曾在北京礦務局當過工人,下過井,知道這種連軸轉的情況)。
賈康認為，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現在這種新的行政規定,它解決了什麼問題呢?看起來可以把整個煤炭行業的產量往下壓,但實際上違背了生產規律,使一個個運行中的煤礦的固定成本分攤極不充分,原來攤到360天左右的,現在按行政要求只能對應至多276天的生產運行,實際上是以行政手段不加區分地壓低所有煤炭生產企業的運行效率,其中不僅實際上保護了落後產能,而且還可能增加了礦難的隱患——可想而知:煤田的煤層氣是需要不斷抽取的,瓦斯等帶來的不安全因素要靠這樣的方式來控制,停工的這些天數里,抽氣還是不抽氣?從經濟利益考慮,很多一線的具體工作管理者自然會把抽氣系統停下來,那麼什麼時候開工再恢復?有沒有經驗要提前多少天恢復通風、先把氣抽得比較到位才可以施工?處理不好,抽得不充分,是不是就進一步增加了瓦斯爆炸之類的礦難隱患呢?不客氣地說,這樣的結果,是煤炭行業的落後產能並沒有被排除,反而由一刀切的產量控制把這些落後產能一起保護下來了。煤炭行業如此去產能,形式主義地好像有了一個交代,但落後產能實際上沒有排除,這是我們供給側改革要追求的合理結果嗎?是真正體現了全要素生產率這方面的提高嗎?
賈康強調，這樣的情況帶來了現在值得重視的問題——在應充分肯定「去產能」已有成果的同時,我們必須注意,現在煤炭行業的回暖是不是猛了一點?這個特徵所帶來的在下一個階段可能的不良影響是什麼?一個大起之後很容易出現的是過了一個臨界點,便跟著是大落。我們不希望經濟的運行是這樣大起大落式地打擺子,行政手段為主最容易造成這樣的「打擺子」。經濟手段為主充分發揮市場作用的制度框架遲遲不能建立,那麼政府調控就是從一端擺到另外一端,這樣的一些經驗教訓,非常值得認真總結。
房地產「去庫存」亟須對於「分化」的情況分別施策
賈康說，人們普遍意識到,去庫存主要針對的首先是房地產,而房地產現在的情況是什麼?一定要有結構分析。從大面上說,房地產現在叫做「冰火兩重天」,而所說的房地產的去庫存,絕對不能施加於「火」那一面。「北上廣深」早已火得一塌糊塗,它還去什麼庫存?需要趕快組織有效的供給,緩解這種供需矛盾。大量的二線城市,原來曾經更多的感覺是「冰」的壓力,現在開始轉成「火」的壓力了,也要趕快借鑒現在一線城市的一些做法以及一些教訓,要有提前量地提供有效供給。相匹配的基礎性制度的供給問題,一定要提到日程上。比如,中央所要求的「加快房地產稅立法並適時推進改革」,這個方針怎麼跟現實對接已經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所以,房地產去庫存,現在真正要抓住的主要是大量三四線城市即「冰」的這方面怎麼去庫存的問題。在三四線城市去庫存,又必須注意不是簡單依靠現在已有的商業性消費信貸支持,就可以如願達到去庫存目標的,因為三四線城市最值得爭取的住房主體是所謂「農民工」,未來幾十年,我國還要有約4億人從農村到城鎮來定居,一開始他們被稱為農民工,是因為戶籍還在農村,但是需要在城鎮中「住有所居」地形成與他們的需求所對應的供給,最主要的部分不是一般商品住宅——他們的支付能力大多還對不上而是低價的共有產權房或者公租房,要把這樣的供給在現在的存量基礎上提供出來,就一定要使用政策杠桿。
所以,這又是一個鮮明的例證:在房地產去庫存方面,在全局的去杠桿、控制杠桿的同時,還必須或不得不處理好「政策性加杠桿」怎樣合理解決的問題,這才能如願地在三四線城市真正使一大批農民工住有所居,得到有效供給的共有產權房,而且在他們支付能力更低下的時候,對應的則只能是公租房。這樣如做得好,確實可以把一些我們的房地產庫存,從原來的「存」的狀態轉為「用」的狀態。
降成本方面政府的職責是深化改革降低制度成本
關於「降成本」,賈康坦言，很顯然,對於企業自己可以降低的成本來說,不用政府太操心,政府只要維護了公平競爭環境,企業會千方百計把事情做到極致,在「細節決定成敗」的所有節點上去控製成本、降低成本。
從政府角度來說,真正需其發力的降成本,一定要針對制度性成本。在制度性成本里,稅收上需要繼續做好一系列可能的減稅改革,但稅收之外的非稅收入這方面的成本,比如各種各樣的行政性收費,以及我們社保體系的「五險一金」,還有降低的空間和必要。特別是隱性的成本,比如一個企業開辦要蓋幾十個章,每個章後面跟著的都要有「打點」,這種隱性綜合成本能不能降下來,絕對不是減稅概念能覆蓋的事情,一定是綜合配套改革概念才能覆蓋和解決的問題,要抓住這個實質。
補短板需要因地、因企、因行業制宜
關於「補短板」,賈康強調，需要清晰地注意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供給體系質量效率提高,在補短板方面的哲理和原則是非常鮮明的:一定是要解決結構問題,而這個結構問題在具體分析基礎上的對策,必須在各地、各行業、各企業專門「對症下葯」地形成,什麼是其短板,怎麼補?絕對沒有一個籠統的拿來就可以套用的補短板的標准化解決方案。這就是供給管理明顯區別於需求管理的特點之所在:需求管理是非常清晰的指標單一、政府以調控做反周期操作的模式,而到了供給管理、供給側的補短板,特別強調的是因地制宜、因企制宜、因行業制宜,一定要有高水平的特定解決方案的設計,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挑戰。
賈康最後說，總之,按照中央供給側改革的實質性要求,關鍵是要充分尊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政府主要是維持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和掌握負面清單的「市場准入」,力求在市場競爭中優勝劣汰地去做「三去一降一補」,這樣我們才真正走上了一條加快發展方式轉變的正路。在2017年中央所要求的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年,我們十分需要進一步總結相關經驗與要領,把中央關於供給側改革的本質精神貫徹好。

