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部門杠桿率數據

A. 適度引導居民部門加杠桿有多重好處

你可以參考一下！
關於居民個人、企業和三個部門在中國經濟中的杠桿率（債務／GDP比重），因為統計數據等原因，難有一個精確的數字。但基於公開信息，在兩個方面是有共識的：一是全社會杠桿率超過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個部門之間，企業杠桿率最高，次之，居民的杠桿率最低。
具體說來，企業杠桿率被認為在120%~170%，領先於很多大經濟體；杠桿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隱性債務，可能更高）；居民杠桿率在40%以內，落後於主要國家。
從上述數字上看，三個部門中，居民加杠桿的空間最大；且居民杠桿形成的銀行資產，質量優於企業部門，是銀行偏愛的安全產品。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記者會上的表態，正應和了這一現實：「從宏觀層面看，中國如果想控制杠桿率，應掌握好整個杠桿率，關鍵還是要如何應對企業杠桿率過高的問題。也有一部分人比較關注地方的杠桿率是否偏高的問題，從總量上講個人消費貸款的杠桿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個部門之間杠桿率差別的原因，有助於判斷居民的杠桿空間到底有多大。
三個部門之間的杠桿率差別如此之大，特別是企業部門如此之高，筆者認為根本原因是企業代替和居民部門，提高並維持了其部門的杠桿率（當然，2009年之後企業貸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於刺激經濟的政策）；而不在於中國企業主要依賴於間接融資、不像美國有那麼發達的資本市場。資本市場同樣不如美國發達的其他幾個金磚國家，企業杠桿率甚至不及中國的一半。
如果只考慮認可的賬面的債務，杠桿率在30%左右，低於60%的國際警戒線。相信這是各種分析認為仍有加杠桿空間的理由。但如果考慮到地方的各種融資平台債務及全國范圍內社會保障的隱性負擔，情況顯然不容樂觀。也因為此，中央對地方債務擴大比較謹慎，在推出地方債務置換的同時，力保全國地產市場不大幅下跌，因為後者是維系地方乃至全國債務狀況穩定、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基礎。
同樣，企業的杠桿率幫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桿水平。不是每個居民都有資格加杠桿。穩定的現金收入應是首要條件。因此，對於加杠桿，佔全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農民工）。周小川行長希望鼓勵的群體，應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階層。而他們的收入均直接、間接來自於企業。可在經濟不景氣、PPI連續幾年負增長的情況下，企業要保證不虧損已經很難，維持運營、繳上稅費、發下工資，銀行貸款是最優選擇。
企業部分承擔和個人的杠桿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銀行貸款利息支出在6萬億元左右（如計算上銀行外的融資，成本會更高），超過名義GDP的年度增加額；貨幣供應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於支付這些利息。就是說，貸款的利息，也要用貸款來還了。經濟疲弱、企業無現金利潤、虧損，滾雪球般的債務模式不可持續。
是否可以不維持這種模式呢？那就是企業去杠桿(破產，退出市場），對上述的邏輯做一個調整，企業的杠桿率降下來、的杠桿率上升。個人的杠桿率也會下降，因為該破產的企業破產了、有些個人收入下降甚至沒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擔債務的條件，其歷史債務將轉嫁給銀行。最後的債務接盤者仍是，但真正的損失者是居民個人：如果不讓銀行破產，那債務只能通過全社會通脹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許銀行破產，通脹的幅度稍小，銀行的儲戶損失更大。同時伴隨的，將是GDP萎縮，資產價格暴跌。
兩害相權無輕者。這恐怕也是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自去年起就吹風降低企業社會負擔（五險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長在前述會議上同時提及：「從中國的情況看，個人住房貸款占銀行貸款中的比重還是相對偏低的，有很多國家個人貸款特別是住房貸款可能占總貸款的40%~50％，中國只有百分之十幾，比例比較低。」不難理解，希望通過房地產拉動經濟增長。
要實現這個預期，須考慮三個問題：房地產行業是否能發揮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桿空間是否足以滿足期望？期望房地產引領的經濟增長是否能在未來維持居民的杠桿水平？同時，這種具有明顯選擇性的政策暗示，也應考慮其他因素，比如中國企業經營性現金流是否可與這些國家比？中國是否有這些國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穩定、可加杠桿的居民群體？中國是否能承受大量的企業破產？
我知道所以你知道！

