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銀行杠桿率差距原因

㈠ 外匯交易中的杠桿是怎麼一回事

一般來說，由於貨幣的政治性質，外匯市場的波動性絕對較小，日波動率很少達到1%(只有黑天鵝事件發生大范圍變化)。除了對銀行機構的嚴格要求外，很少有個人投資者有興趣參與外匯交易。因此，為了提高外匯市場的流動性，有一種杠桿交易。銀行允許外匯經紀公司對投資者施加影響。藉助杠桿作用，投資者可以用少量資金吸引交易員，從而促進外匯交易。

在華爾街五大投資銀行的背後，杠桿比率過高，這是五大銀行如此脆弱的原因之一。摩根大通的杠桿率高達28倍，摩根士丹利則高達40倍。

㈡ 幫寫論文：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帶來的影響

參考：

最近被人問及最多的問題是，危機對中國影響到底有多大？

坦率地講，沒有人能准確地給出一個程度，但是我或許可以給出一些看問題的視角，比方說全球的格局、抽象的測算、歷史的時空猜想等等。

如果把最近10年的全球經濟做一個高度地抽象，你會發現，中美經濟體是個「圈」。消費（儲蓄）與投資這兩類最基本的經濟活動分別發生在兩個不同的經濟體中。

中美呈現出完全相反的經濟形態。美國有高達72％的消費率，高度復雜的金融系統不斷把底層的流動性引流到上層，變成消費者信貸和消費擴張，而中國，51.2%的高儲蓄率化身為43％的高投資率，導致產出遠高於消費。

從單一經濟體看，都是嚴重失衡的，中美合在一起，全球經濟卻變得均衡了不少。但經濟體畢竟是有國界的。

美國人不儲蓄，只消費，2008年3季度美國的居民儲蓄率居然下降至-1.7%。美國人寅吃牟糧，債台高築，2007年美國經常項目赤字佔GDP比重高達5.28%，美國的凈債務佔GDP的比重突破了30％。

一國經濟增長沒有儲蓄是不成的，儲蓄是一國經濟增長最基本的必要條件。於是，就有了美國特殊的儲蓄動員機制－－資產型儲蓄，中國人把它換了個說法，叫「財產性收入」，一個意思。

美國超強的金融市場不斷提供用持有的金融資產進行再融資的便利，通過「融資」- 「購買新金融資產」- 「再融資」- 「繼續購買新的金融資產」- 「再融資」- 的循環，投資者可以獲得不斷增大的收益。自上世紀90年中期以來，美國很多的老百姓他的收入和吃喝、下館子的錢不是來自正常的工資收入而是來自他房子和股票的增值再貸款。因為房子和股票的增值可以再貸，再增值再貸，於是錢就不停地重復借。這種感覺在中國也是存在的，去年股市泡沫時期，「轉按揭」炒股是銀行非常熱門的業務，投資者都相信錢每天都能從電腦里長出來一樣。泡沫時代猶如人站在哈哈鏡前，一切都是變形的。

所以你看到這個國家股市和樓市與消費相關性極高，我們做過一個實證，美國住房價格上升10%，將使家庭消費實際增速提高1.4個百分點；股票收益率與滯後一年的消費實際增速存在明顯相關性，相關系數高達0.44。

除此之外，美國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機制，就是美元霸權，沒有儲蓄，通過美元霸權，我可以佔用別國的儲蓄。發美鈔不需要黃金的背書，發美債也不需要美國的儲蓄做擔保。197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正式宣告破產，特別是最近十年，隨著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以後，中國不僅成了美國人的生產基地，也事實上成為了美國人的銀行。美國人用花花綠綠的紙換回了所需要的各種商品和服務。

中國人既沒有超強的金融體系，人民幣更沒有國際貨幣的鑄幣霸權，所以經濟要增長，就只能老老實實做儲蓄，做投資。

儲蓄轉化不了投資的剩餘，只能以順差的方式資本輸出到美國，不過不是通過私人投資的方式，而是略帶強迫性質的央行儲備，以美國國債和購買美元資產的方式再循環回美國。就是把錢借給美國人使。因為中國金融體系的效率不足以將中國龐大儲蓄轉化為有效的投資，美國的金融體系實際上成為了全球資金的配置中樞，當然不光是對中國的儲蓄。

