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匯率不能沖銷

㈠ 貨幣沖銷的關於貨幣沖銷的政策組合

根據我國實際情況，貨幣沖銷 可以從3個主要方面著手：一是採取多種方式實施綜合沖銷，避免單一沖銷模式的負面效應；二是調節國際收支，控制外匯儲備規模的過度擴張；三是通過利率和匯率體制改革，促使貨幣政策從數量調節型轉向價格調節型。
(一)實施多樣化的貨幣沖銷政策
當前形勢下，為避免過度使用單一沖銷方式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可考慮採用多種政策進行綜合沖銷：首先，繼續加大央行票據的發行力度，同時注重新產品、新工具的研究開發，通過對各類票據的組合管理，提高貨幣政策的操作效率，降低貨幣對沖成本。第二，進一步下調超額准備金利率，促使金融機構將其置換為央行票據，以降低央票對沖的操作成本。第三，鑒於再貸款浮息制度已經實行，央行可根據宏觀經濟形勢，適當上調再貸款(再貼現)的基準利率，逐步增加對再貸款的回收力度，從而實現對沖外匯占款的目的。第四，如果今後一段時期外匯占款繼續大幅增加，央行可選擇適當時機，分階段上調法定準備金率，以降低基礎貨幣乘數。第五，配合利率市場化進程，小幅多頻地提高存、貸利率，一方面可以刺激居民增加儲蓄存款，另一方面適度抑制銀行放貸沖動。這樣，銀行多餘的流動性無處投放，只能轉而接受央行在較低價格下的定量招標，從而引導央票利率下行。第六，在當前經濟形勢下，繼續實施適度從緊的信貸政策，控制高風險行業、區域的信貸擴張，從而最終抵消外匯占款的膨脹效應。第七，通過將中央財政在央行的債務證券化回籠部分基礎貨幣，還可將央行現有的長期外匯資產證券化，以對沖外匯占款的增加。根據日、韓等國的經驗，以上各種貨幣沖銷方式，如單一使用都可能因操作力度過大而產生明顯的負效應，最佳方法是綜合運用多種方式，並在操作過程中尋找最優的政策組合。
(二)加快改革現行結售匯制度
如果匯率改革在短期內不能實現，政府暫且優先考慮改革結售匯體制，建立外匯儲備的多級蓄水池，緩解央行外匯占款的對沖壓力。
從企業方面看，政府應對出口企業實行更大比例的結匯管理，再逐步過渡到意願結匯制，以使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保留外匯帳戶，並按適度比例結匯，這樣既分散了外匯資產的儲存風險，又減少了央行基礎貨幣的被動投放。從銀行方面看，央行應改變強制結匯的做法，允許商業銀行根據業務需求和匯率預期，自主確定外匯售出計劃。中央銀行通過調節外匯指定銀行結算周轉外匯余額的上下限比例來發揮儲水池功能，增強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自主性。此外，中央銀行還可將部分外匯以再貸款形式貸放給商業銀行，相應地降低持匯成本，提高外匯資產的收益率。
(三)實施多元化儲備政策，減少經常項目順差
當前，我國外匯儲備在海外主要投資於高信用等級的政府債券、政府機構債券、公司債券和國際金融組織債券，這等於支持了國外經濟而非本國經濟發展。近兩年，全球金融市場投資收益率處於低糜狀態，也使我國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降低，匯率風險損失逐年增加。政府應改革現行儲備制度和儲備政策，通過增加戰略物資儲備，減少經常項目順差，促進儲備形式的多元化。例如，增加石油進口，放寬投資品准入，鼓勵銀行增加美元貸款，支持國內企業進口先進的技術設備並加強與國外企業的開發合作等。這樣，可以變經常項目巨額順差為少量逆差，既緩解了迫切的資源需求，又減輕了外匯占款的沖銷壓力(Jiankun Song，2005)。
(四)加快推行美元做市商制度
政府應加快推行美元做市商制度，以逐步改善匯率價格的形成機制，緩解貨幣占款的對沖壓力。美元做市商制度是將銀行間市場從撮合競價交易轉變成由做市商連續報價交易，將集中交易模式變成了分散交易模式，由此在操作形式上改變了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實施該項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央行被迫買入美元的局面，使央行做市美元的義務轉化成做市銀行的市場行為。同時，要加快人民幣衍生產品的配套研發，進一步提升美元做市商制度對市場參與者的吸引力。
(五)放鬆匯率管制，從根本上緩解外匯占款壓力
固定匯率體制下的國際收支雙順差是造成我國貨幣當局外匯占款壓力的根本原因。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體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動調節外匯儲備規模和國際收支狀況，從而減弱外匯占款對貨幣政策的不利影響。根據當前形勢，在短期內可以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並進一步嚴格限制資本流出，以防止「熱錢」投機獲利。但從中長期看，要創造條件，抓住有利時機，有步驟地放寬匯率浮動限制，逐步建立一個符合我國國情的、有效的、靈活的匯率形成機制。可將人民幣盯住單一美元的匯率機制調整為盯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機制；同時，擴大外匯市場交易主體，完善健全外匯市場體系，使人民幣匯率更加規范、有序地形成。
(六)實行以基準利率為核心的貨幣調控，避免長期使用沖銷政策
央行之所以要對沖外匯占款，其根本意圖還是調控貨幣供給總量，以期達到到穩定幣值的目標。然而，隨著全球金融體系的不斷發展，貨幣數量控制已經不再是發達國家貨幣政策的主流模式。我國政府應通過加速利率市場化進程，盡快打通貨幣市場利率與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的傳導渠道。在此基礎上，構建一個像美國聯邦基金利率那樣的真正意義上的基準利率，實現貨幣政策從數量調控型向價格調節型的管理模式轉變，從根本上避免長期使用貨幣沖銷帶來的各種政策弊端和機制扭曲。