2. 杠桿率趨穩是否意味著去杠桿已經完成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董希淼認為，隨著去杠桿穩步推進，金融風險防控成效初顯，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較為穩固，但目前企業負債率仍然偏高，居民部門加杠桿速度過快，政府部門隱性債務大量存在。因此不能過度解讀為去杠桿已經完成，未來一段時間，金融嚴監管、去杠桿的政策大方向不會變化。

董希淼說，未來必須堅定不移去杠桿，將債務水平和杠桿率逐步降下來。要堅決出清「僵屍企業」，減少無效資金佔用。繼續嚴厲打擊非法金融機構及活動，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目前來看，相比大力培育新動能、強化科技創新、推動傳統產業優化升級、降低實體經濟成本等成效，在大力破除無效供給、處置「僵屍企業」方面還需繼續努力。

3. 金融杠桿(leverage)是什麼意思

金融杠桿(leverage)簡單地說來就是一個乘號（*）。使用這個工具，可以放大投資的結果，無論最終的結果是收益還是損失，都會以一個固定的比例增加，所以，在使用這個工具之前，投資者必須仔細分析投資項目中的收益預期。

還有可能遭遇的風險，其實最安全的方法是將收益預期盡可能縮小，而風險預期盡可能擴大，這樣做出的投資決策所得到的結果則必然落在您的預料之中。

使用金融杠桿這個工具的時候，現金流的支出可能會增大，必須要考慮到這方面的事情，否則資金鏈一旦斷裂，即使最後的結果可以是巨大的收益，您也必須要面對提前出局的下場。

(3)把握好去杠桿擴展閱讀：

金融風險的基本特徵有以下幾個：

1、不確定性：影響金融風險的因素難以事前完全把握。

2、相關性：金融機構所經營的商品—貨幣的特殊性決定了金融機構同經濟和社會是緊密相關的。

3、高杠桿性：金融企業負債率偏高，財務杠桿大，導致負外部性大，另外金融工具創新，衍生金融工具等也伴隨高度金融風險。

4、傳染性：金融機構承擔著中介機構的職能，割裂了原始借貸的對應關系。處於這一中介網路的任何一方出現風險，都有可能對其他方面產生影響，甚至發生行業的、區域的金融風險，導致金融危機。