B. 房貸利率上浮跡象明顯 居民杠桿率上漲過快仍需警惕

多地房貸利率上浮跡象明顯。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近半個月，成都、福州、蘇州、南京、合肥、杭州等地的首套房、二套房按揭利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調，且部分銀行出現額度緊張、放款周期變長的現象。一方面，部分地方監管部門有意引導利率上行，謹防樓市過熱，另一方面，部分銀行也對自身的房貸額度進行了調整。
近月來，房地產調控顯現出「掐尖」的特點，即謹防部分地區房地產價格漲幅過大和冒頭。不僅是房貸政策，多地的購房政策、土地政策等全方位從緊。業內人士表示，在房地產調控趨緊的同時，未來一段時間，防止居民購房杠桿率過快上漲仍將是相關政策的主基調。
部分重點城市房貸利率上浮
一位南京地區銀行房貸業務相關人士對記者說，為防止樓市過熱，相關地方監管部門有意引導房貸利率上浮一定比例，目前該銀行整體房貸業務額度也有一些收緊。
某國有大行杭州某支行營業部主任對記者說，目前該行的首套房房貸利率是從上浮5%提高到上浮8%，放貸額度也需要等候。另一家位於杭州的銀行的相關人士也表示，首套房房貸利率目前也上浮到8%，二套房房貸利率則維持在10%，沒有變化。該人士也表示，目前房貸額度較為緊張。
融360大數據研究院一周前發布的最新監測數據顯示，天津地區有11家銀行首套房貸款利率由基準漲至最低上浮5%，蘇州地區有5家銀行上調首套房貸款利率，南寧地區多家銀行也上調了房貸利率水平。另外，寧波地區房貸利率最近也開始悄然上漲。中行、交行和興業率先將首套房房貸利率由基準上浮5%調整至上浮10%，二套房房貸利率由基準上浮10%調整至上浮15%。
整體來看，目前房貸利率上浮主要集中在部分重點城市。一位國有大行房貸業務相關人士對記者說，目前總行層面在房貸政策上沒有明顯變化，不過地方上會根據市場情況以及地方政府的調控要求進行調整。
華泰證券發布報告稱，按揭貸款利率出現上調或者額度控制的城市大多為今年房地產市場景氣度較高的城市。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5月70城新建商品住宅價格指數同比增長11.3%，環比增長0.7%。近期房貸利率有所調整的成都、福州、南寧、武漢、西安等新房價格同比漲幅均高於70城平均水平。
穩房價穩地價 調控態勢明顯
房貸政策的收緊可被視為房地產整體調控趨嚴的一個縮影。中原地產研究中心最新報告顯示，2019年上半年，全國各地房地產調控政策發布高達251次，相較2018年同期的192次上漲31%。從6月單月來看，我國各地房地產調控政策發布次數達46次，較5月也有明顯增長。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表示，在2018年11月前，各地發布的樓市調控政策以收緊為主，從2018年11月開始，各地發布的收緊的樓市調控政策明顯減少。今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強調「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自那時起，房地產調控政策收緊態勢則再次顯現。
