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匯率傳遞理論

㈠ 國內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指中央銀行運用貨幣政策工具影響中介指標，進而最終實現既定政策目標的傳導途徑與作用機理。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理論[1]
盡管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理論在不斷發展，各種學派對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有不同看法，但歸納起來貨幣政策影響經濟變數主要是通過以下四種途徑：

（一）利率傳遞途徑

利率傳導理論是最早被提出的貨幣政策傳導理論，但從早期休謨的短期分析、費雪的過渡期理論、魏克賽爾的累積過程理論中所涉及的利率傳導理論均未得到關注。直到凱恩斯的《通論》問世及IS-LM模型的建立才正式引起學術界對利率傳導機制的研究。利率傳導機制的基本途徑可表示為：

貨幣供應量M↑→實際利率水平i↓→投資I↑→總產出Y↑。

（二）信用傳遞途徑

威廉斯提出的貸款人信用可能性學說是最早有關貨幣政策信用傳導途徑的理論，伯南克則在此理論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銀行借貸渠道和資產負債渠道兩種理論，並得出貨幣政策傳遞過程中即使利率沒發生變化也會通過信用途徑來影響國民經濟總量。信用傳導機制的基本途徑可表示為：

貨幣供應量M↑→貸款供給L↑→投資I↑→總產出Y↑

（三）非貨幣資產價格傳遞途徑

托賓的Q理論與莫迪利亞尼的生命周期理論則提出了貨幣政策的非貨幣資產價格傳遞途徑。資產價格傳導理論強調資產相對價格與真實經濟之間的關系，其基本途徑可表示為：

貨幣供應量M↑→實際利率i↓→資產（股票）價格P↑→投資I↑→總產出Y↑。

（四）匯率傳遞途徑

匯率是開放經濟中一個極為敏感的宏觀經濟變數，因而它也引起了眾多學者的研究，而關於貨幣政策的匯率傳導機制的理論主要有購買力平價理論、利率平價理論和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等。貨幣政策的匯率傳導機制的基本途徑可表示為：

貨幣供應量M↑→實際利率i↓→匯率E↓→凈出口NX↑→總產出Y↑。

中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發展[2]
中國貨幣傳導機制的發展經歷了從1953-1997年底以直接控制為主的貨幣控制方式到1998年至今以間接控制為主的貨幣控制方式兩個階段。

1.以直接控制為主的貨幣控制方式。

從1953年中國建立計劃經濟體制以來,到1997年底中國實行的是以直接控制為主的貨幣控制方式。在這一階段,政府對信貸進行直接控制,並在不同時期為了適應當時的經濟環境和金融體制的要求,直接控制的程度和方式存在著不同。具體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即:「統存統貸」時期(1953-1978年)、「差額包干」時期(1979-1984年)和「雙向調控」時期(1985-1997年)。由於在1984年中央銀行體制建立之前,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中國沒有相對獨立的貨幣政策。所以,本文著重分析中央銀行體制建立之後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2.以間接控制為主的貨幣控制方式。

1998年,中國取消了對信貸規模的限制,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得到了發展,並且運用了利貨幣資產價格多種渠道轉變。目前國內許多學者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進行了研究,基本對貨幣政策通過多種渠道進行傳導沒有存在異議,但對在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貨幣渠道重要還是信用渠道重要的問題存在著爭議。對這方面的研究,國內多以實證研究進行分析。本文從分析貨幣傳導機制的理論開始,結合中國的實際,研究中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途徑
貨幣政策傳導途徑一般有三個基本環節，其順序是：

從中央銀行到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工具操作，首先影響的是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准備金、融資成本、信用能力和行為，以及金融市場上貨幣供給與需求的狀況；

從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到企業、居民等非金融部門的各類經濟行為主體。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根據中央銀行的政策操作調整自己的行為，從而對各類經濟行為主體的消費、儲蓄、投資等經濟活動產生影響；

從非金融部門經濟行為主體到社會各經濟變數，包括總支出量、總產出量、物價、就業等。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關鍵
金融市場在整個貨幣的傳導過程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首先，中央銀行主要通過市場實施貨幣政策工具，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通過市場了解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調控意向；

其次，企業、居民等非金融部門經濟行為主體通過市場利率的變化，接受金融機構對資金供應的調節進而影響投資與消費行為；

最後，社會各經濟變數的變化也通過市場反饋信息，影響中央銀行、各金融機構的行為。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問題
(1)隨著西方國家以利率取代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間目標，利率傳導作用越來越明顯，成為貨幣政策傳導的主渠道。

(2)金融市場的日益健全、間接融資比重的不斷下降和直接融資成本的不斷降低，使得銀行信貸對整個金融市場的反映狀況越來越不全面，銀行信貸傳導作用越來越小。

(3)隨著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資產價格、財富效應的傳導作用越來越重要，資產價格開始納入西方國家的貨幣政策監控指標之中。