㈡ 固定匯率制的固定匯率制度的利弊

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匯率具有相對穩定性，匯率的波動范圍或自發地維持、 或人為地維持，這使進出口品的價格確定、國際貿易成本計算和控制、國際債權債務的清償都能比較穩定地進行，減少了匯率波動帶來的風險。此外，匯率比較穩定， 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外匯投機活動。因此固定匯率制度對世界經濟發展起到一定促進作用。
⑴有利於經濟穩定發展
⑵有利於國際貿易、國際信貸和國際投資的經濟主體進行成本利潤的核算，避免了匯率波動風險。 在固定匯率條件下，要維持匯率不變，必須處理好內外平衡問題：即保持國際收支平衡以便能夠使匯率維持不變和控制總需求以便接近沒有通貨膨脹的充分就業的狀態。實行真正的固定匯率制度需要各國付出很大的調整代價。
實行固定匯率制度，當國際收支出現逆差時，不能及時地通過匯率變動使國際收支自動達到平衡，而往往引起該國大量黃金外匯外流，國際儲備大大下降。此外實行固定匯率制度會在國際間傳導通貨膨脹。因為價格一律是商品交換的普遍規律，當一國發生通貨膨脹時，該國貨幣對內貶值而由於實行固定匯率制度不能及時調整匯率，必然因國內物價上漲引起其他國家向該國大量出口，導致出口國出現貿易順差，這樣出口國貨幣供給量因外匯收入增加而增加。出口國一方面商品供應減少，另一方面貨幣供給增加，極容易引發通貨膨脹，這種通貨膨脹與固定匯率制度密切相關。實行固定匯率制度，法定平價及匯率波動的上下限都是確定的，因此匯率並不能總是正確反映兩國貨幣的實際購買力。通過干預來維持固定匯率制度必然使貨幣對內價值和對外價值脫節，影響到幣值對內和對外的同時均衡。
⑴匯率基本不能發揮調節國際收支的經濟杠桿作用
⑵為維護固定匯率制將破壞內部經濟平衡。比如一國國際收支逆差時，本幣匯率將下跌，成為軟幣，為不使本幣貶值，就需要採取緊縮性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但這種會使國內經濟增長受到抑制、失業增加。
⑶引起國際匯率制度的動盪和混亂。東南亞貨幣金融危機就是一例。