經過美國復雜的金融系統，中國的儲蓄剩餘一部分轉化為了美國的消費，同時也是中國製造的訂單。而另一部分，轉化為各種形式的FDI甚至是熱錢，重新進入中國體制下最掙錢的部門和項目。所以美國的國際收支一直存在一個所謂「暗物質」之謎，一個對外凈債務高達2.5萬億美元的國家，負債累累，每年居然不要支付任何利息，反而能獲得近800億美元的投資凈收益。高順差和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對應的就是龐大儲備累積，自2006年10月中國以8600億美元超過日本，坐穩世界第一官方儲備大國的位置後，2年時間內儲備已接近2萬億美元。

最近十年，在太平洋的東西兩岸，事實上形成了這樣一個中美經濟體的資金物流循環圈，被很多經濟學家稱之為「中美經濟聯合體」。這個循環在過去十年扮演著全球流動性的主「水泵」，美國消費變成中國儲蓄，然後通過購買美國債券流回美國。在美國，資金暖流順著其復雜的金融加工系統，讓美國的房地產和股票水漲船高，極大的提高了美國家庭和社會的財富，這些財富再循環到消費市場。但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當美國最後一個餐館服務生都能實現「居者有其屋」的夢想的時候，美國的房價也就漲到了頭，美國的消費蛋糕也就無法再進一步做大了。房地產次級貸款水滿則溢，暖流變成了一股寒流，瞬間就寒遍全球。

現在已經爭論不清了，中國人說是美國人的寅吃牟糧的消費文化做高了中國的儲蓄，導致了中國嚴重的結構失衡；而美國人說是中國的儲蓄不斷變成美元和美國的短期國債，美國的利率長期被壓制在低位，從而使得美國人一直都有錢購買中國製造的鞋、服裝、平板電視和繪畫，當然還有美國的房子。美國人然後用這些房子作抵押，通過借錢來進行更多的消費――收入沒有增加卻享受了更多財富。

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2001年中國加入WTO絕對是對世界經濟版圖重構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事件。一個價格扭曲的龐大經濟體被拋向全球化的浪潮中，全球要素移動和中國的補貼，客觀上降低了全球製造業的生產成本，於是供給被強力推了上去了，產品價格自然漲不起來。沒有通脹的壓力，美國人就可以放手減息、松貨幣、通過資產價格驅動去拯救那日漸衰竭的「新經濟」發動機。這個動力源起於上世紀80年代，主要發生在美國，以信息、網路技術革命為主要內容的「重大創新活動的群集」，大大促進了美國經濟的繁榮發展，「新經濟」由而出現，以互聯網泡沫為標志，美國經濟在2001年3月出現了衰退。標志著本輪長達30年的長周期實質上進入了下滑階段。當經濟增長最本質的動力失去了之後，一旦藉助房地產投資和信貸消費的泡沫化推動資產型經濟模式不能維持，世界經濟必然陷入到一次嚴重下滑中去。

很顯然，中美經濟體的循環要再重新流動起來，美國的金融消費就必須重新恢復，但是美國人還敢借錢？即便美國人借錢消費的慣性還在，銀行還敢借嗎？

如果借貸消費的模式不可持續，那麼對於美國來說，未來恢復均衡的唯一方式就是存錢，即美國居民儲蓄率除了上升，無路可走。

我們知道，儲蓄是收入除去消費以後的剩餘。故以，美國家庭儲蓄率上升多少，就意味著美國家庭消費要下降多少，這是同一塊硬幣的兩面，或者說的是同一件事情。美國人消費不了那麼多中國產品了，中國人就得自己把它消費掉。意味著失衡的中國，需要有多少相應的消費增幅。