(4)預期和信心的傳導作用引起了一些國家貨幣政策當局的重視。

(5)新經濟和股市財富效應的增強，使利率與股市的關系復雜化，貨幣政策的利率傳導渠道面臨新的問題和挑戰。

㈡ 論文：稅收與國有企業改革

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心逐漸從宏觀領域轉入微觀領域，政府作為主導力量，在制度變革中所發揮的作用發生了變化。即由直接的發起人、組織者和參與者轉變為改革的引導者和服務者。本文選擇財政體制變革和國有企業改革這兩個密切相關的改革領域，對比分析它們的主要聯系，在制度變革中的協調配套作用，並且說明在此過程中，政府經濟職能的變遷。對照現實，圍繞國有企業改革這個中心環節，財政體制的變革仍然大有可為。

回顧兩類變革的歷史進程，我們發現一個突出的現象，即80年代以前，國有企業改革並沒有作為一項單獨的內容納入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規劃之中，而成為政府財政體制變革的一個組成變數。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主要在於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利益目標和利益主體高度單一，政府是全民利益的天然代理人，而且充當了主要的社會經濟主體，因此人們對社會主義國家政府財政的職能及其體制的認識比較模糊，國有企業改革的作用沒有凸現出來。盡管如此，仍然可以分別觀察兩類變革的軌跡。

依照變革內容逐步深化的順序，本文將兩類變革劃分為不同的階段和時期。其中，國有企業改革分為兩個階段、七個時期。從增強企業自主權、試行經濟責任制、利改稅、承包經營責任制、稅利分流、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財政體制變革初步劃分為兩個階段，一是90年代以前採用中央集權為主，嘗試地方分權的管理體制，二是94年開始實行比較徹底的分權管理體制，即分稅分級管理的財政體制。前一個階段又可以劃分為高度集權的體制和適度分權的各種財政包干體制。劃分上述階段和時期的邏輯依據是，兩類變革都遵循了從利益劃分、許可權分配到構建利益主體的演變順序，內容逐漸深化。

兩類變革具有不同的演變特徵和規律。對於財政體制改革而言，主要有如下影響因素：政府經濟職能變化是它的內在依據；經濟體制和增長方式轉型是其推動力量；財政資金管理上的集權和分權是變革的主線；擺脫財政困境是變革的啟動因素；調整中央、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利益分配關系是主要內容；實現各級政府財政收支平衡是重要目標；促進經濟和財政的良性循環是努力方向。對於國有企業改革而言，體現為如下的特徵：放權讓利是總體改革思路；政府是改革進程的主導力量；改革的結果產生了雙重效應；改革的目標是以產權制度改革為突破口，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如果把兩類變革納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框架中來研究，可以發現它們的諸多共性。本文側重從宏微觀領域的配套角度，來認識它們之間的共性特徵。首先指出，角色變換是它們一脈相承的變革方式。中央、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構成變革的三級，其中中央政府是主體因素和決定性力量。變換的過程可以概括為「由上及下」和「以下帶上」兩個階段，借用制度經濟學的概念，前一階段分為強制性制度變遷和誘致性制度變遷兩個時期，後一階段稱為自發性制度變遷時期。回顧改革歷史和變遷趨勢，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從被動的執行者轉為積極的參與者和推動者，是多元利益主體格局下利益驅動的結果。盡管角色變換使得中央政府在制度變革中的地位和作用發生了一定的變化，但是兩類變革可能產生的沖突，卻將它推向更加重要的協調者位置。從放權讓利過渡到產權制度變革階段，國有企業改革目標的轉型，得益於中央政府財政職能重點向公共財政的轉移；政府財政分工格局從集權主導下的分級管理過渡到分稅分級的管理體制，中央政府對事權范圍的重新配置是關鍵的因素。兩類變革可能發生的沖突，主要起源於利益格局的重組、管理體制和經營機制各有傾斜的目標取向。為增強改革的效益，避免沖突帶來的消極影響，中央政府必須採取多種措施協調它們的矛盾。

在總體目標上，兩類變革都致力於增強宏微觀經濟效益，但是國有企業對改善微觀經濟效益負有更大的責任，政府財政則要努力消除微觀效益向宏觀效益轉化過程中的效益流失現象。為了協調宏觀經濟效益，兩類變革在企業經營機制上的共同要求是，國有企業應當實行生產經營和資產經營雙重經營模式，改變過去單純依靠生產經營的局面。但是，必須分清兩種經營的特徵和功能，避免走向另一個極端。

以時間為變數觀測兩類改革的內在聯系，也許更能說明它們在改革中的同步趨勢。這種同步性體制在三個方面：一是時期交叉，大致同步，主要是集權和分權周期的關系；二是在變革內容上，表現出相當一致的、逐步深化的邏輯演變，本文概括為前後相繼、又有一定程度交叉的三個階段：劃分利益、分配許可權和構建利益主體；三是變革目標模式趨同，財政體制轉向集中、財權分散的管理模式，而國有企業轉向決策集中、經營分散的經營管理模式。

