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制度選擇的浮動論

1. 匯率超調理論的匯率超調與人民幣匯率制度選擇

由於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縣一級的基層單位構成了我國的經濟基礎。因此，我國商品市場仍然是一個分割程度相當高的市場，分割走向統一需要較長的歷程。在分割的市場中，信息的流動不是充分的，且是有成本的，一價定律不成立。這樣商品價格的調整速度就具有更大的滯後性和遲緩性。而我國的金融市場,其生成和發育是一個全新的過程，在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和引進先進技術設施的基礎上更易於形成一個統一的市場。目前，中國已基本上形成了一個統一競價的證券市場、外匯市場和貨幣市場。雖然整個市場還有待於進一步的規范發展，還不是一個有效的市場，但信息的流動相對充分，且成本較小，一價定律基本滿足，價格的調整也就相當迅速。所以，在統一市場中資產價格的調整速度要大於商品市場價格的調整速度，可能產生匯率超調。
當前我國與美國還存在一定的利差，國際收支「雙順差」，外匯供給持續增加，市場預期人民幣將保持小幅升值 。國內金融市場為套利資本流入所提供的風險報酬是本、外幣利差扣除匯率預期變動的那部分，導致了「國際熱錢」的大量流入。隨著熱錢的內流，外匯市場上的外匯供給進一步增加，人民幣面臨更大的升值壓力。我國的資本項目尚未完全開放，利率尚未市場化，而人民幣升值會給國內經濟帶來負面影響，中央銀行採取措施進行抑制，致使人民幣匯率對外匯供需的變化缺乏彈性。因此，人民幣匯率不可能在瞬間實現充分的升值以令市場形成對人民幣匯率將要貶值的預期，來抵消國內利率水平上升所形成的風險報酬。
匯率超調模型說明，均衡匯率的形成符合購買力平價理論。人民幣匯率面臨升值壓力和升值幅度的討論同樣可以認為升值幅度可以由購買力平價理論來決定。從長期看,均衡匯率的決定取決於相對經濟實力。而我國GDP 雖然穩步增長，但國情決定我國的經濟實力同發達國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因此，由人民幣隨預期浮動升值為時尚早。可見，多恩布希的標准匯率超調理論並不能解釋人民幣匯率目前的情況。但其揭示的匯率超調並不是源於市場中的群體效應，而是由於國內商品市場的價格粘性在當今社會的存在。因此在我們探討人民幣匯率變動時，多恩布希關於匯率超調和商品市場價格粘性，資本市場價格彈性的思想仍然在起作用，並且對我國如何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中短期應對策略：目前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既非完全意義上的固定匯率制，也非真正意義上的浮動匯率制,而是政府根據市場變動狀況相機抉擇的浮動匯率制度。這種機制雖考慮了市場因素，但最終決定匯率的過程非常復雜。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是中國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其根本目的在於更為市場化的形成機制。
1、維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
2、逐步過渡到自由結售匯制
3、慎重處理好各種關系
4、穩定市場環境
5、健全金融體系
長期規劃：一是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二是實行匯率目標區制度。

2. 什麼是浮動匯率制度對經濟的有利影響是什麼

浮動匯率制度是指匯率完全由市場的供求決定，政府不加任何干預的匯率制度。鑒於各國對浮動匯率的管理方式和寬松程度不一樣，該制度又有諸多分類。按政府是否干預，可以分為自由浮動和管理浮動。按浮動形式，可分為單獨浮動和聯合浮動。按被盯住的貨幣不同，可分為盯住單一貨幣浮動以及盯住合成貨幣。

對經濟的有利影響

⒈防止外匯儲備太量流失。

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各國貨幣當局沒有義務維持貨幣的固定比價。當本幣匯率下跌時，不必動用外匯儲備去購進被拋售的本幣，這樣可以避免這個國家外匯儲備的大量流失。

⒉節省國際儲備。

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匯率隨著外匯供求的漲落而自動達到平衡，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聽任匯率由外匯市場支配，減少干預行動，國家需要的外匯儲備的需求量自然可以減少。這就有助於節省國際儲備，使更多的外匯能用於本國的經濟建設。