業內人士表示，近月來房地產調控顯現出「掐尖」的特點，即謹防部分地區房地產價格漲幅過大和冒頭。
在樓市方面，在4月底和5月中旬，住建部兩次對此前價格累計漲幅較大的10個城市發布預警。隨後，蘇州召集30餘家地產商舉行座談會指出，要將今年當地房價漲幅控制在5%之內。而西安也在房價連續上漲39個月後，發布最嚴限購令，即自6月20日起，從市外遷入戶籍的居民家庭在西安購房需滿足落戶滿1年、或在本市連續繳納12個月的社會保險或個人所得稅的條件。而對於非西安戶籍的居民家庭，則需滿足在本市繳納個人所得稅或社會保險滿5年的條件才可在西安購房。
在土地方面，東莞日前則出台最新的土地報價規則。在新的規則下，土地拍賣不再是價高者得，土地的最終成交價是最接近所有報價者的終次報價的平均價。這樣做可以限制「地王」的誕生。
58安居客房產研究院首席分析師張波分析稱，上半年調控呈現出「雙邊多點」效應，「雙邊」即在因城施策下，熱點城市政策總體從緊，而存在房價下跌風險的城市會出台「托市」政策；「多點」體現在調控不僅針對房價，還針對地價、限售、限購、公積金等多維度。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秦虹表示，目前房地產市場管理的要求目標就是可量化、可考核的三穩：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穩地價是前提，穩房價是結果，要防止房價透支過多所帶來的後續一系列的經濟、金融、社會、城市方方面面的風險，穩預期是根本，必須建立一個對未來房地產政策、房地產市場比較清晰的預期判斷。
居民杠桿率上漲過快仍需警惕
業內人士表示，在房地產調控趨緊的同時，未來一段時間，防止居民購房杠桿率過快上漲仍將是相關政策的主基調。
融360大數據研究院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居民杠桿率水平為53.2%，遠低於美國居民的76.1%。不過，業內人士也表示，雖然目前我國居民杠桿率絕對水平較低，但是仍需警惕其過快增長的風險。
恆 大研究院院長任澤平就表示，我們仍應警惕居民杠桿過快上升風險。中國居民部門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經歷了三輪快速加杠桿，杠桿水平從新興市場經濟體向發達經濟體迅速靠攏，安全空間被快速消耗。居民杠桿的過快上升將帶來銀行資產惡化、金融風險積聚以及抑制居民消費增長等不良影響。
這一問題也已經引發了監管部門人士的高度警惕。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日前在第十一屆陸家嘴論壇上表示，近些年來，我國一些城市的住戶部門杠桿率急速攀升，相當大比例的居民家庭負債率達到難以持續的水平。更嚴重的是，新增儲蓄資源一半左右投入到房地產領域。房地產業過度融資，不僅擠占其他產業信貸資源，也容易助長房地產的投資投機行為，使其泡沫化問題更趨嚴重。他表示，房地產市場具有很強的區域性特徵，不同地區房價有漲有跌都很正常。但是，「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歷史證明，凡是過度依賴房地產實現和維持經濟繁榮的國家，最終都要付出沉重代價，凡是靠盲目投資投機房地產來理財的居民和企業，最終都會發現其實很不劃算。