㈢ 固定匯率制度的優缺點

固定匯率制的優點
1、有利於經濟穩定發展，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匯率具有相對穩定性，匯率的波動范圍或自發地維持、或人為地維持，這使進出口品的價格確定、國際貿易成本計算和控制、國際債權債務的清償都能比較穩定地進行，減少了匯率波動帶來的風險。
2、有利於國際貿易、國際信貸和國際投資的經濟主體進行成本利潤的核算，避免了匯率波動風險，對世界經濟發展起到一定促進作用。

固定匯率制的缺點

1、實行真正的固定匯率制度需要各國付出很大的調整代價。
2、實行固定匯率制度，當國際收支出現逆差時，不能及時地通過匯率變動使國際收支自動達到平衡，而往往引起該國大量黃金外匯外流，國際儲備大大下降。
3、實行固定匯率制度會在國際間傳導通貨膨脹，因為價格一律是商品交換的普遍規律，當一國發生通貨膨脹時，該國貨幣對內貶值而由於實行固定匯率制度不能及時調整匯率，必然因國內物價上漲引起其他國家向該國大量出口，導致出口國出現貿易順差，這樣出口國貨幣供給量因外匯收入增加而增加。出口國一方面商品供應減少，另一方面貨幣供給增加，極容易引發通貨膨脹，這種通貨膨脹與固定匯率制度密切相關。
4、實行固定匯率制度，法定平價及匯率波動的上下限都是確定的，匯率並不能總是正確反映兩國貨幣的實際購買力，通過干預來維持固定匯率制度必然使貨幣對內價值和對外價值脫節，影響到幣值對內和對外的同時均衡。
5、不能發揮調節國際收支的經濟杠桿作用，為維護固定匯率制將破壞內部經濟平衡，引起國際匯率制度的動盪和混亂。