4. 三去一降一補具體指什麼

三去一降一補指的是堅持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

1、多措並舉化解鋼鐵、煤炭過剩產能。

2、分類調控，因城因地施策，重點解決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庫存過多問題。

3、去杠桿的主要目的是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對我國來說，保持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必須在實體經濟領域去產能、在金融領域去杠桿。去杠桿必須既有利於穩增長，又有利於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4、大刀闊斧地幫助企業降低生產經營成本，增強企業競爭力。

5、從嚴重製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從人民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著手，既補硬短板也補軟短板，既補發展短板也補制度短板。

去產能應該把握四個工作重點：

1、要抓住處置「僵屍企業」這個牛鼻子。應增強「四個意識」，提高認識，堅決貫徹黨中央、國務院去產能決策部署，秉承新發展理念，重點突破「政銀企」之間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以「去肢求生」的氣魄，切斷輸血管道，斷水斷電，撤銷牌照，徹底割裂「僵而不死」的生存條件。

2、嚴格執行環保、能耗、質量、安全等相關法律法規和標准，切實依法行政，強調利用政府和社會平台進行有效監督，嚴格執法，提高企業違法違規的成本，把去產能要求的各種標准切實內化於企業管理，建立長效治理機制。

3、要防止已經化解的過剩產能死灰復燃。去產能企業復產增產現象可形成嚴重的負向激勵，應適時監管和重視驗收，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工具構建落後產能、非法產能和不安全產能的溯源平台.

4、應該以鋼鐵煤炭去產能工作為主線，同時用市場、法治的手段做好其他產能嚴重過剩行業去產能工作。

5. 　如何把握好結構性去杠桿的力度和節奏

如何把握好結構性去杠桿的力度和節奏？

董希淼認為，結構性去杠桿應特別注重「精準滴灌」，既要保持宏觀政策穩定，堅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強刺激，又要根據形勢變化相機預調微調、定向調控。這就需要在結構性去杠桿的過程中，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進行。只有財政金融政策協同發力，才能更有效服務實體經濟，更有力服務擴內需、保增長的大局。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認為，應充分發揮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的統籌協調作用，統籌把握各領域出台政策的力度和節奏，形成政策合力，高度警惕去杠桿中的「次生風險」，平衡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和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

來自《 人民日報 》（ 2018年08月10日 02 版）

6. 如何理解「結構性去杠桿」

經濟學家潘向東分析，「結構性」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是從總量看，我國宏觀內杠桿率容趨穩，結構性去杠桿的目標是努力實現宏觀杠桿率穩定和逐步下降，不再追求宏觀杠桿率的快速下降。二是分部門、分債務類型提出不同的去杠桿要求。我國國有企業杠桿率比較高，要實現國企杠桿率的穩步下降；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比較大，要規范地方政府融資，在做好「堵後門」的同時也做好「開前門」；我國居民杠桿率上升較快，要抑制居民杠桿率的上升勢頭。

如果政策過度緊縮、融資快速下滑，會導致信用風險集中爆發，引發市場避險情緒上升，進而出現市場低迷、成交量萎縮，甚至導致市場失去正常的價格發現和融資功能，這不僅不利於企業正常融資、不利於實體經濟增長，還可能引發金融風險。如果去杠桿節奏過慢，則會使杠桿率進一步上升。因此，在杠桿率上升趨緩、經濟增速有所下行的情況下，「穩杠桿」是較為合適的政策選擇。

7. 國企去杠桿任務重困難多如何破解

為推進央企降杠桿工作，國務院常務會議推出一系列舉措，包括要建立嚴格的分行業負債率警戒線管控制度；建立多渠道降低企業債務的機制；積極穩妥推進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督促已簽訂的框架協議抓緊落實；強化問責等。

在當前經濟環境下，國企降杠桿也需積極穩妥地推進。連平建議，首先要確定合理的降杠桿目標。應充分考慮中國國情和央企特點，結合不同行業的特
點，把企業負債率目標定在合理水平上，即便是適當高一點的水平也是可以接受的。其次，要制定規劃。目前，國企負債規模很大，降杠桿如果壓得過猛，企業將難
以承受。因此，有關方面應把握好節奏，下足「綉花」功夫，敢於啃硬骨頭，分步驟實施，嚴防風險，持之以恆地加以推進。

國企的資金還是很雄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