C. 居民部門杠桿率是怎麼計算的舉例說明

居民部門杠桿率=居民部門貸款余額/名義GDP
如:2016年我國GDP74.4萬億,居民部門貸款余額大約33.33萬億,相除後得2016年末居民部門杠桿率為44.8%。
杠桿率一般是指資產負債表中權益資本與總資產的比率。杠桿率是一個衡量公司負債風險的指標，從側面反應出公司的還款能力。杠桿率的倒數為杠桿倍數，一般來說，投行的杠桿倍數比較高，美林銀行的杠桿倍數在2007年是28倍，摩根士丹利的杠桿倍數在2007年為33倍。
杠桿率的優點
引入杠桿率作為資本監管的補充手段，其主要優點為：一是反映股東出資的真金白銀對存款人的保護和抵禦風險的作用，有利於維持銀行的最低資本充足水平，確保銀行擁有一定水平的高質量資本(普通股和留存利潤)。二是能夠避免加權風險資本充足率的復雜性問題，減少資本套利空間。本次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在新資本協議框架下，如果商業銀行利用新資本協議的復雜性進行監管套利， 將會嚴重影響銀行的資本水平。有關數據顯示，一些銀行的核心資本充足率和杠桿比率出現背離。

D. 居民部門杠桿率偏低非金融企業杠桿率過高說明啥

居民部門杠桿率偏低說明還有加杠桿釋放需求動力的空間。

非金融企業杠桿率過高說明企業運營成本較高，較多的運用財務杠桿，風險性因素可能會被擴大。

E. 當前我國居民杠桿率是在上升還是下降

關於居民個人、和三個部門在中國經濟中的杠桿率（債務／GDP比重），因為統計數據等原因，難有一個精確的數字。但基於公開信息，在兩個方面是有共識的：一是全社會杠桿率超過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個部門之間，杠桿率最高，次之，居民的杠桿率最低。
具體說來，杠桿率被認為在120%~170%，領先於很多大經濟體；杠桿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隱性債務，可能更高）；居民杠桿率在40%以內，落後於主要國家。
從上述數字上看，三個部門中，居民加杠桿的空間最大；且居民杠桿形成的銀行資產，質量優於部門，是銀行偏愛的安全產品。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記者會上的表態，正應和了這一現實：「從宏觀層面看，中國如果想控制杠桿率，應掌握好整個杠桿率，關鍵還是要如何應對杠桿率過高的問題。也有一部分人比較關注地方的杠桿率是否偏高的問題，從總量上講個人消費貸款的杠桿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個部門之間杠桿率差別的原因，有助於判斷居民的杠桿空間到底有多大。
三個部門之間的杠桿率差別如此之大，特別是部門如此之高，筆者認為根本原因是代替和居民部門，提高並維持了其部門的杠桿率（當然，2009年之後貸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於刺激經濟的政策）；而不在於中國主要依賴於間接融資、不像美國有那麼發達的資本市場。資本市場同樣不如美國發達的其他幾個金磚國家，杠桿率甚至不及中國的一半。
如果只考慮認可的賬面的債務，杠桿率在30%左右，低於60%的國際警戒線。相信這是各種分析認為仍有加杠桿空間的理由。但如果考慮到地方的各種融資債務及全國范圍內社會保障的隱性負擔，情況顯然不容樂觀。也因為此，中央對地方債務擴大比較謹慎，在推出地方債務置換的同時，力保全國地產市場不大幅下跌，因為後者是維系地方乃至全國債務狀況穩定、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基礎。
同樣，的杠桿率幫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桿水平。不是每個居民都有資格加杠桿。穩定的現金收入應是首要條件。因此，對於加杠桿，佔全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農民工）。周小川行長希望鼓勵的群體，應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階層。而他們的收入均直接、間接來自於。可在經濟不景氣、PPI連續幾年負增長的情況下，要保證不虧損已經很難，維持運營、繳上稅費、發下工資，銀行貸款是最優選擇。
部分承擔和個人的杠桿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銀行貸款利息支出在6萬億元左右（如計算上銀行外的融資，成本會更高），超過名義GDP的年度增加額；貨幣供應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於支付這些利息。就是說，貸款的利息，也要用貸款來還了。經濟疲弱、無現金利潤、虧損，滾雪球般的債務模式不可持續。
是否可以不維持這種模式呢？那就是去杠桿(破產，退出市場），對上述的邏輯做一個調整，的杠桿率降下來、的杠桿率上升。個人的杠桿率也會下降，因為該破產的破產了、有些個人收入下降甚至沒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擔債務的條件，其歷史債務將轉嫁給銀行。最後的債務接盤者仍是，但真正的損失者是居民個人：如果不讓銀行破產，那債務只能通過全社會通脹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許銀行破產，通脹的幅度稍小，銀行的儲戶損失更大。同時伴隨的，將是GDP萎縮，資產價格暴跌。
兩害相權無輕者。這恐怕也是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自去年起就吹風降低社會負擔（五險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長在前述會議上同時提及：「從中國的情況看，個人住房貸款占銀行貸款中的比重還是相對偏低的，有很多國家個人貸款特別是住房貸款可能占總貸款的40%~50％，中國只有百分之十幾，比例比較低。」不難理解，希望通過房地產拉動經濟增長。
要實現這個預期，須考慮三個問題：房地產行業是否能發揮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桿空間是否足以滿足期望？期望房地產引領的經濟增長是否能在未來維持居民的杠桿水平？同時，這種具有明顯選擇性的政策暗示，也應考慮其他因素，比如中國經營性現金流是否可與這些國家比？中國是否有這些國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穩定、可加杠桿的居民群體？中國是否能承受大量的破產？

F. 公司杠桿比率一般多少

從公司的債權人復立場來講，制公司的負債應控制在百分之五十左右，當然公司的負債肯定是越低越好，資產負債率反映在總資產中有多大比例是通過借債來籌資的，也可以衡量企業在清算時保護債權人利益的程度。同時也是一項衡量公司利用債權人資金進行經營活動的能力指標，反映債權人發放貸款的安全程度。