接下來，本文將深入論述兩類變革的交互作用，力圖從中發現協調配套的途徑。首先立足於國有企業，本文認為隨著其制度變革的深化，將有力地推動政府財政行為的轉變。這種論述似乎與財政體制改革相距較遠，但誠如在導論中對財政體制及其改革所做的說明，財政體制是為財政職能服務的，當國有企業改革對財政職能行為提出新要求時，也就意味著財政體制應當轉化它不適應職能變化的方面。由此，選擇了當前急需解決的三個問題——企業投融資功能、利益分配機制和雙重經營模式，進入對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論述。

在企業投融資功能方面，我們認為國有企業存在主體缺位現象，這是它的重大功能缺陷。形成缺位的原因很多，利益主體和利益目標單一是最重要的因素，而企業財務軟約束助長了這一趨勢，兩方面都與財政職能及其體制相關。國有企業投融資功能缺陷和其他因素一起，共同促進了「倒逼機制」，並且導致了財政主導投融資的不合理格局。所謂「倒逼機制」，借用了貨幣超經濟發行中的「倒逼機制」的內核，其含義是：國有企業投融資功能不足，引起政府投融資行為對其進行強制替代進一步導致銀行信貸資金經由財政流向國有企業，形成倒逼的貸款；而國有企業因為財務軟約束，容易形成對銀行的不良負債（其反面是銀行的不良資產）。倒逼機制是形成國有企業債務累積，阻礙政府投融資行為轉型的重要原因。為了克服上述消極效應，必須強化國有企業投融資功能；並且轉換政府投融資行為。二者的主要分工在於，融資方式、投資項目及其產業分布、項目經營的盈利性問題。

市場經濟中，企業從事以重經營活動本來是正常的現象，然而我國國有企業繼承了傳統體制下的經營思路，對於資產經營的內容、方向和規律都存在諸多誤解。在公有制的經濟基礎條件下，企業的生產經營和資產經營活動密切相關，並存在相互轉化的途徑。它們與政府的財政運行具有對應關系，即盈利性的生產經營活動主要服務於政府公共財政的需要，而企業法人資產經營活動構成政府資產財政的微觀基礎。對於國有企業而言，必須分解政府財政的雙重復合職能，才能更好地保障企業面向市場經濟的靈活經營機制。當前，在改革中出現的不良現象是，政府以出資人身份，強制發起兼並、聯合和組建企業集團等資產經營活動，既不尊重企業的法人產權主體地位，又沒有充分利用資本市場優化資產結構的功能，所以這種運動化的趨勢應當注意避免。

國有企業成為獨立和產權利益主體之後，具備了自主的內部分配權利。但它們面臨的利益矛盾比改革前更為復雜，根源在於企業內部的多元利益主體所帶來的利益沖突。本文說明，效用最大化目標對於出資人、企業法人、職工和經理階層構成利益分配機制中的約束，並提出利益均衡的要求。沖突將主要發生在總量分割和分配優先權方面，一個焦點是國有企業職工的社會保障問題。這就在財政體制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因為建立多級化的社會保障體系，也是財政體制改革的一項和內容要求。分析國有企業通過內部利益分配為職工提供社會保障的種種缺陷，本文得出結論：必須從明晰企業內部分配關系入手，進一步深化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樹立「以人為本」的社會保障觀念；企業繳納保障基金和實物福利貨幣化；政府實施社會保障預算；個人付費和收益對稱。

以下轉換角度，從深化財政體制改革入手，分析它與國有企業改革的交互作用。這是全文研究的重點，也符合目前改革的中心。基本思路是，財政體制和國有企業最直接的聯系是分配製度上的聯系，政府和國有企業分配關系不順，具有深刻的財政原因。所以，應當致力於理順政企分配關系，促進政府職能轉化和政企分開。方法是：首先從解決國有企業目前最緊迫的高負債經營狀況入手，通過消除非自主性負債的財政根源，重組國有企業債務，為它們進行公司制改造奠定基礎。其次，圍繞建立合理規范的稅利分配製度展開主體工程，主動調整稅收、利潤分配關系中的不協調，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治理以收費為主要內容的制度外分配手段，從而基本理順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分配關系。第三，為了避免國有企業負擔反彈，必須依靠完善分稅財政體制，來消除政企分配關系紊亂的制度根源。為了促進國有企業制度轉型，應當將財政體制改革繼續繼續推向深入。本文提供的一條思路是：各級財政實行雙重運行模式，與國有企業的雙重經營機制形成協調配合的局面。實際上，這是對財政體制改革內容的深化，因為體制運轉的效率如何，不僅取決於資金分配和許可權分割，更重要的因素是各級財政利益主體的活動方式。由單一的政府財政運行，過渡到資產財政和公共財政的雙重運行，符合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也是轉變政府經濟職能的重要方面。