3．自動調節國際收支。

根據市場供求，匯率不斷調整，可以使一國的國際收支自動達到均衡，從而免除長期不平衡的嚴重後果。當一國國際收支逆差，本國通貨就會開始貶值，這種情況對出口有回將同時分布在盈餘國和赤字國身上。

4．有利於國內經濟政策的獨立性。

浮動匯率制度使各國可以獨立地實行自己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匯率政策。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各國政府為了維持匯率的上下限，必須盡力保持其外部的平衡。如一國的國際收支出現逆差時，往往採取緊縮性政策措施，減少進口和國內開支，使生產下降，失業增加。這樣國內經濟有時還要服從於國外的平衡。在浮動匯率制度下，通過匯率杠桿對國際收支進行自動調節，在一國發生暫時性或周期性失衡時，一定時期內的匯率波動不會立即影響國內的貨幣流通，一國政府不必急於使用破壞國內經濟平衡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調節國際收支。

5．使經濟周期和通貨膨脹的國際傳遞減少到最小限度。

貿易上有密切聯系的國家間容易通過固定匯率傳播經濟周期或通貨膨脹。1971年至1972年發生的國際性的通貨膨脹，就是同固定匯率制密切相關的。在浮動匯率制度下，若一國國內物價普遍上升，通貨膨脹嚴重，則會造成該國貨幣對外貨幣匯率下浮，該國出口商品的本幣價格上漲便會被匯率下浮抵消，出口商品折成外幣的價格因而變化不大，從而貿易夥伴國就少受國外物價上漲壓力。但在固定匯率制度下，為了維持固定匯率，各國不得不經受相同的通貨膨脹。

⒍已緩解國際游資的沖擊。

在固定匯率制度下，由於要維持貨幣的固定比價，會使匯率與貨幣幣值嚴重背離，各種國際游資竟相追逐可以用來保值或用來謀求匯率變動利潤的硬貨幣，這會導致國際游資的大規模單方面轉移。在浮動匯率制下，匯率因國際收支、幣值的變動等頻繁調整，不會使幣值與匯率嚴重背離，某些硬通貨受到巨大沖擊的可能性減少。在浮動匯率制下，資本外流會使該國貨幣在外匯市場上貶值。這種貶值又會使該國的生產者更容自動調節國際收支。利於國內經濟政策的獨立性。

3. 試析浮動匯率制度下影響匯率變動的主要因素.

作為一國貨幣對外價格的表現形式，匯率受到來自國內和國際因素的影響。同時，除了受到經濟因素影響之外，還往往受到政治、社會因素的影響。

影響匯率的主要因素
1.一國的經濟增長速度。
這是影響匯率波動的最基本的因素。根據凱恩斯學派的宏觀經
濟理論，國民總產值的增長會引起國民收入和支出的增長。收入增加會導致進口產品的需求擴張，繼而擴大對外匯的需求，推動本幣貶值。而支出的增長意味著社會投資和消費的增加，有利於促進生產的發展，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刺激出口增加外匯供給。所以從長期來看，經濟增長會引起本幣升值。
2.國際收支平衡的情況。
這是影響匯率的最直接的一個因素。 所謂國際收支，簡單的說，就是商品、勞務的進出口以及資本的輸入和輸出。國際收支中 如果出口大於進口，資金流入，意味著國際市場對該國貨幣的需求增加，則本幣會上升。
反之，若進口大於出口，資金流出，則國際市場對該國貨幣的需求下降，本幣會貶值。
3.物價水平和通貨膨脹水平的差異。
在紙幣制度下，匯率從根本上來說是由貨幣所代
表的實際價值所決定的。按照購買力評價說，貨幣購買力的比價即貨幣匯率。如果一國
的物價水平高，通貨膨脹率高，說明本幣的購買力下降，會促使本幣貶值。反之，就趨
於升值。
4.利率水平的差異。
利率對匯率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對套利資本流動的影響來實現的。溫和的通貨膨脹下，較高利率會吸引外國資金的流入，同時抑制國內需求，進口減少，使得本幣升
高。但在嚴重通貨膨脹下，利率就與匯率成負相關的關系。
5.人們的心理預期。
這一因素在目前的國際金融市場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匯兌心理學 認為外匯匯率是外匯供求雙方對貨幣主觀心理評價的集中體現。評價高，信心強，則貨 幣升值。這一理論在解釋短線或極短線的匯率波動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影響匯率波動的因素還包括政府的貨幣和匯率政策、突發事件、國際投機
的沖擊、經濟數據的公布甚至政府要員的言論等。 這些因素之間也會相互加強或相互抵
消。