㈣ 匯率制度的消失論

新興市場國家，即資本市場開放或者是開放程度很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軌國家，應該選擇哪種匯率制度，應該從近幾年發生的危機中吸取哪些教訓，成為學術界討論的熱點問題。這一討論集中在中間制度消失論。其理論的觀點是匯率制度無非在兩極中——貨幣局制度或者是貨幣聯盟和只有溫和的平滑干預的浮動匯率制中做出選擇，唯有這兩種極端的匯率制度才是可持續的。處於二者之間的匯率制度，可調整的釘住匯率制度，至少對新興國家是沒有信譽的。中間匯率制度都正在消失或者是已經消失。
中間制度消失論認為，在資本高速流動的情況下，政府對匯率的承諾變得越來越脆弱，軟釘住的匯率制度是不可持續的。支持中間匯率制度的觀點主要有三點。
(1)三難選擇。對中間匯率制度的解釋最開始是從傳統的弗萊明蒙代爾模型出發的。Summers認為，資本自由流動，獨立貨幣政策和固定匯率的「三難選擇」問題說明了，一國只能在三個目標中選擇兩個目標。在資本高速流動成為一個既定前提的情況下，一國只能做出兩種選擇，獨立的貨幣政策，浮動匯率制；放棄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採納固定匯率制。所以這決定了政府只能在兩極匯率制度中做出選擇。但是Frankel指出了，沒有任何一種匯率制度會適合所有國家及一個國家的所有時期，制度的選擇應該取決於各國具體的特徵，他認為，為什麼不在兩個目標中各放棄一半，一半匯率穩定性，一半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即中間的匯率制度可以存在。更重要的是Frankel認為角點解的假設缺乏理論基礎。
(2)銀行企業過度累積債務。Eichengreen曾經對角點解的假設給出解釋。他認為，在釘住匯率制度下，銀行和企業會低估貨幣下跌或崩潰的風險，因而會過分地持有未沖銷的外幣債務。當貨幣貶值時，其本幣收入不足以償還這些債務，因此破產，並對經濟帶來破壞性的影響。所以他認為在資本高度流動的情況下，只有兩種可行的匯率政策，一種是把匯率固定，並鎖住它，如阿根廷；另一種更常見的匯率政策就是讓其貨幣浮動，這樣銀行和企業就會有動機去沖銷外匯風險。這種分析是建立在企業和銀行非理性的基礎上，而且是通過故意地製造不確定性的辦法使外匯風險加大。
(3)政策慣性。對中間匯率制度的另一個詮釋是：政府執行的政策往往具有慣性，當一國政府在實行釘住匯率並發現問題後，總是出於政治原因等到很長時間才調整匯率，或者是改變匯率制度。政府總是在想，能不能不調整，能不能再堅持一下。待到問題累積而不得不調整時，為時已晚，損失巨大。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轉向硬釘住的匯率制度，或者通過公眾勸導政府盡早調整匯率。 以上對中間匯率制度的解釋缺乏說服力。一些學者開始用可核性檢驗（Verifiability）來構造中間匯率制度消失論的理論基礎。中間匯率制度本質上都是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使得匯率在一個或大或小的范圍內波動。而角點解假設的貨幣聯盟（如歐盟）的形成是通過極其復雜的政治程序的，貨幣局制度下的固定匯率制也是通過立法程序定為法律的。同樣，放棄他們要經過復雜的政治決策程序，經過各方利益相關者的討價還價才能做到。所以，角點制度與中間匯率制度相比，政府改變匯率的成本要高得多。而且，規則的透明度顯然要高於相機選擇。Frankel等人認為，簡單的角點解制度比復雜的中間匯率制度更容易核實。比如為了檢驗政府是否信守簡單釘住諾言，市場參與者只需核實昨日的匯率與今日的匯率是否相同；為了檢查政府是否實行完全浮動的諾言，只需要檢查政府每月的外匯儲備的變動是否相同，即，看政府是否動用了外匯儲備干預了外匯市場。但對於中間匯率制度這種核實是非常困難的。
易綱、湯弦建立了政府主導時的匯率制度選擇模型。模型解的結果表明了，決定匯率制度選擇的主要參數與最優貨幣區標準是大致相符的，此時沒有哪一種匯率制度對所有國家以及所有時期都適用。金融衍生產品的發展，既為規避匯率風險提供了工具，也使大規模的投機攻擊成為可能。在市場主導的新環境下，由於中間匯率制度試圖提供免費的匯率風險保險而導致的公眾道德風險行為，以及中間匯率制度作為行政部門的相機選擇而非立法部門所制定的法律，所導致的公眾對政府承諾的信任危機，從而內生地招致投機攻擊，並引發公眾恐慌，進而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貨幣危機。通過匯率制度對公眾信心的反作用，證明中間匯率制度是不穩定的。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作為規則的「角點匯率制度」將是唯一的穩定解。這一假說克服了傳統的蒙代爾三角對匯率制度選擇問題的分析局限，提出了擴展三角的假說。擴展三角假說表明了中間匯率制度是可以存在的。當效率的要求使得世界各國區域資本的完全流動時，匯率制度的發展趨勢是向更加靈活或者區域聯盟轉變，最終的趨勢將是角點制度占絕對的優勢地位。那時完全浮動將與貨幣聯盟保存，而貨幣聯盟又對外完全浮動。Corden分析了歐洲和亞洲匯率制度選擇的教訓之後得出結論，新興市場國家應該實行中間匯率制度，即靈活釘住的匯率制度，這種制度接近於有管理浮動。
Fisher也指出了，1994年以來每一次與國際資本市場有關的較大的危機（1994年的墨西哥，1997年的泰國、印尼和韓國，1998年的俄國和巴西，2000年的阿根廷和土耳其）一定程度上與固定的或者釘住的匯率制度有關。同時，沒有實行釘住匯率制度的國家，南非、1998年的以色列、1998年的墨西哥、1998年的土耳其則避免了實行釘住匯率的新興工業化國家遭受的危機。在反危機國家的決策者強烈警告資本賬戶開放的國家不要實行可調整的釘住匯率制度和其他軟釘住匯率制度，要實行兩極匯率制度，或者是角點的匯率制度，即選擇硬釘住匯率制度或者是浮動匯率制，居於二者之間的匯率制度是不可持續的。Fisher又指出，對於新興市場國家，釘住匯率制度無法維持長久，除非非常堅硬；可以有范圍廣泛的彈性匯率制度；可以預期，大部分國家會對匯率的變化做出反應。對這些新興市場國家，應排除實行可調整的釘住匯率制度和在狹窄幅度范圍內波動的匯率制度。但對其他資本尚未高度流動的發展中國家，即非新興市場國家經濟體，所有的匯率制度都可供選擇。當更多的國家實行硬釘住的匯率制度，包括美元化和貨幣聯盟，未來獨立的國家貨幣會越來越少。剩下的獨立貨幣之間的匯率大多數將是浮動的，只有大國，其貨幣政策和偶爾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將對名義匯率做出反應，並且有時影響名義匯率。
Fisher堅持，在中期，正如近些年來發生情況一樣，由於中間匯率制度的減少，匯率制度更趨向於硬釘住的匯率制度。然而，長期來看，匯率制度的選擇將取決於歐元和美元化經濟的運行情況，從浮動走向硬釘住將是可能的。