對於國有企業債務負擔的認識，首先區分了自主性負債和非自主性負債，它們與國有企業和政府的投融資行為緊密相關。其中，非自主性負債是指企業的對外負債中，一部分屬於外部因素的強制，迫使國有企業用負債資金替代所有權資金，或者高成本債務替代低成本債務，而這些資金的使用不能償還債務本息。以理性負債人的角度衡量，這種容易導致債務累積的負債融資是國有企業的非自主性負債。在我國國有企業目前的債務負擔中，屬於非自主性負債的部分居於優勢，它會形成企業未來的投融資障礙，必須盡快消除。因為財政職能及其體制是形成非自主性負債的重要根源，所以在重組國有企業債務方面，各級財政應當承擔職責。本文建議，應在以下方面進行嘗試：適量注資彌補財政欠帳和政策性虧損；國家部分債權轉股權；組建債務託管基金，轉化稀釋企業債務；分解承擔企業的社會性職責。

在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分配關繫上，著重從稅收、利潤、以收費為主的制度外分配的不協調，體現在工商稅制結構不合理、稅制建設落後於國有企業的產權交易活動、出口退稅的政策效應沒有得到充分發揮等方面。利潤分配關系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其一是利潤形式的多樣化，其二是企業保留利潤的外生性，其三是出資人所有權等級化，其四是公共積累收益歸屬未定。基金、收費和集資是各級財政和其他政府外分配的手段。造成制度外分配泛濫的最重要原因是，各級政府職能范圍不清，分稅財政體制對財政利益主體的劃定仍不徹底。其後果是：嚴重侵害國有企業的法人產權利益，影響它們的市場競爭能力；導致新的政企不分，阻礙公司化改制進程；侵害國有企業其他出資人的資本收益權，不利於建立有效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這里，需要解釋一下出資人所有權等級化問題。它是指國有企業的出資人在企業內部的責權利，不取決於出資額的多少，而決定於出資人的政治經濟地位，由此帶來資本金收益權的不平衡。在本文中，特指政府作為國有企業的出資人，其收益要求和職責履行不對稱，從而減少了其他出資人的收益。克服以上矛盾的方法是對症下葯，採取多種手段，完善工商稅收制度，平衡利益分享機制，治理和規范制度外分配手段，以形成政府和國有企業之間穩定、合理的利益分配關系。

現行分稅財政體制在運行中出現的問題，是導致政府和國有企業分配關系紊亂的制度根源。為了規范、穩定它們之間的分配關系，還必須完善分稅財政體制。根據目前出現的重點問題，應當著重從以下方面努力：1.明確分稅財政體制改革的三重目標含義——表層次目標：合理劃分政府之間的事權和財權；中層次目標：完善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體系；深層次目標：轉換政府職能，實現財政運行機制的轉型。2.現階段，通過調整稅種結構，重點建立以共享稅為主體的分稅體系，實現稅源和稅率的分享。3.健全地方稅體系，強化地方稅在地方財政收入中的主體地位，並賦予地方政府適度的稅收管理許可權。4.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權，建立科學規范的轉移支付制度。

建立公共財政和資產財政雙重運行模式，既是分離政府財政職能的需要，又是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尤為重要的是，從中央到地方政府，採用雙重財政運行模式，實際上是對財政利益主體行為方式的一次變革，是對現行分稅財政體制的深化。它對於轉變政府的經濟職能，改變財政運行方式，提高財政體制的效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實際運作中，應當注意中央和地方雙重財政模式的協調，以及它們與國有企業雙重經營機制的協調，二者之間不是簡單的對應關系，而是交叉的協調配合關系。

最後，本文藉助於現代生理學的細胞組織演變規律，對兩類改革進程作出了形象的歸納和描述，即它們遵循了一條「孕育——催化——裂變」的變革軌跡。目前的改革已經進入到以構建利益主體為中心的制度創新階段，即裂變階段，而裂變需要組織功能的進一步完善。在以上認識的基礎上，本文概括出對兩類變革相互關系的中心認識。即：1.財政體制變革滯後於國有企業改革的要求，不利於政企分開，是兩類變革相互聯系中的主要矛盾，因此必須盡快完善分稅財政體制並轉變政府的財政職能。2.今後，政府作為兩類變革的主體力量，不能獨自承擔改革的風險和成本，國有企業作為企業改革的參與主體，應按照受益原則擔負改革成本。3.建立統一、開放、平等競爭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是兩類變革的共同要求，為此應當協調各自的改革措施。4.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以後，將形成全方位的多元經營格局，它們與財政體制中的雙重運行模式能夠相互促進。

㈢ 什麼是價格穿越效應（pass-through)