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曾作過一個簡單而抽象的測算：1990年之前的50年，美國居民儲蓄存款率一般佔GDP的6%到10%，而1997年之後下降到只有2%。估計美國的家庭儲蓄率至少需上漲到GDP的5%，意味著和美國家庭消費相對應的項目要下降這個幅度。考慮到美國的經濟規模大約是中國的3.3倍, 而消費只佔中國收入的不到50%，中國的消費增長恐怕至少要增長40%以平衡美國5%的儲蓄增長，這對中國幾乎是一個短期內不大可能完成的目標。

中國沒有真正的社會保障體系，沒有真正的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如果沒有一張社會安全網路，即便政府如西方國家那樣大肆派發消費券，你也很難看到中國人會不再約束自己大多數購買慾望。

比二次分配更關鍵的實際是初次分配，因為這決定於這個經濟體既有的增長路徑和模式。過去五年的中國產業的重化工化和資本密集化方向，必然使得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來越偏向於政府和資本，勞動者報酬和居民儲蓄所佔份額越來越萎縮，政府和企業拿了越來越多的錢，只能做投資，形成產能，國內消費不了，就只能賣到國外去，形成順差。所以你看到，高儲蓄必然高投資，而高投資反轉過來又進一步做高儲蓄，周而復始，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真的跨了，這個循環就徹底完蛋了。

中國未來恢復均衡的唯一方式：通過企業大量倒閉、產能大量清洗，失業率和政府債務不斷上升，來消滅高儲蓄，恢復平衡，整個國家財富將為此付出極大的代價。

在未來數年中，我們會看到這個中美經濟體一定有一個再平衡過程，美國高達72％的消費率將會重新回歸到1970～2000年30年的均衡區間65％～67％。中國的工業增長也會從20％以上的高位回到10％～12％。

如果我們做一次歷史的時空猜想，事實上1929年美國扮演的角色，恰是今天再平衡運動中中國的角色。在產能過剩的危機中，經常項目的順差國，往往更加脆弱。因為再平衡的拉鋸戰，對貿易順差國意味著產能收縮，對貿易逆差國則意味著產能擴張。從1930年的例子看，當時的貿易順差國－美國，比貿易逆差國英國所受到的打擊，要沉重得多。 1929年10月24日紐約股市崩盤， 至 1932 年最低點，股市下跌約90%，約9000家金融機構倒閉， 1933年的GDP僅約為1929 年的1/3，失業率上升至25%，歷史上稱作「大蕭條時期」

危機給中國造成的沖擊是巨大的，是壞事，某種程度上也是好事，至少使我們理清了一些過去幾年爭論得似是而非的東西，中國到底應該走什麼樣的增長路徑。

越來越多的研究得出共識，支撐中國過去30年取得輝煌成就的首要因素是中國在全球勞動力套利的優勢，2002 年整個中國製造業每小時的平均報酬僅達到0.57 美元 ，即便最近幾年漲了一倍，事實上也只是美國同期每小時報酬21.40 美元的6%。與其他國家的差異也是很大的。中國製造業工人每小時的報酬是墨西哥和巴西報酬水平的50%，是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即台灣、韓國、香港和新加坡）水平的20%，而且只是日本和歐洲標准水平的6%。中國所需要的必然是勞動密集型增長，而不是勞動節約型增長。就業是一切問題的出發點。

實現這一目標的最好良方是資源向私人資本和中小企業傾斜，並支持其向現代服務業和現代製造業轉型，而不是重化工，這兩者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現代製造業的價值鏈做延伸，向上做原材料采購，做研發設計，向下做物流、做銷售網路，做品牌和商譽、做零售就能夠創造出吸收大量就業的現代服務業。中國有最大的市場，最強的製造能力，但缺自主的知識產權、技術和標准、物流服務，這些領域我們完全有條件進入價值鏈高端的競爭。