㈤ 什麼是貨幣政策中的沖銷措施怎麼樣進行沖銷沖銷措施有哪些》

貨幣沖銷分為廣義沖銷和狹義沖銷兩種:
廣義的貨幣沖銷是指實行固定匯率的中央銀行，為了維持既定的匯率目標，通過在公開市場進行對沖操作，或回收再貸款、控制信貸規模以及提高准備金率等綜合手段，抵消因維持匯率目標而導致的貨幣供給總量擴張。

狹義的沖銷政策又稱對沖操作，專指央行在公開市場上發行票據，以回收多投放的基礎貨幣。貨幣沖銷政策的實施方式和操作力度，是影響一國貨幣政策調控的關鍵變數，值得經濟轉軌國家的貨幣當局認真加以研究和把握。

沖銷措施:
(1)增發央行票據，加大正向回購的操作力度；
(2)減少央行給金融機構的再貸款、再貼現；
(3)提高法定準備率或降低超額准備金利率，以縮減基礎貨幣乘數；
(4)嚴格控制信貸規模；
(5)控制財政赤字，減少政府債券發行等。
上述5種方式直接影響貨幣供給量，理論上都可以抵消外匯占款對貨幣供給量產生的膨脹效應。

㈥ 「對於有固定匯率的國家，如果只有政府停止做最大的努力以防止更正，

哈佛大學教授Keneth Rogoff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萬眾樓舉行了題為「匯率體制與國際資本市場整合：中國的表現及含義」的演講。演講由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主持。他指出，現在對Rogoff教授演講是很好時機。在過去一段時間里，中國匯率制度都是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不久前中國政府宣布人民幣升值2%，並開始由釘住美元轉為釘住一籃子主要貨幣，同時允許匯率在一定范圍內浮動，即實行所謂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Rogoff教授講演將對理解我國匯率制度問題具有借鑒作用。

Rogoff教授首先對最新的匯率方面的研究文獻做了綜述，從這些文獻中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結論：在貧窮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金融體制尚未發展、與國際資本市場沒有很好整合的國家，採用固定匯率會運行良好並具有可持續性。對於發達國家而言，它們增長率高而通脹率低，「真正」浮動匯率制更為適用。對於新興市場而言，比較適用中間的浮動匯率制。