LZ說的應該就是匯率的價格傳遞效應吧，具體是指一國貨幣貶值將同比例地提高以本國貨幣表示的進口商品的價格，也將同比例地降低以國外貨幣表示的出口商品的價格。

㈣ 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我國外貿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改革對我國稅收影響的各層面分析 人民幣匯率改革給我國的稅收安全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分析這種不確定性並進而得出應對方法是很復雜的過程，首先要基本了解影響的各個方面，通過分析各個層面的影響途徑和後果，我們可以對症下葯，維護我國的稅收安全。 （一）人民幣匯率改革在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層面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1.匯率風險與進出口貿易 進出口貿易受匯率變動影響很大。在我國實行盯住匯率體制下，以美圓結算的大部分進出口貿易基本不受影響，進出口企業對於匯率風險基本不敏感。而在我國匯率基本實現市場化後，匯率更多的表現市場因素。 在匯率波動對貿易影響的一般分析中，意味著貨幣貶值將改善貿易收支，反之貨幣升值會使貿易陷入惡化的境地。但是，現實情況並非如此。「一些經濟體在匯率波動過程中，當貨幣貶值時卻沒有達到改善貿易收支的目的，反而使貿易收支轉向了相反的預期。在追尋這種沖突原因的過程中，產生了新的匯率傳遞理論（imperfect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對於匯率傳遞程度，許多經濟學家對匯率傳遞系數進行了實證估計，發現匯率傳遞是不完全的，即匯率變動後進出口價格不同比例的發生變動，匯率傳遞系數不等於1.因此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是不確定的。 具體在出口環節，我國出口產品主題還在於紡織品，初級加工品和部分電器設備，在大型機電項目，我國還沒有形成一個標志性台階。外國對於我國的產品需求彈性很小，在價格優勢下，人民幣目前2%的小幅度升值不會影響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在升值預期存在的情況下，更有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未來50年樂觀的預測，這種升值力度會繼續增加，幅度將會是緩慢的，在這種升值預期的長期存在下，出口環節資金周轉會加快，企業會創造更多的利潤。 另外在進口方面，我國長期表現為內需嚴重不足，利率變動對我國儲蓄的影響不大，消費品市場長期處於輕度通貨緊縮的態勢，生產資料市場在未來10年內仍將是供應大於需求的態勢，進口環節不會有很大的增長，外貿環節稅收會隨著進出口企業的貿易增長而增加。 匯率變動並不完全由於市場本身的變化，還有很多人為的因素，比如國際熱錢和游資的干擾。我國目前處於金融改革的關鍵階段，關繫到我國市場化改革的成敗。由於我國金融系統承受著巨大的歷史包袱，積聚了巨大的金融風險，人民幣市場化改革前進的道路上困難重重，這對我國的稅收安全增加了很多的不確定因素。 2.外匯匯兌損益風險對經濟體的影響 外匯匯兌損益也是影響進出口企業和有外匯交易的企業的風險。由於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強制結售匯制度，企業保有的自主性外匯很少，進出口企業要完成進出口交易，需要經過結匯和售匯兩個階段，在這兩個階段中，都存在著本幣和外幣的相互兌換，在匯率市場化變動的情況下，兌換中會發生匯兌損益，這是企業必須面對的風險，同時對我國的稅收造成風險。在我國近期推出遠期交易後，企業可以通過掉期交易等遠期交易規避這部分風險。 （二）人民幣匯率改革在國際收支資本項目層面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改革在資本項下逐步實現完全可兌換，實現資本的自由流動。而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進而得出的不可能三角理論，一國不可能同時達到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匯率的目標，只能同時達到其中的兩個。在我國的未來的匯率制度選擇中，偏向於彈性更大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必然要求我國的資本項目下資本不是完全自由流動的，而事實上，很多國家和地區為了防止國際資本的沖擊，對國際資本流動都做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1.資本自由流動與我國金融風險 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金融風險是金融系統的不穩定和金融脆弱性的增大。資本自由流動在提高交易效率的同時，也帶來很多負面的效果，比如國際投機資本的惡意炒作和游資的蓄意沖擊。 自改革開放以後，湧入中國的國際資本一直呈現增長勢頭。「中國在利用國際資本方面保持了合理的結構和期限，資本流入絕大部分採用國外自接投資的形式，外債增長適度，而證券投資相對少。」 國外直接投資中有相當部分投入我國房地產行業，導致金融風險積聚。再加上我國長久以來積聚的金融風險，如果被蓄意利用，將危害到我國金融系統的穩定和改革的成敗，也將危害到我國稅收的安全。 2.國際資本流動變化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資本自由流動將大大提高我國的金融效率，在我國將來相當長的時間內，有限制的資本自由流動是適合我國的國情和發展需要的。