G. 如何看樓市泡沫居民部門繼續加杠桿可行嗎

房地產本質是一種資產，其價格變動和居民部門收入及投資行為的演進密切相關。一些數據指出，近年居民收入的絕對值顯著提高，但在種種制約分配公平的因素之下，居民收入分配的結構調整進程相對緩慢，其中最典型特徵在於中間收入階層佔比改善不顯著，中國仍然是典型的「金字塔型」收入結構，而非發達國家「紡錘體」的居民部門收入結構。然而在收入增長的同時，居民資產擴張的速度持續而顯著地高於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即居民部門出現信用擴張和主動加杠桿的趨勢，而房地產資產則是居民獲得金融資源的重要載體。當前中國居民總資產中房地產資產的比重已顯著超過美國日本等國家。
過去20年，中國房地產價格漲跌背後的邏輯，在2008年之前，人口年齡結構、城市化進程、收入水平是決定房地產價格持續上行的主要因素；自2008年之後，驅動房價漲落的因素逐漸切換到利率、信貸等金融因素上。不過這一輪，即2015年以來一線城市及少部分二線城市的房價繼續上漲，背後的邏輯和前些年並不完全相同：從2015年2季度末開始，股票的瘋狂上漲及之後的「股災」，8·11匯改後人民幣貶值壓力加大，國內實體經濟也缺乏好的資產配置方向。可以認為，一線城市房價上漲與國內資產配置缺少出路，資金尋找「安全島」有關，同時也仍有寬松的金融大環境在支持。
中國的全社會杠桿率過去幾年裡不斷攀升，其中企業部門杠桿率更是其餘部門的數倍，而居民部門杠桿率較低一直是市場所關注的對象。但是居民部門為什麼杠桿率低？——需要認真審視居民的收入分配和居民的房地產資產在總資產中的比重。
盡管和2009年相比，我國的居民收入結構略有改善，但基本還是典型的「金字塔」結構。這樣的收入結構意味著，最頂部的不具備大幅加杠桿的意願，最底部的不具備大幅加杠桿的能力。要改善居民收入結構，就避不開城鄉戶籍制度、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體系的差異，還有土地要素價格、資本市場價格及利率扭曲等因素，以及微觀領域生產要素市場的制度性扭曲等一系列帶有「剛性」特徵的障礙。同時，當前我國居民總資產中房地產資產的比重也已顯著高於美國日本等國家。
更進一步地，通過對諸多中微觀數據做了細致的梳理，我們發現雖然近一年來一二線城市房價與成交量均出現較大漲幅，但一線城市以及較為重要的二線城市（天津、武漢、重慶、南京、杭州、成都），當前都有明顯的去庫存特徵。短期而言，庫存周期短、價格漲幅穩定的上海及蘇州、南京等二線城市或仍未見頂。然而歷史的循環總有其共性：美國、日本和香港的歷史告訴我們，房地產價格的飆升通常伴隨著寬松的貨幣政策和信貸政策支持，地產膨脹不斷裹挾經濟，助長過熱並沖向頂峰，期間伴隨著居民杠桿率的大幅攀升；而隨後的泡沫破滅的起因或不一而同，但均將經濟拖入了更長久的危機。
望採納，謝謝！

H. 什麼是全社會杠桿率為249

2015年全社會杠桿率為249%,李揚稱中國的債務水平從全球看不算太高,一直以來，中國的債務問題不僅是各方人士關注的高頻話題，也是海外評級機構十分關注的一個方面。近期，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披露的最新研究顯示，截至2015年底，我國債務總額為168.48萬億元，全社會杠桿率為249%，其中，居民部門債務率約為40%，金融部門債務率約為21%，政府部門債務率約為40%。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試驗室理事長李揚認為，這樣的債務水平，從全球來看不算太高，且中國政府的債務處於可控范圍內。

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末，納入預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債務10.66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務16萬億元，合計26.66萬億元，佔GDP比重約為39.4%。即便將地方融資平台的債務加入，以更寬的口徑估算，政府債務水平達到56.8%，仍低於歐盟60%的預警線。與此同時，日本這一數字為200%，美國超過120%，法國超過120%，德國80%，巴西100%左右。

盡管如此，但在經濟學家宋清輝看來，2015年全社會杠桿率249%這個數字仍然不低，若再不重視中國實體經濟和全社會杠桿率過高的問題，將帶來較大的風險隱患。降低全社會杠桿率就是降低全經濟風險，也是經濟穩健發展的前提。

中投顧問宏觀經濟研究員白朋鳴告訴《證券日報》記者，杠桿率偏高則企業債務負擔偏重，使得企業很大一部分現金流用於還本付息，而用於維持正常生產經營的資金減少，不利於企業釋放活力與經濟增長。全社會杠桿率偏高增加了經濟運行中的風險，一旦企業資不抵債大規模爆發，將沖擊到銀行體系的穩定性，甚至誘發金融危機。

宋清輝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世界經濟局勢撲所迷離的背景下，中國亟需加快金融、房地產、鋼鐵等行業風險出清的步伐，加強抵禦風險的能力。這些高杠桿行業必須率先出清，否則「脫虛向實」將是一句空話。