我們堅信，80年前那段灰暗的歷史不可能在中國重演，至少到目前，中國的政府、企業、居民以及金融部門的資產負債表都還是健康的，中國政府2007年的赤字率僅有0.6％，債務率也近為18％，遠離國際紅線（赤字率3％，債務率60％），中國主要銀行的杠桿率都在10倍以下。中國政治穩定、金融穩定、財政殷實，具有較強的抵禦外部沖擊的能力。從需求看，中國的城市化率僅有43%，中國的人口集聚還遠遠沒有完成，這決定了中國經濟成長和轉型的空間十分廣闊。

如果我們加大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力度，徹底地告別舊時代和舊模式，加快深層次的體制改革的步伐，減少壟斷、放鬆行政管制，釋放經濟活力，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就一定能最大限度地減小再平衡的痛苦，實現軟著陸，轉危為機，變被動為主動，重新創造出中國經濟的奇跡。
出處：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develop/1/218976.shtml
這也是不錯的資料：
http://www.cnceo.com/salon/bbs_show.jsp?id=58893

㈢ 如果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中央銀行可以採取什麼措施

1、向市場釋放大量的基礎貨幣

中國央行降准，不僅來得急，而且降准幅度也比以往大。因為新一屆中央政府上任以來，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基本上都是採取定向微調的方式，即使降准也只有0.5個百分點，但最近一次降准卻達1個百分點。

而上一次中國央行降准1.0個百分點，可以追溯到2008年底，是為了應對美國金融危機的發生。

這次央行突然降准1.0個百分點，有市場分析誤解為是因當前中國經濟增長下行的壓力在增大，政府不得不放寬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即誤解為當前中國貨幣政策發生重大轉向，由中性轉向強刺激，或中國版的量寬政策正在啟動，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如果從央行以非常規的方式向市場注入流動性的意義來說，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時，中國式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就已開始。

從已有數據來看，至2014年底，中國央行資產負債表總規模為33.8萬億人民幣，以當時匯率計算，為5.4萬億美元，相當於當年GDP的53%，是2006年底時資產負債表12.9萬億人民幣規模的2.6倍。

同期，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總規模為4.5萬億美元，相當於當年美國GDP的26%，是2006年底時資產負債表9037億美元規模的5.0倍。也就是說，美國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央行資產負債表的絕對及相對規模都比美聯儲的要大，只不過，美聯儲的擴張速度要比中國央行快而已。

上述數據表明，2008年以來的「中國式量化」，其規模要大於美聯儲，只不過中國央行資產負債表的擴張方式與美聯儲不同罷了。

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的擴張主要是通過三輪量化寬松（購買債券）方式來進行，因此，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中目前持有2.46萬億美元的各年期美國國債以及1.74萬億美元的證券化資產，佔比達到93%。

而中國央行資產負債表的擴張主要來自不斷購入外匯，結果是，2014年底，中國央行資產負債表中外匯資產為27.1萬億人民幣，佔比80%。盡管兩者成因不同，但兩大央行資產負債表的擴張都意味著向市場釋放了大量的基礎貨幣或流動性。

2、央行降准力度的加大

美國及中國都有法定存款准備金率及超額存款准備金率。但中國主要是針對銀行或機構（比如不同的銀行實行不同的法定存款准備金率）而言，美國主要是針對不同存款額度而言。

比如，當前中國銀行業的法定存款准備金率為18.5%；而美國存款額度為1450萬美元至1.036億美元的法定存款准備金率為3%，高於1.036億美元的為10%，其他情況為零。不過，盡管中美兩國法定存款准備率差距很大，但總的存款准備金水平卻比較接近。

2014年，美聯儲法定及超額存款准備金達2.5萬億美元（但其法定和超額存款准備金之比為1：18），相當於美國10.4萬億美元存款的25%，相當於美國GDP的20%；中國法定和超額准備金（兩者之比為7：1）總額相當於106萬億元存款的22%，相當於中國GDP的37%。

也就是說，中美兩國銀行業存款准備金的差異在於中國絕大部分為法定存款准備金，而美國主要是超額存款准備金。這就使得中國央行將頻繁調整法定存款准備金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主要工具，而美聯儲則不需要動用法定存款准備金工具。