隨著我國市場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我國經濟環境的不斷改善，適合國際資本進入投資的環境將越來越好，可以肯定的是，我國的投資價值在未來會好於西方發達國家，我國經濟健康快速的增長形象將會吸引國際資本的進入，帶動我國國內市場的繁榮，拉動我國的經濟增長，從而帶動我國稅收的增長。 一般說來，國際資本流動帶來的金融風險主要表現在貨幣危機、泡沫經濟和銀行業危機等幾個方面。但資本流動帶來的金融風險不一定必然演變為貨幣危機或銀行業危機，這主要取決於各國貨幣當局的政策以及所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對於國際游資和熱錢的進入，我們要加強監管，採取部分限制性措施，增強風險預警，維護我國經濟的穩定和稅收的安全。 （三）人民幣匯率改革在國內金融市場層面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改革會直接影響到我國的金融市場，通過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債券市場等影響我國的金融風險。 1.人民幣匯率改革與我國金融市場風險 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有一句話在目前值得思考：弱的銀行體系與開放的資本項目相結合是「等著發生事故」。可見人民幣匯率改革後，資本項目可兌換對一國的經濟發展和安全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意義。 在我國實行單一制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下，我國金融市場基本處於封閉的狀態，金融市場主要受國內經濟狀況的變化而變化，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對我國金融市場的影響渠道不是特別通暢。這也是我國能夠抵禦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當我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完全市場化後，資本市場放開後，我國金融市場和國際金融市場將融為一體，我國金融市場會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而變化，金融風險將會有更廣泛的傳播性與傳染性，影響也會是更大的。 2.金融中介機構市場風險與我國稅收安全 銀行資產質量惡化，不良貸款比重較高。在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過程中，由於資本市場發展滯後，融資格局主要以銀行的間接融資為主，在統一利率政策指導下，對支持企業不斷增長的投資需求以及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於以制度創新為核心內容的企業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各級政府對銀行的正常經營管理干預較大，不僅信貸資金的經營帶有「半財政」性質，而且扭曲了銀企關系；在近幾年的企業資產重組過程中，債、廢債現象嚴重，這無疑加重了銀行的壓力。 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風險日益暴露。我國的非銀行機構主要包括信託投資公司、財務公司、證券公司以及保險公司等，由於經營管理存在問題，再加上監管落後，這些機構經營存在著不少問題，其中隱含的風險是絕對不能忽視的。 人民幣匯率改革後，金融中介機構將會面臨更多的金融風險。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後，金融機構將會面對市場化的利率，匯率風險，直接影響到金融機構的收益，另外隨著金融機構逐漸趨向於混業經營，我國金融機構將面臨更多的投資風險與經營風險，這將勢必影響到金融機構的穩定性，影響到我國的稅收安全。 （四）人民幣匯率改革在國內產品市場層面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從根本意義上來說，匯率體現的是一國貨幣對外的價值，物價體現是一國貨幣對內的價值，因而對於一個開放度有限的國家來說，物價還是主要受國內供求和內部經濟因素變化的影響，隨著一國開放度的不斷加深，外部因素，特別是匯率因素對物價的影響才會逐步加深。 具體到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國內物價影響的研究， Lu. M and Z Zhang （2003）採用VARs（向量自回歸）方法對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國內物價的影響進行了實證檢驗，得到了人民幣匯率貶值將給國內物價帶來通貨膨脹效果的結論。另外J. Scheibe and D. Vines（2005）在對中國通貨膨脹的實證研究中得出，以貿易額為權重的名義有效匯率變動是影響國內通貨膨脹的一個重要因素，名義有效匯率貶值一個百分點，將導致國內物價上升0.3個百分點。「 人民幣匯率波動帶來的國內物價變動將導致我國產品市場價格和企業格局的變動，直接影響到我國的稅收安全。 （五）人民幣匯率改革後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選擇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改革對我們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在宏觀政策方面，我們所考慮的不僅是國內市場的均衡，更綜合考慮國際和國內市場的均衡政策選擇考慮內外兩個市場的相互協調。 更多請查看: http://..com/question/14182764.html?si=4