從歷史上看，十多年前國際上很多國家是固定匯率制，同樣有很多使用了浮動匯率制，但所謂中間浮動匯率制度非常之少。在1975年左右，約三分之二的國家是固定匯率制，而現在超過三分之二的國家使用了中間匯率制度。並且這個趨勢會不斷持續，到2020年可能會繼續上升。Rogoff教授強調，在劃分國家匯率制度分類時，不是聽政府宣稱他們使用了某種匯率政策，而是要看他們的匯率政策實際上是如何運作的。很多宣稱浮動匯率的國家實際上是固定匯率制，同樣有很多宣稱固定匯率制實際是浮動匯率制的，這樣的國家很多是在歷史上曾經存在過雙重匯率。

Rogoff教授接著討論未來匯率制度會如何變化。對於「2050年世界匯率體系應該如何」？在中國影響較大的羅伯特·蒙代爾教授觀點是，未來只有一種世界貨幣。Rogoff教授的觀點則與此不同，他認為在未來50年後，世界貨幣系統應該由至少三種到四種主要貨幣組成，比如人民幣、美元、歐元，再加上一個主要石油輸出國或是商品輸出國的「與大宗商品相聯系的」貨幣。當然對於外圍貨幣而言，還會存在很多問題。

另議一個問題是，現今中國應該做什麼？Rogoff教授指出，現在中國政府將匯率制度變得更加彈性化這一舉措既是必需的、也是合適的。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由於中國自身的快速發展以及貿易的擴張，固定匯率制已不再是中國可行的匯率制度，特別是如果中國想要對自己的貨幣政策保持一定的自主性。採取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會迫使中國跟從美國的貨幣政策。保持固定匯率制也非常困難。當然中國有能力永遠保持固定匯率制，但這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既然中國政府明確應該改革匯率制度，但應如何考慮時機選擇問題？Rogoff教授認為，早調整比晚調整要好，否則國家會因此遭受損害。也有意見認為，中國不會受損，原因是中國有約7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Rogoff教授以90年代的歐洲經驗為例說明外匯儲備並不能使國家免受傷害。由於不願放棄固定匯率制，瑞典損失了100億美金的儲備，整個銀行系統也在短短一個月內崩塌，花費了近7年的時間才得以重建。另外，中國7000億的外匯儲備相比於全球每天20000億美金的交易市場規模而言微乎其微。外匯儲備並不是不能起作用、但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麥金農、蒙代爾教授都曾指出，中國不應放棄原先的固定匯率政策。從蒙代爾80、90年代的著作看來，維持固定匯率制的一個中心論據在於，沒有一個政府不會通貨膨脹。這也幾乎是蒙代爾教授唯一重要的論據。但現在大多數人都明白這一點：穩定的浮動匯率制會比原來的固定匯率制好。貨幣政策上的改進，例如獨立的央行、設定通脹目標，都使國家在沒有匯率工具的條件下仍可以控制通貨膨脹。而且現今國際社會的通脹問題已經遠遠沒有過去那麼嚴重。1992年，全球有超過40個國家的通脹率達40%，其中辛巴威是20000%，剛果人民共和國是10000%。現在，辛巴威的問題依然嚴峻，但其他的國家都已控制住了通脹程度。剛果人民共和國現在的通脹率也只有個位數而已。因此Rogoff教授認為中國不會因為放棄固定匯率制而遭受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即使遇到問題，也可以加以控制。這需要中國對自身的貨幣體系進行改革、同時加強對通貨膨脹的控制和管理。

反對放棄固定匯率制的第二個理由在於金融危機。西方學術界很多文章認為，如果國家放棄固定匯率制，則會有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Rogoff教授認為出現金融危機多半是由於國家是被迫放棄原先的匯率制度。更重要的是，發生金融危機一般是由於貨幣價值的大幅降低而非升高。以墨西哥為例，1994年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原因在於墨西哥政府將比索對美元的匯率降低30%而造成匯率危機。比索實際價值下降了一半多，一夜之間墨西哥全國GDP的30%也由於比索貶值而消失殆盡。損失嚴重的還有墨西哥的很多銀行，他們多為借入美元、貸出本國貨幣。同樣的情況還曾出現在韓國和印尼。但中國目前情況是存在匯率升值壓力。當然會有銀行和企業在此次匯率變動中受損，但總體而言，中國經濟體變得更加富有了。因此不會出現大規模全球性的宏觀經濟危機、或者說出現危機的可能性極小。