美聯儲存款准備金的增加主要通過美國銀行去杠桿化，把過多的流動性又迴流到美聯儲的賬戶。中國央行存款准備金的增加主要通過法定存款准備金率上升，用它來作為對外匯占款形成的流動性的對沖。

因此，中國法定存款准備金率的水平主要取決於外匯占款流入多少及流入速度。比如，中國法定存款准備金率由2003年的6%上升到2011年的21.5%，主要是與外匯整體大量和持續流入、以控制因為購匯而釋出的大量人民幣這一流動性貨幣的供給有關。

如果外匯占款突然收縮，央行就得通過降准來向市場增加流動性。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次央行突然降准，很大程度上與2015年一季度外匯占款突然減少有關。也就是說，這次央行降准力度的加大並不是央行貨幣政策的重大轉向，而是基礎貨幣形成條件發生了變化。

(3)中美銀行杠桿率差距原因擴展閱讀：

中國貨幣政策目標需統籌考慮物價、就業、增長及國際收支等的關系

與發達國家以及市場化程度較高的許多新興市場國家不同的是，中國貨幣政策的目標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元的。在發達國家的單一目標制下，貨幣政策更關注利率工具，用政策利率穩定物價並允許匯率自由浮動。

但是中國貨幣政策目標的多元化，就得統籌考慮物價、就業、增長及國際收支等目標之間的關系。這種多重目標制與當前中國轉軌經濟有關，同時由於長期面臨國際收支雙順差格局，國內流動性投放過多，使得中國央行不得不關注國際收支等問題。

因此，在貨幣政策工具的選擇上，目前中國央行可採用利率、匯率、存款准備金率、公開市場操作等價格及數量型工具。

首先，中國的基準利率與歐美發達國家不同。中國的基準利率是商業銀行一年期存貸款利率，而美聯儲是貨幣市場隔夜拆借利率。前者是對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直接定價，後者則是金融市場間接利率，需要相關的傳導機制影響金融市場各行為主體的信用風險定價。

中國銀行利率是管制下的利率，而美國金融市場的利率是市場化的利率。在這種情況下，金融市場的價格機制容易受到扭曲，而且當商業銀行都在突破央行的利率管制而產生嚴重的金融脫媒的情況下，中國央行貨幣政策效用更是容易弱化。

這也就是為何中國央行的降息所產生作用不大的原因所在。

其次，由於中國資本項目還沒有全面開放，市場化的匯率形成機制還沒有確立，人民幣匯率不可自由浮動。因此，中國貨幣政策長期以來都受到宏觀經濟的內外失衡的困擾。1994年之後，國際收支「雙順差」格局出現。

在2005年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後，由於人民幣單邊升值，上述情況更是極端化。在這種宏觀背景下，中國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受到資本流入和外匯占款較快速增長的挑戰。

在這種情況下，匯率政策工具既影響國內經濟增長模式變化及產生結構調整，也影響國際資金進入中國市場的流向及規模，影響貨幣政策工具使用上的主動性。所以，就目前的情況而言，匯率工具同樣是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工具的重要考量。

綜上，當前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就得在現實的基點上及既有的貨幣政策框架下，促進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周期性調整，逐漸地擠出巨大的房地產泡沫；就得去杠桿而不是加杠桿，從而保持貨幣政策的中性。

就得促進當前中國經濟由舊的增長模式向新的增長模式轉型及保證經濟增長，而不是重新啟動又一輪的信用過度擴張或推出所謂的中國版QE，讓中國經濟重新回到以往的增長快車道。