㈤ 如何用狹義的匯率傳遞概念來表述彈性分析法

貨幣論，又可譯為貨幣分析法。彈性論、乘數論和吸收論都強調商品市場流量均衡在國際收支調整中的作用，而貨幣論則強調貨幣市場存量均衡的作用。第一，在貨幣論者看來，對於小國來說，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貨幣當局無法控制本國的貨幣供給，它只能改變貨幣供給國內外來源的結構，即國內信貸與外匯儲備的比例。第二，一國國際收支赤字的根源在於國內信貸擴張過大，故它的對策是實行緊縮貨幣政策，使貨幣增長與經濟增長保持一致的速度。第三，貨幣論者認為國際收支是一種貨幣現象，但並不否認實際因素對國際收支的作用，只不過它需經由貨幣需求來產生影響。在貨幣供給不變的情況下，收入增長和價格上升通過提高貨幣需求，將會帶來國際收支盈餘，而利率上升則通過降低貨幣需求造成國際收支赤字。貨幣論關於收人、利率、價格對國際收支影響的結論正好與傳統理論相反。

㈥ 匯率傳遞效應的發生機制

匯率傳遞通常定義為進出口國家之間的匯率變動對其國內總體消費者價格的影響。實際上，與此相關的研究可以從進口國家的角度，測量匯率與其國內商品價格的彈性系數，也就是由名義匯率變動1％所引起的國內消費者本幣商品價格變動的百分比。

彈性系數大說明匯率變動引起的商品價格變化，大部分都被終端消費者價格吸收，代表匯率傳遞效應相對高。假如由匯率波動引起的價格變動完全被終端消費者吸收，則理論上稱為完全傳遞，如果只有一部分因匯率產生價格影響被吸收則是不完全傳遞。

(6)新匯率傳遞理論擴展閱讀：

總體來看，匯率波動主要通過兩種渠道引起國內消費者價格的變動，一方面是通過對進口商品價格帶來直接的變動影響，另一方面是通過對進口生產材料以及中間商品價格的影響，帶來加工商品生產製造成本的變化，從而間接將影響轉嫁到終端消費品的價格上。

假設國家的匯率傳遞程度相對高，那麼貨幣貶值會給國內通貨膨脹帶來上升壓力，而貨幣升值則會產生相反的影響。因此，宏觀經濟政策制定者需要將本國貨幣與匯率波動納入統籌考慮，才能更好地對通貨膨脹率進行調控。

㈦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什麼

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是指中央銀行運用貨幣政策工具影響中介指標，進而最終實現既定政策目標的傳導途徑與作用機理。

（一）貨幣在政策傳導機制的理論。

（1）利率傳遞途徑。
（2）信用傳遞途徑。
（3）非貨幣資產價格傳遞途徑。
（4）匯率傳遞途徑。

（二）中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發展

中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發展經歷了從1953-1997年底以直接控制為主的貨幣控制方式到1998年至今以間接控制為主的貨幣控制方式兩個階段。

（1）以直接控制為主的貨幣控制方式。

從1953年中國建立計劃經濟體制以來，到1997年底中國實行的是以直接控制為主的貨幣控制方式。在這一階段，政府對信貸進行直接控制，並在不同時期為了適應當時的經濟環境和金融體制的要求，直接控制的程度和方式存在著不同。具體可以分為三個時期你，即：「統存統貸」時期（1953-1978）。「差額包干」時期（1979-1984），和「雙向調控」時期（1985-1997）。在1984年中央銀行體制建立之前，從嚴格意義上鎖，中國沒有相對獨立的貨幣政策。

（2）以間接控制為主的貨幣控制方式。

1998年，中國取消了對信貸規模的限制，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得到了發展，並且運用了利貨幣資產價格多種渠道轉變。目前國內許多學者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進行了研究，基本對貨幣政策通過多種渠道進行傳導沒有存在異議，但對在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貨幣渠道重要還是信用渠道重要的問題存在差異。對這方面的研究，國內多以實證研究進行分析。

㈧ 在外貿中，中國匯率變化會對進出口造成什麼影響

（一）人民幣匯率改革在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層面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1.匯率風險與進出口貿易

進出口貿易受匯率變動影響很大。在我國實行盯住匯率體制下，以美圓結算的大部分進出口貿易基本不受影響，進出口企業對於匯率風險基本不敏感。而在我國匯率基本實現市場化後，匯率更多的表現市場因素。

在匯率波動對貿易影響的一般分析中，意味著貨幣貶值將改善貿易收支，反之貨幣升值會使貿易陷入惡化的境地。但是，現實情況並非如此。「一些經濟體在匯率波動過程中，當貨幣貶值時卻沒有達到改善貿易收支的目的，反而使貿易收支轉向了相反的預期。在追尋這種沖突原因的過程中，產生了新的匯率傳遞理論（imperfect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對於匯率傳遞程度，許多經濟學家對匯率傳遞系數進行了實證估計，發現匯率傳遞是不完全的，即匯率變動後進出口價格不同比例的發生變動，匯率傳遞系數不等於1.因此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是不確定的。

具體在出口環節，我國出口產品主題還在於紡織品，初級加工品和部分電器設備，在大型機電項目，我國還沒有形成一個標志性台階。外國對於我國的產品需求彈性很小，在價格優勢下，人民幣目前2%的小幅度升值不會影響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在升值預期存在的情況下，更有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未來50年樂觀的預測，這種升值力度會繼續增加，幅度將會是緩慢的，在這種升值預期的長期存在下，出口環節資金周轉會加快，企業會創造更多的利潤。

另外在進口方面，我國長期表現為內需嚴重不足，利率變動對我國儲蓄的影響不大，消費品市場長期處於輕度通貨緊縮的態勢，生產資料市場在未來10年內仍將是供應大於需求的態勢，進口環節不會有很大的增長，外貿環節稅收會隨著進出口企業的貿易增長而增加。