蒙代爾教授等人認為，如果中國人民幣升值，則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不可能達到10%、而會和日本一樣降為0。1985年日本曾與美國在歐洲訂下廣場協議，約定日本匯率升值。到了90年代，日本經濟一蹶不振。Rogoff教授不贊同此種觀點。他認為，日本經濟問題不是在匯率政策調整之後就出現的，導致經濟萎靡的主要原因並不能確定為日元的升值，最主要原因是日本宏觀政策嚴重失誤。

匯率制度彈性化和匯率升值是兩碼事。現在對於人民幣的壓力是升值，但可能今後的某一天壓力會是使人民幣貶值。近期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不僅來自於貿易順差，也來自於資本的凈流入。而資本的控制是不平衡的，通常是流入容易流出難。如果資本控制力平衡，那麼現在人民幣的壓力則可能貶值。

接著Rogoff教授列舉了人民幣被低估的論據。首先，從貨幣的購買力看，舉麥當勞的巨無霸漢堡為例，在各國此產品的銷售價格各不相同，中國價格最低，僅合1.27美元。再者，從中國的貿易增長來看，中國經濟是一個典型的自由化後發展起來的經濟體。以中國、日本以及新興工業化國家(NIEs)為例做比較。中國以1979年為基點，日本以1955年為基點，而新興工業化國家以1966年為基點，作圖比較發現，中國與日本、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發展趨勢完全相同，貿易規模逐年上升，並且這個趨勢還會繼續維持。

但從真實匯率(經過用通貨膨脹率調整的匯率)來看，中國情況則並不典型。1979年後中國真實匯率發展趨勢與自由化後日本背道而馳。日本保持上升趨勢，而中國則不斷下降。通常來說，從整個世界來看，一個國家富有的程度與其國內的價格水平存在明顯的正向關系。即越富有的國家東西越貴。因此，中國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變得富有後，真實匯率水平是應該上升的。這就是Belassa Samuelson效應：一個快速發展的經濟會經歷貨幣的升值，原因在於較高的生產率發展水平會帶動工資的提升。而在中國，Belassa Samuelson效應並沒有出現，因為中國有龐大的勞動力後備隊伍。中國經濟正在全球化、但是生產率高的地區可以不斷地從尚未全球化的較為落後地區吸入勞動力，這一過程阻止了勞動力價格上升，從而阻礙了整個價格水平上升。

正是由於人民幣被低估，中國2004年貿易順差官方數據為1000多億美元，但實際上應該是這個數字可能要在增加25%到50%。中國外匯儲備已經達到7000億美元，很有可能在2006年達到日本儲備規模。

人民幣升值壓力來源於何處？龐大的美國經常賬戶逆差和貿易赤字是最主要的原因，這也是其他很多國家對美元匯率升值的最大壓力。美聯儲提高短期利率會推動美元短期內升值，但這只是暫時性效應，美元總體面臨的壓力是貶值。美國用掉了全球儲蓄量的3/4，而世界上很多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卻必須為最富有國家的揮霍行為買單，這是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美國的赤字在全球占很大的部分。2004年美國總的經常賬戶順差為8880億美金，當今國際上順差最大的國家是日本和德國，比中國還要高出很多。而美國2004年的赤字已經達到6660億美金，幾乎吸收了經常賬戶總額的3/4，這也是美國廣借外債的重要原因。實際上，在美國貿易不平衡中，中國只佔較小一部分。

Rogoff教授現場展示了一幅曲線圖，表現的是各國在國外擁有資本規模占國內GDP比例。可以發現，紅色虛線代表的日本是這一比例最高的國家；瑞典和挪威僅隨其次。新興的亞洲國家近期發展很快，他們以及中東國家現在這一比例都在逐漸升高。歐洲國家和美國這一比例都為負數，即所負外債超過擁有的國外資產。且美國這一比例很高，並逐年增長。這也是美元長期貶值趨勢的原因。