4. 為什麼選擇固定匯率或浮動匯率制度實際上是對可信性與靈活性進行選擇

選擇固定匯率是為了規避未來的不可預知性，而選擇浮動匯率是判斷未來匯率的變動會有利於自己的發展

5. 簡述一國匯率制度選擇需要考慮的主要因素,我國目前採取的是哪種匯率制度

影響一國匯率制度選擇的主要因素(1)本國經濟的結構性特徵如果一國是小國，那麼較適宜採用固定性較高的匯率制度；如果是大國，則一般以實行浮動性較強的匯率制度為宜。
(2)特定的政策目的固定匯率有利於控制國內的通貨膨脹。在政府面臨高通貨膨脹問題時，如果採用浮動匯率制往往會產生惡性循環。若一國為防止從外國輸入通貨膨脹往往會選擇浮動匯率政策。因為浮動匯率制下一國的貨幣政策自主權較強，從而賦予了一國拒通貨膨脹於國門之外，同時選擇適合本國的通貨膨脹率的權利。可見，政策意圖在匯率制度選擇上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3)地區性經濟合作情況一國與其他國家的經濟合作情況也對匯率制度的選擇有著重要影響。例如，當兩國存在非常密切的貿易往來時，兩國問貨幣保持固定匯率比較有利於相互問經濟關系的發展。
(4)國際國內經濟條件的制約一國在選擇匯率制度時還必須考慮國際條件的制約，例如，在國際資金流動數量非常龐大的背景下，對於一國內部金融市場與外界聯系非常緊密的國家來說，如果本國對外匯市場干預的實力因各種條件限制而不是非常強的話，那麼採用固定性較強的匯率制度的難度無疑是相當大的。
我國目前採取的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6. 匯率選擇理論分析中國目前應選擇怎麼樣的匯率制度