匯率變動並不完全由於市場本身的變化，還有很多人為的因素，比如國際熱錢和游資的干擾。我國目前處於金融改革的關鍵階段，關繫到我國市場化改革的成敗。由於我國金融系統承受著巨大的歷史包袱，積聚了巨大的金融風險，人民幣市場化改革前進的道路上困難重重，這對我國的稅收安全增加了很多的不確定因素。

2.外匯匯兌損益風險對經濟體的影響

外匯匯兌損益也是影響進出口企業和有外匯交易的企業的風險。由於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強制結售匯制度，企業保有的自主性外匯很少，進出口企業要完成進出口交易，需要經過結匯和售匯兩個階段，在這兩個階段中，都存在著本幣和外幣的相互兌換，在匯率市場化變動的情況下，兌換中會發生匯兌損益，這是企業必須面對的風險，同時對我國的稅收造成風險。在我國近期推出遠期交易後，企業可以通過掉期交易等遠期交易規避這部分風險。

（二）人民幣匯率改革在國際收支資本項目層面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改革在資本項下逐步實現完全可兌換，實現資本的自由流動。而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進而得出的不可能三角理論，一國不可能同時達到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匯率的目標，只能同時達到其中的兩個。在我國的未來的匯率制度選擇中，偏向於彈性更大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必然要求我國的資本項目下資本不是完全自由流動的，而事實上，很多國家和地區為了防止國際資本的沖擊，對國際資本流動都做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1.資本自由流動與我國金融風險

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金融風險是金融系統的不穩定和金融脆弱性的增大。資本自由流動在提高交易效率的同時，也帶來很多負面的效果，比如國際投機資本的惡意炒作和游資的蓄意沖擊。

自改革開放以後，湧入中國的國際資本一直呈現增長勢頭。「中國在利用國際資本方面保持了合理的結構和期限，資本流入絕大部分採用國外自接投資的形式，外債增長適度，而證券投資相對少。」 國外直接投資中有相當部分投入我國房地產行業，導致金融風險積聚。再加上我國長久以來積聚的金融風險，如果被蓄意利用，將危害到我國金融系統的穩定和改革的成敗，也將危害到我國稅收的安全。

2.國際資本流動變化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資本自由流動將大大提高我國的金融效率，在我國將來相當長的時間內，有限制的資本自由流動是適合我國的國情和發展需要的。隨著我國市場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我國經濟環境的不斷改善，適合國際資本進入投資的環境將越來越好，可以肯定的是，我國的投資價值在未來會好於西方發達國家，我國經濟健康快速的增長形象將會吸引國際資本的進入，帶動我國國內市場的繁榮，拉動我國的經濟增長，從而帶動我國稅收的增長。

㈨ 淺談不完全匯率傳遞理論

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影響的理論研究可謂歷史悠久，傳統的理論主要有以托馬斯孟為代表的「重商主義」，大衛休謨提出的「價格—現金流動機制」，馬歇爾的「彈性理論」，亞歷山大的「吸收分析法」。隨著各個國家之間對外貿易的不斷增加，不斷涌現出許多新理論和新方法，「不完全匯率傳遞理論」即是其中之一。 在傳統理論中，貶值意味著以外幣表示的出口價格下降，以本幣表示的進口價格上升，即認為匯率的傳遞是完全的，其傳遞系數為 1。這是假設各國廠商都不改變產品的價格時得出的結論。事實上，企業會對產品價格做出調整，所以匯率的波動不會完全傳遞為價格波動，即大多數情況下，其傳遞系數小於 1。例如，摩非特研究美國 1967—1987 年的狀況，得出進口價格傳遞系數為 35％—55％之間，而出口價格傳遞系數為 10％—20％之間。可見，出口價格的傳遞系數要小 www.homelunwen.com 於進口價格的傳遞系數。因此，通過貨幣貶值達到促進出口的目的是十分有限的，而且由於進口價格的傳遞系數和出口價格的傳遞系數存在較大差距，所以促進出口的作用將不及抑制進口的作用那麼明顯。這種情況，引起了經濟學家的關注，從而開始了對匯率不完全傳遞問題的研究，並從各個角度進行分析來解釋匯率不完全傳遞的原因，這就是不完全匯率傳遞理論。總的來說，匯率不完全傳遞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不完全競爭、產業組織 ；二、沉澱成本 ；三、市場份額。

麻煩採納，謝謝!

㈩ 請問一下關於人民幣匯率的問題 感謝

人民幣即期匯率是相抄對遠期匯率來講的，前者是當天或當期外匯交易的價格，後者是未來某個時間的外匯交易價格。
人民幣匯率中間價是當天人民銀行根據當天外匯交易市場上的做市商在外匯交易開盤時的報價的中間價格作為當天外匯交易的參考價，並規定0.5%的波動幅度。
如果企業某天進口貨物需要換匯，則使用當天的即期匯率。即若匯率是在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的基礎上產生的。