Rogoff教授肯定中國匯率的彈性化有助於改變世界貿易不均衡的狀況，但這一作用很小。其中很大的原因是人民幣與美元間存在較大的關聯。Rogoff教授2005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如果把世界貿易分成供給和需求兩部分，以需求部分為標准來使世界貿易獲得均衡，那麼需要整個亞洲地區貨幣全部升值18%。而即使亞洲貨幣升值20%，但如果不配合相應的政策調整，國際貿易的不平衡仍然不能得到很好地緩解。

改變國際貿易不均衡的現狀最需要美國的調整，美國的個人儲蓄率很低，基本上為零；公共儲蓄則為負數。另外，其他的國家和地區也可以起到作用。例如歐洲可以在迅速發展的同時，增加儲蓄、降低赤字；歐佩克國家雖然可以通過油價的上升可到更多的盈餘，但從過去的經驗而言，他們面臨著政策和價格水平的調整；拉丁美洲也不可能長期維持赤字運轉的狀況。

最後Rogoff教授討論了「匯率制度與資本市場整合緊密相關」這一問題。他展示了資本市場開放與不同經濟體發展關系的圖形，其中列舉了1980到2000年間發展最快國家和最慢國家，分別列出他們的人均GDP變化以及資本市場是否開放的情況，最快的置於左邊，最慢的置於右邊。左邊的國家包括中國、韓國、泰國、印度等，右邊的則包括海地、尼日、尼加拉瓜、多哥等。總體來說，發展最快的國家大多資本市場開放，發展慢的國家則反之。Rogoff教授強調，資本市場是否開放，仍然要看國家怎麼做、而不是怎麼說。例如中國，雖然說資本市場不放開，但實際上仍然有與國際資本市場整合的部分，印度也是如此。可以得出結論：發達國家大多資本市場開放；發展中國家也在逐步地將資本市場放開。老一輩的宏觀經濟學家多是持這一觀點：資本控制是不好的政策，但從最近的宏觀經濟學著作來看，年輕的經濟學家們開始對這一觀點持懷疑態度。Rogoff教授認為，如果從長期的國家發展證據出發，傳統觀點仍然站得住腳。

從資本開放角度看，中國在某種程度包含兩個部分，較發達的東部和內地尚未很好發展的地區。較發達的地區，類似於土耳其、韓國等，屬於新興市場。而其他內地地區尚不屬於新興市場，很多方面與中國的東部地區完全不同，但所有地區使用同一種貨幣。因此，更彈性的匯率制度對於發達地區而言非常適用，但對其他地區並非如此，這是個困難的問題。彈性匯率制度如果運用於貧窮地區，帶來最大的問題就是通貨膨脹，但總體而言這個問題在中國不會很嚴重。

最後Rogoff教授對其演講的內容做了簡短的總結。匯率制度非常重要，並且匯率制度是與資本控制緊密相連的，必須結合在一起考慮。另外，沒有一種匯率制度使可以放之天下而皆準的。但有一條基本規律是，國家變得越富有，匯率制度就應該越彈性化，同時資本市場也應該越開放，以增加與國際資本市場整合的程度。
如果認為我回答的好記得給贊哦。
mjunyusoen87563015752016-12-23 10:51:25

㈦ 貨幣沖銷的介紹

貨幣沖銷分為廣義沖銷和狹義沖銷兩種，廣義的貨幣沖銷是指實行固定匯率的中央銀行，為了維持既定的匯率目標，通過在公開市場進行對沖操作，或回收再貸款、控制信貸規模以及提高准備金率等綜合手段，抵消因維持匯率目標而導致的貨幣供給總量擴張。狹義的沖銷政策又稱對沖操作，專指央行在公開市場上發行票據，以回收多投放的基礎貨幣。貨幣沖銷政策的實施方式和操作力度，是影響一國貨幣政策調控的關鍵變數，值得經濟轉軌國家的貨幣當局認真加以研究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