那麼，一國如何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匯率制度？首先應該指出的是，一國匯率制度的選擇不同於國際匯率體系的選擇。相對國際經濟體系而言最優的匯率制度，並不總是適合某國某個經濟發展階段的需要，即並不一定是最優的。但是要確定一國較合適的匯率制度，不得不考慮其所處的國際環境，包括國際貨幣體系所處的發展階段、國際匯率制度、調節機制、資本流動甚至不同的政治體制等因素。同時，如前所述，既然在當今國際貨幣體系中，固定、浮動匯率制度都不能完全避免危機的沖擊，那麼在一國匯率制度的選擇中，具體如何選擇，或者說，應注意些什麼？ （一）尋找最優貨幣區實際上，只要允許國際間的交易，則兩個市場之間不可避免地要發生相互作用，即不論採取何種匯率制度，經濟周期的相互傳遞不可避免，只是傳遞的方式不同而已。傳遞的程度取決於各經濟體的特徵（以不同的彈性表現，大國與小國又有明顯的區別），由此，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有效性也不盡相同。換句話說，選擇何種匯率制度，只是在選擇與外部國家之間經濟周期的傳遞方式而已。著名經濟學家蒙代爾在《資本流動和國家相對大小》一文中，在一個世界的模型分析中，證實了在固定和浮動匯率制度下（資本自由流動），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本國和世界的影響。證明在固定匯率下，貨幣政策的效果並沒有完全喪失，而是傳遞到了國外；在浮動匯率下，財政政策的效果並沒有喪失，而是傳遞到了世界其他地區。 （二）大國、小國與發達、發展中國家的不同選擇一國的經濟特徵，首先是大國與小國的區別。匯率作為國家之間的貨幣比率，當一個國家沒有對外經濟聯系時，匯率就沒有意義，這時任何匯率制度都沒有區別。因此，匯率制度的選擇必然是基於一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存在一定的經濟聯系基礎之上的。同樣，這個時候所謂的大國、小國，也與一國對外開放的程度密切相關。在閉關鎖國（或嚴格控制與世界的經濟聯系）的情況下，即使是像中國一樣的大國，在這里也不能認為是一個大國。因為在這種情形下，中國經濟的波動對世界無足輕重，世界經濟的波動對中國來說也是微不足道。因此，這里的大國、小國，既與一國的經濟規模、經濟的多樣性有關，也與一國對外開放程度、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有關。匯率制度的選擇，對於大國和小國，具有不同的意義。以上的討論都以小國為基礎，即本國的宏觀政策、經濟行為不會對世界經濟、貨幣環境造成實質性影響。但對於像美國、歐盟，甚至進入21世紀後的中國這樣的大國而言，其一舉一動都將對世界經濟帶來影響。類似於完全競爭的模型已不能提供足夠的分析線索，這些大國對匯率制度的選擇結果，需要進一步考慮其與世界之間的互動。（三）資本賬戶管制是對匯率制度的一種補充以上分析，原則上是建立在資本賬戶開放的基礎之上的。實際經濟生活中，一國可以通過資本賬戶管理這種「計劃經濟」手段，來調節兩個國家貨幣、金融市場的融合程度，並從數量管理上作為匯率這一價格機制的一種補充。或者說，資本賬戶管制規定了兩國在哪些金融市場將相互融合，哪些市場將相互分割（或不完全分割），從而規定了匯率波動所反映的市場范圍。資本賬戶的管制狀況，是一國金融市場的最重要特徵之一，影響著最優貨幣區的選擇。 （四）固定匯率制度與浮動匯率制度誰主沉浮歷史上，單個國家的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的表現是不一樣的，而且，不同時期不同的國際貨幣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度、浮動匯率制度，也表現出不同的特性。影響匯率制度的最終表現，不僅僅是匯率制度本身的差別，它還與政治環境、國際資本流動有關，與國內的經濟表現、宏觀調控目標、監管措施甚至金融微觀結構有關。說到底，匯率制度是從屬於一個國家的貨幣制度，其作用發揮的優劣結果也是整個貨幣體系與經濟相互作用的結果。因此，單純從一國匯率制度判斷其最後結果的優劣，並沒有明確的答案。更重要的是，國際匯率制度的演變本身，相當程度上只是國際政治環境、資本流動，特別是經濟全球化演進和國家間競爭的一個反映。由於存在網路效應，在匯率制度具體形式的選擇上具有歷史的偶然性，但需要解決的矛盾卻具有歷史的必然性。 （五）中間匯率制度是對固定和浮動匯率制度的揚棄現實世界中存在的匯率，除了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之外，還存在大量介於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之間的各種中間匯率制度。中間匯率制度本質上是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的一種組合，在某種條件下使用所釘住國家的貨幣政策，在其他條件下則允許本國採取較為靈活的匯率制度。巴里·艾肯格林（1994）、奧伯斯費爾德和羅格夫 （1995）等依據資本高度流動使得匯率承諾變得日益脆弱分析，提出了「兩極論」或「中間空洞論」匯率制度假說。「兩極論」認為，一個國家的匯率制度要麼是固定匯率，要麼是浮動匯率，沒有中間匯率可以選擇。如奧伯斯費爾德和羅格夫認為，「形成和保持信譽已變得越來越困難，甚至像歐洲貨幣體系（EMS）那樣的寬幅匯率目標區也面臨投機攻擊，因而浮動匯率與共同貨幣之間的中間匯率制度不再是合意的。」 （六）不能忽視匯率制度轉換過程本身的重要性最後想指出的是，匯率制度選擇是否合理，有否風險，不僅僅是被選的匯率制度本身，還涉及到從被選前的匯率制度向被選匯率制度這一轉換過程本身。20世紀70年代以來，各國匯率制度頻繁變動（見表4-9）。1975~1999年各國匯率制度變動次數合計高達310次之多。其中，退出次數最多的就是單一貨幣釘住制度，而同時轉換到這一制度的為39次；進入合計次數最多的就是任意干預的管理浮動匯率制度，達107次，而同時轉換出這一制度的為82次。從每種匯率制度實際採用的時間看，嚴格釘住制度的久期最長，均值為14.9年，中值為23年；單一貨幣釘住和貨幣籃子釘住的久期次之，均值為9~10年，中值為6~8年；浮動匯率制度的久期最短，均值為4~6年，中值為2~4年。這表明，一是匯率制度轉換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沒有任何一種匯率制度會一勞永逸。當決定匯率制度的主導因素發生變化時，原有的匯率制度必然重新面臨選擇。即匯率制度的選擇不是一個靜態問題，而是一個動態轉換過程，具有歷史階段性。起碼這一從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來的國際匯率體系歷史性特徵，即使因美國2008年引致了全球危機，但全球都在探索國際體系重建，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內，這一歷史性特徵仍不會消失。二是一國匯率制度往往不是一次性轉換到位，而是需要多次的反復和轉軌。