將如何去杠桿

「綜合來看，對於負債率超過80%的企業，需要多管齊下形成合力，即通過減虧止虧、增收節支以及妥善處置低效資產等措施，把資產負債率控制在合理區間，減少佔比過高的金融杠桿，規避企業經營上的風險。」宋清輝說道。

白朋鳴則認為，對於一些產能過剩行業來說，降低杠桿率可以通過以下幾種方式，首先是償還債務，可以通過出售資產減債等方式；其次是通過上市或其他方式增資來降低杠桿率；最後是債轉股，通過組建資產管理公司收購銀行不良資產，來把債權債務關系轉變成控股與被控股關系，達到降低杠桿目的。

I. 超8成買房者需貸款，我國哪些城市的居民杠桿率較高呢

不同地區、不同城市，居民資金杠桿率、住戶部門杠桿率也呈現較大差別。總體上，我國城市居民杠桿率呈現南高北低的格局。根據第一財經記者統計，在重點城市中，廈門、深圳、南京、杭州等東南沿海城市杠桿率較高。

據悉，目前「杠桿率」的統計存在較多口徑，其中比較常用的有兩種：一是住戶貸款余額/GDP，即住戶部門杠桿率；另一種是住戶貸款余額/住戶存款余額，即住戶存貸比或居民資金杠桿率。

四城杠桿率比較：

數據顯示，2020年，四城的居民資金杠桿率均超過了130%，其中最高的廈門達到了148.9%。在住戶部門杠桿率方面，杭州高達126.8%，深圳和南京也超過了90%，廈門為87.3%。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去年GDP增速較慢，因此四成的住戶部門杠桿率均有明顯提升。

房價高，會帶來居民杠桿率高，杠桿率高則進一步推高了房價。數據顯示，深圳、廈門、杭州和南京房價均位列我國城市房價前十位。

以廈門為例，根據中國房價行情網數據，廈門3月均價達到了48570元/平方米，在全國所有城市中，也僅次於深圳、北京和上海三大一線城市，位居第四，甚至超過了一線城市廣州。

以上內容參考 第一財經－超8成買房者需貸款，「95後」全款買房比例最高

J. 事關貨幣政策、居民債務 央行政策將有哪些變化

2021年中國經濟走向如何？貨幣政策思路是什麼？金融行業、金融市場將如何發展？金融監管如何進行？

2月8日晚間，央行發布2020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下稱「報告」）。在最新發聲中，央行提到了貨幣政策、居民杠桿率、房地產、金融創新與審慎監管等備受市場關注的議題。

報告特設四篇專欄文章，內容圍繞存款管理、綠色金融、大國貨幣溢出效應和居民部門債務風險四個方面。央行提出，要高度警惕居民杠桿率過快上升的透支效應和潛在風險，不宜依賴消費金融擴大消費。

在下一階段主要政策思路中，與三季度報告內容相比，四季度報告在重點內容表述上出現了一些改變。比如，貨幣政策內容再提「把好貨幣供應總閘門」，新提「將經濟保持在潛在產出附近」；再比如，新提「穩妥調整和接續特殊時期出台的應急政策」；在房地產相關內容部分，繼續強調「堅持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同時也提出「堅持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

貨幣政策再提總閘門

盡管資金面已有所緩和，但市場對貨幣政策轉向的疑慮仍然難消。

報告在「下一階段主要政策思路」部分強調，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精準、合理適度，堅持穩字當頭，不急轉彎，把握好政策時度效，處理好恢復經濟和防範風險的關系，保持好正常貨幣政策空間的可持續性。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下階段政策思路，央行強調「把好貨幣供應總閘門，將經濟保持在潛在產出附近」。

浙商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超認為，此舉繼續傳遞出「跨周期調節」的真諦，即寬松政策逐步退出，不靠需求側強刺激拉動經濟強勢走高超過潛在增速。

實際上，在央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孫國峰近日發表的《2020年貨幣政策回顧與2021年展望》中就強調，做好2021年貨幣政策工作，重點是要深入理解穩健貨幣政策要靈活精準、合理適度的取向。穩字當頭、靈活調整、操作精準、量價合適。其中，量價合適具體體現為：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利率在合適水平，保持宏觀杠桿率基本穩定，處理好恢復經濟和防範風險關系。