因此，在當前經濟內外失衡的大背景下，保持貨幣政策的穩健性，應是今年或當前中國央行貨幣政策的主基調。

㈣ 杠桿率的杠桿率優缺點

杠桿率的優點
引入杠桿率作為資本監管的補充手段，其主要優點為：一是反映股東出資的真金白銀對存款人的保護和抵禦風險的作用，有利於維持銀行的最低資本充足水平，確保銀行擁有一定水平的高質量資本(普通股和留存利潤)。二是能夠避免加權風險資本充足率的復雜性問題，減少資本套利空間。本次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在新資本協議框架下，如果商業銀行利用新資本協議的復雜性進行監管套利， 將會嚴重影響銀行的資本水平。有關數據顯示，一些銀行的核心資本充足率和杠桿比率出現背離。2008年年末，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的核心資本充足率為13.1% ，但杠桿比率只有2.9%；UBS核心資本充足率為11.5%，杠桿比率卻只有2.6%。
通過引入杠桿率，能夠避免過於復雜的計量問題，控制風險計量的風險。三是有利於控制銀行資產負債表的過快增長。通過引入杠桿率，使得資本擴張的規模控制在銀行有形資本的一定倍數之內，有利於控制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的過快增長。
杠桿率的缺點
杠桿率也有其內在缺陷：一是對不同風險的資產不加以區分，對所有資產都要求同樣的資本，難以起到鼓勵銀行有效控制資產風險的目的。二是商業銀行可能通過將資產表外化等方式規避杠桿率的監管要求。三是杠桿率缺乏統一的標准和定義， 同時對會計准則有很強的依賴性。由於杠桿率的相關項目主要來源於資產負債表，受會計並表和會計確認規則的影響很大，在各國會計准則有較大差異的情況下，該指標難以在不同國家進行比較。由於杠桿率具有以上內在缺陷，不可能簡單替代加權風險資本充足率作為獨立的資本監管手段，但其作為加權風險資本充足率的補充手段，可以從另一角度反映銀行資本充足狀況和資產擴張規模。

㈤ 我國商業銀行業務與國際銀行業發展趨勢存在哪些差距

金融危機之後國際銀行業發展的一般趨勢
穩健的資產負債表，微觀審慎與宏觀審慎並重的資產負債管理。次貸危機的發生，客觀上要求銀行業重組資本、重建資產負債表。但金融改革以及銀行行為的改變，使其具有了長期的趨勢意義。
第一，巴塞爾協議Ⅲ新增了留存超額資本要求、系統重要性附加資本要求、逆周期超額資本要求，並對合格資本進行了更為嚴格的要求，強化了股本的價值。在新的資本監管要求下，國際主要銀行具有了更為充足、更高質量的資本。
第二，隨著監管改革的推進，銀行表內表外的資產都被納入到了監管的范圍，信用風險以外的操作風險、市場風險也被納入到資本的監管體系中，銀行大量配置表外高風險資產的激勵被削弱，銀行具有更為穩健的風險資產配置。
第三，次貸危機的發生，暴露了過度依賴批發融資的弊端。次貸危機後，巴塞爾協議Ⅲ通過"凈穩定資金比例"指標督促銀行改善負債結構，提高融資的穩定性。在此情況下，國際銀行業的存款負債比例開始上升，同業業務所實現的負債比例則開始降低。
第四，作為資本充足率的補充，巴塞爾協議Ⅲ增加了杠桿率指標，意圖通過它來控制銀行資產規模(包括表內資產和經轉換後的表外資產)的擴張。
第五，次貸危機後，面對宏觀經濟波動，監管機構通過壓力測試等手段，對大型銀行的資本規劃以及資產負債管理進行督導和管理，從而將宏觀審慎監管傳導到銀行的資產負債管理當中。銀行如果能將應對復雜監管轉變為自己的競爭優勢，將是借機轉變成高績效銀行的高明之舉。

㈥ 金融機構的去杠桿化以及杠桿率是什麼意思

杠桿率就是負債除以自有資本，本質是一個負債率的水平。負債越高，杠桿率越版高。
去杠桿權化，就是降低這個杠桿率，或者增加自有資本金，或者減少負債，或者兩者同時進行。
金融機構的去杠桿化，本質上就是一個還債、降低債務的過程，通俗說，就是多拿自己的錢玩兒，少借別人的錢玩兒。