7. 為什麼說選擇固定匯率制度還是浮動匯率制實際上是對可信性與靈活性進行權衡

固定匯率制（fixed exchange rate system）是指以本位貨幣本身或法定含金量為確定匯率的基準，匯率比較穩定的一種匯率制度。在不同的貨幣制度下具有不同的固定匯率制度。

8. 如何選擇匯率制度

Fischer（2001）將以上的匯率安排歸納為三組：「硬」的釘住制（包括1和2，共有47個成員），中間匯率制度（包括3—6，有59個成員），和浮動匯率制度（包括7和8，有78個成員）。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到2001年3月底，世界上大約有三分之一的經濟體，這其中大多是發展中經濟，實行的是中間匯率制度。Fischer指出在過去的十年中，隨著「硬」的釘住制和浮動匯率制在比例上超過「軟」釘住制，中間匯率制度正在逐步消失（見圖1，在1991年實行硬釘住制的國家有25個，佔16％，而到1999年則上升到45個國家，佔24％；同樣，在1991年，實行中間匯率制的國家有98個，比例為62％，而到1999年數目下降到63個國家，比例為34％；實行浮動匯率的國家數量在1991年為36個，比例為23％，到1999年的數量則為77國，佔42％）。他預期「兩極論」將適用於新興市場經濟。而在硬釘住制與浮動匯率制之間的選擇則根據經濟體的特徵，特別是他們的通貨膨脹歷史而定。硬的釘住制對於有長期的貨幣不穩定歷史的經濟體或者對在資本與經常帳戶交易幾乎與其它經濟體實現了一體化的經濟體適用。Summers（2000）的研究也發現最近的貨幣危機的根源不是財政赤字和經常帳戶危機，而是銀行和金融部門嚴重的脆弱性和短期資本的流入。他指出在金融自由化和資本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固定匯率制的表現是非常糟糕的，他認為選擇正確的匯率制度就意味著「從可調整的釘住匯率這樣的中間匯率向兩極匯率制度（浮動和固定匯率制），如果必要的話可通過放棄獨立的貨幣政策來支持」。

但也有人反對以上的「兩極論」觀點，因為兩極論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分類標准來進行研究的，但是基金組織的分類方法，特別是1998年以前的分類方法，可能只簡單的反映了成員國匯報的法定匯率制度。然而，基於金融市場和宏觀經濟變數實際運行的事實上的匯率制度可能更准確。一些經濟學家就是根據事實上的匯率制度研究來反對「兩極論」的。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0，2001）根據匯率波動率（以一年中名義匯率平均每月的絕對變動百分比計算）、匯率變動的標准差（以匯率每月變動率的標准差計算）、以及外匯儲備的波動率（以國際儲備相對前一月的貨幣基礎的每月平均變動率計算）這三個宏觀經濟變數，將經濟中的匯率制度分為四類：浮動匯率制、中間匯率制、固定匯率制和其他匯率制。這一分類方法又稱為LYS分類方法。按照他們的分析，歸為「中間匯率制度」的經濟體的數量仍然超過所有經濟體的四分之一。Masson（2001）還指出中間匯率制度還將繼續構成實際匯率制度一個可觀的部分。另外，Frankel（1999）也強調，兩極匯率並不是對所有國家普遍適用的，它只在一定時間內對某些國家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