近期，在貨幣市場利率出現短時波動的背景下，央行公開市場操作量變化引起較多討論。

對此，報告強調，判斷短期利率走勢首先要看政策利率是否發生變化，主要是央行公開市場7天期逆回購操作利率是否變化，而不應過度關注公開市場操作數量。

這是因為，公開市場操作數量會根據財政、現金等多種臨時性因素以及市場需求情況靈活調整，其變化並不完全反映市場利率走勢，也不代表央行政策利率變化。

其次，央行強調引導市場利率圍繞央行政策利率波動，並再次提及DR007的重要性。報告指出，在觀察市場利率時重點看市場主要利率指標（DR007）的加權平均利率水平，以及DR007在一段時期的平均值，而不是個別機構的成交利率或受短期因素擾動的時點值。

警惕居民杠桿率過快上升

近期，各方對我國居民杠桿率上升的問題關注較多。報告通過專欄論述「合理評估居民部門債務風險」問題，體現出央行對居民杠桿率的關注。

數據顯示，2011年以來我國居民部門杠桿率持續走高，2011年末至2020年上半年的上升幅度超過31個百分點，居民債務繼續擴張的空間已非常有限，相關風險值得關注。

報告指出，我國大約有20%的居民債務與經營性活動相關，剔除後我國居民杠桿率在國際上處於合理水平。我國居民部門的經營性債務，主要來自個體工商戶的經營性貸款，也有一些個體戶使用消費貸、信用卡資金經營周轉。2020年上半年末，BIS口徑的我國居民杠桿率為59.1%，已接近歐元區和日本；但剔除經營性居民債務後，同期居民杠桿率降至46%左右，在國際上仍處合理水平

央行指出，要高度警惕居民杠桿率過快上升的透支效應和潛在風險。一方面，部分負債消費主體存在非理性、未來收入與還款支出不匹配、容易超過自身經濟能力過度借貸消費、埋下金融風險的隱患；另一方面，企業面對債務刺激出來的消費需求，若擴大生產，則當未來居民債務不斷攀升、償付能力難以為繼時，又會暴露出產能過剩問題，與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不匹配。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國消費貸款快速擴張過程中，部分金融機構忽視了消費金融背後所蘊含的風險，客戶資質下沉明顯，多頭共債和過度授信問題突出。2020年以來，部分銀行信用卡、消費貸不良率已顯現上升苗頭。

李超認為，關注居民債務風險一方面側重於以供給側改革的思路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另一方面，當前部分銀行客戶資質下沉明顯，此舉可有效防範部分銀行信用卡、消費貸不良風險，對於抑制居民消費貸款違規進入房地產領域也有重要作用。

禁止地方法人銀行開辦異地存款

「確保金融創新在審慎監管前提下發展，普惠金融服務質量和競爭力穩中有升。對銀行體系開展全覆蓋的壓力測試，支持銀行特別是中小銀行多渠道補充資本和完善治理，增強金融機構的穩健性和可持續經營能力。」報告稱。

對於金融創新與監管的關系，監管部門多次公開發聲。與三季度報告相比，四季度報告還特別提到了金融創新與審慎監管。

近兩年來，央行有序整改不規范存款創新產品，繼叫停靠檔計息和周期付息等所謂「創新」產品後，央行稱，將於2021年第一季度起，將地方法人銀行吸收異地存款情況納入宏觀審慎評估（MPA），禁止其通過各種渠道開辦異地存款。

異地存款，是指地方法人銀行通過在沒有設立實體網點的地市開立的賬戶吸收的存款，既包括通過第三方互聯網平台，也包括通過自身的網上銀行、手機銀行等渠道吸收的存款。

近兩年，部分地方法人銀行通過吸收異地存款實現快速擴張，偏離了服務本地的定位。

央行表示，由於異地存款穩定性較差，積累的流動性風險易快速傳染，不利於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和金融體系穩定。於2021年第一季度起，將地方法人銀行吸收異地存款情況納入宏觀審慎評估（MPA），禁止其通過各種渠道開辦異地存款，已發生的存量存款自然到期結清。無實體經營網點、業務在線上開展的銀行除外，但此類銀行展業范圍不受空間限制，實質上已成為全國范圍內經營的銀行，所以存款利率自律要求參考國有銀行執行。

央行指出，存款基準利率作為利率體系的「壓艙石」，要長期保留。下一步，人民銀行將繼續發揮利率自律機制的作用，加強對不規范存款創新產品、結構性存款、異地存款的管理，防止非理性競爭，維護存款市場有序競爭，保持銀行負債端成本穩定，為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和促進企業綜合融資成本穩中有降創造良好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