㈦ 銀行杠桿率是什麼

你要找的是不是財務杠桿率？
財務杠桿概念：無論企業營業利潤多少，債務利息和優先股的股利都是固定不變的。當息稅前利潤增大時，每一元盈餘所負擔的固定財務費用就會相對減少，這能給普通股股東帶來更多的盈餘。這種債務對投資者收益的影響，稱為財務杠桿。財務杠桿影響的是企業的稅後利潤而不是息前稅前利潤。
財務杠桿率等於營業利潤與稅前利潤之比，反映由於固定的債務存在，財務費用（利息）對保險企業利潤的影響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業負債的程度和企業償債能力，財務杠桿率越高反映利息費用越高，導致ROE指標越低

㈧ 美國兄弟銀行破產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主要原因是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風暴，它使得美國經濟泡沫越來越大。但是雷曼自身也存在一些問題，具體如下：

1、雷曼原本是一家傳統的銀行業巨頭，但是由於房地產，債券業的發展，雷曼也投身其中，並且投資不均。雖在起初房地產業蓬勃發展時聲名大噪，但是由於投資不均導致的風險系數也隨之加大。

2、雷曼自身資本有限，但是由於想要獲得大的收益，大力發展次級貸款業務，使得美國人不管有錢沒錢都一股腦的炒房。

3、所持有的不良資產太多，遭受巨大損失。

(8)中美銀行杠桿率差距原因擴展閱讀

雷曼兄弟破產之路：

一、雷曼兄弟曾四次面臨倒閉：

1、1929年股市崩盤；

2、1973年該公司投注利率損失670萬美元；

3、1984年內部意見分歧導致被運通並購；

4、1994年新獨立的雷曼面臨資金短缺。

二、2008年大事回顧

1、3月 雷曼兄弟股價大落大起——將裁員5300人；

2、4月 雷曼兄弟旗下三基金步入清算；

3、5月 垂涎0.6市凈率——巴克萊議購；

4、6月 二季度虧損28億——雷曼撤換總裁；

5、7月 傳高盛操縱股價致貝爾斯登和雷曼兄弟垮台；

6、8月 雷曼兄弟將出售400億美元資產；

7、9月 高層頻頻洗牌——資產出售事宜仍未解決；

8、9月 三季度巨虧39億美元——股價一日暴跌45；

9、9月 雷曼宣布破產——總債務6130億美元。

㈨ 銀行杠桿率增長說明了什麼

財政緊縮政策 即將發生通貨膨脹

㈩ 美國印錢對中國的影響

分析美國大量印鈔對我們國家的影響，實際上可以理解為分析美國寬松貨幣政策對我國的影響。這個問題一直是備受經濟學界關注。由於美聯儲具有「全球央行」的獨特地位，大量文獻已經證明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調整會對全球其他國家產生明顯的溢出效應。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資深研究員、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院長張曉慧在《多重約束下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一書中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具體內容分享如下：

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傳統的貨幣政策效果失真，催生了量化寬松等一大批非常規貨幣政策的誕生。這些以量化寬松為主的寬松貨幣政策對新興市場的影響主要分為三個方面：

一是美國量化寬松政策造成資本外流，大量美元貸款流向非美國地區，國際市場的流動性顯著提升。對其他國家的通脹水平也產生了較大影響。

二是新興市場國家對美國量化寬松的溢出性反應敏感。金融全球化使各國的債券收益率存在聯動，降低了央行對國內金融環境的調控能力。美國退出量化寬松政策會導致新興國家資本流動減少，產出減少，匯率貶值。

三是三元悖論二元化。三元悖論是指在開放經濟下，一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匯率的穩定性、資本的自由流動三者只能選其二。資本流動、資產價格、信貸增長存在國際性的金融周期。信貸流動多的國家受國際金融周期的影響更大。大國的貨幣政策會影響國際銀行的杠桿率，影響國際金融體系的資本流動和信貸增長。因此只要資本流動，不管匯率政策如何，國際金融周期自會限制國內貨幣政策，三元悖論由此便為二元悖論。

除了上面一些宏觀理論分析外，也有研究人員進行了偏微觀影響的分析，在這里主要分享幾個大家可能比較關注的方面：

第一，外匯儲備可能縮水。目前我國外匯儲備超過三萬億美元，美國量化寬松政策造成貨幣超發，致使美元貶值，這將會使得我國外匯儲備價值縮水。

第二，增加我國的通脹壓力，這也是大家最關心的一點。在大宗商品價格方面，由於大宗商品多以美元計價，全球美元流動性的增加將帶來美元貶值，從而推動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由於我國需要大量進口原材料能源，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也可能推高我國生產成本，帶來輸入型通貨膨脹。

與此同時，相較於美國而言，中國經濟率先恢復，資產回報率可能偏高，會吸引短期國際資本流入，從而推高資本流入國資產價格水平，比如說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等。金融行業資產泡沫風險增加，進一步加劇我國的通脹壓力。

第三，在國際貿易方面的影響存在不確定性。美元流動性的增加在國際貿易方面對中國的影響是不確定的，主要取決於支出轉換效應和收入吸收效應的共同作用。

從支出轉換效應來看，美元流動性的增加，美元貶值而人民幣相對升值，不利於中國的出口，而人民幣購買力提高會促使進口增加，凈出口下降導致產出下降。不過從收入吸收效應來看，美元多了有利於刺激市場需求，有利於中國的出口。從今年的結果來看，我國外貿情況超出預期。說明收入吸收效應作用顯著。

第四，杠桿率上升，債務風險加劇。在全球貨幣政策較為寬松的大環境下，雖然我國是少數採取正常貨幣政策的國家，但受疫情影響，央行增加流動性投放、加強貨幣政策逆周期調節的力度也不小。總體融資環境比較寬松，融資規模大幅增長，企業更容易通過獲得低息貸款、過橋、續貸等資金渡過難關。但是從長遠來看，這會增加企業債券兌付風險，提升銀行的壞賬水平，進而破壞金融的穩定性。

不可否認，美國寬松貨幣政策會給我們帶來不容忽略的影響。不過，美國不可能一直維持如此寬松的貨幣政策。從過去來看，當美國退出寬松貨幣政策時，勢必又會對中國造成影響。這也需要我們重點關注。比如說：2013年5月，時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宣布美聯儲可能會削減量化寬松規模，這就引起了「削減恐慌」。大量的資金尤其是投向證券組合的資金，在短時間內快速撤離新興市場，導致新興市場經濟體匯率、資產價格普遍下降，造成了顯著沖擊。

張曉慧的新書分析了發達國家貨幣政策正常化對新興市場國家的影響，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第一，美聯儲加息後，美國與新興市場經濟體之間的利差不斷縮小，國際資本持續從新興經濟體流出，新興經濟體可能會出現外匯儲備流失，資產泡沫破裂，貨幣貶值等多重打擊，甚至會出現經濟動盪，爆發危機。

第二，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跌，依賴大宗商品出口的國家會受到較大的沖擊，比如說拉美地區這種國內產業結構單一的國家影響較大。

第三，美聯儲恢復正常貨幣政策，可能改變投資者的風險偏好，提高風險溢價，推高國內中長期利率，導致新興經濟體財政赤字惡化，債務負擔不斷加重。

第四，一些盯住美元匯率的國家，將被迫同步收緊貨幣政策，這將引發新興經濟體股票、債券等雙雙下降，更高的利率和更少的流動性會加大企業融資難題。隨著流動性的收縮，地方債、企業債等問題快速暴露，銀行壞賬率、杠桿率上升，都會威脅我國金融體系的穩定。海外資金是國內很多房地產企業重要的資金來源，很多房企會在海外發行大量債券進行融資。海外資金的流動性緊縮可能會沖破中國房地產業泡沫，造成債務的連鎖反應拖累銀行體系，破壞中國金融體系從而對中國造成嚴重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